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屈原

1、詩人：沒有屈原中國文學將面目全非

《一介書聲》第2期

本期編輯：李唐

作為詩人的屈原

編者按：屈原，每個中國人從小就知道的名字，但你或許並不真正了解這個人，就像《離騷》、《天問》的聲名我們都如雷貫耳，卻並不一定都真正讀過它們。屈原並不是一個文化符號那麼簡單，在他的身上有許多複雜的方面。本次專題，我們嘗試從屈原不同的身份入手，簡單地介紹、分析，還原一個多角度的屈原。

那麼，就先從他最廣為人知的身份——「詩人」說起吧。

沒有屈原中國文學將面目全非

《楚辭》作為國學經典，與《詩經》齊名，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大源頭之一。

《離騷》是楚辭中篇幅最長、影響最廣、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共有2490字，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首抒情長詩了。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史詩，卻有著獨具民族特色且辭采華美的抒情長詩，這多少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民族品格。古人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因此，閱讀並體味這首長詩，必然是一次美麗而深刻的生命之旅。

《離騷》可以分成九段，第一段是屈原的自傳和抱負。第二段寫君王對屈原的疏離。第三段將疏離之因歸結為君主身邊小人的嫉恨和讒言。第四段設想退隱後的生活狀況。第五段寫屈原與女媭的對話，就自己的人生選擇向親近的人諮詢意見。第六段寫遊仙，向天上神仙求索自己的前行方向。第七段寫請靈氛和巫咸占卜，預示自己的前程。第八段再次寫神遊天國，但卻難以離棄故鄉。第九段寫人生無法實現完美，只能追隨赴水的彭咸。

《離騷》創造的不僅是一種歌辭，而且是一個藝術世界。

首先，《離騷》創造了一個美好的象徵的世界，這個世界表現的是屈原個體精神的張揚和個體品質的自我珍惜。香草象徵著屈原的高潔品質，惡草象徵著對小人的憎惡；而美人一般被認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對象。屈原堅貞高潔的形象就是在這香草美人的象徵中樹立起來的。

第二，《離騷》描摹了一個黑白顛倒、君主昏庸的現實世界。屈原的悲傷在於，這個混濁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鄉楚國。所以，他對君主的感情，對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對故鄉的感情之中。在這個世界裡，小人當道，君主被蒙蔽。這個現實的世界是《離騷》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場景，也是整首歌辭的底色。

第三，《離騷》還創造了一個瑰麗神奇的神話世界，抒情主人公的遠遊、求女等活動都是在這個世界中展開的。這個神話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話中的抒情主人公顯得無比強大，這就折射出屈原對個體張揚個體自由的無比渴望。神話中一次次的求女，則象徵著屈原對完美的不懈追求。

這三個世界加起來，就是《離騷》的世界，即象徵世界、現實世界和神話世界。但這三個世界在《離騷》中不是歸於毀滅，就是變得黑暗，三個世界的理想其實都破碎了。這就導致了屈原的自殺：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算了吧！國里沒有人能夠理解我，我又何必一定要留念鄉關？既然不能協助明君推行美政，既然人生不能完美，那我就不如死去依就水居的彭咸。

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屈原的自殺就是《離騷》的悲劇。

從屈原開始，中國的詩人們才真正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或激烈或溫和的情感，詩人才真正像一位詩人。

楚辭還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審美風尚。1949年之後把楚辭定位為一種「浪漫主義」文學，其審美也是一種「浪漫主義」風尚。這個概括並不是很合適的，「浪漫主義」這個術語來自歐洲，其具有特定的含義和審美意義，套在楚辭身上頗顯不倫不類。但是，《楚辭》確實有著不同於《詩》的審美風尚。這就是楚辭帶給中國文化那種非中庸的，充滿想像甚至有些神奇怪異的審美風尚。

