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驚人】「九一八」後是誰下達了不抵抗命令 ？

鐵馬冰河W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f=w&ctid=172199&boardid=2&id=11018707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二大隊借口南滿鐵路遭中國軍隊破壞悍然出手，日軍乘月黑風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發起突然襲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一部猝不及防，被日軍打死打傷３００餘人，而蓄謀已久的日軍僅僅傷亡２４人。這彈雨橫飛的驚悚夜晚，被史家稱作「九一八事變」，也叫「奉天事變」。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矛盾日益激化，而日軍對覬覦已久的東三省之蠶食也變得愈發肆無忌憚起來。人數遠遠佔優的東北軍面對狂敵毫無作為，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九一八」後東北三省迅速淪陷，6年後的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宛平城盧溝橋故伎重施，再次製造磨擦，有預謀的挑起戰端，從此開啟了持續八年之久的全面侵華戰爭。「九一八」當晚，駐守瀋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只進行了輕微的抵抗便撤到郊區東山嘴子一帶修整待命，參與進攻的日軍兩個守備大隊只付出極小的代價便順利攻佔北大營，進而幾乎兵不血刃就輕易的佔領了整個瀋陽城。之後，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遼寧、吉林、黑龍江接踵淪陷敵手。文獻資料記載，彼時東北軍總兵力接近三十萬人，而且器械精良，訓練有素，且官兵大都有實戰經驗。「九一八」前後，僅駐紮在東北各地的東北軍各部隊就有１６．５萬餘人，駐在山海關內的也有近１０萬人，而日本關東軍僅有不足20000人，東北軍不僅人數遠超日軍，而且裝備也不輸日軍，假若指揮有方，英勇還擊，鹿死誰手，亦未可知。然而，面對以小博大的兇悍日軍，東北軍卻交出了一份令國人難堪以致汗顏的戰績單（東北人至今也還有窩裡橫的臭毛病！看看現在的東北經濟都折騰得像個什麼屌樣了？）。日軍進攻瀋陽時，東北軍駐沈部隊除一小部分基層官兵自發奮起反擊外，其大部幾乎不放一槍，不戰而退撤到錦州，隨後整軍遵上司命令退入關內。經此一戰，本有些忐忑的日軍指揮官信心爆棚，驕狂日盛，變得吸髓知味、無所顧忌，東三省在戰火硝煙中迅速淪陷。之後，中日兩國矛盾已不可調和，雙方劍拔弩張，針尖麥芒，一場更為殘酷、更為持久的全面戰爭已悄然拉開序幕。因「九一八」當夜的糟糕表現，名聞遐邇的東北軍風流少帥張學良飽受國人指責，被贈了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流落關內的東北軍30萬將士集國讎家恨於一身，紛紛要求打回關外，收復河山，重回家園。然而，一紙「不得抵抗」的命令讓東北軍將士的熱血變冷，也讓國人齒冷心寒，廣袤肥沃的東三省成為日本禁臠這一事實變得難以更張，數十萬東北子弟兵的不堪表現也讓國人的心情由失望變得絕望。那麼，在風雨如晦的「九一八」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長期以來，坊間一直流傳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是蔣介石下令不許抵抗，「逃跑將軍」張學良是代蔣受過之說。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的回憶影響力很大，他的敘述為以上說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佐證。據郭說：「九一八」爆發當夜，張學良身在北平，他聞訊後一夜十幾次致電南京請示蔣介石如何應對，而蔣也十幾次輕描淡寫的答覆他不許抵抗，而且還讓他命令麾下部隊將軍械庫鎖起來，然後將庫中武器一律點交給日軍。東北軍執行的是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這幾乎成了歷史定論。然而，時隔84年，關於此事的一些疑點漸漸浮出水面，那麼，要求東北軍「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誰下達的呢？有學者說，直至今日，始終無法找到有關蔣介石在「九一八」驚魂夜後命令張學良不許抵抗的隻言片語，更遑論找到任何由蔣親自簽發給張的電報、手諭了。那麼，「不抵抗」的命令只是空穴來風嗎？抑或是下達者另有其人？9月18日，蔣介石到底在哪裡？有學者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理出了略顯紛亂的頭緒，結果顯示出「不抵抗」命令的簽發者似乎與蔣無關。文獻記載，9月18日這天上午，蔣介石一行匆匆登上一艘名叫永綏號的軍艦溯江而上，準備前往南昌行營親自督剿活動於閩贛兩省的紅軍。就在這天夜晚，「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19日凌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收到張學良的告急以及請示電報時，蔣介石正在赴南昌途中的永綏號軍艦上，依當時的通訊手段，蔣對這驚天突變應該是一無所知的。直到19日白天，永綏號抵達九江湖口碼頭時，蔣介石才得到消息。客觀地說，蔣得知這一突發消息是在第二天，他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做出反應，當夜給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嚴令的。彼時的中國，只是形式上的統一，一些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表面上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領導，裝作唯蔣馬首是瞻的樣子，其實均各懷鬼胎，各有打算。東北系張學良、桂系李宗仁、滇系龍雲、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榘、西北馬步芳、馬鴻逵（當然還有朱毛共匪）等均是如此，他們自成體系，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可用陽奉陰違來形容。