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觀不正」的非議背後 《後來的我們》是一部怎樣的電影？

隨著《後來的我們》票房突破10億，關於這部影片的種種爭議也甚囂塵上。不管是在種種聲明中出現的異常退票事件，還是因故事劇情發展，片中男女主角在十年後「被迫」同處一室帶來的一些「三觀不正」的議論。

這樣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覆蓋掉原本應該對影片內容本身的探討。在「跨界、處女作和逃不開的鄉愁新浪潮論壇」里，《後來的我們》導演劉若英與主演田壯壯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並與多位影評人進行了探討。

論壇現場的劉若英與田壯壯

導演劉若英坦言，在創作故事時「什麼都想到了，但沒有想到會被說三觀。我覺得可能有拍的不足的地方，大家看的時候沒有代入感」。主演田壯壯則認為，「三觀是在成長中不停的領悟的，電影寫的就是成長。而且劉若英已經很謹慎了，開房的時候都要交代沒房子了，那麼冷只能湊活。」

影評人群體的看法更加明確。柏小蓮認為「現在流行的三觀就是跟我一樣是正，不正就是跟我不一樣，沒什麼好談的。」梅雪峰同樣認為，「影片和人物的三觀是兩回事，而且我們影視傻姑娘有很多三觀很邪惡的電影，藝術做的就是讓我們知道不一樣的人骨子裡都是一樣的。」

單從內容的角度，《後來的我們》也擁有較高的討論性。作為劉若英跨界擔任導演的首部作品，從評分平台的分數和當下的票房便能看出，《後來的我們》優缺點都非常明顯。

拍攝中的劉若英

在梅雪峰看來，劇作上對人物變化的刻畫還是不夠，「動機和性格的轉變，是值得推敲的」。柏小蓮則從女性的角度，對兩位主角的感情變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唯一不滿的在於影片對感情刻畫的沒有保守，「沒有突破想像的地方」，以及對2007年到2017年大時代背景的刻畫不太滿意，「北京在這些年有著巨大的變化，影片里北京的生機與活力稍微滯後了一些。」

周黎明對該片中一些細節部分的「賣慘嫌疑」提出質疑，比如他們住的特別破的房子。但這一點劉若英有著不同的觀點，「這些不是賣慘而是寫實，在我做調研的時候，會看到很多畢業生會住在這種地方。我有一個朋友叫李劍青，他就是北漂。我做巡迴演唱會的時候，常常會讓他說故事，所以很多場景都是有依據的。終究我不是一個真正的北漂，所以我還是要相信看到的和聽到的。」

兩位北漂的生活條件簡陋

異鄉的漂泊感是每一名離開家鄉的人都會或多或少體驗到的，《後來的我們》也通過每年的過年回家，將其作為對比來放大。

田壯壯便有著強烈的漂泊體驗，「漂泊的人最大的需要不是錢或者好床，需要的是感情。電影里兩個孩子在一起的願意，最重要的就是漂泊的過程里，一旦紮根感情就會有變化。」

從情感的角度來看，田壯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世界上有三大不理解而且大家一直認為自己理解，一是父母以為自己理解孩子，其實根本不知道孩子想要什麼。二是男人總覺得懂女人，三是女人也覺得自己懂男人，其實都不理解。故事就是在這裡面發生的。每年全世界有上萬部電影，類似於快銷品，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看電影最應該做的就是感受。」

每個人對漂泊的體驗都有所不同。賽人過得就很自在，「我到北京第一天就吃香的喝辣的，一刻沒有嘗過漂泊和不被人認可。在田壯壯導演的影片中我看到的流浪的狀態是享受流浪，但在《後來的我們》里只看到他們的難受，很少看到享受。這個電影就是太寫實了，愛情是從一個幻覺到另一個幻覺，好的愛情電影一定是要跟現實有距離的。」

在導演劉若英的設計中，周冬雨飾演的小曉就是「漂泊的性格」，「她對家的概念很模糊，但讓她產生了一種渴望，不管老家有沒有家人，過年回家變成了一種儀式感。可能我們會看到男生有房有車，但也許他不自由。我想表達的就是，不管你處於哪種狀態，你都有開心或者不開心的時候，事物都是一體兩面，所以我才讓他們是不太一樣的。」

《後來的我們》進行的影像表達，跟劉若英創作的原著《回家，過年》有著明顯的不同。「一個我在家裡開電腦瞎想寫的，另一個這麼多人完成、有這麼多腦子去檢查，我覺得複雜很多。就像最後那封信，確實是我寫的 ，但不同的人給了很多意見，大概修改了50次。」

影片的最後高潮放在田壯壯飾演的林父的信上，是幾位影評人公認的處理的十分高級的地方，也是全片的淚點所在。這是田壯壯連續第二年主演一部影片，上一部正是張艾嘉執導的《相愛相親》。在這兩部影片中，他展現出來的自然演技令得到聲譽，也憑藉前作獲得了金馬獎、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提名。

但田壯壯本人卻認為自己「真不會演戲，都是聽導演的分析商量著完成的」，屬於他個人的努力只有三方面，「一是我家裡有兩名演員（父親田方和母親於藍），從小就看他們演戲。而是我上學的時候學過兩年表演，當然導演系的表演課不是為了演戲，是為了跟演員交流。第三特別重要的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舅舅，就是這樣眼睛有毛病。我拍戲的時候能想像到他的樣子，這個對我很有幫助。嚴格講我不是特別優秀的父親，我特別想做好父親，所以都放電影里了，希望能夠彌補一點我自己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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