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的成就與挑戰 | 好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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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轉載自《社會學視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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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國的經濟社會學迄今經歷了兩個15年的發展階段。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社會學在學科的制度化發展上獲得實質性突破，尤其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更大成就。一方面，對國外理論進行了反思性借鑒，學者們對於理性選擇、嵌入性和社會資本等重要理論進行了充分的探討，對經濟社會學中一些古典議題和方法論也進行了再研究；另一方面，經驗研究的主題大為拓展，問題意識和規範意識有了顯著提高，在市場與公司、政府與市場/產業關係、產權與經濟組織治理等主要議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中國經濟社會學在進步的同時也潛藏著深刻的學科地位危機和嚴峻挑戰，具體表現為：面向時代提出大問題、回答重大現實問題的能力欠缺；對業已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各領域的若干重要經濟制度、經濟現象和經濟群體研究不夠；在研究路徑上結構分析和實證主義居於主流，缺乏綜合視野特別是文化、意義視角的觀照，且較少關注經濟影響和建構社會的反向過程。關鍵詞經濟社會學；市場；公司；產權；經濟組織治理

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是伴隨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開始的。該領域最早公開發表的成果可能是楊繼明在1985年專門介紹富永健一的經濟社會學理論的文章。如果以此為起點，至今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已走過了30年的發展歷程。費孝通先生在社會學重建之初便將經濟社會學視為社會學專業建設的「六腑」之一。然而，經濟社會學儘管起步較早且一直被認為是社會學學科體系里十分重要的分支學科，但學科進步卻一直較為緩慢，甚至還落後於「六腑」之外的一些分支學科和研究領域。

總體來看，過去30年對於經濟社會學來說可根據其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分為前後兩個15年：前15年(1985～2000年)是初創階段，這期間主要是譯介國外的教材、理論和方法，研究上以直白的調研報告和將西方理論簡單運用到中國經濟現象的解釋為主；承接前15年奠定的基礎，後15年(2001～2015年)屬於快速發展和提升的階段。隨著社會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體系趨於完善，加上海外學成歸來的學者陸續加入經濟社會學研究隊伍，這期間中國學者對國外經濟社會學的把握臻於理性、理解更為深刻，對國外研究的立場和態度開始進入基於反思性借鑒的揚棄階段，初步建立起了學術對話意識。本文旨在回顧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所取得的重要進展，反思當前研究仍然存在的問題以及有待改進和完善的方向，以期為今後的經濟社會學研究提供參照。

(一)重要理論的反思和深化

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表明，學者們更加註重結合中國現實，對國外理論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式建構，而不是一味地走「拿來主義」路線。這在理性選擇、嵌入性和社會資本等重要理論的探討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主流經濟學解釋經濟現象的起點是「理性選擇」的行為假設，理性選擇理論無疑構成了主流經濟學的核心。面對該理論簡潔而強大的解釋力及業已產生的廣泛影響，社會學家曾經認為只需增加若干社會學因素到該框架中去，便可建構自己學科的理性選擇理論，實現從行動入手而落實到對整體或系統的解釋。對此，中國學者作出了深刻反省。李培林通過闡釋小農理性、家庭理性、東方理性和集體行動理性等經典命題，分析了理性選擇理論的解釋困境及其面臨的來自經濟學內外的種種挑戰，同時也指出了社會學批評的誤區，指明理性選擇理論要解決的真正難題在於理性的社會選擇何以可能的問題。劉少傑認為，應該承認把理性選擇置於社會結構中開展研究是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起點和基礎，但科爾曼構建的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製造了一種研究方法不適用於研究對象的方法錯位。他還在剖析理性選擇理論利弊得失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了受感性意識支配的選擇行為，分析了感性選擇的社會基礎、邏輯依據及其現實表現。可以說，社會學家總體上都還是認可理性選擇理論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但究竟如何構造規範而系統的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儘管過去有國內外學者做過嘗試和努力，但這一目標顯然到目前還沒有實現。

