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三、乾、嘉時期的學術和思想

（一）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及成就1．乾嘉考據學的形成清初思想呈多元發展的態勢。清初思想家在哲學、史學、自然科學諸領域均有所涉及並作出成績。他們在社會政治思想、哲學思想、軍事思想等方面提出的主張反映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對專制政體和宋明理學的批判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隨著清朝統治趨於穩固，思想學術界呈現了與清初不同的變化，即考據學開始在學術界佔有主導地位。乾嘉考據可以認為是一種學風，也可以指一種方法，卻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學科。因為這個時期的學者都尊行以經學為主的漢代學術，故稱這個時期的學術思想為漢學。又因為他們追求的是一種樸實無華的考據功夫，故又稱其為樸學。乾嘉時期的學術發展也稱之為乾嘉考據學。　　乾嘉考據的出現和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來說，清朝統治者征服全國之後，社會趨於安定，經濟不斷發展，乾嘉時期是清朝統治的全盛時期，即所謂"乾嘉盛世"，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化有進一步的要求是十分自然的，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從順治時代到康熙時代，因為統治秩序尚未穩定，清朝君主對堅持氣節的明朝遺民主要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順、康二朝文字獄與乾、嘉二朝相比要少，處罰和誅連的程度也輕緩一些。只要沒有明顯危及統治，隱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們的範圍內著述、講學，也可以不去響應為拉攏他們而特地開設的博學鴻辭科。順、康以後，情況有所不同。已經騰出手來重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並且被充分漢化而深諳統治術的清朝帝王開始施行文化高壓政策。康熙以後的文字獄，其嚴酷程度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峰。與此相關的文化高壓政策，還包括禁止結社講學、發布禁書令、大規模燒書和毀書等措施。　　在這種情況下，清初那種因充滿憂患意識和愛國激情所導致的思想界的銳意進取、探索和致用的學風被強行扭轉了。同時，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相繼亡故，其後學即使繼承了他們治學的某些方法，也因沒有經歷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國之痛而難以承襲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統治者在實行文化高壓政策的同時，還採取懷柔手段，以促成與"乾嘉盛世"相適應的"文化盛世"。清廷重開科舉考試，重新提倡理學，通過開設博學鴻辭科和組織編纂大型文化學術叢書招攬知識分子。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繕寫《永樂大典》、武英殿刻書、設三通館等措施，均屬此種性質的舉動。對學術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導，加上康、雍以來較為長期的安定繁榮的環境，為乾嘉學者理頭於樸學提供了可能性。　　基於以上社會政治狀況的客觀壓力和客觀條件，以及知識分子主觀的原因，他們轉而專註於考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是乾嘉考據學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軌跡來看，還可以從近因和遠因兩方面來理解乾嘉考據的形成原因。　　學術思想發展的近因，指的是清初思想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宋明理學統治學術界已達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葉以後就不斷遭到進步思想家的批評。明朝滅亡，宋明理學高談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學風，更被認為是具有"空疏誤國"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與此相應，清初思想家提倡學以致用，崇尚實學，強調學術上的務實精神。他們認為，欲經世必先通經，欲通經必先考訂經書的文字音義，把考證功夫結合在經世學術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顧炎武。顧炎武治學講治道、經術和博聞，主要方法就是考據。他認為命與仁，孔子也很少談，性與天道，子貢亦未聽說。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恥，為學則應好古敏求。他說過："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①顧炎武的考據方法主要是先詳細佔有材料，再由歸納例證中得出結論。他的名著《日知錄》，就是主要以考據為研究方法的著作。從哲學意義上對理學的批判和在治學方式上的嚴謹務實，都是對理學的消極影響的一種否定。顧炎武被稱為開啟一代學風的宗師，他對乾嘉考據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必須指出的是，乾嘉學者繼承顧炎武的主要是考據學的方法，而沒有繼承顧炎武學術的全部，特別是沒有繼承顧炎武以考據為手段為的是要講求"治道"的目的。因此，不能簡單地理解顧炎武《日知錄》的考據與乾嘉考據的上下關係，兩者從起點到目的是有區別的。　　理學在清初已經被思想家們從根基上所撼動，理學的沒落已不可避免。　　儘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學一直是科考的依據，清廷組織編纂了《性理精義》，並將《朱子全書》頒行太學，刊示諸生，這也不過是理學的迴光返照。理學已難以吸引多數學者。同時，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進步的和超前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進一步成長發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觀點的著述在乾嘉時代並不為人所理解和重視，其中一些優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沒有刊行傳世。　　從以往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發展特徵來看，每一個時代大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主潮，如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這種學術主潮的形成，一般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和學術發展的脈絡有密切關係。乾嘉考據的形成也同樣如此。清初思想難以在新的政治條件下生存和壯大。顧炎武只好將希望寄託於"後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於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了其餘生。顏李學派的學說在康熙中後期的學術舞台上活躍了近半個世紀之後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離了顏學而轉向考據學。這表明清初思想在專制統治的嚴密文網中已經失去了繼續發展的土壤。康、乾時期理學的再倡也只是因為有了"御用"和"欽定"的包裝。清初思想家幾乎沒有例外地（黃宗羲另論）對理學進行了批判和總結，理學作為一個思想學術流派體系已經在理論思維領域中呈徹底瓦解之勢。清朝統治者所建立複製的傳統的專制統治的政治經濟模式，也註定不可能誕生新的理論思潮。在文化高壓之下，復歸漢代經學，專註於訓詁考證，以取代理學原來的統治地位，乃是大勢所趨。顧炎武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①費密主張："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　　①　張穆：《亭林年譜》附《儒林傳》。　　①　《亭林文集》卷四。　　以實志道。"②乾嘉學者繼承清初學者運用的考據方法，把目光轉向遙遠的"專門漢學"，既可脫離社會實際，又可迴避學術上的理論原則問題，這在當時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選擇。　　學術思想發展的遠因，應該從中國學術文化自身的發展淵源上來看。中國的學術文化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之後，形成了龐大、繁雜的規模。幾千年的創造和積累，包含了無數代學者經過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觀上，需要來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經學和史學為代表，自先秦產生以來已有兩千多年。各個時代流傳下來的典籍，是中國學術文化方面的寶貴財富，因為流傳年代久遠、缺乏有效的傳抄和保存方式，以及歷代戰火動亂毀壞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內容上的錯訛，史實記載上的歧異，以及部分及全部內容的散失等諸多問題，需要人們從事整理考證工作，然後寶貴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讀懂和利用，歷史記載的歧誤偽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彌補。早在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等人對文獻典籍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整理，為保存和後人利用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貢獻。兩宋時期，考證工作已被眾多著名學者所重視。司馬光撰《通鑒考異》，詳考在撰寫《資治通鑒》時所用各書在史事記載上的差異，說明取捨理由。其他如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葉適《習學記言》、鄭樵《通志·校讎略》，王應麟《因學紀聞》、黃震《黃氏日抄》等書，都有許多內容屬考證性質。朱熹雖為大理學家，但他在考據學方面也有著述，併產生一定影響。明代心學泛濫，但仍不乏考據學方面的學者和著述，如梅鷟、胡應麟考辨偽書，焦竑、陳第研究音韻、文字等，考據之風的持續和考據方法的積累，是形成乾嘉時期考據臻於鼎盛狀態的先決條件。對中國文化典籍的大規模系統整理，自劉向、歆之後還未曾有過。在繼承前人考據成果的基礎上加以創新，以期對傳統文獻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帶有總結性意義的整理，正是乾嘉學者所擔當的歷史重任。他們通過訓詁注釋、版本鑒定、文字校勘、辨偽輯佚等方法和手段，在經學、小學、歷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叢書、類書、工具書的研究和編纂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和成績。乾嘉考據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2．乾嘉學派在經學和文字音韻學方面的成就乾嘉學派的直接先驅，是康熙時期的閻若璩、胡渭、毛奇齡、萬斯大、姚際恆等人。他們分別在訓詁經書、考辨文獻、考釋歷史地理等方面作出成績。　　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發揮了明人梅鷟的論點，最終證實東晉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25　篇和孔安國傳注都是東晉人偽造。毛奇齡曾作《古文尚書冤詞》，觀點與閻若璩相左，以閻若璩為大家所承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閻書是"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閻若璩此舉，為乾嘉學者的疑古精神開闢了道路。　　胡渭注《易圖明辨》，揭露宋儒所傳"太極圖"乃華山道士陳摶所作，與儒家經典並無關係。辨明所謂"河圖"、"洛書"等矯誣之說，對宋儒所宣揚的象數學是一次深重打擊。他的另一部著作《禹貢錐指》，開啟歷史地②　費密：《聖門傳道述》，《弘道書》卷中。　　理學的研究之風。　　毛奇齡雖然在《尚書》的考訂上與閻若璩觀點相反，但他的《四書改錯》從考據、訓詁的角度，對朱熹《四書集注》進行了抨擊，認為該書是"無一不錯"。①萬斯大深通《三禮》，著有《學禮質疑》、《儀禮商》、《禮記偶箋》、《周官辨非》。他不盲目輕信傳注，重視比較歸納，以經釋經，實開後來專門漢學方法論的先河，戴震、阮元的訓詁註疏都受其影響。　　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把古代數十種著名典籍考證為偽書，打破了人們對古代經典的迷信。　　乾嘉學派登上學術舞台的標誌，是對漢代《易》學的恢復。清初黃宗羲、黃宗炎兄弟以及毛奇齡、胡謂等人已經將宋儒加在《易》學上的種種怪誕之說予以徹底揭露和批判。惠棟於乾隆初率先而起，專註於漢儒《易》說的勾沉輯佚，志在全面恢復漢代《易》學的模樣。惠棟（1697-1758　年），字定宇，號松崖，學者稱小紅豆先生。江蘇吳縣人。其祖、父皆治《易》學，分別著有《易傳》、《易說》。惠棟是乾嘉學派形成時期的代表人物，承其家學，著有《周易述》、《易漢學》、《周易本義辨證》、《易例》、《易大義》等，並由此而《詩》、《書》、《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經。他認為："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②惠棟首次明確地張起了漢學之幡，他以他的學術成就而成為乾嘉學派的第一代大師。著名學者錢大昕評論說："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③惠棟辨明漢學，成績卓著，但唯漢是尊，唯古是信，過分地株守漢學，不分經學中的今、古文分野，是其不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惠棟："其長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泥古。"①乾嘉學者在《易》學研究方面作出成就的，還有張惠言和焦循。張惠言著《周易虞氏義》，以及《虞氏易禮》、《易言》、《易事》、《易侯》等，發揮了漢《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的基本內容，並將別家作為附庸，明確分清與《虞氏易》相混淆的其他內容。焦循作《易章句》、《易通釋》、《易圖略》，合稱《雕菰樓易學三書》，也是乾嘉時期《易》學研究的重要成果。關於焦循及其學術思想，在後面將進一步詳述。　　研治《尚書》，是乾嘉學者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惠棟的《古文尚書考》、辨析鄭康成所傳的24　篇為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的25　篇為偽。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和程廷祚的《晚書訂疑》最終確定前人所證之東晉所出的《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為偽是不容置疑的定案。對《尚書》的註疏和整理，主要以王鳴盛和孫星衍兩人的著作最有成就。王鳴盛的《尚書後案》主要採用鄭玄之注，如果遇到鄭注不全，再採用馬融、王肅之注補充。孔傳雖然已被證實是偽傳，系出於東晉，但其訓詁頗有傳授，也偶然採用。又附今文《太誓》一篇，使之得以保存。此書搜羅廣博，但於今古文學的區別並不清楚。　　①　《四書改錯》卷一。　　②　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松崖文抄》卷一。　　③　錢大昕：《惠先生棟傳》、《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類》。　　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多收漢魏人的佚說，也兼采王鳴盛、段玉裁等人之說，惟以趙宋以後諸人的註疏不可信而未收。孫書注文簡明，疏文詳盡，疏出注文來歷，加以引申，又注意今古文學說的不同，被認為勝於王書。另有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也是同類著述，但因一味好古，失之剪裁，水平一般。　　在對《詩經》的訓箋方面，著名的有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和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三書均在於解釋訓詁名物。其中胡承珙和馬瑞辰的訓釋兼及毛、鄭，以宏博見長；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專攻於毛，既態度嚴謹，又廣采旁征，價值最高。　　因"三禮"而形成的對禮制的研究，清初即成規模。乾嘉時代，禮學頗為盛行。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依古文來糾正對《周禮》的解釋，釋經簡明，釋注詳細，有關郊社禘祫則從鄭玄注，有關廟制昏期則從王肅解，是有關《周禮》的少有的、也是最好的一部註疏。凌廷堪的《禮經釋例》是將《儀禮》全部拆散按專題重新排列，有通例、飲食、賓客、射、喪、祭、器服、雜例等類。張惠言撰《儀禮圖》，以圖示禮，不能為圖則以表代替。用圖表方式說經，這是比較新穎的一種方法。《禮記》方面，杭世駿作《續禮記集說》，收集宋元迄清初的有關《禮記》諸說，選擇精審，保存了許多有用資料。《大戴禮》經由戴震、盧文紹校勘，孔廣森作有《大戴禮記補註》、汪照也作有《大戴禮記補註》，兩書各有優劣。秦惠田編纂了262　卷的《五禮通考》，是書仿徐乾學《讀禮通考》體例，收集有關各種說法，分吉、凶、賓、軍、嘉五禮，還涉及天文、演算法、樂律、地理等內容，較全面地反映了禮學研究的各個方面。此外，還有孔廣森《經學巵言》、武億《三禮義證》、凌曙《禮說》等有關著作。　　乾嘉學者刻意復古，崇尚漢學，對《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春秋三傳"的研究重新加以重視。劉文淇作《左氏舊註疏證》、《左傳舊疏》。他與子毓崧、孫壽曾三代研究《左傳》，寫成《左傳義疏》，內容及於襄公四年。劉氏一門三代精治《左傳》，表現出專一的治學風尚和深厚的學術功力。至於庄存與、劉逢祿治《公羊傳》，致使今文經學重新倡行，將在後面詳述。　　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和焦循的《孟子正義》是兩部考據儒家經典的名著。另有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也取得很高成就。　　阮元和王先謙將清代學者訓釋儒家經書的成果彙編成《皇清經解》與《續皇清經解》，共收錄經學著述194　家、389　種，計3000　余卷，充分反映了清代學者，特別是乾嘉學者在治經方面的成就。　　與整理考釋經書相聯繫的，是要搞清經書的字義和讀音。文字訓詁學在漢代稱小學。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文字學和音韻學方面的著作，包括有以字義為主的《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等書，以字形為主的《說文》、《玉篇》等書，以字音為主的《切韻》、《集韻》、《廣韻》等書。所謂"小學"，即文字、音韻之學，包括義、形、音三個方面。乾嘉學者對這些著作進行了整理、注釋和研究。在他們的努力下，文字音韻學成為乾嘉考據的一個重要部分。　　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錢坫的《爾雅釋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都是疏釋《爾雅》的專門之作。王念孫著《廣雅疏證》，先校核其訛誤，再詮其義訓。他在《廣雅疏證·自序》中所言"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成為清代學者研治小學的原則。　　研究《說文解字》而卓然成一家言的，首推桂馥和段玉裁。桂馥認為："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①他將《說文解字》與古代經典文義互證，作《說文義證》。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采周秦本義、諸子百家及時人研究所得，將九千餘字，逐字考訓，其形、義、音皆成一家之說，是眾多研究《說文解字》著述中成就最高的一部，王念孫寫的序中稱此書是一千七百年以來所無之作。　　音韻學的研究在顧炎武的直接影響下成就斐然。江永著《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著《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段玉裁著《六書音韻表》。姚文田著《古音韻》。錢大昕著《聲類》。王念孫著《古韻譜》。以上各書對音韻學均各有發明。　　王念孫之子王引之著《經傳釋辭》，考求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現助語古訓，分字編次，以補充《爾雅》、《說文》方言之缺。阮元主編的《經籍纂詁》160　卷，採摘經、子、史諸書唐以前人的訓詁注釋收集於每字之下，按《佩文韻府》韻目歸類，是一部有關文字學的重要工具書。　　乾嘉學者在文學音韻學上的創穫，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代，至今對於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研究有著重要參考價值。　　①　《清史稿·桂馥傳》。　　（二）戴震的學術及其哲學思想1．生平及學術戴震是乾嘉考據學派中出類拔萃的考據大家，同時也是清朝中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　　戴震（1724-1777　年），字東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寧（今屬屯溪市）　　人。早年家貧，其父無以為業，靠族人資助，在江南南豐作小商販。戴震也隨父"商賈東西，行營於外"①，南至江西南豐、福建邵武，北抵江蘇南京。明清時代的徽州，民俗"重矜氣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①。戴震在這種風氣的薰染之下，從18　歲開始，在邵武一邊執教私塾，一邊讀書。20　歲時自邵武歸，在家中刻苦功讀，並與郡人鄭牧等人從學於名儒江永，江永對西學有一定研究，並"精於《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惟震能得其全"②。　　戴震的仕途並不順利，在他29　歲時，始補為休寧縣學生。3　年後，避仇入京，廣交紀昀、錢大昕、王鳴盛、王昶、朱筠等新科進士，以諳熟天文數學、聲韻訓詁和古代禮制而"聲重京師"③。此後，科場屢屢失意，被迫寄人籬下，南北作幕。至40　歲，方舉鄉試，又先後5　次入京參加會試，均落第。51　歲，以舉人特詔入四庫全書館任纂修官；53　歲，再應會試，仍落第。清高宗特許與當年貢士一起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55　歲時，在書館病逝。　　戴震的著作涉及音韻、訓詁、天文、地理、方誌、算術、幾何、哲學等多方面。主要有：《孟子字義疏證》、《尚書義考》、《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中庸補註》、《聲韻考》、《方言疏證》、《續方言》、《水地記》、《原善》、《緒言》、《原象》、《九章算術》、《屈原賦注》等。後人編有《戴氏遺書》、《戴東原先生全集》等30　余種。　　戴震是乾嘉考據處於鼎盛時期的代表人物。乾嘉學者群星璀璨，但他們大都毫不掩飾對戴震的推崇和稱讚。