【系列】 胡適評傳
摘要：在一個不斷兩極化和激進化的社會中，胡適試圖去尋找一條超越階級鬥爭，和平獨立的發展道路。他致力於學術獨立，科學救國，以至於每次重回北大都帶著一個雄心勃勃的長遠大計。然而，時代偏偏無法給他一個正面求證的機會，他也無力給自己創造任何機會。
1939年，任駐美大使時期的胡適在美國住所
胡適之死
胡適的墓位於台灣省台北市東郊南港，在「中央研究院」對面的一座小山上。這個地方叫做「胡適公園」。胡適和妻子江冬秀、長子胡祖望就葬在這裡，他可以日夜眺望著生前工作的地方。
墓的上方是蔣介石的題字「智德兼隆」。墓志銘是他的學生、歷史學家毛子水所寫：「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1962年2月24日，是胡適生命的最後一天。到今年，他已逝世50周年。胡適故去時72歲，算不上高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倒在了工作崗位上，鞠躬盡瘁。從傳統士大夫的角度，無疑是個完美的終結。
那天台灣「中研院」舉行選舉，7名新院士當選。院士們發言後，胡適提出了一個問題：「五四」以來，科學精神為何還未生根？大家議論過後，胡適說了自己的想法：「幾十年的政治變動，八年抗戰，十年內亂，使我們的好多夢想未能實現。」隨後，他又把話題引到了另一個方向：言論自由。他稱台灣的言論比以前的自由了，已經有200多種雜誌了，在「檢察院」也有「一幫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討論批評」。
胡適這番話有些言不由衷，其實他想講的是民主。「科學」與「民主」是「五四」思潮的主題，這兩面旗幟胡適已經舉了四五十年，從未放下。他講完了「科學」未能生根，自然會說到「民主」怎樣落地，但此時話到嘴邊，胡適也不得不留了半句。
當時在場的研究員張朋園後來寫道：「那時候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還不容許在公開的場合批評時政，民主話題還是禁忌，不得不以言論自由敷衍一下。」但這樣的迂迴，欲言又止，實在不是滋味。胡適有點激動，也許身體已經感到不適，就打住了話頭說：「好了，今天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謝謝大家。」
此時正是下午18點半，有人上前與胡適話別。忽然胡適面色蒼白，搖晃了一下，仰身向後倒下，旁邊的錢思亮伸手扶他，但已經來不及了。胡適的頭碰到了桌沿上，身體倒在了地面，從此再沒有醒過來。這是胡適第四次心臟病發作，抗戰期間他在美國做大使，聽到丟了漢口之後，心臟病第一次發作；第二次發作是在聽到廣州淪陷，中國徹底失去了出海口這一消息之後；第三次發作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多，住了很長時間的醫院，無法工作。
胡適死後，周恩來說：「胡適是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換做李敖的表述則是：「40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間，沒有迷茫，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儘管李敖所寫的《播種者胡適》引起了一場關於胡適評價的論戰，但是胡適思想的統一與堅定卻是沒有人反對的。
胡適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得到他所說的那種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說話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這樣的自由。正因為這種幾十年來的持之以恆，胡適的名字才成為一個文化象徵，代表著科學、民主、思想自由、言論獨立、懷疑精神與實事求是、為真理而真理、社會改良與文化改造、健全的個人主義等等價值。
胡適的「非典型性」
胡適的一生都包夾在論戰、攻擊與爭議之中。除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幾乎和所處的每一個時代和階段都發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不斷抗議也不斷妥協。事實上，胡適的脾氣很好，不然也就不會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說。他性格中幾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這種影響則來自他的母親。胡適的母親幾乎就是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典範，總是用自己的隱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所有的矛盾。
胡適遺體出殯時台北街頭的送行場面
1928年10月，英國著名翻譯家韋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讚揚胡適是當世六大天才之一。
他說：「首先，他絕頂聰明，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同時，他天生異類，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歐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幾分鐘的交談，就會心服口服。說他的聰明絕不只是教育和後天的產物，而只能說是天生的稟賦。」
韋利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胡適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壓根兒就不具代表性」。換句話說，胡適和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分野，尤其是在「思考模式」上。他既有別於魯迅、錢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於和他有相似經歷的蔣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學。當然，他與後者的共識更多。韋利也對此感到困惑，所以他認為胡適是個天賦異稟的奇葩。所以，不應該把胡適當做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來研究。
在這種觀察下，胡適與時代的緊張關係有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因為他幾乎就是不屬於當下中國的人。但胡適又並非是一個孤獨的象牙塔，正是因為他的特質，他的稀缺性，才使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為破壁者，並在不斷爭議中成為一個時代的前瞻者與風向標。而他的格格不入，又使他不斷陷入被夾擊的中心。
因為他的不同，他給中國社會與思想界帶來了新的空氣。胡適訂定了當時中國史學、哲學、文學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標準；作為白話文學的作者和批評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話文，而是從根本上規範了新文學的技巧、形式、體例與品位；作為一個政論性雜誌的發行人、主編、撰稿人，他塑造了輿論，設定了時代的話題；作為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董事，他通過撥款資助，讓某些特定的學科、機構和研究人員得以出類拔萃。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由主義」從書本搬到了現實中，形成了一場持久的社會運動。他以懷疑精神，推動理性覺醒，形成獨立人格；以雜誌為輿論平台，倡導自由、容忍、多元的價值譜系；通過個人影響力反對獨裁，推進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處於20世紀上半葉自由民主低潮、而專制主義時髦的時代。尤其是他的朋友們都開始為各種專制獨裁鼓吹時，他依舊恪守著自由主義的理想。
在胡適周邊，形成了一個個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特徵的新團體，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獨立評論社以及在台灣的自由中國社。在每一個圈子中，他都是天然的核心。胡適藉此又幫助中國剛剛形成的知識分子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自由主義傳統。
劉東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中對這種傳統進行了有趣的描述：「他總是號召積极參与公共事務，但又總是注意保持個人的獨立地位；總是珍重自己對政治的發言權，但又總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願付出捲入其間的代價；總是強調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但又總是願意以社會共同利益為準繩；總是批評社會的種種弊端，但又總是保持一種溫和節制的態度；總是和現存的政治組織離心離德，但又總是尊重和利用現行的法律秩序；總是要求社會制度的不斷改革更進，但又總是不贊成使用激進的手段；總是祈望人類歷史的不斷進化，但又總是渴望看到這種進步能夠取道於緩慢的調整；總是在內心深處對人的生存狀態懷有強烈的價值理想，但又總是傾向於在現實層面採取審慎的經驗主義方法……他在小心翼翼地、左右為難地維護著個人的自由。」
這種特質性，一方面來自他的美國留學經歷。去美國前，胡適還承擔著那個時期青年人普遍的救國壓力，以及強烈的民族情緒。而他的學問之路，甚至也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他在《四十自述》中回憶，17歲那年，中國公學裡的同盟會曾經商量過，「大家都認為我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大概，當時的革命家們還不敢自信可以包治百病，所以還願意跟朋友訂下「我去革命，你來建設」的合約。
而到了美國後，胡適逐漸從民族救亡的危機中解脫出來，開始自由生長。他很快就改變了專業，從以實業救國為目的的農業轉到了自己喜歡的哲學。翻一翻胡適的留學日記，就可以發現他當年的閱讀有多麼龐雜，活動有多麼豐富。他既讀《左傳》、《荀子》，也讀柏拉圖、培根、司各特、大仲馬、狄更斯和各種俄國小說；他讀莎士比亞的劇本《羅密歐與朱麗葉》、《麥克白》、《李爾王》、《亨利四世》；他讀謝靈運、杜甫、王安石，也讀彌爾頓、濟慈、歌德、海涅；讀美國的《獨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他研讀拉丁文、法文、德文，尋找各種原版作品。他仔細閱讀了自由主義的經典——密爾的《論自由》，和平主義思想家安吉爾的《大幻覺》。
他進入到基督教家庭中生活，並親身參與到美國大選中。他研究「羅氏議事規則」，去華盛頓旁聽國會，在紐約州的伊薩卡觀察地方議會的運行，擔任康奈爾世界學生會的主席，並出席國際學生大會。他坐著火車到美國各地去進行演講，東至波士頓，西到俄亥俄的哥倫布城。他與各國的同學、教授討論問題，每天都要寫一兩封信給朋友們。
這種複雜的學習內容、豐富的社會活動經歷，不僅是國內青年無法想像的，甚至也是同時代赴日留學生們所無法企及的。胡適在一個最現代化國家的黃金時代中摸爬滾打，浸淫在規範化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很快他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胡適祖宅在安徽南部績溪縣上庄
而稍早留學日本的魯迅，成長環境完全不同。他的整個留學生涯始終處於日俄戰爭的陰影中，以弱國子民的心態吸收了轉手而來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最終在民族情緒的爆發中，發現拯救國民性的重要。因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不同的成長環境，胡、魯二人最終也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而另一方面，胡適的特質性來源於回國後的複雜經歷。從1917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上都一直居於中心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界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
1948年離開北平時，胡適留在東廠衚衕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來的對象，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的主要領袖、軍政要人，從蔣介石、汪精衛、李宗仁、張群到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張聞天等，民主人士包括宋慶齡、羅隆基、黃炎培等等。學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的信件更是名流薈萃，燦若星辰，無從舉要。無論政治立場還是學術派別有怎樣的差異，至少他們都曾有一個「我的朋友胡適之」。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耿雲志是國內胡適研究的權威，也是胡適檔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細心閱讀這些書信，廣泛查閱有關資料，在《胡適與×××》的題目下，可以寫成數十本有價值的傳記著作。」
至於國外，僅在大使任內，往來冠蓋，有美國總統羅斯福、美國國務卿及其司長、各國駐美使節、美國名流與富豪顯貴、訪美的王公將相，也不勝枚舉；學術上，往來唱和的是杜威、羅素、王國維和梁啟超。
在20世紀上半葉，胡適是一個交通樞紐般的人物，他所獲得的信息量與視野是同時代中國人難以達到的。他的個人世界也是整個時代的縮影。所以，胡適並非一個不識時務、思想迂闊的書生。
恰恰是因為他的特質性，才使他顯得如此突兀，以致「不合時宜」。他的「非典型性」使他總是陷入角色的緊張中，無論作為校長、輿論家、政府顧問，都會挑起爭議。而一旦脫去這些職務，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又成為一個笑呵呵的好人——「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年輕時寫過一首白話詩《老鴉》，把自己比喻成告人凶吉但遭人討厭的一隻「老鴉」，終不肯「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棲。」胡適的一生都感到自己的孤獨與寒涼，在現代中國的政治生態中，找不到可以棲息的樹木。但他卻不肯放棄號呼而鳴的天賦職責。
胡適出身敗落的徽商家庭，只有父親胡傳讀書做官，在胡適3歲時父親便去世了
如同北洋大學學生陳之藩給胡適的信中所說：「過渡時代的人又生在這樣一個國家裡，任務太艱巨了。」
秩序與共識
胡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龐雜而混亂的格局：它是一個最原始的角斗場——軍閥割據；面臨著最深重的災難——亡國滅種；陳列著最骯髒和醜惡的黑金裙帶——四大家族；卻模仿出最現代化的政局結構——民主共和；上演著最時髦的政治理想賽跑——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做著最美好的設想——烏托邦夢幻；尋找著最根本的方法——徹底解決。
中國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死循環，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兵化為匪，匪化為兵，兵又化為匪，造成一個兵匪世界而已。」
胡適給這個時代開出的藥方，其實是一個態度——「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這句話在梁啟超的《政治家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中也說過，胡適曾經在日記中大篇幅地抄過其中的內容。其典故來自《孟子·離婁上》，要治病，必須要有三年的時間蓄積藥材（艾草）。胡適眼中，中國是一場大病，必須要有時間診治，準備藥材，這是治本的路。
在當時那種危如累卵的局勢下，人們聽到胡適這話，可以說是急性子碰上了慢郎中。胡適認為，急也沒有用，如果三年都沒耐心，不如坐下來等死。退一萬步，這種態度即使不能立竿見影地救亡，卻能慢慢地為中國造下「不能亡之因」。
所以，胡適回國後首先做的並非制度性設計，而是推動人的獨立，不遺餘力地倡導自由、獨立、懷疑、寬容的價值譜系。他認為，爭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覺醒與解放，就沒有民族的覺醒和解放。他甚至打定了用20年的時間做「思想基礎」的決心。
在方法上，胡適以法治為解決政治問題的基本點，主張和平轉移政權，反對暴力革命。他痛斥舊社會的罪惡，並致力於呼喚改造舊世界。但他認定改造舊社會、創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呼喚民眾和平抵制。他畢生從事的便是催發思想的覺醒和抵制專橫的壓迫。
他認為凡是用暴力推翻的，結果還是暴力。所以他始終對「革命」——這個20世紀最時髦的詞語——保持警惕。他甚至認為，革命的結果必然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老師杜威就說過，社會的進步本質上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發買賣」，社會的發展本是個極其緩慢的過程，毫無捷徑可走。
在20世紀的中國，胡適是始終對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當30年代民族危機已經淹沒了民主自由的追尋，他的自由主義的同志，包括丁文江、蔣廷黻、錢端生等人都在政治上傾向於「專制」、「獨裁」了；在經濟方面，翁文灝、錢昌照等人也認為只有傾向於「獨裁」或「專制」才有利於有計劃的工業建設；而胡適在當時是唯一堅持民主和法治的人，也是憲法、憲政最堅定的鼓吹者。他認為個人的生命無論如何長，總比不過基礎鞏固的制度。胡適在這方面的努力和關懷，用他自己喜歡說的話是「功不唐捐」。
但問題是，時代的形勢與人們的耐心是否可得？如魯迅說：「改進最快還是火與劍。」
今天抽離來看，那個時代患的是一種「綜合症」，既需要瀉，又需要補；既需要開刀手術，又需要慢慢調理。任何一個專家即使做盡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可能獨力回天。然而，這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嘲笑胡適的理由，因為社會的興旺發達，端賴其每個成員各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自覺效命和積极參与，否則就是「同則不濟」。
但胡適的悲劇就在於，在一個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個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發揮作用的自由知識分子。他認識到了自己在一個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應該扮演的角色，卻看不出自己在一個不合理性的專制制度下應該何去何從。他過多地寄希望於輿論的監督作用，卻沒有想到在一個不尊重公意的政權眼中，輿論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在一個不斷兩極化和激進化的社會中，胡適試圖去尋找一條超越階級鬥爭，和平獨立的發展道路。他致力於學術獨立，科學救國，以至於每次重回北大都帶著一個雄心勃勃的長遠大計。然而，時代偏偏無法給他一個正面求證的機會，他也無力給自己創造任何機會。
就像美國學者傑羅姆·格里德所說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在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生這類價值標準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
胡適的成功在外部有賴於秩序與共識，而在那個年代，秩序與共識卻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當人們對現狀的耐心消耗殆盡時，革命便成為主旋律。這種語境下，胡適越做越「錯」，做多「錯」多。因為按照周恩來的話說：「他（胡適）所打的圖樣是要在破漏將傾的房子上添補丁，添那不可能的補丁，這不但徒勞無功，且更阻止革命的發展。」
所以，無論胡適怎樣批判政府都是「小罵大幫忙」，怎麼也逃不掉「奴才」、「焦大」、「粉飾」、「為賈府好」之類的罵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但卻在不斷激進化中落伍。他是那個急進轉型時代的寵兒，也是時代狂躁的悲劇承擔者。
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
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的文章中談到了對新社會的設想：「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但這只是一種遙遠的描繪，而不是一個具體的可以操作的綱領。
如何達到這個目的？胡適說：「我們……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自覺地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下一點一滴地收不斷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達到目的之時。」這依然是一種主觀的願望，沒有具體的內容。
在一個建立了共識和比較安定的社會體制中，這種主張也許可以博得很多人的擁護。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各黨派對於如何「改變世界」這一重大問題，無論在目的或方法上都存在著根本而嚴重的分歧，胡適的說法自然很難發生作用。
1930年前後的梁漱溟，正從事「鄉村建設」活動，他讀到《我們走那條路》後，很快在他主辦的《村治》雜誌上發表題為《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嚴正地批評胡適。
梁漱溟在信中說：「先生憑什麼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麼建立"一步一步自覺的改革』論？如果你不能結結實實地指正出革命論的錯誤所在，如果你不能確確明明指點出改革論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認人家，而別提新議。」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本人也不是「大革命論」者。但他和「大革命論」者都持有一種共同的假定，即中國的形式已經急迫萬分，我們必須立刻提出一套根本徹底的「改變世界」的方案以及具體的行動綱領、計劃。
但改變世界必然涉及解釋世界。
梁漱溟希望胡適能夠給出一個對當前中國社會與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他在信中說：「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錯誤，就在於對中國社會的誤認，所以我們非指正說明中國社會是怎樣的一種結構，不足以怯革命家之惑……」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中，余英時認為，梁漱溟的質問實際上擊中了胡適的思想要害。作為一個實驗主義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作為其基本態度，那麼要他立刻提出一個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全面論斷來以為行動的指南，這相當於要他只保留了「大膽的假設」，而取消了「小心的求證」。他也就無法給出「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這樣的全面性的論斷。
這是他在那個時代遇到的巨大困惑，是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思想難題：科學方法要求他不武斷，對於尚未清楚的問題不能隨便提出解決方案，當然更不能盲目地行動。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逢千年未有之變，迫切地需要答案、看法、判斷和解決方案，有許多急迫的實際問題需要當下做出決定。生活不能靜止不動，那麼這些決定便只有參照以往的經驗進行選擇了。
然而，在10年之後，毛澤東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中國社會的性質與改造世界的方法都給出了清晰的答案。毛澤東提出，中國社會本質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
從某種意義上，胡適迴避了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國，擺在國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務不是爭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權利，是解決勞苦大眾吃飯的問題，是謀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
價值選擇中，「平等」優先於「自由」。這也就是為何「反帝、反封建」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於是，胡適不管怎樣談「解決問題」，談改良，談憲法，談學術救國，都無法獲得太大的回聲。因為，他既不能回應民粹主義的深刻挑戰，即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社會公正問題，也遠遠遊離中國社會底層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稱的「免於匱乏的自由」。
「被殺死的摩西」
在台灣，胡適度過了人生的最後4年，也是他被四面夾擊的4年。他與時代的摩擦達到了高潮。他為自由而去，但在台灣他依舊沒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對朋友嘆息說：「寧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59年，胡適在日本東京接受記者司馬桑敦採訪時，曾有一段分析大陸學者吳虞的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他被指為左派，後來變為中間偏左，而逐漸的中間偏右，現在則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夾擊的中間了。」
吳虞是胡適的老朋友。40年前，胡適給吳虞的書寫序，提出要把孔子的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但時過境遷，人到暮年的胡適與老戰友吳虞的命運卻驚人的相似——「左右挨打」，「站在夾擊的中間」。他對吳虞的評說，看起來更像其夫子自道。
大陸方面曾經掀起過兩場對胡適的批判。從政治高度把他樹立為「人民公敵」，與蔣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是美國文化的「買辦學者」、「文化帝國主義」代理人和舊中國學界的領袖。胡適幾乎所有的門生舊誼都寫文章清算自己的思想，與胡適劃清界限，都說過一些在今天看來會後悔的話。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形容說：「一犬吠影，十犬吠聲。」
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早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就明確表達了對自由主義的否定態度。他在《中國之命運》中，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認為這兩種思想「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不切合國計民生，有違民族文化。他甚至認為，「自由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馬前卒。
在台灣，蔣介石站穩腳跟後與「自由主義」者的蜜月期就結束了。自由主義思想構成了威脅其政權的離心力，蔣經國化名為「周國光」，通過「國防部總政治部」發布了絕密的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
其中不點名批判胡適，「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
1958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回台灣時，一本《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已散發到台北各機關。這本攻擊胡適的書雖是匿名文字，既無出版地也無發行人，但殺傷力極大。它將丟失大陸的罪責歸咎於胡適，認為因胡適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對孔子，才破壞凝聚力，渙散了人心、軍心，最後導致「學運」不斷，軍隊望風而降。而胡適則是「國民政府」敗退的思想罪人，「剿胡」應該納入「反共復國」的總體戰略中。
胡適逝世前兩年，雷震因《自由中國》案而入獄，從某種意義上即是為了胡適一生宣揚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而坐牢。胡適知道，有生之年恐怕要以失敗而告終，他有一種強烈的破滅感。這年底，他給朋友張佛泉的信中沮喪地說：「生日快到了，回想起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毀滅了。」
胡適去世前一年，他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變革》，再度激怒了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及新儒家學者。對胡適的文化立場攻擊，又如雪片而至，鋪天蓋地。參與圍剿的既有「立法委員」也有曾在胡適面前謙稱後學的文化人。
此時，無論在政治、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各領域，胡適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即使在自由主義者的陣營中，他也因「雷震案」中的妥協和不夠激進而備受指責。胡適的健康也急劇惡化，去世前很長時間都必須住院養病。
胡適一生都是在批判與論戰中度過的，這種衝突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達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後，爭議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還未結束。
胡適死後，張愛玲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回憶：「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那麼，胡適是不是那個被殺死的摩西呢？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胡適已經逝世50年。就像我們去年對魯迅的回顧一樣，他們無法互為準繩，但都可以作為時代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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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北大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個人主義摘要：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時代的前夜
「如果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這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18章中的一句詩。1917年3月，26歲的胡適把這句話翻譯在日記中。4個月後，胡適乘坐輪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闊別7年的中國。
胡適對這句格言情有獨鍾，兩年後他在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的演講中再度提起，並重新翻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便看看不同。」演講最後他大聲呼籲：「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胡適回國之前，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規劃。這一年的1月，他去費城講演，順便去看望了在華盛頓的同學朱經農。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兩人談話後的感想：「我們預備10年以後中國人有什麼樣的思想，此問題最為重要，非一人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也。」此時的胡適，已經立志回國後要去影響、塑造中國人的思想了。
1917年前後，北京一所語言學校授課的情形
實際上他在1915年就有這樣的想法。他在這一年5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國人導師之預備。」這時候他已把「國人導師」作為自己的目標，並且開始為之奮鬥。4個月後，胡適結束了康奈爾大學的學業，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部跟隨杜威研究哲學。
回國之前，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已經向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為教授，甚至願意把「文科學長」的位置也讓給他。對胡適而言，進大學教書是個再好不過的選擇。他在美國與教授亞丹的談話中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
不過蔡元培看中的並不是胡適肚子里的洋墨水。胡適晚年回憶，蔡元培決定聘請他，是因為看到了他在美國寫的考據文章《詩三百篇言字解》。這是一篇研究《詩經》中所有「言」字意思的文章。
胡適去美國時還是宣統的年號，回國已換新天。但滿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卻大失所望。國號變了，國體也變了，他卻沒看到任何新的氣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依舊死氣沉沉，古國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氣。
胡適把這些見聞寫進了《歸國雜感》。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戲，演員還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2年前的舊古董！」而他13歲初到上海讀書的時候，他們就佔據著舞台。胡適對朋友說，這大舞台就是中國的縮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還是老戲，做戲的還是那幾張老臉。
