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利益集團對媒體話語權的影響與控制

【摘要：由於媒體的壟斷與集中，美國媒體的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屬利益集團話語權的延伸。存在共生關係的社會各種強勢集團，會對媒體刊播的新聞進行過濾，將其他文化和不同見解邊緣化，向公眾傳達他們選定的信息。在網路時代，信息是權力的重要基礎，掌控媒介命脈的美國利益集團更是以網路為武器，通過技術壟斷實現文化霸權，控制文化傳播的話語權。因此，美國媒體所謂的新聞自由和專業主義製造了一種幻象，掩蓋了媒介作為宣傳渠道的真實身份。】

一、美國利益集團對媒體話語權的影響

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了公民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在新聞領域，美國一向標榜的「言論自由」似乎預示著新聞報道公平、公正、公開的自由姿態。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正如新聞學先驅沃爾特·李普曼所言：「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審查制度，這個世界就不可能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宣傳。為了進行某種宣傳，就必須在公眾與事件之間設置某些屏障。」伯納德·科恩的「議程設置」理論認為，人們傾向於了解新聞媒體關注的問題，並依據媒體對各種問題的重視程度，確立自己看待事物的優先順序。美國新聞媒體正是通過「議程設置」掌握新聞話語權，而媒體背後的投資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則通過擁有或操縱媒體實現話語霸權。

就美國而言，所謂的言論自由只是一個神話。美國媒體看似不受官方審查的限制，但「言論自由並不能保證信息暢通」「新聞也並非民主的保障」，媒體背後的利益集團才是話語權的真正掌控者。媒體表面上客觀公正地「代表」他人說話，但實質上是借他人之口自我實現--其背後的利益集團會運用手中的媒體，通過議程設置和選擇信息源，去說服甚至強迫公眾接受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把媒體和媒體背後利益集團的議程變成公眾議程。這種毫無新聞平衡和信息對稱的新聞報道凸顯了社會各種強勢集團，如財富集團、媒體集團以及他們背後的政治力量對媒體的影響力和議程設置力，究其根源則與各種集團之間利益交織的媒介生態環境密切相關。

首先，由於傳播媒介的壟斷已達到驚人的程度，美國媒體的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屬財團話語權的延伸。1983年，美國50家公司分管90%的媒體。隨著媒體的兼并及壟斷，到了2011年，美國6家大公司已經控制了超過90%的美國媒體。觀察這些媒體巨頭的幕後股東，『會發現美國最有影響的媒體都受控於以資本財團為代表的利益集團，這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媒體實際上是資本財團的耳目喉舌。例如，《紐約時報》長期以來都是索爾茲伯格家族財產;《華爾街日報》隸屬於默多克旗下的新聞集團;《洛杉磯時報》屬論壇集團，財政上受控於美洲銀行財團，與摩根財團也有關係;《華盛頓郵報》受控于格雷厄姆家族;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被通用電氣(GE)收購，後者則被摩根財團控制;美國有線電視公司(CNN)的後台老板是傳媒巨頭時代華納;擁有美國廣播公司(ABC)等媒體的另一傳媒巨頭迪士尼集團，其董事會成員包括了波音、寶潔、維薩、谷歌、星巴克等多家知名企業的前任或現任高管。美國媒體企業的這種集中化、資產交叉所有以及受控於非媒體機構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媒體失去了針對金融機構、投資機構和較大的個體投資人群的獨立性。而且，事實上也巧妙地實現了「話語權的轉移」，並且隱蔽性很好，畢竟絕大多數人並不能理解或意識到美國媒體其實多半已被大財團和華爾街控制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媒體在話語權問題上最終只是扮演了「媒介」或曰「橋樑」的角色，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美國大財團的訴求。