王昶為戴震所撰墓志銘中寫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群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為首。"④錢大昕在與戴震交談之後，曾嘆其為"天下奇才"。一向盛氣凌人的王鳴盛說過："吾交天下，得通經者二人，吳郡惠定宇、歙州戴東原是也。"①同樣恃才傲物的汪中，在評論清代考據學時認為："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闓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②戴震的博洽，雖難以含括整個乾嘉學派所及的學術領域，但涉獵之廣，鑽研之深，使其學術卓然自立，流　　①　戴震：《戴節婦家傳》，《戴震集》卷二十。　　①　戴震：《戴節婦家傳》，《戴震集》卷二十。　　②　《清史稿·戴震傳》。　　③　紀昀：《考工記圖序》，見段玉載《戴東原先生年譜》三十三歲條。　　④　《碑傳集》卷五十。　　①　王鳴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②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風所披，遍於南北，贏得眾人的承認與推崇，成為一代學術宗師。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他個人方面原因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的學術積極地適應了乾嘉學派的發展趨勢。　　惠棟潛心研治《易》學，以此為標誌，乾嘉學派登上學術舞台，惠棟也成為乾嘉學派形成時期的代表人物。惠氏之學雖然篤信漢學、唯古是信，但畢竟首次打出漢學旗幟。戴震比惠棟小27　歲。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戴震由京城南下，途經揚州，遇到正在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處作幕僚的惠棟。這次會晤，對戴震的治學方式產生很大影響。他讚揚惠學說："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埋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求，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窺測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③在這裡對惠棟復原漢學的努力和成就給予肯定，他進一步融惠學為己有，在繼承惠棟以訓詁治經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主張。他說："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①訓詁考證的目的在於讀懂古經，而遍曉古經的目的在於理解前人所講的義理。戴震把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考究以及講求義理相結合，把乾嘉考據引入了一個新的層次。對於惠棟學術，他作了創造性的解釋：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②。　　戴震反覆申講故訓、理義的關係，表明的是他對於治學的進一步的看法。從清初顧炎武的"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到戴震的"故訓明則古經明"，旁及王念孫的"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反映了乾嘉學者訓詁治經的繼承、發展過程。　　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和梁啟超據此提出乾嘉學派有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和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之分，並長期得到學界認同，幾成定論。但是從乾嘉學術的演進過程考察，這種說法既不能科學地反映乾嘉學術的發展軌跡，也難以概括乾嘉學術的整體和全貌。最近已有學者對此提出疑義，頗有見地。僅就戴震學術而言，之所以在乾嘉時代大行於世，成為領軍之旅，就在於繼承和發展了乾嘉學派在總體上呈現的學術傳統。惠學與戴學是遞進式的發展關係，而不是對立式的學派關係。戴震對乾嘉學派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通過對諸經的訓詁，去探求六經所蘊含的義理，即通經以明道。正如戴震所言："定宇求古，吾求是"③。因此，戴震認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直到他臨終前才最後定稿的，以闡述他的哲學思想為主的《孟子字義疏證》。　　2．戴震的哲學觀點③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卷十一。　　①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卷十一。　　②　《題惠定宇行生授經圖》，《戴震集》卷十一。　　③　王鳴盛：《西庄始存稿·古經解勾沉序》。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所闡述的哲學基本觀點認為，道指陰陽氣化，即物質的運動、變化；理指氣化過程中的條理，也就是事物運動的規律；氣則是萬物的本原。他說：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①。　　古人言道，恆賅理氣；理乃專屬不易之則，不賅道之實體。而道、理二字對舉，或以道屬動，理屬靜，。。或道主統，理主分；或道賅變，理主常。此皆虛以會之於事為，而非言乎實體也②。　　"道"和"理"都離不開氣，氣才是世界本原。戴震所說的陰陽二氣和五行的運動變化就是道的實際內容，表現了世界的物質性和物質與運動不可分的思想內容。　　戴震指出，程朱關於"理是形而上，氣是形而下"，把"理"說成是"氣"的主宰，這是背離《易》的原意的。他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並不是精神和物質的區別，而是同一物質性的氣的不同形態。形而上指的是氣化流行尚處渾沌未分狀態，形而下指的是由於陰陽氣化而產生了人和物以後的狀態。這種解釋進一步論證了只有氣才是天地萬物的本原，並成為批判程朱學派"理氣之辨"的重要依據。　　戴震進一步認為，生生不息的氣化過程是有條理的。"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①"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苛失，則生生之道絕。"②氣化之所以能連續不已，是因為有條理，如果沒有條理，運動變化就不能進行下去了。這是對客觀世界運動和規律的內在聯繫的精闢見解。　　戴震還深入論證了氣在理先、理寓於事物之中的道理。他認為，理就是氣化過程中的條理，是事物中的公理。由於氣化流行分化的不同，由於陰陽五行"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③，也由於其分而有不齊，事物都是具體存在而各不相同的，形成了天地間事物千差萬別、每一具體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本質、特殊規律的狀況，所以他強調必須仔細考察事物的具體規律--分理。他說："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④又說："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⑤總之，理是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本質、特殊規律，具體事物的規律就是理。戴震強調理是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質和特殊規律，直接與程朱學派所謂"萬物一理"相對立。"分理"理論的提出，是批判程朱理學的"理"在理論上的突破。　　戴震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學的思想淵源和神學本質。他比較了程朱理學和老莊、佛教的本體論，指出《莊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神識"作為萬物的本質和宇宙的本體，程朱學派的理，正是由此轉化而來。老、庄、　　①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　　②　《緒言》上。　　①　《原善》上。　　②　《原善》上。　　③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④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⑤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釋氏分形、神二本，"以神為氣之主宰，"程朱分理、氣為二本，"以理為氣之主宰"。程朱的"理能生氣"，即老子的"神能生氣"，"宋儒僅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余無所改"①。這種對比式的揭露顯得十分深刻，使人認清程朱理學的"理"的主要內容，就是宗教神的改裝，兩者並無本質的區別。3．"血氣心知"的認識論程朱理學從"理在氣先"的觀點出發，在認識論上，主張"得於天而具於心"，意思是，上天本來已經把真理放置在人們的心裡，只是有些人不能自覺地認識它，這是因為"為私慾所蔽"而不能顯露出來，人們只要"冥心求理，"就會"復其初"，認識到上天早已給予的真理。　　戴震在認識論上的觀點與程朱學派的觀點相反，他提出了"血氣心知"　　的認識論。　　戴震認為，人具有認識能力，人的血氣心知來自於陰陽五行。人從陰陽五行的"氣化流行"中分得一份，是物質的形體"血氣"，敵人的認識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機能為基礎的。他指出人與動物的不同，就在於人能夠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而動物只能適應自然。"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夫人之異於物者，人能明於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②人是如何去認識客觀事物的呢？戴震認為是通過人的感官產生感覺，進而"心通其則"，通過思考和分析，進而認識事物的規律。聲、色、臭、味都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為耳目鼻口。"①人的感官的形成，是為了適應客觀世界這眾多的客觀現象，而人的感覺是外界客觀事物直接作用的結果："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能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②感官之外的心是主宰感官的，心可起到神明的作用，是感官的主宰者。味、聲、色和理義都是客觀存在的，並不在感覺和心中，卻能為人的感覺和心所辨別。從而說明了人的認識不是"得於天而具於心"，批判了朱熹的"理得於天而具於心"和陸王"心即理"的先驗論。　　戴震又進一步批判了程朱的"無欲則無蔽"、心中的真理是"為私慾所蔽"而不能顯露出來的觀點。程朱此說，以為只要去盡人慾，"冥心求理"，便可以"復其初"，不用學便可得理。戴震認為"無欲則無蔽"之說，同老子的"常使民無知無欲"、釋氏的"常惺惺"，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他說："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為私，不為蔽。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③因此，不能"因私而咎欲"，也不能"因蔽而咎　　①　《文集·答彭進士允初書》。　　②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①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②　《原善》中。　　③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知"④。"私"和"蔽"是兩回事，"私"屬於倫理道德範疇，"蔽"屬於認識論範疇。道德上的"不善"，不是由於有情慾，而是因為情慾有私；知識的不正確，是因為"心知"有蔽隔，因此才未能把握事物的本質。他由此認為，人不可能無蔽，有的只是蔽深與蔽淺的問題；有蔽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蔽而自智，視自己的意見為理去害斯民。所以，"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①。　　戴震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素質雖有差異，但這種差異並不大，"智愚之甚遠者蓋鮮"②，只要努力學習，就能使人由不知到知，由知不多到知更多。人的認識既是一個由現象到本質的深化過程，也是一個由蒙昧到聖智的擴充過程。他說："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③經過問學、慎思、明辨、篤行，不斷理解和消化所學到的知識，就可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④。　　戴震的認識論存在著缺陷，這主要表現在是一種直觀的、消極的、被動的反映論。他把人的認識能力比作一種火光，人對事物的認識，彷彿火光照物，光有大小明暗的區別，對事物的認識也就有深淺粗精的不同，由此神化"聖人"，以為只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的聖人才能沒有錯誤地察照萬物，"愚者"光小，資質愚昧，方需要學習。他還貶低知行關係中行的意義，說"重行不重知，非聖學也"。⑤他以人們的主觀認識的一致作為真理標準，即把"心之所同然"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也是錯誤的。　　4．對理學的批判人性的善惡問題、理欲的關係問題，是中國思想史上長期有爭論的問題。戴震對這些問題的解釋是，性是善的，"理"、"欲"是統一的。他對程朱的"理欲之辨"進行了猛烈抨擊，無情鞭撻。戴震是當時反對程朱理學和統治者"以理殺人"本質的最激進的代表。　　戴震明確地指出："宋以來儒者。。舉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慾"。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慾之感耳，何以能絕？"①他由此認為，人都有喜怒哀樂、懷生畏死之情，都有對飲食男女的需要，都有求生存、平等的慾望。這些都是人的自然的情慾，是人的本性，是血氣心知反映在人性方面的實在內容。人類"有欲而後有為"②，人慾對人類的存在有重要意義。　　戴震對於人性情慾的肯定，是與其"血氣心知"的認識論一致的。他總結說："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③"欲"④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①　《原善》。　　②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③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④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⑤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①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②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③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是人對聲色臭味的要求，"情"是人的喜怒哀樂的表現，"知"是人辨別是非美醜的能力。"欲出於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④欲是性之欲，是人類賴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是人所共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慾望和要求，人也就不存在了。戴震論證的"欲"是人的本性，是飲食男女和生養之道，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也就證明了所謂"氣質之性"並不是產生罪惡的淵藪，是合理的和至善的，從而批判了程朱理學把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並把"氣質之性"說成是產生人慾、產生罪惡根源的謬論。　　關於理與欲的關係，戴震認為是則與物的關係，是自然與必然的關係。　　"自然"指的是本來的情況、情慾，"必然"是指應當遵循的道德準則。人的感情慾望是"血氣心知之自然"，理是必然。自然與必然並不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必然是自然發展的趨勢和規律，理是欲的適應滿足和調整，自然的目標是歸於必然，是自然的完成。他所講的天理是存人慾的天理，是對程朱理欲觀的否定。　　戴震進而尖銳地批判了理學的社會作用。他提出："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人死於法，猶有憐之死，死於理，其誰憐之？"①對於"理"所造成的巨大而無形的危害提出了控訴和抗議。程朱理學中的"理"，在本質上"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理學家是以理殺人，其後果比以法殺人更為嚴重。戴震所生活的時代是乾嘉時期，清朝統治者正極力促使理學的復興以加強統治，戴震卻直言控訴了程朱理學的危害，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學的社會本質，這是具有重大意義，並且是難能可貴的。從其種意義上說，自明代以來特別提倡的理學，已經被明中葉以至清初的有識之士所揭露和批判，戴震揭示了"以理殺人"的哲學根源，是對理學的終結，其深度是前無古人的。　　戴震還同時提出了"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的觀點。他說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須"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以情絜情"、"情得其平"，要"施仁政於民"。這樣，才能"與民同樂"，"民富國強"。　　戴震的哲學思想儘管並不完善，並且在當時也不被人所重視，但由於他沒有株守博物考訂、訓詁名物，而是勇敢地繼承了王夫之等人的觀點，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理學，使他的思想獨具自己的特點並超越了前人以及同時代人，取得了比同時代學者更為豐富的學術成就。　　④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①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三）汪中、洪亮吉的學術和思想1．汪中的學術思想汪中（1744-1794　年），字容甫，江蘇江都（今揚州）人。汪中7　歲喪父，母親攜他乞食，家中無地無宅，過著"短衣曳地學周旋，歷歷門庭記行跡"①的生活。稍長，在書肆作書佣，得以"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②。21　歲中了秀才，又屢困鄉試。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被選為拔貢生，時年34　歲。隨著他學問名氣的增長，他愈發厭惡科考，遂絕意仕途，"自立學術"，以明經終。　　汪中一生的生活都很困苦，主要靠做幕賓、賣文及校書來過活，常年往來於大江南北、浙水東西，這也使他交往了許多當時著名的學者，如錢大昕、程瑤田、王念孫、凌廷堪、孫星衍、畢沅、劉台拱、章學誠等人。其中王念孫與劉台拱當屬汪中的莫逆之交。王念孫在為汪中的《述學》作的序中寫道："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砥礪，余為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榷然疏發，絜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泊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汪中被推薦參加文宗、文瀾二閣《四庫全書》的校勘工作，歷時4　年，後因心臟病猝發，年僅51　歲即過早謝世於杭州校書處。　　在學術上，汪中自稱繼承的是顧炎武的經世致用之學。他說："中少日問學，實和淑諸顧寧人處士。"①"服膺顧處士炎武為經世之學。既因羸病不為世用，輒思著書以發揮所業。"②顧炎武與汪中是同鄉，有了這一層關係，汪中自然對顧的學術格外重視，傾慕服膺顧炎武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更重要的是，汪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並繼承了顧炎武學以致用的思想內涵。汪中為學非常強調"用世"，他說：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問而切責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托，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獨學之憂。。因此，他治學的特點是考據惟實、箴砭俗學。　　汪中的著述，有《述學》、《廣陵通典》、《孤兒篇》、《從政錄》、《大戴禮記正誤》、《經義知新記》、《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國語校文》、《喪服答問紀實》、《遺詩》等。其中，《述學》是其代表作，為後世所推重。　　汪中的研究範圍十分廣博，最突出的是對先秦子學的創造性研究。他對先秦諸子中的荀、墨二家用力最勤。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汪中幕居南京，在與安徽歙縣的著名學者程瑤田的交往中，了解了戴震學術的基本內容，　　①　《遺詩》。　　②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①　《述學》別錄《與巡撫畢侍郎書》。　　②　《廣陵通典·跋》。　　③　《述學》別錄《與朱武曹書》。　　於是接踵戴震對荀子學說的表彰，治戴學而及於《荀子》，著有《荀卿子通論》、《荀卿子年表》，使《荀子》之學逐漸在清代成為顯學。汪中又由荀學而及於墨子，再開研究墨子之風，他也成為子學名家。　　荀學在清初被傅山所重視，他著有《荀子評註》、《荀子校改》，認為"《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習稱為儒者，不細讀其書也，有儒之一端焉"。①汪中進而把荀子推崇為孔子的真傳者。他說：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功於諸經。。。自七十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②。　　從唐宋迄明清，儒家的道統說，一貫是堯舞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③。汪中對此大膽地加以修正，認為先秦儒家道統，是周公傳給孔子，孔子"述而不作"，荀子繼承之。這種以孔、荀之學代替孔、孟之學的翻案，本身就是對正宗道統說的異議。汪中指出，孔子作為"魯之儒"，講的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之學，後儒沒有很好地對此加以理解和繼承，歪曲了孔子的六藝之學，荀子是真正的繼承者。荀子之後，當推西漢時期的賈誼。汪中認為賈誼和荀子間有著學術的淵源關係。這樣，汪中所修正的道統說，就變成了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賈誼行之。先秦時期，儒墨同稱顯學。西漢定儒學為一尊，墨學走向衰微。魏晉時期，已經幾成絕學。