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憑什麼入選「唐宋八大家」的?
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給我們的感覺有點像「七加一」——那七位大家比較容易記住,一般最後才會想起他來。很多人都感到不解:曾鞏名氣這麼小,憑什麼入選「唐宋八大家」? 曾鞏作為一個文學家,無論才氣還是名氣都與「唐宋八大家」的總體名氣不相稱,這麼一個默默無聞的人,茅坤怎麼會將他選入「唐宋八大家」呢?在對曾鞏的評價上,難道我們與茅坤真的存在這麼大的差距嗎?曾鞏的真面目到底是怎樣的?要想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到北宋時代,回到曾鞏的時代,回到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對曾鞏的評價中去。 首先來看歐陽修的評價。 歐陽修對曾鞏的評價很高。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歐陽修第一次見到曾鞏的文章,就稱讚他說: 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送曾鞏秀才序》)
意思是說,曾鞏的文章從思想立意來說,已經非常成熟;從藝術上,從文章的章法來看,也已經比較成熟了。在贈給朋友的一首詩中,歐陽修記述了自己對曾鞏的印象: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送楊辟秀才》) 我第一次見到曾鞏,心裡就暗暗稱奇,他是如此的獨特軒昂,彷彿眾鳥中的大雕一樣傑出。他甚至忍不住直截了當地告訴曾鞏,在我的門生中,我最喜歡的就是你: 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他對曾鞏是如此偏愛,以致凡是好事都想到是曾鞏做的,並因此鬧過幾次不大不小的誤會。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科舉考試,他看到一份非常出色的試卷,便一眼認定這是曾鞏的卷子。他有心將這份試卷點為第一名,卻擔心公布之後,別人會說他徇私舞弊,照顧自己最喜歡的學生兼小老鄉。思之再三終於忍痛點為第二名,結果試卷公布之後並非曾鞏,而是蘇軾。 王安石是北宋散文大家。他曾受邀為許子春撰寫家譜,許子春收到家譜後又寄給歐陽修,請他審訂,卻沒有標明作者的姓名。歐陽修一直沒來得及看,後來晾曬書籍的時候,看到了,覺得寫得很不錯。最初懷疑是王安石所做,後來思來想去,覺得王安石不夠水平,「曰:『介甫安能為?必子固也。』」(明·何良俊《何氏語林》)王安石怎麼能寫得這麼好?不可能,一定是曾鞏所做!結果弄出了笑話。 王安石對曾鞏也是備加推崇。 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王安石與曾鞏在京城第一次見面,互相傾慕,結為至交。當時有人誹謗曾鞏,王安石為曾鞏辯護。在贈給曾鞏的詩中,他說: 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贈曾子固》) 曾鞏的文章無人能比,他就好比是天上的星斗,陸地上的江海一樣。王安石緊接著打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比方,他說:曾鞏就是死了,也會成為班固和揚雄那樣不朽的人物,流傳千古。
王安石比較曾鞏與自己的其他朋友,認為:「鞏文學論議,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答段縫書》)在我的朋友中,若論文學水平、議論文章的水平,無人能與之匹敵。在給王景山的信中,他糾正對方的偏見: 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為無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識。(《答王景山書》) 您認為江南士大夫會寫文章的人不多,可是在我交往的人當中,江西人李覯、曾鞏都是豪傑之士。江南士大夫太多了,您未必個個都認識吧? 在給曾鞏的詩中,他稱讚曾鞏學問淵博,乃是當世豪傑,認為自己的水平太低,無法與曾鞏相比肩:「愛子所守卓,憂予不能攀。」(《答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王安石不僅是北宋文學大家,後來還身居宰相高位,他推崇的人物,應該夠傑出了。 蘇軾比曾鞏小十幾歲,卻是同年進士,都是歐陽修的門生。蘇軾對曾鞏也非常尊崇。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蘇軾在四川為母親守喪期間,特意推薦兩位四川學子帶著自己的文章去京城拜訪曾鞏。後來,蘇軾又專門給曾鞏寫信,請曾鞏為自己的伯父撰寫墓志銘,這說明蘇軾對曾鞏的道德文章是極為欽佩的。