即便與蔣介石關係比較親近的張學良，對中央政府的命令也並非絕對服從。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也絕非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東北軍也並不是絕對服從蔣介石的指揮，國民政府的號令也並不是總能在全國暢行無阻，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況且張氏父子與日本人打交道已不是一兩天了，對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可謂心知肚明。張氏父子雖然與對方一直虛與委蛇，貌合神離，但二人深知中日兩國實力的差距之大。自張作霖柳條湖遇難後，張學良雖然剛當上東北軍統帥不久，但他心裡明白，倘若此時東北軍不惜老本，全力抵抗日軍的話，雖也能取得局部小勝，但之後的結局肯定不妙，關東軍要的就是借口，隨後必會重兵壓境，吞噬東北。而且與驕橫的關東軍鏖戰不休，自己父子兩代在東三省苦心經營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血本拼光不說，自己在東三省的勢力以及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都將不保。因此，張學良似乎已暗暗打定主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張學良其實就是千古罪人，尼媽怎麼還好意思腆著逼臉回到黑土地來？）。這種推論是有事實依據的，即便張學良自己，也從未遮遮掩掩或推卸責任，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認：「九一八」後東北軍未經像樣抵抗就撤進關內，是在執行自己下達的「不得抵抗」命令。最新資料披露，張學良在1990年夏天曾經兩次接受日本記者公開採訪，在談及「九一八」前後自己的心路歷程時，他坦承:「日本軍隊當時這麼做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判斷日本軍隊悍然發起軍事行動是在公然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事後證明，我對「九一八」事變的性質判斷錯誤」 。日本記者隨後問張是不是代蔣受過時，張學良口氣堅定地答道：「我不能把"九一八』後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更不能全推給蔣先生，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態，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日本NHK電視台紀錄片內容）。據說事後蔣介石對張的綏靖行為十分不滿，他惱羞成怒，斥責張是「紈絝子弟，難堪大用」，但隨後發生的一切表明，他對張的「不抵抗」政策亦無可奈何，抑或另有苦衷。蔣介石年輕時曾在日本東京振武學堂學過軍事，他對中日之間的各項實力差距之大是深有體會的。蔣介石在自己早年所作的一首詩中也表達了這種失望之意：「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實力不濟，總不能靠血氣之勇去拚命吧。彼時，中日之間的國家實力差距之大是顯而易見的，日本的咄咄逼人之態也讓蔣深感不安，但「力不如人」，一旦撕破臉大動干戈，結局就在那明擺著。因此，蔣介石權衡利弊、思慮再三，顯然默許並容忍了了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文獻資料顯示，早在「九一八」之前，張學良早已向蔣介石報告駐東北日軍的異常調動，蔣介石告誡張「不要與他衝突」，要「戒急用忍」，否則局面難以收拾。作為一國首腦，蔣介石對日軍的動機豈能看不明白？事實上他對日軍急於求戰的動機洞若觀火，對「九一八」前後的種種事態以及日軍的險惡用心看得十分清楚，但苦於內憂外患頻仍，國家實力不堪，人民貧弱蒙昧，因此他有心無力，只能隱忍。蔣介石在1939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指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發起的「福建事變」），內部分裂時，而來侵我東省矣」。但作為一國之統帥，如何率領全國軍民奮起抵禦外辱，他卻深感困惑。他在日記中以頗為矛盾的惆悵筆調寫道：「夫我內亂不止，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 」！從字裡行間可看出來，此時的蔣介石內心翻江倒海，憤懣不平，但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又飽受內戰之苦，拿啥去和武裝到牙齒的日軍廝拼？因此他頗有「拔劍四顧心茫然」的無力感。這或許是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在作祟，或許也是一種韜晦之計，總之，他並沒有苛責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而是默認了這一事實，然後將這枚苦果強自吞咽了下去。因此，有學者認為，「九一八事變 」後東北軍不做有效抵抗就撤到關內，雖然是奉張學良之命，但其內因是錯綜複雜的，也不能全怪張學良一人，身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松花江上，悲愴的歌聲久久難以停息，東三省廣袤肥沃的黑土地上，早已被侵略者的鐵蹄踐踏。東三省的上空，波譎雲詭，暗流洶湧，預示著一場更為劇烈的暴風雪即將席捲全國，而這一切，似乎在1931年9月18日那個不平靜的驚悚夜晚就已被註定。oldman1933

