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毛喻原：在這個時代，醫生的話最好不要聽，起碼不能全聽

毛喻原 作家

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永恆的孤島》《愛情的倒影》等。

奇怪的是，明明是我們的意識、思想、觀念、精神讓我們的身體生了病，我們不但不去意識、思想、觀念、精神的層面尋找原因，反而一味地對著身體醫病。不但不去走自然療法、順勢療法、話語療法、暗示療法、心理療法的主路，反而只知道求助醫院、醫生、藥物、手術的輔道。

來源：天涯雜誌，2015年第五期。

我曾經以開玩笑的方式對朋友說過，在這個時代，我們應該切記，醫生的話最好不要聽，起碼不能全聽。因為大多數醫生也許根本不知疾病更深層次的誘因。

正如我的朋友季國清先生所說，物國（註：此為作者虛構）的社會結構，同時也是人存在於世的款式，在某些層面，就是停車場上把汽車重疊在一起的樣子，停放的車不是一輛一輛地單獨平擱，而是一輛一輛上下碼在一起。可想而知，處在這種層面結構中的人，要麼被別人壓榨，要麼去壓榨別人；要麼被別人盤剝，要麼去盤剝別人；要麼被別人拖累，要麼去拖累別人。相互牽制，動彈不得。實際上，這種壓榨、盤剝、拖累的結果，就是病。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的很多病其實就是這麼得的，這麼來的。

有一次在新春聚會上給一個大學教授敬酒，我對他說：「我們可以不聽專家的話，甚至不聽『道德』的話，但一定要聽身體的話！」

我想強調的是：自身（身體）是不會錯，不會病的，錯的、病的總是自我，是自我讓自身出了錯，犯了病。

在此我們碰到了漢語語用上經常會出現的麻煩，漢語的「自我」與「自身」是容易混淆，不易區分的，但我還是想特別加以說明：「自我」指的是「我」的思想、觀念、意識、想法、精神的形態與內在的狀況，而「自身」指的是「我」的身體，是造化、自然賦予「我」的一個肉身文本，且該文本皆具一種上帝恩賜的正常格式。如果人的意識在其上書寫正常的內容，身體就會正常。否則，就是不正常。輕度的不正常叫偏差，嚴重的不正常，就是病。

但奇怪的是，明明是我們的意識、思想、觀念、精神讓我們的身體生了病，我們不但不去意識、思想、觀念、精神的層面尋找原因，反而一味地對著身體醫病。不但不去走自然療法、順勢療法、話語療法、暗示療法、心理療法的主路，反而只知道求助醫院、醫生、藥物、手術的輔道。

這情形就好比，汽車的指示燈亮了，我們不去查看水箱、油箱，不去檢查發動機、油路、電路、剎車裝置，而是去拆卸指示燈，檢修儀錶盤；煙霧報警器響了，我們不去尋找火源，而是去關掉報警器。

我們皆生於無知，死於無知，當然，也更是病於無知。無知是由於我們的腦袋被上了夾板，意識被嚴重遮蔽眼睛沒有完全打開，盯芝麻，不看西瓜，或者把芝麻當成西瓜，只想坑窪，不思星辰；或者腦袋被擰成了麻花，一改變，就碎成齏粉。無知是由於我們截斷了污泥與彩雲的連接，要麼全是污泥般的顢頇、粗俗、卑鄙、匪氣，要麼全是彩雲般的虛幻、蒼白、貧血，不能讓污泥與彩雲通過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靈連接起來，貫通起來，形成一個無法分割的整體，使我們在污泥時，夢想彩雲的天空；在彩雲時，不忘腳跟的污泥。實際上，所謂比較健康的人，就是總是能讓污泥與彩雲連線的人，總是能把污泥與彩雲的比例弄得恰到好處的人。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頭到腳，從腳到頭，只知道在身體上下苦力，使蠻勁，打轉轉，這是物國文化、物國人民的悲哀。追根溯源，這是科學主義、無神論思想埋下的禍根，是一種邏輯的必然，當然要結出自作自受的苦果。

實際上，治病醫病的康庄大道是存在的，就在那兒擺著。只要逾越固定的偏見，衝破習慣性思維的圍堵，它就會給我們提供無數的或然與可能，展示一個巨大的空間。只是人們睜眼不見，充耳不聞，棄而不用。我認為，治癒的正道是：從靈魂→精神→身體→醫院→醫生→藥物，而不是相反：從藥物→醫生→醫院→身體→精神→靈魂。

身體不會病，是自我讓其病。更準確地說，是我的意識、我的思想讓身體病。所以，任何身體的保險，如果沒有保上精神險，都是白搭，等於是做無用功。也就是說，身體險的有效性是以精神險的參保與否為其前提條件的。沒有精神險的身體險毫無意義，因為疾病就其本質來說，是意識的內容，精神的故事，靈魂的事件。健康是個雙保險概念，身體險加精神險。尤以精神險為重，因為不病或治病的真正良方歸根結底並不是通常理解的手術、藥物，而是盡量寬廣的意念，盡量澄明的思想，盡量順應自然的道路，契合天地的節律。