宋明時期，孟子以"亞聖"高居孔子之側、廟堂之上，由於戰國時代孟子就已抵斥楊朱和墨子，稱"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其時更視墨學為異端邪說。《荀子》被黜，則是宋代理學勃興以後的事。　　汪中對先秦子學的研究，承清初諸儒的闡幽發微，本著力求恢復歷史原貌的求實存真的精神，終於還原了先秦時儒墨並稱顯學的歷史真實。　　汪中認為："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一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學皆有之。"①這段話表明了先秦諸子"各擇一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百家爭鳴局面。"自宋以後，學者勞於師心，逸於考古。雖在策略，不窺尋是，以具為說之。"②宋明理學家"勞於師心"，已經完全背離了先秦儒家六藝之學的傳統。汪中指出："在九流之中，唯儒足與之（指墨家）相抗，自余諸子皆非其比。"③先秦諸子之中，唯有墨、儒兩家可以相互抗衡，是最具影響的兩個學派，而墨家的影響還在儒家之上。　　汪中在評價墨家時寫道：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禮論》、《樂論》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未《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　　①　傅山：《荀子評註》。　　②　《述學·荀卿子通論》。　　③　韓愈：《原道》。　　①　《述學·補遺·呂氏春秋序》。　　②　《述學·墨子耕柱篇注》。　　③　《述學·墨子序》。　　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蓄產也，雖昔先王製為聘問吊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教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矣④。　　對墨家作了比較客觀的肯定性評價，與儒家的傳統思想就會有很大差異。汪中進一步以為墨家意在救世，他說：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①。汪中駁斥了孟子以"無父"之說歪曲墨子的做法，批評了後儒出於無知而攻擊墨家的舉動："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睹墨子之本書，眾口交攻，抑又甚焉。"②至於儒墨相爭，汪中認為："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為墨子罪，雖然，自儒者之言，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迫，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敵墨子之誣孔子，猶老子之絀儒學也，歸於不相謀而已矣。"③諸子百家間的學術相爭在於觀點不同，"不相謀而已矣"。這種議論，與當時的正統思想背道而馳，汪中確實道人所不敢道，也道人所不能道，這既需要勇氣和膽量，也需要學術見識。　　汪中墨子研究所貫穿洋溢著的批判精神和叛逆性格，當然不能見容於世。著名學者章學誠與汪中交惡，在對待儒學和墨學上的觀點的不一致，應當是眾多原因中的主要原因。一個要維護傳統的名教觀，一個則公然蔑視儒家經典，直弄到"竟欲持刀抵舌鋒"④的地步。內閣學士翁方綱也猛烈抨擊汪中，稱"墨者汪中"為"名教之罪人"，主張褫革他的秀才身份。汪中面對壓力並未屈服，他說："欲摧我以勝，其卒歸乎毀，方以媚於世，是適足以發吾之激昂耳。"①同陳確一樣，汪中也懷疑《大學》的經典性，認為《大學》的作者是孔門的"支流余裔"，非孔學真傳，只是由於"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加諸孔子"②。　　在先秦子學的研究中，汪中還提出了其他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如在《老子考異》中，指出老子、老聃、老萊子三人"不相蒙"也，《道德經》的作者應是孔子之後的老子。他還認為，《莊子》"寓言十九"，不能當作歷史證據來看待。《呂氏春秋》並非出於一人之手。這些觀點對於先秦諸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汪中的批判精神也反映在他的社會思想方面。他反對泥古不化、言必稱三代，指出三代之道"不宜於今"，"前世大儒，立義有誤"。他舉例說："觀《周禮》，太史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廢（《春④　《述學·墨子序》。　　①　《述學·墨子序》。　　②　《述學·墨子序》。　　③　《述學·墨子序》。　　④　洪亮吉：《續懷人詩十二道·章進士學誠》，《卷施閣詩集》卷十五。　　①　《述學·與劉端臨書》。　　②　《述學·大學平義》。　　秋》已然）而書存（孔門）。"③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不可一味用古行事，宋儒的錯誤在於不知"古之道不宜於今"。④他還特別反對禮教束縛下的所謂"婦道"和"節烈"。建議男女"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也。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⑤。對於當時"一女不嫁二夫"以及守節、殉節的陋習陳規，他說："許嫁而婿死，適婿之家，事其父母，為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其有以死為殉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為之。死君子猶哀也，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①守節、殉節不僅毫無道理，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同上），她們應當有自己的人格，也應當有自己的人身自由，這才是真正的"禮"。"以死傷生"是"不仁"，也是不人道的。這樣，對宋明理學家提倡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一系列陳腐的、扼殺人性的教條進行了深刻地批判。汪中由此引申出他的"婚姻之道可以觀政"的觀點。夫妻關係之間的準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婚姻制度、婚姻狀況則是衡量社會進步與文明程度的標誌。　　汪中以其對先秦子學的創造性研究，在乾隆中後期，與戴、章成三峰鼎峙之勢。他"箴砭俗學"的社會批判思想也獨具特色。阮元評價他有"凌轢時輩"的風格。正因如此，汪中的言論和觀點，引起時人的強烈不滿。盧文弨說："眾畏其口，誓欲殺之，終老田間，得與禍辭。"②汪中的性格"野性難馴"，"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他理直氣壯地說："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唯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③也有一批學者，如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程瑤田、畢沅等，均"極口推崇"（阮元語）汪中的學術。汪中中年早逝，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完善自己的體系，他的代表作《述學》原計劃撰寫百卷，實際也僅完成幾卷，以至在學術上沒有能作出更大的貢獻。　　2．洪亮吉的無神論思想洪亮吉（1746-1809　年），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年改號更生居士。江蘇常州陽湖人。家境貧困，以教書為生。曾為安徽學政朱筠和陝西巡撫畢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考取進士，時年45　歲。授職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又當過一任貴州學政，嘉慶四年（1799　年）任高宗實錄纂修官。同年以翰林身份上書成親王轉呈嘉慶皇帝，"反覆極陳時政"，抨擊朝廷弊政，幾乎被處斬，後被遣戍新疆伊犁。嘉慶六年遇赦回原籍，從此專事著述、遊歷，不再出仕。　　洪亮吉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公羊穀梁古義》、《左傳詁》、《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漢魏晉音》、《通經③　《述學·春秋述義》。　　④　《述學·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　　⑤　《述學·釋媒氏文》。　　①　《述學·女子許嫁而婿死及守志議》。　　②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十四。　　③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表》及一些詩文集。反映他哲學思想的著作《意言》，寫成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他的著作彙編為《洪北江全集》。　　《意言》由20　篇短文組成（收入《卷施閣文甲集》卷一），其中的《天地》、《鬼神》、《禍福》諸篇反映了洪亮吉的無神論思想。　　對於神鬼迷信的產生，洪亮吉作了歷史的考察。他說："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①古時人們所講的神，是指那些治理山川社稷有突出成績的傑出歷史人物，人們所說的鬼，是對祖先的懷念與崇拜。《淮南子·汜論訓》有："炎帝於火而死為灶：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很明顯，洪亮吉關於鬼神產生的比較理性的推論，是繼承了《淮南子》中的相同觀點。他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國家的動亂才開始有神鬼迷信之說，如杜伯為鬼，射周宣王；趙先為鬼，殺晉厲公；還有天神降萃，河神崇楚等說法。但這些是怪而不是神鬼。"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與人接談，河人而崇人以求食者乎。"①洪亮吉在這裡一定程度上已認識到鬼神之說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歷史現象。　　神學目的論把世界萬物的產生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解釋為是由神安排的，是神的意志的體現。洪亮吉對此進行了批判。他說："水之氣蒸而為魚，林之氣蒸而為鳥，原隰之氣蒸而為蟲蛇百獸。"②自然界中的魚鳥蟲蛇、飛禽走獸，都是氣化流行的產物。宇宙間萬物的產生和存在都是自然而然，沒有任何目的的。如果說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為人服務的，存在著神的意旨和目的的話，那麼百獸都應樂於為人所食，盡其為人所食的本分。而事實上人類捕殺蛟鱷，蛟鱷也可傷害人類；人類捕殺熊羆，熊羆也可傷害人類。這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說："若果雲天為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龜鱉，不宜有蛟鱷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貒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糜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③至於牛羊雞犬之類家畜，人要宰殺它們，它們也要反抗，"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為人之食，是亦不然也"。④所以，洪亮吉總結說：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眾寡之形耳。蛟鱷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鱷，則殺蛟鱷；熊羆虎豹之勢眾於人，則殺人，人之勢眾於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⑤。　　自然界的真實存在不是上帝的統一意志，而是弱肉強食的原則。　　神學迷信還認為神能夠懲惡賞善，所謂"天不言，以形與事示之而已"①。譬如"雷誅不孝"，"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②。洪亮吉認為：　　①　《意言·鬼神》。　　①　《意言·鬼神》。　　②　《意言·百物》。　　③　《意言·百物》。　　④　《意言·百物》。　　⑤　《意言·百物》。　　①　《意言·禍福》。　　②　《意言·禍福》。　　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即不孝，雷應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頓而不能恕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尚得謂雷乎③。　　對於人死為鬼，鬼能禍福於人的說法，洪亮吉繼承了王充"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氣"④的觀點，認為天地生人是氣的偶然聚合，人死則是氣的自然散逸，人死為鬼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洪亮吉分析說："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為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為狀"⑤。果真有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也應有天地之神。天神應該有天的形狀，地神應該有地的形狀。然而，"今世所傳天神地祗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理乎？"⑥具體說，"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岑崿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為形也。"可傳說中的華山或泰山之形均為人形，而非其本山之形。所以，"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即生於林林總總之心而已"。人死後"歸精氣於天，歸形質於地"，也不會復原形象，"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即生於子孫之心而已"⑦。這一番議論，把鬼神的產生總結為出於人心所致，是人的心理意識的活動結果，在無神論的論證方面是一個突破。　　宿命論也是有神論的重要內容。佛、道的輪迴果報說和儒家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論，都在社會上十分流行。洪亮吉否定說："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他的理由是：夫人身內之蟣虱，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於緣督纖縫衽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瀚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虱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虱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蟣虱無命，人安得有命①？　　人生蟣虱，天地生人，由此類比，人不司蟣虱之命，天地也不司人之命。否定命定論，有其進步意義。不足的是，洪亮吉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和人不同於自然物的特殊性。二程曾用命定論觀點解釋秦將白起坑殺趙卒40　萬人，認為這40　萬人都是"命當如此"。洪亮吉的觀點則趨向另一個極端，認為某人索性把生有蟣虱的衣服投入火中，蟣虱被燒死全出於偶然，說明人生的遭遇完全受偶然性的支配，這也是不正確的。任何事情變得不可知，人在歷史面前如同蟣虱，只能完全聽任偶然性的擺布，就陷入了同命定論一樣的"聽天由命"的神秘主義。因為排斥必然性的絕對的偶然性，正如同排斥偶然性的絕對的必然性一樣，本身也是一種宿命論。他還承認"神道設教"的必要性，認為："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迴果報之說怵之，則為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③　《意言·禍福》。　　④　王充：《論衡·論死》。　　⑤　《意言·天地》。　　⑥　《意言·天地》。　　⑦　《意言·天地》。　　①　《意言·命理》。　　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迴果報，亦釋氏為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即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①說明在這個問題上，他還是妥協了。　　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洪亮吉作了接近符合自然科學的解釋。他說："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也。"②所謂服藥養氣可以長生之說是不可能的。"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嗇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啟期、犢子，榮啟期、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③生與死是生命的自然規律，有生必有死，是任何人也無法避免的。他認為：人即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年之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即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④。　　洪亮吉的社會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人口問題上。乾嘉時期人口急劇增長，而生產發展遲緩。洪亮吉看到了這個現實，指出："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五年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⑤，人口成倍增長而生產發展緩慢，必然導致社會危機。他認為首先是由於人多地少，造成農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又況有兼并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佔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饑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①其次是過剩人口的增多，造成惡性循環。"戶口既十倍於前，則遊手好閒者更數十倍於前。此數十倍之遊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②此外，吏治腐敗、貪污成風、賦役繁重等問題也都加劇了社會矛盾。　　洪亮吉計算人口增長的方法是：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取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③。　　這樣推算，基本符合歷史實際。而這種實際情況，則是"治平"時代潛藏的嚴重危機。洪亮吉在18　世紀末提出了這個問題，是頗有先見卓識的。只是他僅停留在探討這個問題的階段，不敢觸動傳統的倫理觀念，沒有能提出節制人口增殖的具體方案。　　①　《意言·命理》。　　②　《意言·夭壽》。　　③　《意言·夭壽》。　　④　《意言·仙人》。　　⑤　《意言·治平》。　　①　《意言·治平》。　　②　《意言·生計》。　　③　《意言·治平》。　　（四）焦循、阮元的學術和思想1．焦循廣博的學識及思想觀點焦循（1763-1820　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江蘇揚州人。焦循祖上三代研究《易學》，他受此影響，立志一生以著述為業。嘉慶六年（1801　年）中舉人，時年39　歲，次年入都應禮部會試，遭落第，自此絕意科場，返回家鄉，築"雕菰樓"為讀書鑽研之所，足跡不入城市近20年。　　焦循以"江南名士"而著稱大江南北。"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庄、程易田諸先生皆推進之"①。他精於《易》學、數學，對於天文地理、音韻訓詁、史學方誌、性理詞章、醫藥博物、生物建築，無所不通，無所不精，被阮元譽為"通儒"。在乾嘉學界人才倍出、群星璀璨之時，僅有錢大昕和焦循有此稱呼殊榮，可見他們在學術界的盛名。　　焦循一生著作宏富，卷帙多達300　卷。在經學方面，主要有《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易話》、《易廣記》、《注易日記》、《孟子正義》、《六經補疏》、《論語通釋》等；在天文歷算方面，主要有《里堂學算記》；在醫學方面，有《李翁醫記》、《醫說》、《種痘醫書》、《沙疹吾驗篇》等；在地理學方面，有《禹貢鄭注釋》、《毛詩地理釋》等；在生物學方面，有《毛詩鳥獸草木魚蟲釋》；在文學方面，有《劇說》、《雕菰樓詞話》等；在方誌方面，有《揚州府志》、《邗記》、《北湖小志》等。還有《雕菰集》、《里堂札記》、《里堂家訓》、《憶志》、《八五偶談》、《易余集》等。其中，尤以《里堂學算記》、《易學三書》、《孟子正義》最有成就。　　焦循的一生不曾為官，遊歷也有限，一生中大約僅去過南京、蘇州、北京，應他妻子的族弟阮元之邀，去過山東、浙江，其餘時間便是在家鄉從事著述。但所到之處十分注意與當時的著名學者交往。他與錢大昕、段玉裁、王引之、阮元、汪萊、李銳、凌廷堪等來往密切，以各種方式相互切磋學習心得。譬如，他同李銳、汪萊、凌廷堪經常討論天文算學方面的問題，李、汪、凌是他的"論天三友"。阮元說：焦循"與吳縣李君尚之、歙縣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指焦循）在元（指阮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為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①焦循的研究成果，是與李銳、汪萊共同研究的成果。《雕菰集》卷13、卷14　收集的焦循與友人的眾多通信反映了他與友人進行學術討論的情況。他的學術研究在博採眾家之長、會通中西學術的基礎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焦循的治學途徑，是由數學而《易》學，並由此發揮其哲學思想。他的數學研究，為他在乾嘉學術界贏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周易》研究，則使他躋身於乾嘉第一流學者的行列。焦循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他的數理研究、《易》學研究及人性學說。　　①　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研經室二集》卷四。　　①　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研經室二集》卷四。　　數學在中國古代一直是經學的附庸，經師兼治數學，成為傳統。焦循也是如此。從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起，他開始鑽研清代大師梅文鼎、戴震的著作，致力於中西貫通的科學意義上的數學成就的表彰。在10　余年的時間裡，他先後精研了古代科學名著劉徽注《九章算術》、李冶著《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和秦九韶著《數學九章》等，再參考戴震、錢大昕等人的著述，撰寫了一批數學著作：《釋弧》、《釋輪》、《釋橢》和《加減乘除釋》、《天元一釋》等，後收入《里堂學算記》。　　