他去逛書店更加沮喪，抽出一篇《墨學微》，還是梁啟超14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一個字；當年最流行的一部小說是《新華春夢記》。他再去看英文書，「大概都是些17、18世紀的書，內中有幾本19世紀的書，也都是與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書」。有名氣的英文教師連蕭伯納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更不要提契訶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適更加感慨：「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民國雖然成立了，但是真正的民主共和體制遠未建立。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接著袁世凱又罷免了國民黨人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職務。孫中山和黃興即起兵討袁，號稱「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敗。孫中山、黃興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凱又囚禁了章太炎。隨後袁世凱稱帝，旋即暴斃。就在胡適的歸船在橫濱靠岸補給時，張勳的辮子兵剛剛衝進北京，導演了一場復辟鬧劇。
在這個時代變革的前夜，感到寂寞與苦悶的並非只是胡適。遠在北京的魯迅，那時的周樹人，正坐在紹興會館的槐樹下消磨著生命。他搖著蒲扇，「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逛琉璃廠、抄古碑是周樹人苦悶中的唯一寄託。
「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胡適後來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寫道。
在胡適的意識中，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教育的問題而不是革命的問題。這與當年逃離仙台的魯迅十分相似。魯迅要改造的是國民性，而胡適的口氣更大一些，他要做「國人導師」。回國前，胡適豪情萬丈地填了一首《沁園春》，以詞明志：「且準備搴旗做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失望中，胡適不忘回趟安徽績溪老家。母親對他說：「你種的茅竹，現在已經成林了。」只是當他坐在上海劇場里看戲的時候，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時代推到大舞台的中心。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胡適正式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這時離他26周歲的生日還差3個月零1周。當年北大的校慶和胡適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晚年胡適還曾做過一篇考證文章，澄清了12月17日實際是庚子義和團運動後復校的日子。真正京師大學堂創立的日子應該是1898年12月3日（現在北大的校慶是5月4日）。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四公主府」里了。當時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型大小」。胡拿著260銀元的一類月薪，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身8號，那是北大的單身宿舍。
胡適在北大第一次亮相併非課堂，而是這一年的開學典禮上。他做了《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講，希望用現代大學的理念來改造中國的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
蔡元培主政時的北大，正是人才薈萃的時代。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劉半農、陶孟和等陸續到來。「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規模較小但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美國學者傑羅姆·格里德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說。很快他就成為一顆學術明星。
1917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界，並非「時無英雄」。嚴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等幾尊大神還都健在。年紀最大的嚴復65歲，年齡最小的梁啟超只有45歲。但就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了「功成身退」的階段，否則剛回國的胡適也不會在書店裡找不到一本可看的書。他面臨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差異及其相互關係的問題。進入民國後，中國的政體雖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實質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政治現象反而更加混亂。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
面對時代的挑戰，整整一代知識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但卻是無法突破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缺乏對「西學」親切而直接的認識。他們關於西方文化的認識大體都是從日本轉手而來的。對這一現象，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這些搞「西洋思想之運動」的知識分子都是不懂西語的，吸收「西學」的能力有限，所得往往「破碎」、「膚淺」、「錯誤」。所以搞了20多年的西學運動，也沒有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對於文化的核心問題，當時學術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經沒人能發揮指導作用了。嚴復晚年的思想越來越保守，因此並不願再談西學問題，更不願談什麼中西融貫，甚至退回到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上了。國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堅硬的牆，急需一個破壁者。胡適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了。他的優勢在於不僅接受了良好正規的西方學術訓練，對於西方的思想文化與工業文明也有第一手的體驗和觀察。
1919 年6 月，因示威遊行被捕的師範大學學生被拘禁在「學生監獄」里
胡適留美7年，正是他的「精神準備」時期。在這7年之內，中國學術思想正處於低潮時期。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使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二十六七歲的胡適就成為時代思想的發言人。
胡適用來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即尼采所說的：「重新估訂一切價值。」這種價值重估的態度，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治的層面提升到文化的層面，因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從此以後，「中學」、「西學」的舊名詞基本便被「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之類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余英時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蕩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的"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於是，胡適的出現象徵著中國近代思想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北大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便成為第一個價值重估的實驗室。
原來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是老教授陳漢章。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有的學生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胡適接手後，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並儘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系統，及中國哲學發展的線索。不講權威，講證據，用西方邏輯學來講墨子，孔子也不高高在上，諸子百家，都可以討論和批判。
歷史學家顧頡剛就坐在課堂上，他後來記述道：「他（胡適）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這樣的思想震動，彷彿當年走進萬木草堂的梁啟超。
「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胡適則捅破了這蒙壓在知識分子心頭的窗戶紙，把顧頡剛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東西說了出來。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這本書作序，提出四大思想價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既不以儒非墨，也不「獨尊儒術」，而是諸子平等，「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自視甚高的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也肯定了蔡元培對胡適的評價：「就當時學術界的水平來說，並非溢美。」
余英時不無感慨地寫道：「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從美國帶回的「實驗主義」。在胡適心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種「學說」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寫道：實驗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需勇於實行來試驗過。胡適特別提出：「實踐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在半個多世紀後，這句話又以極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並再度開啟了一輪思想解放運動。
反孔子的「托拉斯」
胡適畢業，歸心似箭，連博士學位都沒顧上拿。按照哥倫比亞大學的要求，必須將畢業論文出版，並上交100本後才能拿到學位。而胡適此時卻等不及了，一件更大的事業在召喚他。這就是「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倏忽近10年，直到1926年他重返美國交上論文，博士帽才真正戴在了頭上。博士學位問題，甚至成為胡適身後的一段公案。
回國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號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開始在北大任教。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3個月後，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時陳獨秀在1918年12月創辦了《每周評論》，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在1919年1月創辦了《新潮》。這兩個白話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有力盟友。以胡適為主將的「新文化運動」便從此全面展開了。
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帝制，但並沒有改變國家衰弱、民生凋敝的狀況。而中國文化的保守性卻依舊如故，沒有喪失它自高自大、自滿自足、居高臨下、傲視四夷的地位。這種「漢族中心主義」（唐德剛語）成為蒙住人們雙眼的面紗，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攔路虎。
如果不把孔子和其背後的儒學從神壇上請下來，大到解放思想，小至移風易俗，任何進步都無從談起。就像魯迅說的，甚至搬動一張椅子都要流血。
「五四」前夕中國學術的主流仍是儒家。但儒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早在清末已經搖搖欲墜。湯化龍在民國三年（1914）《上大總統言教育書》中已指出，無論「中、小課讀全經」或「以孔子為國教」都是實行不通的。即使推行祭孔的袁世凱政府，對於儒教的社會作用也失去了信心。
此時，胡適「截斷重流」重講中國哲學史，則是對中國上層精英文化的一次掃蕩。他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所製造的瓶頸，使「獨尊儒術」恢復到前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這就是把董仲舒以後，2000年以來「被扭轉的歷史再扭轉過來」。胡適回國前已把當時能找到的西方思想史經典原版書讀遍，他深知西方文明的崛起，文藝復興是第一炮。只有上帝的權威動搖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間，個人才能獨立。而質疑孔子就是瓦解中國的「上帝」。
在下層大眾文化的戰場上，撼動傳統文化的保守性，胡適則以「白話文」為突破口。胡適深信，「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而中國的語言文字恐怕更是「最保守的東西」中的典型。
胡適敏感地注意到了「形式」變革的重大意義，不僅有歷史的眼光，也有邏輯的思考。胡適認為語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內容的更新無從談起。他在《嘗試集序》中寫道：「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他在《談新詩》中將這種「體裁解放」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和鐐銬。
1930年左右，兩名中國留學生在巴黎打網球
在這個意義上，白話文運動就是中國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是破除掉的第一層「精神的枷鎖和鐐銬」。
胡適在留學期間就對改良中國文字感興趣，他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中提出：「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當務之急是「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漢文容易教授」。1915年他和同學任叔勇、梅光迪、楊杏佛等人之間產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稱之為「革命的導火線」，而「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在那場爭論中提出來的。胡適期望，藉助白話文將無聲的中國變為有聲的中國，將一個瀕死的文化復活過來。
胡適歸國前便以《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打了第一炮，引起了國內改革派知識分子的群起響應。魯迅對於白話文的表達更為極端，他在《二十四孝圖》中說：「只要對白話文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通過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周樹人變成了魯迅。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中國第一部白話學術論著；他的《嘗試集》又是第一部白話詩集，他甚至還是中國知識階層中第一個用白話寫信的人。
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法寶，正是由於白話文作為工具的變革，撬動了中國文化從舊的範式向新的範式轉變。
進了北大，胡適便直接參与《新青年》的編務活動，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因為陳、胡二人，北大自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作為對文化保守派「保存國粹」的回應，胡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顧念。即拿上「重估一切價值」的尺子，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去釐清事實，進而界定一切舊文化的價值。「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去偽存真，實事求是，自由討論。反對盲從，反對迷信，反對調和——沒有領袖不可以質疑，沒有學說不可以辨析，沒有權威不可以推倒。「新思潮的意義」，就在於「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最終「再造文明」。
在價值重估的過程中，孔子及儒家學說自然成為一個靶子。孔子的權威動搖了，文化保守性也就鬆動了。胡適在給吳虞的《愛智廬文錄》的序言中寫道：「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兩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胡適認為，最終一戰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燒掉。不把孔家店砸個稀巴爛，新的思想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再造文明」終究就是一句空話。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並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個被神化的孔子，那個壟斷人們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說到底，胡適是在反孔子的「托拉斯」，反儒家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反孔子的「本來面目」。唐德剛分析：「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壟斷貿易，已搞了2000多年，把我們消費者壓慘了。所以胡適要率領紅衛兵"打倒孔家店』。」
事實上，胡適小時候，也拜過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個虔誠小信徒。他還在家裡用紙盒做了一個「孔廟」每天拜祭。留美期間，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啟迪，對孔聖人已經不那麼盲目崇敬了，並且嘲笑過袁世凱尊孔祭聖的醜劇。但胡適對於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卻是「十分崇敬的」。他甚至說他心中有三個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取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
在北京教書的第二年，胡適打算把母親和妻子接來同住，於是打算去租一個較大的四合院。最後選定了老北大邊上的鐘樓寺14號，是個普通的典型四合院。地方不算大，但也有17間房。房租每月20銀元。一進門是門房，9間正房，兩側為廂房，旁邊有耳房。正房是卧房和書房，男佣人住在門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庭院不大，有幾棵小樹、幾盆夾竹桃。
胡適生性愛交際，他在給家裡的信中說到一些較大的開支，比如結婚後，曾邀請住在會館中的安徽同鄉吃喜酒，結婚宴請北大同人一次就花去了60銀元。胡適很勤奮，生計不成問題，稿酬源源不斷。商務印書館也想請胡適來工作，開出300銀元的月薪，但胡婉拒了。
然而胡適接母親來住的願望終究落空，他的母親馮順弟在1918年底因感冒去世，時年45歲。
胡適3歲喪父，由其母撫養長大，他的脾氣性格受母親影響最深。母親22歲守寡，生活於一個破落的舊式家庭中，勉力維持家業，備嘗艱辛。
母親去世後，胡適又想起了出國前在《競業旬報》所寫的一篇文章《論繼承之不近人情》。他在文章中說：「一個人能做許多有利於大眾，有功於大眾的事業，便可以把全社會當成他的孝子賢孫。」胡適把這一層思想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三W」代表「worth work words」，即「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
此時，他覺得有必要對當初的觀點進行修正。因為他的母親是個字都不識幾個的家庭婦女，卻對他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一切事情，極其平常的「庸言庸行」，也都可能是不朽的。於是胡適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不朽論」。即任何人的任何行為，無論善惡都會留存在社會上，發生影響。
個人是小我，社會是大我，胡適藉此討論人與社會的關係，「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永遠是不滅的」。「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
於是胡適引申出個人責任的重要——「你種穀子，便有人充饑；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胡適反覆強調：「今日的世界便是我們祖宗積的德、造的孽，未來的世界全看我們自己積什麼德，或造什麼孽。」
胡適一生不信任何宗教，但卻把這種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視為一種宗教和信仰。
胡適在對畢業生的演講中經常會說到「功不唐捐」。意思是，任何努力都不會白費。這句話改自《法華經》的「福不唐捐」。在1932年畢業演講中，胡適說：「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天所受的苦楚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地方，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五四」時期，胡適更多從個人獨立自由、個性解放的角度來倡導民主。當時許多人往往都把民主理解為一套制度安排，以為只要掌握到權力，按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度就實現了。但胡適認為這還遠不夠，沒有個人的解放，沒有個人的獨立自由，沒有基於個人自覺自愿的聯合、自治的基礎，民主是不可能真實確立起來的。
胡適擬訂宗旨的《自由中國》創刊號
胡適認為，知識分子為了更好地參與社會，就必須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獨立於社會。這便是他所宣揚的「易卜生主義」——「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
1918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專號」。胡適與羅家倫合譯了劇本《娜拉》（今譯《玩偶之家》），他又專門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論文。
這篇文章在青年中影響力巨大，被譽為「個性解放」的宣言書。胡適認為：「社會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時世界忽然改良了，須自個人"不苟同』做起。」
胡適認為，個人常常受到社會的壓迫，「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而人性的光輝就在面對社會、群體的壓力，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並為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他認為所謂獨立的個性，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胡適後來辦各種雜誌，編輯稿件都不改一個字，寫作者也都用原名而不用筆名，包括他自己。
胡適終生推崇易卜生在《國民之敵》中塑造的斯鐸曼醫生，一個孤獨的、不畏世俗、敢說真話的「國民之敵」。他始終以此為標準要求自己，勸慰青年。1930年，在《介紹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適宣稱：「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適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試圖去解決個人自由與國家、民族利益的關係——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藉助於這種立場的轉換，胡適就得以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五四」的口號。他認為，民主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千言萬語，歸根只有一句話，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也就將獨立個人和政治國家的主從關係反轉了過來。個人獨立與自由是一個健全國家的前提。這樣，他就有理由重新擺正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與政治組織的關係，政府不能要求個體的絕對忠誠；而個人又是高於政府之上，政府只能要求他的才能卻不能要求他的思想。
然而胡適所處的時代，國無寧日，戰亂頻仍，民族救亡的壓力不曾給人以喘息之機。個人與國家之間常常處於緊張關係。胡適一生演講無數，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句子恐怕就是，「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把自己鑄造成器」。這是他對青年的期望，也是自己內心的獨白，是他認為解決所有個人困惑的最後的那顆「定心丸」。
「正義的火氣」
一般認為胡適在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頁，按照鄭振鐸的說法是「發難的信號」。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的「發難」態度。他不僅選擇了更加溫和的「改良」，而且還是謙虛的「芻議」。他在篇末特別提到，希望讀者能夠匡正糾錯。也就是說，胡適認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種見解，拋磚引玉，以討論的態度研究問題。
而北京的陳獨秀卻嫌胡適的態度過於溫良。在緊接著的二卷6號上，他親自寫了一篇《文學革命理論》，自稱「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陳獨秀把胡適的觀點、態度全面升級，不僅要高舉「"文學革命軍』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書特書他的「革命三大主義」。
胡適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後，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長信。胡適說，雖然他在自己的詩文中，和朋友討論時常會用到「文學革命」，但寫成文章發表出來還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芻議」，而非教條式的論斷。胡適認為，文學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兩個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國內知識分子能心平氣和地研究這個問題，討論成熟了，問題就解決了。他不敢以自己絕對正確，而應該允許他人「匡正」。
然而，陳獨秀卻不以為然。他回復胡適，承認自由討論是學術發達的原則，但是就白話文學而言，這件事已經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錢玄同的態度則更加激進，把白話文的反對者直接扣上了「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帽子。他的態度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小學一、二年級國文一律改為白話文體，並從1922年開始在小學全部試行白話文教學。使用了幾千年的文言文，只用了3年多的時間，就被白話文取代了。革命派大獲全勝。一則，時代使然，如生物進化自有規律。而另一方面，則與新文化運動推進者的激進態度密切相關。
對於陳獨秀的激進，胡適晚年也有過正面的評價。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寫道：「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絕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
罵還是不罵？「絕對之是」，還是「匡以正之」？激進與保守，兩種態度，兩種取向，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了第一次交鋒。能罵出聲的是陳獨秀、錢玄同、魯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對謾罵的是胡適、王懋祖、任鴻雋、張奚若等，他們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兩撥學生，知識背景不同，價值信念也有區別，他們雖開始在一起，但分道揚鑣幾乎是必然的。
留美的汪懋祖寫信給胡適批評《新青年》說：「如村嫗潑罵，似不已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任鴻雋從美國回來寫信給胡適說：「謾罵是文人最壞的一種習慣，應當阻遏，不應當提倡。」
而錢玄同則寫信給胡適，批評他的態度過於「周旋」：「老兄（胡適）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卻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老兄可知道外面罵胡適之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很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我這是對於同志的真心話，不知道老兄以為怎樣？」
1924年，白話文運動的論敵林紓去世。胡適特地在《晨報》寫文章紀念。他說：「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的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為了還林琴南一個公平，他還抄了5首他的白話詩，還其一個本來面目。而錢玄同等仍舊不饒恕，他在《寫給劉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中說：「我底意見，今之所謂"遺老』，不問其曾"少仕偽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奴』，至微至陋的東西。」最後，還要加上一聲「呸」。
胡適與夫人江冬秀合影（攝於1917年12月）
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裂痕，最終導致了團體的分裂。這種「絕對之是」的態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氣，成為胡適後來所說的「正義的火氣」。對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適晚年在給蘇雪林的信中反思說：「"正義的火氣』就是認定我自己的主張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
「殺君馬者道旁兒」
「五四」那天，胡適不在北京。他的老師杜威在上海演講，胡適陪同翻譯。直到第二天，住在北大教授蔣夢麟家裡的胡適剛剛起床，就聽見有人敲門，隨後進來幾名記者，後面還跟著張東蓀。報紙隨後送到，各報首頁都是有關北大學生遊行示威被抓捕的大標題。他還不知道，當天學生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傅斯年。
5月7日，上海市民響應國民外交協會的號召，在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大會由復旦學生代表何葆仁擔任主席，全場一致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懲辦國賊，不得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歸還青島和撤走膠濟鐵路沿線軍隊，並廢除「二十一條」。
胡適也大汗淋漓地擠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要聽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故擠到前台，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完演說，跟著大隊去遊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裡衣濕透到夾袍子。」
5月29日，胡適陪同杜威回到北京。此刻學生還在罷課。胡適深感焦慮，他希望學生儘快複課。這一點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是一致的。「五四」當天，蔡元培就站在學校門口希望阻止學生出門，他認為示威遊行不能扭轉時局，而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經被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如果鬧出事來反倒給了懲戒北大借口。
蔡元培已身心俱疲，他雖然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一向認為大學是做學問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現在自己忽然成了學生的靠山，而政府又視他為幕後主使，無形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蔣夢麟後來在自傳中轉述了蔡元培對未來的擔心：「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5月9日，蔡元培留下了一張字條辭職而去。上面寫著，「殺君馬者道旁兒」。這個典故出自《風俗通》，意思是一匹好馬跑得很快，但路邊看客不停地鼓掌，馬不停地加速，結果不知不覺地被累死了。蔡元培說的是自己的處境，也是對學生的擔心。
