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朱安（中）

四、魯迅去世時的朱安

1926年8月，魯迅與許廣平離京南下，一年後同居上海，朱安與魯瑞始終生活在西三條。十年間，魯迅兩次回到北京探望母親，朱安對丈夫的生活現狀是了解的、默認的。她心裡十分清楚，過去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自己尚得不到丈夫的愛，如今男人另有新歡，並有了孩子，自己再怎麼努力也是白費，希望隨之破滅了，她凄涼地對人說過：「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的。」以魯迅的為人，生活上不會對她棄之不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作為一個沒有經濟地位的弱女子，朱安也只能對這種現狀默默承受，別無辦法。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去世，此時的朱安與婆母魯瑞生活在北京西三條21號寓所。得到消息，朱安悲痛異常,魯迅與她雖然沒有感情，但畢竟夫妻20多年，自己名份上就是大先生明媒正娶的太太。相對於上海，北京這邊的情況要冷清得多，家裡雖然設了靈堂，但除了一些好友、弟子、記者等，來家裡弔唁的人和上海沒法相比。

朱安的處境是尷尬的，魯迅在臨終前留下了類似遺囑的文字，對自己的後事及家人做了交待，但唯獨沒有給原配夫人留下一個字。即使這樣，她還是滿懷悲痛在家裡布置了靈堂：身近花甲的她全身帶孝，白鞋白襪、白繩挽髻、全身素妝，客廳的飯桌掛著魯迅的木灰肖像畫，桌子上擺著文房用具、香煙清茶，還親手做了幾樣丈夫平時愛吃的幾味小菜供在一邊，不大的屋裡點燃裊裊香火。致哀的客人和記者來了，她還要逐個接待，親友散去，她默默地守在靈前。

次日北京的《世界日報》刊出題為《周夫人述悲懷》的報道中說：「其寓所為一小四合房，記者投刺後，即承朱女士延入當年魯迅之書齋接見，室中環列書箱書櫥甚多，東壁是魯迅速寫像一幀，陳設樸素。朱女士年已屆58歲，老態龍鍾，髮髻已結白繩，眼淚盈眶，哀痛之情，流露無遺。記者略事寒暄後，朱女士即操紹興語談前兩周接其（指魯迅）由滬來信，索取書籍，並謂近來身體漸趨痊復，熱度亦退，已停止注射，前四日又來信謂體氣益好。不料吾人正欣慰間，今晨突接噩耗，萬分悲痛。本人本擬即日南下奔喪，但因阿姑（按：指魯瑞）年逾八旬，殘年風燭，聆此消息，當更傷心，扶持之役，責無旁貸，事實上又難成行，真使人莫知所措也。」

由於要照顧沉在失子之痛中的婆母，朱安沒有南下奔喪，事實上她也不便到上海治喪，她一輩子任勞任怨、通情達理、逆來順受，忍讓遷就，做到了一個女人能夠承受的極至，此時此刻只有躲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默默咀嚼心中的痛苦，魯迅的去世讓朱安更覺無依無靠，晚年陷入凄涼貧困的境地。

魯迅生前每月提前匯給母親和朱安生活費100元，過年過節格外從豐，這筆錢當時維持婆媳倆的中等生活水平是沒有問題的。他去世後北平家中的生活開支由許廣平及周作人接濟。

對魯迅著作版權和遺產問題，朱安明確表示由許廣平全權處理，從未提出過異議，1937年她在託人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聞先夫魯迅遺集全部歸商務書館出版，姊甚贊成，所有一切進行以及訂約等事宜，即請女士就近與該書館直接全權辦理為要。」並寫好委託書附上。魯迅的版權應該是她後半生的生活保障。

許廣平回憶說：「一九三六年魯迅死後，每月由北新書局支付一百元，到（1937年）『八一三』抗戰起，即行停付。戰爭期間，我即托在輔仁大學任教的李霽野先生按月墊給朱女士五十元(這之前，我因兒子身體多病，經朋友介紹，想到南洋工作，要離開上海。曾有信給周作人，托其照顧北京家屬。經其回信，說母親他可以負擔，朱女士則不管了。我才無法，轉託李霽野先生，每月籌寄五十元的)。」