《釋弧》、《釋輪》、《釋橢》分別論述了三角八線的產生和球面三角形的解法、第谷學派天文學中本輪和次輪的幾何理論、噶西尼學派天文學中橢圓的幾何理論，主要總結了當時天文學中的數學基礎知識，介紹了西方天文數學家托勒密、第谷、開普勒、噶西尼等人的理論。　　為解秦九韶、李冶的天元一術，焦循作《天元一釋》、《開方通釋》，進一步闡釋了中國13　世紀的兩位數學家的高次方程式的解法。　　《加減乘除釋》用甲乙、丙丁、子丑為符號，用歸納法找出其規則性，改變中國古代算術用實例說明定律的作法，試圖把中國古代數學引向公理化、通則化。他說：循謂，唯算亦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乎立法之先。理者何？　　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雜於《九章》，不啻六節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勾股，復用於少廣。。。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為貴賤衰分，移均輸為借差互征。名目既繁，本原益晦。　　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①。　　很顯然，他從中西算學中得到了邏輯思維訓練。他的努力，使中國數學的研究，在方法上前進了一步。阮元評價說：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底古法為粗疏不足道。　　於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里堂會同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為橢圓與否，則存而不論。。。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耶①。　　焦循的哲學觀點，反映在他的數學研究中，這就是"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立法"在這裡指數學中的法則、法規，由此而產生髮現的定義和概念，就是名；這些法則和規律則早已在天地間存在著。焦循區別了客觀存在的"理"，以及被人們所認識了的"理"，即他所說的"名"，這是有道理的。他進而用數學的研究方式理解其他事物。他說："名主其形，理主其數。"②意思是說，"名"可以把握有形狀的東西，"理"可以指數量的關係。他舉例說：勾股者，生於形者也，形復生形，而非數無以嘆。則加減乘除又為勾股之所用也。。。悉諸加減乘除之理，自可識方圓冪積之妙③。　　勾股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邊，這種形狀複雜化時，就須用"數"來計算，理　　①　《加減乘除釋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①　《里堂學算記·序》，《研經室三集》卷五。　　②　《加減乘除釋》卷三。　　③　《加減乘除釋》卷三。　　支配著這種計算。因此，他認為只要掌握了理，就可以認識數，並駕馭形，從而了解物質世界。這種觀點，把事物的數量形式片面性地誇大。客觀世界的一切不應該被認定是純粹的數量關係。　　焦循的《易》學研究，也是以其研究數學的方式為基本方法。他稱這種數量關係為"比例"，說"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即得出《易》中卦爻變化的三條根本原則：旁通、相錯、時行。他說：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明。。。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①。　　他認為有了旁通、相錯和時行這三條原則，就可以推求《易》中六十四卦以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認識客觀事物之間的數量關係。王引之評論焦循《易》學時說："鑿破混沌，掃除雲霧，一一推求，至精至實。要其法，則"比例"二字盡之。所謂比例者，固不在他書，而在本書也。"②焦循用"比例"法治《易》學，忽略了自然哲學和人生倫理的含義，但是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他敢於突出傳統傳注的範圍，從參伍錯綜中分類歸納，得出通則，再以此通則演繹其他實例，不藉助傳注和他家評說，完全從本經中推求，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方法。　　焦循的《易》學研究還貫穿著"變通"的哲學思想。他認為"義在變通"是治《易》的宗旨。他提出的旁通、相錯、時行三個概念，在根本上都是用來講變。他的人性學說，一方面結合於他的變通的哲學觀點，一方面繼承於戴震，他說：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乎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③。　　他用變通來解釋人性、解釋人與物的區別以及最高倫理範疇仁和義。　　戴震認為人的本性是血氣、心知，而不是什麼天理。焦循繼承了戴震的觀點，他說：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之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固性善也①。　　這裡，焦循首先指出人性無非食色而已，並非神秘莫測。然而人性中之所以　　①　《易圖略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②　《與焦理堂書》，《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③　《孟子正義·告子上》。　　①　《性善解》一，《雕菰樓集》卷九。　　有善惡問題，原因在於能知。"性何以善？能知，故善。"②強調人能知，所以人性是善的。他以發展、變化的觀點來看待人的特性，人能知，所以通過後天的教育和努力，才可以達到最高的道德標準。在這個問題上，他還吸收了孟子的觀點，認為："非性善無以施其數，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偽"也，"為"也。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③把"教"當作實現人性善的必要條件。　　聯繫到前面提到的變通觀點，焦循認為人性的變化有共同性，"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此為"情通"。他肯定了人所具有的情慾，但主張用人的智慧去調節，使之處於一種合理的狀態，這就是通變（變通）。另一方面，他認為滿足慾望的原則乃是仁義禮智。他說："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為人之心，無論賢愚皆有之矣。"①人既能知，就知有仁義禮智，才為性善。這樣，焦循結合於變通觀點的人性學說，既承認戴震從人慾出發的原則，也承認理學家仁義禮智是人所固有的結論，把三者巧妙地調合在一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焦循在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學術方面，也主張貫通。對於學術思想史上一直被視為洪水猛獸的"異端"思想，他在《論語通釋》中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執其一端為異端，執其兩端為聖人。""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蓋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彼而不知此。"即"異端"只是片面地"執其一端"，"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徑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都是"自小其道，近於異端"。由此，他反對仇視異端的傳統成見，"此以異己者為非，彼亦以異己者為非"，互相功訐，各執一理，"未有不成其害者"。存異並不是壞事，不同的學派之間應當"彼此切磋摩錯"，"捨短取長"，做到"相觀而善"。　　焦循的後半生，大抵生活在嘉慶年間。呈鼎盛之勢的乾嘉學派，其漢學考據一味復古的弊端已開始明顯化，乾嘉考據由盛趨向衰微的端倪亦已顯露。作為一代"通儒"的焦循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了這種變化。他指出："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群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為此甚。"②身為漢學營壘中的主力而批評一己學派的弊短，說明一個學術轉變的新時期已經來臨。他認為乾嘉漢學"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唯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後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①乾嘉漢學自惠棟開啟的唯漢是尊、唯漢是信的考據之風，已經為乾嘉學派埋下了一種危機的因素。焦循的"唯漢是求而不求其是"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對於當時漢學家治經專事還原漢儒而摒絕唐宋元明，他也提出了質疑。指出：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僅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豈無一足征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②　《性善解》三，《雕菰樓集》卷九。　　③　《孟子正義·滕文公》上。　　①　《性善解》三，《雕菰樓集》卷九。　　②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焦氏遺書》附錄。　　①　《述難》四，《雕菰樓集》卷七。　　諱其姓名，以其為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為漢學者也。噫，吾惑矣②。　　古代經學從漢唐註疏到宋明義理，是一個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無論是漢唐註疏還是宋明義理，對於經學都曾作出過積極地、有意義地研究和努力。這是應當給予肯定的歷史事實。在乾嘉時期考明古義、表彰漢儒、復興漢學的聲浪中，學者即使吸取了唐宋以後對經學的有價值的研究成就，仍然遮遮掩掩，不從實際出發，唯恐與"唯漢是求"的風氣相矛盾，這就失之於矯枉過正了。因此，對漢儒不應該迷信，對唐宋以來的經學研究也不應完全摒絕。焦循認為：唯自經論經，自漢論漢，自宋論宋，且自魏晉六朝論魏晉六朝，自李唐五代論李唐五代，自元論元，自明論明，且自鄭論鄭，自朱論朱。　　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氣血臨之，斯可也③。　　這種以客觀的、科學的觀點對待前人思想遺產的認識，是十分有價值的，雖然焦循本人尚未能打破對先聖、先王之道和儒家經典本身的迷信，他在當時把問題認識到了此種程度，已經難能可貴了。　　焦循還批評了以考據補苴代替經學研究的作法。他說：本朝經學興盛，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丘，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侄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①。　　他提出了"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的治經方法，"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②簡單說，"證之以實"意思是學求其是，"運之於虛"意思是貴在會通。　　焦循對乾嘉漢學的批判性總結，指出了盲目尊信漢儒經說的積弊，同時也標誌著漢學鼎盛局面的結束。會通漢宋以開創新的學術局面，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2．阮元對乾嘉學術的總結阮元（1764-1849　年），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徵人。死後賜謚"文達"，後人亦稱其為文達先生。他25　歲時考中進士，旋為翰林院庶吉士。27歲時，大考得中第一名，從此宦途順暢，步步高升。從詹事府詹事，入直南書房，後任山東學政、浙江學政，升內閣學士。嘉慶四年（1799　年），充經筵講官，兼浙江巡撫。以後相繼歷任河南巡撫、江西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成為清廷特別倚重的南方大僚。道光十八年（1838　年），以大學士致仕。　　阮元主要的學術活動是在嘉、道年間，內容是對乾嘉漢學的學術和思想②　《述難》四，《雕菰摟集》卷七。　　③　《里堂家訓》下。　　①　《與孤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樓集》卷十三。　　②　《與劉端臨教諭書》，《雕菰樓集》卷十三。　　作了總結，成為"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鎮"①，是乾嘉學派終結的代表人物，中國古代最後一位漢學大師。　　阮元對經學很有研究，加上他顯赫的官僚身份，使他在組織講學和編纂反映乾嘉學者研究成果的巨型著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清史稿·阮元傳》評價他說：在浙江立詁經精舍，祀許慎、鄭康成，選高才肆業；在粵立學海堂亦如之，並延攬通儒，造士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章絕學。重修《浙江通志》、《廣東通志》，編輯《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兩浙輶軒錄》、《淮海英靈集》，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為《文選樓叢書》。自著曰《研經室集》。他紀事、談藝諸編，並為世重。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②。　　簡要地反映了阮元的成就及影響。　　嘉慶四年（1799　年），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在杭州"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③舍中供奉許慎、鄭玄，邀請著名學者王昶、孫星衍主講，內容包括十三經、三史、小學、天文、地理、演算法、詞章諸科。培養的人才"登巍科、入館閣、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①被聘先後在詁經精舍講學的人達92　人，被薦舉為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撥之士63　人，嘉慶四年會試中進士者22　人，形成了很大聲勢和影響。　　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阮元調任兩廣總督，又在廣州設立學海堂，並於道光四年（1824　年）在越秀山新建了堂舍，一時引起轟動，兩粵名士紛紛撰文以記其事，稱讚學海堂是"儒肆之津梁，學庭之淵藪"。②學海堂為兩廣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　　阮元主持編纂《經籍纂詁》、校勘《十三經註疏》、匯刻《皇清經解》，彙集和展現了乾嘉學派的豐碩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他作為乾嘉學派最後一位漢學大師的地位。　　《經籍纂詁》彙集了散見於經傳中的浩如煙海的訓詁成果。阮元之前的戴震、朱筠就曾有此設想。錢大昕《經籍纂詁序》："往歲休寧戴東原在書局，實剏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王引之《經籍纂詁序》："曩者戴東原庶常、朱笥河學士皆欲纂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這件事情最終由阮元完成了。參加編纂此書共有六七十人之多，分總纂、總校、收掌、分纂、分韻、編韻、復校、刊版復校、補纂等專職負責人。清代漢學家有關訓詁學的著述，主要有段玉裁的《周禮讀考》、陳壽祺的《禮記鄭讀考》、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經傳釋詞》等等。阮元集眾家之長，將經、史、子、集舊注以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古代字書的訓詁，按音韻編排，幾乎盡數搜羅其中。此書的價值，錢大昕評論說："即　　①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②　《清史稿》卷三六四。　　③　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研經室二集》卷七。　　①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②　譚瑩：《新建粵秀山學海堂碑》，《學海堂集》初集卷十六。　　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滕其說以衒世，學術正而士習端，其由是矣。"①王引之評論說："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所謂握六藝之鈴鍵，廓九流之潭奧者矣。。。後之覽是書者，去鑿空妄談之病而稽於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且不失吾師纂是書之意。"②這部書既彙集了古代經傳註疏的訓詁成果，又吸收了清代的研究成果，同時也反映了阮元本人的研究心得，把清代訓詁學推向了高峰。　　"十三經註疏"合刻自南宋以後開始出現。明清均有刻本，但因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校勘出一部最規範的《十三經註疏》，是當時經學研究的迫切需要。乾嘉學者普遍用力於校勘學，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此傳統，阮元在青年時即已發奮校勘《十三經》，他說："臣幼被治化，肆業諸經，校理註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尚未成書。。。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版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校勘記》二百七十卷。"③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阮元以家藏的宋十行本的十一經，以及蘇州北宋所刻的《儀禮》、《爾雅》單疏本為底本，對勘了各種版本，參考了清儒的校勘成果，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　年）完成了經校勘的《十三經註疏》以及《校勘記》的刊刻。阮元對《十三經注釋》的校勘，集古今經傳校勘之大成，其《校勘記》仿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對各經註疏源流、得失，版本優劣、真偽，校勘的根據和方法，均一一有所交待。皮錫瑞認為，阮元的《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是"經學之淵海"①。在刊刻完成《十三經註疏》及《校勘記》後不久，阮元又開始了匯刻《皇清經解》的工作。唐宋諸家的經學研究成果，已囊括於《十三經註疏》及《校勘記》中；宋、元、明諸家經解，彙集在康熙時匯刻的《通志堂經解》中；清初學者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諸家之書已收入《四庫全書》。乾嘉以來漢學大師的經學研究成果，尚未能匯刻成書。道光初年，阮元任兩廣總督，建學海堂，為使學者可以備覽乾嘉經學研究成果，乃"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阮元把這一工程託付給他的學生主持，於道光九年（1829　年）刻成《皇清經解》。該書收集了顧炎武、毛奇齡、惠棟、戴震直至焦循、江藩以及阮元本人的著作共計74　家，180　余種，是對乾嘉漢學成果的大規模彙集。在另一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阮元在匯刻編纂方面結束乾嘉漢學的主要標誌。　　阮元在學術領域涉獵廣泛，寫出了大量有關論著。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他的文集《研經室集》中。該文集共分為四集。阮元在《研經室集自序》中說：其一"則說經之作"；其二"則近於史之作"；其三"則近於子之作"；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於古人所謂文者"。後人評論說：　　①　錢大昕：《經籍纂詁序》。　　②　王引之：《經籍纂詁序》。　　③　《恭進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摺子》，《研經室二集》卷八。　　①　皮錫瑞：《經學歷史》。　　乾嘉經學之盛，達官嗜宿提倡之力為多。文達早躋通顯，揚歷中外，所至敦崇實學，編刻諸書類多，宏深博奧，挈領提綱；《研經室集》說經之文，皆詁釋精詳，宜平為萬流所傾仰也②。　　此外，阮元還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這就是編寫了《疇人傳》一書。自然科學在中國古代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水平，但一直不被重視。明清時期，由於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不斷傳入，一些有識之士也對此十分關注。阮元對於數理科學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族姐夫焦循在這方面也對他有影響。《疇人傳》在乾隆六十年（1795　年）至嘉慶四年（1799　年）間編寫完成。記錄了自黃帝至清代的中國科學家243　人，附西洋科學家37　人，共計280　人，是所見的第一部科學家列傳，第一部科學史專著。他自述寫這部書的目的：竊思二千年來，術經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章改憲，雖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識。法數具存，皆足以為將來典要。。。綜算氏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質之藝林，以諗來學，俾知術數之妙，窮幽極微，足以綱紀群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①。　　阮元強調，《疇人傳》的目的在於啟發來者，"庶幾起其向慕之心"②。全書以科學為準繩，擯除一切方術迷信之類內容，"涉於內學者，一概不收"③。他慨嘆"九九之術，俗儒鄙之不講"的學風，指出"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儒者之學，斯為大矣"。④在《疇人傳》中，阮元提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觀點：第一，在科學上，他反對墨守成規，拘守古法。"使不效於今，即合於古，無益也。苟有效於今，即不合於古，無傷也。"⑤第二，肯定了中國古人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的成就，指出西方的科學技術並非自古以來就比中國強。"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⑥第三，認為中國的科技水平自明末以後落後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學的空疏學風所造成的。"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實學，而此業遂微，台官步勘天道，疏闊彌甚，於是西人起而乘之，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但可雲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雲古人皆不如泰西也。"