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說了算的國度

201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在「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宣布解除對企業資金介入政治選舉的限制，激起總統、國會的強烈反彈。1月24日，奧巴馬總統發表首次國情咨文時，一反「三權分立，和和氣氣」的常態，公開譴責了最高法院這一判決。然而，即便是奧巴馬本人，也不敢公然阻止判決執行，只能循正當途徑，攛掇參議院出台新法，推翻該判。

或許有讀者會奇怪，像美國這麼一個超級大國，重大爭議為何都要由9個大法官說了算?而且，與總統、國會議員相比，大法官並非由人民直接選出，為什麼要賦予他們那麼大的權力?而他們又憑什麼做到說話管用，令總統議員、軍警憲特、大小財閥一體服從呢?換句話說，聯邦最高法院的權威到底來自何處?

規矩沒有自己定

1788年的「費城會議」上，制憲先賢都贊成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一致同意最高法院跟國會、總統彼此制衡。但是，由於聯邦與州的關係、公民選舉權、奴隸貿易才是代表們爭論的焦點，加上美國國父們為了爭取更多州批准憲法，故意擱置重大爭議，對許多條款語焉不詳，因此，最後形成的憲法條文中，只含糊規定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設立的下級法院，而對聯邦最高法院的組成、運作、許可權，並未做過多交代。比如，最高法院法官到底該稱為法官(Judge)，還是大法官(Justice)?一個案子到底該由一名法官來審，還是若干人組成一個合議庭，又或是全體法官集體聽審?判決如何形成?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大家各說各話?更重要的是，司法權的核心到底是什麼?它將如何制約立法權、行政權?這些問題，制憲者都沒有說清楚。

1789年，趕在最高法院正式成立之前，第一屆國會匆匆通過了《司法法》(JudiciaryAct)。這部法律總算解決了最高法院的設置與管轄範圍問題。它規定最高法院由1位首席大法官(ChiefJustice)、5位聯席大法官(AssociateJustice)組成，可以受理州法院涉及聯邦問題案件的上訴，但沒有確定最高法院的運行規則。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最高法院大法官1790年2月首次開庭亮相前，戴不戴英式假髮居然也引發激烈爭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支持戴假髮，覺得這樣顯得高貴、莊重，符合傳統。托馬斯·傑弗遜則堅決反對，認為這樣會讓大法官們看起來像「披著一團亂麻的老鼠」。最終還是傑弗遜的意見佔了上風。

最高法院成立之初，大法官們仍然仿照英國法院做法，每人在每起案件中依次撰寫司法意見(OpinionsSeriatim)。為顯示「首席」的特別地位，首席大法官一般穿紅袍，其他大法官則穿黑袍。1801年，約翰·馬歇爾出任首席大法官後，主動披上黑色法袍，與同僚們保持一致。作為一名偉大的管理者，馬歇爾推動創立了最高法院的內部規則。比如，如果大法官們意見一致，可由一人代表大家撰寫「法院意見」(OpinionoftheCourt)，其他人加入即可。如果出現意見分歧，多數方、少數方可各由一人撰寫「多數意見」(MajorityOpinion)與「異議意見」(DissentingOpinion)，其他大法官可以選擇加入，也可單獨提交異議意見。如果多數方某位大法官贊同最終結論，但不同意判決理由，可以單獨發布「協同意見」(ConcurringOpinion)。上述規則一直延續至今。

至於大法官的人數，6人實在不利於形成少數服從多數的局面。傑弗遜擔任總統後，增加了1名大法官。隨著美國版圖向西不斷擴張，到1863年，大法官一度變為10人。國會覺得這麼多人實在不像話，決定減少兩人，恢復為8人。問題是，8人還是不易達成妥協意見。1869年，在格蘭特總統的提議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數終於穩定為9人。9人中，4人投票同意即可受理案件，5人投票同意即可形成多數意見。如果有人因病、告假缺席導致人數為偶數，不同意見票數相等則意味著下級法院判決得以維持。從那時至今，大法官人數再沒有變化過。

對絕大多數案件來說，聯邦上訴法院就是訴訟的終點。一個案子進入聯邦最高法院的概率極低。儘管如此，每年還是有大量當事人向聯邦最高法院提交申請，希望大法官能審理自己的案件，當然，最高法院只會批准極少數申請。以2008年至2009年開庭期為例，最高法院收到7738起案件，但只開庭審理了87起。大法官們是通過不斷努力，才爭取到了對案件的完全控制權。選什麼樣的案子來審，都由大法官說了算。否則，就算有100個大法官，也審不完潮水般湧來的案子。