對國外理論的反思更多的是針對經濟社會學的核心理論。「嵌入性」是美國新經濟社會學旗幟性的理論綱領，而且也可能是經濟社會學迄今最具跨學科影響的一個理論視角。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社會學界對嵌入性有著更為深入的理論分析，而大量應用研究則遠遠超出了經濟社會學的範疇，既包括經濟行為、企業管理、產業集群和市場發展等傳統經濟議題，也涉及法學、政治和教育等學科的非經濟議題。這顯示出經濟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跨學科影響。就嵌入性所面對的理論問題，一些研究者回到波蘭尼、諾斯等人的思想，圍繞社會學如何研究市場、市場與社會關係的分析範式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和思考。關於嵌入性的理論討論涉及嵌入性的內涵、維度和領域拓展，形成的核心主張是從最初含義的網路嵌入性拓展到經濟之於社會的整體嵌入性。嵌入性雖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存在的關鍵問題是其分析性和操作性較弱。對此，最近劉世定從既有研究中辨析出針對嵌入性的若干分析性概念，討論了不同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並在增加假定之後探討了理論分析的可行路徑。劉世定為嵌入性如何能作為一個真正具備解釋力的理論模型並結合機制分析做出了有益嘗試，後續研究如能跟進必將實質性地深化「嵌入性」問題的研究，使其不僅僅只是一種思想或籠統鬆散的概念。

資本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之一。自布迪厄將資本範疇從經濟維度拓展到文化和社會維度至今，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一直是經濟社會學的重要議題。學者們對近乎白熱化的社會資本理論進行了客觀冷靜的反思，但這不影響社會資本在經濟和非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關於社會資本理論及方法本身的討論更加深入。比如，翟學偉區別了關係與社會資本的諸多差異性特徵，指出前者的研究基礎是家庭本位的社會，而後者是公民社會；梁玉成反思了其同質性和內生性問題；另有一些學者修正了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社會資本理論從其產生之日起便在國內外一直飽受各種批評，但該理論的時髦卻也說明了經濟學與社會學交融下產生的經濟社會學視角的旺盛生命力。不過在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中，除了少數關涉社會資本與勞動力市場過程、企業行為和產業集群等經濟主題，大多數研究是借用社會資本的理論視角分析非經濟問題。因此，社會資本與經濟過程的關係研究還有探索的空間。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還需警惕的是不加辨別地套用類似社會資本這樣的流行理論視角而使研究本身失去原本可以達致的更大學術價值。布迪厄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文化資本雖然具有強烈的經濟社會學意味，但他創造這個概念是為分析地位再生產而服務的，或者說「利用經濟學隱喻來揭示現實社會中各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文化資本視角來透視不同群體的地位獲得、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等問題，經濟現象中的文化資本問題還缺乏關注和研究。

(二)古典議題和方法論的再研究

對於古典時代的經濟社會學，中國學者逐漸認識到，相較於具體的理論和觀點，韋伯、馬克思和塗爾干所奠定的經濟社會學方法、視角和精神的價值更加重要，因此值得在「再發現」和「再探討」的基礎上予以繼承和發揚，而當下研究的一些轉向便可視為是對古典議題和方法論傳統的回歸。古典時代經濟社會學對理論的綜合策略便是其重要特色，而理論綜合視角也在關於經濟與社會關係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體現。

韋伯對包括經濟社會學在內的方法論主張對當代學者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何蓉將韋伯置於其學術背景之下，結合具體研究議題說明了韋伯社會-經濟的實質研究是在歷史學派內部對邊際效用學派理論的借鑒與發展，探討了韋伯如何通過綜合的研究策略使經濟現象與社會機制之間建立起聯繫。王楠深刻檢討了韋伯方法論中理性、價值信念與非理性等諸多對立範疇之間的複雜糾葛關係。他認為，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力圖圍繞價值來建立一套化解理論與經驗、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等對立緊張的方法論程式，讓研究者在各種對立之間往複運動，藉助包含價值的歷史個體和理想類型，通過超越主客觀對立的價值闡釋來說明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諸種獨特現象。另有學者重新審視了韋伯方法論中的「價值分析」和「價值中立問題」。韓秀記則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韋伯是如何為當代經濟社會學的制度分析特別是市場研究中的制度主義奠定理論基礎的。上述研究從議題或方法論層面對韋伯思想進行了精到分析，而中國的經濟社會學如何面對韋伯理論和中國的韋伯命題，事實上仍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此外，馬克思、齊美爾、塗爾乾等同樣為經濟社會學的古典傳統做出了突出貢獻，但相對於韋伯來說卻較少受到重視。他們各自的經濟社會學思想及可能存在的關聯，還有待學界關注和深入挖掘。