①第四，西方與中國一樣，科技發展都經歷了"由淺入深，由疏漸密"的過程。"中土推步之學，自漢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淺入深，由疏漸密者也。。。考西人舊率，即用後漢四分法，是則彼之術，亦必先疏後密。"②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某些方面就吸收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優秀成果，這是人類智慧的共同結晶。"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為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③中國要加快科學技術發展速度，也必須吸取西方新法之長，"會通中西之術"，"集古今之長而為之"。在某些方面，阮元的科技思想中反映出一種對西學的虛無②　《清儒學案·儀征學案》。　　①　《疇人傳序》。　　②　《疇人傳·凡例》。　　③　《疇人傳·凡例》。　　④　《疇人傳》。　　⑤　《疇人傳·蔡邕》。　　⑥　《疇人傳·利瑪竇》。　　①　《疇人傳·利瑪竇》。　　②　《疇人傳·多祿某》。　　③　《疇人傳·湯若望》。　　主義態度，認為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是一種偏狹的文化觀。　　阮元對漢學的總結，除了編纂和匯刻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外，還總結了漢學的學術方法和學風。其基本要點可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強調以訓詁求義理的重要性。乾嘉漢學注重考據，唯漢是尊。焦循等人已對此提出批評。阮元是漢學人物，針對乾嘉漢學的弊端，他反覆陳述以訓詁求義理。他說："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④其原因是："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訓詁，況聖賢之道乎。"①其次，認為訓詁應以漢人的註疏為準繩。因為"西漢學行醇實，尚近於春秋列國之時"②。愈到後世，對經書的解釋距經書原意愈遠，訓詁既為探求古訓義理，自然要研究距孔孟最近的漢人的註疏。再次，在訓詁中講求"實事求是"。這是他在總結乾嘉漢學求實精神之後得出的結論。他說："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③阮元是乾嘉學派的終結人物，作為漢學家，他繼承了前輩學者的考據方法，不懈地致力於經學研究。他說：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開始，經學當從註疏開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徒讀註疏不終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註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註疏而推求尋覽之也。阮元所總結的實事求是之學重申了經學研究的內容：士人讀書，應先從讀經開始；研究經學，應先從註疏開始；研究註疏，應先從訓詁開始；欲明訓詁，則應從聲音文字開始。這是自顧炎武提出，倡行於乾嘉學者中的考據學的基本原則。阮元概括的"實事求是"，是對乾嘉漢學在方法論上的總結性結論。同時，阮元的學術也沒有完全局限於漢學之中。乾嘉學派在漢宋之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走向終結，其實漢學並非不講義理，而宋學在訓詁考據方面也有成就。縱觀阮元的學術成就可以看出，他並沒有專事漢學和貶斥宋學，我們認為他是乾嘉學派的終結人物，包含著他對於漢學、宋學的全面性總結，反映了清代學術乃至整個古代學術即將翻畢最後一頁的時代特點。龔自珍在總結了阮元在訓詁、校勘、目錄、典制、史學、金石、數術、文章、性道、掌故諸方面的成就之後評價說："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泯華人辨，總才學之歸。"①阮元之子阮福也認為其父是一位"持漢學、宋學之平"的學者②。與江藩、東方樹等人在漢學、宋學問題上排斥對方、張揚自己、相互論戰的作法相比，阮元表現出了更高一層的見識。　　阮元是一位經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在訓詁考據的過程中，他繼承了戴震的方法，由訓詁字義以闡發義理，在哲學方面有一定建樹，但大多是通過訓詁考據委婉地表達出來，而不是通過正面的理論闡發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體系。　　④　《西湖詁經精舍記》，《研經室二集》卷七。　　①　《西湖詁經精舍記》，《研經室二集》卷七。　　②　《詁經精舍第問》，《研經室一集》卷十一。　　③　《研經室集·自序》。　　④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註疏書後》，《研經室三集》卷二。　　①　《阮尚書年譜第一序》，《定庵續集》。　　②　《擬國史儒林傳序》，《跋語》，《形經室一集》卷二。　　對於人性與人慾問題，阮元基本上繼承了戴震的"性為血氣心知"的理論。他說："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天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③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慾的合理性、必然性。他說：欲生於情，在情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即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數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興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為性也④。　　在此基礎上，阮元提出了"情性統一"的觀點。唐人李翱在《復性書》中，將性與情對立起來，認為"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①阮元反駁說：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陽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分而為對②。　　把情與欲與性對立起來，是佛教宣揚的理論："晉、唐人賺味、色、聲、臭、安、佚為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③晉、唐一些人受了佛教的影響，宋明理學所提倡的禁欲主義，都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阮元在這裡批評晉、唐人，是迴避了程朱的名字，其實際所指，當一目了然。　　阮元反對禁慾，也不主張縱慾。他強調"欲有節，不可縱，不可窮"。　　"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欲縱矣。"④由於他把欲說成是性的一部分，因此他認為，"節慾"也就是"節性"。阮元所闡述的義理，"行"是一個重要內容。如在解釋孔門"一貫"時，他說："貫，行也，事也。。。一以貫之，猶言一是以行事為教也。"⑤在解釋《大學》、"格物"、"心"等考據論著中，都強調了"行"，表現了他提倡實踐、實學、實行和實事求是的治學宗旨，并力圖在考據中表達他的哲學思想。　　③　《性命古訓》，《研經室一集》卷十。　　④　《性命古訓》，《研經室一集》卷十。　　①　李翱：《復性書》，《李文公文集》卷二。　　②　李翱：《復性書》，《李文公文集》卷二。　　③　李翱：《復性書》，《李文公文集》卷二。　　④　李翱：《復性書》，《李文公文集》卷二。　　⑤　《論語一貫說》，《研經室一集》卷二。　　（五）乾嘉時期的史學1．乾嘉時期史學的總體成就乾嘉考據學包括用考據方式治經和治史兩個重要內容，考據史學是乾嘉時期史學成就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乾嘉時期史學在其他方面也多有建樹，不惟考據史學一端。這個時期的史學領域內容豐富，成就斐然。　　乾嘉時期史學的繁榮，是由於乾嘉特定的時代形成的學術風氣所使然。　　乾嘉時代經學興盛，學者以訓詁考辨經學為務。實際上，經、史在當時並沒有明確地各自獨立。考經不可能完全離開考史，考史也常常與考經聯繫起來。錢大昕、王鳴盛既是傑出的史學家，也是出類拔萃的經學家；戴震、阮元等人在史學研究方面也有成就。顧炎武、章學誠等人明確提出"六經皆史"說，其意義在於打破了儒家經典的神聖光環，擴大了史學研究領域，同時也更加模糊了經學與史學的界限。因此，經學研究無論從學風還是從方法上，都同樣影響到了史學研究。　　在學風方面，乾嘉漢學家反對明末以來的空疏學風，強調認真讀書、重視考察和博實求證的樸學學風。考據史學主要表現在對古史的考訂辨證，對史料的修補鑒別，對缺漏的史表志的補訂和輯佚。　　在方法上，乾嘉學者無論治經還是治史，以重視實證、力戒空談為宗旨。他們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經年累月地搜集材料，分析整理，然後用形式邏輯的方法，進行歸納、排比，"究其異同，核其始末"，論必有據，據必可信，直到得出最滿意的結論。實事求是、無證不信、廣參互證、追根窮源是他們考史的基本特徵。乾嘉嚴密的考證方法，與當時學者流行研習天文數學的風氣有關。將自然科學講求歸納、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用於考據之中，使之具備了某些近代氣息。考據史學借鑒和運用了上述方法，取得了突出成就。　　乾嘉時期的史學以考據史學為主流，在歷史撰述、歷史評論、史學理論等方面也多有所成。這一不可忽視的事實，說明我們不可以狹隘地僅從考據史學出發去理解乾嘉時期的史學發展。如果仍然從乾嘉學風中去考察，可以發現，漢學家所追求的"古"，其根本在於求"是"，"於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可以拘於古所云矣"。①無論是從梅文鼎之論中西，還是戴震之論漢宋，乃至焦循、阮元對乾嘉漢學的總結，都貫穿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理性的準則。同時，考據學的主流無不兼涉義理，將闡發"義理"作為考據學的高層次目標。這些至少可以表明，乾嘉考據學中有一條富於活力的學術宗旨，即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闡發義理。換句話說，在嚴謹、求是的嚴肅外表下，包含著相對活躍的理論內涵。這一點，對史學研究是至關重要的。《文史通義》、《廿二史札記》、《考信錄》等史著的出現，表明乾嘉史家在撰述、懷疑、闡發等諸多學術環節上立足於史實所進行的"創造性"的發揮。這種在學術方法上對史實與觀點的較為恰如其分地把握，是造成乾嘉時期史學繁榮的內在因素之一。或許在此基礎上所取得的史學成就在當時尚未引起注意，那麼在近代以至現代史學史上，乾嘉時期史學給我們留下了大量重要研究課題以及近現代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受到的直接啟發，應該可以說明　　①　章學誠：《鄭守齋記書後》，《文史通義》外篇卷二。　　這個時期史學的多樣性發展的價值和意義。　　探討乾嘉時期的史學，還必須涉及這樣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即清政府的文化高壓政策對史學發展的影響。"史以致用"是中國史學的傳統。史學如果與現實社會有機地聯繫起來，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現實中的社會政治問題，科學地、實事求是地以歷史為借鑒探討有關國計民生的種種問題，史學的自身價值將會得到充分體現。在專制政體統治下的中國古代，"史以致用"往往表現為統治者將歷史作為統治工具運用於政治。乾嘉時期這種現象十分突出。清政府重視官方修史，大力提倡考據史學。考據史學與明末清初以關注社會現實為特點的"經世致用"史學相比，脫離現實是其根本弊端。從清初史學到乾嘉史學的轉變過程，可以說明不同的時代特徵對於史學的不同影響。以考據史學為主流的乾嘉史學也沒有能夠完全體現出史學自身的社會價值，僅僅反映出了在現實政治壓力下的無可奈何。乾嘉史學家在此種情況下所做出的豐碩成就，在更大的意義上是適應了古代史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的某種需求，他們好象也只能做到這一點。另外，官修史書在規模上壓倒了私修史書。同時，在編修過程中，也消耗掉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時間和精力。客觀地講，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官修史書的價值，我們甚至還應該在很大程度上去肯定前人給我們留下的這一大筆史學遺產。只是在使用和評價它們時，必須保持冷靜和清醒的頭腦。乾嘉時期的史學家也在盡量不涉及與當代政治有敏感關係的課題的前提下從事某些史學領域的研究。如元史研究在清代很有成就，而探討元史與探討清史之間的微妙關係，則是不言而喻的。　　乾嘉時期的史學研究成就還在於開闢了一些新的學科和新的領域，如邊疆史地研究、用金石器物證史、科技史的撰述、方誌學的全盛以及對方誌學理論的探討等等。因此，我們應當更加全面地看待乾嘉時期的史學。　　一般認為，乾嘉時期的考據史學，最突出的當屬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趙翼《廿二史札記》。三書也各具特色：《廿二史考異》主要為訓詁考據史作；《廿二史札記》是以綜合的方法評論史事，主要涉及"古今風氣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者"①，是歷史評論方面的史作；《十七史商榷》既有文字校勘、典制考證的內容，也有對史事、歷史人物和史書和評論。另如錢大昕《十駕齋養心錄》、《疑年錄》，趙翼《陔余叢考》也是歷史考證方面的著述。　　考據史學主要指對史籍的整理，包括注釋、輯佚、補撰諸方面。乾嘉學者在校注史書方面，有惠棟的《後漢書補註》、沈欽韓的《兩漢書疏》、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和《後漢書注補正》，另有杭世駿、侯康、趙一清、周壽昌等人對《三國志》的補註。盧文弨的《群書拾補》也涉及史部諸書。輯佚方面，主要是從前代類書《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已經亡佚的史書。如姚之駰《後漢書補逸》，輯出《東觀漢記》和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山松、司馬彪等人的後漢史著述。清代輯佚方面的重要史作有：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兩朝綱目備要》、熊克《中興小記》、劉珍《東觀漢記》等。　　清代學者對正史中所缺的表志幾乎進行了全面的補寫。其中價值較高者，如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丁國鈞等的《補晉書藝文志》、郝懿行的《補宋書食貨志》、錢大昕補《元史》表志部分。杭世駿《歷代藝文志》則　　①　《廿二史札記·序》。　　是對各部正史中的"藝文志"統而補之。　　邵晉涵曾對章學誠說："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①因此，計劃重修《宋史》。由於"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太多，未能如願完成，但也反映了乾嘉時期歷史撰述的傾向。章學誠遺憾地說："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②畢沅用了二三十年時間組織編纂了《續資治通鑒》。這部書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用編年體的體裁記錄了宋、遼、金、元四朝共400餘年間的歷史。該書經邵晉涵審閱修正，史料編排比較合理，為後世了解宋遼金元的歷史提供了方便。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說："宋、元、明人續《通鑒》甚多，有此皆可廢。"元史研究在道、咸以後頗為盛行，此風可上推到乾嘉時期錢大昕等人的那裡。錢大昕有意重修元史，雖僅成《藝文志》和《氏族表》，但對於蒙古元史的研究有開創之功。嘉慶間江輝祖著《元史本證》，錢大昕贊其書"有大醇而無小庇"③。　　清初官修《明史》成書之後，標誌著對於明代歷史研究的一個階段的結束。乾嘉時期，清朝立國已逾百年，一些學者開始把注意力移至本朝史。但由於政治壓力和忌諱繁多，對當代本朝史的研究僅限於編纂史料性質的史籍。乾隆時蔣良騏編纂了《東華錄》，材料來源於清實錄。陸耀編輯了以經世為主題的奏疏集《切問齋文鈔》。　　邊疆史地研究是近代以來頗有成就的新的史學研究領域。其開啟之功亦可源於乾嘉時期。錢大昕根據《永樂大典》中新發現的《元秘史》和《皇元聖武親征錄》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等材料研究蒙古元史，最先開闢了邊疆史的研究。祁韻士曾預修《蒙古王公表傳》，"各按部落立傳，要以見諸實錄。紅本為準，又取《皇輿全圖》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則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譜。"①他還撰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書。徐松被派任伊犁，"既出關，置開方小冊，隨所至圖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記》"。"又以新疆入版圖數十年，視同畿甸，而未有專書，乃纂述成編，於建置、挖扼、錢糧、兵籍，言之尤詳，"賜名《新疆事略》②。他還寫了《漢書西域傳補註》一書。後來治西北史地者，無不利用祁、徐二人的成果。其他有關著作還有椿園氏《西域聞見錄》、洪亮吉《天山客話》、《紀程》、松筠《綏服紀略》、西清《黑龍江外紀》等。同時，官方也修纂了一些邊疆史地著作，如《盛京通志》、《西域圖志》、《皇輿西域圖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蒙古王公功績表傳》、《滿洲源流考》等書，基本都成書於乾隆年間。　　與考據學密切相關的金石學，在清代大盛。乾嘉時期金石著作如林，用金石文字校勘史籍以乾嘉時代最為突出。從事收錄和搜集原碑的學者走至戶　　①　《碑傳集》卷五十。　　②　《邵與桐別傳》，《章氏遺書》卷十八。　　③　錢大昕：《元史本證·序》。　　①　《清史稿》卷四八五。　　②　《清史稿》卷四八六。　　外，徘徊于山崖荒壑古城廢廟之間，不辭辛苦地搜碑尋碣。另有一些封疆大吏，憑藉其地位、能力和學識興趣，在任職地區按部搜討。王昶自述其搜集經過時說："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遊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贏無不丐也，蠻陬海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齣興桓，而北至青、徐、兗、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①王昶的《金石萃編》是成於乾嘉時代的通纂巨帙。其他學者在任中也有金石著述，如畢沅於陝西任中有《關中金石記》、於河南任中有《中州金石記》，阮元于山東任中有《山左金石記》、於浙江任中有《兩浙金石記》，孫星衍在京師有《京畿金石考》等。利用金石學提供的資料進行經史考據，是清代金石學的特點，也是金石學興盛的原因。"乾嘉諸儒，崇尚考據，旁逮金石之學，莫不搜求形義，舉證經史。"②清代官修史書多成於乾隆時期。乾隆十二年（1747　年），先設館撰《續文獻通考》，成書後，再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設三通館，修成《續通典》、《續通志》。同時，三通館史臣同時編修"清三通"，至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間（1786-1787　年），完成了《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和《清朝文獻通考》。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纂《大清會典》。其他的大型官修史籍，還有編年體的《高宗實錄》、《御批通鑒輯覽》、紀事本末體的《平定準葛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等。　　還有學術史的撰述。乾隆年間全祖望續撰黃宗羲的未完成之作《宋元學案》。嘉慶時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　　清代是方誌發展最盛的時代。康、雍時代，清政府數次諭詔各州縣分纂志書。乾嘉以後，方誌更受重視，方誌的修纂也更為普及。許多著名學者參與其事，並對方誌的編纂體例和方法進行了理論性的探討，湧現出一批方誌名家，如謝啟昆、孫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焦循、戴震、章學誠等。由他們主持編纂的方誌也屬質量上乘，如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歷城縣誌》，萬經、全祖望參與編修的《乾隆寧波府志》，戴震參與編修的《乾隆汾州府志》，孫星衍主撰《乾隆松江府志》、《三水縣誌》，杭世駿主撰《乾隆西寧府志》、《烏程縣誌》、《昌化縣誌》、《平陽縣誌》，謝啟昆主撰《嘉慶廣西通志》，畢沅主撰章學誠總其事的《嘉慶湖北通志》等。章學誠曾與戴震當面討論方誌的理論問題，他還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修志實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誌學理論。　　2．王鳴盛的史考與史論王鳴盛（1722-1797　年），字鳳喈，一字禮堂，號西庄，晚年改號西沚居士。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二年（1747　年）中舉，十九年與妹婿錢大昕同成進士，他以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院編修，時年33　歲。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以母喪父老為由歸鄉息仕。後居蘇州，終身從事著述講學。　　王鳴盛學貫經史，是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沈懋德跋王鳴盛《蛾術編》時稱：　　①　《潛研堂集》卷二十五。　　②　《郎潛紀聞四筆》卷十。　　西庄先生著述富有，同時後進，稱其遠儕伯厚，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於經有《尚書後案》，於史有《十七史商榷》，於子有《蛾術編》，於集有詩文，以敵弇州四部，其庶幾乎。"　　王鳴盛此言有自詡的傾向，但也並不過分。他說的四個方面的確可以概括他的學術成績。　　王鳴盛在世之時，以經學名聲最重。他一意標榜鄭學，著《尚書後案》。他說："《尚書後案》何為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予遍觀群書，搜羅鄭注，惜已殘缺，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晰其非，折中於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①《尚書後案》完成於王鳴盛58　歲時，此書奠定了他經學家的地位。王氏對此也滿意地說："予於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②他的經學著述還有《周禮軍賦說》。趙翼的《甌北詩鈔·王西庄光祿輓詩》說："歲在龍蛇讖可驚，儒林頓失鄭康成"，"搜遍漢末遺文碎，不鬥虞初小說工。後輩豈知真學問，幾時再有此淹通。"③可見，在當時，學界注重的是王鳴盛傳馬鄭經學的成就上。然而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顯示出的在史學方面的學術價值卻遠遠超過《尚書後案》，這恐怕也是王鳴盛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十七史商榷》是王鳴盛休官退居後開始撰著的，經24　年而成書。