|2015-7-8 21:45:08 跟帖回復：蔣介石去世後、張學良離台赴美已完全恢復自由，張本人親述日軍進攻東北是其本人決定不抵抗，並非所傳蔣介石決定不抵抗，自從張申明後大陸再沒有出現所謂蔣決定不抵抗傳言。凱歸1俄國與滿清合作修了一條貫通西伯利亞至哈爾冰至滿洲貫通大連與旅順海港的一條鐵路。沒想到俄羅斯把這條鐵路當做是入侵東北的戰略基點，1900年利用北方鬧義和團而出兵佔領東北達五年之久。旅順的海港是歐洲通往東南亞的出口，以海洋作為天塹的島國日本這個時候處於無險可守的境地，夜長夢多，全國上下焦慮不安！日本島國無戰略縱深，在俄羅斯隨時隨地都可以登陸日本兵臨城下的情況下，1904年日本在徵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後，出兵到東北，發動了「日俄戰爭」。日本一個資源匱乏的彈丸之國與位列世界列強的俄羅斯大戰東北，日俄兩國百萬軍隊交戰的結果，日本以傷亡十萬勇士的代價，置於死地而後生以傾國之力戰勝俄羅斯，終結了俄羅斯侵華的企圖也保住了日本與整個東南亞的安全！否則，如今的東北早就是俄羅斯的了，這就是「日俄戰爭」的戰略背景。張學良東北易幟而中華民國一統，最需要防範的當然是蘇聯了。然後，就是張學良利用蘇聯內外交困的時機為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與蘇聯宣戰！這些資料網路收一下「中東鐵路事件」就能看到。1929年7月，中國國民黨政府和東北地方政府為收回中東鐵路主權，派軍隊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對蘇聯宣戰，同蘇軍之間發生了一場震動中國乃至世界的武裝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這場衝突持續近5個月之久，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使用了重炮、坦克、飛機和軍艦等重型裝備，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成為中蘇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衝突。「中東路事件」最終以東北軍失敗，中東鐵路恢復原狀而告終。但是事情沒有完，國民黨北伐一開始就以激進的民族主義「收回東北一切主權」蠱惑人心，在大局未穩中東路事件以後，又要收回日本犧牲十萬將士換來的大連與旅順租借與南滿鐵路，要廢除日本幫滿清收回東北主權心甘情願的與日本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加之旅順港口對於日本安全的意義，在當時中國政府根本無力抗衡蘇聯的情況下，日本認為這是國民黨忘恩負義不慎重的行為！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爆發的主要歷史背景和緣由。datouzhang跟帖回復：張學良當時一人身兼東北、華北的黨政軍最高大權，老蔣能電令他如何如何？一會兒說老蔣就是希望東北軍跟紅軍火拚，一會兒又說電令不抵抗，那不成了捨不得東北軍跟日軍火拚？中共黨史的歷史達人們出來說道說道！回帖人：比你好X倍|||2015-7-8 22:30:52 跟帖回復：其實當時蔣介石號令不出廣東，各路軍閥根本不鳥他，張學良更是以自己為北方王自居，北平以北都是他的屬地，蔣介石連毗連廣東的廣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都指揮不了，有什麽能力去命令遠在3000公里以外的東北？更正你一點，蔣介石只說過：攘外必須安內，沒有說過「攘外必先安內」，不要再被洗腦了。給你看一個截圖，看看某些人是怎樣當面撒謊的：解說是攘外必先安內，引用的圖片卻是「攘外必須安內」，笑死人！也許圖片太小，你看不見，也許這個回帖會被刪掉，甚至整個網路所有網站都要刪掉蔣介石的原話，以維護那個傳播了80年的謊言，各位看官，問問自己的良心吧。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矛盾上升，民眾抗日運動空前高漲，國際社會也對中國予以同情。而且中國已名義上結束分裂、完成統一，按理說，中國應起來抗日。但蔣介石卻在此時提出並極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政策。這是為什麼？我們的教科書和學者中的主流觀點是：為了剿共，為了建立蔣介石個人獨裁統治。作為政治宣傳，這樣說是無可厚非的。但作為歷史研究，這樣講則過於簡單，不利於人們客觀認識這問題。對此，我們應以中性的立場來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由當時國內形勢決定的。形勢是決定內外政策的前提。眾所同知，「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民黨剛統一全國，政權剛建立，面臨著鞏固政權，穩定局勢的艱巨任務。老對手共產黨正在「作亂」並日漸坐大，擁有十幾塊根據地和30多萬紅軍。九一八事變後兩天，中共在9月20日制定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6] 中提出：「要打倒帝國主義，就必須要打倒國民黨，而且實際的經驗將告訴他們，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同帝國主義做徹底的鬥爭。……國民黨的『民族統一戰線』，實際是要工人增加生產，要農民加倍服從地主，要士兵進一步的服從長官，要災民鎮靜犧牲，要紅軍放下武裝一致對外。很明顯的，這種統一戰線不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而是為了對付革命。」因此，中共不但拒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而命令「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步隊，……儘可能地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6] 。事變後紅軍追擊撤退的南京國民政府軍（9月21日蔣介石已經下令「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7] ），擴大了蘇區，並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內與國民黨持不同政見者大有人在。許多黨派及民眾不滿於國民黨一黨專政，對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極為不滿，紛紛要求民主改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日運動跌蕩起伏。國民黨內部也矛盾叢生、紛爭不斷、內訌激烈。如1931年，蔣胡矛盾引發寧粵對立，5月底，胡漢民派、孫科派、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其他反蔣勢力聯合起來，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和廣州「國民政府」反蔣，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雙方几乎兵戎相見。