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陳獨秀創造了黨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C N —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驚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這段開天闢地的功勛，多少年來都是諱莫如深。「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歷史終究是公正的。2002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修訂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明確指出：「最早在中國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中共主要創始人之所以非陳獨秀莫屬，其間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內容和時代背景。最開風氣的引領者陳獨秀是一位資深的社會活動家，有著深厚的社會關係。1901至1914年，他五次東渡日本，先後參加勵志社和青年會，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專制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並由此結識了許多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如鄒容、張繼、秦力山、蘇曼殊、潘贊化、蔣百里、劉季平、湯爾和等。他在日本的留學生中很有人望。1902年春，他由日本回到安慶，與潘贊化等在安慶藏書樓發起愛國演說會，並準備創辦《愛國新報》，以「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次年5月，他在上海為鄒容挽留，共辦名噪一時的《蘇報》。此時，拒俄愛國運動正在全國涌動，他又回到安慶，與潘贊化等籌組安徽愛國會，發動安徽的拒俄運動。5月17日，安慶藏書樓座無虛席，他在這裡發起愛國演說會，呼籲：「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之少數，亦必儘力將國事擔任起來。」這次演說會較之上次，影響更為深遠，當時《蘇報》這樣報道：會場「眾情踴躍，氣象萬千」。會後，學生們「勃發忠義，奔走相告」。演說會被清廷查封后，他又逃到上海協助章士釗創辦《國民日日報》。在《國民日日報》期間，他與章士釗、蘇曼殊等結下終生不渝的友誼。發表在《國民日日報》上由他與蘇曼殊合譯的雨果的《慘社會》（即《悲慘世界》），最能反映他這一時期的真實思想。書中男主角男德有這樣的話：「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那鑄錠（註定）應該是那一人的私產嗎？」「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著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的，靠著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那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蟊賊呢？」男德的話就是陳獨秀的話，這是公開向孔教和私有財產制度宣戰。1904年3月，他把思想啟蒙的眼光投向普通的老百姓，他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這份「價錢便宜，窮人也可以買得起」的報紙，本著面向最底層民眾的宗旨，抱定兩個主義：「第一是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裡，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見識。」這份報紙豈止在安徽，乃至在全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十八年後，蔡元培談起《安徽俗話報》時還稱讚：「我在上海《警鐘日報》社服務的時候，知道陳仲甫君。那時候，我們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識，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安徽俗話報》在當時有「最開風氣」的美稱，而陳獨秀正是這一新風氣的引領者。當年10月，他又到達上海，參加由蔡元培、章士釗等人組織的暗殺團。每天試驗炸藥，製造炸彈，與蔡元培、楊篤生、何海樵、章士釗等常在一起密談，並參與謀劃吳樾襲擊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的事件。吳樾壯烈捐軀後，陳獨秀對這種暗殺活動進行反思，稱其「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決心把思想啟蒙的根深扎於民眾的土壤之中。1905年暑期，他又回到蕪湖，除繼續《安徽俗話報》的工作，又發起組織岳王會，參加這個組織的成員主要是安徽公學的學生和武備學堂的軍人，總會設在蕪湖，陳獨秀任會長。岳王會向新軍滲透，許多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都是岳王會會員。武昌起義時，最先發難的就是新軍中的岳王會會員。1914年7月，他最後一次來到日本，應章士釗之邀協辦《甲寅雜誌》。他在《甲寅雜誌》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這篇文章立即產生轟動，他又被推至輿論的焦點。文章顛覆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國家觀，指出國家不能「與社稷同觀」，愛國不能與「忠君同義」。國家是「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國之建立，「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所謂愛國，「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否則，「愛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愛國適以誤國。」「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這些憤激的言論自然召來詰問叱責，有所謂「寧復為人，何物狂徒」的怒罵。陳獨秀「敢為是論」，恰是從封建的綱常倫理中突圍出來，以先進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觀點，闡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直指袁世凱政府的專制與腐敗。他以前瞻性的犀利眼光，總是走在時代的前沿，人們因此而欣賞他心儀他。「天下誰人不識君」，他的知名度也因此而越來越大了。《新青年》在北大銷售一空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不久即改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提出至今仍鼓舞人心的口號：民主（democracy）、科學（science）。