在一首詩中,蘇軾這樣稱讚曾鞏: 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歐陽修門下的才子太多了,只有你曾鞏才華超逸,技壓群芳。換句話說,歐陽公門下的花朵太多了,只有您這一朵花開得最鮮艷最芬芳,沒人能跟您相比。 蘇轍也曾稱讚曾鞏:「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曾子鞏舍人輓詞》)儒學修養堪比戰國時代的孟子、荀子,文章可與兩漢時代相比肩。 也許不用再舉更多的例子了。曾鞏年屆不惑方才考中進士,大半生窮困潦倒,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都是北宋文壇、政壇上極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他們用不著阿諛奉承曾鞏這個窮書生。結論只有一個:曾鞏是北宋最優秀的文學家之一,他的成就不僅贏得了同時代精英階層的認同,而且在社會與民間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曾鞏去世後,人們是這樣評價他的:
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韓維《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曾公神道碑》) 自從唐朝衰落以來,數百年間文章之道越來越偏離正確的方向。歐陽修開始確立文章之正道,恢復古文的風雅體式。緊隨其後的,便是曾鞏與王安石,他們的文章為天下讀書人所宗法。於是大宋王朝的文章,與漢唐之文遙相輝映。 可見,在宋代詩文革新運動中,曾鞏的成就與貢獻僅次於歐陽修,與王安石並駕齊驅。 曾鞏的弟弟曾肇則是這樣評價兄長的: 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子固先生行狀》) 宋朝建立八十多年了,天下無事,英才輩出。先有歐陽修卓然獨立,成為學者們的榜樣,後有曾鞏出世,與歐陽公齊名。上自朝廷,下至街頭巷尾、天涯海角,連女人小孩子都能說出曾鞏的名字。他寫的文章,不到一個月就會流布天下。文人士大夫、學者們爭相傳抄口誦,唯恐得到得太晚。人們都說他的文章與漢代的司馬遷、唐朝的韓愈非常相近,其文章的核心就是倡導仁義道德,即便是《詩經》《尚書》作者的境界也未必能超得過他。 最神奇的還是陳師道,蘇門六君子之一。他是宋代的大詩人,年輕的時候曾拿著十餘萬言的文章拜謁曾鞏,態度非常狂傲,但曾鞏並不介意,開始動手刪減這篇十萬多字的大文章。結果文章變短了,內容卻更充實了。曾鞏告誡這位年輕作家要「持之以厚」,做人要厚道。陳師道因此對曾鞏佩服得五體投地。曾鞏去世之後,陳師道十分悲痛,寫了兩首詩寄託哀思,這兩首詩的名字很奇特,叫做《妾薄命》,意思就是:奴家的命好苦啊! 其一云: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 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其二云: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 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翻譯成現代白話散文詩就是: 夫君你生前對我萬般愛寵,誰知奴家我紅顏薄命,未能陪伴你一同走完生命旅程。我正在翩翩起舞為你祝壽,誰知轉眼間你就離開人世,我只能在陰森的墓地為你送行。 我強忍悲痛穿上你喜愛的衣裳,可我如何能夠與別人同歡共衾?我的哭聲直達青天之上,我的淚水流到黃泉之中。你就這樣走了,無知無覺,只留下我一人在這裡暗自傷神! 你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從此再也感受不到你的溫存,死亡的痛苦尚可承受,在無窮的思念中苟活卻實難隱忍!我之所以痛苦,並非沒有出路,而是因為早早將一切都交付給你。你若在天有靈,我願意就這樣隨你而去,誰肯在這熟識的歌舞之地,聆聽夜雨中的寒蟬哀鳴! 這完全是妻子獻給亡夫的哀歌、祭歌。 《妾薄命》本是一曲樂府古題,其主題大多是女子哭訴自己紅顏薄命,不能享受愛情或家庭生活的幸福。在這裡,陳師道將自己比作薄命的妻子,將老師曾鞏比作亡故的丈夫。詩中模擬妻子的口吻,盡情傾訴對曾鞏的愛戴與思念之情。兩首詩寫得如泣如訴,可悲可嘆。以這樣的文學方式來訴說自己對老師的崇敬、思念之情,也可算得上是古今奇觀了! 大家也許會說,既然曾鞏如此才華橫溢,當時文壇對曾鞏評價如此之高,歐陽修又對他如此器重,認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門生,那歐陽修為什麼將領袖未來文壇的重任交給了蘇軾,並沒有交給曾鞏呢?同為歐陽修的得意門生,蘇軾與曾鞏究竟有著怎樣的不同?而曾鞏的文章究竟又有那些特點呢?