[8]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寧粵雖然表示要和解，但當年12月，國民黨「四大」仍分別在上海、南京、廣州各自召開。蔣介石也在內外衝擊下於12月15日二次下野，足見內部之混亂不堪。中原大戰後，大軍閥不存在了，但各地如兩廣、西南諸省、山東、山西等地實力派軍閥依然把持一方，國民政府政令不暢，影響十分有限。李敖曾把這時的蔣介石戲稱為「五省聯防司令」。而對內憂外患兩重威脅，對於剛剛誕生的國民黨政權，顯然外要攘，內也要安。但是孰先孰後呢？作為當政者，蔣介石認為「攘外必先安內」。他在多次講話中對攘外安內關係做了闡述。1931年11月30日，蔣在任命顧維鈞署理外交部長的訓詞中說：「攘外必先安內，一統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一統而能取勝於外者。[9] 1932年1月底至2月初的上海一二八事變期間，紅軍攻打江西贛州。蔣介石為上海抗戰，派使者去見四川軍閥劉湘，被以「不保證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絕；蔣派人去華北讓張學良反攻東北牽制日軍增援上海，張紋絲不動；蔣派人請廣東軍閥陳濟棠出兵贛南應付紅軍，好讓中央軍得以回援上海，陳濟棠置之不理[10] 。因此1932年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五省剿匪會議」時說：「大家都要明白，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與明末的情形一樣，……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只要把國內的匪剿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零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御外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11] 1932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演說中說：「如果內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誘致外侮之媒」，「攘外定要先安內」[9] 。1934年7月，在廬山對軍官訓練團所作的題為《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講演中強調：「安內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準備工作，現在禦侮救國、復興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國內的和平、安定、統一、集中。」[9] 國民政府的「第一責任」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責任」是「抗日來攘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基於這樣的認識，蔣介石提出、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政策。如果從當政者立場看，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其次，是為了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進而實現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國民黨統一全國後，實行一黨專政。同時，蔣介石是個權力欲極強的人，他一直試圖在中國建立個人獨裁統治，這必然受到國內、國民黨內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各地實力派的反對或抵制。「有些集團和黨派不願服從南京政府.所以反蔣情緒強烈。[12] 因此，不論是為了「黨國」利益，還是個人目的，蔣介石都必須清除各種威脅國民黨黨專政和其個人獨裁統治的異己力量。要達到目的，不僅靠武力，還要佔「理」。「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打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旗幟，就是為了佔據有理有利的地位。他可以此為名，最大限度地取得國內、黨內及軍隊的支持。同時，只要不利於國民黨一黨專政、不利於蔣之獨裁統治，蔣介石就可以振振有詞地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名，予以打擊和消滅。這才是此政策之本質所在。再次，受中國消極傳統政治文化和歷史經驗的影響。任何政權都有個內外關係的處理問題。「攘外必先安內」是中國歷代統治者處理內外關係時的一個基本準則和基本經驗。在統治者看來，內患是心腹之害，外患是肌膚之害。要維持統治地位，必須先安好內，方能攘好外。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明朝，內外交困，最終在內外夾擊下滅亡於「內亂」。受中國這種傳統政治文化和經驗的深刻影響，蔣介石熟知「攘外必先安內」的「古訓」，並把之當成治國信條。1933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內政會議上明確講：「『攘外必先安內』是古來立國的一個信條」[9] 。同年『他對剿匪的軍官講：「古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意思說是先要勘定內亂，然後才可以抵禦外侮。這話有至當不移顛撲不破的至理。依今日國難的客觀情勢來說，日本人侵略是外來的，好像是皮膚上漸漸潰爛的瘡毒。土匪搗亂是內發的，如同內臟有了毛病，這實在是心腹之患。現在剿匪就是來治療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9] 遵循這古訓，儘管國內抗日情緒高漲，蔣介石的槍口卻主要是朝內的。最後，缺乏信心，懼怕對日作戰。對日本的侵略野心，蔣介石是很清楚的，但又認為，中日力量懸殊，對日作戰必敗。「中國一切不如人」，以「我軍現有裝備與日本較，等於弓箭與機槍」。