(一)市場

市場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更是當今中國進行資源配置的一個軸心制度。就西方學界而言，圍繞市場秩序何以可能的中心議題，社會學家摒棄了主流經濟學裡去歷史性和非制度化的普遍市場模型，從市場的複雜性、歷史性和制度化特徵入手嘗試去重新認識和解釋市場現象，分析了市場的社會建構過程和機制。對國外市場社會學研究的引介和消化自20世紀90年代便已開始——最早的成果應該是沈原的博士論文，如今經過學界多年的共同努力，可以說業已基本告一段落。最近幾年，學界雖然還在檢討北美和歐洲的市場社會學理論範式對中國研究的可借鑒之處，但主要興趣和精力集中在通過理論導向的本土研究與國外研究建立起對話關係。中國的市場社會學由此逐漸興起並迸發出較好的發展態勢，其基本特點是同時從理論和經驗上考察中國市場的動力機制。

在一些基於中國經驗的市場研究著作中，社會學視角被證明有助於增進我們對市場或產業的形成和演化的理解。「關係」是觀察中國經濟的重要切入點，一直被經濟社會學所倚重。李林艷建構了針對「關係」的本土理論框架，研究了「關係」如何形塑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運行機制和表現形態，發現「關係」在房地產市場與外部制度環境的關係上充當一種正式規則的轉換機制，同時在市場內部則發揮著經濟資源的配置功能。汪和建立足中國經驗提出了一種自我行動的邏輯的理論，用該理論解釋和分析了中國人市場實踐的三個主要特徵即自主經營、網路生產和派系競爭，認為引導中國人市場實踐之特徵的根本力量來源於其自我行動的邏輯，包括「自我主義」、「關係理性」、「工具化他人」、「差等性給予」等。符平從社會理論層面對市場與社會關係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並提出了市場社會學的政治—結構框架，並以這個框架為觀察和分析視角，深入考察了改革以來惠鎮石灰產業不同鏈條上的歷史變遷和秩序轉型，揭示了政治因素、顯結構與潛結構之間的交互關聯模式是如何改變市場結構、促進市場變遷的。在經濟學「入侵」社會學領域的同時，也有社會學者嘗試將經濟學知識為我所用。比如，王水雄創造性地將社會學因素納入博弈論模型，建構了鑲嵌式博弈的理論模型，結合不同市場的典型案例分析了轉型期中國的市場秩序問題。

競爭是市場的本質特徵和得以可能的前提。市場在提供產品和服務之外，還需為穩定交易提供一套行業標準和競爭調控規範，這樣才能持續地良性發展。李凝紫運用懷特的「生產的市場結構」模型，說明了市場競爭中模仿機制的空間邊界，揭示了經銷商和中間商為避免生產廠商過度或惡性競爭而創造的非正式規則。市場中的技術標準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規範，既是產業穩定有序發展的條件，也影響到產業鏈條中各方的收益。李國武對無線區域網領域技術標準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後來者與先行者存在明顯實力差距且政府完全不干預的條件下，市場機制會使先行者的標準贏家通吃，而政府過度保護方式也不利於自主標準的設定和實施。汪和建對地方性產業區陷入過度競爭困境現象的研究揭示，有助於生產網路內部團結與合作的親緣認同也是引致產業區生產網路間過度競爭的根本力量。

交易秩序與市場的人際關係之間的關聯近年來受到一些學者的重點關注。理想的市場交易理當是以交易關係的去人際化和去人格化為前提條件的，而中國學者的研究闡釋了市場交易關係的多重社會學意涵。劉少傑發現，進入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中國社會從總體上仍然還在延續熟人社會的傳統，熟悉關係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仍然支配著人們的市場交易行為。而經營者對陌生關係做熟悉化處理，對穩定交易關係、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具有積極作用。更進一步地，他認為中國市場經濟存在於注重倫理關係的熟悉社會基礎之上。艾雲和周雪光以某農業鎮農產品市場為個案，分析了金融資本缺失背景下農產品市場興起的社會機制。他們的研究發現，存在動員金融資本和促就市場交易的兩個機制：「禮物交換」的互惠機制和市場權力基礎上的「強征性信用」機制，農戶、商販和廠家藉此得以克服資本匱乏困難、順利實現了市場交易。

