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中的日本：短暫崛起埋下戰敗苦果

在近代化歷史上，日本曾經創造過讓世人驚詫莫名的奇蹟。自從1853年「黑船來航」被美國強行敲開國門淪為半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成為世界一等強國，只用了不到70年。它頒布了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曾經給予亞洲各國民眾爭取獨立運動以巨大鼓勵和信心。

唯其輝煌，早前軍事立國的經驗被神聖化，本該被摒棄之時卻益發脫離了政治目標而「暴走」，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無限擴張；工業革命急速邁進，卻未能建立與其相稱的社會各階層利益協調機制，幼年形態的政黨政治在軍人的威逼和民眾的暴躁中夭折；雖依仗軍事實力躋身列強，卻未學會理性地處理國際利益衝突，陳舊的獨佔型殖民模式使它處處樹敵。

正因為沒能處理好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或早或晚都會遇到的這些相似的矛盾，日本以更快的速度隕落了，不僅給各國帶來了十數年兵燹和數千萬亡魂，自身的現代化成果也化為烏有，其教訓之深刻值得認真反思。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國東北

日本在一戰中崛起

明治維新後，日本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國策。其中「富國強兵」是其核心，其實質是「強兵為富國之本」。按照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給天皇的上奏書《鄰邦兵備略》中的解釋：「兵強，則國民志氣始可旺，國民勞力始可積，然後國民之富貴始可守。」

正是在近乎狂熱的全民支持下，日本先後打敗了亞歐兩個專制集權的大帝國。但與甲午戰爭後得到2.3億兩白銀（約值3.5億日元，相當於戰前日本財政規模4倍）的賠款不同，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的《朴茨茅斯條約》中未得到一分錢的現金。戰爭中日本的戰費總額19.85億日元，是其1903年政府總預算2.5億的7.9倍；其中8億是以關稅收入、煙草專賣金為擔保在倫敦、紐約、柏林發行國債籌集的。

戰後日本的國債從6億日元上升到了24億，每年僅利息就要支付1.1億。國民的人均稅負從1903年的5日元上升到了1906年的10日元。儘管財政如此拮据，陸海軍仍要求大規模擴充。在1907年制定的《帝國國防方針》中，陸軍要求將常備兵力從1905年的17個師團擴充為25個，海軍則提出建設「八八艦隊」。

1912年大正天皇繼位，此時政府最嚴重的危機就是急劇擴軍與財政困難之間的矛盾。12月，西園寺公望內閣因拒絕了陸軍兩個師團的擴軍計劃，軍部遂指使陸相上原勇作辭職，導致內閣垮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遠離歐洲主戰場的日本擺脫了危機。由於歐美商品來源中斷，日本先是對南洋和中國的出口大量增加；接著，協約國的大批訂單奔涌而來。1914年和1919年比較，商品出口總額從5.9億日元增加到21.7億。在這六年里，戰前長期入超的日本出現了總額13.3億的出超，再加上輪船運費、保險費等非貿易收入，使日本的外債由19億降為16億，對外債權卻由8.1億猛增到43.7億，一躍成為債權國。

貿易的繁榮帶來了投資熱潮，在銀行、運輸、採礦、化學、機器製造及金屬工業部門的投資總額達54億日元。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工礦業總產值比重從49.5%上升到61.1%，日本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

從技術上講，以當時代表工業技術水準的軍艦製造為例，日本已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1911年日本委託英國造船廠為它製造了最後一艘大型主力艦「金剛」號，其同級後續三艘「比睿」、「榛名」、「霧島」號分別由橫須賀海軍造船廠、神戶川崎造船廠、三菱長崎造船廠承建。在一戰後期，日本自行設計建造的「長門」號戰列艦建成下水，標準排水量32700噸，裝備了8門410mm口徑巨炮，最高航速26節，是當時最優秀的戰列艦。

從國際地位看，日本此時開始躋身國際一等強國之列。1858年，日本與美、英、俄、法、荷五國簽訂了通商條約，被迫承認西方國家在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同時失去了關稅自主權。1871年，岩倉具視率領龐大的使節團遍訪美歐諸國，希望修改前述不平等條約，但遭到粗暴拒絕。1911年，日本已吞併台灣、朝鮮建立海外殖民地後，才得以與美、英等國全面修訂條約，完全實現了關稅的獨立自主和法權上的獨立平等。巴黎和會上，日本接管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和德屬南洋群島。在1922年2月6日簽訂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中，日本主力艦總噸位可以佔英美的六成。

社會分化衝擊政黨政治

但是國家的迅速崛起和工業化的飛速發展並不會自動地惠及全社會，各國經驗都表明，在此階段往往是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社會矛盾開始激化的時期。