首先應當確認的是,曾鞏與蘇軾一樣,都已經達到北宋時期第一流的文學水平,也都具有領袖文壇的潛在素質。而且從個人才性品質而言,曾鞏似乎更接近歐陽修,更得歐陽修的喜愛。但領袖文壇、蔚為一代文宗的歷史使命,絕不會如此簡單的就由某某人承擔起來,這其中有太多複雜的歷史、現實因素。歐陽修的選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時代的選擇。 蘇軾的文章率性自然,出入佛道,雜糅百家,既有縱橫之士的雄辯,又有孟荀文章的氣派,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博則博矣,但也不免過於駁雜。與蘇軾相比,曾鞏文章最鮮明的特色就是保持極其純正的儒學品質。曾鞏的文章,不蔓不枝,嚴格維護原始儒學的正統與純潔,絕不沾染一點點佛道之類的異端色彩。他的文章密切關注現實,嚴謹周密,不浮誇不空談,腳踏實地,注重實效。 至於當時文壇上其他幾位大作家,則各有各的特色。譬如蘇洵的文章汪洋恣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文章奇崛峭拔,斬截有力;歐陽修的文章從容平易,舒緩自然;蘇轍的文章則汪洋淡泊、醇厚秀傑。總之,與他們相比,曾鞏的文章樹立了一種新的典範,這就是純正的思想,端正的姿態,典雅的語言,嚴謹的布局,踏實的作風,實用的目的。這也是一種文章之美,是一種美學的風格與標準。北宋文壇的那些大腕兒們之所以那麼推崇曾鞏,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他們推崇曾鞏,就是在推崇這種新的文章風範、文章之美,這就是曾鞏之為曾鞏,能夠立足於北宋文壇的主要原因。 然而,這樣的風格,這樣的文章之美固然純正端莊,卻也因此缺乏一種衝決時弊、廓清暮氣的朝氣,缺乏蘇軾文章特有的磅礴通脫、敏銳靈秀與博大睿智,而這恰恰是當時文壇所亟需的一股革新力量,只有這樣強健的力量,方能革除因循,開闢新局。再加之蘇軾後來在政治、文化、藝術等領域的多方面成就與影響力,遂造成他繼承歐陽修衣缽,領袖時代群倫,推動宋代文學達到新高潮的天下文宗地位。 有了這一番比較,我們對曾鞏的文章特點大體有了一些基本的感覺。形象一點說,曾鞏的文章好比一池清水,非常純凈,沒有一點渣滓。然而我們知道水至清則無魚,水太乾淨了就沒有營養了,話太純正了也就不活潑不精彩了。曾鞏的文章真可謂典雅有餘,精彩不足;莊重有餘,活潑不足;思考有餘,趣味不足。 我們來看看曾鞏的《墨池記》。文章說: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于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 江西臨川城的東面,有一塊高地,下臨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之上,有一口長方形的水池,人們稱之為王羲之墨池。據說王羲之早年練習書法,曾在這池中洗筆,池水因此都變黑了。想當初王羲之不願出來做官,遍游吳越之地,泛舟江湖,寄情山水。當他盡情遨遊的時候,也許曾在這裡休息過吧! 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王羲之的書法到了晚年才日臻化境,他所以能有這麼深的書法造詣,也是因為刻苦用功的結果,並非天才所致。後人的書法之所以達不到王羲之的水平,恐怕沒有王羲之那麼用功。看來學習還是不能偷懶,要多用功。更何況想要取得很高的道德造詣呢?那就更得多用功了。
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庄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這個墨池旁邊是撫州州學的校舍。教授王盛擔心墨池的故事會湮沒無聞,就寫了「晉王右軍墨池」六個大字懸掛在門前。他對我說:「希望您寫篇文章紀念一下。」我想王盛的心思,無非是擔心後人忘記王羲之的事迹與遺迹。並且也想宣傳王羲之臨池苦練書法的事迹,來勉勵學生好好學習。王羲之不過有書法這一技之長,後人對他尚且推崇至此,仁人君子們的高尚道德,對後人的影響豈不是更大! 文章本是寫墨池的,由墨池引至王羲之苦練書法,又說書法本非天成實由苦練所致,由此引發學習亦當苦練、道德更需勤修的感慨。