19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界興起了一種不同於「老」經濟社會學的學術實踐的「新經濟社會學」，而其雖然產生並繁榮於美國社會學(以定量分析和非激進取向為特色)，但實際上也刺激了歐洲的經濟社會學，促使歐洲也出現了一種既不同於「老」經濟社會學，也迥異於當代美國的「新經濟社會學」。儘管歐洲的新經濟社會學同樣也很難說形成了一個學術共同體，但卻孵化出了頗具影響、具有獨特學術取向和風格的「述行學派」(performativity school)。述行學派理論的一個突出方面是承認非人類行動者在經濟建構中的角色和作用(該學派的經驗研究對非人類行動者之於經濟的正向和負向意義均有揭示)，並將其納入「行動者-網路」的分析框架中。楊玲麗介紹了述行學派的理論分析思路和研究成果。而陳氚則以述行理論為視角，以中關村電子產品市場的重構為個案揭示了市場建構失敗的原因。他的研究發現，市場重建過程中相互衝突的行動者、建構過程中生成的利益格局使得一個理想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無法順利建構，因為人的行動者與非人的行動者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扭曲了市場改革過程。述行學派的經驗研究多以具體市場為對象，然而技術對市場的建構往往首先是從改變公司開始的。任敏通過某大型國企公司的研究揭示，信息技術的引入對公司的建構不僅體現在促進生產管理技術的升級，還在於鑄造了職業文化而替代了原先的人情文化，從而能改造公司中活的生產力，對國企的二次改革意義甚大。中國經濟社會學對歐洲思想的學習和借鑒還較少。述行學派展示了較為新穎的視角和獨特的分析思路，值得更多學者加以關注和研究。

(二)公司/企業

公司是現代市場最為重要的主體之一。學者們回應並研究了當今中國企業發展中的一些重要新趨勢和新特點。李培林和梁棟研究了現代經濟的網格化趨勢。他們基於200家高新技術企業調查資料的分析表明，競爭和信息化程度與產業群聚對企業組織的網格化起重要作用，表現為競爭越激烈、信息技術應用越多、產業越群聚，企業組織網格化越明顯。在另一項研究中，李培林和張翼基於社會成本角度，運用實證數據深入探討了國有工業企業為何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困境，指出剛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擴大化的趨勢是造成國企改革和發展的巨大阻礙。企業應用信息技術被認為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手段。邱澤奇通過對傳統製造企業引入信息技術過程的研究揭示，技術與企業組織的關係是一個技術提供方和技術使用方之間相互建構的過程，闡明了技術之於企業的效率並非技術對企業的單方建構。鄉村工業化催生了許多新企業的誕生。劉玉照以淀村塑料行業為個案，對鄉村工業化過程中企業的發育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察，基於成本核算和嵌入性視角探討了從家庭作坊到公司經營的過程，重點分析了不同經營方式產生的原因和發育過程。還有學者研究了制度變遷速度對民營企業的影響，發現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民營經濟已較發達的地區會降低企業績效，相反在欠發達地區則會提升企業績效，同時年輕企業在快速發展的環境中具有優勢，而大企業處於劣勢。

中國社會學關於公司特別是大型和上市公司的大樣本實證研究在過去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但現在有了很大突破。楊典對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充分說明了，中國企業的多元化發展戰略更多的是取決於制度過程，而非經濟過程；同樣地，「權力邏輯」而非「效率邏輯」甚至還強烈影響到了CEO解職這樣原本被想像為純粹的經濟決定過程的現象。他的另一項研究還發現，所謂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是在特定社會、政治、文化等制度環境下各種複雜社會力量和利益群體進行「建構」的結果，其作用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環境，因此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楊典的系列研究進一步證明了理性的經濟行為和選擇是歷史性地演化的觀點(比如在理論上通常被歸屬為「純經濟」過程的企業戰略抉擇)，說明了經濟行為以及企業的理性觀念本身極大地被歷史和制度環境所塑造。這些研究實際上回應了韋伯給經濟社會學指出的重要任務，即研究理性的經濟行為或者說「經濟理性」作為更大的歷史運動的一部分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問題。儘管韋伯一生的研究議題頗多，也可以從不同方面來定位其終生致力於回答的中心問題，我們還是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韋伯一生的核心議題是回答現代經濟社會的理性化是如何實現和演化的問題。當代中國萌生的新經濟現象顯然賦予了韋伯問題以新的涵義和研究價值。在學科意義上，這樣對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的經典問題進行社會學分析，也較大地拓展了經濟社會學的傳統研究領域，凸顯了社會學理論視角的解釋力並使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實質性的跨學科影響。