1919年，日本工業產值中的70%是由輕工業創造的，其競爭力主要由低工資支撐。這種狀況始終不能改變的根源在於工人的組織化程度一直很低，在1920年代，工會會員最高也沒超過工人總數的7%。

1918年8月，受政府決定出兵西伯利亞的消息影響，米價瘋長。3日，富山縣的漁村西水橋町300餘名漁民妻女包圍了米店，「米騷動」開始。這場搶米風潮持續了兩個月，1000萬人捲入。

與民間窮困形成對比的是，財閥企業迅速坐大。資本在500萬日元以上的大公司在1914年佔全國公司總數的0.37%，占資本總額的38.6%，到了1919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77%和53.6%。

在此前後，民間法西斯勢力的精神領袖北一輝正在上海一家醫院的閣樓里構思起草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天皇親政，突破身邊財閥和元老重臣的封鎖，做一個真正「國民的天皇」。在經濟方面，主張限制私人擁有土地、資本的限額；要求私人企業中的勞動者參與經營和分配，純利的一半分配給勞動者，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廢除童工等等改良主張。

他的社會改造方案得到了不少人的響應。1921年9月28日，朝日平吾刺殺了安田財閥的創始人安田善次郎。他出身貧困，曾入學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都因交不起學費而退學。他企圖從資本家那裡募集資金組織政治社團以改造社會，卻處處碰壁，遂憤而決定「誅殺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他在自殺前留下了《檄文》和《斬奸狀》，內中思想傾向與北一輝無異。公眾的同情明顯在兇手一邊，他的葬禮規模盛大，上千人參加。兩個月後，年僅19歲的中岡艮一在東京火車站刺殺了組織第一次政黨內閣的平民首相原敬。

除北一輝之外的其他民間法西斯派別還有高畠素之創立的「國家社會主義」派，井上日召的「日本主義」派，桔孝三郎的「農本主義」派等。他們認為明治維新雖然清除了舊幕府體制的藩閥勢力，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壯大起來的財閥勢力，是導致當前社會矛盾激化的罪魁禍首，「昭和維新」的任務就是剷除「君側奸佞」（即元老、重臣、政黨首領和財界巨頭），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一君萬民」的政治體制。與單純的社會思潮不同，他們都積極推動以暴力暗殺手段推動「昭和維新」，給「大正民主」時代的政黨政治以致命的打擊。

1929年經濟大危機使日本的社會矛盾加劇。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以井上日召為首的血盟團先後刺殺了多次擔任大藏大臣、日本銀行總裁的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財閥首腦團琢磨，此人利用政府內部信息做外匯投機賺了數千萬。5月15日，一批少壯軍官發動政變，首相犬養毅被殺。5月26日，海軍大將齋藤實組閣，政黨政治逐漸式微。

客觀地說，日本政黨政治時代的內閣受財閥的實質性控制，民眾缺乏組織化手段參與政治決策，再加上生活的困苦煎熬構成了民間法西斯思潮的社會基礎。相比之下，英美兩國的民主體制早已深入人心，社會組織化程度也較高，雖然同樣遭受經濟危機，美國通過進步時代的各項改良和羅斯福新政，逐步緩和了社會危機；英國在二戰前則有以麥克唐納為首的兩次工黨內閣，而新生的日本政黨政治和德國的魏瑪體制一樣，均無在危機時刻調節社會各階層間利益格局的能力，被各股社會合力推翻有其必然性，結果卻是強硬勢力趁機崛起，將國家帶入戰爭的深淵。

總體戰思想：軍方擴張的綱領

明治政府在開國之初就定下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國策，在《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之前就已經明確了統帥權獨立於政府機關的制度基礎。表現在軍令方面，就是天皇在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總長的輔弼下直接掌握軍令權，內閣不得干預；軍政方面，1900年山縣有朋內閣時期修改了陸海軍官制，明文規定內閣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現役將官擔任，其目的是阻止政黨人士擔任陸海相。這就意味著內閣不僅無權制約和控制軍部的行動，而且自身生死也牢牢控制在軍部手中。一旦二者矛盾激化，軍部只需勒令陸相辭職而又拒絕推薦新人選，內閣就只能全體跟著辭職。軍部第一次出手是在1912年對西園寺公望內閣，1913年山本權兵衛內閣時期，在公眾輿論的支持下修改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可以由預備役和後備役將官擔任，但實際上卻從未實行過。到1936年廣田弘毅內閣時期，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重新恢復。

應該說統帥權獨立提高了軍人的政治地位，對於戰爭動員是有利的。但這畢竟只能作為一種臨時措施，在中國古代，軍權一旦獨立於以皇權為代表的行政權，奪權篡位就不可避免，因此在宋代以後就嚴格遵循由文官統帥武官的原則；在現代西方憲政國家則實行「兵權從政主義」，軍人不得干預政治。日本在完成民族獨立後本應就此及時做出修正，但恰恰相反，一戰後興起的總體戰思潮愈發刺激了軍方走向擴張之路。

