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的日記

原文一萬餘字，發表稿幾刪一半。文章一年前即安排發表，不想今年才發。

錢鍾書先生的日記

——讀《聽楊絳談往事》札記

錢之俊

錢鍾書先生最早寫日記、讀日記、評日記可以上溯到他讀中學的時候。在桃塢中學上初中時，錢鍾書就常被校報約稿，情急之中就以自己的讀書筆記應付。這是錢鍾書一生常用的寫作方式，這裡還不知道他有沒有形成寫日札的習慣。就目前所知，《〈復堂日記續錄〉序》恐怕是錢鍾書最早有關日記的文章。寫作此文時，他方從輔仁中學畢業，考取清華，尚未北游。然文中已言：「睹記所及，湘鄉曾文正、常熟翁文恭、會稽李蒓客侍御、湘潭王壬秋檢討，皆累累挾數十巨冊，多矣哉！」說明此前對日記之體已有相當之了解。

1934年，錢鍾書在《北游紀事詩》自注內言：「原念（廿）二首，今錄念（廿）一首，本載日記中，故略采本事作注以資索引。」 1935年2月21日其父錢基博先生在連載《讀清人集別錄》的引言中也談及：「兒子鍾書能承余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隱。發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嘆世有知言，異日得余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之史學以後先照映；非誇語也！」（《光華大學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這些確切的說明他早就有記日記的習慣。據最新公布的信息透露，錢鍾書自1935年考上公費留學前數十年間的日記，至今仍在楊絳先生之手。無錫博物院常務副院長陳瑞農回憶說，1981年的盛夏，他在無錫「二清辦」（市查抄文物圖書清理領導小組辦公室）發現17冊錢鍾書遺失的日記！日記全是手寫日記，毛邊紙、大八開本，每本都可以看出是主人精心裝訂而成，封面左下部款署「錢鍾書」。日記以毛筆書寫居多，從內容上看，是錢鍾書1935年留學前數十年間的日記，包括他為父親錢基博代筆為錢穆《國學概論》作序的經過，他在清華大學攻讀以及和楊絳相識相知的過程，內容非常豐富。「這些日記估計是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從新街巷的『錢繩武堂』老宅中抄出來的，是研究錢鍾書的第一手資料。」（《錫城舉辦「錢鍾書誕辰100周年」系列活動》，《無錫商報》2010年11月20日）錢鍾書得知後，讓其在上海的侄子領回了這批日記，物歸原主。錢先生似乎很不願意這批日記外傳見世，當時沒有答應陳瑞農請求捐贈的建議。

在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以下簡稱「吳書」）出版之前，楊絳在《我們仨》等書中也曾透露，錢鍾書有記日記的習慣，但具體內容和數量難以得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容安館札記》還僅是錢先生日札的冰山一角，卻也非純粹之日記。楊絳此次向吳學昭展示了錢鍾書更私密的日記內容，書中還顯示，錢鍾書記日記的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解放後，錢鍾書因參加了幾次特殊工作，雖歷經各種運動，卻鮮聞受抄家之厄。故其日記之規模、價值也極讓人期待。

留學英法及昆明日記的遺失

錢鍾書在留學英法時，他不厭其煩的在日記中記下與楊絳的讀書、生活細節。楊絳說，她在牛津時「有些小小的『歪學問』，常使鍾書驚奇」，「一次鍾書把我背的詞和他剛讀到的對比，一字不錯，就在日記上說我想『勝過』他呢。當然是胡說。我讀了詩話、蘇東坡『眾星爛如沸』句，被詩話作者打杠。我不服，鍾書和我所見恰好一樣。我讀雪萊（Percy Byssbe Shelley）詩，有一句也是『鳥鳴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贊成，也記在日記上了。現在《管錐編》里還存此句，但未提我名。」（吳書第109頁）又，他們每年讀書，年終還統計結果。1935年終統計結果，兩人所讀書冊數大體相當，但錢先生讀的全是大部頭書，楊絳則把小冊子也算一本，錢讀的中文書全不算，楊絳全算。錢鍾書就在日記中寫道：「季承認自己『無賴』。」（吳書第110頁）等第二年楊絳懷孕之後，她再「無賴」也不能和錢鍾書比數量了。年終結算，錢鍾書在日記中寫道：「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吳書第126頁）在牛津時，楊絳總管財政，錢鍾書見了好書，總忍不住要買。楊絳怕書多難以帶回，只說等下次吧。有時，「下次」書賣掉了，他氣的在日記上發牢騷：「婦言不可聽。」（吳書第112頁）這是錢鍾書留學時的日記細節。