接著說人們既能推崇一技之長,更會推崇仁義道德,因此為學者當勤修道德,而仁義道德也一定會像王羲之的書法一樣源遠流長。整篇文章沒有多餘的廢話,來來回回就是一個中心思想:要刻苦學習,要勤修道德。語言簡樸,內涵純正,結構也很簡單。這就是曾鞏文章的特點:純真、規範、端正。 假設由歐陽修來寫這篇《墨池記》,也許由高地、新城、溪水寫起,也許從辨析墨池之真假說起,然後層層點染寫開來。不僅要大發議論,更要鋪敘景物,還要縱橫說理,必然將這一篇文章做得花團錦簇一般方才罷手。如果是蘇軾來寫就更加精彩。僅僅就王羲之隱而不仕,遨遊吳越,泛舟山水這一層意思,蘇軾便會大發奇想,旁徵博引,使出那從心所欲、無往而不至的天才手段,將這篇墨池之記鋪排得上天入地。又會剔抉出王羲之那些逸聞趣事,將佛道、陰陽、縱橫、隱逸之說一併打入墨池之中,融會貫通,一口氣道出古今演義、人事興亡的一番大道理,又將時光無限、人生有命的慨嘆寄寓其中,豈不快哉?可是快則快矣,才氣橫溢,卻也顯得過於駁雜,略有些浮誇之氣,不如曾鞏的文章純凈、端正。換言之,蘇軾的文章是沒有章法可循的,他的文章以無法而勝;曾鞏的文章是依靠章法而行的。 現在我們對曾鞏的文章大體有些概念了。那麼,曾鞏的文章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風格呢? 曾鞏的一生比較簡單,從十幾歲開始念書,到三十九歲中科舉進士之前,一直在家鄉半耕半讀,「宅」了二十多年。後來出去又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既沒有像歐陽修、王安石那樣參與或經歷過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沒有像韓愈、蘇軾那樣一生都在驚濤駭浪中度過。他的生活閱歷不很豐富,也比較單純,遂逐漸養成沉靜內斂的個性。曾鞏又長期擔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等職,負責整理、編校古代典籍。他在遍覽群籍、編校典籍之餘,撰寫了不少目錄序文,如《〈戰國策〉目錄序》、《〈梁書〉目錄序》、《〈陳書〉目錄序》等。這類文章不僅闡明古籍的存佚流傳,而且借敘說朝代興亡而標舉儒家的義理學說。其文風自然是議論多於抒情,說理多於諧趣,端正有餘而靈動不足。這也正是曾鞏的風格,他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此。前面我們曾說這類文章也是一種美,什麼美呢?這是一種溫文爾雅的中和之美,一種敦厚端莊的平和之美,一種沉靜充實的祥和之美。 曾鞏的文章不夠生動不夠有趣,但他的文章是最規範的。對於一個蹣跚學步的幼童來說,如何學習走路?你天天帶他到田徑場,看世界短跑冠軍跑步,能學好嗎?不可能,學走路要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先從站穩腳跟學起,要先學好規矩,打好基礎,以後才談得上快步如飛。寫文章也一樣。對於一個初學文章的人來說,一開始就學寫莊子的文章、李白的文章、蘇軾的文章,不僅學不像,反而會落得個邯鄲學步的下場——走不像走,跑不像跑,爬不像爬。那麼,對初學者而言,誰的文章最具有典範價值呢?就是曾鞏的文章。學習曾鞏的文章最容易入手。曾鞏的文章語言簡潔、典雅,布局端正、嚴謹,思想單一、純凈。雖然不免有點保守呆板,但是從學習的角度而言,是最實用的典範之文。 曾鞏的文章、道德在北宋備受大家們的推崇。到了南宋時期,大哲學家朱熹非常欣賞曾鞏,他讀曾文手不釋卷,並高度評價曾鞏的文章,認為曾鞏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文學家,認為他的文章是孟子、韓愈以來寫得最好的,明代人茅坤甚至認為朱熹文章的規矩就是從曾鞏處學來的。朱熹如此盛讚曾鞏,自然與南宋理學家撰文多傾向思辨說理有關,但是朱熹的尺度把握得很好,他並沒打算將曾鞏索性變成一個理學家、哲學家。在南宋理學家中,朱熹的文采是最好的。在他眼裡,曾鞏主要還是一個文學家、散文家。朱熹雖然不喜歡三蘇,不喜歡蘇軾的議論,但未必不欣賞蘇軾的詞采;朱熹固然喜歡曾鞏,喜歡他的議論,卻未必欣賞曾鞏的詞采。這便是朱熹對曾鞏的態度。 