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內容提要】 中國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識分子、知識階層，他們是中國古代社會基本價

值、準則(道)的堅守、維護者，因而具有自覺的使命感、責任感，以「任重道遠」自策、自

勉。中國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責任感主要表現在文化傳承、社會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會

危機諸方面。中國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責任感為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所繼承，但與古代

傳統士人相比，中國近代以來新型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感、責任感又有了新的內容、要求。

　　【關 鍵 詞】士人/使命感/責任感

　　中國古代的「士」、「士人」，簡言之即是知識分子、知識階層。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即

古人說的「士君子」)以堅守、維護社會基本價值、基本準則(「道」)為己任，是一批具有自

覺使命感、責任感的人。中國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責任感不僅為同時代的世人所稱道、景仰

，也深深影響了近代以來的新型知識分子。

　　一

　　士、士人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群體，故本文先對士的產生、演變作一簡要回顧。在商

周，士是負責各種具體事務的最低一級貴族。這種士，史界多稱為「貴族士」。到春秋時代

，士的地位、構成開始發生變化。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動的時代。隨著

舊制度逐漸瓦解，舊貴族的地位不斷下降，而一些平民的地位則因社會變動得以上升。於是

，士這一介乎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階層，人數不斷擴大。而且，士的構成也逐漸多為知識人，

這同社會變動過程中的文化下移有直接關係。自周室東遷之後，周王室日漸式微，周初的一

些封國也先後滅亡。於是，「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局面一步步被突破，出現了所謂「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狀況。鄉校與私人辦學的興起，使長期被「官

府」壟斷的知識文化流佈於民間。這樣，就出現了一批有知識才能且有信念、理想的新型士

人，他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型。由於社會有需求，這批新士人隊伍不斷擴大，成為與農、

工、商並列的「四民」之一，且成為四民之首。

　　新士人的產生，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結構、階級關係變化的產物，而賦予新士人靈

魂、品格、理想的則是孔子和原始儒家。他們是特殊士人精神的塑造者。正是他們提出了理

想士人的標準，這些標準為後世優秀士人所堅守，成為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傳統。

　　孔子和原始儒家對士的根本要求是使自己終身成為道的堅守、維護、弘揚者。《論語》

一則言「志於道」(《論語·述而》)，再則言「士志於道」(《論語·里仁》)正是此意。「

士志於道」就是說，作為一名真正的士，應終身不懈地嚮往、追求、維護道；而且，由於「

人能弘道」(《論語·衛靈公》)，士又應是道的弘揚者。總之，真正的士是離不開道的。

　　所謂「道」，簡言之即社會的基本價值、基本準則，它是一個社會賴以存在，得以正常

運轉並發展的根本保證，所維護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自然，孔子所說的道乃是那時社會的

基本價值、準則。孔子和原始儒家要求士志於道，即是要求士成為那時社會基本價值、準則

的維護者。所以，孔子和原始儒家從一開始塑造理想士人，便賦予他們使命感、責任感，勇

於承擔責任的擔當精神。

　　二

　　孔子和原始儒家認為，由於道要靠士去貫徹、落實、維護、弘揚，因此，士首先應是一

個自覺接受、拳拳服膺道，能將道落實為自身實際行動的人，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所以，

孔、孟、荀對士應具有的品德作了多方面的說明。為節省篇幅，下面主要舉《論語》為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為次矣。」(《子路》)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

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矣。」(《子張》)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

　　《孟子》的相關記載有：「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孟子·盡心上》)「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能為」(《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將士分為從政的「仕士」和在野的「處士」。

荀子認為，「仕士」應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富」當作「可」，可貴系指

道德)，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而「處士」則是「德盛者也，能靜者也，

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是」當作「著定」，意為有定守而不隨流俗)。

　　孔、孟、荀對士的要求雖包括才幹、能力，但主要是道德。士自然必須恪守基本道德(如

仁義、孝悌、忠信、友愛、寬厚、守禮、知恥、遠罪)，理應是這方面的楷模。但作為士，又

應是「德盛」者，尚應有更高要求，比如「見危致命」、「臨難毋苟免」(《禮記·曲禮上》

)，在「天下無道」時能「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由於士無恆產，因此，對士而言

，為守道、行道而耐得住窮困就顯得更為重要。所以，孔、孟、荀一再指出：「士君子不為

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如果貪圖安逸生活(「懷居」)，以惡衣惡食為恥，便「不

足為士」了。孔子所以一再盛讚顏回之賢，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孔子本人也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卻覺得「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他們都是以道德理性的實現、滿足為樂，而