一戰持續四年多，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造成的巨大殺傷力更是前所未有。戰爭造成的傷亡超過千萬，各國動員兵力均在數百萬之上。總體戰思想應運而出，認為要在今後的戰爭中取勝，就必須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豐富的資源供應，並由政府對政治、經濟、工業、商業、金融乃至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進行強有力的管制，如此才能將戰爭潛力挖掘到極致。日本軍方及時跟進，成立了專門研究機構臨時軍事調查委員會，還只是少佐的永田鐵山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該委員會出版了69期《月報》，使總體戰思想廣為人知，為軍方向大陸擴張找到了新的「理論依據」。

1921年10月，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三位軍官在德國的溫泉勝地巴登巴登聚會，約定廣泛聯絡志同道合之人，以「消除派閥、刷新人事、改革軍制、建立總動員態勢」為綱改變日本軍事政治局面，此為日本軍部法西斯勢力的肇始。

到30年代，以永田鐵山為首的這批陸軍大學畢業軍官陸續進入核心決策機構，形成「統制派」。他們對內主張利用財閥建立滿足軍事需要的統制經濟模式，對外則主張進攻南洋掠奪石油資源，次序是先對外後對內。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石原莞爾就是重要成員，他認為日本是東方文明的代表，而美國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兩大文明必將在太平洋遭遇。而要在外來的戰爭中取勝，就必須侵佔中國東北地區，建立能支持持續作戰的後方基地。另外一批學歷較低的軍官組成「皇道派」，以北一輝為精神領袖，對內主張打倒政黨、元老和財閥，對外主張向北進攻蘇聯，次序是先對內後對外。

兩派矛盾在1935年開始升級。此時的永田鐵山官居陸軍省軍務局長，在軍部年輕軍官中擁有廣泛的支持，已成為陸軍在政策上的事實領導。8月12日，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闖入永田辦公室將其刺死。就在陸軍總部企圖將受皇道派影響很深的部隊調往朝鮮時，皇道派在1936年2月26日發動兵變，佔領了日本政治中樞永田町地區，內大臣齋藤實、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橋是清被殺，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重傷，首相岡田啟介僥倖逃脫。

這次政變的結果是皇道派基本被一網打盡，連與此事並無直接關聯的北一輝也被處決，政黨政治徹底終結，能制約軍部對外無限制擴張的最後一股力量至此消失。這就是中日全面戰爭的序曲。

日美殖民模式之比較

日美兩國都是近代殖民行列的後來者，當19世紀末它們有能力和意願向外擴張時，世界已基本被西歐諸國瓜分完畢，在各自殖民地設置重重壁壘阻止別國商品和資本進入。面對這種局面，日本的對策是以武力為後盾向外擴張；美國則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試圖推動各國打破各自在殖民地的獨佔形態，均等地向別國開放市場。兩種模式雖都是為本國資本開拓空間的手段，但其政治後果卻有很大差異。前者必然導致列強之間的軍備競賽乃至世界大戰；而後者則將國際競爭移至經濟、技術領域，這就是二戰後西方大國雖時有利益衝突但已不再刀兵相向的原因。

但在20世紀初，美國的這種設想卻處處遭遇挑戰。在日俄爭戰中美國之所以支持日本，並協助戰後媾和，就是希望日本能在東北亞地區實行門戶開放。1905年10月12日，美國鋼鐵大王哈里曼與日本首相桂太郎簽訂備忘錄，准許哈里曼收購南滿鐵路，作為其環球運輸龐大計劃的一部分。但旋即遭到強烈反對而作罷，對此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表示：「日本逐排他性的俄國於滿洲之外，今卻立即取而代之，以至實行俄國之主義，實屬遺憾。」以此為開端，日本的大陸政策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越發尖銳起來。

一戰中，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引起英美強烈抗議。1917年，美國國務卿藍辛和日本全權代表石井菊次郎簽訂了《石井藍辛協定》，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同時強調兩國要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以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

1920年代後期，日本軍方越發露骨地企圖獨佔滿蒙地區，從製造皇姑屯事件到直接發動九一八事變。策劃者石原莞爾認為佔領中國東北就已經足夠建立總體戰體制了，竭力反對再向關內擴張。但是，貪慾一旦開啟就是無止境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全面戰爭不可避免，中國龐大的領土、人口和堅韌的抵抗意志已決定日本不可能取得勝利。

日軍的這一系列舉動已逐漸接近美國所能忍耐的極限。待至1941年7月，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南部，美國旋即凍結日本在美所有資產並採取禁運措施，太平洋戰爭已一觸即發。12月7日，日軍不宣而戰轟炸珍珠港，激發了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註定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