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銳吟家詩詞創作道路之二：魏新河

魏新河，1967年1月生於河北省河間市。自幼研習詩詞書畫，發表作品千餘篇幅，多次參展、獲獎，作品及事迹載入百餘部大型辭書典籍及多種媒體。著有《秋扇詩》、《秋扇詞》、《秋扇詞話》、《論詞八要》、《詞學圖錄》、《詞人年譜五種》、《孤飛雲館詩詞書畫叢論》、《詞林趣話》、《文人畫·詩人畫·詞人畫》（與梅疏影合著）等。畢業於空軍飛行學院，空軍大校，特級飛行員、特級飛行教員。

記不起是從什麼時候就愛上詩詞的。後來我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有兩個因素是相關的，一是受了故鄉悠久濃厚的崇文風氣熏陶，一是身體里固有詩詞書畫的基因。

我是河北省河間市人，河間這個地方為中華文化做出過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漢景帝劉啟之子劉德做河間王的時候，《漢書》本傳說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漢書·禮樂志》又說：「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他建造館閣，請來了數百名學者，組織徵集、整理、研究儒學經典，興修禮樂，一時藏書富埒朝廷，使河間成為儒學研究中心。毛亨、毛萇就是這時被請來做博士的，這二人憑著記憶傳下了《詩經》並作註解，這就是赫赫大名的六經之首《毛詩》。這在中國文化史上，簡直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因為近三千年來《詩經》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而對於我們這個「詩國」來說，更可以稱得上厥功至偉！河間紀曉嵐死後，嘉慶帝在《諭祭文》中說：「居藩國傳經之地，業富縑緗。」又在《御賜碑文》中說：「求惟實是，河間家有藏書。」因此，河間成為儒學的復興地，詩經的傳承地，詩教的發祥地。這種崇文敬禮的風氣一直保持下來，成為一種民俗。杜甫在《別李義》詩中說：「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存。」又《奉漢中王手札》詩云：「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此外，被稱為「唐畫之祖」的《游春圖》作者展子虔，被稱為唐詩「五言長城」的劉長卿，《四庫全書》的總纂修官、人稱「紀河間」的紀昀，等等，都是河間人。所以，多年以來，作為一個詩詞書畫的研究者、創作者，我為此而無比自豪，也自幼在這裡沐浴文風，涵養性情。

我生於1967年1月，陰曆是一九六六年的臘月，所以我算是「文革」的同齡人。1973年我六歲，上小學，這個時候教材里是沒有詩詞的，直到1978年我十一歲上初一的時候，教材中才有了少量的詩詞。而這個時候的語文老師是一個有著詩詞書畫特長的人，他常常在課堂上引述李白、岳飛等人的詩詞。我被詩詞那特有的韻味，深深地吸引了。

這個時候，由於「文革」剛剛結束，傳統文化的書籍是很少見的，因為都作為陳舊腐朽的東西毀掉了。十二歲上初二的時候，學校里推薦了一本五百頁厚的《古代詩詞選注》，所選詩詞上起《詩經》，下至宋元，是個不錯的選本。我如獲至寶，第一次得以宏觀地領略了中國詩歌的源流概貌。很快，傳統文化書籍陸續出現在市面上，我大量地閱讀和記憶傳統經典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凡是具有文言韻味的書都讀，借來的就用小楷抄寫。此時的記憶力出奇地好，那些名家名篇，就像刻在腦子上，至今不忘，受益良多。

後來，才知道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學習是有程序的，先攻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也叫小學，弄懂每個漢字的形、音、義，這是基礎。然後是《孝經》、四書，接下來是六經。接受了經典的教化，就去實踐，出仕，修齊治平，貢獻社會，這叫大學。而此時蒙昧的我，卻不知不覺地符合了這個學習程序，因為同時進行的書畫篆刻，需要學習小篆，就抄錄了《說文解字》，雖然不夠系統深入，但具體而微，仍然收穫不少。這一時期，我最先接觸到的，也是讀的最重要的書，是從外祖父那裡借來的，「文革」後他從牆裡挖出來私藏的四書、《左傳》、《三國演義》等線裝書，我至今還存著那時小楷抄錄的《中庸》、《大學》等，還有那套久假不還的《左傳》。

