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的基因4------清華學派和「四大導師」

曹雲祥（1881－1937），1922年4月至1928年1月出任清華學校校長

清華大學三十六周年校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陳寅恪.jpg

梁啟超

　　英國哲學家羅素1920年赴中國講學後，曾寫下他對清華的印象：「到了清華園，一個英國客就感到彷彿在美國一樣……這個學校的校長，也就像一位美國中小城鎮里的鎮長。」考古學家李濟之子李光謨在回憶父親的文章里，記錄了由父親轉述的這段話。而這「彷彿在美國一樣」的氛圍，其實已讓部分清華師生有不滿足。1925年，《清華周刊》第315期刊登了已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就讀的清華學生施滉的文章，他對當時尚未完全改制的學校的進言，就體現了這種情緒：「同學漸漸的覺悟自己是中國國民，已經稍稍注意國情，雖然仍把留美當做入清華的目的，可是已經知道留美不是最終的目的了。學校方面已經確定為中國造就領袖人才為清華教育的方針，並且鼓勵學生研究國情。……務必要使清華人才能夠應付中國環境。」

　　主筆◎曾焱

　　清華改制以設立國學研究院為發端。1924年秋，時任清華校長曹雲祥開始籌備改制，設大學各學系及國學研究院，留美預備班辦至1929年結束。曹請來胡適主持設計國學研究院的學制藍圖，但當他提請胡適為導師的時候，胡適表示自己不夠格：「非第一流的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三人里，除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啟超、王國維先後於1925年春遷入清華園，加上其後從歐洲回國的趙元任、陳寅恪，清華為國學研究院所請都是會通古今中西的一時之選，校內外稱「四大導師」。

　　國學和科學同被重視，倡導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家固有的文化，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獨成風氣的「清華學派」譜系由此生髮。雖然1928年後時勢遽變，王國維自沉，梁啟超病逝，趙元任去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四大導師」只剩陳寅恪一人還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在訓練了4屆72名學生後不再開課，但它成功的治學風格和人文氣質仍在改製為國立大學後的清華得到了承繼。馮友蘭、潘光旦、葉企孫、陳岱孫、費孝通……第二代、第三代清華教授集「清華學派」之成，在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過程中都成為獨開風氣的學者兼思想者。

　　通方知類

　　看民國時期學者對王國維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無二：個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須，常穿藏青長袍外罩黑緞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髮辮，在清華園裡是他最特別的標記。

　　王國維進入清華園，無論在當年還是現在，都被看待為20世紀學術史的一件大事。立命於現代教育機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聘了一位被視作遺民學術圈的代表人物為首席導師，且此人是由「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力薦，在當時不可謂不轟動。從民國時期取不同立場的學者們的追憶文字來看，外形如遺老的王國維，思想學問上實是舊學的破壞者。民國學術界早就關注他，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到20年代通過馬衡，設法請他做了一段時間北大國學門的通訊導師。王國維的同鄉學者、後來任過台灣「故宮」院長的蔣復璁認為：「要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統就不能不想到靜安先生的道德與學問，在『五四』後講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條路子是他開創而有光輝的成績。」

　　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是在王國維身後，陳寅恪對他學術方法的概括。顧頡剛當年悼王國維先生的文字，也非常值得轉述：「他的學問，恐怕一般人要和別的老先生老古董們相提並論，以為他們都是研究舊學，保存國粹的；這是大錯誤。學問的新舊決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靜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學、文學、心理學、法學等，他的研究學問的方法已經上了世界學術界的公路。自從跟了羅氏到日本，始把這些東西一齊丟掉，專註於考古學及史學。他對於商代甲骨、周秦銅器、漢晉簡牘、唐人寫本、古代生活、種族歷史、社會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學的方法，不過這一點他因為和遺老的牌子有些衝突，所以諱莫如深而已。……他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做經書(聖道)看而當做史料看，聖賢不當做聖賢(超人)看而當做凡人看；他把龜甲文、鐘鼎文、經籍、實物，作打通的研究，說明古代的史跡；他已經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許多。」

　　遷入清華前，王國維在北京住地安門織染局十號。1924年初，蔣復璁去家中拜望，王國維相送一本白紙鉛印的《靜安文集》，裡面收有他早年譯的康德、叔本華文章，拜倫詩以及以叔本華學說為出發寫成的《紅樓夢評論》。蔣復璁問先生以後還想用西學做點什麼工作，當時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國維說，想用英文譯本重譯《馬可·波羅遊記》並加以考證。這部書沒有來得及寫，他就自沉於昆明湖了。為梅蘭芳執筆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許姬傳，回憶古文物學家徐森玉曾同他談論王國維，說他著述的方法有三個字：「博」、「專」、「細」。徐和王私交好，有次去家中拜訪，王國維正在寫《宋元戲曲史》，桌上和架上擺的都是有關這部書的資料，四處攤開，聊天也左右不離這個話題，並將辯難得出的結論都記在筆記里。過段時間再去，見他已經完成了《宋元戲曲史》校樣，書桌和書架上全部換成了下一本書的資料，和人談話的題目也全變了。