不在乎外部物質生活環境的優劣。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在他

看來，真正的士君子所擔心的乃是道能否實現、落實，不受損害，而不是自身的貧窮。

　　孔子曾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就是說，欲想安人

、安百姓，前提是搞好自身的道德修養，使自己成為有德之人。而《大學》講修齊治平的次

第，則更明確地指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認為欲治國平

天下當從修身做起。孔子和原始儒家既賦予士人守道、行道、衛道、弘道的責任、使命，自

然要對他們作道德品質、理想人格的塑造。這是因為，士人只有具有高尚的品質，才能承擔

自己的責任、使命；只有具有高尚的品質，才能獲得社會的信任、景仰，從而產生實實在在

的社會影響。顯然，只會夸夸其談而不實有其事、實有其德，是不能取信於人、取信於社會

，從而完成自己的責任、使命的。所謂「鐵肩擔道義」，沒有一副鐵肩(自身硬)是擔當不了

道義的。應該說，後世優秀的士人都是「德盛」者，他們都能正確地處理公私、義利、理欲

、苦樂、榮辱、生死關係，將天下國家置於一己之上，受到社會的景仰，因而不同程度地完

成了守道、行道、衛道、弘道的責任、使命，成為古代社會的脊樑。

　　三

　　孔子和原始儒家對新士人的塑造，從一開始即鄭重賦予使命感、責任感，讓他們懂得自

己是一批肩負重任的人。《論語》有云：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泰伯》)

　　兩千五百多年來，中國的士人一直以這段話自策、自警、自勉，直到今天影響猶在。所

謂「任重道遠」，不只是落實、推行、弘揚仁德，使之普及於社會，更有治國平天下的要求

、責任，意味是深長的。高度自信且極度豪放的孟子曾說：「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此語雖狂，但透出的則是衝天豪氣和胸懷天下的高度責

任感。後世士人也有類似的壯志豪言。比如，東漢末的著名「黨人」陳蕃，在少年時曾說：

「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後漢書》卷六十六，《陳王列傳》)。另一「黨人」范滂也

是青年時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這可以說是中

國古代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志向。後世一些有志之士的確是「身無半文而心憂天下」。誠然

，以為僅靠自己和自己的同道者奮鬥即可賓士、澄清天下是不現實的，「捨我其誰」一類話

更是表現了某些士人的自大、狂傲，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責任、使命的高度自覺，看

到他們對國家命運、社會安危、國計民生(自然也包括對朝廷、社稷)的深切關懷，所反映的

乃是可貴的以國事、民事為己事的精神。

　　西漢的董仲舒曾對士作了這樣的解說：「士者，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後

來，東漢的《白虎通》、《說文解字》也作了同樣的解釋。這一解說為後世所認同。鴉片戰

爭前，中國的社會危機日益深重，民族危機也漸露端倪。要求變革的思想家包世臣為了激勵

知識分子走出故紙堆，關心國計民生，擔負社會責任，他又對這一傳統說法作了新的解釋：

　　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士事。(《安吳四種》卷十)

　　就是說，士雖無專事，但一切「民事」均應是士人所應關心、從事的事。這就把士人的

責任明確化了。這一解說雖晚，但這一認識應該說早就有了。比如，明末東林書院那副人所

熟知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是

此意。在中國古代，士人的責任感是越來越自覺的。明代中晚期著名思想家呂坤曾說：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呻吟語·應務》)

　　此四者大體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基本方面，將四者定為士人的「責任」，反映了認識

的深化。

　　早在先秦，士即有「仕士」與「處士」之別，即在朝、在野之分。對於在位的「仕士」

來說，他們的責任自然更大。呂坤認為，當官只是盡責，「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

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

事失理不遑安食」(《呻吟語·修身》)。「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

呻吟語·治道》)，必須把官職的高低看作是責任的大小。視當官為盡責，反映的正是古代優

秀士人的責任感。至於在野的優秀士人，他們雖無職務，但同樣關心民生朝政。這便是范仲

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明末以

顧憲成為首領的「東林黨」人，他們雖退居東林書院論學、講學，但「講習之餘，往往諷議

朝政，裁量人物」(《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顧憲成傳》)，因而招致宦官集團的仇視。東

漢末的「黨人」因拒絕與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合作而退居鄉里，但並未忘懷朝政。他們「品

核公卿，裁量執政」，「樹立風聲，抗論惛俗」，一時形成「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局面

。他們「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義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後漢書》卷六十

七，《黨錮列傳》；《後漢書》卷六十六，《陳王列傳》)，受到時人和後人的景仰。范仲淹

在《岳陽樓記》中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讚歎說，那些憂國憂民之士「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對古代優秀士人使命感