三、經驗研究的重要議題：政市關係、產權與經濟組織治理

(一)政府與市場或產業發展關係

在對中國經濟繁榮的解釋中，國家中心主義歷來都是主導理論。國家及其代理地方政府在市場或產業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造成了何種經濟後果的問題，是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在宏觀上，高柏介紹了美國經濟社會學的制度學派及其對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價值。制度學派雖然很難說存在一個統一的理論範式，但強調國家在經濟治理中的作用卻是諸多不同學說的共同之處。透過高柏的分析，中國要解決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結構性風險、實現平穩轉型可能都需要國家有效而及時的理性干預。實際上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正是由於國家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通過改革或打造起正向激勵作用的政經制度、抓住經濟發展的主動權，等等。

在微觀上，張建君比較了蘇南和溫州兩地不同的鄉鎮企業改制過程，發現造成兩地不同的改制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政治約束，即政府與人民、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的權力關係。針對具體產業，熊萬勝以糧食購銷市場秩序的構造為例，刻畫了脫胎於傳統計劃經濟的新型經濟形態的特徵。他發現在我國糧食購銷市場中存在著一種表現為「差序格局」的基本結構，即以中央糧食行政部門為核心、將不同身份的企業依序排列的身份體系。在這個不平衡的格局裡，中央國家對不同身份的企業實施了差序化的控制。

地方市場的健康發展尤其離不開地方政府扮演積極的恰當角色。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鮮明的政府投資驅動型特徵，地方政府更是通過土地財政化和金融化等方式突破了條件約束，實現了投資能力的大幅度提高。馮猛的實地調查分析了基層政府打造地方產業發展、謀求晉陞的運作機制。他的研究揭示，衡量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制度結構約束並激勵了基層政府通過引領性干預——甄別、選擇、投入、扶持、包裝等方式達到打造地方產業的目的。地方市場或產業要真正繁榮起來離不開具有激勵性的制度環境。珠三角和義烏的經驗都表明，地方政府根據市場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順勢而為、提供製度上的激勵結構，做出有利於推動企業家成長、市場發展壯大和產業升級轉型的戰略抉擇和扶持舉措，對市場繁榮起到重要作用。事實上，地方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手段和方式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發生了諸多變化。而沿海地區的多數變化實際上昭示著政府與市場關係、政商關係在向更理想的市場經濟方向上發展。

在國家中心主義視角之外，從社會-文化視角對產業發展的社會學研究雖不多見，卻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研究脈絡，是對國家中心主義的有力補充。比如，王寧基於比較個案研究揭示了地方消費品質量如何影響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問題，指出城市政府吸引高新技術公司，不但要考慮這些公司的盈利需要，而且要考慮人才的舒適物偏好或人才的地方消費主義觀念。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地方消費主義構成助推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社會—文化力量。

(二)產權與經濟組織治理

本世紀的頭幾年中國社會學界集中湧現了一批產權研究的高質量成果，形成了有別於經濟學的「產權的社會視角」。這些研究雖然依研究主題可區分為政治社會學、農村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等不同的學術關懷，但都採取了社會學視角來分析傳統意義上被認為屬於經濟學領域的產權問題，因此吸引了一些年輕學者的研究興趣。創刊不久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第1輯便以產權研究為主題，主要反映了近年來經濟社會學者對產權理論的反思和推進。其中既有抽象的理論建構和理論探討，也有基於具體經驗的個案研究，但都旨在從社會學視角闡釋產權的界定機制和建構邏輯。

在理論上，具有原創意義和獨到價值的是劉世定的佔有理論。他將產權定義為「得到社會認可的佔有」，從佔有的排他性方位、佔有方式選擇的範圍和佔有時限這三個維度建立起了產權的分析框架。這一理論框架在其關於企業產權運作、產權認知等的經驗研究中顯示出了較強的解釋力。同樣具有較大原創價值的是周雪光從制度學派的解釋邏輯出發提出的「關係產權」理論。其思路的出發點是「組織的產業結構和形式是該組織與其他組織建立長期穩定關係、適應其所處環境的結果」，強調「產權是一束關係」的關係產權理論有望為解釋中國轉型經濟背景下的各種產權現象提供有力的分析視角。沿著這一視角，臧得順提出了「關係地權」的概念並構建一個針對地權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當下中國鄉村的地權制度與鄉村社會結構的新變化，通過個案研究剖析了「謀地型鄉村精英」是如何對地權分配方式起到嚴重扭曲和變形作用的。張楊波提出了房屋產權中的法定產權、法人產權和認知產權三種理想類型，並基於廣州地區新移民的訪談調查分析了不同類型的產權在建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不同邏輯。