　　王國維於學問上的成就，大貢獻都在35歲後。他是浙江海寧人，父親擅書畫但無功名，是當鋪里的一個朝奉先生，也就是管事人。王國維在鄉里有少而敏達的名聲，18歲中秀才，後來卻屢試不第，22歲後離家到上海求出路。他先在時務報館謀到書記員的差事，後來轉入講授新學的東文學社半工半讀，跟日本老師學了日文和英文，開始接觸對他一生影響很大的康德和叔本華學說，遇到當時還是維新名士的羅振玉，獲他識拔、資助，從此在生計和治學上一生未能和羅氏分開。

　　在羅振玉所辦的《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雜誌上，當時大半是王國維的翻譯和撰述。1913年，他29歲東渡日本，在東京的物理學校苦讀日文、英文，學習數學、物理和西方哲學，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礎。從31歲到36歲居北京5年，他以叔本華的哲學思想為出發來做中國文學批評，研調詩詞戲曲，《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等傳閱極廣的著述陸續在這一期間出版，作為詩人和文學史家的王國維被學界所重，中國文學史對通俗文學價值的認識也由他開始。在為《國學叢刊》起草的出版宣言中，王國維提出了於中國近代學術之形成有啟發的思想，「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辛亥革命後，王國維跟隨羅振玉，攜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從日本開始，36歲後的他進入了中西文化會通時期，專治經史，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調查和考釋，將經史與實物新史料合而為一，相互證明。這是他以古史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獲得聲譽之始。在學界中人看來，他最偉大的成績要算《殷周制度論》，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發明，梁啟超贊為「絕學」——「以後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矯正他的絕少。」

　　在清華兩年，王國維每月400元大洋，在全國教授中應是數一數二的高薪——據清華校史資料，1931年梅貽琦任清華校長後，確定教授的薪金標準為300～400元，最高500元。講師為120～200元，助教80～140元，普通校工9～25元。1925年春遷入清華後，王國維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有說是他不願住好的北院洋房，而西院里完全是中國式的房子。王國維家租用了16號和18號兩棟。「16號是父親的書房，為研究寫作的地方。書室為三件正房的西間，三面靠壁全是書架，書籍堆放到接近屋頂，內間小室亦放滿了書。南面靠窗放大書桌一張，藤椅一隻，書桌兩旁各有木椅一把，備學生來訪時用。」這是王東明對父親書房的回憶。在她印象中父親生活很有規律，如果沒有預先的約會，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辦公，下午在家中書房研讀或撰稿。

　　語言學家姜亮夫撰文回憶當年考進國學研究院後，第一堂課就是聽王靜安先生講的。先生「上課不大抬頭看學生」，但講課「非常細膩、細緻」，講的是《說文》，用的材料許多是甲骨金文，再用三體石經和隸書做比較，「這樣一來對漢字的研究方法細密了，而且還知道許多相關書籍」。校園裡每周六有師生同樂會，王國維雖然像平時一樣寡言笑，但偶爾也會即興表演節目，比如梁啟超背誦《桃花扇》的時候，他就背一篇《兩京賦》。兩人記憶力都很驚人。

　　他也並不總是極乏趣味。清華每周六晚還有一個學術演講會，王國維先生曾給學生講「新莽量衡」，不僅詳細考證出王莽篡位後改革的度量衡制度，而且帶來了他根據考證複製的量衡模具，當時是大學部學生的徐鑄成覺得，「我這樣歷史知識貧乏的青年，聽了也覺津津有味，久久不忘」。他很少訓斥學生，但也不虛言。他和學生在一起，很少表態。他有兩句口頭禪：學生講得對，他就說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果不對，他就搖頭，或者加上一句「怕不可靠」。有學生在「歷史學會」的茶話會上提議辦刊物，他馬上站起來反對，說「刊物不必辦，以你們這樣年齡，應該多讀書，少寫文章，即使寫了，也不必發表」。

　　王國維生於1877年，小梁啟超4歲，但因為有那根髮辮，人都覺得他老古。有一流傳很廣且意味深長的細節，說有次太太為他梳辮子，問他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東西做什麼。他的回答是：「正是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做什麼！」

　　對王國維最後自沉昆明湖是「殉清」還是「殉文化」等說，一直有持續不斷的爭論，不再贅述。1927年9月21日，在他蹈湖後3個多月，梁啟超在他墓前對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做長篇悼詞，評其學問道德：「通方知類四字能夠表現他的學問全體。……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辯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1898年王國維在上海時務報館做一個小書記員的時候，梁啟超已是《時務報》主筆，兩人地位懸殊。而他們同在清華國學院任教後，梁啟超卻堅持尊王國維為首席，自己甘居其後，對其廣而深的學問極為欽敬。從梁啟超、胡適、顧頡剛到魯迅、郭沫若，民國學界對他學問道德的讚佩，一如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中所寫：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