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三大挑戰——關於知識分子的系列思考之六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由於外在環境和知識結構的變化，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與八十年代有很大的區別，據我的觀察，主要是三個方面： 首先是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喪失。在新啟蒙運動中知識分子討論問題的中心是圍繞著思想和文化進行的，這些思想文化問題與當時的經濟政治改革緊密相關，因此或多或少帶有某種功利的、泛政治的意識形態化色彩。而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一種學術的自覺：認為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更重要的是承擔一種學術的功能，從知識裡面來建構文化最基本的東西。他們對於八十年代知識分子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是有反省的，認為這是十分虛妄的。是一種浮躁空虛的表現，是缺乏崗位意識的體現。隨著九十年代初的國學熱以及重建學術規範的討論，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學院化，進入了現代的知識體制。他們似乎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識分子，更願意在為現代知識體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會的功利主義與工具理性大規模侵入學界，也強有力地誘導著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在體制內部求個人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知識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個知識領域的專家，甚至是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性專家。這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方面是知識分子的再度邊緣化。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經濟駛入快車道，整個社會加速世俗化。市場社會的出現，使得知識分子再一次被邊緣化。如果說過去的知識分子邊緣是發生在政治層面的話，那麼這一波的邊緣化更多的是在社會意義上。其實，政治層面的邊緣化還沒有威脅到知識分子的要害，因為即使是一個受迫害的悲劇人物，他也始終處在舞台的中心，有時受迫害、受侮辱者反而更能激起整個社會的同情。正如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就知識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視更好受。」但在1992年以後整個社會高度發散化，社會階層發生了很大變遷，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化，整個社會不再有中心。更確切地說，政治與意識形態第一次不再佔據社會的中心，而經濟上升為中心問題。此時知識分子在社會意義上被徹底地邊緣化了。他不再處於整個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佔據，譬如腰纏千萬的富翁、暴發戶等新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傳媒和演藝圈大出風頭的各類明顯。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對知識分子是一個更為嚴重的挑戰。1994年開始的人文精神討論雖然不是直接針對邊緣化問題，但顯然與此問題有關。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位置究竟在哪裡？人文精神的發起者們當時內心很清楚，他們不一定能改變這個社會，但必須為自己尋找到精神的和現實的位置，這也是個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 第三個挑戰在理論上也許是更致命的，那就是「後現代」的崛起。中國的後現代文化的擁護者們借用西方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特別是福柯和利奧塔的理論，斷然宣布中國已經進入後現代社會，在後現代社會裡面知識分子已經死亡。這個問題其實是和前面一個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知識分子退居邊緣，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整個地失去了他們存在的合法性。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所賴以生存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話語，比如像利奧塔所說的關於革命的神話和真理的神話這些「宏大敘事」。但在後現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語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話語已經不復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麼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意義。這就從根本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知識分子是否已經死亡？ 從上述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意義的知識分子已經受到全面挑戰。第一波的挑戰是從知識體制的內部來瓦解知識分子原來的基礎，把知識分子改造為服從於日趨細化的知識分工的技術型專家；第二波挑戰則從社會體制上使知識分子不再處於整個社會的中心，而只是社會中眾多分子中邊緣的一員而已；而第三波挑戰更是從話語的方式上完全顛覆了知識分子原來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我們今天討論知識分子的問題，首先要追問的是知識分子究竟有沒有死亡？如果沒有死亡的話，那麼將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存在？如要已經死亡的話，又應該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復興？新的問題必須有新的回應方式，如果僅僅用八十年代那樣一種思路和理念讓知識分子起死回生，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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