也就是說魯迅去世後一年多時間，由出版魯迅著作的北新書局支付一百元。1938年底，周作人開始負擔母親的生活費，每月五十元，朱安仍由許廣平供養四五十元。1941年12月，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關進監獄76天，出獄後因自身困難和郵寄不便等原因，自1942年5月中斷了對朱安的供給達兩年多時間，這期間許廣平搬家，但朱安始終住在西三條衚衕舊宅，後來一度失去了聯繫。周作人開始負起贍養母親和朱安的責任。1943年4月22日魯迅母親逝世，臨終前將周作人每月給自己的15元零用錢轉給朱安。這15元大洋摺合當時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准票」150元。當時朱安和一位無家可歸的老女傭相依為命一起生活，這筆錢暫時可以維生，但後來隨著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周作人沒有加錢，朱安也不會開口要他加錢，她說過「大先生生前從來沒有要過老二一分錢」，花與丈夫絕交的周作人的錢她心裡肯定是極不情願的，而上海方面生活費又沒了著落，音訊皆無，當時北平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要600元，朱安及女傭兩人最低的生活開支每月至少要在千元左右，貧困潦倒、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靠150塊錢根本無法維持生活，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製的腌菜，即使這樣，也常常難以保證，到1944年已欠債四千多元。出於無奈，這才有了後來的出售魯迅藏書風波。

五、魯迅書信中的朱安

魯迅留下的書信有一千多封，但是沒有一封是直接寫給朱安的。在兩人30年的婚姻生活中，有20多年異地生活。即1906年魯迅新婚四天後重返日本三年，1909年8月回國在杭州教書近一年，1912年2月至1919年底近八年單身在北京，1926年8月至1936年10月十年與許廣平在上海等地，兩人在一起的時間只有7年左右。他們雖然沒有感情可言，但朱安始終是魯迅名義上的夫人，就現有的資料，我們發現魯迅離開妻子20多年的時間裡，從來沒有直接給朱安寫過信，自己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與母親的來往信件中傳遞。可見魯迅對自己婚姻及妻子朱安的態度。

魯迅沒有給妻子朱安寫過信，在與別人的通信中提到朱安也只有屈指可數的三次，我們歸納如下：

1925年9月29日，魯迅在給許欽文的信中談到：「內子進病院約有五六天，本是去檢查的，因為胃病；現在頗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實在無法（因為此病現在無葯可治），只能隨時對付而已。」

「內子」即是指朱安，她因胃病住了五六天醫院，許欽文是魯迅的同鄉和學生，與朱安的關係較好，所以魯迅在信中提到妻子的病，其實朱安1947年因心臟病去世，活了69歲。

1932年魯迅從上海回到北京，在給上海許廣平的信中，有一次寫道：「某太太於我們頗示好感，聞當初二太太曾來鼓動，勸其想得開些，多用些錢，但為老太太糾正。」

這裡的「某太太」指的是朱安。魯迅自1926年與許廣平南下共同生活後，朱安一直與魯迅的母親生活在一起，1929年魯迅回過北京，這一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魯迅上次回京時兒子海嬰還沒有出生，而這一次已經有了海嬰，對於魯迅的後繼有人和海嬰的生長情況，母親和朱安特別高興並給以極大的關心。這一次魯迅回京，朱安「頗示好感」，不僅僅對於魯迅自己，而是對於他們的三口之家，因為許廣平為魯迅生了兒子，有了香火繼承人，了卻了朱安的心事，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魯迅在第一次回京時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沒有透露朱安的任何信息，這一次卻特別提及朱安，說明對於魯迅的這次回來，朱安是懷著極大的喜悅，然而這也是她與魯迅的最後一次相見，四年之後大先生便去世了。

在這一年的六月，魯迅曾在致李秉中的信中說，因海嬰的照片由朱安收轉，不知收到與否，「舍間交際之法，實亦令人望而生畏，即我在北京家居時，亦常惴惴不寧，時時進言而從來不蒙採納，道盡援絕，一嘆置之久矣。」從這段話看出，朱安對於魯迅的話是經常聽不進去的，魯迅失望之餘只能「一嘆置之」。

魯迅於1934年5月29日寫給母親的信中，又提到太太朱安。這一次是由於朱安曾在信中問魯迅，關於她侄子工作的事，魯迅向母親說明自己和三弟周建人為朱安侄子工作的事已盡了力，自己「為生活計，只能漂浮於外，毫無恆產，真所謂做一日，算一日，對於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辦法，京寓離開已久，更無從知道詳情及將來，所以此等事情，可請太太自行酌定，男並無意見，且亦無從有何主張也。」

朱安娘家有一個哥哥朱可銘，魯迅與他一直有書信往來和錢物饋贈等。對於他的三個兒子魯迅曾給予幫助找工作，小兒子托周建人介紹到印刷廠工作。二兒子原來也在上海工作，因身體不好難以堅持，朱安打算將他叫至北京家裡暫住另找工作，她託人給魯迅寫信徵詢意見，魯迅向母親說了上面這些話。話很平淡，卻道出了魯迅生活的狀況，和對於自己漂浮生活的感嘆與無奈。對於朱安及其親人，魯迅只能力所能及。