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並非每起都十分重要，但是，為了表明最高司法機構的權威，除非有大法官申請迴避或因事告假，所有案件都由9名大法官集體聽審。庭審一般被稱為言詞辯論，只有政府律師或當事人律師出庭，律師各自陳述己方立場，並回答大法官提問。現場沒有陪審團，沒有證人，更沒有交叉質證。嚴格意義上說，多數庭審都略顯枯燥，外行聽起來幾乎昏昏欲睡。庭審結束後，大法官們將在密室召開會議，討論相關法律爭議，決定最終如何投票。

總之，經過兩百多年的運轉，聯邦最高法院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則與慣例，大部分都由大法官們自己實踐、總結，具體細節也一直在不斷調整。就在2010年2月16日，《最高法院規則》(RulesoftheSupremeCourt)還剛剛經歷過一次修訂。

權力不足自己爭

對最高法院的權力，漢密爾頓曾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做過評價：「司法分支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儘管漢密爾頓也談到最高法院有權「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無效」，但這項權力幾乎沒人承認。

托馬斯·傑弗遜、詹姆斯·麥迪遜、約翰·亞當斯等開國元勛則認為，憲法爭議應當由總統或國會說了算，輪不到你最高法院來說話。畢竟，《獨立宣言》與憲法都是他們參與起草的，這幫人又怎麼會瞧得上大法官，並賦予最高法院解釋憲法的權力呢?

事實上，最高法院開張三年多，幾乎無案可審。首任首席大法官約翰·傑伊幹了4年就撂了挑子，跑回家鄉紐約州當州長。1800年，約翰·亞當斯總統寫信邀請傑伊重返最高法院，傑伊回信婉拒，聲稱經過認真觀察，最高法院實在是一個「缺乏活力、價值與威嚴」的地方，不值得在那裡浪費生命。

權威不足，權責不明，早期的最高法院在維護人權方面自然也乏善可陳。約翰·亞當斯任總統期間，為修理「不聽話」的新聞界，曾出台《懲治煽動性言論法》(TheSeditionLaw)，規定對總統、國會或政府「發表任何不實、中傷或詆毀文字」或出版「任何意圖詆毀官員，使官員受辱的出版物」，都是犯罪行為。受該法影響，許多報社編輯被捕入獄。最高法院偏安一隅，吭都沒敢吭一聲。

不過，歷史總會因某些偶然事件而發生轉折。1801年，一起因政權更替引起的司法人事糾紛來到最高法院。原告威廉·馬伯里的起訴依據是《司法法》第十三條。該條規定，最高法院對上述糾紛擁有初審管轄權。然而，時任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深知，無論法院怎麼判，新上任的總統傑弗遜、國務卿麥迪遜都不會執行判決。最高法院硬著頭皮下判，結果只會自取其辱。

馬歇爾左思右想，最終做出一個聰明而又大膽的決定。他在這起名為「馬伯里訴麥迪遜」(Marburyv．Madison)的案件中宣布，根據憲法第三條，最高法院對此案並無初審管轄權，《司法法》第十三條因與憲法相抵觸而無效，所以，馬伯里先生應當先去下級法院起訴。如此一來，馬歇爾既迴避了與傑弗遜的正面衝突，又為最高法院爭來了一個超級武器：司法審查權。憑藉此權，最高法院可以依照憲法，推翻國會任何一條涉嫌違憲的立法，還可以對行政分支各部門的措施、規章進行審查。

幾年後，馬歇爾法院乘勝追擊，在「弗萊徹訴佩克」(Flectherv.Peck)一案中宣布最高法院對各州立法也有司法審查權。至此，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之間的「遊戲規則」終於發生了改變，國會不再是不受任何制約的「立法巨獸」，可以隨意吞吐《懲治煽動性言論法》之類的「惡法」，權力制衡真正成為可能。人們開玩笑說：「馬伯里案之後，只有瘋子才會丟下大法官職位，跑去當什麼州長。」當然，也有歷史學家曾斷言，如果憲法當年明確賦予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審查大權，可能根本就通過不了。司法審查權，確實是一項爭來的權力。

1835年，馬歇爾大法官去世，此時，聯邦最高法院已有足夠權力與獨立性來履行憲法職責。也是在這一年，剛剛結束美國之行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完成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他在書中感嘆：「其他任何國家從來沒有創製出如此強大的司法權。聯邦的安定、繁榮與生存本身，全繫於7位聯邦大法官之手。沒有他們，憲法只是一紙空文。行政權依靠他們去抵制立法機構的侵犯，而立法權則依靠他們使自己不受行政權的進攻。聯邦依靠他們使各州服從，而各州依靠他們抵制聯邦的過分要求。公共利益依靠他們去抵制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則依靠他們去抵制公共利益。保守派依靠他們去抵制民主派的放縱，民主派則依靠他們去抵制保守派的頑固。」