這就是常說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宣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新青年》在青年中傳閱，深受歡迎，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讀者顧克剛給《新青年》來信說：「今春一讀大志，如當頭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價值」，「連續購讀，如病者之吸收新鮮空氣，必將濁氣吐出。」葉挺將軍在湖北陸軍第二預校讀書時，就曾寫信給陳獨秀：「足下創行青年雜誌……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輩青年坐沉沉黑獄中……亟待足下明燈指迷者，當大有人在也」，「足下不棄，辱而訓之，甚盼甚盼。」青年學生楊振聲把《新青年》譬之為春雷，「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他們首先發現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種子。一些青年逐漸地以至於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衝出了封建的堡壘。」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在談到《新青年》時，總是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羅仲言回憶：「我們那時青年人讀《新青年》是風行一時的事。」陳獨秀的文章「有膽量，有勇氣，筆陳縱橫，獨具風格，大家都喜讀他的文章。」青年為《新青年》所吸引，接受它，喜愛它，使之成為須臾不離的讀物。從1915到1922年，陳獨秀共寫了近400篇文章，僅1919年就有150篇之多。這些文章可謂觸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歷史、哲學、時事、人口、宗教、文化、體育等等，真是無所不談。青年正是從這些文章中詳知他的獨樹一幟的思想、拔山蓋世的氣節和清新生動的文風，處於變革中的中國社會需要這樣的引領者，他被人們讚譽為：「思想界明星」、「學界巨子」、「社會精英」。1917年1月，陳獨秀受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學長，並改革文科進而改革整個北大。他在徵得蔡元培同意後，將《新青年》遷到北京，北大同人精心協辦這個雜誌，使這個雜誌的讀者與日俱增，由初辦時的1000份增至15000份。據北大學生張國燾回憶：《新青年》「每期出版後，在北大銷售一空。」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就這樣進入北大，如春風時雨頓使這所高等學府，一改老氣橫秋，陳舊腐敗，而清新活潑，生意盎然起來。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輿論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學子因此而獲取獨立的思想人格，敢於衝決封建思想的束縛，迅速行動起來，關心國家大事。北大學生結社組團已成時尚，而這一直得到陳獨秀的支持和幫助，他對傅斯年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費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許德衍、高尚德、張國燾、段錫朋、易光嶷等，最先創立《國民》雜誌社。接著，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新潮》社。鄧中夏等還組織平民教育團，走街串巷，講演宣傳，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不僅北京，全國的青年愛國知識分子都被鼓動起來，各地紛紛效仿北大，成立社團，辦報辦刊。五四運動前後，全國的進步社團就有三四百個，報刊竟達四百餘種。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作為戰勝國，理應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主權。可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非但沒有收回主權，反要將德國在山東強佔的權益，無條件地轉讓日本。幾乎與此同時，上海也在召開所謂南北和平會議，那些割劇一方、魚肉民眾的軍閥、政客，根本沒有和平的誠意，「和談」自然毫無結果。陳獨秀認識到巴黎和會就是西方列強的分臟會議，他說：「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照國力強弱分取權力嗎？」至於國內政治問題，他公然主張，中國「非多數國民出來，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將那顧全飯碗，阻礙和平的武人、議員、政客掃蕩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國內和平。這些激進的政治主張，深受青年的歡迎和支持，青年學生奉他為導師，成為他的追隨者和崇拜者。據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所說，早在建黨前，革命青年就尊他為「我們的領袖」。當年北大預科學生羅章龍回憶說：陳獨秀的「這些言論非常符合當時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趨團結在他的周圍。」正是在他的鼓動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學生，「秘密組成了一個『行動小組』」，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已是呼之欲出。最負盛名的新派學者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北洋政府立即鎮壓學生運動，僅6月3、4日，就逮捕了800餘名學生。整個北京籠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勸陳獨秀南下暫避風頭，他氣憤地回答：「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存於此惡濁之社會也。」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全文不足100字，卻成為那一時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他還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對內政外交提出具體的五條要求，表達了他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號召：「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10時，他在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京師警察廳逮捕。