姜亮夫曾在《楚辭今繹講錄》中說：

中國文學史自從有了楚辭，特別到了漢代，得到漢高祖的提倡，可以說，整個中國文學都楚化了，因為它適用於整個民族的語調。楚辭是楚民族文化的精華，幾乎取代《詩經》的地位。唐代詩人，據說有人不讀《詩經》，但沒有人不讀楚辭的。要是沒有屈原的作品，就不會有我們後代文學的這個發展，或者說我們後代文學的發展不會是我們現在走的這個路子，像漢樂府、唐人律詩、宋以後的詞曲等，可能是另外一個路子。

從形式上看，《離騷》開創了獨特的文學形式，並直接推動了賦、七言等新的文學體裁的形成與發展。《離騷》對漢賦的影響是直接的，漢代人自己也是這樣看的。王逸就認為楚辭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在漢代仍然被詩人們熱衷寫作，並高度讚揚了楚辭的優點首先就是「華藻」，顯然他認為這種詞句的華麗是楚辭所獨有的，也就意味著是《詩》所不具備的。

而六朝駢文對辭採的重視，對華麗詞藻的追求，楚辭之「華藻」也是功不可沒的。

楚辭中無處不充滿著對楚地景物的細膩描寫，當然，這也是楚地的美麗所成就的「江山之助」。楚辭對景物的關注，遠遠超過《詩》。當然，在屈原、宋玉等人眼裡，這些景物並非外在的關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內在情感在其中。真正意義上的山水詩，要到六朝「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才出現。不過，楚辭的開創意義亦是相當巨大的。

第三，《離騷》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性，正是從屈原開始，中國的詩人們才真正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或激烈或溫和的情感，詩人才真正「像」一位詩人。

陸侃如曾說過一段話：

兩千年來，所謂「讀書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讀他的作品的，讀了也沒有一個不崇拜的。兩千年來無數作家，沒有一個不受屈原的影響的，沒有一個不以屈原做模範的。所以揚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說屈原死了便「無堪與言」，所以蘇軾說他終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只有一個屈原。

從屈原的作品裡，產生出賦，產生出駢文，產生出七言詩，「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兩千年來，他的作品幾乎含有宗教的魔力，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節，競渡之風普遍了全國。這一個節令，幾為他一人所獨佔。在長江流域一帶，連窮鄉僻壤都會有他的廟宇。這一種福氣，是沒有第二個文學家能夠趕得上的。

（本文選自《北京青年報》）

分享到：2、貴族：屈原的精神實質到底是什麼？

屈原是中國古代貴族精神的化身

今天紀念屈原，應還原其精神實質

作為貴族的屈原

國人為什麼紀念屈原，屈原到底是個什麼人，屈原的精神實質究竟是什麼，其實在思想文化界還是一個沒有完全搞明白的事情。

過去說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詩人，這當然是成立的。《離騷》《九歌》等作品都以屈原個人的著作傳世，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確實是開先河的首例。但是考究史實，詩人其實並不是屈原的主要身份，他的主要社會身份應該是當時楚國的貴族，是「三閭大夫」並擔任楚國左徒，參與管理宗族和國家內政外交。他一生的事業和操勞主要是楚國的國事。屈原的詩作不是專門為寫詩而產生的，他的行詠完全是思想感情的自然吐露，詩歌只不過是他寄託精神的一種方式而已。因此，歷史上世人紀念屈原，主要並不是把他作為詩人來紀念的，而是紀念一位楚國的王公貴族，紀念一位真正具有高貴品質的貴族，崇尚一種高雅的貴族精神。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是王者和貴族的時代，也是王者之風和貴族精神最為張揚的時代。西歐封建制下王公貴族遺風至今，有所謂「王者之風」、「貴族精神」、「紳士風度」，那麼中國的王者講究什麼德行，這在《孟子》里有記載。中國的貴族有怎樣的精神，這就體現在屈原身上，或者說體現在屈原的詩作里。

過去我們說屈原的精神就是愛國主義，這其實是把現代的概念強加在古人頭上。春秋戰國的國同今天的國豈能同日而語？屈原當然愛國哀民的，但那只是一位王公貴族的家國情懷，和現在我們提倡的愛國主義根本不是一回事。

