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考古

宿白先生長期從事歷史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範圍較廣博，專長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和古代建築，是當今我國在歷史考古學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先生既重視考古學的實踐，又重視歷史文獻的研究和兩者結合，對於文獻的研究，先生常說，對於出土文物而言，歷史文獻可以幫助你找到解決疑難問題的線索和根據。先生對中國古代印刷術和古籍版本學也頗有成就，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是先生在版本學及古籍目錄學的代表著作。我雖是考古專業畢業，但我跟先生真正學習的卻是版本學。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幾十年間，一直受到先生的教導，1978年先生招研究生，我也去聽先生的佛教目錄學課程。我的研究題目許多都是先生指導的。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漢文佛籍目錄》，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先生的版本目錄學水平和他曾在圖書館工作分不開的。1944年先生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後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期間先生學習多門課程，包括中西交通、民族學、中國古代神話、卜辭研究、金石學，還有版本目錄學。1940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收得我國著名藏書家李盛鐸木樨軒的藏書9千多種。這些書一直沒有編目。抗戰勝利以後，宿白先生被分配到北大圖書館，參加李盛鐸藏書編目。多年的編目工作，使得先生對李氏書非常熟悉，在李氏書編成書本目錄時，先生在為李氏書目起草的引言中對李氏書做了十分正確的評價：「李氏木樨軒藏書9087種，58385冊，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佔全書三分之一強，這批書是北京大學藏書中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藏之一」，「李盛鐸氏是一個近代最負重望的的藏書家，……盡收湘人袁漱六（芳瑛）藏書，又因光緒年間出使日本……盡購國內不常見或久佚之書以歸。其中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和古抄本，以及朝鮮古刻本尤多。1911年以後，旅居京津，又經常到琉璃廠訪書，當時著名私家藏書散入廠市者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園盛氏、聊城楊氏，藏書中的精華亦多轉歸李氏。他又喜歡校勘書籍，數十年如一日，一書一校再校至於三四校，牢守蘇州派藏書家死校之法，不輕下斷語，每書後多自寫題跋，述得書經過，版本源流，和書林遺事甚詳，有黃蕘圃、顧千里遺風。在近代藏書家中，方面既廣，質量又高，當首推李氏矣。」此文對李氏書中純版本性的古書，包括佛教經典的古籍、應用科學的古籍，以及抄本、稿本、名人手校題跋本都做了論述和評說，文雖然字數不多，但卻看出先生對李氏書研究情況。在1948年紀念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中，收錄先生撰寫的朝鮮、日本版部分。不僅如此，先生對原老北大和老燕大所藏古籍也都很熟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編，1956年

壹 初學版本

1973年我從鄭州市博物館調回北大，在圖書館善本室工作。當時由於原來負責善本室的蔡成瑛老師去勞動鍛煉，就我一個人負責，既管庫取書，又借閱。那時文革尚未結束，整天還是搞運動、開會，到圖書館讀書的人不多，但先生卻是善本室的常客，他為教學和研究經常查閱古籍，於是我有了請教先生的機會。我是考古專業畢業，對圖書館並不熟悉，先生給我訂了學習計劃，讓我先讀幾本書，如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劉國均先生的《中國書史簡編》，張秀民先生的《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等等。我認真的讀並仔細做筆記。1976年的一天，先生到圖書館，手裡拿著一個很破舊的筆記本對我說，這是30年代趙萬里先生在清華大學講課時，孫作雲先生的聽課筆記，你把它抄一遍。我翻看了一下，雖是聽課筆記，字跡比較潦草，但基本上可以看懂。有版本學、目錄學，還有關於詞曲的內容，其中也有孫先生的按語。於是，我利用工作之餘，仔細地抄寫，到1978年我把筆記全部抄完，還給先生，先生說，孫先生已作古，啥時候給他的家人寄回去。先生還看了我抄的筆記，中間有我不懂畫問號的地方，先生用鉛筆注出，並改正其中的錯別字。這些書籍的學習，為我奠定了版本目錄學的基礎知識。先生告我說，北大的善本藏書都很重要，尤其是李氏書，要研究。

《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

趙萬里先生

1981年，我從原北大藏的善本書中找到《李盛鐸藏書書目提要》，此書是李盛鐸手稿，全書24冊，黃綠格紙書寫，行草，其中勾畫塗抹處不少，大都記述原書序跋、卷帙編次、行格字數、版心題字、刻工姓名、諱字、牌記等等。我把書拿給先生看，我問先生，李氏的手稿為什麼在老北大的書中，而不在李氏書中？先生說，李氏書也有少量散出，此書建國初期由科學院圖書館購得，因李氏書藏在北大，承科學院圖書館轉讓給北大圖書館。又說很重要，要把它整理出來，另外還有一部分內容也要加進去，那就是把李氏的題記也要輯錄出來。先生說，「提要」之名不正確，是圖書館編目時自定的，稱「書錄」比較恰當；如再加入「題記」，可稱作《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於是，我利用工作之餘，一邊核對書籍一邊整理，有問題便請教先生，1983年完成，198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整理對我來說是業務上的一次很大提高。