經濟組織治理包含諸多面向，是多學科的研究議題，也是經濟社會學與組織社會學的交匯之處。社會學更多關注勞動關係特別是企業、僱傭者與受雇者關係，比如許多企業研究和農民工研究便涉及這方面。這裡列舉的兩項關於企業治理和員工行為的研究雖然問題很不一樣，但在分析思路上都將勞動者較高層次的社會性需求納入了經濟組織治理的視野。汪和建把尊嚴與交易轉型連結起來，通過綜合策略構建了一個理論框架，揭示出尊嚴和交易轉型在勞動組織治理中的作用，由此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進行了新穎的解讀。他認為，建立在連續性短期契約交易基礎上的「內部市場交易」(以「壓低底薪，支付加班費」為特徵)對員工尊嚴產生的損害，會隨著員工人力資產的專用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大。當企業的實際尊嚴供給小於員工的尊嚴需求，同時員工對職位的依賴性強且又對組織改善喪失信心時，尊嚴需求較高的員工便容易選擇自殺以維護其尊嚴認知。嚴維實將經濟社會學的社會性互惠行為理論運用於內部勞動市場研究，發現在勞動分工邊界模糊情況下，企業內部勞動者之間群體的互惠行為促進交易成本的節省與勞動和諧的提高，從而能提高勞動效率。因此通過提升高技能者的社會讚譽與尊重方式，可以補償其勞動技能溢出的收益外部性，進而緩解高技能勞動者短缺的問題。

中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構成是海外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西方學者在驚嘆中國的經濟奇蹟之餘更對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十分好奇，因此這方面的研究也很豐富。限於篇幅，本文基於網路、制度和文化視角及「非主流」的角度——海外研究事實上無論是議題還是視角大多帶有綜合色彩，僅擇取具有代表性的幾項成果予以評介。經濟社會學視角的研究以華人學者為主，且研究主題相對集中在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過程及其機制。

在中國，關係運作在市場中的意義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海外關於「關係」與中國市場實踐、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已有許多研究。比如，羅亞東較為深入地研究了「關係」與公司績效、企業發展動力、商業策略等之間的聯繫，認為「關係」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之一：「關係是中國商業世界晚近幾百年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決定公司績效的關鍵性要素。同時，還是宏觀經濟和微觀商業實踐的生命線。中國社會裡包括國內企業、國外投資者和商人的任何商業活動，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關係(運作)。在中國的背景下，如果沒有廣泛的關係網路，任何企業都不會持久發展。」圍繞「關係」與市場運作和經濟發展關係的研究很多，但海外學者所擅長的形式分析(網路分析範式)可能對回答中國市場經濟實踐中「關係」因素為什麼重要的問題會顯得很無力。中國經濟之所以被稱之為轉型或轉軌經濟，是因為制度環境和市場結構在不斷發生變化，這是「關係」在經濟中發生重要作用的最大背景。而既有研究對市場實踐中「關係」運作背後的結構與文化因素，以及轉型經濟中「關係」運作形態和動力在縱向時間維度上的變與不變，深度的揭示還不夠。「關係」與市場實踐的關係實際上還具有國際比較意義。不同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下的關係運作，儘管形式可能趨同，但內涵和意義卻有所不同，甚至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質特徵。

從研究現狀上來看，「關係」與中國經濟的研究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已達到了一個高潮。新世紀以來，雖然不斷還有新的研究湧現，但研究問題大體相近，研究視角陳舊，也未見有較大的理論突破，因此分析思路和研究結論大同小異、缺乏新意。這樣該領域的吸引力降低，跟進研究的學者逐漸減少。在這種背景下，從關係或網路視角轉向制度和文化分析的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

基於新制度主義的思路，倪志偉和歐普爾(Sonja Opper)的《自下而上的資本主義：中國的市場與制度變遷》為改革以來中國的私營經濟何以繁榮的問題提供了一種解釋。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在國家的市場改革過程中，私營部門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最初使一種動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爾後政治精英使既已發生的事實合法化。自下而上的內生經濟制度相對於國家法規政策而言具有更大的因果解釋權。私營企業家在商業實踐的相似的試錯過程(a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中產生了制度創新和合適的組織規範，成功的規範和方法通過模仿機制在地方和地區性的商業社區里迅速擴散，也有助於企業家通過集體行動遊說政府改變正式制度規則以與非正式規範相一致。政治家最終通過改變正式規則來回應自下而上的創新，以適應和規制新興的經濟現實。這項研究將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很顯然試圖突破國家中心主義視角的桎梏，但無論是研究過程還是觀點結論，仍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蔡欣怡對中國非正式金融業的研究同樣是側重於制度視角分析中國經濟奇蹟的動力。她探討了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在一個政治和金融具有壓制性的環境中是如何可能進行制度創新、成功實現融資的問題。研究發現，各地企業家根據實際需要和機會主義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金融機制，非正式金融業依靠當地的政治保護和社會強製得以實施。各地的非正式金融業在運行機制上呈現出明顯差別，而這源於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傾向性以及他們對這種不尋常(經濟實踐)的制度偽裝。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項研究揭示出「人們認定的金融交易的市場邏輯，實際上是由一種政治及社會的邏輯所調節」。