前不久，我還對一位患病的朋友講過：實際上，一切的藥物、手術、醫院治療都是輔助手段，主要的途徑應該是意識的梳理、思想的澄明和觀念的校正。也就是說，治癒是意識中的事情，它永遠是一則心靈的故事，是一樁靈魂的事件，是對生活本身的確診尋葯，救助治癒。

我認為，生病並不可怕，因為在我們這個焦慮的時代，中這種負彩票的機率太高。但只要我們自己能成為我們自身一切事務（包括我們患病的特殊時期）的主宰，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付給我們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不把我們的責任全部推諉給我們自身之外的所謂客觀的原因，疾病就會成為一樁我們自己可以承接、應對、處理的事務。實際上，只要我們沒有被污染、誤導得太過嚴重，我們自己都能理清楚，我們的病究竟是怎麼來的，對我們的病就有某種內在可梳理的預感。同時，對化解疾病的路數大體上也會有一個輪廓清晰的預案。不過悲劇的是，我們早已喪失了這種預感、預知能力。我們對自己的疾病多半已沒有任何自我可以把控的自主性可言。

物國人似乎先天就處在一個易患病、而又不易病癒的境地，因為我們先天就缺乏必要的思想資源和靈性資源。我們先天就缺乏很多很多的東西，後天又在不斷地剔除很多東西。缺乏和剔除的，全都是保證我們的生命正常和健康所必需的。兩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我們就成了唯身體但又不能理解、不會善待身體的身體主義者。道理很簡單，一個精神進化不充分、不徹底，意識凋敝、觀念荒蕪、思想閉鎖、視界縮窄的人，是無法通過精神的檢索、思想的探源、觀念的辨析來療病扶傷、治病救人的。

因為我們缺乏思想的資源，不知諸觀念的關聯，更不明白意識之無意識化的調控機理。無思想積累和精神資源的個人，肯定無從談起個人的成熟，個人的獨立，更無從談起個人的責任。也就是說，這樣的背景只能產生歪歪倒倒、不能用自己的雙腳來站立的人，只能產生無數不能自控，不能自主的傢伙。結果，一生病，心頭就沒有底，沒有譜，只能把本該由自己來擔當的一切毫無保留地拱手交給別人，交給醫院、醫生、藥物、麻醉師、手術室、護士，甚至保姆。即把病患的身體交付出去，任由別人來主宰，來處置。這和他們生病前的情況是一樣的，永遠抹去了自己應該擔當和承受的責任。這責任就是，不斷地審核自我，不斷地校正人生，不斷地查尋存在的身與源泉的靈是否串通。

在我看來，我們的醫學專家、醫學院教授——更不要說一般非醫學專業人士和患者本人了——對疾病的理解是非常表皮和膚淺的，他們也許對疾病的生理、生化病理學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探討，也許只涉及疾病的近因、淺因和枝節因，而對疾病與形而上學、哲學、宗教、心理學、意識理論的關聯卻少有基本的連接與猜想。如果我們迷信那些健康長壽專家、那些患有科學控的醫學教授，聽他們的口氣，似乎他們已把生命、身體的奧秘弄得一清二楚，巨細無漏，彷彿神明。殊不知，這實屬一種狂妄，是因為受限、受蔽導致的無知使然。實際上，作為一種常識，每個人都應該清楚：與我們不知、應知的相比，我們已知的東西實在是少得可憐。就我們的身體而言，情況更是如此。所以對疾病，我們切不可妄加斷語，亂下結論，哪怕這涉及所謂科學的斷語和結論。因為所謂科學與非科學、或不能列入科學範疇的東西相比，實屬九牛一毛，滄海一粟。所以，對疾病的態度和對生命本身的態度應該是一樣的，即只能端以謙虛之態，抱以敬畏之心。任何輕狂、魯莽的，唯物主義式的處置風格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

面對物國的實際情況，我認為，疾病的心理學、形而上學、宗教哲學的追溯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現實的診療手段、醫治方式似乎已經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３「我的夢想是讓醫生失業，醫院關門，藥廠倒閉，健身房消失。」

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調侃地說過：「我的夢想是讓醫生失業，醫院關門，藥廠倒閉，健身房消失。」有人說：這夢想太過無情，太過殘酷。我認為：不。其善良的動機就如同期望世界上沒有軍隊和監獄一樣美好。請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醫生，沒有醫院，這世界是何等地人道，何等地美妙！不過，這僅僅是夢想而已。

