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研究新看點：兩大歷史罵名 三次歷史功績

郭俊勝撰寫的《張學良史事箋證》一書是我們至今看到對張學良一生評價比較客觀、公正、準確、生動的一本學術著作。書中運用了大量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首次公佈於世的「張學良、趙一荻文件與口述資料」（the Peter H.L.Chang and Edith Chang Papers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其中包括口述歷史、往來信件、手稿、學習筆記、日記、藝術品、印刷品等，讓人們彷彿看到一個叱吒風雲、英姿雄發的青年時代的張學良，和一個經歷半個世紀幽禁歲月的耄耋老人的不老心態。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與張學良口述歷史工作的張之宇先生所說，《張學良史事箋證》一書「藉各家不同的分析與推理，對張將軍的政、軍歷史實務政績，公、私做人處世生活形象，做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分析，使其有血肉豐滿的、人性本位的歷史描繪」。在張學良一生中最讓他畢生耿耿於懷的事情就是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在張學良晚年口述歷史中有這樣的一段敘述：「那時候，奉天有好幾派，一派就是郭松齡，我們這一派就是陸大派，他是陸大，但是我們都是講武堂的，講武堂這一派屬於這個陸大派的底下的。另外呢，還有楊宇霆，他們就是留日派。」張作霖曾這樣描述張學良與郭松齡的關係：「除去你老婆不跟他睡覺，你什麼沒有不給他的。」郭松齡倒戈反奉失敗後，張學良為沒有能救得郭松齡一命而終生內疚。「在九一八事變五十周年之際，張學良在探視生病中的齊世英時，他們都認為若是那次郭松齡反奉成功，中國歷史將會改寫。可能沒有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對馮玉祥在郭松齡反奉事件以及眾多歷史事變中扮演「倒戈將軍」的角色，張學良也有明晰的評斷。

對於張學良來說，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是伴隨他一生的「酸痛」。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在採訪張學良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時說：「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都說了蔣公給你的指令呢！」張學良很堅決地回答：「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難道在對待九一八事變的問題上，中央政府和蔣介石都沒有態度嗎？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澄清責任問題，是想恢復歷史本來面目。張學良晚年的解釋和說明，把責任全攬到自己身上，隻字不提中央政府和蔣介石的責任，是否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呢？在這裡無需贅述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政策是誰下的，但作為一地的封疆大吏，在當時東北境內僅有日本兵力26882人，而東北軍有19萬人的情況下，先於九一八丟失東北，其後仍沒有積極的抗敵作為，當然是難辭其咎的。

張學良由於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兩次失誤背上罵名，而西安事變則使他成為千古功臣。對於西安事變，張學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說：「我簡單答兩句話：一個是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自我的口，從我口裡說出來就成了自誇自滿了，我不想讓別人誇我，另外我也不想為自己辯護；二是我也不願意傷害人，如果我在這裡全部都說了，就會傷害許多人了。」張氏口述中的若干重大保留，無疑令讀史者深感遺憾，卻給後人留下思索的空間。顧月華在2010年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所寫《與歷史同桌而餐———記唐德剛先生追思會》一文中指出：「西安事變後歷史急劇轉變，形成今天的新中國，緣起於張學良的綁架舉動，如果當年沒有西安事變，國共的發展不是今天的結果，如果張學良沒有綁架蔣介石，可能連東南亞的歷史都要全部重寫，至於他這次行為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起什麼作用，可能其意義還遠比這單純的一次行動要深遠巨大得多。」西安事變改變了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後還在打內戰的局面，成為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的轉折點。張學良兵諫西安，繼東三省易幟後，再次扭轉中國歷史的走向，成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