一年之後，胡適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紀念「五四」的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他表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面，政府太卑鄙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五四運動推動了國民的覺醒，激發了青年個性解放的要求，帶來了社會的新氣象。除了這些積極的因素，胡適也感到隱隱的憂慮。
新文化運動經由五四運動而被政治化。胡適看到學生已經成為政黨的武器，成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曾在國民黨內負責青年工作的朱家驊後來說：「五四運動後不久，青年運動的本身，又側重於政治運動。當時的各種政治組織，都在"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觀念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於是青年也變作了獲得政權的一種手段。」
社會風氣與學生的心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掛冠而去的蔡元培，後來含蓄地指出：「因學生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依賴心，精神上的損失著實不少。」這是一種比較委婉的說法。查毓英在給胡適的信里專門對青年們的風氣提出尖銳批評。他說，北大學生熱衷開會，每年大會小會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佔百分之一」。有些學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將前什麼會議代表、主任等字樣印於名片」。大家無心學術，考試舞弊的現象頻出。學校里高談闊論的人多，實地做事的人少。
胡適在北大的十餘年中，從教授到文學院長，再到校長，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學潮，學生罷課如習慣性流產。他嘗夠了「殺君馬者道旁兒」的滋味，但卻從沒辭職過。
幾乎在每一個「五四」紀念日，胡適或寫文章或發表演講。他的態度從來沒有變過，學生關心社會是好，但不要受騙，不要空談主義，最不可取的就是罷課。胡適認為「罷課」就是偷懶和不負責任。
胡適始終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本質應該首先在於思想文化的啟蒙。通過接觸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復活起來。直到他生命的盡頭，這種看法與信心仍舊沒有動搖。1960年7月，在華盛頓大學舉辦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他以《中國傳統與未來》為題做公開的演講。在演講的最後，他說：「簡言之，我相信"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傳統，不曾被毀滅，也絕不可能被毀滅。」
然而令胡適感到遺憾的是，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本身雖然值得讚揚，然而就中國文藝復興而言，他仍舊是個不受歡迎的干擾。因為在胡適看來，五四運動標誌了中國學術界政治化的開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最終拉開了政治運動的大幕。胡適歸國時所期待的思想革命遠未完成，作為「新政治」基礎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便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他當初立意要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礎，這個目標已經落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蔡元培寫了首詩送給胡適，其中一句就是，「道上兒能殺君馬，河幹人豈誚庭粗」。胡適晚年在台灣，又把這句話說給了《自由中國》的同人雷震。胡適勸雷震不要再組建反對黨，組黨一定沒有好下場。不久後，《自由中國》雜誌被封，雷震被軍事法庭判入獄10年。
主義向左，問題向右
1919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後，由胡適代為編輯《每周評論》。胡適本人並不十分贊同《每周評論》的政治濃度，他也不是一個熱衷於空談政治的人。他後來在《口述自傳》中說：「既然無法避免談政治。我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於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注意到，「五四」之後人們太迷醉於各種主義、各種理論，甚至僅僅是口號，而不肯腳踏實地地研究問題，是一種很大的危險。因為空談主義並不能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反而會被政客所利用，所以還是提倡研究實際問題。
胡適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釗、藍公武等人的批評。當時，北京各學校正放暑假，李大釗離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讀到胡適的文章便立即揮筆，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李大釗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接著，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反駁李大釗等人的主張，並就「輸入學理的方法」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
但是，8月30日，《每周評論》第37號正在印刷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顧，查封了報紙，沒收了財物，登在這一期上的《四論問題與主義》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報紙流傳出來。於是「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也便中止了。
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是否相信社會的歷史構成中有一個「最後之因」。如果承認其有，那麼只要抓住這個「最後之因」，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謂的「根本解決」的路徑就是社會革命。或者如陳獨秀看來，就是「階級鬥爭」。
李大釗堅信，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革命運動是可以「根本解決」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的理念是每個充滿理想的革命者的思維定式，也是他們的終極目標。李大釗不同意「少談些主義」。相反，他認為只有「主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他要研究的唯一問題就是如何將紙上的主義轉入到實行的主義上去。李大釗也認識到空談是沒有用的，但他很清楚胡適文章的矛頭主要是對著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以他沒有指責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批評胡適反對他人宣傳馬克思主義。
胡適並非沒有研究馬克思主義，只不過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鬥爭學說不應該被加大宣傳；暴力革命帶來的主義的勝利，也未必真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事實上，作為「實驗主義」的信徒，胡適根本就不認為有任何根本解決之道，而社會的發展在於改良，在於一點一滴的進步。胡適可以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但是不能接受階級鬥爭理論。
胡適認為「五四」之後，中國陷入了「目的熱」和「方法盲」之中，空談主義就是滋養這兩種毛病的溫床。人本身的愚昧，很容易被主義的神秘性所哄騙，「被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
所以，「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做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做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做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做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做蒙蔽聰明、停止思考的絕對真理」。只有如此，才能將人類從抽象名詞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胡適在社會歷史觀上是個多元論者，他不相信有個「最後之道」在左右歷史。他是杜威的學生，杜威對社會發展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即社會進步應該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發的買賣」。也就是說，進步是在零打碎敲中完成的，是「得尺進尺，得寸進寸」。所謂「根本解決」，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根本不可能實施。
胡適反空談主義，主要是反對空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1922年，他應北大同學新聞事業同學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說，希望新聞業者能對「真問題」有所貢獻。他在最後說：「寧可因討論活問題而被封禁、被監禁、被槍斃，也不要拿馬克思主義、克羅泡特金來替張作霖、曹錕、薛大可、葉公綽的報紙充篇幅。」
由於雜誌被封禁，胡適的話沒有講完。10年後，胡適在《湯爾和譯〈到田間去〉序》中承認了自己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失敗，「十年以來談主義的人更多了，而具體的問題仍舊沒有人過問」。
就在「問題與主義」爭論達到高潮的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親自擬定了章程，並列出了首批幾十個等待研究的「問題」。包括「國語問題」、「貞操問題」、「杜威教育如何實施問題」。稍晚毛澤東創辦的「文化書社」也重點經銷胡適的書，如《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等。
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說：「我從未寫過一篇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每周評論》由傾向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編了27期，沒有被查封。被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胡適編了才10期，就被當局查封了。
隨著「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結束，由新文化運動而形成的一個知識分子圈子也開始解體了。談主義的向左來，研究問題的向右去。在胡適看來，分手並無不妥，若是為了表面的團結而犧牲思想的自由，才是丟臉。
-------------------------------------------------------------------------------------------------------------------------------「不合時宜」的歧路胡適自由主義努力社摘要：胡適自己並未意識到，在1922年他對個人角色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僅是教師、學者，也是輿論家，這三維角色構成了近代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模版。
忍不住的新努力
1922年6月，胡適寫了一篇《我的歧路》，他在文章中回顧了回國四五年的思想歷程，同時也是解答朋友們的疑問。胡適說自己正站在「三岔路口」：「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
此時的胡適，只有31歲，正站在他人生的第一個頂峰。短短兩三年，新文化運動勢如破竹，無論在學術界、思想界還是教育界，胡適已暴得大名。這年1月，上海一家媒體舉辦了一次公眾人物的投票，胡適被選為「中國12個最偉大人物」之一。在給美國女友韋蓮司的一封信中，他不無得意地談了自己的成績，「我似乎一覺醒來就成了一個全國最受歡迎的領袖人物」；這其中也有一點幸福的煩惱，因為「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與暴得大名斗遠比與反對意見斗更艱難」。
在新文化運動後不久，胡適很快就放棄了他的「20年不談政治」的想法。胡適說：「直到1919年6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
1926年，因參加抵制洋貨運動而被捕的民眾
「問題與主義」之爭，與其說是談政治，不如說是談政治的思想。其中沒有胡適的政治的主張，依舊是他在談思想。不過，這種「准政治」言論，「剛開了頭卻煞了尾」。按照胡適的說法：「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
其實，胡適本來就是政治愛好者。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時，他不僅有1/3的學時選修政治、經濟課程，對美國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制度也很感興趣，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那時他還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但1917年回國時，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學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這也就是胡適後來所說的，對於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這種政治觀的根本特點，就是強調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礎」，並進一步認為中國固有的文明必須得到「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
胡適看到：「在名義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敗漸漸地使年輕的中國認識到，民主是不能僅僅通過政治的變革來給予保證的。」直到晚年胡適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性的行為。」現在，他所要努力的，就是要在中國實行所謂「造因」工程，以此為未來民主憲政的實現而打下國民的基礎。
然而在內憂外患、救亡圖存的時代浪潮中，「五四」使胡適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走向了政治運動。胡適很快地發現，單純書齋里的「造因」工程不僅一廂情願，更是一種消極的選擇。他希望能看到有價值的爭論文章。「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8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所望。」他終於忍不住，親自披掛上陣。於是就有了1921年努力會以及1922年《努力》周報的創辦（周報創立後，努力會以努力社一名出現）。談政治，成為他「忍不住的一種新努力」，也宣告了「造因」工程的失敗。
胡適說：「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
胡適的選擇引來了一些朋友的反對。如魯迅的弟子、同鄉孫伏園給他寫信，希望胡適不要拋棄學術與思想文化事業，寫《政論家與政黨》之類的文章實在不值，並且希望替文化史拉回被政治史奪走的胡適。
但胡適的回復是：「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此時的胡適，依舊秉承了在美國習染的觀念——「關心政治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不過胡適依舊認為，他的主業還是學術與思想。即「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
但胡適這種對政治之有限、審慎、時斷時續的介入，顯然與傳統士大夫們徘徊於「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之間的心態有關。但是，時過境遷，這種心理結構又滲入了新的涵義：走進書房，已不再意味著去養氣，去逍遙，而是意味著去獻身於社會所必需的獨特職業分工；走出書房，也不再意味著去當官，去從政，而是意味著以社會公德和良知的名義，去對公眾生活的各個方面發表獨立的思考和批評。
胡適自己並未意識到，在1922年他對個人角色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僅是教師、學者，也是輿論家，這三維角色構成了近代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模版。
劉東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中生動地談到這種角色的困境：「胡適的書房，就好像設在一條駛到河心的破輪船上。他不捨得離開房間，不然他就做不成學問；但他又很想去看看水手們到底把漏洞堵上沒有，因為船若沉了他還是做不成學問。他只能在這個二難推理中惶惑和搖擺著。」
漸漸的，胡適在「新努力」上不斷努力，越走越遠。他的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都只寫出了上冊，便沒了下文。而他談政治的「歧路」卻終於成了不歸路。
自由主義的觀象台
地理學家丁文江是胡適的好朋友，也是努力社最早的創始人和直接推動者。他認為有職業而又不吃政治飯的人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討論政治，並對實際政治做公開批評。而且丁文江也曾多次批判胡適的不談政治：「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經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這個社的成員，除胡適、丁文江、蔣夢麟和王徵外，還有蔡元培、高一涵、任鴻雋、陳衡哲、陶孟和、張慰慈等人。他們大多是有歐美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而胡適則是當之無愧的思想領袖。
1921年5月，胡適草擬了《努力會簡章》。信條之一就是：「我們當盡我們的能力，——或單獨，或互助的——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他們並且議定，會議時用西方通行的議會法規，「本會的性質為秘密的」。成立日期是1921年6月1日。
在1921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大家商定辦一份小報，胡適提議就叫《努力》周報。每名社員捐贈月收入的5%作為辦報的經費，然而辦報的過程卻費了些周折。先是警察廳借口房東不同意，不予批准。於是胡適就擬了一個措辭嚴厲的呈文，要求「再請立案」。一個月後北洋政府找不到任何理由，就在3月31日下了批文，但要求胡適他們「慎重將事，勿傳偏激之言論」。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出刊，這是胡適按照自己的意志主持的第一個政論周報。從此胡適與政治刊物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其去世。
這一年的6月，胡適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見面，芥川打算用口語翻譯胡適的詩。胡適在日記中記錄了兩人的談話。芥川認為中國的作家享有的自由比日本人要大很多，他很羨慕。胡適回答說：「其實中國的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膽子與能力干涉我們。」
上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正在急劇分化。在主要流派中，《新青年》以陳獨秀為代表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共產國際的主張轉化為自己的綱領。《少年中國》中演化出國家主義派。控制著《晨報》、《時事新報》和《解放與改造》等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的梁啟超派（研究系），也亮出自己的綱領。而以努力社為核心，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寫文章談政治。觀點可以不同，可以辯論，但文責自負。《努力》周報成為這些自由主義者的「觀象台」。
1935年，廣州街頭一對時髦青年身穿最流行的時裝
這種模式，在後來的《新月》與《獨立評論》一脈相承地延續下來。
在《努力》周報中，胡適以「這一周」欄目為舞台，以一個輿論家的姿態開始了他的時政評論生涯。他專門寫了《胡適先生到底怎樣》的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態度：「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眼裡，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我是絕不幹的！」
胡適以「獨立的政論家」自詡，認為「這種獨立的政論家，越多越有益……」「他們的武器有兩種：第一是造輿論……第二是造成多數的獨立選民。」兩者結合，啟迪公民自覺，並形成獨立的現代輿論力量，給朝野吃政治飯的人以強大壓力。
胡適們力圖在中國社會中培植一種新的現代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從西方，尤其是從英美舶來的民主、自由與法治的觀念。他們用新觀念為尺子和準繩，去揭露和批判「不民主」、「不自由」、「不法治」的舊政治和舊文化。「政治上的革命不只是採用新的制度——用總統代皇帝，用國務院代軍機處……還有更根本的就是採用新的理想，承認新的價值。」
《努力》周報的生命很短，只有1年5個月，共出了75期，引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為題的討論，制憲問題的討論，玄學與科學的論戰等重要話題。
1923年，曹錕賄選成功，胡適對政治的糟糕深感失望，他認為《努力》周報的時評沒辦法做下去了。他給高一涵等人寫信，商量停刊的事情。胡適認為，現在談政治就是對著牆說話，最多不過大罵一場，但是「加上一罵，有何趣味？」如果繼續像以前那樣富有建設性地談論真問題如全國會議、息兵、憲法，則又會令外人誤解，無異於「為盜賊上條陳」。
北洋政府的信譽已經跌到了谷底，即使樂觀如胡適也不願開口說話了，不如索性關門大吉。就在寫這封信的月底，1923年10月31日，《努力》周報自己關門了。
胡適在最後一期說：「在這個豬仔世界裡，民眾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我們還應該向國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後可以談政（治）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1922年經中日談判，日本放棄了在山東的權利。因為胡適的「這一周」為外交總長王正廷說過一些話，北洋政府決定授予胡適三等嘉禾章，但被胡適拒絕。他在《努力》上刊登了一條啟示：「我是根本反對勳章勛位的；如果這個胡適真是我，還請政府收回去吧。」
「好人當政」與「跪著造反」
既然是談政治，自然要談得實際一點。《努力》周報在第二期就刊發了蔡元培、胡適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是努力社及其朋友們的政治綱領。他們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歸結為：「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地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具體而言是，要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胡適認為，改革政治，不一定要革命，不如先讓「好人」進入政府，加入體制，通過個人的努力，一點一滴改良。這可以作為改革的第一步，一個最低的要求。
「好政府主義」，原是胡適醞釀多時的一種政治主張。「好政府」的反義詞不是「壞政府」而是「無政府」。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來拜望，談話間，胡適便提出「好政府主義」這個名詞了。他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做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絕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
「五四」之後，無政府主義對於渴望自由與個性解放的青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反出封建大家庭的文學青年李堯棠給自己取筆名為巴金，就是源於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家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
1921年夏天，胡適到蘇州、南京、安慶等地講演。8月5日，在安慶第一中學首次公開講「好政府主義」。談到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時，他說：「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好政府）做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1922年《努力》周報創刊伊始，胡適就把自己「好政府」的想法寫了出來。為擴大影響，胡適便約了努力社的成員在蔡元培家討論，最後以一個共同宣言的方式發表。隨後全國各大報紙都進行了轉載。
這個綱領體現著胡適這些知識分子的一貫觀點。一年之前，胡適、蔣夢麟、李大釗和高一涵等7人聯名發表了《爭自由的宣言》：「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得來的……有幾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會生存的命脈。」他們提出爭自由的三大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書信秘密的自由；人民身體的自由；以及對選舉舞弊進行監督和查處。
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經濟危機接踵而至，貧富分化加劇，十月的炮聲和「勞工神聖」的呼喊震撼全球。自由主義及民主憲政的合理性開始受到懷疑和挑戰。自由，甚至被認為是一項有階級屬性的權利，只能被一部分人享有。
啟蒙大師梁啟超1920年歐遊歸來，心靈被歐戰的後果所震懾。他將《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改名為《改造》，在發刊詞中說：「確信代議制和政黨政治斷不適用，非打破不可。」
胡適的老朋友陳獨秀開始用階級觀點去界定政治形式。他認為自由是有差別和區分的，「不要將可寶貴的自由濫給資本階級」，「什麼民主政治，什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陳獨秀認定，「國民革命……也就是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這兩個意義」。
陳獨秀列出了應予打倒的「半封建派」的名單：既包括地主土豪、奉直軍閥，也包括梁啟超的研究系、「老民黨」、「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派」和「大學教授」以及「各種宗教徒」等共13種人。他們的自由都應該受限制甚至被擄奪。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宣言」中「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但又規定：「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方能享有這些權利。於是，只要國民黨認定誰不屬這個範圍，其公民應有的基本自由就被勾銷了。
在這種思想潮流中，胡適和努力社依舊堅定不移地把自由、法治、憲政看做無可代替的社會運行機制。他們認為改變政府的第一步，恰恰就是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謂「好人」——出來組織內閣，在體制內把事情先做起來，再慢慢做好，而不是另起爐灶。
20世紀30年代，胡適（右二）與友人的合影
胡適他們的綱領一發表，就引發了一場熱烈討論。最激烈的批評來自革命的倡導者，因為這種初級改良的方式，與改天換日的革命邏輯衝突。已身在南方的陳獨秀給李大釗寫信說，把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放在「好人」當政上，實在是「跪著造反」，不觸動封建軍閥政權，進行軟弱的改良，無疑是書生們的一廂情願。周恩來認為：「他（胡適）所打的圖樣是要在破漏將傾的房子上添補丁，添那不可能的補丁，這不但徒勞無功，且更阻止革命的發展。」
歸根到底，爭論的焦點在於革命還是改良。革命者認為，中國這座房子的結構已經徹底腐朽了，非要拆掉重蓋不可，加固房梁反而延長它的壽命。而胡適認為：「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於是對胡適而言，「好政府」綱領的意義，不在手段，而在其描繪出一個現代社會制度的基本框架。革命也罷，改良也罷，胡適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管理機構（政府）和社會運行機制？
然而，現實卻讓胡適失望。
1922年9月，由於軍閥派系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持王寵惠出來組織內閣，署理國務總理，羅文干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他們三人都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因此，這屆內閣被人稱為「好人政府」。但這個「好人政府」只存續了73天，「好人」有名而無實權，成為軍閥之間鬥法的工具，羅文干甚至被逮捕。
一年之後，「好人」教育總長湯爾和甚至感到被胡適「忽悠」了，勸他不要再談政治了：「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部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談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是另一個世界！」
胡適的回答很簡單：「但我們總想把這兩個世界拉攏一點，事實逐漸與理論接近一點。這是輿論家的信仰，也可以說是輿論家的宗教。」
「最不名譽的事」
1922年5月，末代皇帝溥儀從故宮裡給胡適家打了個電話，約他進宮去談談。此時，17歲的溥儀不僅已經讀了胡適的《嘗試集》，也讀了他的《文存》，很想見見這位年輕的洋博士與新派思想領袖。因為時間不湊巧，見面的時間推到了5月30日。
為了謹慎起見，胡適先去拜訪了溥儀的老師庄士敦。庄告訴胡適：「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中人勸阻他，他不聽，竟雇汽車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
5月30日，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去接胡適。那時宮禁仍相當嚴格，他們在神武門前下車，在護兵督察處的客室坐了一會兒，等與宮裡通了電話，才得進宮。那天見宣統的情形，胡適的日記里寫得很詳細。
胡適進了養心殿的東廂，溥儀站起來迎接。胡適鞠了個躬稱他「皇上」，溥儀稱他為「先生」。溥儀的樣子看起來很清秀，穿藍袍子，玄色背心。「皇上」特意和「先生」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還說起想出國留學，也有許多新書找不到。胡適答應可以幫他找書。
會面的過程很短，只有20分鐘就結束了，但這件事在宮內宮外都引起一陣風波。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宮裡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適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的背地吵鬧起來了」。而京中各報也都當做新聞刊載，還登出「胡適請求免拜跪」、「胡適為帝者師」等傳聞，鬧得滿城風雨。
胡適不得不寫一篇《宣統與胡適》作答辯。文中介紹了他們見面的經過，也談到了他對溥儀的同情：「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在他看來，之所以被拿出來「炒作」，恰恰是人們頭腦中的帝王思想在作祟。
上世紀80年代，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上映。「先生」見「皇上」的橋段又被後世醜化了一番。31歲的胡適被塑造為一個比陳寶琛還要衰朽的老頭，阿諛諂媚，一口一個「皇上」。
1924年10月，馮玉祥率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解散「豬仔國會」，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由黃郛代行國務總理，組成攝政內閣。11月5日，內閣強行修正了清室優待條件。民國政府派鹿鍾麟等去沒收清宮，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並把溥儀的小朝廷趕出紫禁城，限當天全部搬出。
胡適當天晚上知道了這件事情，便立即給攝政內閣外長王正廷寫了一封抗議信。胡適本身反對保存帝號，也反對浪費國家財政優待清室，但是他更反對撕毀約定，反對不守信義和恃強凌弱。
他在信中說：「先生知道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終生倡導法治，強調程序正義。在清帝的問題上，胡適反對以目的正義的旗號去侵犯程序正義，尤其是國家機器以某種理由去侵犯個人的利益。
這封信最初登載在《晨報》上，隨後又被中外各報所刊載，輿論一片嘩然，對胡適的攻擊如雪片而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為清廷辯護成為他的歷史污點。他在北大的朋友們對他也指責頗多。
周作人對胡適說：「從我們秀才似的迂闊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不甚合於"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已經過20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經驗的個人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
1925年，養心殿清查文件，找到了一批大臣密謀復辟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給溥儀舉薦人才，其中有梁啟超、蔡元培和胡適。因為梁與蔡沒有在逼宮時出言反對，所以沒有被攻擊，但胡適這頂復辟的帽子就被戴上了，再度成為眾矢之的。當時北京有一個「反清大同盟」的組織，在8月25日的報紙上呼籲，把胡適驅逐出京；溫和一些的，則希望胡適「痛改前非」，恢復思想文化界領袖的「當年風采」。
