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時期的佛教——范文瀾《中國通史》

北朝時期的佛教——范文瀾《中國通史》

四九九年，魏宣武帝繼位。他寵任奸佞，國政大壞。貴族豪門，競尚奢侈，魏宣武帝下令嚴立限度，節制放蕩，可是最放蕩的就是他本人。他迷信佛教，養西域僧三千餘人，擇嵩山形勝處造閑居寺，備極壯麗。

貴族仿效，佛教大行，洛陽城內造五百餘寺，州郡共造寺廟一萬三千餘處。寵臣元暉作吏部尚書，定價賣官，大郡二千匹，次郡減半，下郡又減半，其餘各官都按等級出售。佛寺的發達和官吏的貪污，說明民眾遭受嚴重的剝削。

五一五年，魏孝明帝繼位。胡太后擅權，荒淫殘虐，無惡不作。她相信佛法能減輕罪過，大興寺塔，在宮側造永寧寺，又在伊闕口（在河南洛陽）造石窟寺，土木工都極壯麗。永寧寺尤為宏偉，有高丈八尺的金像一軀，普通高度的金像十軀，玉像二軀。九層浮圖（塔）高九十丈，上剎（相輪）又高十丈。夜靜，塔上鈴鐸聲可河北景縣北魏墓出土網紋琉璃碗聞十里。僧房一千間，都用珠玉錦繡作裝飾。

自佛教傳入中國，這樣的塔廟，還是第一次出現。魏宣武帝初年，在龍門山鑿一百尺高的佛龕（音堪kān）兩個，魏孝明帝又鑿一龕，前後凡二十四年，耗費八十萬餘工。其他營建寺塔，布施僧眾，賞賜寵臣，所費不貲，卻從不對貧民施些小惠。宗室權豪，也競賽淫侈，窮極享樂。

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宗教，特別是佛教，必須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須讓寺主分享剝削的利益，分享得過多，朝廷又感到損失太大，對自己不利，其中鬥爭和聯合的情形是複雜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參加這個鬥爭，表現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爭論，歸根還是地主階級內部（朝廷、宗主、寺主）為爭奪剝削對象（勞動民眾）而發生離合變化。

寺院是佛教的塢壁，僧人是寺主的徒眾（寺主的爪牙和從事各種勞動的人），寺主是宗主，強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塢主壁帥。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蓋吳所率反魏軍，在長安佛寺中發現藏有弓箭矛楯，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內的大量財物。此外還有與貴家婦女淫亂的密室。魏太武帝認為是佛寺謀反的證據，大舉滅佛。

其實佛寺就是塢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財物，都是平常事，說僧人企圖謀反，無非是滅佛的一種借口，他在滅佛詔里說「朕承大緒，欲除偽（佛）定真（儒道），獲羲（伏犧）農（神農）之治……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滅一門）。……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魏文成帝恢復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門統（掌管佛教的僧官）曇曜的請求，創立僧祇戶和佛圖戶兩種名目。所謂僧祇戶，就是平齊戶及諸民戶如能每年送給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稱為僧祇粟），即取得這個名義。僧祇戶開始時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護，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壓迫。

所謂佛圖戶（又稱寺戶），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發給寺院，為寺院服苦役並種田地。僧祇戶即蔭附，佛圖戶即奴隸。寺主有爪牙（維那、典錄、典坐、香火、門師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從事各種勞動，又有蔭附和奴隸，寺院成為合法的大小塢壁。

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國內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州郡有六千四百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朝廷也感到民眾逃避賦役、湧入寺院的嚴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數，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門統）地方官共同挑選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個僧尼，朝廷便損失一個剝削對象，朝廷設立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時又在大興佛教，使得這些限制都歸於虛設。五一五年，魏境內有寺院一萬三千七百餘所。五一八年，洛陽城內有寺五百所。北魏末年，洛陽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萬餘所，僧尼多至二百萬。

大量寺院的存在，說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們的爪牙在進行殘酷的剝削活動。首先是侵奪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稱，遷都以來（四九四年，魏遷都洛陽），不過二十幾年，洛陽民宅，被寺院奪去將近三分之一。州鎮僧寺也同樣侵奪小民，廣占田宅。長安中興寺有稻田一百頃，還有種梨棗等樹的大果園，足見元澄所說是事實。

寺院又經營高利貸，如長安僧人竺法護，一次就貸出錢二十萬，濟州沙門統道研，貸出錢財，叫郡縣官替他索還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詔書里說，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貸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自放，或取利過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貧弱，毫無法紀。一種是借給富家轉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戶取利。沙門統曇曜曾於四七六年，奏准撥涼州軍戶（平齊戶以外的一種雜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給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戶仍留本地，也不專屬一寺，魏宣武帝時，僧官違章逼令離鄉服役，二百家中五十餘人自殺了。

