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說30年：一個文體和一個文學時代

　　30年的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段文學的高端水平，它所表達的不同階段的理想、焦慮、矛盾、彷徨、慾望或不確定性，都密切地聯繫著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和心理經驗。於是，一個文體就這樣和一個時代建立了如影隨形的關係。

　　1978到2008,是我們親歷的文學30年。此時，回望30年來文學的發展和變化，用「喜憂參半」或「感慨萬端」已不足以表達我們此時心情的全部複雜性。對這30年文學各種各樣的評價和說法不絕於耳。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從文體方面考察，我認為中篇小說是最有可能代表這30年高端文學成就的文體。它的數量之多、質量的相對穩定，都是其他文體難以比較的。

　　1978年，中篇小說表達的還是一種整體化的特徵和追求，是試圖建構新時期的歷史。強調的還是政治關懷和文學的教化功能。「被侮辱與損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識分子形象、「改革加戀愛的故事」、「悲壯英雄」等等，普遍出現在小說創作中。王蒙、諶容、魯彥周、張賢亮、蔣子龍、從維熙、張一弓、水運憲等，是那個時代的文學英雄。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1978年卻以「先鋒」的姿態開啟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新時代。但這一試探性的、重返起點的有限變化，是與思想解放運動和現實政治目標訴求緊密相關的。因此，就其思維方式而言，那一時代小說創作並未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它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依然是小說創作有意無意參照的主要前提。這就是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的時代。這一時代是短暫的，這些作品雖然難免那個時代的鮮明痕迹，但它們在推動文學進入新時代，並以激越、慷慨和理想的方式，建構了新時期文學最初的歷史。

　　80年代中期，被稱為「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的作品開始出現。這是兩種既有關聯又不盡相同的小說創作潮流。「尋根文學」顯然已經不滿足文學在社會生活結構中獨立地位的建立，作家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斷流失的同時，也油然升起讓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壯豪情。在他們看來，當代中國文學長久地被西方忽視，這不僅傷害了中國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時也激起了強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壯願望。拉美「爆炸文學」走向世界的成功經驗，尤其是「魔幻現實主義」「化腐朽為神奇」的奇特想像，為中國作家帶來了新的靈感和衝動。他們試圖借鑒「爆炸文學」的經驗，實現弱勢文化被強勢文化認同的潛在訴求。因此「尋根文學」雖然脫離了與政治的聯姻關係，但就其文化目標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國家民族的大敘事框架內。《爸爸爸》、《女女女》、《遠村》、《老井》、《棋王》、《小鮑庄》、《商州初錄》、《紅高粱》等作品，重返傳統文化，在穿上傳統外衣的同時，也實施了一次對傳統文化規模最大的集中批判和檢討。

　　與此同時，「先鋒文學」迅速崛起。「先鋒文學」所關心的似乎是文學自身的問題，比如語言、文體、敘事等等。它強調的是「文體的自覺」，重視的是小說的虛構性和想像力，其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來源於法國的「新小說」、羅伯·格里耶的敘述理論以及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的創作及理論。「話語」作為理解和闡釋先鋒小說的重要概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得以強調的。在這場小說的「形式革命」中，作家遠離了「意義」，在「敘事的圈套」中再也沒有傳統小說關於因果關係、本質理解的暗示，也沒有對社會生活、道德、終極關懷的說教或引導。它未作宣告的「意圖」恰恰是對傳統「意義」的解構。在先鋒小說中，被關注的主題經常是死亡、性和暴力。這一陌生的被述對象和對形式的強調，被認為小說與現實是無關的。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國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出現，都直接或間接地聯繫著中國的歷史或現實。就先鋒小說的表達而言，意味著歷史遠未成為過去。它曲折地表達了一代人用另一種形式對歷史的記憶或解讀。這也正是「回到文學自身」的策略性秘密。馬原、殘雪、余華、格非、孫甘露、蘇童、葉兆言、北村等作家，在這個時代名重一時。《岡底斯的誘惑》、《蒼老的浮雲》、《1934年的逃亡》、《褐色鳥群》、《迷舟》、《信使之函》、《河邊的錯誤》、《棗樹的故事》、《諧振》等，成了青年作家的中國文學教科書。

