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徙的中國：路在何方？（搜狐財經「兩會觀察」特別報道——「遷徙的中國：路在何方？」

遷徙的中國：路在何方？孫立平

改革三十年 社會階層已固化　　農民工這個詞將「農民」和「工」組合到一起，是一個很奇妙的組合。它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意思：農民工里的「農民」表明的是身份；工，表明的是職業。意思是農民身份的人在從事工業或服務業等的工作。這個奇妙的組合也就只有在中國能夠存在。而要理解農民工現象，這個概念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農民工，從職業角度來說是「工」，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包括職業、工作等的社會流動開始出現。但是，農民工做的是工人的工作，但是仍然是農民的身份，這是種奇妙的組合。在過去一二十年的時間裡，這樣的一個組合，或者說這樣一個身份，以及這個身份背後形成這個身份的制度，依然沒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都說現代社會裡，「身份」在弱化，但至少就農民工這一塊來說看不出一個明顯的變化。

　　相反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明顯的是一種固化的趨勢，一個社會定型化的過程。這個固化是人的身份在固化，它不僅僅來自於戶籍制度的改革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同時更重要的在於市場也在起著一種固化的作用。例如，原來一個農民家庭的財富和一個城市家庭的財富，相差是比較有限的。原來城市居民的房子也不是私有的，也不能變現，農民的房子至少還是私有的。但是最近這些年來，城鄉差距在擴大，其中最重要不是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是大，但更重要的是財富的差距。

　　財富的差距哪來的？國家在基礎設施、城市建設與農村建設投入的不均衡是有著直接的關係。城市居民的房子動輒價值幾百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些投資轉移滲透過來的。這樣它在相對經濟上形成的落差，就使得農民想爬到這個台階上來已經越來越不可能。這樣出現一個固化，或者一個定型化的趨勢，這個趨勢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的。

　　去年六月份廣州增城，發生一次很大的群體性事件。這個事件表面上看，好象是因為一個打工的孕婦被打而引發的偶然事件，但是其實這個事件背後真正原因是現在城市裡逐步在定型下來的一個二元結構。城市本身就是兩個世界，而且兩個世界已經固化。一邊是本地的，一邊是外地的；一邊是老闆，一邊是打工的；一邊是富人，一邊是窮人，而且這幾個身份是高度的重合了，不僅改變不了，而且結構越來越固化。這兩個世界之間的矛盾、怨恨，在與日俱增。「增城事件」發生以後，有人提出了個概念叫「城市內部的戰爭」，而且認為中國二十一世紀將會面臨一系列城市內部戰爭的開端，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一件事。

農民工、農二代越來越難融入城市現在無論是什麼樣的城市，農民工甚至包括農村出來的大學生，特別二本、三本學校畢業的學生，要想真正的融入這個城市，實際上遇到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戶籍制度問題，這個問題很龐大，就不展開論證；

　　第二個是收入和經濟實力和城市生活費用，尤其房價對比，而兩者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大。高房價已經成為阻礙農民工和農二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而城市高房價的根源，我們可以這樣分析：比如說，在A小區現在房價是三千一平米，B小區也是三千一平米，幾年後，地鐵修到A小區旁邊，這個小區房價馬上漲到六千了，B小區因為沒有通地鐵所以從三千隻漲到四千。這個兩千的差價就不能按照建設成本去定義，實際上是國家在城市建設上投入的資金轉移滲透到房價當中。

　　這些年農村人口的收入離城市生活的成本，尤其房子的差距越來越大。因為國家建設的投入，包括很多基礎設施的投入基本都在城市，這個轉移過來財富非常多，也是中國大規模財富分配的過程。農民工和「農二代」融入城市的門檻只會越來越高。

　　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考慮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保障房提供；另一個是使離開土地的農民能從轉讓土地中獲得一個實際的、合理的收益。只有農民在放棄土地時能獲得一個不錯的收益，才能使得他們能更有資本進入城市。

　　第三個，假定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農民工和「農二代」能不能真正進入城市也還是個問題。那就是城市的社會生態，這個城市能不能給更多的人提供就業的機會，能不能有生存的機會。這幾年城市建設，高樓大廈拔地兒起，現代化設施越來越多，但是絕不意味著人們在這裡就業、生存比原來更容易，甚至還不如原來，尤其對於窮人而言。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戶籍制度解決了，城裡房買了，就業也還是個嚴峻的問題。

　　美國年輕人當中30%以上自謀生路，自主創業。中國連不到7%都不到，連城裡年輕人找不著工作，農民進來，有房有戶籍就能解決就業問題了嗎？所以改善城市社會生態，讓人們在這裡容易找到「飯碗」，可能才是將來更實質性的問題。

警惕農村城鎮的老齡化問題現在的中國，一方面是就業難，另一方面是用工荒，同時存在。這與中國的超大國家規模有關係。從在西部，特別是在四川的考察來看，就能確定東部沿海地區用工荒幾乎是可以肯定的。沿海地區的企業主不要再幻想西部的人們會再千里跋涉到東部打工，因為中西部地區包括農村裡的狀況也有很大改善。將來只有兩種可能：一個是東部的工廠搬到中西部去，第二個把中西部的人搬到東部。從更廣泛意義上說將來中國城市面臨的問題，還是能不能給更多的人提供就業機會。

　　中國人口紅利是在逐漸衰竭，計劃生育一直爭議很大。在我看來，計劃生育不僅要考慮人口勞動力問題，還需要考慮年齡結構問題。一個社會如果老年太多，青少年比較少，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死氣沉沉的社會，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一個正常的年齡結構，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更為重要。