其次，媒體話語權還受制於對政府的依賴以及與政府的緊密關係。在美國，媒體與政治圈的關係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一方面，廣播電視公司和網路均需向政府申請運營許可或特許，因此它們極有可能受政府控制或騷擾。這種技術和法律上的依賴已被用作一根大棒用以管教媒體，若媒體膽敢偏離固定導向太遠，它們就會祭起這根大棒。此外，大眾傳媒被其本身的經濟需求和相互利益關係等因素拖進了一種與勢力強大的政府消息源之間的共生關係。另一方面，美國媒體的發展是與國家的強大互相輝映的，美國媒體與政府雖互相監督，但更多的時候，則體現出互相推動的效應。儘管美國沒有明確的《新聞法》和全面的新聞管制，官方也避免介入媒體的自身運作，但是美國媒體也很清楚，只有國家強大，它們才會更有市場，也更有國際話語權，這也使得美國媒體在維護國家利益、維護主流價值觀方面不遺餘力，並在對外事務中與政府配合默契。因此，美國政府及其他利益體對媒體的影響和公關，以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為名的「高壓線」，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媒體的話語權，也使得媒體無法享有「完整版」的「新聞自由」。

最後，大型媒體企業以及背後財團還要依賴政府以取得其政策支持。企業稅收、稅率，勞工政策以及反托拉斯法的實施與否對所有企業都是利益攸關的。例如通用電氣公司要依賴政府以取得核能和軍事技術研發補貼並營造有利的海外銷售環境，大型媒體也需要依賴政府給予相應政策以便用美國商業觀念、社會價值觀念和對時事的美國式解釋對外國文化進行滲透。在有利的第三世界投資環境下，媒體巨頭、廣告代理商和跨國企業巨頭有著密切的利益關係，而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它們與政府的種種關係都具有生物學上的共生性質。保持與政府、利益集團的平衡關係，是美國媒體面臨的長期挑戰。

由此可見，美國媒體並不像看上去的那樣自在和清澈，美國媒體的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堪稱利益集團話語權的延伸。媒體、財團以及政府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不僅強化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和社會穩定，也客觀上擴大了美國媒體的話語權基礎。

二、美國利益集團掌控媒體話語權的宣傳策略

在美國，主流媒體機構處於股東和市場驅動力嚴密控制之下，而媒體企業、財團以及政府機構有著重要的利益共生關係，這就使得大眾媒介作為傳播者很大程度上需按照組織目標和集團利益，對信息進行修改和剪裁。其中，維護及推廣美國主流價值觀是美國媒體、財團、政府等利益共生者所共同遵循的信條。

美國人在種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多樣性，但是也有主導其社會方向的主流價值觀，即由托馬斯·傑斐遜提出並經過很多人闡釋的「美國信念」，其核心是平等、自由和個人奮鬥。這種價值觀在不斷強化過程中，與美國的救世主心態糾結在一起，形成美國價值觀傳播的衝動。這種衝動並不僅僅在於「美國人逐漸認識到，應當主動地、像傳教士那樣去發揮他們的救世主作用……有責任向受奴役的、落後的民族伸出手去」，更為關鍵的在於對外價值觀傳播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意義，因為「傳播信息和思想的能量是政治權利的根本，而政治權利對現代大公司實現野心至關重要，壓制傳播信息和思想的權力也屬於同樣的情況」。從這個角度看，價值觀傳播的背後，其實是利益的擴張。同樣，國際社會媒體話語權競爭的背後，其實是價值觀和傳統文化的競爭。

從本質上看，美國媒體在意識形態上是接近美國的主流價值觀的。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觀，不但成為美國外交實踐中長期的「重點工程」，也成為美國媒體守護並最大化美國利益的宣傳信條。除了美國媒體、政府在各盡所能，那些影響和控制著美國媒體的大公司和廣告主也在努力傳播著它們認定的主流價值觀，通過媒體闡釋他們的思想意識和商業意圖。在利益集團的控制下，「媒體的報道方式使得美國的外交目標顯得十分可敬，公司在海外的活動既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而大多數國家發生的任何大規模變遷都是不應該的，也必須被壓制下去」。即便有一些新聞工作者對政府的對外政策有異議，但由於主流媒體實際掌控者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取向與政府及軍方相近，媒體還是會在一些涉及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問題上與政府保持一致的，它們會心照不宣地攜手製造輿論、影響民意，推動國家目標和集團目標的實現。