1938年錢鍾書回國到西南聯大以後，夫人楊絳與女兒皆不在身邊，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給阿季寫信很勤，還特地為阿季寫下詳細的日記，並有詩多首描繪他的生活環境，抒發他對阿季不盡的思念。」（吳書第152頁）錢鍾書在西南聯大這一段教書生活，雖然短暫，卻是研究近代學人思想學術活動與生活的一個重要側面，也是解開錢鍾書本人生平上一些疑點的重要一手材料。所以他的日記就顯得尤為可貴。可惜的是，日記最終沒保留下來。昆明日記直到1949年他們從上海遷居北京時仍然保存，只是此次搬遷，他們倉促中丟失了很多重要的東西。眾所周知的是錢鍾書那部寫了幾萬字的長篇小說《百合心》手稿被弄丟，除此之外，還有沒來得及去清理存放在辣斐德路錢家大柜子里的東西，內有楊絳父親給寶貝女兒陪嫁的名貴碑帖，文徵明的大幅條幅，贈女婿的一部善本《佩文韻府》等，再就是錢鍾書的昆明日記。除了匆忙之外，他們也想著只是暫時離開上海，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回來，可誰知這麼一去，東西就永遠留下了。直到1977年後，她的堂侄阿虎忽然從上海將錢鍾書的昆明日記挂號寄到北京，卻已腐蝕，「一頁頁結成了塊，無一字能辨認，鍾書和楊絳就把它毀了。」（吳書第239頁）

本書有關日記內容最為詳細的，是1949年暮春夫婦同游杭州的記錄。因為楊絳將錢鍾書此節日記手稿親奉閱於吳學昭，故吳引用最多。此番夫婦同游杭州，時間僅四天。出遊資金來自於攝影家郎靜山的酬金。錢鍾書將這段日記特名之為《錢大先生游杭州記1949.3.27至1949.3.31》（具體見是書第233至236頁）。此類專題日記恐在錢的日記中不在少數。這節日記也最能看出錢鍾書日記的一些特點，比如學究氣不重，一如其人，風趣洒脫，機智有才。

《容安館札記》

解放後，錢鍾書仍保持寫日記的習慣。1949年8月26日，錢鍾書到達清華，工作一年後，被調往翻譯毛選委員會工作。1951年三反運動開始後，他順利過關。1952年院系調整，夫婦倆人同被調任文學研究所外文組研究員，暫屬北大，後劃入中科院。他們家就從清華搬入新北大的中關園。房子不大，就用一個屏風從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間書房。這間小書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館」。商務影印的《容安館札記》就是這時候開始寫的，這實際上也是他解放後日記的主要組成部分。錢先生的讀書日札一般把純粹私密的日常生活也記上，但五十年代毀掉一部分，吳書透露：「鍾書起先把中文筆記和日記寫在一起，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傳聞學生要檢查『老先生』的日記，他就把日記部分剪掉毀了。所以這部分筆記支離破碎，且散亂了，也有失落的部分，整理很費工夫。」（吳書第394頁）但這個習慣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成批的大教授擔任了外事翻譯，錢亦身在其中，負責定稿。反右運動後期，在所內「拔白旗」運動中，除《宋詩選注》受到「缺席」批判外，錢本人並沒有被打成右派。其實可能正是因為這部《選注》，反而使他得到保護。文學所鄧紹基先生回憶說：「這部被人稱作『宋詩學中的一部名著』的書一出版就受到好評，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可能正是由於胡喬木、周揚的贊語，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錢鍾書，沒有成為箭靶人物。那時他也曾下鄉，去河北昌黎，周揚知道後說：下去一段時間就讓他回來吧。」（鄧紹基《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5日）「下鄉」指1958年知識分子下鄉改造，錢鍾書於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1月底就回來。實際上此時英譯毛選的工作還未結束，從1958年初到1963年，他依舊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此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錢鍾書回來後，因1959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5月他們家也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但並不擔心吃飯問題，經常出去「逛市場」「吃館子」，「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裡一處處吃。」（《我們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39頁）因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的有外國人，錢還「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我們仨》第141頁）1962年8月14日，他們又遷居乾麵衚衕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還有一個陽台，他們還新添了傢具，住得很「寬舒」。定稿工作一結束，1964年，他又成為「翻譯毛澤東詩詞五人小組」成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打斷工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錢鍾書因為這份特殊的翻譯工作經歷，不僅使他避過了風頭，還享受到了同時代很多知識分子無法享受的待遇。