「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夠和現代化國家的軍隊作戰，如果不估時而動，貿然作戰，那只有敗亡而已。[9] 故應「不求急功於一時」「不博一時之虛榮」。當時，不僅蔣介石，整個國民黨及國內都充滿失敗主義情緒。「為什麼不抵抗？有許多人說：中國太弱，不能與日本打。」[13] 「中國太弱，需要時間養精蓄銳、整軍經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還說，中國抗戰還太早，如果再過幾年中國更強了，抗日可更加成功。」[13] 所以，蔣介石不以武力攘日，而是沿用近代歷屆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希望通過外交途徑消弭衝突與戰爭，以便安好內，再求攘外。當然這種觀點荒唐可笑。事實證明，安內使國力更弱，外交更加失敗，國際社會也對中國的妥協、軟弱不屑。[5]蔣介石「安內」的對象一直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早在1929年，蔣介石就提到治理國家無非「攘外安內」。這時安內對象是反蔣的馮、閻、桂等新軍閥。經過中原大戰，蔣介石取得決定性勝利，能與之對抗的軍閥已基本解決。但中國共產黨趁軍閥混戰之機，得到迅速發展。到1931年，已擁有大小十多塊根據地和30多萬紅軍，成為國民黨統治的最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1931年7月13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致安內攘外書》稱「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蠢」[9] 。這時，蔣介石安內的對象發生了變化，主要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內部反對派[14] 。此後不久，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日矛盾上升，「攘外」問題不容迴避，同時也加劇國內矛盾。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蔣介石就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國民黨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國策[15] 。這時，安內的對象又發生變化，主要是中共及其軍隊、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國民黨內反對派、反抗中央的軍閥。這可從此後蔣介石的講話中得出結論。1932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演說中講：「我們要想攘外，必先安內。要求安內，必須看到我們內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麼地方。第一，就是我們內部的政見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紛擾。」[9] 1933年9月17日，在《愛民的精義與教民的宗旨》中提到安內的對象，「第一是赤匪，第二就是一般反抗中央的軍閥。」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停止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政策為止。從這裡可看出，安內的對象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不同階段重點不同。中共作為安內對象是在中原大戰後確定的。再看其多元性。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確定後，30年代前期中共及其軍隊是蔣介石「安內」的首要對象，但不是唯一對象。國民政府的安內可以說有三個層面，五類對象。三個層面蔣介石的安內，大致包括以下三層意思：首先是以武力鎮壓中共武裝，消弭中共威脅，確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其次是馴服黨內、國內的反對派，削弱地方實力派，擴展中央統一力量，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再次為安定社會，充實國力，增強抵禦外侮的能力。汪精衛也曾將之歸納為三條：「一從政治上經濟上致力統一，以形成整個的對外體系。二對於赤匪之騷擾後方，牽制兵力，予以掃除，俾無後顧之憂。三儘可能的努力謀物質上之建設，以期抗戰力量之增強加大。」五個對象一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蔣介石一再說：「日本是蘚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不消滅赤匪，則不能禦侮」，安內「第一是赤匪」[9] 。為消滅中共及其軍隊，蔣介石在短期連續組織5次重兵圍剿。足見對中共及其軍隊的「重視」程度。二是國民黨內的反對派。即蔣介石所說的「我們內部的政見不一致」者。國民黨內部因政見分歧、利益衝突，一直派系林立。而蔣介石又一心想建立個人獨裁統治，故國民黨內部產生了許多反對派。由於這些反對派是蔣獨裁路上的絆腳石，也就成了蔣要安內的主要對象。三是地方實力派軍閥。即「一般反抗中央的軍閥」。中原大戰後，大軍閥基本上被消滅了，但仍然存在著許多地方實力派軍閥。如雲、貴、川等省份的軍閥，他們對中央政府不敢公然對抗，但把持一方，陽奉陰違，政府政令常得不到一統貫徹，自然妨礙了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當然也成了要安內的對象。四是國內其它持不同政見的政治派別和民眾。由於國民黨在全國統一後，實行一黨專政。「九一八事變」後又一味妥協退讓，壓制民眾抗日運動，自然遭到其他黨派團體和民眾的強烈反對與譴責。他們要求國民黨政府厲行內政改革、保障民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樣一來，他們就成了蔣介石「安內」的對象。因為在蔣介石看來，只要與他不一致者，阻礙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其獨裁統治者，都是要安內的對象。1933年.