說「不」的最高法院

權力爭來了，地位提高了，可是，最高法院一開始的表現實在難如人意。如果托克維爾活得夠久，沒準兒也會埋怨自己話說得太滿，或者早說了一百多年。

1857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DredScottv.Sandford)一案中，第二次行使了對聯邦法律的司法審查權，推翻了一部名為《密蘇里妥協案》(MissouriCompromise)的法律。由此導致了如下後果：黑人仍是他人「合法財產」，而非受憲法保護的公民，即使他到過已廢除奴隸制的「自由州」，仍無法改變命運。林肯總統後來抨擊這一判決：「房屋分成兩半就會倒塌。我相信，在半是奴隸半是自由民的國家裡，政府也長久不了。」幾年後，南北戰爭爆發。內戰結束後，斯科特案判決被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推翻，成為最高法院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

同樣是行使司法審查權，馬伯里案將最高法院推上政治前台，斯科特案卻令其聲望陷入低谷。由此可見，司法審查權固然重要，而公眾的信任與認可才是這一權力的基礎。如果大法官們在行使權力時不計後果，不講公正，那麼，無人服判不說，司法至上也將逐步淪為司法專制。

內戰之後幾十年間，最高法院為調和聯邦與州的關係、維護私人財產權、保護少數族裔權益，做出不少有益判決。但是，1905年的「洛克納訴紐約州」(Lochnerv．NewYork)一案，卻讓最高法院再次背上罵名。在這起案件中，大法官們宣布一部維護勞工權益的法律違憲，因為它侵犯了僱主與勞工間的「契約自由」。此案之後，最高法院突然變得異常活躍，動輒以侵犯州權、契約自由為由，推翻聯邦關於保護婦女、童工權益的立法。

1929年，紐約股市大崩盤，美國經濟進入「大蕭條」時代，政治權力重心也從各州逐步轉移至華盛頓。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上任後，試圖以「新政」挽救美國經濟。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卻不懂得「為大局服務」。他們認為，政府不該干預經濟，中央權力更不能藉機擴張。因此，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宣布多部「新政」法律無效，其中甚至包括至關重要的《全國產業復興法》(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

面對上述不合時宜的判決，羅斯福極為憤怒，譏諷最高法院是「九老院」，把4位保守派大法官稱為「四大黑暗騎士」。1936年順利爭取連任後，羅斯福為了教訓「九個老男人」，推出了「最高法院改造計劃」。按照這一計劃，現任大法官只要有人超過70歲，總統都可以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當時的9名大法官中，已有6人超過70歲，如果計劃得以實施，最高法院必將成為「羅斯福法院」。令人意外的是，儘管羅斯福的經濟政策贏得社會各界廣泛支持，但改造最高法院的提議卻遭到各方抵制，最終胎死腹中。公眾普遍認為，頑固不化的大法官們固然可恨，但如果允許總統「填塞」法院，無疑會損害司法獨立，並威脅到「三權分立」體制。

不過，最後贏家還是羅斯福。受上述風波影響，歐文·羅伯茨大法官開始轉變立場，使得原先對於「新政」的「5票反對4票支持」變為「5票支持4票反對」。隨後8年，羅斯福繼續執政，硬是在時間上拼過了「九個老男人」。「四大黑暗騎士」或是病故，或是退休，羅斯福先後將支持本人政策的威廉·道格拉斯、胡果·布萊克送入最高法院，合理合法地實現了「改造」最高法院的目的。

二戰期間，最高法院在「是松訴美國」(Korematsuv．UnitedStates)一案中，認可了軍方集中關押日裔美國人的措施，卻又在「西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訴巴內特」(WestVirginiaStateBoardofEducationv.Barnette)一案中，支持了公民不向國旗致敬的自由。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在後一起案件里撰寫的判決意見，成為最高法院歷史上最富文採的華彩篇章之一。他說：「如果在我們憲法的星空上有一顆不變的星辰，那就是，無論在政治、民族、宗教，還是其他輿論問題上，任何官員，不論其職位高低，都無權決定什麼是正確的，也無權用言語或行動來強迫公民表達他們的信念。如果有什麼情形允許這一例外，那麼，我們現在決不允許它們發生!」

（摘自《大法官說了算》，法律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價: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