讓錢鍾書真正嘗到運動之苦的是在「文革」開始後的八年。但在《容安館札記》中，從未被刪削的日記來看，1966年正月「文革」即將來臨之時，夫婦二人還漫遊北京中山公園，錢在札記中寫到：「丙午（1966）正月十六日，飯後與絳意行至中山公園，歸即卧病，蓋積瘁而風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動，通身汗如濯，心躍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讀》……每夜勞絳卧起數回，真所謂『煮粥煮飯，還是自家田裡的米，有病還須親老婆』也。……余今歲五十七，亦自擬顰兒呻吟氣絕狀，皆笑枋耳。病榻兩夢圓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歲。二月初六日書。起床後閱《楚辭》自遣，偶有所得率筆之於此。」（《容安館札記》第三卷，第2235-2235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日記旁徵博引，「日常生活與學術著述也於此『打通』。」（王水照《〈容安館札記〉論宋詩初學記》，《文匯報》2004年7月11日）但《札記》出版後，像這麼好看的日記似乎被楊絳有意刪去了。「文革」開始，翻譯毛詩的工作停止，錢鍾書夫婦先後被革命群眾「揪出來」，變成了「牛鬼蛇神」。每月只發生活費若干元，存款被凍結，生活費很緊，成了「最可欺負的人」。（《我們仨》第143頁）據《幹校六記》回憶，1969年11月，錢鍾書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下放幹校（河南羅山），1972年回京。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錢先生還寫信，讀筆記，記筆記，只是信未能保存下來。錢先生在幹校是通信員。「女兒每個月都給他寄各種外國報紙。其中凡有好的，有關於文學的、學術性的，他都看。看完了就做筆記。所以即使那一段也沒有中斷過。」（郭紅《讀書，錢鍾書的日常生活——與楊絳先生談〈錢鍾書手稿集〉》，《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12月19日）就是看馬恩列斯的原著，他也做筆記。從幹校回來後，他們的大房間被人分佔，還與年輕人動了拳腳。1973年12月9日，他們逃到女兒工作的北師大暫住。此間錢哮喘嚴重，差點沒了命。兩相對比，「形成殘酷的對照」。儘管處境不佳，身體未愈，他仍「躺在椅里看書，也寫筆記，卻手不應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飛出格子。」（《我們仨》第148頁）

1974年「文革」後期，他們遷入學部七號樓一間辦公室。辦公室很小，唯一好處是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他們附近。「默存的筆記本還鎖在原先的家裡，塵土堆積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費了兩天工夫，整理出五大麻袋，兩天沒好生吃飯，卻飽餐塵土。」（《楊絳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頁）他的筆記還是完好無損。是年11月，「翻譯毛澤東詩詞五人小組」正式恢復工作，地點就在這間辦公室。到1975年國慶時，毛澤東詩詞翻譯工作全部結束，「文革」也到了盡頭。

縱觀錢鍾書解放後這段經歷，只有「文革」開始後近八年日子不好過，相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已經很幸運了，始終有些「光環」在頭上罩著（雖然這些「光環」不是他強求的，他也從未以之自炫過），使他避免了很多鬥爭，尤其是沒有被動真格抄過家，擁有了相對多的讀書做學問的時間。雖然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麼人，捧過什麼人，所以也沒有什麼「劣跡」給人抓住。（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實》，《不一樣的回憶：與錢鍾書在一起》，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在這段時期，錢鍾書有條件讀書、做筆記、記日記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在「文革」一結束就拿出皇皇幾大冊《管錐編》，這也是任何學者有能力沒機會做到的。楊絳說：「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們仨》第136頁）只是因為膽小，他們銷毀了一部分更私密的日記，而是隱諱的在筆記中表達自己的情緒，這在《管錐編》、《容安館札記》中就可約略看出。錢的筆記、日記的存在將是對那個特殊年代進行反思的一份珍貴文獻，也將是研究錢鍾書生平與思想最重要的一部資料。