《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貳 先生指導我研究版本

1983年的一天，先生拿來《文物》1964年4期，其中一篇是先生撰《居庸關過街塔考稿》。先生說，「居庸關過街塔塔銘」原是《永樂大典·順天府》記載的，李氏書中的抄本《順天府志》是繆荃孫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孤本，僅存八卷，很重要，讓我好好看看。我仔細讀了先生的文章。居庸關過街塔，即「居庸關雲台」，1961年3月公布列為第一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是元代的重要建築物，現只存塔基。在元亡塔毀之後，其原來的情況亦不可知。先生搜集史料，發現元代熊夢祥記錄此塔有關資料四則，其中繆抄《順天府志》中竟發現已佚的歐陽玄撰《居庸關過街塔塔銘》全文。先生旁征史料，考證事迹，敘過街塔的興建沿革，形制意義及券壁雕飾等，並繪出該塔形狀示意圖，加圖說。文章考證極詳，尤其是注文的考證，引用大量文獻，好像許多文獻先生都爛熟於心，就連繆荃孫的日記手稿有關抄寫《順天府志》內容先生也查到了。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也是順天府中記載的，先生也作了詳細的校注，文章發表在1956年《北京大學學報》1期。我仔細地研究了繆抄本《順天府志》，並在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撰文一篇，考證了繆氏抄校《永樂大典·順天府》的由來，又根據現存《大典》中的志書，推測《順天府志》的缺卷子目和其它各府志撰修的時間，說明其是現存北京最早的志書，記錄許多已佚的事迹，是研究北京歷史的重要參考書。文章寫好後，先生提了修改意見，又為我改了標題，說，就作為讀書筆記吧，可名為《讀繆荃孫抄校本》，並推薦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因為此書的重要，先生說，可推薦出版。我與北大出版社聯繫，北大出版社王世厚和李一華老師十分重視，我又向他們推介了繆荃孫的《藝風老人日記》手稿，出版社將兩書先後進行了影印。我還參加了《藝鳳老人日記》書名索引的整理。

《居庸關過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1987年，北大購買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部，先生對我說，北大圖書館藏四庫底本不少，有時間寫寫文章。又說，《四庫全書》中收有宋樓鑰《攻媿先生文集》，可用館藏宋本對照一下。我館藏本原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舊藏，缺第一冊目錄第一卷，1961年，經中國書店幫助從天津購歸。全書歐體大字，印製精美。作者樓鑰，字大防，浙江鄞縣人，宋隆興元年（1163）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逝於嘉定六年（1213）。鑰學識淵博，文章淹雅。為官時，政府之制誥多出其手。在南宋詞臣中，也是很有名的。樓鑰不僅是一個文學家，又是政治家，是著名詞臣，他的許多文章都涉及國家大事，因此《攻媿集》的史學價值也是很重要的。此書自宋代刻版以來，從未刻過。乾隆年間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時，是用了"兩淮鹽政采進"的一個舊抄本，當時並未看到宋刻本。一開始時，我有空就把書從庫中取出核對，先核對類目，發現四庫本幾乎將類目編次全部改變。全集30多個類目，只有兩類順序與宋本基本相同，其餘均有改變。我數了一下，共有2700多篇文字，四庫本幾乎全部打散重編，要想搞清楚，必須作成卡片一篇篇地去核對(那時電腦尚未普及)，再加上文字部分，也要進行核對，工作量是相當大的。每次取書核對不了多少就要還庫，宋版書是不可以在書庫外過夜的，所以進展十分緩慢，真不知何時能完成。後來因王永興先生讓我整理館藏敦煌卷子，就把這事耽誤了。直到2002年北大購買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以後，我才把這件事做完，寫成《宋本、武英殿聚珍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比較》一文。將宋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及據《四庫全書》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作了全面的比較，發現不僅館臣對底本的改易刪削或增改很多，文淵閣本的錯誤也很多。在核對武英殿聚珍本時，發現聚珍本雖然是依據《四庫全書》刊印，與四庫本的編次類目均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實際上比《四庫全書》要好的多，四庫本的許多錯誤，聚珍本都有改正。由於四庫本使用的底本為舊抄本，流傳既久，多所佚誤，再加上館臣的刪削妄改，四庫本、聚珍本已改變了原書的面貌，惟賴宋本之存在才得以還其本來。在比較過程中，發現三者還可以互補。宋本所缺中有11卷，可以以四庫本、聚珍本補充之。宋本的一些缺葉，部分也可以補上。同時發現宋本的錯誤四庫本也有校改者。如果以宋本為主，用聚珍本補充宋本就可以得到一部比較完整的（實際只缺六卷）《攻媿集》。初稿完成後，我請先生看，先生說，這篇文章你怎麼寫了這麼多年？我笑而不答，心想，已經跨世紀了。先生看後說，還缺少檔案中的史料，《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已出版，可以查一下。我又查了檔案史料，補充了有關修四庫時「秉承聖訓」掣毀、銷毀、抽毀、改易、刪削和增改圖書的內容，從而對《四庫全書》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我真佩服先生對史料的熟悉，不僅是古代文獻，而且，他總能在繁多的出版史料中發現新的資料。那時候是沒有網路的，先生的腦子就像計算機。文章改好後，先生將此文推薦到《國學研究》，發表在第11期。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攻媿先生文集》，宋四明樓氏家刻本