在這樣的媒介生態之下，儘管美國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審查，但是權力集團還是會對媒體上登播的新聞進行過濾。美國學者赫爾曼和喬姆斯基將媒體視為「製造共識」的工具，並用「宣傳模型」理論生動呈現了新聞過濾過程。「宣傳模型」探索金錢與權力如何對新聞進行過濾和篩選，如何將不同見解邊緣化並讓官方和私營利益集團得以向公眾傳達他們選定的信息。按照他們構建的「宣傳模型」，西方國家新聞的選擇和呈現受制於五大「過濾器」：(1)媒體所有者及其利潤取向。(2)廣告收益。(3)媒體對政府、企業及其所資助的專家人士的信息依賴。(4)新聞批評。(5)「反共」意識形態。這些因素互相作用並相互強化。「宣傳模型」反映了這樣的觀點，即媒體為主導國家和私人活動的社會利益集團服務，並為之進行宣傳鼓動。在這種體系下，金錢和權力依賴於對信息的掌握，以至於信息本身成了為利益集團量身定做的載體。透過「宣傳模型」可以看出，許多新聞報道都有其背後的塑造力量。然而，在媒體私有且不存在官方審查機制的國家中，表面上卻難以看到宣傳體系在起作用。

在五大「過濾器」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反共意識形態對新聞的過濾作用。許多傳媒大亨認為，共產主義是最大的邪惡，因為它威脅著他們的階級地位和尊貴身份的根基。赫爾曼和喬姆斯基指出：「(反共)意識形態可以幫助動員大眾對抗任何一個敵人，而由於該概念的模糊性，無論何人，只要為損害有產者利益的政策辯護或贊同與共產黨國家及所謂的激進派進行合作，都可以用這一概念對付他。」他們又進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當反共熱情被煽動起來以後，對於『受到共產黨虐待』之類的聲稱，人們便不再要求看到實實在在的證據。」這種以反共為工具的控制機制，其力量滲透到體系的每個角落並對大眾媒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對事物的評價和判斷都很難跳出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二元框架，而媒體持「我方」立場的做法則變成完全合法的新聞慣例。

通過對「宣傳模型」的分析，我們發現，美國媒體對新聞事件評價的主觀色彩非常明顯。例如，美國對於本國和友邦國內發生的虐待或傷害事件，美國政府和附庸政府的消息源會被大量且不加評判地引用;而在對付敵國的時候會大量引用源自難民和持不同政見者的消息。宣傳體系總是會把敵國受暴行迫害的人描繪成有價值受害者，而把那些受到本國或附庸國政府同樣乃至更殘酷對待的人描繪成無價值受害者。總之，運用「宣傳模型」理論分析媒體報道可以看到，美國媒體會根據「宣傳模型」過濾原則採用系統化的、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兩分法處理手段，對新聞主題、信源以及新聞背景進行選擇和過濾，而關注度以及表達憤慨的程度則因宣傳價值而異。由此可見，美國所謂的媒體自由實為一種幻象，掩蓋了新聞作為宣傳渠道的真實身份。以下的實證研究鮮明地體現出美國媒體的宣傳傾向及意圖。

三、製造偏見：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實證分析

美國傳播學者喬治·格博納在談到媒介重要性時提出了「分配注意力」的概念，在他看來，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塑造大眾，給爭論下定義，提供參考術語，來分配注意力和權力」。的確，新聞報道並不僅僅是信息公告牌，更重要的，它是一個講述故事的過程。新聞故事往往被固定於某一框架中，被總結為某種中心思想或意義類型。