中國經濟繁榮的動力在未來仍將是海外學者關注的重點。不過對於一味地信奉特定理論、堅持單一視角研究的學者來說，弗雷格斯坦和張建君的觀點具有警示的作用。他們指出，一些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也使得增長未能達到原本可達到的(更高)程度，一些在某個時期驅動了經濟增長的因素隨後也會成為阻礙因素。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符合中國發展實際情況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族涉入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績效具有積極影響，即家族涉入越深，企業經營績效越好；但這種正效應隨著企業規模擴大而減弱，當企業突破一定規模後，家族涉入甚至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消極影響。推而廣之，研究者似乎有必要對在宏觀層面推動或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的階段性特徵和作用邊界加以反思。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棄固守理論教條和先驗的理論假設，基於現實經驗去細緻觀察驅動經濟發展諸因素的變與不變並謹慎做出結論，才是管窺中國經濟增長真實動力的理想路徑。

從經濟社會學的文化視角來分析中國市場形成和發展的研究特別少見，而陳純菁對文化與中國人壽保險市場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則是其中一部難得的力作。她在研究中主要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一種特殊的市場(人壽保險市場)在面對文化阻礙的場景下如何得以發展起來？與之相關的問題則是，文化阻礙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樣的方式影響了市場的形成及其特徵？陳純菁的民族志研究發現，中國文化雖然有不少因素與商業人壽保險的風險可能性假設和商業化邏輯不相容，但作為策略之工具箱的文化使得中國人壽保險市場得以可能，而作為意義系統的文化也顯著形塑了市場運作和發展的特徵。在其中的一篇論文中，陳純菁採取了政治-文化框架分析了在相同的文化偏好背景下，為什麼台灣的人壽保險市場要比香港發展得更好的原因。她的研究發現，台灣政府在保險業興起之初便極力保護本土企業，本土公司則通過重新界定人壽保險的含義而更好地克服了當地的文化禁忌問題。而香港政府採取的事實上更有利於國外公司的自由放任政策並沒有使其發展起來的原因在於，國外公司在面臨本土文化適應和公司利潤之間的張力時選擇了後者，從而未能拓展更大的市場。

另有一些稍顯「非主流」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將研究視野投放到了非生產性的市場現象上，而這在國內還較為少見，但代表了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值得推進的潛在研究方向。比如，劉思達以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為對象，分析了律師、基層的法律工作者和其他的一般性法律工作從業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他認為，在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上，律師面臨強烈的職業競爭可以從市場上法律從業者與他們的管制機構及政府官員的共生性交換(symbiotic exchange)中得到解釋，中國律師的市場地位之所以很弱是因為其與國家的交換同其競爭者相比並不那麼強烈和穩定。其理論上的觀點是，共生性交換的盛行導致了中國轉型經濟中的市場和國家制度之間的結構性同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讓世界矚目的一個方面便是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以及由此取得的經濟成就。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更是突破了10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直致力於回應時代問題的中國社會學，理應從本學科的獨特視角對當代處於快速變遷中的經濟問題展開系統研究。激烈變遷的經濟形態和轟轟烈烈的經濟實踐正是社會學天然的實驗室，給經濟社會學者提供了廣闊舞台。在歷經多年積累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之後，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的規範意識和對話意識明顯提高，不僅挖掘了更多「中國經驗」，也更加註重學理貢獻，從不同角度提升和發展了相關理論，還有研究嘗試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在研究主題上，有的研究還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此外，經濟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有了重要進步，制度化發展獲實質性突破。2012年全國經濟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和2014年《經濟社會學研究》輯刊的創辦出版是中國經濟社會學學科制度化的重要標誌，對鍛造經濟社會學的學術共同體起到了顯見的積極作用。總之，經濟社會學在過去15年的成就極大地加速了該學科的發展步伐。