、責任感的最好概括。

　　到了近代，一批新型知識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權利義務觀的影響，他們對人們應具有的社

會責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梁啟超說：「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

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飲冰

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觀者文》)1900年，正值民族災難空前深重的年代，麥孟華改寫顧

炎武的名句，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清議報》第三十八冊，《論中國之存

亡決定於今日》)，它迅速廣為流傳，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的責

任觀同中國古代優秀士人的責任觀是一脈相承的。

　　四

　　自孔子起，以孔孟為代表的中國士人始終將守道、行道、衛道、弘道視為自己的使命、

責任，它具體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其一是文化傳承。《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始終以傳承、弘揚

上自堯舜下至文武周公的精神、文化為己任。為此，他整理刪定六經，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

獻。諸多孔門弟子以及後起的孟、荀對於整理、闡釋、傳播上古文化和孔子學說均作出了重

要貢獻。這一傳統為後世士人所繼承、發揚，他們一直以「為往聖繼絕學」、繼往開來為自

己的責任、使命。這種薪火相傳的事業即使在動蕩的年代也不曾中斷。秦始皇焚書，使中國

上古典籍遭到全國性的空前浩劫。項羽火燒咸陽，又使秦宮所存典籍再毀於火。上古典籍得

以流傳至今，全賴漢初一批年事已高的經師口授。一幅「伏生傳經圖」足以令人動容。自宋

以來，隨著書院興起，私人講學盛行，刻印書籍規模日大，這種文化傳承的實績更加明顯。

中國文化之所以經歷劫難而從未中斷，同中國古代優秀士人以傳道為己任的責任感是分不開

的。

　　其二是對社會的批判。優秀士人始終以維護社會基本價值、基本準則為己任。在政治上

，他們希望統治者貫徹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輕徭薄賦，使民以時，愛惜民力，讓

民眾豐年溫飽，災年免於死亡。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是他們的最高理想。可是，由於諸多統

治者的自私、短視、貪婪、暴虐，他們不斷激化社會矛盾，使得「道」不斷遭到背離、破壞

。在中國歷史上，大致說來「天下無道」之日多於「天下有道」之日。而且，由於「道」帶

有理想性，難以逐一落實，故而即使在政治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定的時日，背離道的舉措

和現象也會時有發生。因此，為維護道而批判現實，為堅持「民惟邦本」(《尚書·五子之歌

》)的理念而為民請命成為優秀士人的一大重要任務。面對種種社會現實問題，他們或是作苦

口婆心的勸誡，陳說利害，提出建設性意見；或是慷慨陳詞，作猛烈抨擊，以期引起震動。

從流傳至今的歷代「名臣奏議」、諸多名士文集，我們都能見到這類政論，一些文字至今仍

使後人震撼、感動。為維護道，古代士人表現了可貴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從把持朝政

的種種邪惡勢力(外戚、宦官、權奸、佞臣)，到為惡一方的豪強和虎狼之吏，都是他們批評

、抨擊的對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荀子·子道》)的原

則，主張「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孝經·諫諍章》)，明確認

為，當君父違背道義之時，所從的是道義而不是君、父。所以，中國古代士人的社會批判不

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這類犯顏直諫，其尖銳程度往往令人吃驚。概言之，作為社

會基本價值、準則的自覺維護者，中國古代優秀士人從未放棄社會批判的責任，這對維護社

會正義，伸張社會正氣，興利除弊，協調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都曾起了重要作用。中

國古代社會之所以能屢屢擺脫社會危機，由亂而治，這同一代代優秀士人持續的社會監督、

批判是有關係的。

　　其三是道德教化。為求「道」的實現，中國古代士人在作社會批判的同時又自覺從事道

德建設，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中國自古即重視對民眾的教化，以至從中央到地方均有專人