與魯迅和許廣平相比較，朱安自是極黯淡的，她是魯迅的母親賜給他的禮物，魯迅不愛她，但魯迅生活的背後卻始終不能沒有她，她是魯迅的太太，至少在母親的面前是這樣。魯迅向來愛憎分明，在婚姻問題上也從來沒有掩飾過。

魯迅生前寫過大量的書信，除許廣平外，與其它女性也都有不少的書信來往。從1926年8月他南下至1930年3月三年多的時間裡，魯迅與母親的通信都是通過許羨蘇轉達的，信件多達100多封。許羨蘇在1930年3月離開北京，魯迅和母親開始直接通信，到魯迅逝世時，6年多的時間裡共給母親寫了116封書信。但是魯迅卻偏偏沒有給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寫過一封信，在與別人的通信中也只是隻言片語提到過三次，這不能不說明他對朱安的態度——只把她作為禮物供養在母親身邊。

六、《魯迅日記》中朱安

魯迅筆下涉及到親人的文章不多，甚至他連自己的母親都沒有寫過，對父親他也只在《朝花夕拾》中間接描寫過。至於朱安，由於魯迅對這位原配夫人始終不接受、不喜歡，兩人形同路人，更不會在文章中留下一個字。即使在純粹私人化的日記通信中都沒有提到過朱安的名字。

在魯迅留下的所有文字中涉及到朱安的只有寥寥幾次，三次出現在日記中，三次出現在通信中。我們就日記中的朱安依次試做分析：

《魯迅日記》1914年11月26日記載：「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丁家弄朱宅是朱安在紹興的娘家，朱安是不識字的，這期間她正在娘家省親，信肯定是由別人代筆，很可能是她的兄弟，因為給自己丈夫寫信，內容不同於一般的家信，很可能涉及個人隱秘，一般不會讓旁人代筆。這一年朱安37歲，與魯迅結婚超過了8年，兩人離多聚少，始終分居。這一年魯迅34歲，在北京教育部供職，一個人住在紹興會館，除了上班，業餘時間和精力大部分用於輯錄古書、收集金石拓片和研讀佛經上。婚後的8年，他只在紹興待了一年半左右，常年住在學校，偶爾回家，也極少住宿，即使住宿，也是與朱安分居。

朱安讓人代寫的這封信里說了什麼，信件沒有留下，不好妄加揣測。多數研究者認為，說是朱安勸魯迅納妾。一個37歲的中年婦女，婚後8年還沒有孩子，再怎麼賢惠孝順，按照傳統的「婦德」標準，無兒無女，不能給周家延續香火，也算是一種過錯。而此中的內情難與人言，魯迅常年和她話都不說，更不同房，怎麼會有孩子？所以有人認為此信是朱安勸說夫君納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魯迅到北京單身生活已經兩年多，身邊需要有人照料，朱安來信表示有意到北京來與丈夫團聚。也有人認為是朱安對魯迅拿錢養家提出異議，因為魯迅和朱安沒有孩子而收入很高，1914年他的月薪為280元大洋，把收入的絕大部分用於大家庭的開支，朱安情有不甘。這些分分析有一定道理，但都無據可依，只能是一種猜測。不管怎樣，魯迅是連信都沒有回，只以「頗謬」二字做答，說明他對朱安的態度十分絕決。

《魯迅日記》1919年12月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屬攜行李發紹興。」當時魯迅回到紹興，買掉新台門舊屋，在北京八道灣買了房子，決定舉家北遷，定居北京，眷屬自然就是指朱安。他雖然在感情上不接受朱安，但作為自己名義上的太太，他的「眷屬」，自然應在隨行之列，對於朱安，雖然得不到丈夫的愛，但是在舊式大家庭中的地位是穩固的，她才是魯迅明媒正娶名正言順花轎抬進門的原配夫人。

《魯迅日記》1923年8月2日：「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衚衕六十一號」。這是魯迅一生中最痛苦最消沉的時期，此前的7月19日，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哥倆反目為仇，魯迅決計儘快搬出八道灣。遇此變故，這時的朱安不知所措，朱安信任丈夫，敬重丈夫，依賴丈夫。在她的懇求下，魯迅這才「攜婦遷居」，從有幾十間大房子的寬敞宅院搬到借住的三間小房。

魯迅從1912年５月1日至1936年10月去世，20多年始終堅持寫日記，內容涉及上千個歷史人物及事件，是研究魯迅的重要資料。但是在他的日記中只有三處寫到了朱安，沒有指名道姓，只以「婦、眷屬」代之，似乎生活中沒有朱安這個人，可見他們夫妻關係的異常，可見朱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低。這種封建包辦婚姻造成的痛苦成了他不願觸及的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