我們仍需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當下的經濟社會學雖然獲得了可喜的進步，但還是存在具有學術潛力的原創性本土理論非常少見、研究視野日益窄化且平庸泛化、回應時代大問題的研究闕如、研究議題過於分散且相互之間的對話意識不夠強、研究隊伍的規模停滯不前等等諸多現象。更為嚴峻的情勢是，當代經濟學都已凸顯出「社會學化」的趨勢，這一方面體現在經濟學越發注重對傳統社會學議題的研究，另一方面經濟學在研究方法、模型和思路上也在更多地借鑒社會學知識。面對上述種種，我們不得不說，經濟社會學事實上潛藏著深刻的學科地位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下幾個方面似乎尤其值得我們警惕和深刻反省。

首先是面向時代提出大問題、回答重大現實問題的能力還很欠缺。這突出地體現在中國經濟社會學受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的影響，多將眼光關注在研究中易於分析和可操作化的中微觀經濟現象，而未能如古典經濟社會學家那樣關注宏大的經濟過程和重大的經濟趨勢。片面而執拗地追求與西方理論對話也使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喪失了對重大現實經濟問題的關懷。比如就當下而言，經濟新常態也給經濟社會學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經濟社會學如何研判經濟新常態中的變與不變，是值得學界認真對待的問題，也是經濟社會學當下的新課題。然而，現在基本上是經濟學家在做研究和發表意見，社會學家幾乎處於無聲狀態。中國自改革以來經濟繁榮的動力機制已吸引眾多社會學者加入到對該問題的研究之中，由此產生了諸多頗有洞見的理論解釋。但這其中根本性的研究課題可能並不在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否與西方標準理論一致或相悖，而是在於通過對現實經濟運行過程的深度觀察和解析來揭示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黑匣子，並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和提升經濟社會學的本土理論。經濟社會學如何能夠避免在西方研究之後亦步亦趨，又避免陷入自我中心主義的泥潭？就此而言，周曉虹為中國研究所指明的方向不失為經濟社會學走出困境和危機的一個有效策略，即基於「主體間性」形成視界融合，同時注重本土意義和國際視野，通過主客體並置進行範式重構。

其次，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對業已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各領域的若干重要經濟制度、經濟現象和經濟群體研究不夠。比如，金融市場在當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大，雖然有學者梳理了西方金融社會學的發展脈絡、主要視角和研究議題，也主張開拓金融市場的社會學，但迄今中國關於資本和金融市場的社會學研究仍然十分少見。經濟社會學對影響深遠的互聯網經濟的研究也還沒有出現，對市場經濟中地位舉足輕重的企業家群體雖然一直不乏研究，但對企業家與市場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卻缺乏深入研究。再如，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市場之於中國經濟越來越重要，但迄今社會學者未曾給予國際市場應有的重視和充分研究。如何理解和解釋國際市場與中國經濟、中國企業乃至中國人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也需要經濟社會學加以研究。同樣缺乏關注的重要研究議題還包括非市場的經濟譬如財政社會學、波蘭尼意義上的再分配和互惠經濟行為、地下經濟和非正規經濟。這些不同於市場的經濟組織形式，是中國多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社會學將這些「非主流」經濟納入研究範疇很有必要。

最後，在研究路徑上當前研究的結構分析和實證主義居於主流，缺乏綜合視野特別是文化和意義視角的觀照，且較少關注經濟影響和建構社會的反向過程。經濟社會學同中國社會學一樣受到美國社會學過於強烈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在政府和市場關係、勞動力和資本市場特徵等核心要素上大不一樣，反而與歐洲的某些國家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很相似。因此今後更加重視偏向綜合路徑、注重文化和意義視角的歐洲經濟社會學對於國內本土研究的可借鑒之處，似乎是一個合理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當前的經濟社會學在研究進路上大多是考察社會如何形塑經濟的問題，還較少研究經濟特別是變革中的經濟制度、經濟事件和經濟群體如何影響和建構社會的反向過程——已有少數學者開啟了這方面的研究，比如黃冬婭研究了企業家對地方政府決策過程的影響，呂鵬基於對私營企業主當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分析考察了企業家參政議政的狀況。這種反向過程如經濟變遷對環境治理、社會分層結構、底層境遇、社會道德等方面的影響，理應作為經濟社會學之有機構成部分加以系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