寺院是貪圖財物，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乃無惡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稱八不凈物（田園、種植、谷帛、畜奴僕、養禽獸、錢寶、褥釜、象牙金玉飾床及諸貴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間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惡，因為還有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應，在寺院外加強剝削來填滿寺院的欲壑。下面略舉一些例。

四五四年，魏文成帝在五級大寺造釋迦立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共用銅二萬五千斤。和平年間（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曇曜在乎城西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達七十尺，其次六十尺。

四六七年，魏獻文帝在乎城造永寧寺，有七級塔，高三百餘丈，基架寬廣，為天下第一。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級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塊構成。

魏國佛教大盛，還是從魏宣武帝時開始。魏宣武帝在浴陽造瑤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瑤光寺有五級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餘間。景明寺有房一千餘間，七級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餘間，住外國沙門三千餘人。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靈岩寺石窟，在伊闕山開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後開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萬餘工。

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陽城內立永寧寺，有九級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鋒一百二十枚，金鈴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較短金像十軀，綉珠像三軀，織成像五軀。僧房樓觀一千餘間。王公貴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紛紛造像立寺，如貴戚馮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

《小法滅盡經》說寺院「但貪錢物，積聚不散，不作功德。販賣奴婢，耕田墾殖，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愍。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淫佚濁亂，男女不別」。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描述當時寺院窮奢極侈的情形，比《小法滅盡經》所述更具體，想見勞動民眾的財物，幾乎被求功德者敲剝凈盡了。

齊國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鄴）大寺，約有四千所，住僧尼將近八萬。齊境內有寺四萬餘所，僧尼二百萬以上。

周武帝滅齊後，下詔：「凡諸雜戶，悉放為民」，從此齊舊境內不再有雜戶名稱。五七四年，周武帝滅佛教，佛寺中所有僧祗戶、佛圖戶（雜戶）自然也得到釋放，齊國佛教極盛，滅齊後，得釋放的僧祗戶、佛圖戶，數量很大。周武帝在周齊境內大規模消滅寺院，雖然只是表面的暫時的打擊，但對勞動民眾說來，也算是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五七七年，周武帝滅齊境佛教，對僧徒任道林說，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對他不發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該廢。魏太武帝周武帝滅佛表示親漢，齊文宣帝興佛表示親鮮卑，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採取的殘殺手段，用比較和緩的方法，經過長期的準備來廢佛教。

當時有個衛元嵩，曾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亡名當是受禪宗和嵇阮影響的和尚，教衛元嵩佯狂求聲名。衛元嵩還俗，著佛道二論，崇道抑佛，與道士張賓相結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這樣，造成了儒道聯合攻佛的形勢。

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親講《禮記》，顯示儒學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討論佛道兩教教義。會後一個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餘人到正殿（當是紫極殿）大會，周武帝親自校量三教優劣，名儒沈重代表諸儒宣揚儒學。會後五天，又召集大會，討論三教。會後又號召道俗諸人，盡量表示意見。五七○年，甄鸞上《笑道論》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說《笑道論》傷害道教，當眾燒毀。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攻擊道教。周武帝重道輕佛，早有定見，不過形式上還讓二教爭辯。

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觀，親登法座講道經。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由於佛教徒劇烈駁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還俗。別設通道觀，選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觀學老、庄、《周易》，稱為通道觀學士。所謂通道，就是要和尚通過學習變成道士，廢二教實際是廢一教。

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鄴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廢佛，慧遠法師抗聲爭論，最後用阿鼻地獄恐嚇周武帝。周武帝說，只要百姓得樂，我願受地獄諸苦。僧徒技窮，只好從令還俗。還俗僧徒任道林上書要求辯論，周武帝召他入宮，使立御座旁辯論多次，周武帝終於聲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說到這一點，任道林就有觸犯忌諱的危險了，因此，任道林請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觀求學。

周齊境內佛像被破壞，經卷被焚燒，四萬所以上的寺廟，賜給王公作宅第，將近三百萬的和尚，還俗作平民，寺院財物散給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釋放，周武帝滅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

佛教造像立寺及廣度僧尼等所謂功德事，在經濟上都起著破壞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時期，大體上都傳入中國，中國僧徒各就所學，標舉心得，聚徒傳授，成立學派，為隋唐佛教全盛時期作了重要的準備。