就美國而言，儘管媒體的領導人聲稱他們的新聞選擇是在無偏見的、職業的和客觀的標準指導下作出的;他們還聲稱這個觀點也獲得了知識界的支持。然而，如果權力人士能夠設置話語的前提條件，決定哪些內容允許大眾收聽、收看和思考並且可以通過有規律的宣傳運動「管理」大眾的意見，那麼，關於媒體是如何運作的傳統看法和事實真相恐怕就相去甚遠了。事實上，正如美國學者W.蘭斯·班尼特指出，新聞在美國是「理解政治和國家治理的關鍵」，所謂客觀性報道的原則，只是拿來責人縱己的幌子，其目的則是為實現媒體背後利益集團的戰略傳播目標服務，即操縱新聞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可以說，在所謂新聞自由的美國，絕大部分新聞內容都來源於新聞製造者們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勢。在國際舞台上，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美國是一個整體單元，這意味著媒體要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的海外利益，亦步亦趨地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如此才得以實現媒體、財團、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在反共意識形態的主導下，美國媒體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報道傾向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美國媒體的涉華報道，就鮮明地體現出美國的這種戰略意識。

為了揭示美國媒體針對中國的報道策略，筆者選取了美國兩大主流新聞網站近年來就兩大涉華主題的報道文章為研究樣本，就報道主題、信源選擇以及新聞背景三個方面對樣本進行量化統計分析。通過對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媒體針對中國的系統性報道偏見並非是偶然的，而是配合國家戰略傳播目標，掌控國際話語權的刻意之舉。具體而言，筆者選取了兩個樣本進行研究：(1)《紐約時報》網站「香港佔中」報道。本文選取《紐約時報》網站於2014年9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間對香港「佔中」的報道作為研究樣本。選取的時段涵蓋了此新聞事件從發端到落幕的過程。筆者以「Hong Kong protests」為查詢詞，以「article」為檢索類型，在此時段內共檢索到文章169篇，剔除無關內容、相似報道之後，最終獲得樣本126篇。(2)CNN網站涉疆報道。筆者在CNN網站搜索欄輸入查詢詞「xinjiang」，搜索時段限定在距離2016年最近的兩年，即2014年、2015年，共檢索到報道104篇。剔除無關以及相似報道後，共獲得有效樣本60篇。

文本選取這兩家網路媒體進行樣本分析的原因在於：兩家媒體都是美國最主流的新聞網站，可以代表美國主流媒體的傾向。筆者就報道主題、新聞來源(信源)以及新聞背景三個方面對研究樣本進行了量化統計分析，統計結果可以對應解答以下三個問題：媒體的注意力是怎樣被分配的?信源選擇究竟是多元還是一元?信息可信性是如何得以加強的?

1.主題選擇：按意圖分配受眾的注意力

在美國媒體涉及中國的報道中，對於題材的選擇存在明顯的系統性偏見。圖l、圖2分別是《紐約時報》網站就「香港佔中」事件報道以及CNN網站涉疆報道的統計，統計數據清晰地反映出美國媒體對題材選擇的意圖和傾向性。

從圖1、圖2中可以看到，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涉及中國的相關主題時，有意將事件議程向不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例如圖1中，從客觀報道的角度看，「香港佔中」事件作為一個新聞事件，報道的角度和選取的題材本應是多方面的，然而，《紐約時報》網站關於此事件的126篇報道中，絕大多數的報道都是選取的傾向佔中的報道視角和題材。除了58篇關於佔中者和港府衝突、對抗的報道，報道數量緊隨其後的就是中央政府對佔中者以及支持者的「壓制」舉措，例如，拒絕抗議者進入中國內地，拘留內地同情佔中者，網路封鎖，等等。而關於「反對佔中、呼籲理性」以及「佔中」對香港經濟及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的相關報道卻寥寥無幾。事實上，「佔中」事件的負面影響已經嚴重波及香港正常的經濟運轉和市民生活，而對此美國媒體卻採用障目法加以迴避。

圖1《紐約時報》網站「香港佔中」報道主題統計(2014.9.1-2014.12.31)