他自序其書說：學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職官，眼昧心瞀，試以予書為孤行之老馬，置於其旁而參閱之，疏通而證明之。。。猥以校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實事求是，庶幾啟導後人，則予懷其亦可以稍有自慰矣夫。　　王鳴盛十分自負地認為，他的《十七史商榷》，"海內能讀此書者不過十數人"④。錢大昕認為此書："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訛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實用也。"⑤清末李慈銘則認為："此書與錢先生《廿二史考異》、趙先生《廿二史札記》，皆為讀史之津梁。趙先生意主貫串，便於初學記誦；此書與錢書則鉤稽抉摘，考辨為多，而議論淹洽，又非錢之專事考訂者比矣。"又說：此書"考核精審，議論淹通，多足決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錢專考訂，鮮及評議；趙主貫串，罕事引證；兼之者惟此書，故尤為可貴。"①這裡出現一個問題，即《十七史商榷》究竟有無褒貶議論，如果有的話，應如何評價王鳴盛的史論？　　《十七史商榷》介乎《廿二史考異》與《廿二史札記》之間，其內容的確既有歷史考據也有史論。王鳴盛強調治史應當"務求切史"，他說：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　　①　《尚書後案·自序》。　　②　同上。　　③　原註：公最精鄭學。　　④　《西庄致竹汀書》，《歷代名人尺牘》22　冊。　　⑤　錢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銘》，《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八。　　①　見王利器輯《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②？　　這種觀點，與他治經、治史以及整個乾嘉學風是相符的，然而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鳴盛畢竟在多處發表史論，並且"議論淹洽"，頗具見識。對此，是否可以理解為他所不屑的"橫生意見、馳騁議論"，指的是脫離歷史事實、借題發揮、任情褒貶的不負責任的空論；或者專指宋明以來在理學所造成的空疏學風的影響下，大量湧現出來的借歷史宣揚所謂義理、道德的、毫無價值的"史論"。如針對流行的在史書之中使用所謂"春秋筆法"的作法，王鳴盛認為："《春秋》書法，去聖久遠，難以揣測。學者但當闕疑，不必強解，惟考其事實可耳。"③明確否定任情褒貶的"春秋筆法"。王鳴盛史論的基點在於"實事求是"。他說過："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著書，恐著亦多妄矣。"①在對史書進行了深讀精校之後，發表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以及對史學自身的議論，與一知半解地亂髮議論或不發任何議論、只知埋頭考據的做法相比，更具有積極的意義。王氏的史論在許多方面確有真知灼見，反映出他所具備的歷史見識。　　在考史方面，《十七史商榷》偏重於那些在歷史上產生影響或涉及經國利害的職官制度以及歷史地理等方面。如王鳴盛考辨了有關漢代十三部刺史職掌的問題。他聯繫《漢書》、《後漢書》、《續漢志》的有關篇章，論證部刺史的職掌之一是"督察藩國"，由此使刺史官職具有"權甚重而秩甚輕"的特點："蓋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得擢守、相。"②對漢代刺史制度及朝廷與藩國間的關係作出新解。他探討了魏晉以降的九品中正制的發展過程，指出所謂舉薦論品行不過是表面文章，其實質"中正所重門第，自魏晉至六朝皆然"。魏晉時期"中正之設，專以門第定人才高下矣"。③王鳴盛還分析了唐代宦官掌握兵權而招至禍亂頻繁，肯定了在歷史上屢遭非議的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在考證地理方面，注意歷史地理的特點和沿革，還下了很大力量考證了有關故鄉的歷史地理。　　在史論方面，《十七史商榷》既有針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發表的議論，也有對史學本身發表的議論。關於前者，王鳴盛談到了一些政治成敗得失與民心向背、用人當否的關係，批評了歷史上那些昏庸腐朽的統治者和無聊文人。他評論王叔文改革失敗，"後世惡之太甚，而不加詳察，《舊（唐）書》亦徇眾論"，這是"以成敗論人"，是不公正的。他指出，王叔文改革，"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改革積弊，加惠窮民"；"其本意欲內抑宦官，外製方鎮，攝天下之財賦兵力而盡歸之於朝廷"；"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如此者"。由此斷言，"叔文行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②　《十七史商榷序》。　　③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歐法春秋"條。　　①　《十七史商榷序》。　　②　見《十七史商榷》卷十四有關諸條。　　③　見《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州郡中正"條。　　閹宦、跋扈之強藩"，"本無可罪"，應當"平反此獄"①。此論不僅反映了王氏獨具的史識，也反映了他傾向改革的精神。　　王鳴盛對史書的研究和評論，特別注意對同一歷史時期的兩種史書（如記載南北朝歷史的《南史》、《北史》與宋、魏、梁、陳、齊、周、隋八史，記載唐代歷史的兩《唐書》，記載五代歷史的兩《五代史》）作對比，發現異同優劣，再對正史發表評論，包括正史體例、取材、記事、文筆等方面。他反對曲筆，主張直書，按照"直書其事"和"史事明晰"的標準，對《漢書》以下的重要史書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看法。　　王鳴盛稱讚班固、范曄在《漢書》和《後漢書》中的直筆精神和史識。　　《漢書》有《匡張孔馬傳》，記載一批以儒學進身、身居高位無所匡建、以阿諛取容為能事的人物。王氏稱讚說："孟堅於張、孔，直筆詆斥，盡丑描摹，洵不愧良史矣。"《後漢書·胡廣傳》正面記述胡廣的步步高升，實則刻劃胡廣依附權奸的小人面目，王鳴盛稱讚范曄史筆達到了"肆而隱，微而彰"的境界②。在比較了《三國志》和《晉書》的有關內容後，王鳴盛指出《晉書》對司馬氏的曲筆回護。他批評說：晉人所修國史，對司馬懿有所誇飾，尚可理解，"今《晉書》成於唐人，猶仍其曲筆，不加刪改"，是毫無道理的。《南史》中記錄了許多荒誕的事迹，王鳴盛對此深表不屑，說："《南史》最喜言符瑞，詭誕不經，疑神見鬼，層見疊出。"他還痛斥宋明時期因理學盛行而滋生的空疏風氣，認為宋明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問世，一涉史筆，便欲法聖人筆削"。①並批評了立文法以為褒貶的《通鑒綱目》和模仿《春秋》筆法、把褒貶義例放在首位的《新五代史》。王鳴盛很多頗具見地的觀點和結論均在後世產生影響或被學術界所認同，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還可舉出若干例子。如對陳壽及其《三國志》的肯定，對范曄被誣為謀反"首亂"的辨析，對范曄《後漢書》史學價值的發掘，對魏收《魏書》的正名，等等。　　王鳴盛史學因時代所限而避免涉及時政。他為人驕傲自負，論學時在某些觀點上失之偏頗，如將李延壽斥責得一無是處。他在經史研究中恪守漢儒訓注，這也在很多地方局限了他的眼光。儘管如此，王鳴盛所表現出的卓越的史識和見解，所作出的有關典章制度、歷史地理、文字校勘等方面的考辨成果，對於我們認識乾嘉史學的內涵及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3．錢大昕的博學及學術成就錢大昕（1728-1804　年），字曉征，又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江蘇嘉定人。錢大昕少年即有神童之名，8　歲讀二十一史，"始有尚論千古之志"②。21　歲時由江蘇巡撫指名送至蘇州紫陽書院肄業，被院長王峻賞識為"天下才"。乾隆十六年（1751　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江浙士子進賦獻詩，選入一等，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學習行走。27　歲時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累遷為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又先後出任山東、　　①　見《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順宗所書善政"條、卷八十九"王叔文謀奪內官兵權"條。②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刺廣寓於褒頌"條。　　①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論斷"條。　　②　錢大昕：《竹汀居士年譜》。　　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再為提督廣東學政。48　歲時，因父亡辭官歸鄉，不再入京供職。先後在鐘山、紫陽書院講學，直到病逝。　　錢大昕是乾嘉時期的"超一流"學者，與焦循一同被譽為"通儒"。他的一生，廣泛涉及各個方面的學術領域，而且令人嘆為觀止地達到了精通的程度，是人才輩出的乾嘉學者群中的集大成者。段玉裁評價他說："於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在"自古儒林"中是一位少見的"合眾藝而精之"的學者①。戴震曾對人說過："當代學者，吾以曉征為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無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②阮元也說："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③錢大昕治經受惠棟影響，但也主張以訓詁求義理。他不專治一經，亦不拘泥於漢儒之說，只是專通其大義而已。因此，他沒有寫過一部專攻經書的著作。《唐石經考異》和《經典文字考異》主要是經文的校訂。有關經學方面的見解，主要散見於《十駕齋養心錄》和《潛研堂文集》中。王昶認為"皆說經家所未嘗發者"。①錢大昕的史學著述，除《廿二史考異》外，還有《三史拾遺》、《諸史拾遺》、《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補元藝文志》、《補唐學士年表》、《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十駕齋養新錄》等。他生逢經學大盛的乾嘉時代，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當時被貶為次一等學問的史學上，反映了他的見識。他撰文反對"經精而史粗"、"經正而史雜"、"陋史而經榮"的看法，認為所謂"讀史為玩物喪志"、"令人心粗"的指責，是為了掩蓋說者的空疏淺薄。提出："元明言經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即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復瓿而已，奚足尚哉？"批評這種經學"似精而實不精，似正而實不正"。提出《尚書》、《春秋》就是史，《史記》、《漢書》"其文與六經並傳而不愧"，"經與史豈有二學哉？"②錢大昕的為人和文章的風格一般都比較謹慎，含而不露，與王鳴盛形成鮮明對照。唯在這篇文章中觀點表露十分強烈，可見確為錢大昕的有感而發。他的觀點以及他在史學領域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對史學擺脫經學的束縛有積極意義。　　錢大昕反對史學研究中的空談。他說："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惡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別為褒貶之詞？"③主張實事求是地反映客觀歷史。"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暇益以見其美。"④"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⑤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他將主要精力從事訂正史籍訛誤，補充史實，辨釋疑難，努力使歷史記載更加接近歷史事實。　　①　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　　②　《清儒學案》卷八十三。　　③　阮元：《十駕齋養心錄·序》。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志銘》，《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見錢大昕《廿二史札記序》。　　③　《續通志列傳總敘》，《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④　《廿二史考異·序》。　　⑤　《答王西庄書》，《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廿二史考異》是錢大昕的考據史學專著，彙集了錢氏四十餘年間對廿二史的研究心得札記，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編定成書。該書按二十二部正史先後、各史又以卷次為序逐條考訂，對於正史紀傳體史書中的紀、表、志、傳部分無所不考。乾嘉時期人們治史，一般都限於校勘，錢大昕則完全超越這一層次，他校勘的範圍通貫二十二史，比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還多出5　部。同時他的重點在於考證，對於史籍的缺脫訛誤，即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他運用例證、分析、比較、推理、綜合和專題考證等方法辨證、疏通和校正史籍。與別人相比，錢大昕的一些考證方法獨具特色，是他的創新。如在卷82《魏書·崔玄伯傳》中有"加周兵將軍"一語，他遍舉《魏書》中各傳所見的"晉兵、吳兵、楚兵、秦兵等將軍凡十一種，及曾任此職的人姓名"。再如，他收集了《南史》中幾乎所有的"虎"字材料，說明《南史》紀傳中於"虎"字多不避諱，皆後人所改，但李延壽原文尚有未改之處①。這被稱作是綜合研究的考證方法。另一種專題考證，可以離開《廿二史考異》原書而獨立成文，如卷9"漢侯國考"、卷15"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書"、卷83"宋奉使諸臣年表"等，也是錢大昕所獨有的考證方法。總起來看，《廿二史考異》的重點是在前四史、唐、五代、宋、遼、金、元諸史，考證範圍涉及極廣，幾乎對所有被發見的問題都進行考證。南北朝諸史則重點對年代、職官、地理作考證。他在《廿二史考異·序》中講道：廿二家之物，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雲自得？但涉獵既久，啟務遂多，著於鉛槧，賢於博奕云爾。考證二十二史的難度，當如錢大昕本人所言。其考證所取得的成就，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略高《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記》一籌，成為乾嘉考據史學的傑出代表作。　　《十駕齋養新錄》是一部札記體形式的學術著作。這種形式仿照顧炎武的《日知錄》，兩書的寫作形式，對近現代學者產生很大影響。錢大昕將他大半生的在經、史、子、集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寫成札記，分門別類編為該書。《廿二史考異》專考正史，該書不限於史部；《廿二史考異》專事考證，該書除考證之外，還發表議論，評論史書、人物，講述治學方法，是一部與《廿二史考異》同樣傑出的綜合性學術著作。梁啟超曾說："試讀《十駕齋養新錄》本條，即知其必先有百數十條之初稿札記乃能產出。故顧氏謂一年僅能得十餘條，非虛言也。。。欲知清儒治學次第及其得力處，固當於此求之。"①錢大昕還將他所作的論說、問答、雜著、考辨、題跋、書信、碑傳、墓志銘一類作品集成《潛研堂文集》。段玉裁序云："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實、年齒之紛繁，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曆法，無不了如指掌。"②《潛研堂文集》的內容並非一般文集那樣多收文人間應酬文字，這也是一部反映錢大昕學術的論著。"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③下面就錢大昕在諸多領　　①　見《廿二史考異》卷三十五"劉裕龍行虎步"。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②　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　　③　同上。　　域中所取得的成就略作敘述。　　《宋史》蕪雜，《遼史》、《金史》、《元史》因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特有的語言文字和制度習俗也造成史籍中的疑難矛盾之處甚多，加之這四部正史都屬官修。因此，錢大昕對宋、遼、金、元四部正史用力較重。其中，他曾有意重撰《元史》，自稱"生平於元史用功最深"①，但未能成書。補成有《藝文志》和《氏族表》，另有《元史稿》和《元詩紀事》，已佚。《廿二史考異》主要對《元史》的年代、官制、地理、蒙古氏族和世系作了考證。錢大昕等人開闢的元史研究新領域，在近代成為一門顯學。　　錢大昕說："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四十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②又說："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③這裡，他認為歷史考證有官制、輿地和氏族三個重點。在官制方面，《廿二史考異》中有對秦漢的尚書和中書、唐朝的三省六部等問題的考證。《十駕齋養新錄》卷10　和《潛研堂文集》卷12、13對中央、地方官制在歷史上各個朝代的源淵變化、職能作用、官名稱謂有更為詳盡的考證。他與秦蕙田共同商討的《五禮通考》以及在三通館纂修官任上的編纂工作，也都反映了在職官方面的研究心得。在歷史地理方面，對正史中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繁瑣而精審的考訂，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僑置州郡"，"涉筆便誤"、錯誤百出的《元史·地理志》等課題，都經錢大昕的努力而更正。他還十分重視地方志，曾參加過《熱河志》、《一統志》的編纂，退休後應邀擔任《鄞縣縣誌》、《長興縣誌》的總纂。在氏族譜牒方面，《廿二史考異》中對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和譜系、遼金元時期的族與姓等問題，《十駕齋養心錄》中對"郡望"等問題，《潛研堂文集》中對唐代的氏族大姓等都作了考證。錢大昕所撰《元史氏族表》取材各種史籍、文集、碑刻等史料，將蒙古、色目的族姓可考者分列成表，歷時近30　年完成。以後的魏源《元史新編》、柯劭忞的《新元史》都沿用此表。　　用金石銘文考證史書的訛誤，或用史書鑒定金石銘文，是錢大昕在金石學方面經常使用的方法。使用這兩種考證方法，無疑會使考證的結論更具說服力。他習慣於利用各種機會搜集金石拓片，數十年間，共得拓片達二千餘通。在此基礎上編成《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一書。以後又陸續寫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四集，該書與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相仿，對他撰著《廿二史考異》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王昶盛稱錢氏："最熟知歷代官制損益，地理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系，故其考證精密，多有出於數君之外。"①錢大昕本人對金石學的觀點是："歐（陽修）、趙（明誠）、洪（適）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抄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②年代學是考史的基礎學科之一。錢大昕作過《洪文惠公（適）年譜》、《洪文敏公（邁）年譜》、《深寧先生年譜》、《陸放翁年譜》、《弇州山　　①　同上。　　②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③　《廿二史考異》卷四十《北吏·外戚傳》。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志銘》，《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郭允伯金石史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人年譜》，還根據《永樂大典》中的有關材料，補寫了《唐學士年表》、《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等。這方面影響最大的是《疑年錄》。錢書記載自鄭玄至邵晉涵共363　位歷史人物的生卒年。書名"疑年錄"，取《左傳》"有與疑年，使之年"的意思。後人六續《疑年錄》，近人陳垣仿此體作《釋氏疑年錄》、姜亮夫作《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該書開創了記載歷史人物生卒年的新的史書體裁，成為今天歷史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種工具書。錢大昕深通天文曆法及有關數學的專業知識，對梅文鼎、利瑪竇、湯若望等中西數學家的著作都有研究。用這些知識推算論證歷史年代，十分真實可信。如對《三統曆》的研究，撰成《三統術衍》，使"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若發矇"①。阮元稱讚錢大昕說："天算之學，實能兼中西之長、通古今之奧。故上自《三統》、《四分》，下迄《授時》、《大統》，諸家之術，並深究本原，各有論說。"②乾嘉時期甚為發達的文字音韻學，同樣為錢大昕所擅長。他也十分重視文學音韻訓詁的重要性："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③用小學的研究成果考證史籍，在《廿二史考異》和《十駕齋養心錄》中佔有很大比重。　　錢大昕的考據史學，在內容上訂正和補充了史籍中眾多的訛誤和缺漏；在方法上更加科學和嚴謹，並開闢了一些有價值的新領域；在學科意義上使史學研究更加獨立出來而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同時，他所創造的一些研究方法和開闢的一些新領域對清代及近、現代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錢大昕學術的明顯特點也是博古而不通今，毫不涉及時政，但這一點似乎並不能成為指責他的理由，因為在他所處的社會時代和學術思潮中，我們不應苛求古人做一些用我們今天的評價標準看來是應該做的事。畢竟，錢大昕的學術成就代表了一個學派和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4．趙翼的史論趙翼（1727-1814　年），字耘崧，又字耕耘，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14　歲時亡父，家境日益窘困。他自幼年起就喜好吟詩填詞，但因生活困難，只得應試科考，求取功名，養家糊口。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中舉後，在大學士汪由敦家為文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考中狀元，入翰林院任編修，參與改纂《通鑒輯覽》，書成後，外放為廣西鎮安府（今德保縣）知府。後又調任廣州知府。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以侍奉老母為由辭官歸鄉，著書講學終其餘年。　　趙翼的前半生主要用功於詩詞創作，與袁枚、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以文名著稱。