屈原的貴族精神只能是通過他留下的詩作體現出來的，我們從《離騷》等作品中可以原原本本讀出的精神實質，第一就是強烈的家國情懷，他是深深地為自己宗族國家的興亡而盡責而憂憤，並且在得知楚國無可挽救的敗亡之後，自己也投江殉國。這當然是一種堅貞的貴族精神。

第二就是高貴自重。屈原在《離騷》開篇就首先宣揚他族源出生的高貴，這並非只在強調血統，更重要的是人格品位的高貴和承傳有序，自珍自重。這是中外貴族都很看重講究的。

第三是「正則」風骨。「正則」是屈原的名字，他在《離騷》開篇就亮明，也是為了強調一種人生風骨，就是剛正不阿，堅守正義，獨清獨醒，對昏庸、邪惡、奸小不屈不饒，這是屈原詩作的基本主題，他傾情吐露、反覆詠嘆。

第四是「美人香草」的「內美」情操。騷體文思飄渺、詞章華彩、類比天人、取喻花草，都在於表現志行的高潔。

所以說，屈原的精神，就是高貴的人格、堅貞的家國情懷、剛正的風骨、高尚的情操。屈原是中國古代貴族精神的化身，這種貴族精神也是整個精神文明的一種典範，所以值得所有的人、包括老百姓所推崇。屈原是在遭受排斥打擊命運悲劇的情況下「遭憂作辭」，用一種哀婉欲絕筆調把高貴的精神表現出來，因而更加直指人心，感天動地。我們今天紀念屈原，也應該還他以本來面目，還原其精神實質。

（本文作者：曹宗國）

分享到：3、政治家：屈原被忽視的政治家身份

屈原首先是一個政治家，其次才是一個詩人

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

作為政治家的屈原 　　

世人評價屈原，多從詩歌角度著手，讚譽他是愛國詩人，而往往忽視其作為政治家的一面。屈原的一生，從政治角度來評價，更為合適。

　　

屈原首先不是作為一個詩人，而是作為一個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出現在歷史和人生舞台上的。

　　

屈原出身貴族，"博聞強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很早就投身政治，擔任過左徒、三閭大夫等要職。他學識淵博，主張舉賢授能、彰明法度，力主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他因遭讒而丟官離職，被放逐。後來楚國日益衰敗，首都郢亦被秦軍攻破，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死，以悲劇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的輝煌人生。

　　

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怎樣的呢？綜觀屈原作品大致可歸納如下：一是為政以德，修明法度。他看到楚國"靈修之浩蕩"、"時俗之工巧"、"世溷濁而蔽美"的敗政局面，竭力主張堯舜禹湯文武時代那樣的德政，同時主張"明法度之嫌疑"，並積極動手，"造為憲令"。二是舉賢授能，革除弊政。在《離騷》中，屈原說："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在《思美人》中又說："勒騏驥而互駕兮，造父為我操之。"三是國強民富，九州一統。他在詩歌中對楚王充滿信心和期待，對未來雄心勃勃並懷有遠大志向，飽含著為實現政治理想而不懈追求的熱情："忽奔走以走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離騷》）"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離騷》）為了楚國的強盛，屈原奔走操勞，希望君王能趕上前代聖君的腳步，並主動承擔起開路先鋒的重任。

　　

屈原的"美政"理想應該是楚國走向強盛的一劑良方。然而，楚王昏庸，政治黑暗，賢者遭斥，奸臣橫行，這就給屈原的政治道路蒙上了一層灰色。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記載："上官大夫與之（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賢妒能，楚王是非不分，這就使屈原要實現其政治理想舉步維艱。

　　

但是，他的決心從未動搖。他反覆表示："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獨立不遷、橫而不流、百折不撓、寧死不屈，表現了他為實現"美政"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他為實現"合縱"戰略連連奔走於齊，並不顧一切地同親秦投降派以及瘋狂推行"連橫"策略的張儀之間的頑強鬥爭，也是他為實現"美政"理想所作的一種持久的現實實踐。