圖2 CNN網站涉疆報道主題統計(2014-2015)

從圖2可以清晰看到，除了區區5篇關於新疆地區地震以及記者採風的報道，CNN網站涉疆報道主要圍繞暴恐事件以及批評中國政府而展開。除了暴恐主題，和《紐約時報》網站對於「香港佔中」事件的報道主題類似，居於CNN網站涉疆報道數量第二位的同樣是中國政府對異見分子的制裁舉措，例如以「煽動國家政權罪」拘留、逮捕所謂的「異見分子」或「民主人士」等等。儘管《紐約時報》網站和CNN網站是美國兩個截然不同的主流網路媒體，其背後的股東和利益集團也不同，但我們發現這兩家媒體對於涉及中國的報道題材的選擇和處理有著驚人的相似，即都是以批評和質疑中國政府為報道主線，這也反映出美國主流媒體對於中國的報道有著心照不宣的報道框架，並且存在系統性的偏見。在偏見的先導之下，中國政府對於促進新疆地區經濟發展、民族融合的積極舉措都被美國媒體自然屏蔽在視野之外，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在選擇性報道的框架下，《紐約時報》網站和CNN網站隱去了大量的事實，而且媒體在報道中對於所選取事實的處理方式，例如版面位置、語氣、用詞以及評論中的分析框架以及有助於增強事實可信度的新聞背景的選擇，都左右著受眾注意力的分配。例如《紐約時報》網站就「香港佔中」的報道中用於不同新聞主體的關鍵詞透露出明顯的傾向性——有關「佔中者」的關鍵詞有reform(改革)、pro-democracy(促進民主)、outcry(大聲疾呼)、be penalized(遭受處罰)等;關於「中央政府」的關鍵詞有restrict(限制)、arrest(逮捕)、army(軍隊)等等;而針對香港政府的關鍵詞則有crackdown(鎮壓)、not-popular(不受歡迎)、detain(拘留)、tear gas(催淚彈)、peppersprary(胡椒噴霧)等等。由此可見，美國媒體對於注意力的分配以及對不同報道主體的區別對待並非「自然」行為，而是基於新聞框架進行過濾的結果。

2.信源選擇：多元聲音實為「一元」偏見

西方新聞學向來認為，新聞話語是一個多元聲音的場域。表面看來，他們的確選用了不同的聲音。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他們在選取信源時總有其「固有模式」。

圖3《紐約時報》網站「香港佔中」報道信源統計(2014.9.1-12.31)

從圖3中可以看出《紐約時報》網站「香港佔中」報道採用的新聞68%都來自「支持佔中者」。同樣，圖4顯示CNN網站涉疆報道中採用的新聞64%來自中國的批評者。兩張圖表清晰地反映出美國主流媒體對於涉華報道的信源傾向，即慣於將話筒或鏡頭對準批評及不認同中國的聲音。再進一步查看兩家媒體信源採信的詳情，會發現《紐約時報》網站就「香港佔中」的報道信源除了「佔中者」本身(71次)，採信最多的就是美國、英國等「佔中」的外圍支持者，多達26次，位列第二。相比之下，受「佔中」影響的香港商家僅有3次被採信，在全部信源中佔據的比例微乎其微。可以看到，記者採訪的信源一般都來自支持「佔中」的一方，相反，反對方說話的權利則被剝奪或刻意忽略了。

圖4 CNN網站涉疆報道信源統計(2014—2015)