蔣介石指使特務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1935年，鎮壓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11月22日，將救國會「七君子」以「赤匪外圍」加以逮捕。國民黨政府在訓政時期頒布的許多法律法規，都是「用之於民」的。故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和民眾也是蔣「安內」的對象。五是安定社會、充實國力、培育民族精神，這是在未來民族戰爭中中國賴以堅持並獲勝的基礎。對此，國民政府也有所注意。蔣介石指出：「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16] 將健全內政作為安內的重要方面。1932年12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具體闡明了安內的這一層意思，要求儘力達到「全國人力集中，各盡其才，俾得內部相安，共御外侮，及調節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消弭一切內戰」。[17] 根據中國對日防禦的戰略態勢，四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決定將物質建設發展重心放在內地，要求「於經濟中心區附近不受外國兵力威脅之區域，確定國防軍事中心地」。[18] 五全大會又明確提出「興實學以奠國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經濟以厚民生」等「建設國家挽救國難」的十項要計[19] ，在財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內的這一項內容既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也和民眾的強烈願望相應，基本符合對日作戰的需要，顯然具有積極意義。4攘外與妥協蔣介石雖以「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方針，但強調安內並不等於無條件放棄攘外。作為當政者，蔣介石事實上不可能將其決策束縛於一個簡單的判斷，而必須根據形勢隨時調整政策，具體的時間、地點、場合，攘外安內的順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是具有彈性的，在日寇進逼的時候，他就會相應的做出攘外的舉動。但在安內未完成的情況下，蔣介石的攘外往往具有妥協性，也即以戰促和，爭取時間進一步安內和建設。30年代前期與「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關係最為密切的幾大事件是「九一八」、「一二八」和長城抗戰。九一八時期蔣介石雖然在「九一八」後反覆強調「攘外必先安內」，但在蔣看來，「九一八」的處理並不代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真義。這一判斷，和當時華北、東北的特殊情勢緊密相關。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獲得對東北的名義控制權，實權則操於張學良之手，尤其1930年張擁兵出關助蔣擊破馮閻後，勢力向華北伸展，握東北及華北部分地區財、政、軍權於一手，蔣對之更退避三分。日軍向東北發動進攻後，蔣對抵抗缺乏信心，哀嘆：「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蔽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20] 而張學良指示所部不抵抗，坦言：「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余立時又下令收繳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21] 「九一八」前東北的半獨立狀態，究竟使蔣有推託的借口。後來他曾談到自己「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將「九一八」摒於「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之外，此似應別有深意。而且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也曾作出一些抵抗的指示。如9月23日，蔣介石批示「如（在上海）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22] ；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韓復榘，如「日軍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23] 。10月3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10月6日，蔣介石再次電令上海方面「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24] 。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會上還作出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11月23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警衛軍擬由平漢線北運，以駐何地為宜？中（正）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12月8日，針對張學良準備放棄錦州，蔣介石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25] 蔣介石下野後，12月25日、12月30日，南京新上台的孫科政府兩次電令張學良在錦州「積極抵抗」。顯然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當時在對日問題上是既有妥協安內的一面，又有攘外的一面的，與張學良的絕對不抵抗有重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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