我非常痛心物國的這一事實：有疾病的逐漸升級，步步為營，但沒有疾病的可控之勢，緩減之態。我非常痛心現時的人們只知道明確的病症，卻不知真正的病因。我更痛心人們患病之後所遭遇的那種被敲詐、被愚弄、被剝奪的悲慘命運。當然，寫出本文的初衷並不在於要去拯救、醫治別人，其首要的目的意在拯救、醫治自己。因為我始終堅信：人生有兩件事情是值得我們終身去關心與爭取的，這就是：身體的不病；心靈的不變態，或者說不那麼過分地變態。這是最起碼的要求，這是底線。如果說這兩件事情沒有做到，沒有做好，那就不要去奢談其他，比如，所謂的事業，所謂的成功。

我認為，一個人首先應去關心的是他自己，應去拯救的也是他自己，此乃人生的頭等大事。就像自關心是真正的關心一樣，自拯救才是真正的拯救。我經常在想：要是一個人把自己給侍候、服侍好了，他就不需要別人來侍候、服侍了；要是一個人把自己給安頓、安排好了，他就不需要別人來安頓、安排了。正如瑞士文化哲學家讓·蓋普塞所說：「世界和人類的必要的改變是不可能通過世界改良者的嘗試來完成的；世界改良者們正如他們自己所說在為一個更好的世界而鬥爭，但他們卻逃避了改善自己的任務；他們在玩弄一種司空見慣、雖然近乎人情但卻令人悲哀的遊戲，即要求別人去做他們懶得動手的事；但他們所取得的虛假成就並不能減輕背叛世界以及他們自己的罪責。」

我認為，在物國，疾病是一種顯赫的存在，承載有特殊的含義。它不僅僅屬於醫學、生理學、生物學的範疇，無疑，它還暗含有更多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上的意義。在物國，我們甚至可以把醫學理解成存在學、神學，把疾病看作是某種贖罪與拯救的形式。我認為，與其把歷史看作物國人的信仰，還不如把疾病視為物國人的宗教。事實上，疾病早已成了我們的宗教替代品，成了我們生命關注的焦點，意義生髮的中心，成了我們千言萬行的遞歸與心理指向的所在。

在一個荒誕的地方，與其說人們在適應社會，不如說人們在適應自己的不適應；與其說人們在生病，不如說人們在把生病當作宗教來發揮其作用，被迫擇其來作為意義的替代。因為沒有其他的悔過方式，其他的救贖之道，就只有通過疾病來抵償這種悔過與救贖。這就是為什麼疾病會如此瘋狂的理由，為什麼疾病會如此囂張的原因。

我感覺，不知從何時開始，疾病就悄悄轉化了它的身份，成了我們的宗教，病房成了我們的教堂，醫生成了我們的牧師，看病成了我們的朝聖，而針劑與藥物則成了他們受洗的水與行彌撒的麵包。疾病成了唯一與生命本體發生聯繫的意義生髮源與替代物，成了人們感受生命意義的主要途徑與唯一來源。儘管是一種負意義，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總比無意義強。所以，疾病是與意義問題糾纏在一起的。疾病是用來解決意義問題的。一般說來，那些意義均衡、意義自足、意義飽滿的人，不大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也容易治癒。如果意義感匱乏，意義感欠缺，那生病很有可能就是迴避意義（消極）或試圖解決意義（積極）的一條途徑。也就是說，意義感匱乏的人，多半就具有一種易病性人格的特徵。為了減弱這種特徵，恐怕意義感的生髮與增加是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

疾病是物國人的承罪與贖罪手段，是物國人的悔過與補過形式。所以，從警示與贖罪的觀點看，疾病就成了物國懵鈍時代的大警鐘，病人是和平時代代我們言說的言說者，代我們反抗的反抗者，是以疾病這種特殊的方式在決絕尋求表達的表達者。所以，我們對疾病應存敬畏之心，對病人要抱以感激之情。因為疾病是一個文化機能失效時代的預警機制，是一個無宗教信仰民族的救贖形式。

健康的精神首先會反映在身體的健康上，好的文化肯定是首先會讓身體受益的文化。如果說，一個民族的文化貌似高聳在雲端，放射出天國般耀眼的光芒，而民族很多成員的身體與面相卻又呈現出佝僂、猥瑣，那多半是文化被做成了鴉片的結果。一方面，吸食文化的鴉片，能滿足我們對文化的妄想；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們無視身體惡化的存在。這顯然是一種變態彌補法，魔鬼平衡術。

我有時在想，反饋的程序是不是這樣的：首先是身體病人（發育受阻，進化中斷之人）炮製出一整套病態的文化學與審美學，然後，把這種文化學與審美學熬製成「營養針劑」對人體進行注射。最後，再通過這種注射產生精神病人（主要是精神妄想症與精神匱乏症病人）。接下來，又讓精神病人去複製出無數多的身體病人。就這麼「身體病人→精神病人→身體病人」地來回倒，終成一種重複輪迴的封閉循環。