掌管教化。但這項「以教化民」的工作，主力軍、施行者還是士人。對於這項使命，士人是

自覺的。荀子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後世也有「上

士貞其身，移風易俗」(《明儒學案》卷六十)之說。在中國古代，優秀士人既是帝王師也是

庶民師，他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後世的鄉學、社學既是普及文化的場所，也

是「導民善俗」、「以成其德」的場所，而主其事者主要是鄉里士人。自「鄉規民約」興起

後，它對提升民德、建立社會和諧、安定社會秩序曾起了重要作用，而其倡導者也是士人。

著名的《藍田呂氏鄉約》便是北宋理學家呂大防、呂大鈞兄弟發起制訂的。中國士人多重家

教，他們曾制訂各種家訓、家規。這類規、訓不僅影響一家、一族、一方，甚至影響後世。

比如，《顏氏家訓》、《袁氏世范》、朱伯廬的《治家格言》、曾國藩的家訓等便產生了這

種影響。明清的文士曾留下了一批「清言」集(例如呂坤的《呻吟語》、洪應明的《菜根譚》

等)，其中諸多清新雋永、意味深長的名句、警語、格言對於人們陶冶情操、怡情養性、為人

處世、安身立命均有啟迪，至今仍為人們所喜愛。宋元以來，戲劇、小說、說唱藝術興起。

這類文學形式固然以娛樂為主，但又明顯具有「覺世」、「醒世」、「警世」的意圖、功能

。創作這些作品，也是士人為教化所做的工作。

　　其四是匡救社會危機。中國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國情懷在社會出現危機的時刻表現得

更為熾烈。由封建制度的內在矛盾所決定，中國古代社會屢屢出現或大或小的危機。由於士

人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敏銳的洞察力並熟悉歷史經驗，他們是社會危機的最早察覺者，是

人群中的「先知」，是最早敲起警鐘的人。在危機剛露端倪之時，他們是社會變革的呼籲、

推動者。在中國古代的幾次變革中，士人均起了這樣的作用，而在近代更為明顯。鴉片戰爭

前夜，社會危機日益深重，民族危機也已顯現端倪，呼籲清朝政府主動「自改革」的便是龔

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一批主張經世致用的士人。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等呼籲、發動變法

維新更是人所共知。而到危局已現之時，優秀士人則是勇打先鋒、率眾力挽狂瀾的領頭人。

東漢末，由於桓靈昏淫、宦官專權，暴風雨(黃巾起義)即將來臨。這時，起而抗爭、力圖匡

救的乃是李膺、陳蕃等「黨人」。1126年，金兵大舉南下，包圍汴京，昏庸的宋欽宗為向金

求和竟罷免抵抗派首領李綱，自毀長城。危急之時，「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

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迫使欽宗收回成命。明末「東林黨

」人與宦官集團的鬥爭、清初江南士人的抗清鬥爭，都具有這樣的性質。至於近代的「公車

上書」更是如此。在這些時刻，為了匡時救世、力挽狂瀾，不少優秀士人甘冒殺身滅族之險

，真正做到殺身成仁、以身殉道，他們的使命感、擔當精神以最熾烈的形式得以顯現。

　　五

　　士雖是一個具有自身特質的社會階層，但它畢竟從屬於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即地主階級

，因此，他們所堅守、維護的「道」只能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他們的使

命、責任其指向只能是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社會秩序。作為社會基本價值、準則的「道」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只能是某一社會、某一時代的基本價值、準則。這種歷史局限是

不言而喻的。自從中國近代出現了新的經濟、政治力量，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傳統士

人轉化為新型知識分子。他們是新的經濟、政治力量的代言人，階級屬性發生了變化。他們

自覺繼承並大大發揚了中國古代士人的使命感、擔當精神，但兩者所堅守、維護的「道」是

不相同的。中國近代新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道」，乃是他們欲圖建立、並正在建立中的新

型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他們所擔負的乃是在中國建立新型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獨立、振

興的新使命、新責任。概言之，從古代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責任感始終未變，

但其具體使命、責任則是隨著時代變遷而發展變化的。

　　最後尚需述及的是，由於儒家是封建等級制的維護者，因此，他們的責任觀是受等級地

位限制的，不妨將其稱之為「等級責任」觀。在《論語》中，孔子曾兩次說：「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泰伯》篇、《憲問》篇)。在他看來，眾多的「不在位」者既不必謀政也不應

謀政，他們與政是沒有關係的。對此，後來朱熹作了更明白的解說。他認為，所以應該「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是因為人們身居不同等級地位是「各有分限」的，所以，「田野之人，

不得謀朝廷之政」(《朱子語類》卷三十五，《論語十七·泰伯篇·不在其位章》)。所謂「

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在中國古代幾成定規，影響所及，更使得不少家庭、家族的家

規、族規嚴格規定家人、族人「不許談朝廷政事」。這種「莫談國事」的訓誡、禁忌勢必嚴

重扼殺廣大民眾的政治熱情，使他們對國事採取與己無關、漠不關心的態度。到近代，這種

觀念受到嚴復、梁啟超等新學家的嚴厲批判。他們指出，那時中國人之所以愛國心薄弱，對

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漠然不少動於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同這種觀念的長期影響是分不開的。經由近代新學家的批判，隨著「主權在民」說開始

在中國傳播，這種觀念的影響逐漸削弱。而隨著西方近代權利義務觀的輸入，人人皆有應享

之權利和應盡之義務的觀念逐步取代了中國古代那種「等級責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