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代議制民主陷入困境 抽籤替代選舉成西式民主新動向

從20世紀的最後20年開始，抽籤理論在世界各地再次展露頭角，逐步替代已近枯竭的西方代議制民主。進入21世紀後，「商議式民調」和「公民大會」兩大類抽籤實踐呈現出引人注目的進展。對此，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撰文探討了選舉與民主的關係，以及抽籤如何挑戰代議制民主，成為西式民主新動向。

全文如下：

由於西方代議制民主已陷入嚴重的危機，一批嚴肅的思考者開始試圖跳出選舉民主的框框，重新審視一些司空見慣的問題，如民主的含義到底是什麼？選舉民主到底是不是實現民主的唯一方式？實現民主還有哪些更可行的方式？正是在對代議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熱潮中，抽籤理論也趁勢浴火重生。

選舉與民主本無必然關係

從歷史淵源上講，選舉或者競爭性選舉原本與民主沒有任何關係。

在古希臘民主制下，抽籤才是挑選決策者的主要方式，它被認為是民主的基石。目的就是用隨機的方式把決策者抽取出來。政體理論鼻祖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斷言，用抽籤的方法來產生決策者就是民主，用選舉的方法產生決策者就是寡頭政治。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說法與亞里士多德的講法一模一樣：用抽籤的方法來挑選決策者，就是民主；用選舉的方法挑選決策者，就是貴族統治。他接著說，抽籤這種方式不會冒犯任何人，也不會給任何人特殊的機會；它給每個公民同樣的機會被選中，得以服務自己的國家。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說得也很明白，抽籤是民主制的特徵，選舉是寡頭制、貴族制的特徵。　　

一直到18世紀末，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從來沒有把選舉和民主聯繫到一起。與民主聯繫在一起的就是抽籤，因為抽籤給所有人平等當選的機會，選舉實際上剝奪了所有人平等當選的機會。

19世紀以後，爭取民主逐步演化為爭取選舉，抽籤與民主的關係也被遺忘。1942年，熊彼特發表他最負盛名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他在書中認為，古代的、理想的民主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唯一可以實現的民主就只能是精英集團之間的互相競爭，爭選票，這就叫民主。後來有人把這種民主叫做民主的最低定義：只要存在選舉，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精英集團之間的自由競爭就叫民主了。從此以後，競爭性選舉與民主才真正掛起鉤來。

代議制民主思考已近枯竭

對抽籤的理論探索在21世紀進入高潮。進入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有關抽籤理論的出版物數量接近此前20年的總和，而過去七年有關抽籤理論的出版物數量幾乎相當於此前260年的總和，出現了大量跟抽籤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

在2016年的美國政治學協會年度大會上，一本剛從佛蘭芒文、倡導以抽籤為基礎重構民主制度的小冊子《為民主而反對選舉》，受到歐美媒體廣泛關注，也引起了政治學家的熱議。參與抽籤理論討論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敢於跳出主流民主理論的無形緊箍咒，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啟用抽籤這個利器的必要性與實用性。毫不誇張地說，一大批學者試圖發展與抽籤相關的理論，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抽籤逐步擺脫邊緣地位，引起越來越多主流學術界人士的關注，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西方代議制民主框架內的思考已近枯竭，必須另闢蹊徑，探索民主新路。

抽籤實踐挑戰「精英民主」

在對抽籤理論探索步步深入的同時，抽籤試驗遍地開花。從20世紀70年代起，各國出現了一系列抽籤實踐。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里，世界各地基於抽籤的試驗引起了陣陣漣漪。

進入21世紀後，抽籤實踐出現兩大類最引人注目的試驗。一類是「商議式民調」，另一類是「公民大會」，兩種試驗已經遍布各國。

商議式民調與普通民調的相同之處是從人口中抽取統計上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被抽中的人先是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之後再接受意見調查，得出的結果可作為政策建議。

公民大會的大規模試驗始於加拿大的兩個省。其參與者都是從本省各個選區以抽籤方式挑選出來的，每個選區一男一女，都是普通公民。選舉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讓選舉產生的議會攪和，是因為議員們都各懷鬼胎，讓他們改革曾從中受益的選舉制度，無異於與虎謀皮。讓沒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眾討論選舉改革，結果才會更客觀、更公正。

選舉之所以替代抽籤是因為統治精英相信，選舉結果是可控的，而抽籤結果難以控制；對統治精英而言，選舉是一個有力的選擇。這也就是說，自由民主的根源未必是民主的。

一度失傳的抽籤制度現已失而復得。它在20世紀末還只是激起一陣陣漣漪，現在已經擴展為一波波潮湧。未來，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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