胡適在給北大教授李書華、李宗桐的信中說：「在一個民國里，我偶然說兩句不中聽、也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話時，你們的懊悔就太遲了。」
對於溥儀與清室的態度，胡適付出巨大的聲望代價，硬把他和支持復辟聯繫起來。溥儀出宮後，清室善後委員會進入，隨後成立了故宮博物院。主持工作的是有國民黨背景的易培基。胡適晚年回憶說，易培基一班人進宮後，「開始尋找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結果找到了他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面寫著「我今天上午有課，不能進宮，乞恕」。
這個「罪證」被鑲入了鏡框，作為展覽品掛了起來。胡適專門到故宮裡去看過，問能不能拍張照片留念，但沒有被允許。
「悖主」與「善後」
1922年6月，陳炯明所部粵軍圍攻廣州孫中山的總統府。胡適在《努力》上撰文卻站在了陳炯明的一邊。胡適是個和平主義者，反對武裝統一，他更支持聯省自治與南北和談。陳炯明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而孫中山主張用廣東作根據，武力統一中國。所以，孫陳之爭，胡適自然偏向陳。
此前，胡適和孫中山有過一段很好的交往。孫中山「護法」失敗後曾蝸居上海，潛心做思想文化和認識心理的研究，同時辦了一本《建設》雜誌，宣傳國民黨的國家建設原理。其時，胡適正藉助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如日中天。
孫中山通過廖仲愷將他的《孫文學說》寄給胡適，希望能在《新青年》或《每周評論》上發一篇書評，向思想輿論界推薦。於是，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寫了文章，介紹了孫中山的「知難行易」，並且稱讚「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後來，孫中山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也被胡適大讚為「遠大的計劃」。從胡適的角度看，一個研究問題的孫中山比一個高喊革命的孫中山更符合他的價值標準。
廖仲愷在致胡適的信中轉達說：「中山先生在《每周評論》上讀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這種精神上的響應，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
而到了1922年，和平主義者胡適反對倡導武力與革命的孫中山，其前後邏輯並無錯位。
孫、陳冲突後，孫中山的追隨者攻擊陳炯明「悖主」、「叛逆」和「犯上」。胡適則寫文章說：「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胡適認為，即使陳炯明的做法有問題，但也不該抬出「悖主」、「犯上」和「叛逆」作為理由，這些都是「舊道德的死屍」。
胡適認為國民黨還沒有擺脫幫會性質，還在用對領袖的效忠、偶像崇拜而不是理念認同來維持組織。他認為現代的政黨，是人們自願信仰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根本就談不上「背叛」、「悖主」和「犯上」。
這些言論發表後，遭到國民黨報紙長時期的猛烈攻擊。《民國日報》的著名副刊《覺悟》，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周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胡適的倫理》等一系列文章。
孫中山對於胡適的態度也反轉了180度。兩年後的1924年8月，《民國日報》刊載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第一講，編者也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談主義》，並引有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文字。孫中山看了十分氣憤，在報紙上批註：「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嘆……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隨後，這個撞上槍口的記者就被孫中山勒令開除了。
1924年底馮玉祥傾向革命，電請孫中山北上，商討國事並主持解決時局問題。11月孫中山離開廣州，經上海赴北京，並發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但這時上台的段祺瑞，卻提出召集「善後會議」的主張，與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胡適接到了段祺瑞的邀請函。許多朋友都勸胡適慎重考慮，不要參與，免得自損聲譽。湯爾和致信說：「善後會議……現在到京代表，誰不是牛頭馬面？會議如果開成，必系一批護兵馬弁，左攜鴉片煙具，右挾姘頭而上會場。以兄之翩翩，如何能與此輩並坐？」而民間輿論也都認為「善後會議」不過是軍閥的「分贓會」。
當時，胡適與國民黨在關於中國政局的政治見解上有明顯的分歧。國民黨主張武裝革命，統一中國，反對聯省自治；而胡適認為應召開各省會議，謀求南北和平統一，並贊成聯省自治。他認為應該通過擴大省議會的權力，使之成為制裁軍閥的基本制度，省議會自然要維護本省民眾的利益，從而反對軍閥窮兵黷武，這才是解決軍閥混戰的方法。
胡適猶豫良久還是決定參加「善後會議」。1925年1月17日，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是不怕人罵的。我此次加入善後會議，一為自己素來主張與此稍接近，二不願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三為看不過一班人的輕薄論調。」他回電說：「我是兩年來主張開和平會議的一個人，至今還相信，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於善後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願意試他一試。」
胡適的主張也遭到了共產黨的反對。陳獨秀認為聯省自治「不啻名捕賬單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武人割據是中國的第一亂源」。
在陳獨秀和當時的共產黨看來，當前各派軍閥背後都有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撐腰，英、美、日、法帝國主義的目標是相同的，就是通過扶持軍閥作為代理人，不希望讓中國穩定，不讓中國產生一個統一的政府。
而胡適根本不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首要矛盾，他甚至認為這種說法「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因為「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
胡適認為關鍵問題在實現民主主義的目標，推翻了政客軍閥的政權，趕走「武人奸人」，將中國政治改造好了，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不打自垮，不推自倒。而中國核心問題在於內政，在於能否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胡適說，「四分五裂的中國，破產的財政，瘋狂穢污的政治，9個月換5個外交總長的外交，穢德彰聞的國會」，是沒有外交可言的，這同時也是「外交失敗的大原因」。
如果說「戰爭」與「和平」都可以是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獨立的手段，但顯然「和平」的方式需要更多的條件。這也就是胡適後來多次表達的「和比戰難」。
此時的胡適，彷彿又站在了時代的背面。他和「牛頭馬面」的舊官僚、軍閥遺老們顯然不是一個立場，但又滑稽地坐在了一起，而且認真地去推動他的理想。
一個烏煙瘴氣的會議，據胡適的學生陳彬和記述：「選了復辟黨健將做會長；國家財政窮乏如此，會員尚領600元酬金；等於零的議案，提出來湊熱鬧；還有一輩犬馬遺老黨運動恢復清室優待條件。」陳彬和勸胡適「消極的退出，不必再試了」。胡適終於退場。
統一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要在怎樣基礎上的統一？胡適在20年代的努力沒有被歷史選擇。對胡適而言走在「歧路」上，就不能太在意羽毛了，這也是談政治的必然代價。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聲望指數下降到最低點。北大一院的廁所牆上，甚至塗上了學生的咒罵——「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
支持「復辟」外，胡適又多了一個罪名——「與軍閥同流合污」。
「掉下來」的導師
1925年，對胡適來說是非常艱難。年初因參加善後會議而惹來罵名，上海學生聯合會給胡適寫信，曆數胡適擁護復辟餘孽，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3月，他6歲的女兒胡素斐因肺炎延誤成肺結核，以至夭折。
5月，魯迅看不慣胡適「誤導」青年，寫了《導師》一文發在《莽原》上，矛頭指向胡適。「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文章最後，魯迅忍不住大喝一聲：「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那個喊著「掙個人的自由，就是掙國家的自由」的青年偶像，突然間就變成了「鳥導師」。
「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市民總動員，開始罷課、罷工、罷市，並且迅速向全國擴散，形成了全國性的反帝運動。胡適也與羅文干聯名上書北洋政府，提出懲凶、賠償、道歉、廢除會審公廨及「修改80年來一切條約」等交涉條件，以消除「將來之隱患」，「根本免除將來之衝突」。胡適希望理性看待這一事件，先在法律途徑解決，然後通過政治與外交廢除不平等條約。
由於當時英國公使想和北京學生界對話，胡適受歐美同學會所託，介紹北大學生會的學生和駐京英國公使見面。消息見報後，輿論指責胡適與英國人「勾結」。
6月，胡適第一次承認自己的「不合時宜」。他在中國少年衛國團做的演講中，為主張法律解決問題的梁啟超說話，其實也是在為自己辯護。他說：「聽說有人在執政府提議要把梁任公先生驅除出國境，我覺得這不大好。我們不是要求有真正的自由嗎？真正的自由精神在哪裡？出版有自由，言論有自由。一個人只要他有種意見，在他自己總有發表出來的權利，在我們總不能禁止別人發言。意見對不對又是一個問題，就算不對也盡有商量討論的餘地，何至於就說不愛國了呢？」
胡適感到「不寬容的空氣」越來越濃厚，讓他愈發感到窒息。
這一年的11月，胡適在上海和老朋友陳獨秀爆發了一次激烈的衝突。兩人在老朋友汪原放的亞東圖書館見面。據汪原放回憶，兩人起初都很高興，但談著談著便吵了起來。先是聽到陳獨秀質問胡適：「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很生氣地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然後還拿手杖在地板上猛敲了幾下。兩人便不歡而散。
胡適自小被稱作「穈先生」，性格溫和，總是笑容可掬，這是少有情緒失控的場面。
事實上，胡適並非不承認「帝國主義」，他只是認為「帝國主義」不是中國的真問題。他認為中國的統一問題，以至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國家內部做起，寄希望於國人的反省和自覺，先進行政治的改造，不贊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同意「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但認為其應該包括在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內，「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
在胡適的排序中，民主革命優先於民族革命。
而20年代恰恰是一個反帝、反封建情緒高漲的時期。1925年，「五卅慘案」激蕩起了罷工罷市的高潮，席捲全國。當時正在第一次合作的國共兩黨聯手推進「國民革命」，其首要任務就是針對帝國主義。1923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發出指示，第三條就是：中國的中心任務就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國內封建走狗的國民革命。
對當時佔據主流地位的時代精神，胡適是遊離於其外的。他堅持自己的解釋系統。於是胡適又被攻擊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和洋奴。
此時的胡適不僅和近代民族主義本身產生了衝突，也和正處於急速上升期的政治團體——國民黨與共產黨——都發生了激烈的思想與政治主張的衝突。胡適一直希望以一種超黨派的，不依賴於任何政治集團、群體組織的姿態，去發表自由獨立的言論，但顯然，這個超黨派的空間並不大。
20年代，胡適開始失去學生的支持。
一位1922年考進北大預科班的學生幾十年後回憶說：「入學考試的國文題目是《救國莫忘讀書》。這個題目是胡適出的，反映了他那時所倡導的要使青年學生脫離愛國運動、埋頭讀書、不問政治的反"五四』精神的思想……文化敗類、帝國主義的走卒兼政客胡適，逢迎曹、吳意旨，高唱"好人政府主義』、"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學生應多讀書，少搞運動』等謬論。入學考試的國文題就是對新來北京應試的青年的當頭一棒，企圖使他們在思想上先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入學之後，必須做一個讀死書、不問世事的規矩學生，和革命運動絕緣。」
北大一些學生比如鄭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適：「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
後來，董秋芳還專門去胡適家請教這個問題。據董秋芳在後來致胡適信中的自述，他們「在先生家裡談起，先生便鄭重地說：你們要放手槍炸彈，去放就得了。」顯然，胡適的話不是支持而是諷刺。本來董秋芳們還「以為先生是打破惡勢力的急先鋒」，然而，胡適讓登門的他們失望了。董在信中說：「已經"從百尺竿頭掉下來』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願意犧牲"新文化運動』的榮銜，去參加少數人宰割全體民眾的善後會議，恐怕一試之後，便不容你再試了。」
這一年，胡適應邀到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一路被學生罵過來。他在「南行日記」中記錄了一些來自學生的攻擊，比如：「胡先生遇事處處懷疑的態度去嘗試，是說："無論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殺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嘗試的，並不負什麼責任。』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還要可愛，不過你的姘頭已經很多了，味已嘗夠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罷！江漢不少的游女，你不來好了。」在學生們看來：「他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到了年底，國民黨在北京策划了帶有「首都革命」性質的大遊行，遊行中焚毀了對蘇俄革命有所非議的《晨報》。
當時胡適和陳獨秀都在上海，對這件事的看法完全兩樣。陳獨秀認為「該燒」，並問胡適：「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胡適對於陳獨秀這個問題思考了很久，寫了一封長信。從目前的資料看，這應該是胡適給陳獨秀的最後一封信。
胡適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胡適認為，不管《晨報》如何，都不應該有被那些以爭自由為旗號的民眾燒毀的理由。
胡適悲嘆道，「這幾年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而最不容人的那些人恰恰就是「一班自名為最新人物的人」。「我是不會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半年之後，胡適住在天津的旅館中無意翻看魯迅的《熱風》，大都是《新青年》時期寫的文章，感慨萬千，竟一夜不能好睡。第二天，他給周作人、陳源以及封他為「鳥導師」的魯迅寫了一封信。此時這三位朋友正在為女師大的學潮打著「對罵的筆戰」。胡適說，大家不妨再看看《熱風》里「學學大海」的那段文章，「讓我們都學學大海」，消除誤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
再兩個月後，胡適辭去了北大的教職，隨「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前往歐美訪問了。暫時離開了輿論的中心。
-------------------------------------------------------------------------------------------------------------------------------批評者的跌宕起伏胡適《人權與約法》北大摘要：在《人權論集》的序中，胡適把自己比喻成一隻鸚鵡，山中起了大火，鸚鵡以羽毛沾水，往返滅火。
「被革命壓死了」
胡適出國10個月，國內已然換了天地。北伐成功在望，國共兩黨分裂。北洋軍閥雖然倒台，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卻建立起來。
北京被改名為北平，有人提議南京改名為「中京」，還有人提議「故宮博物院」應改作「廢故宮博物院」，「孫文」的名字很少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尊稱他為「先總理」。口號滿天飛，標語滿牆貼。連國民黨宣傳部長鬍漢民都寫信給胡適說：「當著整萬人的演說場，除卻不斷不續喊出的許多口號之外，想講幾句有條理較為仔細的話，恐怕也沒有人要聽吧。」
國民黨修中山陵，胡適也認為太過浪費。他在日記中寫道：「墓的建築太貴，實不美觀，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400處石築，即便游觀，也可省不少的費。」他甚至認為，中山陵甚至現在不該修。「此墓修得太早，若留待50年或百年後人追思而重建，豈不更好？今乃傾一時的財力，作此無謂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惡名於後世而已。」
1952年，胡適在台灣做的一次公開演說
這個時期，胡適在日記中保留了很多簡報。在1928年5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壓死了。」
國民黨執政後實行訓政，事實上只學到了「一黨專政」的一點外形，但黨部之人攜「革命」之名四處橫行。在上海，胡適最感吃驚的是國民黨的宣傳的泛濫。宣傳成了「極重要極有魔力」的大事業，他感到非常反感。
胡適後來寫了一篇《名教》的文章批判標語之泛濫，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在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一樣——「同為廢紙而已」。
實際上回國前，朋友們給他寫信，勸他先不要回來，尤其不要回北京。
他的學生顧頡剛在信中說：「我以十年來追隨的資格，摯勸先生一句話：萬勿回北京去。現在的北京內閣，先生的熟人甚多，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他們為張作霖辦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們未必不拉攏，民眾是不懂寬容的，或將因為他們而累及先生。」「萬勿到北京去」下面還密密地畫了圈。
胡適在兩三年前，已經因陳炯明事件的言論與參加善後會議而得罪國民黨，他又喜歡發表意見，如果管不住嘴巴，反招來橫禍。顧頡剛甚至勸胡適「最好加入國民黨」，政治上順從他們，把精力放在做學問上。
胡適就在日本停留了三個星期，看了各種報紙，最後還是決定回上海。他在旅歐期間已經公開表態，支持國民黨北伐，認為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轉機，要使中國現代化必須打倒軍閥。他對英國留學生沈伯剛說，他原來是反對武力革命的，但革命既然來了，便當助其早日完成，減少生命與財產損失，儘早開始建設。中國急需一個現代化的政府，在胡適看來，國民黨總比北洋軍閥更有現代知識。
1927年5月20日胡適回到上海，直到三年半之後才離開，重回北平。他自己說：「此三年半中，不算是草草地過去。」在他去世前所寫的《淮南王書·序》的殘稿中，胡適特意提到，這是他生命中最閑暇的一段時光。他寫了有100萬字的稿子，其中有31萬字的《白話文學史》（上），還有十幾萬字的中國佛教史研究，以及十七八萬字的《中古思想史》長編。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時期。
那時的北洋政府，已是風雨飄搖，財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學連薪金也發不出來，文化人的生活不好過。政治壓迫更一天天加重，大批文化人便紛紛南下逃荒避難，或則尋求新的棲身之所。原來新月社和《現代評論》的一班人馬也紛紛南下，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饒孟侃、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員，都先後匯聚於上海。
胡適回國後不久，新月社的人們便聯絡商議，由大家招股集資，籌辦一個新月書店。他們推胡適為董事長，張禹九任經理。於是，6月30日的《申報》上登出了一則廣告：「新月書店開張啟事，本店設在上海華龍路法國公園附近麥賽而蒂羅路159號，定於7月1號正式開張，略備茶點，歡迎各界參觀，尚希賁臨賜教為盼。」
新月書店的開辦，以徐志摩關係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適只有100塊錢的股本，卻掛著董事長的名義，更不好意思不盡股東的義務。他便答應把《白話文學史》修改出來，給新月書店出版。同時，新月社又辦起了《新月》月刊。這本來是一本以文藝為主的雜誌，鼓吹「為藝術的藝術」，與當時的左翼文學並立。但結果從1929年第二號開始就大談政治了，掀起了一場「人權」風潮。
1928年3月，胡適當年的母校——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發生學潮，至4月底尚未解決。校長何魯辭職後，校董會推胡適繼任，希望他能出面維持，平息風潮。胡適慨然允諾，於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長。
此時的胡適，重新恢復了「教師」、「學者」、「輿論家」三位一體的角色。他在「月月有紀念，周周做紀念周，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的上海，開始了一段「大書特書」的生活。
「胡適系反黨」
1928年底，胡適寫了一篇《新年的好夢》，這是蔣介石全國執政的第一年。他夢想來年全國和平，因而可以裁軍，將軍費減去大半；他夢想苛捐雜稅完全取消；夢想鐵路收歸國有，鴉片之禍永絕中國；夢想有一點點言論自由，偶爾能給當政者指點一下錯誤。
魯迅後來也寫了一篇《聽說夢》，唱唱反調。魯迅說：「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的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裡面去。」
兩相比較，魯迅說的，基本都發生了；而胡適的，則基本落空。
1928年10月10日，國民黨宣布開始進入訓政時期。所謂「訓政」，即一切權力歸本黨，並且形成了一個口號——「以黨治國」，就是把國家政權託付給國民黨的最高機關來管理；並且，最高監督的權力「仍屬之於中國國民黨」。按照訓政理論，國民黨之所以握重權，是為了訓導人民如何使用政權，為憲政打下基礎；而且，必要時國民黨有許可權制「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國民黨訓政的實質在於搞「黨治」，即「以黨治國」，「黨在國上」，「黨權高於一切」。
1929年3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和宣傳部部長陳德徵，提出一個「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提案認為以前對「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與處置太拘泥於法律，過於繁瑣，法院受限於證據，倒使很多「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所以，陳德徵提出，「凡經省黨部及特別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也就是說，只要國民黨說誰是反革命分子，誰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對於此類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組織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
胡適在4月1日的日記中批道：「可憐陳德徵」，「生平只知有三民主義，只知總理及其遺教，只知有黨，終以為黨是製法的機關」。1929年4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聲稱：「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政府與黨的權力濫用並沒有被提及和限制。
於是胡適寫了那篇著名的《人權與約法》，挑起了一場人權運動。
胡適認為：「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自由之危害，正來自於政府。所以，胡適呼喚制定憲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訓政時期的臨時約法，以約束國民黨政府。這與國民黨政府制定法律以約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
兩個月後，在當年《新月》的第四號上，胡適又寫了一篇《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不僅再次呼籲制定憲法而非約法，而且把反訓政的鋒芒直指孫中山。因為訓政思想本來就來自孫中山。他的本意，於憲政之前，先行訓政，由政府訓導人民，以培養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集權論：「厲行黨治，扶植民權。」然而胡適認為孫中山錯了，「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立」。
1927年6月，英國士兵在上海蘇州河邊公共租界的街壘中站崗。河對岸是中國居民區
更重要的是，胡適提出黨國的袞袞諸公尤其要有憲法的訓練，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接下來，胡適又發表《知難，行亦不易》一文。
孫中山在他的遺囑中曾經要求：「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將《建國大綱》及軍政、訓政、憲政三大程序宣布為「中華民國不可逾越的憲典」。胡適對《建國大綱》提出質疑，不僅是對孫中山思想的批評，也是對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南京國民政府既定國策的批評。
但胡適並不懼然。1929年底，他乾脆把這些發在《新月》上的「反動」文章（包括羅隆基和梁實秋的）輯為一集，命為《人權論集》。在其《序言》中，胡適坦然地說：「上帝我們尚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隨後，胡適又把矛頭對準了「言論自由」和「黨化教育」。他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宣告：「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
胡適對於大學裡推行黨化教育持強烈的反對。他給蔡元培寫信說：「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是非。」從根本立場上，胡適反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及以「訓政」為名義實施的政治專制。他在一些政治含義相當明確的舉措上也毫不讓步妥協。在他當校長的中國公學內，堅持不掛國民黨旗，不做總理紀念周。批駁「孫文哲學」的《知難，行亦不易》，便是首先在中國公學的學術刊物《吳淞月刊》上發表的。
胡適的言論在自由知識分子中引起了震動。著名實業家張謇的兒子張孝若寫信給胡適說：「我肚皮里，也有一類感想的文字好寫，然而一想，我比不得你，你是金剛，不怕小鬼，我是爛泥菩薩，經不起他們的敲，還是擺在肚裡罷。」
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了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有一個"政府』。」在胡適眼中，此時的國民政府連政府資格都達不到。
上海的《民國日報》、《光報》、《時事新報》、《大公報》、《覺悟》、《星期評論》等許多報紙都刊文批判胡適。在國民黨黨報駁斥胡適的文章中，以《有人權才能訓政嗎？》一文最有代表性。文中寫道：「中國國民黨的專政，本身毫無掩飾的，我們的口號"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以黨專政』，毫無疑義地宣布出來。因為中國國民黨負了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責任，當然要盡這個責任而完成其使命。」
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率先發難，呈請將中國公學校長鬍適「撤職懲處」；接著又有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幾個省市的黨部，呈請政府「嚴予懲辦」；國民黨中央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行政院，層層公文訓令，最後由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蔣介石也親自在1929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18周年紀念會上，特別警告「穢言亂政」的後果。
在1929年胡適成為國民政府的反動分子。1930年2月，上海市黨部又奉中央宣傳部密令，沒收焚毀《新月》雜誌；5月，剛剛出版不久的《人權論集》，也遭國民黨中宣部密令查禁。
1931年3月，清華大學醞釀請胡適去當校長，呈文請示中央。蔣介石批註說：「胡適系反黨，不能派。」在3月18日的日記中，胡適說：「今天報載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反黨』）。」
迫於各種壓力，胡適在1929年5月辭去了中國公學校長之職。一年半以後，他重回北京，重返北大教書。
胡適的戰友羅隆基就沒那麼幸運了，不僅被拘捕了6個小時，還被政府敲掉了光華大學教授的飯碗。為此胡適專門去南京找教育部次長陳布雷交涉。
1931年，為了解除對羅隆基的處分，光華大學張壽鏞寫了一個密呈給蔣介石。蔣問張：「羅隆基這人究竟怎麼樣？」張說：「一個書生。想作文章出點風頭，而其心無他。」蔣問：「可以引為同調嗎？」張說：「可以，可以。」
實際上，對於現代知識分子，蔣介石也是一味想通過「套交情」的傳統方式來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最後「引為同調」。他似乎相信一切原則性的爭執都可以由此一筆勾銷了。
北大中興
北京地安門向南過平安大街路口，路西有一個小衚衕叫米糧庫。衚衕口的馬路上總是停滿了旅遊大巴，各地的遊客從這裡下車，再向南一點去景山、故宮和天安門。熙熙攘攘的人群每天與這個小衚衕擦肩而過。
1930年11月30日，在上海被圍攻的胡適重返北平，就住在了米糧庫衚衕4號。1號住著歷史學家陳垣和語言學家傅斯年，3號住著梁思成和林徽因。
對於北京，他充滿了信心。這一年的10月，他在北京協和醫院做「哲學是什麼」的英文演講。晚上20點半開始，19點時大講堂就已經人山人海，連外面都擠滿了人，想退場也退不出去。此前6月在北大也是講這個題目，16點開始，13點就已坐滿，晚來的只能站在窗外空地上。因為天氣太熱，導致很多人中暑。胡適在日記中感慨地說：「因講題是"哲學是什麼』，無論在哪一國都不會引出很多人來聽的。」
胡適自早年暴得大名，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至老不衰。如同餘英時所說的：「"胡適崇拜』的現象，並不是由政治權威造成的，相反的，它很大程度上象徵了向政治權威挑戰的心理。」
不過胡適明白，看他的人多，真正聽得懂，並接受其影響的並不多。他在《南遊雜記》中寫道：「我說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懂五六成，話聽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說的影響不過如此。」
青年們更多的是看熱鬧，「看胡適之什麼樣子」，是絕大多數聽眾的共同心。胡適當年是中國知識界最燦爛的明星，所以「胡適崇拜」與「胡適影響」之間不可畫等號。受他影響的人，遠沒有聽眾那樣多。
米糧庫衚衕4號是個大洋樓，有樹木，有花圃，左手是汽車庫，從洋樓向右轉到後院就是廚房和鍋爐間。後院有個土丘，外面有圍牆。洋樓有三層，除了胡適一家外，還住著他的助手，包括亞東圖書館幫助編輯胡適著作的編輯，以及胡適的學生羅爾綱。客廳非常高大，原是個舞廳，胡適改建為藏書室，大廳南面有一個長方形書房，東開一小門，連到庭院可外出散步。胡適自己有專用的自印稿紙，直行，每行20字，分格，對摺，署「胡適稿紙」四字。他寫作用毛筆，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他晚上出去有事，無論什麼時候回來，總要在書房中看一陣書再睡，這是他的習慣。據鄧廣銘的回憶，當時北大圖書館為文、法院長及兩院系主任設置了專門的閱覽室，但是實際上利用的人並不多，如文學院院長鬍適當時在米糧庫衚衕4號家中的藏暉室，整整三大間書房。
二樓是胡適夫婦以及兩個兒子的住房，三樓住了傭人楊媽。胡適家有門房一人，廚子一人，打掃的雜役兩人，女傭一人。1933年底，胡適買了一輛私人汽車，福特的「V8狗魚」，所以他還雇了一名司機。每個星期日上午，是胡適在家見客的時間，無論三教九流，引車賣漿，都可以直奔他的客廳和他討論問題。
1952年，台灣一條街道內，排隊等候進場聽胡適演說的學生和知識分子
1930到1937年7月的北平時期，胡適正式出版專著選集就有20多種，算上月薪、版稅、稿費每月平均收入至少1500銀元。同一時期的魯迅每月平均收入約690銀元，他在《二心集·序言》中自認為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那麼以此標準衡量，胡適至少是上層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是有錢人了。30年代的北平學術界有「三個老闆」之說，胡適是其中之一，另兩位是他曾經的高材生：傅斯年和顧頡剛。
不過，胡適最初三年半的專任是中華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北大只是「教書不支薪」，然而他的全部精神都用在「北大中興」上了。
辦教育要有錢，但因為教育經費捉襟見肘，北大校長蔣夢麟遲遲沒有就任。胡適回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去「拉贊助」。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成立於1924年9月，其宗旨是利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開辦學校，資助留學。胡適在1927年當選為「中基會」董事，以後連選連任。利用這重關係，在他和蔡元培的推動下，「中基會」與北大達成了為期5年的合作。「中基會」每年拿出20萬元，北大也拿出同等數目作為配套，作為專款用於設立講座，延請教授以及購買圖書、儀器之用。