應當說,朱熹對曾鞏的評價很重要,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朱熹在文化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對曾鞏的充分肯定,有助於提升曾鞏在後世的知名度。可是,朱熹本人做夢也想不到,在他身後,曾鞏的名氣與地位會像火箭一樣直線躥升,一些人甚至將曾鞏捧上了天,認為他是可與孔孟、程朱相比肩的大哲學家。曾鞏的身份也就此搖身一變,從一個文學家變成了哲學家、理學家,甚至成為中國古代的聖人了。 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
南宋孝宗時期,曾鞏的老鄉、江西南豐人陳宗禮對曾鞏非常崇拜。他認為,蘇軾兄弟的文章非常奇妙,曾鞏文章非常端正。奇妙的文章變化多端,如天馬行空,如雲中游龍,但並非日常生活必需之用;端正的文章則如黃金美玉,如同棉被可以保暖,粟米可以充饑,一日都不可缺少,但是人們卻往往意識不到它的重要性。這就是曾鞏文章對我們的重要性。因此,陳宗禮認為,曾鞏實在太重要了,他不僅是位古文大家,而且是一位大大的理學家。在他的推動下,南宋理宗寶佑四年(1256年),南豐郡守楊瑱親自主持建造了曾文定公祠,將曾鞏當作理學家來祭祀,讓曾鞏年年歲歲接受子孫後輩的供奉。給曾鞏增添理學家的頭銜,也符合南宋時期尊崇理學家甚於文學家的風尚,迎合了當時人褒揚道德甚於文章的傳統。 宋元之際,江西南豐人、著名學者劉塤將曾鞏的地位抬得更高。他認為,曾鞏最大的貢獻在於:「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隱居通議》)也就是說曾鞏對古代儒家思想的貢獻在於上承孟子之學,下開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的理學學派。元惠宗元統元年(1333年),曾鞏的族孫曾元翊又發起族人新建曾文定公祠堂,更加隆重地祭祀曾鞏。這樣一來,前有陳宗禮提升曾鞏為理學家,後有劉塤進一步提升曾鞏成為孔孟至周程理學發展的重要思想家,再加上南豐曾氏後裔對曾鞏的祭奠與尊奉,曾鞏的身份較之在北宋時期便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被神化成為一個遠離人群遠離人間的聖人。 這種情況到了明代開始發生轉變。 明代的時候,文壇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學流派叫做唐宋派。其中有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叫做茅坤。茅坤倡導人們學習唐宋古文,並編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曾鞏從此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人並稱,進入中國古代最優秀的散文家行列,從此流傳後世數百年不衰。 那麼,茅坤為什麼要選曾鞏呢?難道就是因為曾鞏在宋元之際被提升為理學家的緣故嗎?不是。是因為曾鞏是一位優秀的文章家、散文家。唐宋派的文學家們認為,學習文章不可盲目模仿古人,學習先秦兩漢時代的文章固然很好,但比較起來首先要學習唐宋文章,因為先秦兩漢的文章乃是古代散文的發軔初期,尚無刻意的章法可循,而唐宋文章則已經具有了一些規範的章法。在唐宋文章里又特彆強調要學習宋代的文章,因為宋代的文章自然平易,較之唐代文章更加成熟,更適合學習。在宋代文章中,又以曾鞏的文章最值得學習。因為曾鞏的文章中,既有儒家的義理,又有文章的規矩。當時有一種說法:要想學習司馬遷的文章,就先學習班固的文章,要想學習班固的文章,就先學習歐陽修的文章,而要想學習歐陽修的文章,就得先學習曾鞏的文章。 這就叫做循序漸進。為什麼先從曾鞏的文章學起呢?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曾鞏的文章與北宋其他幾位散文大家的差異。蘇軾的文章沒有章法,思想博通無涯,根本不適合初學者學習。蘇洵的文章取法戰國策士之文,縱橫捭闔、氣勢如虹。王安石的文章如刀砍斧鑿。蘇轍的文章則過於文弱。歐陽修的文章倒是很平易,可是他的文章除了平易之外,還有一種搖曳多姿、波光瀲灧的情韻,實在是初學者難以體會的精神。