憑此特長，他曾入軍機處起草諭旨，代人為文，受聘纂史。他的文集有《陔余叢考》、《檐曝雜記》等，雜載其詩詞、文事和見聞，並無過人史識，以至後人有懷疑《廿二史札記》這樣高水平的史著，是否確實出於趙翼之手。其實在他為仕期間，就已經進行了一些史書的編纂工作，因此晚年成其史名，並不是偶然的。　　①　《清史列傳》卷六十八。　　②　阮正：《三統術衍·序》。　　③　《小學考·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趙翼初到北京的時候，就協助翰林院掌院學士劉統勛編纂了《國朝宮史》。這是一部記述乾隆以前各朝宮中的典制規模、宮殿建制、官制布署等情況的官修史書。趙翼用了大約將近一年的時間參與其事，受到劉統勛的好評。考中進士後，他入方略館修纂《平定準噶爾方略》，亦得到方略館總裁傅恆的賞識。被放外任前的兩年多時間裡，趙翼一直參與改纂《通鑒輯覽》的工作。這部史書，朝廷召集了近百名學者，以康熙年間成書的《御批通鑒綱目》為底本，編纂成為"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①的編年體史書。王昶、朱筠、程晉芳、畢沅、紀昀等人都先後參與此事。這也為趙翼日後撰成《廿二史札記》產生了重要影響。趙翼本人還寫了一部記載平定三藩及大小金川等戰事的《皇朝武功紀盛》，紀事本末體。該書中所使用的有關材料，多為後來魏源《聖武記》中所採用。　　《廿二史札記》是趙翼歸里後撰寫的史著。趙翼辭官之後，友人多勸他再次出仕。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乾隆皇帝南巡，趙翼前往宿遷迎駕，同時準備呈請補官。行至中途，雙臂忽然中風不能舉，不得不失意而歸。他悵然地說："計自癸巳歸里，侍養者五年，丁艱及營葬又四年，今赳補又病廢，知命有所限也。乃息意榮進，專以著述自娛。"②既然斬斷仕途，遂把精力專於撰寫《廿二史札記》上。他說：閑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得，即札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征博採以資參訂，間有稗乘勝說，與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之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平，得優遊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①。　　說明了著述《廿二史札記》的目的、方法和內容，主要是以讀書札記的形式，以史證史，校定訛誤，對治亂興衰加以評論。　　《廿二史札記》涉及二十四部正史，因《舊唐書》、《舊五代史》在當時尚未被欽定為正史，故分別與《新唐書》、《新五代史》合稱為一書，稱作"廿二史"。全書共計544　條，側重於宋以後諸史。　　趙翼的治史方式，表現在《廿二史札記》之中，與錢大昕等人的考據史學截然不同。趙翼曾在《廿二史札記》刻成後，寫過一首詩："一事無成兩鬢霜，聊憑閱史遣年光。敢從棋譜論新局，略仿醫經載古方。千載文章寧汝數，十年辛苦為誰忙。只應紙上空談在，留享他時醬瓿香。"②"敢從棋譜論新局"，說明他要從史學研究中發表新的看法和觀點；"略仿醫經載古方"，則反映了他要從史籍中尋求救世良方的意圖。流行的一種看法是，把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共同　　①　《通鑒輯覽·序》。　　②　《甌北全集·年譜》，"乾隆四十九年"條。　　①　趙翼：《廿二史札記·小引》。　　②　《再題〈廿二史札記〉》，《甌北詩鈔》卷四十一。　　視為乾嘉考史的三大代表作。其實，這並不符合實際。僅僅從三書的內容上看，《十七史商榷》有近一半的分量是發表史論而不純為考證，《廿二史札記》則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分量是史論。因此我們說，《廿二史札記》是一部以歷史評論見長的書，比較恰當。趙翼的史論，大部分條文是評論歷史事件，小部分條文是對編纂史書、體裁體例、直書曲筆、史才史德等史學本身諸內容的評論。在以考據見長的乾嘉史學中，趙翼以歷史評論而獨樹一幟。　　《廿二史札記》中的歷史評論，重點放在歷代的政治方面。基本方法是，先綜合總結出所發現的若干問題，按照自己的觀點從史書中援引史料加以證實闡述。其所論多能抓住自西漢至明末一千八百年間確能體現出某個時代特點的社會政治大事。如西漢時代，列有"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漢儒言災異"、"漢時以經義斷事"、"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上書無忌諱"、"上書召見"、"漢武用將"、"漢使立功絕域"、"武帝時刑罰之濫"、"漢諸王荒亂"、"漢外戚輔政"、"西漢外戚之禍"、"王莽之敗"等條。其他如魏晉南北朝之門第、九品中正、清談，唐代之女禍、宦官、藩鎮，五代之武人，宋代之弊政、和議，遼金元之用兵，明代之刑獄、朋黨、流賊，等等。趙翼都能"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①，有針對性地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譬如，在"唐節度使之禍"條中，曆數唐代節度使擴展地盤、握有重兵、控制財賦，"遂成尾大不掉之勢"，以致於"天子力不能制"，最終導致"天下盡分裂為方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的結局②。全文切中要害、原始察終，是一篇出色的歷史評論文章。應該指出，趙翼的史論貫穿了專制統治下的正統思想以及因果報應、宿命論等庸俗史觀，所論雖多有抨擊揭露歷史上統治腐朽黑暗的實例，但也是在絲毫不觸動專制帝王的前提下進行褒貶，因此難見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膽識的觀點，更沒有形成初步的理論體系。應該肯定的是，身處於乾嘉時代的趙翼，一改考據之風，在二十四部史書所囊括的範圍內上下縱論歷代史事，從而豐富了乾嘉史學的內容，是難能可貴的。　　對史學的評論，趙翼主要批評了在史書中的曲筆和粉飾，提倡直書實錄、文筆簡潔。對正史的體例也多有議論，如肯定了范曄《後漢書》中使用類傳的寫法、沈約《宋書》中的類敘法、《遼史》的表等。他特別提倡"自成一家言"，說："然正史隱諱者，賴有私史，若依樣葫蘆，略無別白，則亦何貴於自成一家言也？"①又說："自左氏、司馬氏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②褒揚私人修史，成其一家之言。趙翼所說的"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歐史不唯文筆簡潔，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③，存在明顯錯誤。"寓褒貶於紀傳之中"是司馬遷所運用於《史記》的極有價值的寫史方法，歐陽修在他所修的兩部史書中濫用"春秋筆法"已是失誤，也沒有什麼"寓褒貶於紀傳之中"，更難與《史記》相提並論。這隻表明了作為文學家的趙翼對同樣是作為文學家的歐陽修的偏　　①　錢大昕：《廿二史札記·序》。　　②　《廿二史札記》卷二十。　　①　《廿二史札記》卷十三，"北史全用隋書"條。　　②　《廿二史札記》卷六，"三國志書法"條。　　③　《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一，"歐史書法謹嚴"條。　　愛，而他們同為史學家卻對這個問題的膚淺認識。　　《廿二史札記》中為數不多的考證方面的條文，主要是論證史料的來源和辨別史實的真偽兩種。前者如"漢書移置史記文"、"南史刪宋書最多"、"薛史全采各朝實錄"、"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等條。後者於各史均有涉及。　　總之，趙翼的史學，主要在於史論。《廿二史札記》中的歷史評論，一般可視為知識性的、為歷史初學者的導論。李慈銘評論說："凡歷代之制度大略，時政得失，風會興衰，凡作史者之體要各殊，褒貶所在，皆可曉然，試儉歲之梁稷也。"④正因如此，《廿二史札記》的影響比錢、王二書大，刻成之後，多次刊印，很受人們歡迎。　　5．崔述的疑古史學在清代學術史中，有一位學者，生前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因貧困也無力刊刻自己那些在當時不為人知、沒有影響的著述。去世後，雖幸運地由其學生將書刻成，但其學說卻整整沉默了一個世紀。直到本世紀初，先是被日本學者所發現，然後傳至國內，如同一顆被長久埋沒的明珠一樣，突然放出光彩，極大地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和重視。而真正對他及他的學說作冷靜、客觀、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也許是在近年才剛剛開始。這就是乾嘉時期的北方學者崔述和他的以《考信錄》為代表的史學著述。　　崔述（1740-1816　年），字武承，號東壁。直隸（今河北省）大名魏縣人。少年時代，他的父親教他讀《四書》、《五經》。崔述說："先君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注；必先取經文熟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後讀傳注以證之。。。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①這種讀書方法對崔述一生的治學產生了影響，即先接觸經史本身，這樣可以避免傳注的成見，不致於被傳注的汪洋所埋沒，更可以看出傳注與經史的不符之處。15　歲時應童子試，名列第一，被知府朱煐所賞識，召崔述入府內與其子同讀。其間，崔家幸得朱煐幫助才能避過水災勉強度日。崔述在署中8　年，學業也受益頗多。24　歲時考中舉人，以後屢試不中進士，遂潛心治學著述。中年時期，先後寫成了《春王正月論》②、《古文尚書考》、《訥庵筆談》、《五服異同匯考》等書。在此期間，家庭屢遭變故：父親、獨子、兄弟、母親先後亡故；家中房屋被大水沖毀；數次大病纏身，幾乎喪命。歷盡這種種災難之後，發奮著述《洙泗考信錄》①，時年52　歲。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崔述在北京見到了因朱煐的介紹而十分仰慕崔述的陳履和。陳拜崔述為師。兩人在京相遇僅兩個多月，以後便河北、雲南天各一方，三十多年間全憑書信來往，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陳履和千方百計陸續刊印了崔述的著作，老師的著作終於賴以學生的努力而流傳下來。　　嘉慶元年（1796　年），崔述到福建省先後任羅源、上杭知縣，6　年後辭④　見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正》附錄。　　①　崔述：《考信錄·自序》。　　②　定稿名為《三代正朔通考》。　　①　《考信錄》第一部。　　官返回大名，定居彰德府。生前終於完成《考信錄》全書。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陳履和到河北大名找他老師時，崔述已去世半年了，他留下遺囑將全部書稿交付給陳。此後8　年，陳履和傾全力刊刻完成了《東壁遺書》，次年病故，幸得友人捐款，方湊足陳氏家眷返回雲南故鄉的路費。清人張維屏說："先生（指崔述）所著書，履和一人刊行。先生之書不朽，履和為弟子，其篤於師弟之誼若此，亦當附之以不朽矣。"②《史記》中有"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③的名言。崔述《考信錄》一書的得名，即由此而來。《考信錄》的目的在於考證充滿了傳說、神話、杜撰和附會的自上古至秦統一前的歷史記載，去偽存真，以求清理出一個可信的上古史輪廓，反映出上古史的真相。在上古史的論述中，由於年代久遠，加入了許多傳說的成份，還有許多後人杜撰附會的材料，這些內容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人們視為"信史"深信不疑。然而歷史學家們也一直在努力糾正這些假造的說法。從司馬遷的"考信於六藝"，到漢以下的王充、劉知幾、歐陽修、鄭樵、朱熹、宋濂、胡應麟、姚際恆、閻若璩等人，都曾對古書中的一些記載作過辨偽。崔述的成就在於，第一次把自上古到秦統一前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統的清理，從而在根本上動搖了舊的古史體系。　　《考信錄》包括《補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夏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豐鎬考信余錄》、《洙泗考信余錄》、《孟子事實錄》、《考信附錄》、《考信續說》、《考信錄提要》諸錄。在寫法上，出於《詩》、《書》等"六經"中的內容，被視為真實可信的史料而放在頂格寫，其次依次寫的是"附錄"（或"附論"）、"備覽"（或"備考"）、"存參"，他認為完全不可信的則用小字註明加以批駁。這說明，崔述辨偽考信的標準是儒家的經書。這個標準，在崔述所處的時代也只能如此。經書畢竟是崔述所能見到的距古史較近的資料，更重要的是，當時人們認為"六經"代表聖人之言，而聖人自然是最可信的。儒家經典在崔述的考信過程中是理所當然地標準，這並不奇怪，更不必在這一點上苛求崔述，因為既然要懷疑，就要樹立起參照的標準，否則談不上懷疑。　　崔述對於古史的主要論點是：第一，先秦經典所記載的上古史可信的內容較多。《尚書》從堯、舜講起，孔子講上古史，也只講到堯、舜。"《論語》屢稱堯、舜，無一言及黃、炎者。孟子溯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以前之無書也明矣。"①即使在《易》或《春秋》中言及伏羲、神農、黃帝之類，也未曾大肆記載和渲染。第二，戰國以至秦漢間的《國語》、《大戴禮記》及百家雜語"遂以鋪張上古為事，因緣附會，舛駁不可勝紀"。對於上古史的說法開始出現較多的矛盾和混亂。司馬遷整理百家雜語，由於當時"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訓，縉紳先生難言之"，他作《史記》也只好根據《大戴禮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作為《史記》的開端，但不言伏羲、神農。崔述明確指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這是他對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貢獻。　　第三，漢、晉時期的有關古史的記載決不可輕信。他特別反對漢代諱書，②　張維屏：《松齋隨筆》。　　③　《史記·伯夷列傳序》。　　①　《補上古考信錄提要》。　　斥責兩漢盛行的用五德終始說說明上古帝主相代的觀點。晉代譙周的《古史考》、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又造出燧人、包羲。以後又有河圖、洛書等，甚至"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這些內容被崔述稱為"邪說詖詞雜陳混列，世代族系紊亂龐雜，不可復問"。　　崔述的這些論述，基本打亂了三皇五帝的系統，在對三代先王的懷疑和破除對古代偽書的迷信上，表現了相當的勇氣，作出了出色的成績。　　在對古史的懷疑并力圖考核出信史的過程中，崔述也涉及到了對古書的辨偽。在堅信儒家整個思想體系的不可懷疑性的前提下，對於某些儒家經典的真偽也提出過疑問，如對《論語》產生過懷疑。他考辨《古文尚書》，儘管他全然不知閻若璩、惠棟、段玉裁對《尚書》的辨偽情況，但所提出的六證，證明該書為偽的觀點，與其他人多相不謀而合（見崔述：《古文尚書辨偽》）。崔述從幾個方面以有力的證據證明《周禮》、《儀禮》不是周公所作，而是戰國以後的人所作。同時，他並不否認這兩部書中保存的有關古代禮制的有價值的資料。他還舉出十證，證明《古本竹書紀年》是後人偽作①。崔述辨別偽書，頭腦清晰，善於歸類，有條有理，頗具說服力。這些結論，已從近代以後逐漸被多數學者認同接受。　　胡適稱崔述為"科學的古史家"，其科學性更多的是表現在考辨方法上。崔述十分重視總結、概括自己的觀點和治史方法。《考信錄》的第一部分是《考信錄提要》，專門講方法論，迥然不同於一般乾嘉學者的治學模式。《考信錄提要》首先"自標界說"（劉師培語），提出經書與傳注"互異"，應將兩者分開。經書是標準，傳注是考辨的對象，對於傳注中所記述的古史要"考而後信"。然後闡述了考辨的基本方法。如"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實而去取之"；對待經書要有獨立見解，不要被傳注影響自己的分析判斷，更不要採取"重名而不究實"的妄信態度；從具有時代特徵的文體、文風去辨別偽書、偽事等。　　清代漢學與宋學對立，南方的漢學家講求考證，但因過分糾纏於經傳註疏，以至於束縛了自己的眼光，崔述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為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亦太倉秭米，而罕行於世，。。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偽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不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①。"崔述雖出身於宋學世家，但並不能說他就是宋學家。他批判宋明理學，說："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為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僅以經傳為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②他對漢宋之爭的觀點是："今世之士，醇謹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漢儒以與宋儒角，此不過因幼時讀宋儒注久，故厭常喜新耳。其實宋儒之說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漢儒安得儘是。理但論其非耳，不必胸中存漢宋之見也。"①因此，崔述能夠坦然地去考辨古史和古書，而沒有專註於漢儒的註疏或糾心於宋人的義理。近代以來，已有數位學者指　　①　見崔述《竹書紀年辨偽》。　　①　《考信錄提要》卷上。　　②　同上。　　①　《豐鎬考信別錄》卷三。　　明宋、漢之學本來並無水火不相容的區別，考證學實際上來源於宋儒，"清人的漢學，在一些領域裡都是宋人所創造的"。②崔述學術的淵源即可在這裡找到。少了這一層門戶之見的羈絆，崔述才能夠大膽地向整個中國古史發出挑戰。　　考察崔述的古史辨偽，可以發現，崔述只重視儒家經典，只相信聖人之言。他認為，材料越古越可信，聖人永遠是對的。他不僅不相信漢人，也不相信戰國諸子的著作。這種作法幾近於絕對化，對於考辨古史古書、對於史學研究，並非有利。在戰國諸子的著作中，也包含著大量有價值的史料，即使是漢代史料，也決非如崔述不允許人們抱有"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然"的觀點那樣，懷疑和排斥所有漢代材料。絕對地否定幾部儒家經典以外的一切史料，使眾多在崔述考辨的過程中有用的材料與他失之交臂。同樣，過分地相信經書和聖人言，使得一些很明顯的偽書偽事在崔述眼前卻很輕意地被矇騙過去。崔述的尊經、崇聖意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考辨古史的"科學"性。另外，崔述考辨古史的一些具體看法也有待商榷，或存在著明顯錯誤。如他相信倉頡造字、堯時已有史書，認為"堯舜者，道統之祖，治法之祖，而亦文章之祖也"③，等等。　　崔述的學說雖經他的弟子陳履和刊刻成書而保存下來，但在整個19　世紀，除了一個名叫張維屏的道光進士注意到了之外，沒有引起任何反響。20世紀初，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將《崔東壁遺書》在日本校訂標點後出版，崔述學說在日本學術界受到表彰。劉師培約在1910　年從日本回國後撰文介紹崔述生平和《考信錄》，不久在國內學術界產生影響。胡適撰寫《科學的古史家崔述》一文，顧頡剛校點《崔東壁遺書》（1936　年印行），影響逐漸擴大。崔述用考信和求實的態度審視中國古史，清除了以往記載中的大量傳說、附會和偽造的歷史，開闢了探求可信的古史體系的道路。不僅如此，崔述在考辨古史中運用的具有科學因素的方法和提出的具有啟發因素的觀點，對近代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崔述說前人對於古史的認識"其識愈下，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①，無疑對近代"古史辨派"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的具體觀點有直接影響。崔述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史學家。　　②　白壽彝：《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　　③　《考信錄提要》卷下。　　①　《補上古考信錄·開闢之初》。　　（六）章學誠的史學思想1．生平及其哲學思想章學誠（1738-1801　年），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父章鑣是乾隆年間進士，曾任湖北應城知縣。章學誠少年時代"資質椎魯，日誦方百餘言，輒多病中止"②。　14　歲時，隨父至應縣任上，逐漸對史學產生興趣。章鑣為官3　年遭免職，因貧困無法返回原籍，僑居應縣任教。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章學誠赴北京應順天鄉試，未中。後被翰林院編修朱筠賞識，任國子監編修、典籍，結識了一批著名學者，其中與邵晉涵關係最密切。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中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自認與時俗不合，不願為官。由於生活無著，只得四處奔波，到書院講學，為地方修志，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著述《文史通義》等著作。年64　歲時卒於浙江。　　章學誠從34　歲時開始撰寫《文史通義》，歷時30　余年，直到他去世前才基本完稿。這部書幾乎是他一生學術研究的結晶。他還寫有《校讎通義》，至今已不完整。晚年撰著的《史籍考》是他的得意之作，今已失傳。所纂《和州志》、《永清縣誌》和《毫州志》均為未成之作，《湖北通志》被人刪改。他還修過《常德府志》、《荊州府志》，今失傳。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鑒》的編纂工作。　　章學誠一生落落寡合，很不得志。他的學術主張不投時好，備受冷落。　　他曾說過："朋輩徵逐，不特甘苦無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為怪物，詫為異類者。"①他與戴震、汪中、洪亮吉等人論學，觀點多不相合；他雖然十分尊重錢大昕、王念孫，但後者的著作中並未提及章。頗為自負的章學誠在有生之世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這一切促使他發奮著述《文史通義》，並自信地宣稱他的觀點"實有開鑿鴻蒙之功"②，"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學開山"③。道光年間，《文史通義》刊印行世，得以廣泛傳播。清末學者對章學誠多有稱道。20　世紀以來，《文史通義》不斷受到近代學者的推崇，以至被稱為"顯學"。章學誠此書，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作了比較全面的總結，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少有的以論述史學理論見長的專著，其眾多觀點頗有見地、極具深度，對後世的中國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學思想的基礎之上的。他對《易》有比較深刻的見解，講到《易》之《序卦》時，認為："《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①這就表明，他的自然觀的基本點是"盈天地間惟萬物"。章學誠借用董仲舒的話說："道之大原出於天"②。這裡道和天的含義與董仲舒所指的不同，章學誠認為："故道者，非聖人智力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②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章氏遺書》卷二十二。　　①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章氏遺書》卷二十二。　　②　《文史通義》外篇三《再答周谷論課蒙書》。　　③　《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二》。　　