蔣夢麟到任後，將原來的文、理、法三科升級為「院」，胡適自告奮勇擔任文學院院長，法學院聘請周炳琳，理學院聘請劉樹杞，組成了校長之下的「三駕馬車」。原先的校評議會，改設為校務委員會，並提出16字辦學方針：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
早在胡適十幾年前到北大，就打定主意要推動北大成為一所研究型大學，從事尖端研究，培養各學科的領袖人才。如他所說：「為國家打長久算盤，注重國家的基本需要。」為此，1932年北大成立了研究院，其最早脫胎於胡適等人擬定的《北京大學大學院規程》。研究院的院長由北大校長兼任，下設文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個部，後改為文、理、法三個研究所。
胡適除了擔任文學院院長外，還在文學院6個系中兼任過5個系主任。石原皋在《閑話胡適》中回憶：他每天早上7點起床，7點40分去北大上課，中午回家吃飯，下午13點多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上班。晚飯在外面吃，一般23點以後才回家。繼續讀書寫作到夜裡2點。胡適常說：「誰說每天一定要睡足8個小時？那是迷信，拿破崙每天只睡6個小時。」
1931至1937年，是胡適最專註發展教育的一段時期，雖處國難聲中，尚能排除干擾，推動國家的基礎教育、研究的發展與人才的培養。胡適晚年回憶說：「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感覺一種新的興奮，都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所以北大在那最初的6年的國難中，工作最勤，從沒有間斷。現在的地質館、圖書館、女生宿舍都是那個時期建造的。現在北大的許多白髮教授，都是那個時期埋頭苦幹的少壯教授。」
此時的胡適不僅是北大的重要決策者，也是北京教育界舉足輕重的人物。陶希聖后來回憶說：「北京大學居北平國立八校之首。蔣夢麟校長之鎮定與胡適之院長之智慧，二者相併，使北大發揮其領導作用……北大6年的安定，乃至國立八校6年的延續，沒有夢麟與適之的存在與活動，是想像不到的。」
「憎恨殘暴也憎恨虛妄」
1932年12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領導人物是宋慶齡、蔡元培、林語堂、楊杏佛等人。1933年1月底，北平分盟成立，主要成員有李濟、成平等人，由胡適擔任北平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人權保障同盟的成立，主要目的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保障人權，營救政治犯。通過這個機構營救的重要人物包括陳賡、廖承志、丁玲、劉尊棋以及牛蘭夫婦等。
胡適作為人權運動的「旗手」自然是「同盟」的骨幹，然而一個多月後，人權「旗手」就被開除出會了。
事情的起因，在於1933年2月1日胡適收到的一封航空郵件。信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所發，內附宋慶齡簽名的英文報紙，還有一篇英文匿名信，題為《北平軍人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訴書）》，長達5頁，詳細列舉了反省院中種種私刑拷打，殘酷異常，駭人聽聞。來信請求民權同盟北平分會立即向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廢除反省院中種種私刑。特別要求胡適「把此事造成一個國際問題」，「因為中國政府對於外國的意見往往比對中國人的意見遠為重視」。信中說，這個呼籲書業已交給報紙發表了。
胡適看了信大吃一驚。因為控訴書中所指認的「北平軍人反省院」他幾天前和楊杏佛等人剛剛去檢查過，而且是突然襲擊，並未給院方留出作假時機。雖然反省院的條件惡劣，犯人戴著腳鐐，伙食被剋扣，營養不良等等，然而卻沒有一個人提到控訴書描述的那些「駭人聽聞的酷刑」。胡適懷疑控訴書的內容不可信，因為犯人中有一個人和他用英語交談，完全不會隱瞞什麼。
不等胡適進行調查，上海總會已經將控訴書交由英文的《大陸報》和中英文合刊的《燕京報》發表了。2月5日，張學良秘書王卓然打電話給他，質問此文的來源，口氣非常不滿，言下之意，懷疑此種文件乃是他們這些親到監獄調查的人，私自攜出甚或妄自捏造的。胡適覺得，他們以後再要調查監獄，恐怕不易下手了，因而對上海同盟總會也很有意見。
恰巧在這天，胡適又收到《世界日報》社轉來的一封控訴信，落款為「北平姚家井河北省第一監獄全體政治犯致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函」，內容與控訴書相同，詳述種種「摧殘壓迫之慘毒，虐待酷刑之殘狠」。而信封上的地址竟然是胡適的寓所米糧庫衚衕4號，寫信人聲稱此件乃胡適本人親自交他要求發表的。胡適認為自己的名號被人盜用了，而且他認為宋慶齡收到的那封「控訴書」，也是以類似手法捏造的。人權保障同盟卻以「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是發布了假信息。
他本來已經寫好了給蔡元培和林語堂的信，希望蔡、林二人及楊杏佛等，與孫夫人慎重一談，能補救的話盡量補救，以挽回信用。然而，他發現自己的名號被盜用後，情緒十分激動，又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說：「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那麼，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
胡適隨後給《燕京報》寫信，陳述了他所看到的事實。最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寫這封信，並沒有意思認為此地監獄的情況是滿意的。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將盡一切努力來改善那些情況。然而我不願依據假話來進行改善。我憎恨殘暴，但我也憎恨虛妄。」
胡適並不認為政治犯的人權得到了保障，但他也不願依據不實的細節作為武器，不願用「假話」維護人權。
上海那邊，民權同盟臨時中央執委會在2月11日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胡適的信，聽取了有關控訴書的解釋。史沫特萊一再說明，此信是在確認為獄中人輾轉遞出之後，才於1月25日提交討論的。那時與會眾人都覺得，中國各監獄或軍法處使用這類酷刑，時不時有所耳聞，也就不懷疑其真實性。而開會時也不知道胡適視察監獄的消息，所以沒找胡適確認情況。事有不妥，然而卻不是哪一兩個人的專斷。
本來事件說明後糾紛即將平息，然而，以魯迅為核心的上海分會又在《大陸報》上發表了另一封聲明信，指責胡適等人檢查監獄前，官方已經知道了信息，並做了準備掩蓋了罪行。於是胡適在《字林西報》上應答，詳細說明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突然襲擊。最後胡適強調：「改良不能以虛構事實為依據。像那封信和報上所說的那種亂說和誇張，只能給那些希望把事情辦好的人增加困難。」
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前右三）與同仁合影（1929）
胡適的談話導致了民權同盟的南北兩大分會交相指責的態勢。當時同盟總會與上海分會聯繫緊密，指責上海分會，無異於指責同盟總會。就在《字林西報》發表談話的當天，總會致電胡適，要求他立即電復，說明此談話是否其本意。胡適未予答覆。2月28日，同盟主席宋慶齡聯名副主席蔡元培再致電胡適：「會員在報章上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唯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
胡適也沒有選擇回電。三天後，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召開中央執委會議，把胡適開除了。
宋慶齡後來批評胡適的一段話很能代表當時左翼民主人士與胡適的區別：「中國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胡適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除非酷刑在他們的眼前施行，他們是不相信監獄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個犯人敢在獄吏面前公開說話呢？哪一個獄吏會讓調查者看一看剛受過酷刑的囚犯或者讓他親眼看看酷刑的場面呢？」宋慶齡聲稱本同盟絕不容留「那些只是軟弱地"批評』政府個別的專橫殘暴的行為，而實則擁護那套壓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並支持國民黨——地主、資本家、豪紳和軍人的政黨——鉗制民主權利的人們」。
歸根到底，雙方的區別在於，胡適認為人權問題應該法律化解決，而左翼民主人士認為人權問題應該政治化解決。
胡適雖然批評國民黨政權，但還是承認這個政府。他認為：「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向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纏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
然而，左翼民主派則認為只有政治手段才能起作用。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向國外揭露當局的黑暗，調動國際壓力逼迫當局釋放政治犯。控訴書只要大節正確，細節是否真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宣傳效果，按照魯迅的說法，「中國監獄裡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
胡適講法律，所以批判「虛妄」的證據；宋慶齡講政治，強調的是態度與大方向。
然而令胡適尷尬的是，北平分會成立第二天，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就發文指控民權同盟為非法組織，通知軍警機關「勿予備案」。幾天後，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更呼籲中央下令解散該團體。胡適只有不吝唇舌地在報上反駁：「民權保障同盟乃是根據中華民國約法進行組織，若謂此為非法，則法將何解？胡適自信行事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一絲不苟，不怕別人來揪辮子。」若強說非法，「吾人對此唯有漠然視之」。
守衛課桌
胡適在1930年底重返北京，過了一個熱鬧的四十大壽。轉過年來，他教了一個學期的書，和北大新校長蔣夢麟制定了雄心勃勃重建新北大的計劃。1931年的暑假，他帶著大兒子胡祖望與丁文江夫婦在北戴河過了一個輕鬆的夏天假期。9月14日，第二個學期就開學了。而4天之後，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胡適教書育人、讀書寫字的好夢再次被打碎了。
1932年後，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天高漲，即使北大的學生也和他越來越疏離了。胡適一貫認為，青年學生越是在國家危難時刻越應該冷靜，也更應專心追求知識，「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為將來救國的憑藉。這是他一生的堅定信念，早在美國康奈爾讀書時期，他就堅決宣傳這一主張，並因此招來一片惡毒的咒罵。
在抗戰之前的北平，他仍然以同樣的話告誡青年。此時舊調重彈，是基於他自己的信念，並非因為他是北大文學院的院長要維持「秩序」。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抗日運動，即歷史上有名的「一二·九」運動。學生們高呼：「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了。」這時候，胡適所能守衛的也只有一張課桌了。
6天後，胡適在《大公報》發表一篇《向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其中讚揚了學生運動：「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生請願遊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但胡適的重點還是規勸學生返回課堂，不要以罷課為武器對抗政府。他還指責鼓動罷課的「少數人」，是「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是少數人「把持操縱」，是「淺薄的煽惑」；又指責廣大學生是「輕信」、「盲動」，「一群被人糊裡糊塗牽著鼻子走的少年人」。
這是一個沸騰的年代，國難深重，民族危機高漲，外侮內患日益不絕。時代的主人公註定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而不是「余永澤」。胡適依舊苦口婆心勸解，而他那套靜心守志、鍛煉成才、學術救國理論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而在一些青年看來，胡適甚至成為阻礙進步的絆腳石。
胡適再次落伍。
一名熱血青年給胡適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稱其為「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在這樣危急環境下，凡屬熱血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基於愛國的熱情放出一聲慘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學們的夢醒，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今天一院的通告，你親自撕下去了……胡先生我們深切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現在警告你：往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准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信的署名為「將來殺你的人」。
大學生開始醞釀罷課。胡適依舊試著上堂講課，但效果微弱可憐。12月13日周五，上下午都有課，上午來了30人，下午只來了15人。胡適告訴他們，「他們的獨立精神是可愛的」。到了一周後的12月20日，下午來上課的只有一個學生了。這樣的課，當然上不下去了。唯一來上課的學生叫周祖謨，後來在南北朝音樂學和史學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
胡適最擔心的是青年人被政治口號所迷惑。他在1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青年人沒有知識，沒有領袖，單靠捏造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是可痛心的……城裡造城外的謠言，城外造城裡的謠言！可憐！」
「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後高潮，發生在1935年的最後一天。這天下午，蔣夢麟召開全體學生大會，討論「複課」與「放假」的問題。到會的學生有600人，氣氛十分緊張。胡適在會上發言，重提「要在敵人威脅之下照常讀書」，並說：「北大不僅是你們的，也有我們的一份。學生不上課，教員拿錢不教課，算幹什麼的？」胡適的發言引來了一片噓聲。會議就是否複課舉行了表決，舉手的只有100餘人。
表決之後，有一位署名「學生友仁」、「學數理的青年人」自稱因在那次大會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來總睡不好」，給胡適寫了封長信，信中說：「有些同學被嚇唬住，不敢舉手。正在氣憤時，剛好聽到胡先生的"懦夫』。」於是才鼓起勇氣表達自己真實的意願。他在最後寫道：「胡先生，你的幾十年來的特立獨行的精神，我很願意儘力取得！」
1932年日軍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變發生後，難民們匆忙離開家園
這恐怕是「一二·九」中胡適唯一的一點慰藉了。
1936年1月，周作人寫信給胡適，安慰他在「一二·九」學潮中所受的打擊。胡適回信說：「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學生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要抗議：我從不做此想。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提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
1936年7月，胡適去美國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途經日本時與評論家室伏高信有過一段對話。胡適對室伏高信說：「我們由指導青年的時期起已20年，在這期間里，中國青年已經好幾度變遷了。我雖然是個自由主義者，但是像我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已經成了少數……雖然如此，到了最近，民族主義已經獲得壓倒的勢力，國家這個東西成了第一線，在中國沒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這種大勢的。」
雜誌與救國
隨著日本侵略日趨加緊，胡適已不可能從容漫步於教育、文化和學術了。從1932年開始，他越來越多地捲入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討論中，社會角色不再單純是學術研究和教育領袖了。
在心態上，胡適也不自主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儘管他一直倡導學術救國，爭取謀50年的和平發展，但是內心卻越來越焦慮。胡適曾有些傷感地說：「大火已經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都要毀滅了……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夠幹些什麼呢？」
這種時代的焦灼感壓在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的心頭，令人窒息。
「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俞平伯就給胡適寫信，建議他親自出馬，重操舊業，在北平辦一本雜誌。俞平伯說：「今日之事，人人皆當毅然以救國自任，吾輩之業唯筆與舌……現今最需要的，為一種健全、切實、縝密、冷靜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眾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導之不可，竊以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單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標方面，如何息心靜氣，忍辱負重，以抵禦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強，開發民智。」
雖然後來俞平伯並沒有參與《獨立評論》的創辦或為之撰文，但是這一段話很能體現當時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的願望，即擁戴胡適以辦刊物為「救國」、「強國」或者是「治標」、「治本」之道；要實現自己的救國願望和政治理想，只有辦刊物造輿論，知識分子用「筆與舌」也可以參與到救國的洪流中。國難當頭，「我輩豈是閑人？」
於是胡適和朋友在1931年底組織成立了獨立社，並準備出一本《獨立評論》。社員包括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等20人。最初的費用由會員集資，依舊是每人捐出月收入的5%。積了5個月的捐款後，出版了第一期，刊物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經濟上就能夠做到基本平衡了。
胡適晚年寫《丁文江的傳記》時，特別敘述了這個時期他周圍一班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他寫道：「《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局勢里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這種「老實話」就是獨立的思想。在刊物第一期的發刊詞中胡適解釋說：「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看起來，這與胡適辦《努力》與《新月》所倡導的自由言論並無太大區別。但實際上，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論態度已經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
1932年1月，胡適等14名學者一起吃飯。飯局緣由，在於他們都將參加這年4月在洛陽的「國難會議」。國民政府組織「國難會議」的目的，就在於爭取全國各界領袖，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日本的侵略。在這次「預備會」中，這些背景不同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共識，「不應對國民黨採取敵對態度，當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這也說明，胡適結束了與國民黨在上海時期的舊怨，從此進入了一個互異中合作的階段。
在2月13日獨立社的聚餐中，大家又談到內政問題，包括「怎樣建設一個統一國家」，以及如何分配政權，並形成了一些共識，如「分化國民黨為多黨」、「取消黨外無黨」、「避免國民黨專政」等。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周炳琳君對於國民黨的前途甚悲觀，其餘皆非黨員，卻承認黨外的政治團體更無希望。」
3個多月後，《獨立評論》第一期出刊。獨立社成員與「國難會議」參加者有一半重疊，每個人主張不同，彼此間常有爭論，但此時在大原則上達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識，即：維護國民黨社會重心的地位，而尋求改良與補救的方法。
胡適將《獨立評論》視作自己的救國事業，在5年之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項工作甚至已經擾亂了胡適的家庭生活，因為夜間常寫字到凌晨3點，引起了妻子江冬秀極大的不滿。胡適對江冬秀說：「我們到這個時候，每星期犧牲一天做國家的事，算得什麼？不過盡一份心力，使良心好過一點而已。」
1936年華北當局強迫《獨立評論》停刊，胡適當時還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學會的國際會議。幫他做校對的章希呂記道：「我由外回來，看見適嫂很高興，我有點奇怪，後來問楊媽，始知適嫂不願適兄辦此報，能封門最好。」
胡適對這本雜誌是非常自豪的，他在1936年《〈獨立評論〉的四周年》一文中說：「我們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給"低級趣味』，又不會搬弄意義模糊的抽象名詞，當然不能叫青年讀者過癮，當然不能希望讀者的增加。但這三年來，讀者增加了一萬。我們的樂觀使我們又"妄想』讀者的胃口確實改變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癮確實減少了。」
在5年中，《獨立評論》也因為批評宋哲元的「北平冀察政務委員會」而被查封，後經胡適抗議，3個月後恢復出版。胡適晚年回憶時頗為自豪：「為什麼那時我們的報還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我們天天在那裡鬧的。假使說胡適之在20年當中比較有言論自由，並沒有秘訣，還是我們自己去爭取得來的。」
胡適曾經極力主張《新青年》的內容以「思想文藝」為主，而辦《獨立評論》時，他則完全反了過來。「有些朋友時時寫信勸我們多登載一些關於思想文藝的文字，其實我們並不曾有意拒絕這一類的材料，不過因篇幅的關係，這一類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經濟的討論擠出去了。」專心談政治的背後，是胡適更明確也更宏大的抱負，即通過言論影響執政者，指導國民黨，將中國的政治納入軌道，將國民黨訓練成為一個合格的駕駛員。他留學歸來時的理想，是成為國人思想文化的導師，而現在則要實際地影響國家政治，成為「王者師」。
就在《獨立評論》出刊這一年，1932年的11月28日，胡適和蔣介石第一次會面，他們一起吃了晚飯。宋美齡作陪，客人還有陳布雷和裴復恆。第二天，蔣介石再次與胡適吃飯。席間，胡適送給蔣自己的《淮南王書》。這本是他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的第五章，也是胡適政治思想與抱負的集中體現。他希望蔣介石能留意《淮南王書》中「無為主義的精義」，做一個能開放視聽、尊重民意的「虛君」。
雖然「淮南王」的「虛君」與蔣介石的「力行」哲學南轅北轍，但此後，胡適開始成為蔣介石問政的幕僚。從一個邊緣知識分子，胡適走向了核心權力圈，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從事「領袖的教育事業」。儘管在這個政治體系中，他一直是一件「民主的裝飾品」。
在中國雜誌的歷史上，《獨立評論》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的參與者，一步步地以媒體為橋樑，居然邁進了體制內的權力中心，後來竟有一多半在國民黨中央一級的黨政機構中擔任了官職。丁文江出任了國防設計委員會、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蔣廷黻出任了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大使，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職務最高的翁文灝，擔任了行政院院長；胡適則出任了駐美大使。
胡適認為他們並非普通的官員，而是領袖的「諍友」、「諍臣」。他在給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楊萬里（號誠齋）的一首詩：「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胡適希望三個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樣，出山以後反而不聲不響。他解釋說：「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民治」與「新式獨裁」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20世紀30年代初期有個特點，就是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坦率地討論西方社會制度垮台的可能性。在《獨立評論》上，這種坦率的討論也同樣熱烈地展開了。
當時世界政治舞台，正是獨裁政治最流行、最時髦的時候。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蘇聯的斯大林，甚至美國為了應付金融危機也給予了羅斯福極大的特權，這些大權在握的獨裁者和政治強人則是時代的寵兒。
「新式」的獨裁政治瀰漫了整個世界。即使不少受過英美教育的自由派學者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因為「九一八」的影響，也開始對英美議會政治產生了懷疑，對中國的「憲政」更沒有信心。他們開始主張獨裁專制，振興國家，認為一個國家太弱，會受到外界侵略，中國需要一個強人來治理。蔣介石則在暗中仿效義大利的「黑衣社」、德國的「棕衣社」，大搞「藍衣社」。領袖獨裁與一黨專政呼之欲出。
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寫了《知識階級與政治》，錢端升寫了《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丁文江寫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他們認為「專制建國」、「武力統一」，建立「強力政府」才可以把中國帶出危機。而在中國，「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說，「除去獨裁政治還有旁的路可走嗎？」
這時，相對於與他有相同教育背景，有著接近的文化基因的圈內朋友們，胡適又成了一個少數派。
有趣的是，20年前反對梁啟超「開明專制」的革命黨人，當時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有實行開明專制的資格，而現在他們又轉向180度，成為主張實行專制的最核心的政治力量。他們的困惑在於過去20多年「空名共和的滑稽」和對民主共和的失望。
於是，胡適寫了《建國與專制》、《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政治改革的大陸》等一系列文章，繼續反對獨裁，重申「民治」與憲政。當身邊的自由知識分子們都在喊著獨裁合理可行時，胡適依然對自由體制與民主政治保持樂觀和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對於各種「新式獨裁」說的反對，並非反駁其合理性，而是反駁其在中國實行的可行性。也就是說，胡適直接跳過了「該不該」的問題，而是進入到了「能不能」。省去了大量的概念性的論證，胡適直奔結果——「新式獨裁」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胡適有三條理由：第一，我不相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第二，我不相信中國今日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精神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的領導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民主憲政只是一個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
在這個基礎上，胡適提出了「幼稚園的政治」理論。也就是說，民主政治是不需要有「諸葛亮」的政治，只需要「阿斗」們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就可以勉強應付；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精英的政治。他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中總結說：「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些幼稚阿斗。」
值得注意的是，與同時代中國其他精英知識分子相比，胡適身上幾乎沒有那種普遍的「烏托邦精神」。他的精神體系，在更深的層次上是個異類。他既不相信有徹底解決之道，也不會樂觀地去看待領袖的能力與品格。
胡適有個比喻，在中國倡導獨裁無異於「教3歲孩子放火」。他斷定：「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殘民以逞」是在中國這塊土地搞獨裁、搞專制的必然而且是唯一的苦果。
治學與救國也好，「民治」與獨裁也罷，胡適奔波於整個30年代，疲憊而尷尬。一方面，胡適在修內政和御外侮之間，毫不猶豫選擇內政優先，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憲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卻又必須有個領袖。
1937年初，胡適寫下了這一年的三個期望。第一個期望是：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第二個期望是：我們期望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第三個期望是：我們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個華北的疆土的收復和主權的重建。
這種種期望就像10年前他所寫下的那些「新年的好夢」一樣，註定被慘淡的現實擊碎。1937年7月2日，他給《獨立評論》寫下了最後一篇文章《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刊發於7月11日。胡適在「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就離開了北京，參加蔣介石的廬山會議。隨後擔任駐美國大使，以自己的方式「共赴國難」了。
再回北京，又是一個10年之後了。
-------------------------------------------------------------------------------------------------------------------------------何去何從：殘局中的「過河卒」胡適北大自由主義摘要：內戰將中國知識分子迅速推向兩極化，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兩條道路，兩種前途，擺在所有人面前，中間再沒有迴旋和中立的餘地。
北大校長
「天晴後，8點一刻，海上晚霞齊艷，為生平所少見。9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
1946年7月24日，胡適從美國歸來，輪船停泊在上海吳淞口外。適逢雨過天晴，胡適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去國9年，胡適內心對祖國充滿了期待。尤其是他將重返北京大學，擔任北大校長。北大對胡適來說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他眾多的身份與頭銜中，北大校長是最為看重的。即使3年後他離開大陸，無論寓居美國還是漂泊台灣，仍舊以北大校長自居。在遺囑中，他將留在大陸的102箱書籍全部捐給了北大。
胡適願意重回北大，卻不願意出任校長，但經不起北大同仁關於「復興北大」的請求。就像1931年重返北大一樣，他心中懷著樸素的念頭——把北大辦好。
鄧廣銘是他最初兩年半的秘書，他後來回憶說：「他（胡適）不但立志要把北大辦好，也不但以華北地區教育界的重鎮自任，而是放眼於全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是以振興中國的高等教育為己任的。」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但此時國內的環境比當年更加複雜。他抵達上海時，國共談判已經宣布破裂。一個月後，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就將正式宣布美國「調處」失敗。內戰將中國知識分子迅速推向兩極化，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兩條道路，兩種前途，擺在所有人面前，中間再沒有迴旋和中立的餘地。而胡適卻抱著出國前「超黨派」的「獨立」觀念，回到了一個完全改變了的祖國。
重回國內，胡適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名片就收了好幾寸高，心情非常舒暢。一周後，蔣介石請他一起吃早餐，「席間相談甚歡」。胡適見了很多的朋友，但「聽到的話悲觀居多」，很多人對國家的未來深感失望。他勸大家，要咬緊牙關，儘力挽救和改善當前的局面。「如果我們自己就先悲觀，覺得世事不可為，那麼國事真更將令人悲觀，令人覺得不可為了。」
7月底胡適回到北京，住在東廠衚衕1號。東廠衚衕是一條東西向的衚衕，1號在衚衕的東口路北，是個包括幾個四合院的大院，除了胡適一家外，還住著傅斯年、湯用彤等幾家。胡適家是個兩進的院子，學校還給他配了一部小汽車。
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學期的開學典禮在國會街北大四院召開。那天的布置有點奇特。大門前交叉插著兩面國旗，迎門貼著「熱烈歡迎胡校長！」「要求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等大幅標語。門內屏風似的大型壁報上寫著頗具政治性的口號：「紀念雙十節要打破士大夫階級的可怕的冷靜，宣洩幾十年在統治階級下的苦悶與怨恨。」當時，北大有3500名學生，已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目了。