正如伊萬·伊里奇所言：目前，身體的醫學化已經到達幾近流行病的程度了。生活的醫療化是廣義工業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使得所有普通人的好奇心、求知慾、衝突、放鬆、休閑以及創造性活動等都變得「有問題」，從而迫使人們四處求助「建議忠告」。這樣一來，那些專家們如律師、醫生、教授、顧問以及心理醫生便能在工業化和官僚化的（主／雇、醫生/病人等）關係軌道內發揮其效能：「醫療復仇女神」不僅僅是各種醫學分支的總和，也不僅僅是治療不當、馬虎大意、職業性冷淡麻木、政治權利的分配不當、醫學所裁定的殘疾以及其他所有因醫學實驗和醫療事故所引起的後果的總和，它的本質在於通過一種維修服務來剝奪人的自我應付、自我決斷能力；從而迫使人更臣服於「權—商」系統，更好地服務於這個系統。

我們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法，才能避免內在世界、私人空間的巨大損失，至少能過上一種身體不病、心靈不那麼變態的生活？對一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尼采曾經建議，為了避免這種損失，人必須通過對自身進行身體與語言上的實驗來實現自身的創造與提高。這是抵抗暴虐的公眾，抵抗現代社會全景式監獄（米歇爾·福柯語）的強光，是極端的操練，目的在於奪回對自身主觀闡述的控制權，從而創造自己私人的自身形象。

我想說，人必須自覺地把自身當作自我塑造的材料，設法形成自己過正常生活的私人經驗。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存在論（或者說世界）本質上就是窺私癖，而道德說到底就是審美意義上的自我塑造。在攝影機、鏡子、玻璃幕牆、流行話語構成的無盡迷宮中，人必須通過自我重新闡述實現被監視對象的重建，這恐怕是唯一的出路。換句話說，走出迷宮的唯一方法，就是待在裡面——儘管很荒唐。人必須堅忍地接受安裝在現代制度上的諸多鏡屋，但要嘗試在千萬個映像當中，給自己的現實身份賦予某種反脆弱的風格。

我想說，倘若我們一味側重「解決問題」，恐怕難免錯失檢視內心更深處的契機。我們盡可以貼上心理學的膏藥來解決病症，但如果不能探明並解決深層的病因，就難保癥候將來不會以另一種面目呈現出來。我認為，人我關係中的每個問題都是一種癥狀，表明的是你與內心更上游的源頭的失聯。事實上，每個心理困境都是助我們溯向上游、潛入深處的良機，問題的解決全賴我們是向內渴望和追溯，還是朝外依附和追尋。

我想說，只要曲解愛與被愛，導致的結果都是無愛，而無愛就是最嚴重的疾病。即使我們對最熟悉之人的愛其實也只是相對層面的愛，相對意味著一切隨條件狀況而變化，所以，人我關係不可避免是二元、對立、不連續、不穩定的。但進入生命的最深層，我們就可以如實承認並接納一切，毫無保留、索求、批判與操控，率直面對自己生命的經驗，也因此而擁有一顆開放且覺悟的心。這裡沒有你我的相對，任何地方、任何時刻，你都可以與任何生命靈犀相通而流露溫暖和開放。這種生命對生命的愛是絕對的、不設限的、無條件的。當絕對之愛的洪流在我們體內滾滾涌動，我們就能看到我們的生命自有其基本的尊嚴與神聖，並不需要仰仗外在的認可，於是再不會為饑渴（盼愛之來臨）和恐懼（怕愛之離去）而煩惱。在生命深刻的和諧中，我們深知：我們從來就沒有被傷害過，也不可能被傷害。

的確，當我們的生命恰達正午，或處午後，我們的目光就應該來一次徹底的轉換。重要的是向內的渴望與追溯，而不是朝外的依附與追尋。只有瘋子和傻子才沒完沒了地對外抓取和薅撈。事實上，只要沒有被遮蔽和自閉，我們的生命本已富有，本已值愛。七竅八孔，凹凸不平全在我們視角的誤差。人應該有通天連海的意識，因為絕對之愛是天空，是海域；相對之愛是雲朵，是孤島。如果我們混淆相對與絕對，甚至顛倒相對與絕對，把雲朵當成天空，把孤島當成海域，那人生的病變就會接踵而至，生活的悲劇就會苦不堪言。如果我們有天海的意識，內心中有天的寬廣，海的深邃，那在生命深刻的和諧中，就確實沒有什麼能傷害我們，傷害我們的就只能是我們自己。

版權聲明：本文來源：天涯雜誌，2015年第5期。版權歸相關權利人所，尊重知識與勞動，轉載請保留版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