①　《文史通義》內篇四《匡謬》。　　②　《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天地。"③他解釋"道"說："一陰一陽謂之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④意思是說，"道"存在於事物的陰陽變化之中，變化規律是先於人而存在的。"陰變陽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⑤依"道"而發生陰陽變化的，就是氣（器）。由此得出結論："《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⑥譬如，《六經》並非載道之書，《六經》乃先王政典，"皆器也"。"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⑦"離器而言道"，"舍天下事物"而談《六經》，是無法理解所謂"道"的。　　在認識論方面，章學誠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人不僅可以認識到"可知見"的具體事物，還可以認識到"不可見"的規律性東西，即他所說的"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跡未彰而象已見矣"①。他說："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如其准赳之，所謂效法也。"②就是說，平日要努力考察事物變化的表現，才能準確地把握事物的本質。他強調在實踐即"行事"中效法自然。他說："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③只有通過"行事"對人的認識的檢驗作用，效法自然，才不至於"離器而言道"，"以空言存私說"。聯繫到學風方面，就是提倡"必習於事而後方可言學"④的精神。　　章學誠的歷史觀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文史通義》中的《原道》篇中。他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⑤。　　這裡敘述了一個人類歷史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天地之前，無從談起。從天地生人而有道，中經三人居室而道形，部別班分而道著，然後相應出現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他進一步詳細地描述說：人生有道，人自不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①。　　③　同上。　　④　《文通義》內篇二《原道中》。　　⑤　《文通義》內篇二《質性》。　　⑥　《文通義》內篇二《原道中》。　　⑦　同上。　　①　《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下》。　　②　《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上》。　　③　同上。　　④　《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中》。　　⑤　《文史通義》內篇，《原道上》。　　①　《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中》。　　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乃"不得不然之勢"，"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章學誠的歷史觀，顯然受到了自荀子以後思想家們重"勢"的觀點的影響。對於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章學誠認為是由於他們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才有所作為的。他舉周公為例，認為周公之所以"集千古之大成"，"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而是由於"時會使然"。"故創製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②孔子也是如此，其一生的事業，"學周公而已矣"，而孔子的功績，在於"盡其道（周公之道）以明其教"，這同樣是"事理之不得不然"。後世那些推崇周公、孔子的人，把周、孔神化，使人難以信服。"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③章學誠提出："學於聖人，斯為聖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眾人，斯為聖人。"④這是對"聖人"抱有一種比較平實的看法，聖人也不是全能，而是有所能有所不能。"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籍以見道者也。"⑤聖人借眾人的"不知其然而然"以見道，道即在眾人。因此，有眾人--聖人--賢人--君子的公式。這在歷史觀和認識論上都是十分突出的思想。　　章學誠還流露出一些後人可以勝過前人的歷史進化思想。譬如，他以制定曆法為例來說明"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①。他還認為："人不幸而為古人，不能閱後世之窮變通久，而有未見之事與理。"②"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③章學誠的哲學思想在乾嘉時期顯得比較突出，也為當時所不容。一些人認為是"宋人習氣"，甚至"都門知己俱有此論"。他比較推重戴震，認為："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談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④這段話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恰當的。　　2．對古代史學理論的闡述和總結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對清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總結，所涉及到的有關史學全局性的一些重要理論性問題，正如他本人所言，"多為後世開山"。下面分別略作敘述。　　第一，提出"六經皆史"說。　　《文史通義》的首篇《易教上》開頭寫道：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②　《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中》。　　③　《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中》。　　④　《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中》。　　⑤　《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中》。　　①　《文史通義》內篇三《天喻》。　　②　《文史通義》補遺續《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③　《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④　《章氏遺書》卷二《書朱陸篇後》。　　典也。　　"六經皆史"的提法並不是章學誠首創，但他在此作為一個重要的命題提出，並且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論證，第一次賦予這個命題以重要意義。"六經皆史"說主要被章學誠用於探討學術源流。他發揮這一觀點時說，"古無經史之分"①；"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②"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③六經實際上是先王的政典，古代官府部門的典章文獻保存下來，後代稱之為"經"，這其實就是歷史，聖人講道也沒有離開這些先王政典。《詩》、《書》、《禮》、《樂》、《春秋》是史，《易》也不例外，"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④因此，經書中的政教典章，都反映了先民的歷史。章學誠的這種史學觀點與他的"道不離器"的哲學觀點相聯繫。他的所謂"器"是古代典章制度，"道"指的是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聖人借六經以見道，六經也就是歷史。　　"六經皆史"的提出，批判了乾嘉時期過於繁瑣的考據學風，強調學術必須經世。"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⑤只有聯繫實際，才真正稱得上是史學。"六經皆史"的提出，還在於擴大了史學範圍，改變了史學一直居於經學之下、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既然六經也是史，那麼籠罩在經書上的神聖靈光暗淡下來，人們可以用一種新的眼光去對待它們，把經書放在歷史考察範圍內去進行研究了。　　第二，重視史義在史學中的內在作用。　　在歷史記載中，史家所努力探求的在歷史表面背後的東西是什麼？史家除了要告訴人們客觀歷史的發展過程之外，還要向人們表達什麼內在的結論？這就是"史義"。孔子就曾經提出要以歷史中求得"史義"，但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中並未得到重視。相反，這一要求在長期因循保守的風氣中幾乎被人遺忘掉了。章學誠重新提出了這一問題，並且從理論上進行了重點的闡述。他說：獲麟而後，遷、固極著作之能，向、歆盡條別之理，史家所謂規矩方圓而謂也。魏晉六朝，時得時失，至唐而史學絕矣。其後如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古人大體，非六朝、唐、宋諸儒所能測議。餘子則有似於史而非史，有似於學而非學爾。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①。　　講求史義，努力闡明史學的目的和作用，成為章學誠治史的核心。劉知幾的《史通》，是一部以論述歷史編纂學為主的史學方法論專著。《文史通義》是唯一可以與之媲美的史學理論名著。章學誠卻多次強調《史通》與《文史　　①　《章氏遺書》外編卷三《丙辰札記》。　　②　《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　　③　《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中》。　　④　《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⑤　《文史通義》內篇五《浙東學術》。　　①　章學誠：《和州志·志隅自敘》，《章氏遺書》外編卷十六。　　通義》的不同："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定著述。"②應該說，劉、章二人分別抓住了中國史學發展的不同階段的關鍵性問題來加以分析研究。　　章學誠分析了清初以前的史學演變，認為由《尚書》發展到編年體史書《春秋》，再由編年體發展到紀傳體的《史記》，這都是史學發展進步的標誌。"《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①；"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②。《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是紀傳體的上乘之作，但以後諸史墨守舊有史書體裁體例的陳規，不知靈活變通，反而被史例所束縛，史家的別識心裁得不到發揮，致使後代修史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弊端。因此，必須從史學發展的開始階段找回被失落的史義。正如他所言："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③要求史家"作史貴知其意"，此乃"史氏之宗旨"。他指出："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平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④史學研究的目的就在於"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⑤。章學誠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治史應探求史義，他雖然並未明確說出他所理解的史義究竟是什麼，但是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比起傳統史學中的褒貶史學、資治史學或借鑒史學等，史義因含有從史學自身總結理論、尋求規律的意圖而顯得更具有價值。　　第三，強調歷史撰述主體的史德與心術。　　歷史學與其他學科最基本的區別在，史學所研究的對象--客觀歷史，必須通過史學家行之於文才能反映出來，即史家主體所研究的客體是經過主體的主觀意識反映之後的客體，而非客體本身，因為客觀歷史永遠不能復回重現。因此，歷史的撰述者，也就是史學家主體在這一環節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史家自身的修養要有非常高的要求，這直接決定了歷史記載的客觀性、嚴肅性和科學性。劉知幾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提出史家應具有"才、學、識"三長。章學誠在此基礎上作了重要發展。他認為劉氏所謂"識"，"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①。他也承認，"才、學、識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②但是，他著重強調說：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③。　　這樣，章學誠對於歷史撰述的主體提出了"史德"和"心術"兩個概念。史②　《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二》。　　①　《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②　同上。　　③　《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④　《文史通義》內篇四《申鄭》。　　⑤　《文史通義》內篇四，《言公》。　　①　《文史通義》內篇三《史德》。　　②　同上書。　　③　同上書。　　家如果能夠自覺地認識到並在撰述上"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④，就可以"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了。是否可以理解為，"慎辨於天人之際"中的"天"指的是客觀歷史，"人"指的是史家自身。那麼，章學誠的"天人之際"指的是客觀歷史與史家主觀意識之間的微妙關係，而史家之"史德"和"心術"在其中將起到決定性作用。　　史家的"史德"與"心術"，受到各種複雜原因的影響。章學誠指出，有如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一類的人，"讀其書，先不信其人"；也有史家"有陰陽之患"，其記載便"忤於大道之公"；還有史家"因事生感"而"情深文摯"，以至於偏離了史實客觀性原則等。他要求史家"載筆之任，自宜心術端淳"。如果"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為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①。　　史學研究中主、客體的特殊關係，決定了史家在其間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實踐證明，每一位史學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在秉筆著述時體現了他們的心術和相應的史德。"史德"和"心術"是規定史家撰寫信史、探求史義、建設史學的帶有根本性質意義的重要範疇。如果聯繫到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史學對社會的影響等宏觀問題上面，則史家"史德"與"心術"的制約性就不僅僅局限在史學本身了。章學誠對此雖沒能作進一步辨析，沒有形成完整的系統論述，但僅以其所涉及到的內容而言，表現出了他對史學研究的深刻的洞察力。　　第四，區別"撰述"與"記注"兩大史籍門類，推崇"通史家風"。　　章學誠第一次把史籍分為"撰述"和"記注"兩大門類，論述了各自的內容、區別和聯繫。他發揮《易·繫辭上》中的思想來闡述這個認識，說：《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閑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②。　　這段話清晰形象地表達了章學誠的觀點。"撰述"居於較高層次，它應表現出有觀點、有材料、有分析、有組織的特點，抉擇去取，靈活變通，幫助人們了解過去、觀察未來，是具有一定創造性的著述活動，故"圓而神"。"記注"居於較低層次，它的主要作用是對原始資料的記錄、整理、纂輯，具有一定體例，以利於把各方面的內容妥為記載保存下來，是有條理的記述活動，故"方以智"。章學誠對"藏往之學"和"知來之學"進一步解釋說：夫名物制度，繁文縟節，考訂精詳，記誦博洽，此藏往之學也；好學敏求，心知其意，神明變化，開發前蘊，此知來之學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來，治《禮》之盡於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禮》，而折中後世之制度，斷以今之所宜，則經濟人倫，皆從此出，其為知來，功莫大也。學者不得具全，求其資之近而力能免者斯可矣①。　　兩者的關係既有區別、又有聯繫：④　同上書。　　①　《文史通義》內篇二《言公中》。　　②　《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①　《文史通義》內篇一《禮教》。　　神以知來，學者之才識是也；知以藏往，學者之記誦是也。才識類火日之外景，記誦類金水之內景；故才識可以資益於人，而記誦能受於人，不能授之於人也。然記誦可以生才識，而才識不能生記誦②。　　運用出色地辯證分析，將兩者的關係論辯得清清楚楚。在《報黃大俞先生》一文中，章學誠又例舉了史書說明著述（撰述）和比類（記注）兩大類別：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③。　　以上的論述，從概念上區別了不同作用、不同層次的史書兩大編撰類型，使史家著述時可以按照這兩種界定範疇的不同要求去努力。如果混淆了兩者的區別，難免會出現"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的作品，造成"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翰，不可誦識"①的混亂局面，從而大大影響了史書的價值。　　通史的修撰，是自司馬遷以來中國史學上的優良傳統。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所提出的"通古今之變"，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中，對"通"的要求不斷被一些有見識的史學家所強調。如司馬光撰寫了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鄭樵提出的"會通"等。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作《釋通》一篇，論述"通"的概念，閱明歷代書"通"之由來，總結通史的"六便"、"二長"。他在褒揚鄭樵時指出："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著作之旨，不徒以詞採為文，考據為學也，。。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②"通史家風"並不是指在形式上把自上古以來的歷史拼湊在一起，而是要作到"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③。基於此種認識，章學誠對通史的要求較高，但是他因此而批評班固斷代為史是"守繩墨"，這也失於絕對化。斷代史自有其優勢所在，通史也決非每一部都能具有"通識"。儘管如此，章學誠提倡的"通史家風"，對於糾正史學研究中存在著的短視、墨守成規、不求史識等缺陷，有著啟迪作用。　　《文史通義》中提出的史學理論問題還包括對史體的評價、創立新史體的設想、對"獨斷之學"和"考索之功"的分析、博與約的關係、歷史著作文字表述的藝術性和準確性、史學的繼承和創新等。他還提出史書中要有圖表、應保留詔誥章表等原始文獻、增立《史官傳》等主張。　　《校讎通義》是章學誠的另一部關於歷史文獻學理論的著作。此書因失竊而不全，從所存留下來的部分中，可大體看出他的有關見解。他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①鑒於此，他提出互注、別出的方法，②　《文史通義》內篇六《雜說》。　　③　《文史通義》外篇三。　　①　《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②　《文史通義》內篇四《申鄭》。　　③　《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三》。　　①　《校讎通義·序》。　　還提倡編製索引工具書，為學術研究提供便利條件。　　章學誠以筆墨為生，窮愁不得志，長期依附於一些地方官吏，為之修纂方誌，他也藉此機會，在修志過程中實踐自己的史學理論，並由此提出了一套方誌理論。　　章學誠首次明確提出了"志屬信史"、"志為史體"的觀點。他說："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一家之史也；郡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②長期以來，方誌被認為是地理書，章學誠對此持否定態度，"地理之學，自有專書，州郡志書，當隸外史。"③他就這個問題與戴震辯論，強調方誌的特點是"切於一方之實用"，如果將方誌僅視為地理書而不及於史實，則有關一地的歷史文獻將會產生"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的危險④。確定方誌屬史書而非僅為地理書，這是章學誠對方誌學的一大貢獻。既屬史書，就應具備史體，發揮史書的價值。因此，他提出方誌應立三書："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①他還提出修志十議，作為編纂方誌應該注意的問題，主張完善修史機構，提高修史者的素質和業務水平。章學誠的方誌理論，直到今天仍然對修纂方誌的工作具有指導性意義。　　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在某些方面繼承了浙東學風的經世思想，如提出"六經皆史"說，但與清初思想家對於專制統治的批判這一點相去甚遠。即使與同時代的戴震相比，戴對理學社會作用的批判，也是章學誠所不能相及的。他甚至指斥戴震"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②章學誠堅決維護儒家的倫理道德，宣揚男女授受不親，將歷史上的所謂"亂臣賊子"、"名教罪人"全部列入否定行列。修纂《永清縣誌》時，積極搜求婦女的貞節材料，加以載錄宣傳，這等政治倫理思想，與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史學理論相比殊不相稱。章學誠強調史書的全局體系，但是《文史通義》本身顯然未能達到這一要求。全書論點顯得散而泛，需要探討和辨析的內容很多，以讀書隨感的形式表現出來，缺乏必要的完整系統。此外，某些立論過於偏激、言過其實，顯得"失是非之平"。怎樣對章學誠史學思想作更為全面和客觀的評價，如何進一步深入地研究《文史通義》，都是尚待開拓和深掘的重要課題。章學誠之於中國史學史、史學思想史的影響無疑是非常深遠的。　　②　《文史通義》外篇一《州縣請立志科議》。　　③　《文史通義》內篇四《釋通》。　　④　見《文史通義》外篇三《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①　《文史通義》外篇一《方誌立三書議》。　　②　《章氏遺書》卷二《書朱陸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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