如果用赫爾曼和喬姆斯基創建的「宣傳模型」理論加以分析，那麼美國媒體對於「佔中者」以及受佔中影響的無辜民眾的關注度如此懸殊就不難理解了。宣傳體系總是會有意區分有價值受害者和無價值受害者，所謂的價值證據可以從媒體給予他們的關注和表達憤慨的程度和方式中找出。美國大眾媒體對所謂價值的定義是極端政治化，並且與宣傳模型是十分吻合的。相應的，CNN網站涉疆報道採用的信源居首位的就是「人權觀察」「大赦國際」等為美國所把持的所謂國際人權組織。其次，除了不得不採用中國政府和新華社等官方媒體發布的信息外，CNN網站尤其青睞「自由亞洲電台」等境外電台、「世維會」等境外人權組織、海外學者、智庫等。總體來說，對於中國持批評、質疑態度者的採信多達81次，而對中國官方的直接採信僅有16次，對於中國遇襲民眾的採信有9次，對於持中立態度學者的採信次數僅有3次。對於暴恐事件而言，來自遇襲民眾的信源在所有信源中所佔比例如此有限，如果用「宣傳模型」加以分析，對美國媒體而言，中國的遇襲民眾無疑被美國媒體歸人了「無價值受害者」的行列。

「香港佔中」的報道信源可以粗略分為8類，細分的信源類型則更為豐富。但是，結合採信次數以及信源的立場綜合來看，這種信源模式卻難以掩飾其虛偽性和傾向性。也不難看出美國媒體涉華報道信源雖然看上去很多元，骨子裡卻是「價值偏見」的「一元」，即站在中國的對立面。這反映出美國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做法：首先決定你想要主張的內容，然後找到一位贊同你意見的專家。從報道中可以看到美國媒體選取的「外國中國問題專家、智庫」無一例外的持批評中國政府的觀點。儘管很多智庫都力求突出自己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但其背景卻並不簡單。美國智庫的背後大多有著利益集團的支持，這些利益集團和大企業出於保護經濟利益並獲得更大收益的需要，往往會委託智庫發表調研報告，影響社會輿論，乃至左右政府決策以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有一些集團也會出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考慮，資助智庫進行一些有利於美國價值觀傳播的研究和活動。

進一步研究美國媒體選取信源的標準，會看到有一類非常特殊的信源。在《紐約時報》網站就「香港佔中」以及CNN網站涉疆報道中，我們都可以從批評中國政府的信源中找到逃亡至西方的反黨及疆獨、藏獨分子的聲音。按照美國主流媒體選取信源的模式，甚至可以預判當中國的一些異見人士走向激進，便會在西方的媒介視野中從邊緣走向關注的中心。

此外，兩大媒體針對不同信源的修辭也大相徑庭。例如，在提及中國媒體時，總是冠以定語「state-run newspaper」或者「state-run media」，在美國文化中，「官方的」「國家控制的」媒體被認為是沒有「獨立性」的媒體，其潛台詞是「不可信的」。提及針對中國的批評者或人權組織時常常含糊其辭，常常用「Human rights advocates」(人權擁護者)等不具名的信源。相比之下，對暴恐分子及暴恐事件的措辭曖昧不清，模稜兩可，例如報道中特意為「terrorists(恐怖分子)」一詞加引號，或者指稱「(China)refer to them as terrorists(中國將他們稱為恐怖分子)」。對暴恐事件的描述故意措辭含糊，引人遐想。例如，「China train station killings described as a terrorist attack(中國火車站血案被描述成一次恐怖襲擊)」，由此可見，西方媒體報道名義上打著遵循客觀性原則的大旗，而在字裡行間、遣詞造句中的意識形態偏見卻隨處可見。

3.新聞背景選擇：通過選擇性背景信息增加偏見「可信度」

本文選取的兩個研究案例雖題材不同，但皆有多篇文章包括新聞背景的描述，經過量化分析，會發現報道提供的新聞背景不約而同地涉足中國的民族、民主以及人權等「敏感」地帶。

圖5 《紐約時報》網站「香港佔中」報道新聞背景統計(2014.9.1-12. 31)

圖5顯示《紐約時報》網站有關「香港佔中」報道的新聞背景最多提及的是「八九風波」，其次為質疑中國的「一國兩制」，再次為中國的台灣、西藏及新疆問題。中國政府在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上所做的努力及成就都被刻意選取的背景信息所遮掩和忽略。圖6顯示CNN網站涉疆報道的新聞背景則將絕大多數注意力聚焦於暴恐事件的起因之上，並將起因歸結為中共民族政策引發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相反，對於暴恐分子背後的支持力量以及殘酷暴行卻著墨不多。在CNN網站的報道口徑下，遭遇暴恐襲擊的中國不但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聲援以及對暴恐分子的譴責，反而不斷在民族問題上遭到各種指責。