常常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另類，自幼就落落寡合，鬱鬱寡歡，一往好古。此時這種饑渴式的閱讀和記憶，完全是出於愛好而自發的，毫無功利性可言，當然那時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不懂什麼功利，只是出於一份純粹的喜愛。此時，我認為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在讀古書、寫詩詞，於是我給自己取了兩個號，一個是說自己性情的，叫作「好古衰客」；一個是說時代環境的，叫作「秋扇」。

讀到陶潛、王維的詩，感覺就像身邊的事物，很親切。後來，讀到柳永、姜夔的詞，一下子被詞那種特有的情韻深深吸引，牢牢服獲，這是我用力於詞的初始緣由。

我的寫作，始於此一時期的模擬。為了弄明白詩詞韻味的究竟，除了文言的美好語感和作者的情懷感發，我特地把唐人、宋人的句子放在一起，反覆對照檢查，試圖找出那種美妙韻味的特質所在。直到十五歲上高中的時候，才知道詩詞的韻味出自於其內在的音韻規律，先賢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逐步發現並認識了這個規律，這就是格律。

王力先生薄薄的一本《詩詞格律》，引導了很多熱愛詩詞寫作的人，我也由此走上了規範的創作之路，這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文革」也已經結束了好幾年。詩詞在此時的中國悄然復甦，李汝倫先生在廣州創辦了《當代詩詞》。慢慢地，一些和我一樣獨自頑強堅持著的人，陸續出現在詩壇，並且惺惺相惜，嚶鳴相和，成為一個群體，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這個群體的成員已經成為中國當代舊體詩壇的中堅。

1986年，我十九歲，上大學三年級，偶然從《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一則招生啟事，天津茂林書法學院詩詞創作函授班招生，由詩詞專家寇夢碧等任教。我驚訝異常，立即報名參加了。從此，開始正式接觸詩詞作家。

三十多年來，閱讀記憶、寫作研究、交往遊歷，成了我的三種常態，或者說是生活方式，我從中得到不斷提高，對於詩詞、書畫逐漸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

詩歌，是抒寫情懷和發揚美好的。這其中永遠是以「我」為主的，我的情意，要通過一種載體來表現，這個載體就是自然環境中的萬物形象，載著「意」的形象，就是意象，很多意象組成意境。意境好，詩就好。要想意境好，應當做到「沉鬱」和「新奇」。「沉」，深沉，不淺薄。「郁」，飽滿，不寡淡。「新」，初次，沒有過。「奇」，罕有，不常見。這樣，狀景抒情就深刻，敘事說理就高超，這便是詩詞的核心要求。此外還要注意辭彙的美好、章句的圓熟、音韻的和諧、格調的高雅等，做到「文採風流」。進而一種溫柔敦厚、氣質高華的心性也就形成了，要是大家都成了這樣的人，社會自然就美好了，這就是詩歌的教化作用，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詩教。

任何事情，不去親身體會，用心感知，終究是膚淺的。尤其文藝，更是如此，因為它不僅有「技」的方面，也有「意」的方面，這「意」的方面更加需要形而上的思想修養。強調「意」，是我國文化的第一大特點。所以傳統的讀書人在注重讀萬卷書的同時，還要行萬里路，去實地深入和精神感知，這樣才能親切和通透起來。循著這樣的思路，我用了很多年，認真探訪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唐詩的西安，一個是宋詞的杭州，這是中國文化的兩大集中地。前者得益於工作在西安，後者則是刻意為之。實際上，這兩個地方不是僅僅用唐詩和宋詞就能概括得了的，它們分別顯示了我國兩種主要的文化風格：雄和秀。周秦漢唐是中國歷史上的最盛大時代，奠定並構築了中國文化的大廈，而在杭州所處的長三角地區，我們的文藝總是力圖達到最精細、最優美。在西安，在杭州，在無處不在的詩意中，一路走來。

現在，旅食京華，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吟詩作畫，讀書行路，這就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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