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與市場之爭:馬雲錯在哪裡
計劃與市場之爭:馬雲錯在哪裡
作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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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11月份馬雲提出未來「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後,吳敬璉、錢穎一等重量級經濟學家都沒有點名地予以反駁。前不久馬雲回應了這些質疑,對觀點進行了調整,強調自己指的並不是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但是他仍然堅持認為,大數據「讓計劃和預判成為了可能」。
馬雲說,「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最大的差異是,市場經濟有一隻無形的手。」這個說法並不準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最大的差別在於誰來配置資源:是市場(看不見的市場之手),還是政府(看得見的權力之手)?
自從上世紀20年代以來,那些支持計劃經濟的人們都默認了一個前提,就是政府對全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狀況、技術可行性、需求結構等擁有全部信息,因此政府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取得比「盲目」的市場更高的效率。但是過去的歷史證明,政府不可能掌握和及時處理全社會的海量信息。如果實行計劃經濟,結果必然導致極高的信息成本和「有計劃的」資源誤配,效率極低。因此,計劃經濟的失敗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
1988年在維也納召開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改革經濟學大會上,一位東歐經濟學家仿效丘吉爾1947年關於民主的講演的句式,對改革目標的討論作出了總結:「市場經濟是一種很壞的經濟制度,不過在所有人類嘗試過的經濟制度中,它卻是最不壞的一種。」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20年,幾乎所有的計劃經濟都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國就是這個歷史大趨勢中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正是由於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才使得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支持了中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馬雲先生本人的成功,也是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成果。假如中國至今仍然固守計劃經濟體制,就不可能有阿里巴巴。
不過,在馬雲看來,未來的科技發展,特別是大數據的出現,使得獲得信息、處理信息的能力遠遠超過人們想像。科技的發展確實讓人恐懼。有些人士已經預言,在人工智慧等技術突破「奇點」之後,人類社會和經濟形態徹底被改變,人類被推到一邊,成為數據處理系統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那麼也就沒有所謂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了,爭論二者的優劣也就沒有了意義。
假如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仍然居於世界的中心,人類社會和經濟形態仍然維持,大數據的挑戰也不可忽視。一旦大數據為政府提供突破性技術和強大的全新力量,掌握全社會的信息成為可能,我們是不是因此就應該把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給政府,讓政府決定一切,每個人在權力的指揮下規規矩矩地生活?
正如《未來簡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警告的那樣,「有了神一樣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幾乎肯定是一場災難。」二十世紀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那些國家發生的悲劇,應該讓我們對未來保持足夠的警惕,拒絕再次重蹈歷史的覆轍。
在過去一百年里,不斷有支持計劃經濟的聲音出現。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就有人抨擊市場經濟,呼籲加強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近年來在大數據等科技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有人提出重新定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也不足為奇。不過對於中國來說,其中可能隱含的意義卻不容小覷。
按照吳敬璉先生的說法,中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步建立起來的新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半市場、半統制」經濟。由於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還沒有完全建立,各級政府的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這種權力主導資源配置的做法,導致尋租活動基礎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加劇了中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各種社會矛盾累積激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3年10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決定》為中國提供了一份改革路線圖,但是也遇到了各種阻力,特別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慣性。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在歷史上長期高度集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和官員特別容易自以為是,肆隨意利用手中的權力。例如,在「去產能」中,一些地方政府動用權力硬性規定哪些企業停產,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要求完全背道而馳。
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現有體制又包含大量的舊有計劃經濟時代殘餘,計劃經濟思想非常容易得到官員們的追捧,計劃經濟非常容易「復活」。這也正是吳敬璉等經濟學家對對於新出現的以大數據等科技發展為理由支持計劃經濟的言論保持警覺的原因,也是我們要關注這場爭論的理由。
誠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目前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形態,「它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因素,也包含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的因素」。如果放任政府強化配置資源的權力,國民經濟就會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只有全力推進改革,通過限制行政權力,使政府逐步退出微觀經濟活動領域,專註於公共服務的提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建設成在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
在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站在改革一邊,不能有絲毫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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