圖6 CNN網站涉疆報道新聞背景統計(2014-2015)分析暴恐事件起因

可見，美國主流媒體對於涉華報道新聞背景的選擇是極富策略性的，其用意在於將中國塑造為專制極權的政治形象，而這正是美國戰略性政治傳播的一部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政治形象的新聞價值並不在於能對其準確性或重要性進行獨立的判斷，而在於它作為一個新聞公式在過去所取得的成果。在這樣一個媒體創造的現實里，新聞價值取代了正確性，可信性淪落為一種公式，只要某人在某種環境下對某個事件運用了這種公式，這個事件就被視為可信。一般的邏輯告訴我們，一種形象越是標準，在它被置於某種獨特、真實的形勢下，其準確性就會越低。在美國媒體的包裝下，中國形象就是這樣一種標準且失真的形象，涉華新聞所選取的新聞背景都是增強中國形象可信性的論據而已。

四、美國網路媒體的霸權邏輯和文化殖民

進入21世紀，隨著網路技術的迅猛發展，互聯網數字化平台上的信息傳播水平日益提高，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為對外價值觀傳播和文化輸出提供了更多動能與途徑。在新的形勢下，媒介網路話語權的爭奪尤為利益攸關，而美國在這場「信息思想戰」中早有布局。憑藉得天獨厚的技術優勢，美國將媒體話語霸權的觸角延伸至網領域。2013年，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斯諾登事件」使美國謀求網路霸權的野心昭然若揭。

根據美國前中央情報局(CIA)技術分析員斯諾登的披露，包括「稜鏡」在內的美國政府多個秘密情報監視項目得以曝光。斯諾登的爆料證實，多年來，美國倚仗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術和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通過「稜鏡」等項目持續不斷地對外國政府、企業、個人進行大規模、有組織、有預謀的網路竊密和秘密監控活動。到目前為止，在互聯網領域，美國安全部門已經搭建了一套基礎系統，幾乎可以截獲所有網上信息，最大範圍收集互聯網數據，包括電子郵件、網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記錄等等。只要你置身網路世界，無論採用什麼樣的保護措施，都不可能安全。斯諾登表示，美國國家安全局不僅通過網路遠程監控，還通過「人力情報」項目以「定點襲擊」的方式挖取他國機密，甚至還侵入過中國的通信行業，而這些只是美國網路監控的冰山一角，可以說美國才是世界上頭號網路竊密者和攻擊者。

「斯諾登事件」反映了現實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向互聯網虛擬世界的延伸。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美國在互聯網領域的領先地位為它主宰互聯網領域的話語權提供了技術前提，這就使得美國在全球範圍內謀求文化霸權、進行文化殖民更加無孔不入。2002年，美國組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支網路黑客部隊。目前，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黑客部隊，是第一個成立網路司令部的國家。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明確將網路空間和陸、海、空、航天定義為同等重要的第五大空間。美國實質上充當著全球互聯網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圖只讓符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價值觀的東西上路。不僅最熱門的網路，而且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電影，以及為之間接服務的大學、研究和諮詢機構等也都被控制。由此可見，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美國在網路世界扮演的角色與其在國際社會的角色毫無二致：一方面它聲稱保護公民隱私;另一方面又憑藉網路技術霸權，侵犯全球民眾網路隱私，監控別國網路，竊取別國核心機密以及網路數據，暴露了美國在保護人權方面的虛偽性。結合網路時代的媒介形勢，圍繞美國對於媒體話語權的控制，我們需要認清以下幾方面的事實。