　　

後來，楚懷王的繼承人頃襄王聽信令尹子蘭等人的讒言，把屈原放逐到更為偏遠的地區。屈原處在奸黨的圍攻之中，八面受敵，勢單力薄，處境十分艱難。但他並沒有低頭屈服，而是用詩歌向奸党進行了有力的回擊。他在《離騷》中這樣勾畫他們："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面對眾惡，他勇敢地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列舉歷史上的昏君，並指出其可悲的下場："（澆）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後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他總結了一條歷史教訓--"固亂流其鮮終兮"，以此警告統治者。屈原還熱情地歌頌了歷史上的明君："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揚，表明了他的鮮明政治態度，展示了與奸黨鬥爭到底的決心。

　　

屈原處在被流放的境遇之中，還心系楚王，心系楚國，希望楚王有朝一日能幡然醒悟，改弦更張，清除奸黨，召他回去主持大計，挽救楚國的危亡。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既嫉之，雖流放，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楚國社會政治的黑暗現實和楚王的昏聵不明，最終導致了屈原終極理想的破滅；而楚國淪陷的現實對屈原來說，又意味著他已經再也無君可忠，因為楚的君亡了；已經再也無國可愛，因為楚敗亡了；再也無民可憐，因為楚的人民已經顛沛流離、家破國亡了。

　　

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離騷》"自怨生"。這"疾"，這"怨"，才激發了屈原創作《離騷》的"靈感"。

　　

朱熹在《楚辭集注》中說屈原是"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以抒其情"，班固也說他"為賦以風"。屈原身兼內政外交重任，勵精圖治，渴望改革，渴望國富民強。但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這使屈原內心深處鬱結著強烈的憤怒之情，這種感情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便以火山爆發之勢噴薄而出，成就了屈原不朽的愛國主義詩篇。

　　

因此，政治上的失敗、人生的挫折，才成就他為詩人。或者這樣說，屈原首先是一個政治家，其次才是一個詩人。

　　 　

（《中外教學研究》2006年第6期）

　　分享到：4、愛國者：從無「國」的概念，何談愛國主義？

戰國時期並無「國家」之概念

屈原愛的是他的楚國，是他的故土與宗族

戰國時期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屈原被封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的？儘管從一開始接受教育時起，就被告知這點，卻一直沒曾仔細考證過。將屈原拿來這樣稱謂，生出疑竇還是近來的事。尤其是今年以來，當一系列的事件，讓國人的愛國熱情爆炸式的迸發後，恰好又一個端午節到來，屈原作為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又被凸顯了出來。端午節想到屈原，是每年都會有的事，打從很早開始，這樣一個節日和屈原扯上了關係，在這一一個節日里，人們祭奠他，但我想更多的是同情他的遭遇，是對他所體現的那種忠貞和「義」的認可。

　　

有這樣一個廣泛存在於儒教文化圈裡的節日的存在，即便沒讀過他的詩歌，你也無法忘卻這樣一位人物的存在。前些年，聯合國認定了幾位世界歷史上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屈原。我不知道聯合國這樣認定的依據，是否是單就他在文化上，詩歌藝術上的成就而言，還是和在我們國內一樣，還有「愛國主義」這點？

　　

就今天的我們來說，一定要說屈原是愛國主義者，也未嘗不可。因為他的行為的確是在愛著一「國」，就是他的祖國楚。但換個角度，這樣稱呼他，並且如此放大到典範的高度，卻有些讓人無所適從。儘管在那個時代，戰國七國里，要說最獨立於當時占統治地位的中原文化之外的，非楚莫屬。屈原作為楚國的同姓，比他人更熱愛楚國似乎也該在情理之中。然而當我們拿諸子百家其他那些同樣在歷史上留下過影響的人與之比較後，就無法不對對屈原這樣的稱呼產生疑問。

　　