「備忘而代筆譚」

文革以後，錢鍾書和大批學者的名譽得到恢復。此間，他正式走上前台，跟隨社科院的幾次外訪，使其開始成為焦點，「錢學熱」始有興起。1978年9月，他隨社科院代表團去義大利參加歐洲漢學家第26屆大會，1979年4、5月份隨團訪美，1980年11月又隨團訪問日本。這幾次出訪，他不往家寄信，而是寫長達一個小本又一個小本的日記，全是對楊絳說的話，所見所聞和「思念之情」，極其詳盡。這些日記回去後再親自面交楊絳。

1979年訪美這段時間較長，他每天為楊絳記下詳細的日記，留待面交。如果楊絳出訪，錢鍾書在家，他每天也會寫下家中瑣碎，稱為「備忘而代筆譚」日記，女兒不時也插上幾句評語附識，留待楊回來看。夫婦恩愛、可愛之意溢於紙面。楊在《我們仨》中說：「鍾書每和我分離，必詳盡地記下所見所聞和思念之情。阿媛回家後，我曾出國而他和阿媛同在家，他也詳盡地記下家中瑣碎還加上阿媛的評語附識。這種瑣瑣碎碎的事，我們稱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滯留海灘上的石子。我們偶然出門一天半天，或阿媛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帶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時搬出來觀賞玩弄。平時家居瑣瑣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們仨》第159—160頁）可惜本書不能見到「備忘而代筆譚」日記之具體細節，只零星有記。一次有出版社要將錢和楊的作品同時出版，錢在「備忘代筆譚」中寫道：「有出版社要將我年輕時的作品與你現在的作品放在一起出版，我不太獻醜了嗎？」（吳書第349頁）

晚年錢鍾書身體很不好，但他從未因此停止過讀書、做筆記。「他的筆記一直到住進醫院才停止。」「但第一次大手術他回家之後，他還在那兒寫，記筆記。」（郭紅《讀書，錢鍾書的日常生活——與楊絳先生談〈錢鍾書手稿集〉》，《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12月19日）所以在「文革」後的日記應該是很完整的。

死者如生，生者無愧

錢鍾書的日記，可能是他逝世後留給後世學人及「錢迷」最值得期待的一部巨著，是最能體現二十世紀這位文化巨子心跡的一部心史。錢先生晚年同意出版《石語》後，有人就預言：「《槐聚詩存》問世示眾後，開發了這小冊《石語》，想還會有名山傳世之作顯露。」（李洪岩、范旭侖《為錢鍾書聲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頁）這「名山傳世」之作現在只有寄望於楊絳先生了。

對於商務印書館願意影印出版錢鍾書的手稿，楊先生非常感激。她相信公之於世才是最妥善的保存，她祈願她的這個辦法能使「死者如生，生者無愧」（吳書第396頁）。但她還是狠心得隱沒了其中的「私人私事」。五十年代錢鍾書銷毀日札中私人生活日記是出於不得已，如今事過境遷，就不該再搞「潔本」了。其實楊先生在有生之年，可以以更開放的心態，指導別人來整理出版錢先生的全部日記（或者影印），更無須刪節，以還原一個更真實的錢鍾書。這將是楊先生為學術界、為世人所做的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與錢鍾書同時代的學者，不管是比他年長的，還是年輕的，很多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並且日記也陸續得到整理出版，如夏承燾、鄧之誠、張元濟、鄭振鐸、魯迅、胡適、朱自清、葉聖陶、竺可楨、吳梅、吳宓、黃侃、錢玄同、顧頡剛、顧廷龍、施蟄存、郁達夫、周作人、王元化等。雖然從錢鍾書的留學日記、游杭日記、「備忘代筆譚」等可以看出，他大概是不準備自己的日記出版的。他不像胡適他們，生前把日記當著作寫，準備留待出版，所以日記里隱沒了許多真感情、真性情，人也搞得古板莊重起來。

（刊於《名作欣賞》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