首先，當下文化霸權主義主要表現為網路媒介帝國主義。「媒介帝國主義」戰略有三個特點：一是運用強大的經濟和資本實力，主要通過文化市場進行全球文化擴張;二是通過含有文化價值的產品或商品的銷售來實現全球性的文化支配;三是這種文化支配和擴張是通過傳播媒介來實現的。文化霸權的目的是在文化交流中通過意識形態滲透的方式，宣傳自身價值觀，解構其他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在網路時代，媒介帝國主義又衍生為網路霸權主義，實現文化霸權的基本方式則是以網路為武器，壟斷文化傳播的話語權。如美國以「稜鏡」等監控項目為載體，收集其他國家的敏感事件，然後對其他國家價值觀念的顛覆就更容易聚焦，更有針對性。民眾在這種歪曲報道的慫恿下，常常對本國的價值觀、文化制度失去自信。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通過網路霸權實現文化霸權的路徑，讓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意識形態建設失去凝聚力、向心力，使民族國家現代化進程受阻。

其次，美國的網路「攻心戰」頗具殖民色彩。網路時代，信息是權力的基礎。正如美國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所言，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和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的人手中，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路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如果說網路信息思想戰的主戰方式是「攻心為上」，戰略目標則是爭奪人心。而在這個「戰場」上，美國佔據先天的優勢。畢竟互聯網的構造方式是由美國人設計並符合美國文化的特點，而英語又是互聯網上的主流語言，因此，它實際上也就要求任何一個入網者適應美國式的思維方式和熟悉美國的文化，全球網路化的過程更像是美國文化的全球化過程。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日益全球化狀態下的世界文化令人擔憂，因為當今的文化傳播失去平衡，呈現從富國向窮國傳播一邊倒的趨勢。信息在全球範圍內高速傳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將使得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西方文化正在以電影、電視、書籍等各種各樣的方式蠶食少數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其中以美國大眾文化為代表，文化的單向性流動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甚至可以說，世界文化在走向標準化，而這個標準就是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的美國文化形態，體現在網路媒介中，就是美國對話語權的把持和控制已經滲透在潛移默化的信息傳播之中。這種網路的「攻心戰」帶有濃厚的泯滅文化多樣性的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主義色彩。

最後，一些美國網路媒體實為恐怖主義的代理人。新聞學教授查爾斯·柯容指出：「心理戰是戰爭的基本組成部分，在當今的信息時代更是如此。如果你要進攻一個國家，推翻其政府，佔領其國土，你應當告訴生活在那裡的人你為什麼要這麼做。這就要求有精心準備的信息交流規劃。」因此，一些美國網路媒體對國家宣傳路線的遵循是極其賣力的，而這一切都並非出自美國一向標榜的新聞專業主義的原則，而是精心規劃的「信息思想戰」中「攻心」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美國表面上高舉和平、反恐大旗，實際上卻藉助網路媒體推銷輸出美國普世價值觀，推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野蠻邏輯，意在實現「媒介帝國主義」戰略的野心。由此可見，轉型中的世界秩序，處於一個擺脫舊時代陳舊規範束縛的過程中，但國際關係中舊有的霸權主義，以及「強者通吃」「強者合理」的思維仍具有一定的慣性。這就不可避免地使某些互聯網技術的強國將其帶有明顯霸權的做法，延伸到虛擬世界。這種做法不但在虛擬世界中製造了新的混亂，也讓現實世界不得安寧。儘管一些美國網路媒體自豎的牌坊是恐怖主義的反對者，然而事實上他們卻是恐怖主義的忠實代理人。

美國媒體在利益集團的控制下，離真正的新聞民主、公正、自由理念愈行愈遠。尤其是其在對華報道中的預設立場與價值偏見，在傳播中國負面形象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我國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澄清謬誤、明辨是非。連接中外、溝通世界」的要求，大力打造中國特色的國際一流媒體，加強國際輿論的引導，揭穿美國一些主流媒體涉華報道的陰謀，著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形象，從而全面提升我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

【察網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