　　稍晚於先鋒小說出現的是「新寫實」小說。這一小說現象在理論上接受的啟示，與先鋒小說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說「零度敘事」也是「新寫實」小說基本的敘事策略。不同的是，「新寫實」小說在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放棄了「理想」的烏托邦衝動，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狀態和瑣屑的日常生活場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說與生活解除了想像關係。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及其生活場景堂而皇之地成為敘述的主要對象，或者說除卑微、庸常、疲憊瑣屑的人物和場景之外，其他均不在場。傳統現實主義的神性追求被大量的日常瑣事湮滅。這一小說現象的出現，也與文學界部分人對先鋒小說的微詞有關。「遠離讀者」的指責在 「新寫實」小說平民式的敘述中得到了救還。《風景》、《煩惱人生》、《新兵連》、《塔鋪》、《官場》、《一地雞毛》等作品引領了這個文學潮流。

　　就在「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風潮正健的時代，「女性文學」及其概念被批評界提出。這是一個歧義紛呈的文學現象。但逐漸可以達成共識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創作，僅限於風格學的意義。或者說，那時女性作家與男性作家的創作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她們同樣是「社會運動」或「社會問題」的參與者或關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語言風格上可能會獲得某種識別。但從八九十年代之交開始，有性別特徵的、有「女性意識」的「女性文學」開始出現。這是一種爭議最多、也最具有衝擊力的文學現象。它所提供的閱讀經驗，已經超越了現代文學史上女性文學所試圖訴求的一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學」雖然創造了自己的時代，但這一命名或理論劃分的明確性，也從一個方面限制或「預設」了這一時代女性作家的創作衝動或可能。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來自異域的文學啟蒙，在當代中國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觀效果:「女性文學」逆向的性別歧視，不僅沒有為女性文學在敘事上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反而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窺視女性隱秘心理的窗口，或者說，女性文學在沿襲了男性的性別歧視敘事策略之後，並沒有在表達策略上提供更新鮮的經驗。這就是女性文學的期待和話語實踐之間的矛盾。即便如此，像林白的《子彈穿過蘋果》、《迴廊之椅》，陳染的《與往事乾杯》、《無處告別》等作品仍傳誦一時，代表了這個時期女性文學的最高水平。

　　進入90年代之後，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呈現出更加多元和複雜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諸如「60年代寫作」、「70年代寫作」等等，都引領了中國當下的寫作潮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齊鳴、眾聲喧嘩的時代，並不表明文學的價值立場的喪失或可有可無。在多種文學潮流之外，也存在著難以概括的個性獨具的作家作品。他們遊離於整體的、可概括的文學現象之外，獨處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而這些中篇小說作家也是中國當代最有價值和藝術魅力的個體存在。比如鐵凝、陳建功、賈平凹、王朔、王小波、范小青、畢飛宇、阿來、趙玫、遲子建、荊歌、熊正良、李洱、趙德發、何玉茹、東西、鬼子、刁斗、張欣、張梅、鮑十等，新世紀之後，吳玄、須一瓜、魏微、葉彌、戴來、朱文穎、葛水平、徐則臣、曉航、郭文彬、陳希我、映川、魯敏、喬葉、滕肖蘭、吳君等，他們體現出的獨特的對文學的理解和表達，也證明了這些作家選擇的獨特意義和價值。30年時間在歷史的河流中只是短暫一瞬，對我們而言，因其複雜敘述起來竟格外漫長。無論如何，30年的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段文學的高端水平，它所表達的不同階段的理想、焦慮、矛盾、彷徨、慾望或不確定性，都密切地聯繫著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和心理經驗。於是，一個文體就這樣和一個時代建立了如影隨形的關係。它的全部經驗已經成為我們值得珍惜的文學遺產，但它的影響以及在當下的意義還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