關於屈原的史料，至今最詳實的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列傳」。其中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太史公在傳後的那段文字：「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看來打太史公那個時候起，就沒有人看重屈原對楚的忠貞。在很多人眼裡，屈原的行為內涵的更多是「忠」的成分，是對當時楚國政治體制，對君王的「忠」。

　　

先秦時代的學者，從孔子以下，大都懷抱著大一統的理想，為此通常都不擇國而仕。稍微知道些中國歷史的人，不會不知道孔子的周遊天下，卒老於行，還有那麼一大群如孫武，商鞅，吳起，韓非等，無不都是採取良禽擇木而棲的策略。在這些人眼裡，當時早已沒有什麼狹隘的「祖國」概念，實在說，當時的所謂「國」，與今天的現代民族國家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即便同為楚人的環淵、陳良、許行等，也一樣是在他國發展，為別的國家服務。所以我們不能拿今天的國家概念來評價這些古人，一定要以民族來作為國家的標誌，說楚人在當時是不同於中原諸國的民族，所以屈原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那也沒有什麼說服力，早在春秋時代，他的一些前輩就拋棄了這樣的民族情結，最典型的要屬伍元伍子胥了！難道我們該將這些人物的行為定性為「賣國」嗎？

　　

要說屈原一定沒有過離開對自己很不公的楚國，去到別的國發展的想法，那也是在誤導。在他的作品裡，一樣流露出過想要離開的想法。「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就是最好的例子。當然，楚國是他的故鄉，他熱愛自己的故鄉，不願離去這也能夠理解，只是就這就說他這是「愛國主義」，我卻一定不敢苟同。一定要說他與和他同時代的那些人物有什麼不一樣的話，在我以為只能是政治理念的區別。屈原不是不贊同在當時早已是佔據了統治地位的大一統的政治理想，而是希望這樣的大一統的業績由楚來完成，同時也就是由他來完成。而且在當時，楚的確是具備這樣的實力的。

　　

所以我們說屈原偉大，除了他那些偉大的詩篇，很大層度上是他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後世「忠」的政治理念。在政治上，屈原是一個失敗者，不僅僅是他，似乎歷史上所有偉大的詩人，在政治上無不都是以失敗告終的。所以我們今天來評價屈原，更多的是從道德的層面在對待。他被推至到了一個道德的至高位置，成為了一個道德，尤其是在政治道德的楷模。所謂一女不事二夫，一士不事二主。需要這樣的是誰？其實早就是一目了然的了。在政治上，屈原毫無批判精神的，他對當時楚國政治上的腐敗雖然有著強烈的改革願望，卻不能從根本上如商鞅那樣採取從體制上抑制，甚至打破貴族對政治的壟斷。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君王的意願上，即便這個君王是如楚懷王這樣的昏庸無能之輩，他也不棄不離，直到最後徹底失望後投淵而亡。他這樣的「忠貞」無法不讓今天的我們看來是「愚忠」！

　　

所以要說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是一位傳統理學意義上的「忠臣」是沒有異議的；而一定要當他是一位什麼「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卻是一件荒唐的舉措，讓人不得不生出些想法，甚至於啼笑皆非來。

　　

實在說來，屈原的所謂「愛國主義」，是後人照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強為他安置的。這樣的標準，連孔子也是不贊成的，他的後背孟子更是反對這樣的愚忠，甚至說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威輕」的話來。在我想，如果屈原自己知道後人會給他戴上這樣的帽子，也一定會不以為然。他的行為只是一種政治上的選擇，而與什麼「愛國」不愛國沒有必然的聯繫。如此界定「愛國主義」，不知道後來的那些改朝換代時，前朝的臣子們又該怎樣去看待？難不成也該都送上一頂「愛國主義」的桂冠嗎？

　　

將「愛國主義」與某一個政治團體，一個政治象徵聯繫起來，是我們文化里古已有之的東西。這樣的「愛國主義」往往會成為某些人，某些特定團體手中的尚方寶劍，被拿來予取予奪。這種文化在現代，恰恰是與人類的普世價值想悖離的。所以今天的推崇屈原所謂的「愛國主義」，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定政治利益的需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借屈原的名義的「愛國主義」，只能之建立在「朕即國家」的政治理念基礎之上的偽的愛國主義。