數來數去,就是曾鞏的文章最為純正,最為規範,最適合初學者學習。學習者可以由曾鞏這裡入手,學到作文的基本規矩,再進一步深入其中,或者學老蘇,或者學東坡,或者學醉翁,或者學荊公,根據性情學問,各取所需,豈不善哉? 這便是茅坤選曾鞏入唐宋八大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代人對曾鞏更是情有獨鍾。有一組數據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明代茅坤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其中選韓愈文352篇、柳宗元文120篇、歐陽修文286篇、蘇洵文60篇、蘇軾文251篇、蘇轍文172篇、曾鞏文87篇、王安石文219篇。曾鞏的文章數量倒數第二,僅僅高於蘇洵。清代康熙年間,著名學者張伯行重新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其中選韓愈文60篇、柳宗元文18篇、歐陽修文38篇、蘇洵文2篇、蘇軾文26篇、蘇轍文27篇、曾鞏文128篇、王安石文17篇。曾鞏的文章數量遠遠超過其他七個人,獨居榜首。 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張伯行在評論曾鞏文章時說:曾鞏的文章,源自儒家的「六經」,繼承了司馬遷、班固的文章傳統,蘇氏父子三人遠不如他,甚至快要超過歐陽修的文章成就,只不過當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朱熹喜歡曾鞏的文章,認為比歐陽修寫得好。曾鞏的文章深得儒家經典的精髓,所以理論純正;深得《史記》、《漢書》的章法,所以語言純凈、章法精鍊。文章寫到這個程度,真可以說是千古不朽了! 簡單說,思想純正、內容充實、語言純凈、章法科學、便於入手,這就是曾鞏的好處。 於是,曾鞏再一次被高高地供了起來。清代中後期著名的文學流派桐城派主張:寫文章要遵守道統、治統、文統。所謂道統就是儒家的思想體系,治統就是現實統治秩序,文統就是符合前兩者利益與規範的文章之道。說白了,就是寫文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遵守現實秩序,要用文章來表現道統、治統。道統、治統、文統三合一,表現出清代中後期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三者利益的趨同與集合,這種文學主張當然深得康熙王朝的垂青與關注。而縱觀歷朝歷代之文章家,誰與這個三合一的主張最為契合?桐城派認為,就是曾鞏。 可是很快,曾鞏的好日子就結束了。1919年,「五四運動」風起雲湧,啟蒙學者與救亡青年聯合起來打倒「孔家店」,對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包括傳統文學進行全面的清算與批評。他們將唐宋以來流行的文選學目為妖孽,將清代以來的桐城派視作謬種,認為這都不是文學,是誤國誤民的壞思想壞文學,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思想與文學。加之近代以來,國門大開,西學東漸,西方的散文觀念也慢慢開始滲入人們的心中,逐漸改變了人們心中散文的概念。大體說來,西方的散文概念主要是指美文,也就是記敘、抒情、寫景之文,是所謂純文學的文章。而中國古代的散文概念則較為寬泛,政論文、說理文、應用文甚至說明文,只要寫得條理清晰、文字通脫精鍊,內容充實,有一定的藝術性,也都算是文學領域中的散文。簡言之,許多在我們當代人看來比較枯燥、沉悶的古代政論、說理之文,在那個時代都屬於文學的範圍。所以,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曾鞏以及他的文章,就覺得他的文章不大吸引人,也沒有多少美感、趣味感,就懷疑這樣的文章家怎麼能夠入選八大家呢?殊不知在唐宋時代,這樣的文章、文章家卻是第一流的。 ——節選自《康震評說唐宋八大家 歐陽修 曾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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