沒有任何儀式，胡適穿著長袍馬褂走上台開始演講，他聲明只是「說幾句家常話」。從1917年開始，胡適與北大的淵源已有30年，這是他第一次以校長的身份站在學生面前演講。胡適的話確實很樸素，是他幾十年來從未改變的願望，也是他對北大長期堅持的目標。「我只做一點小小的夢想，做一個像樣的學校，做一個全國最高學術的研究機關，使她能在學術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貢獻。這不算是個太大的夢想吧。」
具體而言，他的治學理念就是要使北大成為一個獨立的大學。不僅是學術與思想的獨立，更重要的是擺脫政治干擾，不受黨派影響與干預，保持學校本身的純潔性。胡適說：「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我希望學校里沒有黨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樣，不管你是什麼黨派，學校是學校。我們沒有政治歧見，但先生與學生要知道，學校是做人做事的機關，不要毀了這個再過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學術機關。」
胡適這個主張，對於執政的國民黨與革命中的共產黨都不會接受。青年學生一直是兩黨爭奪的重要對象。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歷來對學校嚴加控制，除設有黨部、「訓導長」之外，還動用特務和三青團骨幹對付進步師生。中共在北大等重點學校的地下組織十分活躍，致使學潮頻發，學運不斷，這在當時也是公開的秘密。不管誰來當校長，「教育獨立」在國內壁壘分明的鬥爭中，都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為了推動「獨立的北大」，胡適特意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的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意思是：「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是不容易察覺的。
胡適依舊堅持他學術救國的理念，希望在兩黨對立風雨飄搖的時代，把北大隔絕為一片「學術凈土」，這在革命者看來，自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革命。郭沫若後來批評胡適：「平日蒙上"自由主義者』之假面具，高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濫調，以鄉愿賊德，毒害學生。」
胡適此時自己尚未意識到，社會角色已經完全改變，與此前文學院院長完全不同了。他的世俗地位已經達到了巔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學術界的領導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他沒有勢力，但有巨大的影響力。時勢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而不是自己的選擇。他變成了他所說的「公共人」，私人時間幾乎被剝奪乾淨，從此身不由己，隨中國時局飄零動蕩。
10年計劃
胡適曾對蔣介石說，他是要在北大校長的位置上干5年、10年的。他對於北大與全國大學的發展也是有長遠考慮的。
胡適認為，國家與其花費幾百萬美元送學生到外國留學，不如省出一部分錢來在國內建設少數世界水平的大學。只有如此，中國才有學術獨立的希望，而國家發展的需求則可以依靠國內的大學進行研究和實現。
1947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委會上，胡適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教育計劃》。「計劃」的核心意見有兩條。首先是在10年之內，集全國的人力物力，經營5所基礎最好的大學，使其成為國家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以及學術獨立的根據地。這5所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央大學。5所達標後，再培植5所，爭取10年後中國能有10所一流大學。第二個意見，其實是他一直倡導的建設研究型大學，即大學應該向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必須能夠承擔獨立的研究任務。胡適說：「有了這5個10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10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到獨立的地位。」
也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間，胡適給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寫了一封信，提出一項「關係國家大計」、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建議——發展核物理研究。「二戰」後，原子能研究與開發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熱門的科學領域。胡適在美國親身感受到了原子能研究的戰略價值，他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建立研究所，並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國防工業之用。
同時，胡適開出了一個海外華人科學家的名單，包括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等9人。這些優秀的物理學家分散在歐美各國。胡適已經和他們聯繫過，大都答應來北大任教，並願以北大物理係為基礎，建設國際領先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胡適希望白崇禧、陳誠能從國防科學研究經費中撥出50萬美元，分兩年支付，作為購買設備的費用。「我知道此數目甚巨，責任重大，故甚盼兩先生於便中報告（蔣）主席，請其指示裁奪。」胡適在信中寫道。
胡適特彆強調，他寫這封信並不是為北大著想，而是因為這些科學家都在國外有了成績，也願意來北大工作，為了國家科學前途考慮，這個責任他必須承擔起來。現在他已經解決了人的問題，但研究設備的錢卻沒有。胡適自信地說：「此意倘能得兩位先生的贊助，我可以斷言，我們在四五年內一定可以有滿意的成績出來。」
蔣介石忙於打內戰，這筆發展核物理的錢他自然拿不出來。1948年，胡適費盡周折再次從「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到了25萬美元的費用，作為幾所重點大學的復興費用。他分配給北大10萬美元，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各5萬美元。北大的10萬美元沒有像撒胡椒面一樣分散用掉，而是集中用於物理系現代物理學的研究，為他心中那個「國之大計」墊上一點磚瓦。他特地委託在美國的物理學家吳健雄等人代為購買設備。但由於此時，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已全面崩潰，這塊小磚頭最終也沒有「墊」上去。胡適很失望，最後把這10萬美元退還給了中華文化發展基金會。
在每一個歷史時期，胡適總會制定一個深謀遠慮的科教計劃，不管政治如何動蕩、風雨飄搖，他都努力去維繫這個脆弱的理想並為之奮鬥。但遺憾的是，時代從來沒有給予他正面「求證」的機會。
1938 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財政部長摩根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攝於1941年）
在20世紀40年代末，他的教育與科學計劃再度冷場。胡適一生提倡「科學」，並不是一句口號，只要有機會，他便百折不回地推動科學研究在中國的展開。他曾寫過一首詩：「為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沒有選擇的選擇
胡適回國，蔣介石對他的期望並非只是擔任北大校長和教育領袖，而是要成為他擺弄政治的一枚棋子。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宣布結束「一黨專政」的訓政，開始憲政，並將於1946年11月召開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胡適對此表示歡迎，他在《華北日報》上說：「只要中國能向民主憲政之途多走一步，中國總是多好一分。」胡適本人從改良主義的角度，願意參加「國民大會」，其心態與20多年前參加北洋政府的「善後會議」，並無太大差別。
當時內戰已經開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對「國大」進行了抵制。他們認為，「國大行憲」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和一黨操縱，雖有一二小黨阿附，並不能真正代表中國當前的政治力量分野，從而也不能代表4.5億中國人民的意志，不具合法性。
由於中共和民盟兩大政治力量的抵制，是否參加「國民大會」，便成為中國現實的兩種政治勢力、兩個政治陣營，甚至兩條道路選擇、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分水嶺。這種狀況與當年是否參加「善後大會」非常相似，只不過對立更加尖銳。
胡適的態度與選擇，在當時的中國政治舞台舉足輕重。因他堅定的民主個人主義信仰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他成為所謂「第三勢力」的領袖。所以，胡適一旦決定參加「國大」，為國民黨「行憲」捧場，便等於公開宣布了他的政治立場選擇與感情的傾向。
在胡適政治哲學中，有憲法總比沒憲法好，有形式、有姿態總比沒有好。他有一種樂觀和韌勁，認為即使是「逢場作戲」，也可能「假戲真唱」，最後「弄假成真」。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中，說胡適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意思是「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這句話的最早出處來自於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選。胡適相信：「我有」就不怕「沒有」。
依照這個邏輯，他知道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他也只能以自己的身份為籌碼，為國民黨的「行憲」做面子、撐檯面。無論為了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還是他所信奉的「和平主義」，對胡適而言，參加「國大」、參與「制憲」，都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他只有幻想著蔣介石能實現他的自由和民主理想。
1946年11月1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電邀胡適出席在南京的「國民大會」。次日，胡適飛抵南京。「國民大會」於11月15日開幕，代表總額2050名。胡適被選入主席團。《憲法草案》在大會需經三讀。在二讀大會上，又推定代表孫科、胡適、王寵惠等12人負責整理憲法決議案條文的文句。
像憲法條文這樣百年大計的文獻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適在，大家就不會選第二人，即使法學家王寵惠也要讓位。胡適報告後，宣讀《憲法》條文歷半小時，大會完全接受，國民黨的「制憲大業」，便宣告成功了。
胡適對於這部「憲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英國大使拉爾夫·史蒂文森說，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歷史意義，是國民黨從蘇俄式的政黨回到英美西歐式的政黨，這是孫中山遺訓的復活。
胡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宣傳他所認定的民主與自由的思想，在內戰的炮火中，這些密集的演說、文章依舊顯得不合時宜。
8月1日上午9點，胡適在北平廣播電台做了生平第一次國內廣播，講題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胡適依舊認為民主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他說：「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很大的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來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300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8月1日這一天胡適很辛苦，前一天為寫廣播詞而通宵未眠。上午廣播後未得休息，魏德邁特使團又到北平，約他去談話。他下午赴約，16點半先與政治顧問斯普洛斯談。17點10分同魏德邁將軍談到19點20分。胡適是當時世界知識最豐富、最了解國內局勢、見解最透闢的中國輿論界領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極高，美國朝野也很重視他的意見。
余英時在《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中評價道：「在1947年，胡適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宣揚西方民主政治，把它說成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同時又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看做是"一個小小的逆流』，那是犯眾怒的事。」當時胡適的形象已經是「美帝的文化買辦」、「蔣介石的御用文人」。
1947年，正是中國民主自由思想處於最低潮的時期。10年後，胡適流亡海外時回憶說：「我觀察了這10年（1947～1958）的世界形勢，我還不悲觀，我是樂觀的。」1958年的美國，他的觀點比1947年的中國還要孤立。當時美國的「中國專家」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同意他的看法。
民主的「裝飾品」
魯迅雖然沒做過大官，僅在教育部當過一段科長，但對官場卻看得很清楚。他曾在《知難行難》中揶揄了官僚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中國向來的老例」是：「做皇帝做牢靠或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所謂"病急亂投醫』了。」
蔣介石為了政權的需要，在30年代後期將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吸收到政府之中，以作開明姿態。但實際上，這種關係就像魯迅說的「扳一下子相好」，蔣介石依舊當他的「皇帝」。經濟學家何廉在回憶錄中說：「總司令走到哪兒，政府的真正權力就到了哪兒。就權力而言，他主宰了一切……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
1947年初，胡適便不斷受蔣介石的壓力，逼他參加政府。無論考試院長還是國府委員胡適都不願擔任。從1932年第一次和胡適吃飯後，蔣介石就一直在和胡適「扳相好」。到了1947年，蔣介石便要求胡適出來直接做他的民主「裝飾品」。
胡適拒絕的理由是：「要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最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我絕不是愛惜羽毛的人……但我不願放棄我獨來獨往的自由。」
蔣介石對胡適緊逼不放，是因為他已經感到政府已面臨巨大的危機，特別是在爭取社會信任和美國的支持上。隨著內戰全面展開，蔣為爭取美國的支持，希望胡適以「無黨無派」的身份加入政府，要建立一種新的形象，這一點胡適心裡是清楚的。
蔣介石在1947年3月5日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已經挑明了這種關係：「唯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為集議決策機關，並無行政繁瑣工作，其職權大於參政會而性質相同，且系過渡時期機構，為期不過數月。倘先生不參加，豈唯政府決定政策之最高機構失一重大助力，社會且將疑於政府革新政治之誠意。」
1948年4月1日，胡適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發言
這也就是蔣介石對胡適一直強調，國府委員不是官，只是借胡適的名字為過渡時期（從訓政到憲政）的政府撐撐門面，根本不期望他有任何實質的貢獻。
蔣介石希望通過胡適的好友傅斯年勸說胡適，但在1947年3月傅斯年卻寫信告訴胡適：政府現在的改革政治缺乏起碼的誠意，例證就是仍偏袒孔祥熙、宋子文大官僚買辦。在蔣介石心中，「孔、宋是不能辦的，CC是不能不靠的，軍人是不能上軌道的」。在這種前提下，借重胡適，「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隨後傅斯年又給胡適寫了一封信，明確告訴他：「國府委員會」的法定名詞為「最高決策機關」，「絕與參政會不同」。他再次勸告胡適，不要讓名聲毀於一旦，使親者痛心，學校瓦解。他還幫助胡適出主意，讓湯用彤等三名北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表示反對。
美國的態度，也是蔣介石拉胡適入仕的重要參考。1947年1月，馬歇爾回國擔任副總統，在離開中國前發表聲明說：「和平障礙國共兩黨均有責任。」外交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之聲明，謂中國目前之希望，寄於國民黨中之自由主義分子與其他黨派中之自由分子，竟欲支持此種分子組織政府。」也就是說，美國希望由國民黨內外的自由主義者來組織政府，並願意給予支持。王世傑雖然認為這是正確的意見，但是由於美方想直接左右中國政治，他也感到非常不愉快。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直接向蔣介石建議：「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機構中普遍增補非國民黨黨員；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內部調整；三是短時期內集中實權予國民政府委員會。」他希望蔣能改組國府委員會，大量吸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由開明的無黨派人物組成政治核心。
就胡適而言，不僅與美國高層上下熟悉，在美國看來他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標準的政治人物。傅斯年給胡適的信中，對蔣介石的取捨進行了尖銳的分析：「（蔣介石）表面誠懇，與其內心之上海派絕不相同，我八九年之經歷，知之深矣。此公只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國之壓力也。」
一年之後的1948年3月底，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行憲國大」）上，蔣介石又導演了一出讓總統的醜劇。他先「勸說」胡適當總統，支持胡適競選，然後又藉助中央常委會反對，自己再度出山，並提出「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理權的建議」，增加總統權力。最後，由「國大」代表莫德惠領銜，771名「國大」代表聯名提出了一份《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使總統在「戡亂」時期不受「憲法」第39條或43條的限制。蔣介石後來連任五任「總統」，在台灣實施了40年的「戒嚴」，都是這項提案的後續影響。在這份《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中，第一個簽字的人就是胡適。
胡適後來說，他在「道義」上是支持蔣介石的。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
在北大曆任校長中，胡適的實際任期很短，還不到兩年半，但心態上卻是最焦慮的一位。就像他自己說的，亂世之中「只做一點小小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像樣的學校」，無非是學生讀書，先生治學，做些科學研究，解決國家的實際問題。
然而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教育生態和政治生態已經完全改變，內戰造成的生計艱難使教授、學生都無法安心治學求知。在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學潮也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胡適孤獨地坐在一個火山口上，殫精竭慮，身心俱疲。大廈將傾，任是誰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
1947年，胡適給教育部長朱家驊、行政院長張群和蔣介石寫信要求增撥經費。在曆數了一大串困難後，朱家驊在信中說：「如此情形，弟實在無能為力，只有一去了之，想兄亦能諒我也。」胡適伸手要修繳費、設備費192億元，張群只給25億元；胡適要外匯10萬美元，張群只能給1.5萬美元。北大新成立的工學院、農學院沒錢購買設備儀器，胡適只能勉力學生：「雖無儀器設備，而應仍能照常做研究工作。」除此，他也沒辦法了。
蔡元培執掌北大時蓋了一座紅樓，蔣夢麟任校長時蓋了一座圖書館，胡適本想在任上給北大修建一個大禮堂，並請梁思成設計了方案，但也因沒有經費而落空。
學校發展舉步維艱，教授和學生的生計更成問題。1947年5月底，在北平行轅新聞處召開的記者會上，胡適忍不住發了一通感慨：「……約我談學生運動，我覺得很慚愧。過去的時間大部分都用在油鹽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學生解決生活問題，對學生沒有負起指導的責任來。」
在此之前，《申報》曾經有一篇《北大經濟危機教授透支達4億元》的報道，說北大有180餘名教授透支4億元，其中最多的有600餘萬元，總共每月付利息5000萬元。北大負責人稱：「如此下去，教授即將無法教書，學校無法辦理。」
貨幣的急劇貶值，讓教授的薪水大幅縮水，胡適的日子也不好過。記者問胡適本人的生活狀況，胡適給記者算賬說：「去年（1946）7月校長薪津可得28萬元，摺合美金100多塊錢。現在雖已調整近百萬元，但摺合美金，每月僅得35美元。」他的秘書鄭天挺補充說：「胡校長每天薪水合1塊2角美元。」即使胡適也還要靠一些銀行的朋友們拆借維持生活。
幾個月後，《申報》的記者採訪他教育改革的計劃，胡適直截了當地說：「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
1947年9月23日，胡適記錄這天召開教授會議的狀況：「我做了兩個半鐘頭的主席。回家來心裡頗悲觀，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大家談的想的，都是吃飯！向達先生說的更使我生氣："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10年20年的計劃？10年20年後，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
隨著國統區經濟的崩潰，物價飛漲，黑市猖獗，大學教師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甚至舉行「罷教」抗議。1948年4月5日，清華、北大的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等聯合發表《為爭取合理待遇告社會人士書》，其中寫到這種悲慘的境遇：「幾個月來，教育界同人除了普遍的窮困，三餐不給，兒女啼飢號寒之外，以致弄到神經失常，以致瘋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樓自殺。這些慘狀，都彰彰在人耳目。」
知識分子的境遇掉到谷底，甚至飯都吃不上，思想再保守的人也開始嚮往解放，嚮往新社會了。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終究是句氣話。胡適給王世傑的信中說：「我願意做5年或10年的北大校長，使學校有點成效，然後放手。此時放手，實無以對北大同人，亦對不住自己。」
更讓胡適頭痛的還是學潮。從五四運動時起，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就是一貫的。一方面，他認為學生運動是學生關心社會和政治的表現，是推動進步的力量；另一方面，胡適反對學生直接從事政治，尤其反對以罷課為武器的「學運」。從上世紀20到40年代，胡適屢屢因學潮問題而站在了學生的對立面。
1961年，胡適由美國赴台，夫人江冬秀前往機場迎接
到40年代末，學生運動被徹底政治化後，胡適已無力勸說。這些年來，該說的已經說完了，無論巴魯克、費希特、易卜生都失去了效力。倒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一句話常常讓青年們聯想到自己祖國的現實：「我們周圍的空氣沉重極了，古老的歐羅巴在昏迷中沉睡不醒。」
胡適的態度也更簡單了，學生可以去搞政治，但要退學，離開學校。但他也反對政府對學潮採取強硬手段，尤其反對軍警入校，與學生發生激烈衝突，以致釀成更大的慘案。
這位北大校長經常焦頭爛額地奔波於北平行轅、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之間，把出事的學生解救出來。在對待學生運動的方法和策略上，胡適也同國民黨當局有較大的分歧。他主張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由正規法院執行」，而不贊成動輒使用軍警鎮壓，擔心「若軍警入校……必致學校陷入長期混亂，無法收拾，政府威信掃地，國內則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轉而支持反政府，國內外輿論亦必一致攻擊政府」。
清史專家戴逸，在北大時因為成績優秀頗受胡適賞識，並曾經受邀到胡適府上做客。後來戴逸參加中共學生運動，為了在北大開展組織活動，便向胡適提出在校園搞「進步圖書館」。但胡適並不同意。不久後，戴逸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法庭逮捕，胡適馬上寫信救援。戴逸只在法院待了三小時就安全獲釋。很多年後，戴逸回憶時說：「那是因為胡適還把我看做小孩子！」
胡適既不贊成學潮，又無力平息學潮，更反對政府採取強硬手段。他身為一校之長，被夾在學生和政府之間，處於黨派與政治鬥爭的焦點中，整日憂心忡忡，如走鋼絲。
胡適的外甥江丕桓後來回憶說：「在1946到1948年這段時間裡，北平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絕大多數的北大學生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嚮往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胡適的觀點與言論在學生中基本沒有市場，他在家裡主要是孜孜不倦地考證《水經注》，和我們晚輩也不多談。」《水經注》成為他暫時逃離現實的自由空間，就像當年他在美國所推崇的歌德的「鎮靜功夫」，每遇大事，總要找一門和現實沒關係的學問去研究。
1946年底，美國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發生後，胡適被推到風口浪尖。在這一事件上，胡適少有表態地直接支持學生抗議遊行，並派出法學家給予最大的幫助。但另一方面，他也力圖把這一震驚北平和全國的重大事件納入、限制在法律範圍內，拒絕和反對進行政治的較量，避免讓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陷入政治被動，與美軍是否撤軍的問題分開。他在回答記者採訪時說：「此不幸事件為一法律問題，而美軍退出中國則一政治問題，不可並為一談。」
胡適的態度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嚴厲譴責。1948年2月郭沫若在香港寫了一篇題為《斥帝國臣僕兼及胡適》的文章：「胡適學無根底，僥倖成名，近二三年來更復大肆狂妄。蔣介石獨裁專擅，禍國殃民，而胡為之宣揚"憲法』，粉飾"民主』，集李斯、趙高、劉歆、揚雄之丑德於一身而恬不知恥。更復蠱惑青年，媚外取寵，美國獸兵，強姦沈崇，竟多方面為之開脫。」
對於這樣的文字，胡適沒有任何回復，他不想給批評者再提供任何子彈。
「過河卒子」
「黨國」的崩潰比預想中來得要更快。1948年底，人民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四郊。1944年他在美國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談話時，就表示了國共在抗戰後難免一戰，他也曾給毛澤東寫信希望能避免這場悲劇。然而事與願違。
在回國兩年半之後，胡適又一次面臨重要的選擇，繼續留在北平，還是隨國民黨離開大陸？胡適的內心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認為國共內戰畢竟與當年對日抗戰不同。胡適認為：「外患來時可以撤退，現在是國內的叛亂，怎好丟開北大不管？」而更重要的，還是他捨不得北大。北大不僅是他少年成名之地，也是他終生奮鬥的舞台，是他學術救國、思想獨立的載體。出任北大校長時，他便發願，「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並成為整個中國高等教育最厚重的基礎，而且，他還親自製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計劃」。
即使離開前幾天，胡適還在精心準備12月17日的北大50周年校慶，及《水經注》版本展覽，並親自寫了一篇動情的文章——《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回顧學校半個世紀以來的坎坷經歷。
胡適是蔣介石的一枚重要棋子，是他撤退計劃的一部分。蔣介石特派國民黨的青年部長陳雪屏勸他儘早離開，而不希望其被中共統戰。抗戰時期，胡適曾寫過一首著名的小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蔣介石的棋已經下到殘局，他這個「過河卒」該怎麼走？胡適自己也非常茫然。
如果離開北平，他這個空頭的北大校長去做什麼？在一次公宴錢端升的晚會上，胡適對北大的行政領導們說起了一點他的打算：50周年校慶之後，「想到政府所在地，做點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長了，不做校長時，我也絕不做哲學史或"水經注』，至於我能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此時胡適已經決定離開了，但卻對未來一片迷茫甚至灰心，甚至最後的一點愛好《水經注》的考證也不做了。學術和政治之間，他也不知道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與此同時，中共對於胡適的統戰工作也未放棄。大軍圍城後，中共在西郊架設廣播站，對北平進行廣播，其中就有對胡適的「勸留」，希望胡適留下，不要和蔣介石走，並承諾北平解放後他還做北大校長，併兼任北平圖書館館長。這其實也是毛澤東的意思。
季羨林晚年回憶，有一次正好他在校長辦公室，一個學生走進來專門向他講了廣播的事情，轉達中共的意見。胡適笑著說：「人家信任我嗎？」
胡適最終沒有選擇留下來，根源還是他的思想本身。中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社會政治層面的選擇只有兩個：一個是認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用具有時代特徵的話語表達，就是回到人民中間，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選擇這條道路，等於選擇了一條接受「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道路。按照研究者沈衛威的說法，對於這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來說，等於讓歷史給他們重新確立身份。而另一條道路就是選擇國民黨政府。於胡適而言，無論思想還是方法，都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在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中，他只能繼續做「過河卒子」，直到沉底。
回到1948年底的歷史現場，當胡適決定棄北大、北平而南下時，另一大批民主人士，則取道香港，北上前往解放區，準備參加第二年的政治協商會議。
12月15日，胡適與妻子江冬秀乘坐蔣介石的專機離開了北京。走時極為倉促，只是留下了一張便條給北大同事湯用彤和秘書鄭天挺：「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絕不忘掉北大。」他甚至沒能說服二兒子胡思杜一起走，夫人江冬秀便給他留下了一些結婚用的金銀。胡思杜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胡適晚年終老台灣時悲嘆：「我現在只有一個兒子。」
留在北京的還有102箱書籍以及大量書信。他隨身帶走的只有《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幾冊正在校勘的《水經注》，以及念念不忘的「十年計劃」。
逃離北平後的第三天，就是北大50周年的校慶，這一天也是他58歲的生日。胡適以北大校長的身份出席了南京校友舉辦的慶祝會。在會場上，當著很多人的面，胡適痛哭流涕，稱自己「是一個棄職的逃兵」。他內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仍是實現他大半生所追求的那個夢想——用和平漸進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沒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已經失敗。
在這個問題上，胡適與魯迅可能沒有什麼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魯迅就寫信給曹聚仁說，如果天下崩潰之際，我如倖存，當乞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儘管魯迅多次寫文章批評胡適甚至刻薄他，但胡適還是對歷史學家周策縱說：「魯迅是我們的人。」
還是在12月17日這一天，胡適會晤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美國的對華政策。胡適告訴老朋友，他後悔前幾年沒有把精力放在現實政治上，而現在國民黨大勢已去，民眾信心喪失殆盡，他打算放棄學術，去幫助蔣介石做事。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司徒雷登告訴他，對蔣介石說些什麼。司徒雷登明確地告訴胡適，蔣介石失敗的根源不在軍事問題，而是「道德問題」，美國也無能為力。
司徒雷登悲觀地認為，在政治上胡適不可能像他30年前「新文化運動」中那樣「輝煌」了。
胡適離開北平來到南京後，自我感覺是做了逃兵和難民。1949年元旦這一天，曾經的學生胡頌平去旅館看他。胡適對他說：「我現在住在這裡，這座房子，這些煤，都要國家花錢的。像我這樣的人，也要國家花錢招待嗎？」胡頌平安慰他說：「這是臨時的住所。先生如能到國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還是可以救國的。」胡適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
1949年4月6日，懷著這種深深的失望，「抬不起頭」來的胡適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前往美國，為蔣介石政府爭取外援。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胡適應雷震所託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作為《自由中國》雜誌的發刊詞。
這是胡適第六次出國，從此便一去不復返了。4月21日他在美國舊金山上岸，此時人民解放軍已經進入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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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從：殘局中的「過河卒」摘要：內戰將中國知識分子迅速推向兩極化，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兩條道路，兩種前途，擺在所有人面前，中間再沒有迴旋和中立的餘地。