1998年是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我和沈乃文老師商量出一本我館藏善本書圖錄，我請先生幫助選書，並為此書寫序。先生共選出宋元本90種，明刻本20種，抄本、稿本、校本31種，古代日本朝鮮本19種；只有活字本、套印本和彩繪本12種是我選的，先生問我為什麼選這些書，我說是為了增加一些色彩，先生笑了。由於在拍照時，有一種書放錯架，沒有找到，只好換了另一種，所以出版時與先生所選目錄略有出入。書名也是先生建議的，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所收圖書均為精品，代表北大圖書館的藏書水平。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張玉范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圖書館蘇秉琦圖書室贈送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題籤

叄 我讀先生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術是我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對於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和發展國內不乏研究者，而先生的研究則是內容最為全面，資料最為豐富，也是最能讓人信服的。至今這方面的研究也無人能超越先生。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先生送給我一本，說「看著玩吧。」我認真地讀了先生的書。這本書是一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研究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史，是當今一部研究雕版印刷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在第一章「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中，有關印刷術的發明，先生總結之前學者的研究，說明自己的認識。在「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的發展」一節，先生一方面據敦煌發現的印刷品和歷史文獻，同時，結合近年新增的考古發現，豐富了五代刻書的內容。王國維先生的《五代兩宋監本考》對北宋國子監刻書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先生在此基礎上，又根據新發表的史料重輯相關資料,研究又有較大擴展和更為詳細，進一步全面地研究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不僅有官府印書，還包括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對宋代印刷史的論述，北宋從太祖、太宗、真宗，及神宗、哲宗和徽宗六個時期雕版印刷，根據各個時期政治需求、經濟狀況，史書所記載的官私印書機構所刻印的圖書種類、特點，按年代順序一一用圖表列出。分析考證極為詳盡。南宋部分，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宋元考古學·南宋的手工業》一文中已有論述，這裡先生利用現存宋版書和版畫，幾乎使用了國家圖書館所藏全部宋版書，一一記錄刻書地點、刻工姓名、版刻特點，進行全面探索，認為「雕版印刷業在南宋是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學宮、寺院、私家和書坊都從事雕版印刷，雕版數量多，技藝高，印本流傳範圍廣，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兩代也很難與之相比」。對經濟文化發達，又盛產紙張的兩浙、福建、四川，以及發展較遲的江淮湖廣，通過實例分析探究，將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徵和刊工的活動情況一一考證，並用了8個表格，列出各地區刻工互見情況。先生還根據現存的南宋四部私家目錄的著錄，分甲、乙、丙、丁（經、史、子、集）四類，按著書籍的刊刻地列表統計，以說明刻書類別、數量和刻印地點逐漸增加的情況。

臨安附近和兩浙其他地區刊工互見例，《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例表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圖版1a、b

通觀全書，所用資料十分豐富，不僅有大量的史書，還有類書，古代目錄學書籍，以及宋人的文集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等等。初步統計，全書引述的書名、篇名、論文和印刷品名稱就達1370多種。先生對很多問題的論述，都是在文字敘述基礎上再加分類列表，總共用了20多個表格詳加分析，用功之深可見一斑。先生對史料的熟悉和運用達到令人驚嘆的地步，可以看出先生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先生的水平是後人無法企及的。此書獲得2003年第五屆國家圖書獎（國家獎）是當之無愧的。

此文在紀念先生九十大壽時寫成，《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刊用，先生九十五大壽再次發表，略有修改。先生說，我是他在版本目錄學上唯一的學生，在此感謝先生對對我多年的教誨。

張玉范看望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