當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最先在《晨報》披露後，《北京日報、《公言報》、《申報》、《時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和全國各地的報刊，都相繼在顯著版面公布消息，陳獨秀一時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新派領袖，人們交相傳頌，嘖嘖稱奇。《民國日報》指出，當此「人心浮動之時，政府苟有悔禍之誠心，不應對國內最負盛名之新派學者，加以摧殘，而惹起不幸之糾葛也。」《申報》指出，北洋政府「利用黑暗勢力，以摧毀學術思想之自由」，已經釀起學潮，如今又逮捕陳獨秀，「乃又揚煽其波，激之使動，樹欲靜而風不止，是誠何心耶？」真的是「揚煽其波，激之使動」。全國各界立即掀起營救陳獨秀的高潮。學界、教育界、社會各界和安徽各界，或以單位或以個人，紛紛致電致函，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孫中山在上海召見北洋政府代表許世英，惱怒地說：「獨秀我沒見過，……你們做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你們也不敢「殺死他」，「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做著吧！」以孫中山的聲望和地位，雖是短短的一席話，卻在當時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失卻自由的陳獨秀非但沒有孤立，反而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聲援。李達在《民國日報》發表《陳獨秀與新思想》一文，他說：「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里提醒覺悟起來」。「陳先生捕了去，我們對他應該要表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陳先生，是一個肉體的陳先生，並不是『精神的』陳先生，『肉體的』陳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陳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辛白作詩《懷念陳獨秀》，對北洋政府（他們）進行聲討，予陳獨秀以深深的敬意：「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文章說：「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民主與科學，「陳君平日所揭示的就是這兩樣。」並呼喚：「我視陳君萬歲！我視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陳獨秀被捕和出獄後，李大釗相繼撰文予以聲援。陳獨秀被捕時，他借用一位讀者的話說：「現在好久不見『隻眼』（陳獨秀的筆名）了，是誰奪了我們的光明？」當陳獨秀出獄後，李大釗為之高興，欣然作白話詩《歡迎獨秀出獄》，詩中說：「我們現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時奮起。好象花草的種子，被春風吹散在遍地。」陳獨秀不會想到，他的被捕會有如此大的影響，會後繼出「很多化身」，如孫中山說的「五十、一百個」，以至很多很多，而他們中竟出現了如毛澤東、李達、鄧恩銘、包惠僧、劉仁靜、張國燾和瞿秋白、惲代英、周恩來、鄧中夏等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中國共產黨員。1920年1月29日，陳獨秀應汪精衛、章士釗等函邀，為籌辦西南大學的事宜，秘密來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來到武漢，在這裡進行了多場講演，提出「三個打破」的政治主張，即，「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打破繼承的制度，實行共同勞動」；「打破遺產的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用」。這些搖撼制度和體制的言論，對於專制的當權者來說，自然是反動的，故明令其停止講演。他只得又乘車返回北京。當京師警察廳得知他已潛出北京多日時，便決定在他返京時，再將其逮捕囚禁。李大釗和高一涵等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派人靜候在北京西車站，將他秘密送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2月中旬，李大釗護送他出京，兩人喬裝打扮，乘著一輛騾車，由公路出走來到李大釗的家鄉河北樂亭。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陳獨秀在北大，很不得一些人的喜愛，他們處心積慮地要將其逐出北大，甚至不惜辱沒斯文，羅織所謂私德問題的罪名，刻意向他臉上潑髒水。厚道的蔡元培再也抵擋不住壓力，只得於1919年4月8日夜晚，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以教務總長總理文理兩科，陳獨秀體面地失去文科學長的職務。他的好友胡適恰不在北京，沒能阻止這一事態，事後，胡適對以「小報所犯，道路所傳」的「私德太壞」，而將「學界領袖」擠出北大，一直「驚詫不已」，遺憾地說：「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了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胡適還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多少年後，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陳獨秀和他周圍的一群人」，不過，他所說的這群人就不僅是上海，還包括北京乃至全國的影響所及，可見陳獨秀的號召力和凝聚力。1919年4月20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革命》，把十月革命和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相提並論，稱作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並預言，「世界大勢必有大的變動。」他原本相信康梁，後又鼓吹民主和科學，揚言為此「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可卻一次次的碰壁，就在焦躁的他越發看不到希望時，十月革命提供了馬克思主義成功的範例，這大大地激發了他的政治熱情。他的這批在上海「搞政治的朋友」是：李達、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他們大多住的很近，經常一起聚談。陳望道回憶：「反覆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5月間，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獨秀為負責人，會員有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戴季陶和張東蓀也參加過幾次活動。