北大校長
「天晴後，8點一刻，海上晚霞齊艷，為生平所少見。9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
1946年7月24日，胡適從美國歸來，輪船停泊在上海吳淞口外。適逢雨過天晴，胡適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去國9年，胡適內心對祖國充滿了期待。尤其是他將重返北京大學，擔任北大校長。北大對胡適來說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他眾多的身份與頭銜中，北大校長是最為看重的。即使3年後他離開大陸，無論寓居美國還是漂泊台灣，仍舊以北大校長自居。在遺囑中，他將留在大陸的102箱書籍全部捐給了北大。
胡適願意重回北大，卻不願意出任校長，但經不起北大同仁關於「復興北大」的請求。就像1931年重返北大一樣，他心中懷著樸素的念頭——把北大辦好。
鄧廣銘是他最初兩年半的秘書，他後來回憶說：「他（胡適）不但立志要把北大辦好，也不但以華北地區教育界的重鎮自任，而是放眼於全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是以振興中國的高等教育為己任的。」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但此時國內的環境比當年更加複雜。他抵達上海時，國共談判已經宣布破裂。一個月後，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就將正式宣布美國「調處」失敗。內戰將中國知識分子迅速推向兩極化，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兩條道路，兩種前途，擺在所有人面前，中間再沒有迴旋和中立的餘地。而胡適卻抱著出國前「超黨派」的「獨立」觀念，回到了一個完全改變了的祖國。
重回國內，胡適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名片就收了好幾寸高，心情非常舒暢。一周後，蔣介石請他一起吃早餐，「席間相談甚歡」。胡適見了很多的朋友，但「聽到的話悲觀居多」，很多人對國家的未來深感失望。他勸大家，要咬緊牙關，儘力挽救和改善當前的局面。「如果我們自己就先悲觀，覺得世事不可為，那麼國事真更將令人悲觀，令人覺得不可為了。」
7月底胡適回到北京，住在東廠衚衕1號。東廠衚衕是一條東西向的衚衕，1號在衚衕的東口路北，是個包括幾個四合院的大院，除了胡適一家外，還住著傅斯年、湯用彤等幾家。胡適家是個兩進的院子，學校還給他配了一部小汽車。
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學期的開學典禮在國會街北大四院召開。那天的布置有點奇特。大門前交叉插著兩面國旗，迎門貼著「熱烈歡迎胡校長！」「要求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等大幅標語。門內屏風似的大型壁報上寫著頗具政治性的口號：「紀念雙十節要打破士大夫階級的可怕的冷靜，宣洩幾十年在統治階級下的苦悶與怨恨。」當時，北大有3500名學生，已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目了。
沒有任何儀式，胡適穿著長袍馬褂走上台開始演講，他聲明只是「說幾句家常話」。從1917年開始，胡適與北大的淵源已有30年，這是他第一次以校長的身份站在學生面前演講。胡適的話確實很樸素，是他幾十年來從未改變的願望，也是他對北大長期堅持的目標。「我只做一點小小的夢想，做一個像樣的學校，做一個全國最高學術的研究機關，使她能在學術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貢獻。這不算是個太大的夢想吧。」
具體而言，他的治學理念就是要使北大成為一個獨立的大學。不僅是學術與思想的獨立，更重要的是擺脫政治干擾，不受黨派影響與干預，保持學校本身的純潔性。胡適說：「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我希望學校里沒有黨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樣，不管你是什麼黨派，學校是學校。我們沒有政治歧見，但先生與學生要知道，學校是做人做事的機關，不要毀了這個再過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學術機關。」
胡適這個主張，對於執政的國民黨與革命中的共產黨都不會接受。青年學生一直是兩黨爭奪的重要對象。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歷來對學校嚴加控制，除設有黨部、「訓導長」之外，還動用特務和三青團骨幹對付進步師生。中共在北大等重點學校的地下組織十分活躍，致使學潮頻發，學運不斷，這在當時也是公開的秘密。不管誰來當校長，「教育獨立」在國內壁壘分明的鬥爭中，都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為了推動「獨立的北大」，胡適特意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的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意思是：「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是不容易察覺的。
胡適依舊堅持他學術救國的理念，希望在兩黨對立風雨飄搖的時代，把北大隔絕為一片「學術凈土」，這在革命者看來，自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革命。郭沫若後來批評胡適：「平日蒙上『自由主義者』之假面具，高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濫調，以鄉愿賊德，毒害學生。」
胡適此時自己尚未意識到，社會角色已經完全改變，與此前文學院院長完全不同了。他的世俗地位已經達到了巔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學術界的領導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他沒有勢力，但有巨大的影響力。時勢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而不是自己的選擇。他變成了他所說的「公共人」，私人時間幾乎被剝奪乾淨，從此身不由己，隨中國時局飄零動蕩。
10年計劃
胡適曾對蔣介石說，他是要在北大校長的位置上干5年、10年的。他對於北大與全國大學的發展也是有長遠考慮的。
胡適認為，國家與其花費幾百萬美元送學生到外國留學，不如省出一部分錢來在國內建設少數世界水平的大學。只有如此，中國才有學術獨立的希望，而國家發展的需求則可以依靠國內的大學進行研究和實現。
1947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委會上，胡適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教育計劃》。「計劃」的核心意見有兩條。首先是在10年之內，集全國的人力物力，經營5所基礎最好的大學，使其成為國家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以及學術獨立的根據地。這5所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央大學。5所達標後，再培植5所，爭取10年後中國能有10所一流大學。第二個意見，其實是他一直倡導的建設研究型大學，即大學應該向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必須能夠承擔獨立的研究任務。胡適說：「有了這5個10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10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到獨立的地位。」
也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間，胡適給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寫了一封信，提出一項「關係國家大計」、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建議——發展核物理研究。「二戰」後，原子能研究與開發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熱門的科學領域。胡適在美國親身感受到了原子能研究的戰略價值，他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建立研究所，並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國防工業之用。
同時，胡適開出了一個海外華人科學家的名單，包括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等9人。這些優秀的物理學家分散在歐美各國。胡適已經和他們聯繫過，大都答應來北大任教，並願以北大物理係為基礎，建設國際領先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胡適希望白崇禧、陳誠能從國防科學研究經費中撥出50萬美元，分兩年支付，作為購買設備的費用。「我知道此數目甚巨，責任重大，故甚盼兩先生於便中報告（蔣）主席，請其指示裁奪。」胡適在信中寫道。
胡適特彆強調，他寫這封信並不是為北大著想，而是因為這些科學家都在國外有了成績，也願意來北大工作，為了國家科學前途考慮，這個責任他必須承擔起來。現在他已經解決了人的問題，但研究設備的錢卻沒有。胡適自信地說：「此意倘能得兩位先生的贊助，我可以斷言，我們在四五年內一定可以有滿意的成績出來。」
蔣介石忙於打內戰，這筆發展核物理的錢他自然拿不出來。1948年，胡適費盡周折再次從「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到了25萬美元的費用，作為幾所重點大學的復興費用。他分配給北大10萬美元，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各5萬美元。北大的10萬美元沒有像撒胡椒面一樣分散用掉，而是集中用於物理系現代物理學的研究，為他心中那個「國之大計」墊上一點磚瓦。他特地委託在美國的物理學家吳健雄等人代為購買設備。但由於此時，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已全面崩潰，這塊小磚頭最終也沒有「墊」上去。胡適很失望，最後把這10萬美元退還給了中華文化發展基金會。
在每一個歷史時期，胡適總會制定一個深謀遠慮的科教計劃，不管政治如何動蕩、風雨飄搖，他都努力去維繫這個脆弱的理想並為之奮鬥。但遺憾的是，時代從來沒有給予他正面「求證」的機會。
1938 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財政部長摩根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攝於1941年）
在20世紀40年代末，他的教育與科學計劃再度冷場。胡適一生提倡「科學」，並不是一句口號，只要有機會，他便百折不回地推動科學研究在中國的展開。他曾寫過一首詩：「為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沒有選擇的選擇
胡適回國，蔣介石對他的期望並非只是擔任北大校長和教育領袖，而是要成為他擺弄政治的一枚棋子。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宣布結束「一黨專政」的訓政，開始憲政，並將於1946年11月召開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胡適對此表示歡迎，他在《華北日報》上說：「只要中國能向民主憲政之途多走一步，中國總是多好一分。」胡適本人從改良主義的角度，願意參加「國民大會」，其心態與20多年前參加北洋政府的「善後會議」，並無太大差別。
當時內戰已經開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對「國大」進行了抵制。他們認為，「國大行憲」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和一黨操縱，雖有一二小黨阿附，並不能真正代表中國當前的政治力量分野，從而也不能代表4.5億中國人民的意志，不具合法性。
由於中共和民盟兩大政治力量的抵制，是否參加「國民大會」，便成為中國現實的兩種政治勢力、兩個政治陣營，甚至兩條道路選擇、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分水嶺。這種狀況與當年是否參加「善後大會」非常相似，只不過對立更加尖銳。
胡適的態度與選擇，在當時的中國政治舞台舉足輕重。因他堅定的民主個人主義信仰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他成為所謂「第三勢力」的領袖。所以，胡適一旦決定參加「國大」，為國民黨「行憲」捧場，便等於公開宣布了他的政治立場選擇與感情的傾向。
在胡適政治哲學中，有憲法總比沒憲法好，有形式、有姿態總比沒有好。他有一種樂觀和韌勁，認為即使是「逢場作戲」，也可能「假戲真唱」，最後「弄假成真」。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中，說胡適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意思是「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這句話的最早出處來自於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選。胡適相信：「我有」就不怕「沒有」。
依照這個邏輯，他知道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他也只能以自己的身份為籌碼，為國民黨的「行憲」做面子、撐檯面。無論為了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還是他所信奉的「和平主義」，對胡適而言，參加「國大」、參與「制憲」，都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他只有幻想著蔣介石能實現他的自由和民主理想。
1946年11月1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電邀胡適出席在南京的「國民大會」。次日，胡適飛抵南京。「國民大會」於11月15日開幕，代表總額2050名。胡適被選入主席團。《憲法草案》在大會需經三讀。在二讀大會上，又推定代表孫科、胡適、王寵惠等12人負責整理憲法決議案條文的文句。
像憲法條文這樣百年大計的文獻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適在，大家就不會選第二人，即使法學家王寵惠也要讓位。胡適報告後，宣讀《憲法》條文歷半小時，大會完全接受，國民黨的「制憲大業」，便宣告成功了。
胡適對於這部「憲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英國大使拉爾夫·史蒂文森說，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歷史意義，是國民黨從蘇俄式的政黨回到英美西歐式的政黨，這是孫中山遺訓的復活。
胡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宣傳他所認定的民主與自由的思想，在內戰的炮火中，這些密集的演說、文章依舊顯得不合時宜。
8月1日上午9點，胡適在北平廣播電台做了生平第一次國內廣播，講題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胡適依舊認為民主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他說：「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很大的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來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300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8月1日這一天胡適很辛苦，前一天為寫廣播詞而通宵未眠。上午廣播後未得休息，魏德邁特使團又到北平，約他去談話。他下午赴約，16點半先與政治顧問斯普洛斯談。17點10分同魏德邁將軍談到19點20分。胡適是當時世界知識最豐富、最了解國內局勢、見解最透闢的中國輿論界領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極高，美國朝野也很重視他的意見。
余英時在《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中評價道：「在1947年，胡適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宣揚西方民主政治，把它說成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同時又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看做是『一個小小的逆流』，那是犯眾怒的事。」當時胡適的形象已經是「美帝的文化買辦」、「蔣介石的御用文人」。
1947年，正是中國民主自由思想處於最低潮的時期。10年後，胡適流亡海外時回憶說：「我觀察了這10年（1947～1958）的世界形勢，我還不悲觀，我是樂觀的。」1958年的美國，他的觀點比1947年的中國還要孤立。當時美國的「中國專家」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同意他的看法。
民主的「裝飾品」
魯迅雖然沒做過大官，僅在教育部當過一段科長，但對官場卻看得很清楚。他曾在《知難行難》中揶揄了官僚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中國向來的老例」是：「做皇帝做牢靠或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所謂『病急亂投醫』了。」
蔣介石為了政權的需要，在30年代後期將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吸收到政府之中，以作開明姿態。但實際上，這種關係就像魯迅說的「扳一下子相好」，蔣介石依舊當他的「皇帝」。經濟學家何廉在回憶錄中說：「總司令走到哪兒，政府的真正權力就到了哪兒。就權力而言，他主宰了一切……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
1947年初，胡適便不斷受蔣介石的壓力，逼他參加政府。無論考試院長還是國府委員胡適都不願擔任。從1932年第一次和胡適吃飯後，蔣介石就一直在和胡適「扳相好」。到了1947年，蔣介石便要求胡適出來直接做他的民主「裝飾品」。
胡適拒絕的理由是：「要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最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我絕不是愛惜羽毛的人……但我不願放棄我獨來獨往的自由。」
蔣介石對胡適緊逼不放，是因為他已經感到政府已面臨巨大的危機，特別是在爭取社會信任和美國的支持上。隨著內戰全面展開，蔣為爭取美國的支持，希望胡適以「無黨無派」的身份加入政府，要建立一種新的形象，這一點胡適心裡是清楚的。
蔣介石在1947年3月5日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已經挑明了這種關係：「唯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為集議決策機關，並無行政繁瑣工作，其職權大於參政會而性質相同，且系過渡時期機構，為期不過數月。倘先生不參加，豈唯政府決定政策之最高機構失一重大助力，社會且將疑於政府革新政治之誠意。」
1948年4月1日，胡適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發言
這也就是蔣介石對胡適一直強調，國府委員不是官，只是借胡適的名字為過渡時期（從訓政到憲政）的政府撐撐門面，根本不期望他有任何實質的貢獻。
蔣介石希望通過胡適的好友傅斯年勸說胡適，但在1947年3月傅斯年卻寫信告訴胡適：政府現在的改革政治缺乏起碼的誠意，例證就是仍偏袒孔祥熙、宋子文大官僚買辦。在蔣介石心中，「孔、宋是不能辦的，CC是不能不靠的，軍人是不能上軌道的」。在這種前提下，借重胡適，「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隨後傅斯年又給胡適寫了一封信，明確告訴他：「國府委員會」的法定名詞為「最高決策機關」，「絕與參政會不同」。他再次勸告胡適，不要讓名聲毀於一旦，使親者痛心，學校瓦解。他還幫助胡適出主意，讓湯用彤等三名北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表示反對。
美國的態度，也是蔣介石拉胡適入仕的重要參考。1947年1月，馬歇爾回國擔任副總統，在離開中國前發表聲明說：「和平障礙國共兩黨均有責任。」外交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之聲明，謂中國目前之希望，寄於國民黨中之自由主義分子與其他黨派中之自由分子，竟欲支持此種分子組織政府。」也就是說，美國希望由國民黨內外的自由主義者來組織政府，並願意給予支持。王世傑雖然認為這是正確的意見，但是由於美方想直接左右中國政治，他也感到非常不愉快。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直接向蔣介石建議：「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機構中普遍增補非國民黨黨員；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內部調整；三是短時期內集中實權予國民政府委員會。」他希望蔣能改組國府委員會，大量吸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由開明的無黨派人物組成政治核心。
就胡適而言，不僅與美國高層上下熟悉，在美國看來他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標準的政治人物。傅斯年給胡適的信中，對蔣介石的取捨進行了尖銳的分析：「（蔣介石）表面誠懇，與其內心之上海派絕不相同，我八九年之經歷，知之深矣。此公只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國之壓力也。」
一年之後的1948年3月底，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行憲國大」）上，蔣介石又導演了一出讓總統的醜劇。他先「勸說」胡適當總統，支持胡適競選，然後又藉助中央常委會反對，自己再度出山，並提出「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理權的建議」，增加總統權力。最後，由「國大」代表莫德惠領銜，771名「國大」代表聯名提出了一份《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使總統在「戡亂」時期不受「憲法」第39條或43條的限制。蔣介石後來連任五任「總統」，在台灣實施了40年的「戒嚴」，都是這項提案的後續影響。在這份《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中，第一個簽字的人就是胡適。
胡適後來說，他在「道義」上是支持蔣介石的。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
在北大曆任校長中，胡適的實際任期很短，還不到兩年半，但心態上卻是最焦慮的一位。就像他自己說的，亂世之中「只做一點小小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像樣的學校」，無非是學生讀書，先生治學，做些科學研究，解決國家的實際問題。
然而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教育生態和政治生態已經完全改變，內戰造成的生計艱難使教授、學生都無法安心治學求知。在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學潮也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胡適孤獨地坐在一個火山口上，殫精竭慮，身心俱疲。大廈將傾，任是誰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
1947年，胡適給教育部長朱家驊、行政院長張群和蔣介石寫信要求增撥經費。在曆數了一大串困難後，朱家驊在信中說：「如此情形，弟實在無能為力，只有一去了之，想兄亦能諒我也。」胡適伸手要修繳費、設備費192億元，張群只給25億元；胡適要外匯10萬美元，張群只能給1.5萬美元。北大新成立的工學院、農學院沒錢購買設備儀器，胡適只能勉力學生：「雖無儀器設備，而應仍能照常做研究工作。」除此，他也沒辦法了。
蔡元培執掌北大時蓋了一座紅樓，蔣夢麟任校長時蓋了一座圖書館，胡適本想在任上給北大修建一個大禮堂，並請梁思成設計了方案，但也因沒有經費而落空。
學校發展舉步維艱，教授和學生的生計更成問題。1947年5月底，在北平行轅新聞處召開的記者會上，胡適忍不住發了一通感慨：「……約我談學生運動，我覺得很慚愧。過去的時間大部分都用在油鹽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學生解決生活問題，對學生沒有負起指導的責任來。」
在此之前，《申報》曾經有一篇《北大經濟危機教授透支達4億元》的報道，說北大有180餘名教授透支4億元，其中最多的有600餘萬元，總共每月付利息5000萬元。北大負責人稱：「如此下去，教授即將無法教書，學校無法辦理。」
貨幣的急劇貶值，讓教授的薪水大幅縮水，胡適的日子也不好過。記者問胡適本人的生活狀況，胡適給記者算賬說：「去年（1946）7月校長薪津可得28萬元，摺合美金100多塊錢。現在雖已調整近百萬元，但摺合美金，每月僅得35美元。」他的秘書鄭天挺補充說：「胡校長每天薪水合1塊2角美元。」即使胡適也還要靠一些銀行的朋友們拆借維持生活。
幾個月後，《申報》的記者採訪他教育改革的計劃，胡適直截了當地說：「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
1947年9月23日，胡適記錄這天召開教授會議的狀況：「我做了兩個半鐘頭的主席。回家來心裡頗悲觀，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大家談的想的，都是吃飯！向達先生說的更使我生氣：『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10年20年的計劃？10年20年後，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
隨著國統區經濟的崩潰，物價飛漲，黑市猖獗，大學教師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甚至舉行「罷教」抗議。1948年4月5日，清華、北大的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等聯合發表《為爭取合理待遇告社會人士書》，其中寫到這種悲慘的境遇：「幾個月來，教育界同人除了普遍的窮困，三餐不給，兒女啼飢號寒之外，以致弄到神經失常，以致瘋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樓自殺。這些慘狀，都彰彰在人耳目。」
知識分子的境遇掉到谷底，甚至飯都吃不上，思想再保守的人也開始嚮往解放，嚮往新社會了。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終究是句氣話。胡適給王世傑的信中說：「我願意做5年或10年的北大校長，使學校有點成效，然後放手。此時放手，實無以對北大同人，亦對不住自己。」
更讓胡適頭痛的還是學潮。從五四運動時起，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就是一貫的。一方面，他認為學生運動是學生關心社會和政治的表現，是推動進步的力量；另一方面，胡適反對學生直接從事政治，尤其反對以罷課為武器的「學運」。從上世紀20到40年代，胡適屢屢因學潮問題而站在了學生的對立面。
1961年，胡適由美國赴台，夫人江冬秀前往機場迎接
到40年代末，學生運動被徹底政治化後，胡適已無力勸說。這些年來，該說的已經說完了，無論巴魯克、費希特、易卜生都失去了效力。倒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一句話常常讓青年們聯想到自己祖國的現實：「我們周圍的空氣沉重極了，古老的歐羅巴在昏迷中沉睡不醒。」
胡適的態度也更簡單了，學生可以去搞政治，但要退學，離開學校。但他也反對政府對學潮採取強硬手段，尤其反對軍警入校，與學生發生激烈衝突，以致釀成更大的慘案。
這位北大校長經常焦頭爛額地奔波於北平行轅、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之間，把出事的學生解救出來。在對待學生運動的方法和策略上，胡適也同國民黨當局有較大的分歧。他主張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由正規法院執行」，而不贊成動輒使用軍警鎮壓，擔心「若軍警入校……必致學校陷入長期混亂，無法收拾，政府威信掃地，國內則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轉而支持反政府，國內外輿論亦必一致攻擊政府」。
清史專家戴逸，在北大時因為成績優秀頗受胡適賞識，並曾經受邀到胡適府上做客。後來戴逸參加中共學生運動，為了在北大開展組織活動，便向胡適提出在校園搞「進步圖書館」。但胡適並不同意。不久後，戴逸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法庭逮捕，胡適馬上寫信救援。戴逸只在法院待了三小時就安全獲釋。很多年後，戴逸回憶時說：「那是因為胡適還把我看做小孩子！」
胡適既不贊成學潮，又無力平息學潮，更反對政府採取強硬手段。他身為一校之長，被夾在學生和政府之間，處於黨派與政治鬥爭的焦點中，整日憂心忡忡，如走鋼絲。
胡適的外甥江丕桓後來回憶說：「在1946到1948年這段時間裡，北平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絕大多數的北大學生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嚮往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胡適的觀點與言論在學生中基本沒有市場，他在家裡主要是孜孜不倦地考證《水經注》，和我們晚輩也不多談。」《水經注》成為他暫時逃離現實的自由空間，就像當年他在美國所推崇的歌德的「鎮靜功夫」，每遇大事，總要找一門和現實沒關係的學問去研究。
1946年底，美國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發生後，胡適被推到風口浪尖。在這一事件上，胡適少有表態地直接支持學生抗議遊行，並派出法學家給予最大的幫助。但另一方面，他也力圖把這一震驚北平和全國的重大事件納入、限制在法律範圍內，拒絕和反對進行政治的較量，避免讓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陷入政治被動，與美軍是否撤軍的問題分開。他在回答記者採訪時說：「此不幸事件為一法律問題，而美軍退出中國則一政治問題，不可並為一談。」
胡適的態度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嚴厲譴責。1948年2月郭沫若在香港寫了一篇題為《斥帝國臣僕兼及胡適》的文章：「胡適學無根底，僥倖成名，近二三年來更復大肆狂妄。蔣介石獨裁專擅，禍國殃民，而胡為之宣揚『憲法』，粉飾『民主』，集李斯、趙高、劉歆、揚雄之丑德於一身而恬不知恥。更復蠱惑青年，媚外取寵，美國獸兵，強姦沈崇，竟多方面為之開脫。」
對於這樣的文字，胡適沒有任何回復，他不想給批評者再提供任何子彈。
「過河卒子」
「黨國」的崩潰比預想中來得要更快。1948年底，人民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四郊。1944年他在美國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談話時，就表示了國共在抗戰後難免一戰，他也曾給毛澤東寫信希望能避免這場悲劇。然而事與願違。
在回國兩年半之後，胡適又一次面臨重要的選擇，繼續留在北平，還是隨國民黨離開大陸？胡適的內心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認為國共內戰畢竟與當年對日抗戰不同。胡適認為：「外患來時可以撤退，現在是國內的叛亂，怎好丟開北大不管？」而更重要的，還是他捨不得北大。北大不僅是他少年成名之地，也是他終生奮鬥的舞台，是他學術救國、思想獨立的載體。出任北大校長時，他便發願，「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並成為整個中國高等教育最厚重的基礎，而且，他還親自製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計劃」。
即使離開前幾天，胡適還在精心準備12月17日的北大50周年校慶，及《水經注》版本展覽，並親自寫了一篇動情的文章——《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回顧學校半個世紀以來的坎坷經歷。
胡適是蔣介石的一枚重要棋子，是他撤退計劃的一部分。蔣介石特派國民黨的青年部長陳雪屏勸他儘早離開，而不希望其被中共統戰。抗戰時期，胡適曾寫過一首著名的小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蔣介石的棋已經下到殘局，他這個「過河卒」該怎麼走？胡適自己也非常茫然。
如果離開北平，他這個空頭的北大校長去做什麼？在一次公宴錢端升的晚會上，胡適對北大的行政領導們說起了一點他的打算：50周年校慶之後，「想到政府所在地，做點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長了，不做校長時，我也絕不做哲學史或『水經注』，至於我能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此時胡適已經決定離開了，但卻對未來一片迷茫甚至灰心，甚至最後的一點愛好《水經注》的考證也不做了。學術和政治之間，他也不知道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與此同時，中共對於胡適的統戰工作也未放棄。大軍圍城後，中共在西郊架設廣播站，對北平進行廣播，其中就有對胡適的「勸留」，希望胡適留下，不要和蔣介石走，並承諾北平解放後他還做北大校長，併兼任北平圖書館館長。這其實也是毛澤東的意思。
季羨林晚年回憶，有一次正好他在校長辦公室，一個學生走進來專門向他講了廣播的事情，轉達中共的意見。胡適笑著說：「人家信任我嗎？」
胡適最終沒有選擇留下來，根源還是他的思想本身。中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社會政治層面的選擇只有兩個：一個是認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用具有時代特徵的話語表達，就是回到人民中間，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選擇這條道路，等於選擇了一條接受「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道路。按照研究者沈衛威的說法，對於這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來說，等於讓歷史給他們重新確立身份。而另一條道路就是選擇國民黨政府。於胡適而言，無論思想還是方法，都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在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中，他只能繼續做「過河卒子」，直到沉底。
回到1948年底的歷史現場，當胡適決定棄北大、北平而南下時，另一大批民主人士，則取道香港，北上前往解放區，準備參加第二年的政治協商會議。
12月15日，胡適與妻子江冬秀乘坐蔣介石的專機離開了北京。走時極為倉促，只是留下了一張便條給北大同事湯用彤和秘書鄭天挺：「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絕不忘掉北大。」他甚至沒能說服二兒子胡思杜一起走，夫人江冬秀便給他留下了一些結婚用的金銀。胡思杜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胡適晚年終老台灣時悲嘆：「我現在只有一個兒子。」