佛學目的在於修行證果，途徑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學偏重智慧（義理），北朝佛學偏重禪定，戒律南北並重，北方戒律尤為專門之學。這樣，由於南北的環境不同，佛學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學風。在南北不同學風中，各學派得以充分發揮本派的獨到處；在同一學風中，各學派得以互較短長處。

在南北不同環境中，佛教與儒學所作入世出世的鬥爭，佛教與道教所作較量地位高低的鬥爭，佛教與儒學、道教所作華戎之辨的鬥爭，都帶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為佛學的興盛和儒佛道的爭論，呈現戰國時期以來的又一次百家爭鳴，比起漢朝今古文經學之爭、魏晉（西晉）儒學玄學之爭，規模擴大得多，論旨深入得多。

十六國時期，長安是佛學中心，前秦苻堅尊禮釋道安，翻譯佛經，宣揚佛教。後秦姚興，得鳩摩羅什，譯事更盛，中外名僧雲集。赫連勃勃攻入長安，滅佛殺僧，僧徒逃散，號稱白腳禪師的惠始，就是鳩摩羅什的學徒，最早到平城傳教，受魏太武帝禮敬的一個名僧。

涼州自從張軌以來，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舊式（規矩和技藝等），村塢相連，多有塔寺。魏滅北涼，俘擄僧徒三千人，北涼國人三萬戶（或說十萬戶）到平城，魏國畿內佛教開始盛行。沙門統曇曜建議魏文成帝開鑿雲崗石窟，曇曜是涼州僧人，開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藝的涼州人。

涼州是禪學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興佛後，先後任沙門統的師賢、曇曜，都是涼州禪師，作為北朝佛學主流的禪學，以及規模巨大的佛教藝術，都導源於涼州，涼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時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視的。

禪的意義是澄心靜慮，坐禪入定，絕滅一切妄念，專心求解脫。凈土是北朝禪學中的一個大宗，流行最廣，信徒最多。凈土宗分彌勒凈土、阿彌陀凈土兩派，都是念佛修禪定，希望死後往生安樂土（凈土）。

所謂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號、佛的相（形狀）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裡沒有其他雜想，前後相續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會在定中看到諸佛。這是可能的，因為精神失常，會看到日常專心想念的東西。

心念外還有一種口念佛號，方法比心念簡便，流行也較廣泛。據說，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這就是口念久了同樣會精神失常。他們臨死時，邀集三五個同道，幫著將死病人口不停聲地高唱彌勒佛或阿彌陀佛名號，一直到病人死去為止，說是死者往生樂土了。

怕死本是人之常情，凈土宗正是依據人怕死的心理，用簡便方法取得廣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還可以讓富貴人也得往生樂土，那就是勸他們出錢財，造像建塔，大修各種功德。他們有的是錢財，自然樂於接受這種更簡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藝術品，都是凈土宗盛行的遺迹。

禪法也是北朝禪學中的一個大宗。禪法主張寂坐修心，不重講經（義門）。鳩摩羅什譯《禪要》，北涼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法》等書，標示禪法，為禪學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禪師來平城，得魏孝文帝禮敬。遷都洛陽後，在嵩岳少室山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導禪法，有徒眾數百人。此後，僧徒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大概在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僧菩提達磨自梁國來到洛陽，北朝禪學進入更發達的階段。菩提達磨所修是大乘虛（空）宗的禪法，稱為壁觀，意思是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達磨用《楞伽經》四卷教徒歡，要破除妄想，遺盪一切諸相，必罪福並舍，空有兼忘；必心無所得，必忘言絕慮。

達磨主張忘言，不隨於言教。他是禪宗的始祖，他的繼承人所謂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頭說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禪宗以明心見性一切皆空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廢棄。

老莊學派的嵇康阮籍，要破除禮法和儒經，禪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連佛菩薩和佛經都包括在內。以空無為宗，自然會發生嵇阮禪宗的想法。玄學禪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屬於唯心主義的哲學，但玄學禪宗在反對不同派別的哲學時，卻起著猛烈進攻的作用。

禪宗主張心無執著，遺盪一切執見，使思想從各種拘束中解脫出來，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別，到後來，空無到極端，連自身也被否定了。禪宗是從佛教內部摧毀佛教的重要力量。達磨創立禪宗，在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門法慶聚眾起事，自號大乘。封勃海人李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法慶專毀寺廟，斬僧尼，燒經像，說是「新佛出世，除去眾魔」。他教兵士殺人，殺一人稱一住菩薩，殺十人稱十住菩薩。法慶可能受禪宗一切皆空唯我獨尊的影響，因為他的行為，正是空無的一種表現。

以道為宗，以天地為依，

以聖人為師，以經文為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