　　從勞動力的角度來說，一方面有人說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對勞動力供給會形成很大的影響。但是這裡面還要看到技術進步的作用。比如說像富士康說一兩年很短的時間要使用三十萬個機器人，因為機器人成本已經很低，完成重複性機械化生產的能力很強。我認為，很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對會取代勞動力起很大的作用。機器替代更多的活動，最後的結果是社會的一部分人可能被一個很不合理的方式來承擔這個技術進步的結果。

　　而年齡結構變化其中一個很顯著的表現就是老齡化的問題，尤其要考慮農村的問題，因為在這樣一個人口流動的背景下，像北京、上海，如果沒有這樣大規模人口流動，從農村或者其他小城市出來年輕人的補充，北京，尤其上海，那麼老齡化程度已經是相當之高了。但是問題在於年輕人跑到大城市打工來了，所以現在農村小城鎮人口老齡化，將會是非常嚴峻的一個問題。

市場機制的缺失讓農民富不起來中國的市場化機制大體上還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市場化里最重要的是，無論農民也好，農民工也好，都要提高他的談判能力。無論是農業產量還是農業產業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農產品價格問題，韓國的農民為什麼收入高？韓國的農民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農產品市場，保護農產品的價格。而中國農民為什麼收入低？現在有一些地方說農民收入高，那是搞工業，搞商業的結果。真正搞農業的，沒看見幾個地方農業能夠真正富起來。為什麼？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他在市場中要有談判的能力，這個說具體一點，就是在農產品價格上沒有議價能力。

　　以前老說豬肉漲點價受不了，憑什麼你能漲，農產品不能漲，一張郵票由八分錢漲到多少，為什麼一斤大米不能漲？大米從幾毛漲到現在也就兩三塊錢一斤，郵票漲了多少了？房價漲了多少？這和農民談判能力直接有關，工人的收入也是這樣，你得建立一個談的機制，談最後的結果是什麼？談利益的均衡，能談出一個利益的均衡來。你說勞資雙方最後談一個點，既要保證工人收入儘可能得到提高，同時企業還能夠有利可圖。但是我們就是不讓談，政府給你定一個標準，你看好不好？這個標準不是傷害農民，就是傷害企業。所以我覺得關鍵這個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這裡面光提市場化還不夠，市場背後有東西，市場是有主體的。它的力量強弱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每次通貨膨脹一追就追到豬肉價格上去，有個詞叫「豬肉型通脹」，那為什麼沒有追到汽油上去，你不就是因為兩個東西後面的人不一樣，你養豬的老是好欺負，每次欺負到豬肉上去，那汽油的後面的人厲害，你欺負不動它。市場不是完全靠著價格起作用，而是有市場不同利益主體在背後起作用。

　　在土地能不能縮小城鄉差距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明確土地的產權，土地可以流轉，農民獲得土地流轉當中的收益是能縮小城鄉差距。但是中國現在處在一個快速的城市化發展階段，而且將來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會面臨著一個通貨膨脹的現實。因為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農民轉讓土地從短期來看和從長期來看可能是兩個很不相同的意義。假如說有的地方山區的土地，也可以轉讓出十幾萬，現在看是一個不小的收入。但是如果把城市化和通貨膨脹放在一起思考可能就不一樣了。中國是一個劇烈變動的社會，不是相對穩定的社會，如果相對穩定的社會這樣的轉讓對他將來影響不是很大。現在看15萬是很不錯的錢，十年以後相當於一萬五，二十年以後相當於一千萬，假如說站在十年二十年考慮將來的轉讓可能是不同的問題了。農村土地開始轉讓早期，我們曾經實行過一個制度，叫做農轉工，土地轉讓出來之後，不但給你一點補償，還給你城市戶口，還給你城市工作，那時候往往大集體工作。90年代初的時候，但是後來有人做追蹤調查，發現五年、十年之後，這些人都在幹什麼？基本上都處於失業狀態，然後有的又回去到農村租點地，種菜去了，這個事情怎麼做出一個更好的安排來，我沒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考慮的因素可能要更多一些。

　　現在中國的大城市的擴張確實是比中小城市大得多，摁都有點摁不住。為什麼？資源多。如果有一個合理分布應該從資源和機會這個角度分析。資源和機會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行政的，一個方面是市場的，從行政分析有一個國家資源往那裡投的問題，現在主要投向大城市，比如一個奧運會六七千個億，一個世博會四千個億，亞運會三千個億，深圳大運會3500億，你把資源都投到這兒來，當然資源在這兒，機會在這兒，首先從行政角度來說資源。

　　另外市場上怎麼引導？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家都到這裡的道理就在這裡，怎麼樣通過市場層面促使資源往中小城市流動。

　　而現在是生產以政策稅為主，稅制是一個很重要的引導。比如北京，老說不應該是一個經濟中心，應該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現在情況下不是經濟中心，財政收入從哪來？因為所有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生產環節，來自經營環節。大城市說要把低端的企業挪出去，但是問題恰恰是那些低端的企業在提供著大量的財政收入。

　　我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機會結構」。一個社會如何來改善這個社會的「機會結構」。現在回過頭去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那時候中國社會是一個充滿生機，充滿活力的社會。為什麼是這樣一個社會呢？那時候人們獲得機會相對來說比較平等，比較容易，你做什麼事相對門檻比較低。但是現在這些年我們機會結構在轉變，這裡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壟斷，行政性壟斷，包括自然的壟斷，包括其他這些因素。我覺得在將來影響中國社會走勢一個非常重要的，我們機會結構是什麼，能不能造就一個好的機會結構，讓社會充滿活力，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