留在北京的還有102箱書籍以及大量書信。他隨身帶走的只有《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幾冊正在校勘的《水經注》，以及念念不忘的「十年計劃」。
逃離北平後的第三天，就是北大50周年的校慶，這一天也是他58歲的生日。胡適以北大校長的身份出席了南京校友舉辦的慶祝會。在會場上，當著很多人的面，胡適痛哭流涕，稱自己「是一個棄職的逃兵」。他內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仍是實現他大半生所追求的那個夢想——用和平漸進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沒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已經失敗。
在這個問題上，胡適與魯迅可能沒有什麼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魯迅就寫信給曹聚仁說，如果天下崩潰之際，我如倖存，當乞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儘管魯迅多次寫文章批評胡適甚至刻薄他，但胡適還是對歷史學家周策縱說：「魯迅是我們的人。」
還是在12月17日這一天，胡適會晤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美國的對華政策。胡適告訴老朋友，他後悔前幾年沒有把精力放在現實政治上，而現在國民黨大勢已去，民眾信心喪失殆盡，他打算放棄學術，去幫助蔣介石做事。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司徒雷登告訴他，對蔣介石說些什麼。司徒雷登明確地告訴胡適，蔣介石失敗的根源不在軍事問題，而是「道德問題」，美國也無能為力。
司徒雷登悲觀地認為，在政治上胡適不可能像他30年前「新文化運動」中那樣「輝煌」了。
胡適離開北平來到南京後，自我感覺是做了逃兵和難民。1949年元旦這一天，曾經的學生胡頌平去旅館看他。胡適對他說：「我現在住在這裡，這座房子，這些煤，都要國家花錢的。像我這樣的人，也要國家花錢招待嗎？」胡頌平安慰他說：「這是臨時的住所。先生如能到國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還是可以救國的。」胡適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
1949年4月6日，懷著這種深深的失望，「抬不起頭」來的胡適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前往美國，為蔣介石政府爭取外援。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胡適應雷震所託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作為《自由中國》雜誌的發刊詞。
這是胡適第六次出國，從此便一去不復返了。4月21日他在美國舊金山上岸，此時人民解放軍已經進入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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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適：美國、台灣與蔣介石——專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長」、研究員黃克武摘要：胡適知道從事民主改革的風險，也知道蔣介石的底線。他必須踩著底線走，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去爭取最大的進步。「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胡適選擇的是「坐而言」。
胡蔣之間
三聯生活周刊：1948年12月，胡適坐蔣介石的專機離開了北京。在國共兩條道路的選擇上，為什麼他最終還是站在了國民黨一邊？
黃克武：選擇國民黨不是一個意外。長期以來，他和蔣介石之間有密切的互動，雖然他並不完全同意蔣介石的做法，但還是願意在「道義」上支持他。
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比較長久。1927年他從國外考察回來後就扮演國民黨的「諍友」的角色。他不願意加入政府，而是希望從獨立知識分子的角度批評政府。不管與汪精衛、胡漢民的關係還是對孫中山的態度，他都是站在一個為國家諫言，為國民黨提供施政參考的角度。除了駐美大使、北大校長以及晚年擔任的「中研院院長」三個職務外，他一生都是在野的身份。他參與創辦了《每周評論》、《努力》、《新月》和《獨立評論》，以及最後的《自由中國》，也都秉承了這種獨立身份。
他對國民黨是寄予希望的。他認為，在當時的政局之下，他與國民黨的結合有更多的改造中國的機會。
三聯生活周刊：寄予希望的基礎是什麼？
黃克武：胡適的思想很清楚，就是倡導民主與科學。1927年，他寫《我們對西洋文明的態度》，對社會主義持肯定態度。然而晚年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他就認為社會主義的傾向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間有衝突，於是開始公開地懺悔，甚至清算自己過去的思想。這和上世紀50年代大陸形勢有關，同時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影響。
他在政治上倡導自由民主，經濟上推崇資本主義。比較能配合他思想的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是可以和他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結合在一起的。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在幾次歷史轉折關頭都有過表態，就是在「道義」上站在蔣介石一邊。那麼，該如何理解他所說的「道義」？是個人交情還是立場的認同？
黃克武：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還是「道統」與「治統」的關係。胡適認為他是知識的權威，是「道統」；而蔣介石掌握國家權力，是「治統」。
胡適認為蔣介石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1948到1958年，兩個人的聯繫也非常頻繁。蔣對胡既有精神上的尊重，也有經濟上的支持。胡適流亡海外，生活開銷大，收入不多，蔣一直資助他。他所說的「道義」上，我想是有思想的共識，也有交情成分在其中的。儘管他們之間有很大的分歧，很多看法與做事的原則是不同的。
胡適的墓在「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小山上，妻子江冬秀、長子胡祖望都葬於此
三聯生活周刊：1949年蔣介石希望離開北京的胡適去美國，以民間身份推動外交，爭取援助。但實際這一塊的工作沒有具體開展，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這段時期的主要經歷是什麼？
黃克武：胡適於1948年12月離開北平，轉赴上海，至1949年4月6日再轉赴美國定居。到美國後，胡適仍十分關心國內局勢。5月7日他曾應于斌、曾琦之邀，致電李宗仁與蔣介石。不久之後，胡適接到蔣介石5月28日寫的一封來信，蔣在信中談到：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在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務請胡適協助積極進行外交上的努力，以阻止美國承認共產黨政府。6月23日，胡適致函蔣介石，懇辭擔任閻錫山內閣之外交部長。至6月29日，蔣介石又致電胡適，「甚望適之先生能先回國」出任職務。但胡適一直沒有接受蔣的邀請，直到1950年3月31日，蔣介石續聘胡適為「資政」。此時，胡適又受聘為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
這一年7月，應美國學者的邀約，胡適花了40天時間寫成一篇英文長文《斯大林雄圖下的中國》，發表在美國《外交》雜誌上。這一篇學術性長文參考了許多中英文一二手材料，有37個附註說明數據來源，並以層層剖析的方式向英文讀者詳細解釋1949年共產革命的緣由。就胡適的學術生涯來說，這篇文章是他首度以類似考證之細密功夫與法官斷案的態度，針對現實問題所寫成的學術著作。
通過《斯大林雄圖下的中國》，胡適進行了一次學術外交。他從學者角度，對中國1949年的大轉變進行了一次歷史詮釋，並將其作為自己對時代的反省，同時也對美國學術界進行了響應。這種學術上的詮釋是支持蔣介石的。雖不是直接的外交工作，但對於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為蔣的政權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的觀點是什麼？
黃克武：胡適認為蘇聯的扶植乃是中共由敗轉勝的關鍵，也是導致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的根本原因。「西安事變」和「雅爾塔密約」是兩個關鍵的轉折點。
他的這種觀點配合了「冷戰」格局，是在美蘇對抗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的命運。其實兩個陣營的想法，在他離開大陸前已經成型了，長期盤桓在他的心頭。
這篇文章成為蔣介石的思想來源，後來蔣介石寫的《蘇俄在中國》也繼承了這個思路，把蘇聯對中國的侵略作為中共成長，以及政權易手的原因。蔣介石藉此提出了一套「反共抗俄論」，此一理論後來成為蔣氏在台主政期間，對內安撫人心、對外從事宣傳的重點。
三聯生活周刊：在台灣，蔣介石給予了胡適非常高規格的禮遇，甚至和他一起閱兵，非常希望胡適回來。實際上，在這個階段他們在思想上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黃克武：胡蔣關係，一方面是類似傳統的君臣，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共作戰的盟友。不過兩人最終能夠合作共事、彼此尊重的基礎還是在於反共議題上的共識。尤其在1949年之後，國民黨統治精英與中國自由主義者面臨了在大陸政權易手、退居孤島的重大挫折，為圖日後之再起，乃積極地消弭彼此的不滿，突出兩方的共識。1949至1956年，他們的思想交往充分說明了雙方存異求同、尋求合作的傾向。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離開大陸後在美國生活了近10年的時間，「外交」四處碰壁，也沒有合適的工作，生活很困難。為什麼他這麼長時間都沒有選擇回台灣？
黃克武：1949到1958年，是胡適在美國的寂寞時光。他朋友很多，開銷很大，但也沒幹什麼大事，正事只有在普林斯頓大學管理了一段時間中文圖書館。這是流亡在外的狀態，也只有回台灣胡適才能有所作為。
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很快回台灣，他想和蔣介石保持一定距離。傅斯年去世後，蔣介石邀請他回來做台灣大學校長，他也拒絕了。包括最後蔣介石邀請他回來擔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最初他也推辭身體不好。雖然胡適一直表現出對自由陣營的信心，但我想他內心還是有些彷徨的。在當時大陸與台灣嚴重對立的時期，武力上的威脅依舊存在，對台灣能否守住也會有顧慮。此外，在政治思想上他與蔣介石之間還是有芥蒂的。
因為《自由中國》雜誌的事情，胡適往來台灣很多次，蔣也給予很高規格的接待。胡適一直在考慮最合適的發展平台，所以，最後選定了「中研院院長」，畢竟發展科學是他一生的信仰和目標。
三聯生活周刊：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在當時也是按照「冷戰」思路去考慮台灣的未來。
黃克武：胡適始終希望堅持自由主義者的角色，並且導引蔣介石朝著這方面發展。
1951年他給蔣介石寫了封長信，讓蔣認識到兩個陣營格局的維繫，必須與發展民主自由政治結合起來。他希望蔣介石多了解大陸的情況，看毛澤東的書；希望蔣向民主體制的轉變方向上走；他甚至舉出黨內分派、派與派之間彼此制衡等方法。
胡適一直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而不是與權力、政府對著干。他不是去當自由主義的烈士，他要漸進地改革，慢慢地調整。
胡適本人的個性也是很溫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國》時期，他可以少談反對黨，他只寫過一篇關於反對黨的文章，就是《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可是這一篇強調的是爭取言論自由，他認為即使組織一個反對黨出來，也是一個不以奪權為目標的反對黨。
胡適知道從事民主改革的風險，也知道蔣介石的底線。他必須踩著底線走，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去爭取最大的進步。「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胡適選擇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組黨和蔣介石對著干，他會很有顧忌。
黃克武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和蔣介石之間的分歧在哪裡？
黃克武：他和蔣介石有兩個矛盾。一個是自由民主。蔣介石認為中國沒有他不行，必須依靠他才有希望，而他要有所作為，必須依靠國民黨統治，所以還是「黨治」的做法。胡適則認為政治上必須要走自由民主的路子。
第二，兩人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有所不同。蔣介石非常肯定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們整理蔣介石日記時發現蔣介石讀了很多中國古書，他喜歡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讀梁啟超的各種著作。在去參加開羅會議的時候，隨身帶的即是梁啟超的書。他對心性修養浸淫很深。他對傳統的態度，用錢穆的話說是充滿「溫情和敬意」。胡適對於傳統，則是整理國故，用批判的態度去看傳統。
在這兩個方面，胡、蔣二人一直是有分歧的。
三聯生活周刊：對於傳統的態度的差異，與胡蔣之間的政治選擇的不同是否有關係？
黃克武：這恐怕是很複雜、很糾結的問題。
兩者不一定有直接的關聯。我倒不認為傳統文化與專制政治有必然的關係。對蔣介石來說，他所提倡的傳統是儒家倫理的部分，不是專制王權。在某種程度上他還號稱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而「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很清楚是傾向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蔣介石倡導「倫理、民主與科學」，這三點形成一個三角結構，成為他建構現代國家的基本綱領。胡適講的則是「民主與科學」，對他來說，倫理是普遍的。至於蔣介石，倫理，尤其是與傳統結合的倫理，一直是他很強調的部分。後來在台灣推動「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包括台灣中小學都要背《論語》、《孟子》、《古文觀止》等，與蔣介石的推動有很大關係。
而另一方面，對傳統的態度與政治之間也不能完全區分。
1949年後的台灣，文化思想氛圍受新儒家思想影響很大。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和蔣介石的關係都非常好。蔣也待之如國師，提供很多資源。包括錢穆在香港辦學，也得到了台灣的資助。當時，新儒家學者在維護傳統、維護中國文化和反共方面和蔣有共識。蔣介石是有文化理想的人。他對傳統的維護，有純然教育、學術的部分，整個台灣中小學、大學教育都受影響，但和政治又是糾結在一起的。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從蔣介石看胡適，他希望胡適回台灣後承擔怎樣的角色？
黃克武：當時胡適是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他的學術領域非常廣泛，很少有學者能橫跨歷史、文學、哲學、佛學等。可以說，除了藝術以外的人文學科他幾乎都觸及了。從學術的廣度，從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當時中國知識界不做第二人之想。此外，他擔任過駐美大使，有過從政的經歷。
蔣介石之所以給胡適很高的禮遇，在於他們有可以合作的可能性。兩個人有重疊的部分，能夠彼此幫忙。沒有蔣介石，胡適也沒有舞台。
雖然蔣介石在日記中也會痛罵胡適，但日記是他抒發內心不滿的地方。而且蔣介石認為發展科學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胡適能協助推動這方面的進展。此外，胡適和美國的關係非常好，美國的政治人物對胡適的信任度還是比較高的。後來，胡適作為「中研院院長」也多次去美國訪問，由此可見蔣也希望利用胡的國際聲望來穩固其政權。
不做大哥
三聯生活周刊：但我們看到，後來《自由中國》雜誌成了蔣介石與胡適的衝突焦點。《自由中國》是胡適辦的最後一本雜誌，在早期擔任發行人，而且在離開大陸的船上寫下了辦刊宗旨，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項事業。在辦雜誌的過程中，胡適的態度是否有變化？
黃克武：《自由中國》雜誌形成了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團體，重要的人物包括雷震、殷海光、傅正等。早期，胡適是《自由中國》的領袖，是發行人，而胡適本身也是喜歡熱鬧的人。在雜誌的早期，胡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表現出很強的批判力。
但是到了雜誌後期，自由主義的言論和蔣介石的衝突不斷尖銳，胡適的批判態度就逐漸轉弱了。他不願意與蔣介石有直接的衝突。該如何評估這種轉變？是好是壞？有一派認為，你胡適不當烈士誰當烈士？你不做領頭大哥誰來做？我認為這是春秋責備賢者了。我想胡適內心是不願自由民主的改革走得太急，過於急躁，會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前面的努力如果白費，反而會急速倒退，因此胡適不願意太過激進。
三聯生活周刊：1951年《自由中國》發表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後迫於當局壓力又發表了《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以「息事寧人」。1952年，胡適為抗議國民黨打壓言論自由，辭去了發行人的職務。該如何看待胡適辭職的目的？
黃克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和《自由中國》逐漸劃清界限，胡適不願意在政治上更冒險。尤其是在1958年之後，他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是官員了，他也要好好拿捏自己應扮演的角色。
胡適對《自由中國》之後的《文星》雜誌也抱持類似的態度。1957年《文星》創刊後就寫信給美國的胡適，請他支持，但從來沒有得到胡適回復。直到1958年4月，胡適回台灣之後，還是不回信。此時，他刻意和這些更激進的知識分子保持一定的距離。
三聯生活周刊：回到台灣，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胡適是否陷入了一個更分裂的境地？
黃克武：1954年，胡適回台灣支持蔣介石連任，同時也在支持雷震的《自由中國》。這真是一個非常微妙的角色。
他會參與雷震的活動，在各地演講，在「雷震案」發生的時候，也能夠發表強硬的但又不過度尖銳的看法。站在自由主義的角色上，他對於自由、民主的堅持從沒有放棄。但是他認為這種理念的實踐必須要有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他願意在政權上支持蔣介石。他認為只有蔣作為領袖，才能維持台灣的穩定，「民國政府」才能在台灣站穩腳跟。不站穩腳跟，其他的發展根本不可能。
三聯生活周刊：在組織反對黨的問題上，胡適也是很有保留的。
黃克武：這也是《自由中國》內部對他的不滿。我們最近出版了《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傅正是《自由中國》的重要成員，在「雷震案」中被判刑三年。其實從1958年起，《自由中國》社第一線的知識分子就對胡適很有意見。他們批評胡適行動力弱，不願做「帶頭大哥」，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卻不願出來組黨。很多人說胡適有懦弱的本質，在「雷震案」中就表露無遺了。
1958年，胡適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時留影（第一排左至右：張群，胡適，蔣介石，朱家驊）
三聯生活周刊：1960年「雷震案」對台灣的自由主義運動產生了很大的打擊，此時胡適的態度受到了很大的爭議。
黃克武：雷震以「為匪宣傳」和「知匪不報」的罪名被判入獄10年。胡適對此是非常有意見的。他在日記中寫道，這麼重大的案子，8個小時就結束了，實在見不得人，抬不起頭。同時他認為，「雷震案」在國際上的影響與國際宣傳都是非常負面的。
而另一方面，胡適沒有真正站起來為雷震說話。他認識到案子的不妥，但沒有強烈抗議，或者用激烈的態度去抗議。他也聯名寫信，要求蔣介石特赦雷震，但並不是高姿態的對抗。這也符合胡適一貫的性格。他是不做烈士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死了什麼都幹不了了。
三聯生活周刊：蔣介石選擇胡適不在台灣的時候辦理「雷震案」，在時機上，是有特殊的考慮嗎？
黃克武：我想，在這件事上蔣介石是不會斤斤計較的，他認為自己在「雷震案」上有完全的操控能力。
蔣介石的「黨國」意識很強，而當時大陸的戰爭威脅很大。他認為《自由中國》再這麼鬧下去，如果我不當「總統」，你們都要用人民幣了。所以最後用的是「為匪宣傳」和「知匪不報」的罪名，還是兩岸格局下的判決。另一方面，他也會覺得，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他的統治和權力穩定性提出了挑戰。
三聯生活周刊：其實在「雷震案」後兩年胡適就去世了。他沒有去監獄看望雷震，而是抄了一首詩送進去，就是楊萬里的《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這段時間胡適身體狀況也很差，很長時間住院。「雷震案」對晚年胡適的打擊是不是很大？
黃克武：「雷震案」後，胡適的精神上很悲觀，身體也不好。我想，他對自由民主的制度性改革感到憂心忡忡。他認為蔣介石對政治的控制還是很強硬。雖然他知道自由與民主是世界發展的趨勢，但包括黨內分派、反對黨的成立等問題都沒有清楚的走向。他最後兩年還是花了很多精力在推動「中央研究院」的科學發展上。
胡適生命的最後一天，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蔡元培館致辭的時候，他也是在談這個問題。「五四」以來的民主與科學如何在台灣生根？他到死都在擔心。他在參加會議之前說，身體不好少說兩句。到了會場，說太太不在，多說兩句。最後因為情緒比較激動，引發了心臟病，鞠躬盡瘁。
三聯生活周刊：《自由中國》對於台灣的思想領域後來有怎樣的影響？
黃克武：當後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再去向蔣介石抗爭，他們所汲取的資源就是當初《自由中國》時期所談的問題。這些思想遺產影響了後來的自由主義運動。
1979年，代表台灣本土勢力的《八十年代》雜誌編輯了《自由中國選集》，討論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反對黨等議題。當《自由中國》和《文星》向前沖的時候，胡適、雷震、李敖都是外省知識分子，他們所宣傳的理念帶動了本土政治意識的興起，兩者之間的聯繫十分清楚。
本土派知識分子對於國民黨的抗爭，我們叫做「黨外運動」，他們所汲取的資源就是《自由中國》與《文星》中所討論的一些理念。蔣介石在判雷震的時候，黨外抗爭還沒有起來。儘管如此，當時蔣對台灣本土政治派別是比較憂慮的。《自由中國》討論的這些問題——包括反對黨、司法改革等——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蔣介石非常清楚，如果讓這些問題浮上檯面，他的政權就有可能非常不穩定了，本土勢力、國際勢力、外省勢力就會在台灣角逐政治權力。
本土政治意識是由《自由中國》帶動的，登上言論平台則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他們的政治主張還是自由民主，但在政治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李敖也是從這個年代走出來的，不斷批判國民黨，對後來黨外運動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但李敖絕對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
對胡適的「圍剿」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自己說一生都被別人罵。到了晚年，「圍剿」胡適的陣容甚至更強了，既有國民黨內部意識形態上的「圍剿」，也有文化保守派知識分子激烈的論戰，其中「國防部總政治部」甚至發布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稱自由主義為毒素思想，如臨大敵，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黃克武：《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體現了黨國統治與自由思想之間的分歧。上世紀50年代，台灣面臨戰爭威脅，台海進行了多次炮戰，軍事武裝衝突的壓力高懸於上。在「解放台灣」的壓力下，蔣介石會很緊張。為了解除威脅，一些國民黨核心人物認為不能走自由主義的路線。
這背後根本原因，就是對待「大我」、「小我」的關係，這是雙方對於自由本身的爭議焦點。
自由主義者追求的是自我，是「小我」的權利保障。個人的自由是國家存在的前提，認為政治、社會體制是為了保障個人的權利而存在。而另外一個觀點認為，「大我」優先於「小我」，沒有「大我」哪有「小我」。而群體「大我」的維繫，則是要靠黨國體制的穩定統治，保證安定與生存。當時蔣介石也是這麼想的。他認為這些自由主義打破了社會凝聚力，渙散軍心。
三聯生活周刊：這麼說，當時自由主義與政權穩定性之間構成了衝突？
黃克武：從自由主義者的角度看，是沒有這種衝突的。他們認為只有這套制度，才能保障個人自由；而保障個人自由才是國家存在的前提與原因。這是兩套不同的想法，直到今天依舊有交鋒。
三聯生活周刊：另一方面，胡適在思想文化上也面臨著傳統知識分子的討伐，措辭甚至是非常激烈的。
黃克武：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台灣後，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論戰」。胡適在《文星》上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題，中國要發展科學，必須要面對中國文化中的缺點。胡適認為中國文化中不具備發展科學的精神基礎，他批評中國文化「沒有靈性」或少有靈性。
徐復觀等一些知識分子難以忍受，於是「污衊中國文化」這樣的罪名就套上去了。所以對胡適的批判，是在「中西文化論戰」的架構中展開的，討論的焦點還是延續「五四」的「全盤西化」的問題。
這也是1949年後台灣文化中的有趣現象。在中西文化的論戰中雙方勢均力敵，不像「五四」時期新派全面壓倒傳統。肯定傳統的一派，與西化派——胡適、李敖等——一直處於動態辯論中，共同構成了當代台灣文化活力的重要部分。
怎樣解決中西文化、傳統現代的關係？雙方在辯論中去尋找一條台灣發展的道路。「五四」與「反五四」的不斷激辯，形成了台灣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台灣今天的文化狀態與這場討論有直接的關係。胡適當時把這個話題完全挑開了。
1958年，胡適返回台灣，蔣介石為他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內造了一座房子，現為胡適紀念館
三聯生活周刊：其實論戰雙方也是有共識的。
黃克武：胡適和李敖挑起辯論後，雙方唇槍舌劍。中西文化的大論戰主要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進行的，也包括徐復觀、胡秋原這些強調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
但是到了1962年胡適去世，雙方又暫時和解了，共同肯定胡適的功績。雙方在爭取言論自由、爭取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上，是有共識的。
論戰的結果，就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與「科學」形成了共識，在肯定民主與科學的前提下，提出「繼往開來」的文化精神。當時即使傳統派，也是錢穆與牟宗三的傳統，他們和「五四」精神沒有太大區別。他們是希望把自由民主的架構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連在一起。所以，牟宗三主張開出一個新的「外王」。傳統派的目標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科學，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只不過在過程上，新儒家認為需要接引傳統精神資源作為實現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基礎，而不是反科學、反民主。
台灣沒有經歷一個巨大的文化變遷和斷裂，即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台灣也是在基於傳統為根基的發展。「繼往開來」，最能體現台灣的文化精神。這四個字，是從民國初年到「中西文化論戰」中激辯出來的。
自由主義之路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為什麼晚年特彆強調容忍的重要性，提出「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命題？
黃克武：在自由主義理論上，容忍或妥協和自由的關係一直是重要的命題。這種強調妥協的理論，從胡適去美國的時候就開始接觸了。剛到康奈爾大學讀書時，他的好友韋蓮司對他的思想有重要的影響，介紹了很多古典自由主義的書給他，其中有一本就是毛萊的《論妥協》（On Compromise），在自由主義理論範疇里強調容忍異己的重要性。
胡適晚年講，「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也有特殊的目的，這是對當權者蔣介石提出來的，強調擁有權力的人要更能容忍。這裡含義很深，如果擁有權力的人不容忍，對自由的傷害會很大。當權者要給思想、言論自由留出生存空間。
三聯生活周刊：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胡適起了怎樣的作用？
黃克武：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從清末才開始，如果從嚴復開始計算的話，也就是從19世紀最後幾年到20世紀初。「自由主義」這個詞的出現，最早還是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文獻中首次使用這四個字。到了1900年左右嚴復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才首次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引進到中國來。到今天也只有100多年。
胡適在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脈絡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從嚴復、梁啟超，接下來就是胡適，然後是殷海光等人。嚴復與梁啟超之後，胡適扛起自由主義的大旗，進入成為國民黨的「諍友」的過程。胡適有到西方讀書的直接經歷，所接觸的是第一手的英美自由主義，而不是像梁啟超從日本轉手吸收的，所以他對自由主義的認識也比梁啟超要更深入。
胡適不僅在自由主義的引介上超過上一代，更重要的是用自由主義的立場進行政治批判。特別是在《獨立評論》時期，他對於國民黨訓政的批判，對於人權問題的提出，這些自由主義的實踐是嚴復、梁啟超所沒有的，因此對自由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廣泛的推動。
1954年，他在《自由中國》雜誌社進行了關於自由主義的演說，當時談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此時，他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又加入了哈耶克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論述。所有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都嘗試做一個理論上的調整，使自由主義適合中國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胡適也是延續了這些思考。
在對於胡適的歷史評價中，李敖的《播種者胡適》非常有代表性。他認為胡適一生的成就不是學術而是啟蒙，他在政治參與、思想啟蒙上都有重要的作用。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的一生並不長，但卻見證了自由主義的一路坎坷。
黃克武：整個20世紀，自由主義在中國都是一個不斷經歷挫折的過程。
清末民初的變革，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自由主義思想推動的一個結果。辛亥革命成功，背後的一個根源在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清末知識分子引入西方民主自由的觀念，為晚清革命志士奠定了思想的基礎。中國人開始能夠想像專制體制之外還有一種體制，叫做民主共和。
但辛亥之後歷史進程卻非常曲折。自由民主的實施，很多人會講到社會條件，比如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的出現、國民所得的增長等，但這些因素在辛亥之後的中國基本不存在。軍閥混戰、日本的侵略、國共內戰，在整個20世紀很長的時期內缺乏實施民主自由制度的社會條件，沒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
20世紀在救亡的壓力下，對中國知識分子最有吸引力的仍是一套有清楚藍圖、有行動綱領的解決方案。國共兩黨都嘗試走這條路。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三民主義，都有藍圖、有具體的實踐方式、有政黨、有軍隊、有組織、有時間表和路線圖。
但胡適沒有綱領，他有自己的主義，但這個主義是非常籠統的意見，是逐漸改善的過程。所以他的思想不吸引人，也是可以想像的。
三聯生活周刊：現代自由主義思想是從西方舶來的，其落地生根是否也存在著一定的文化障礙？
黃克武：我們引介自由主義最難觸碰到的、最難引進中國文化土壤的，就是它背後的認識論。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哲學，即真理不是那麼清楚，你可能對，我可能錯，經過我們合理的討論，我們可能會找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路徑，但也並非一定就是正確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採取制度的制衡，有其背後的認識論基礎，認為在人文世界中不會有一個像科學一樣精確的答案。這個認識論的基礎，在自由主義引進時是不被強調的。
其實胡適講容忍也是這個意思，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後來也講到中國傳統中「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概念，但是沒有上升到理論層次來思考。我想這種對於自由主義背後的哲學認識論的移植所引發的問題，需要更清楚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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