他先住亞東圖書館，後又遷至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也設在這裡，不久，這裡便成為籌組中共的重要活動場所。《新青年》因陳獨秀的思想傾向而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宣傳民主主義改為宣傳社會主義，其中尤以《勞動節專號》為分水嶺。中共早期理論家蔡和森說：《新青年》原本「是美國思想宣傳機關，但是到仲甫同志傾向社會主義以後，就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舊中國，在黑暗中迷茫的青年為真理所召喚，不少人來到上海，登臨《新青年》編輯部，希望陳獨秀指條光明之路。羅亦農遺孀李文宜曾在《憶羅亦農同志》中寫道，羅亦農17歲時，竟「穿了件藍布大褂，夾了一把雨傘，一個人跑到上海去找陳獨秀，……他到上海後，就在陳獨秀幫助下，在一個小報館當校對，『邊工邊讀』」。這些青年來到上海，被陳獨秀安排在上海黨組織開辦的外國語學校學習，楊明齋為公開的負責人，教授俄文，李達、李漢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陳獨秀也常來講課。這些青年學成後多被送往蘇聯學習深造，他們中不少人由蘇聯回國後，成為忠誠的革命家，如，羅亦農、王一飛、肖勁光、劉少奇、任弼時、汪壽華、柯慶施、蔣光慈、陳為人等。早在1920年初，他就請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階級鬥爭》。8月，他又和李漢俊將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校對後出版。接著，李漢俊翻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李季翻譯《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對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影響極大，毛澤東就曾說過，這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南陳北李陳屬首位李大釗遇難後，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民國日報》發表悼念文章說：「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後，與先生（即李大釗）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因此大觸政府之忌。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這就是「南陳被李，相約建黨」的最初版本。胡適曾把南陳北李作了比較，他說：「李大釗在1918年和1919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面卻是一位後進。」歷史的事實確實如此，但是，以陳獨秀的聲望和影響，一當形成堅定的信仰，他在當時的號召性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過李大釗。這就是中共早期黨員肖克將軍於1993年6月在《陳獨秀詩集序》中所說，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創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等人來到北京，通過北大的兩名俄籍教授，與李大釗多次交談，表示要幫助建立共產黨。據張申府記憶，李大釗當即寫信介紹維經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筆者以為這正是李大釗的認真而穩重的作風，他清醒地意識到經歷「五四運動」的洗禮，陳獨秀已是振臂一呼，從者甚眾，儼然成為聞名國中的風雲人物，作為發起人和組織者，沒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適的了。維經斯基來到上海，和陳獨秀見了面，兩人一拍即合，愉快地接受了組黨的使命。6月間，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五人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推舉陳獨秀為書記，並起草黨綱十餘條，明確提出「用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為革命手段。」8月，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時在日本）、楊明齋和李達。第一次會議選舉陳獨秀為書記，並函約各地的社會主義者組織支部。北大學生張國燾為避北洋政府的追捕，不得不南下來到上海。臨行前，李大釗讓張國燾向陳獨秀轉達這樣的意響，那就是目前應加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張國燾晚年回憶說：「大約7月底（1920年），我才與陳先生慎重其事的談起李大釗先生的意向。他開門見山的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他滔滔不絕地說明這種主張的各項理由。」「陳先生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此時充當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確實具有各方面的特長。……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張國燾認為，陳獨秀是在1919年底「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而「組織中國共產黨，則確是他自發自覺的挺身向前」。這就是陳獨秀為人處事的風格。當年提倡白話文，倡導文學革命時，胡適主張「平心靜氣」，「同心研究」，而陳獨秀果斷專行，「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事後，胡適感嘆：「當年如果不是陳獨秀如此不容討論餘地，文學改革，白話文就不會有如今效果。」如今，在實際籌組中國共產黨時，陳獨秀依然故我，還是那樣的雷厲風行，說干就干，果敢堅決。所以，就做事的風格效率而言，南陳北李，陳屬首位，也是在事理之中。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此前陳獨秀為陳炯明所聘，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預科大學校長，因教育上的一些事務而不能出席。李大釗也因故沒有出席。這樣，南陳北李都成為中共「一大」的缺席者。大會選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成為中共最早期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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