（本文作者：何周）

分享到：5、演變：屈原形象的歷史詮釋及其演變

不同學者的筆下有著不同的屈原形象

折射出歷史群體的政治及文化心態

屈原形象的演變

兩千多年來，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的筆下有著不同的屈原形象。兩漢人心目中悲劇的屈原，宋代以後逐漸被塑造成為忠君愛國的聖賢，明清之際遺民學者筆下的屈原則是富有民族氣節、滿懷孤憤的愛國志士。20世紀以來，隨著中西文化的整合與融匯，傳統的屈原形象發生深刻的裂變，屈原被分別描寫為一個縱橫家、巫官、有潔癖的殉情者、法家詩人，還有人認為屈原是一個「病態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個人心史，也折射出歷史群體的政治及文化心態。

一、兩漢：悲劇的屈原

在西漢文人的心目中，屈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生活在一個是非混淆、政治昏暗的時代，那時，讒邪小人得勢橫行，忠貞之士卻遭受迫害。在這樣的社會，屈原遭到放逐，被迫自沉而死，他的悲慘結局自然引起了後世深沉的同情。

在賈誼筆下，屈原生活的時代一切都是顛倒的：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深藏起來；小人得志尊顯子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卞隨、伯夷）受到誣衊，強橫殘暴的人（盜跖、庄）卻得到稱譽；寶劍被貶為鈍口，鉛刀卻被說成鋒利；國之重寶周鼎被拋棄，空瓦罐卻被當成寶物；疲牛跛驢驂駕著馬車，千里馬卻拉著沉重的牛車；帽子本應戴在頭上，現在卻墊在腳下，被汗水濕透。這就是楚國的時局，在如此鋪陳中，屈原的悲劇形象自然地凸顯出來。賈誼的這段描述，確立了漢人緬懷、悼念屈原的基調。

東方朔《七諫》對於屈原的人生道路進一步作了具體的描寫，在《初放》中，他說由於楚王失察，導致屈原被棄於草野。在《沉江》中，他先後提到了管仲、申生、比干、箕子、伯夷、叔齊、伍子胥等忠誠於國卻蒙冤遇禍的前代賢臣。這些無不清楚地表明，在西漢文人心目中的屈原，是一個蒙受冤屈、為國捐軀的賢者。《七諫》中寫道：「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岩穴處而隱藏」，「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懷砂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忠君憂國、受讒被放、憤而沉江，這就是屈原生命的三部曲。其他西漢文人筆下的屈子形象，亦大致如此。

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便上升成為漢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並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霸權。此後，對於《楚辭》中所表現的屈原人格，便出現了貶責的意向與負面的批評。班固在《離騷序》中，一反自己當年對屈原的推崇與讚許，認為屈原應該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揚己，指責屈原作賦「責數懷王，怨惡椒蘭」的做法，又批評屈原沉江而死，乃是狂狷之舉。班固前後不同的兩種態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價值選擇：強調屈原的忠信，乃是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昏暗的朝廷政治，指向陳舊而僵化的社會體制；而強調屈原性格的「狂狷」，則是將責任歸咎於屈原的人格缺陷。前者要求改革朝政與社會，後者則要求文人泯滅個性，以適應社會。從班固的轉變可以看出，強大的經學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士人心靈的壓迫，不僅改變了士人的學術觀念，而且改變了士人的人格標準。

後來，儘管王逸對班固的觀點感到不滿，但也沒有否認屈原作為狂狷之士的形象，只是對這個形象的內涵進行了不同的詮釋：「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耈，終壽百年，蓋志士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在王逸看來，屈原是那種顛能扶國、危能安邦、「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的志士。如果說班固批評屈原自沉所表現出的狂狷傾向是要強調儒家的中庸思想，那麼王逸稱讚屈原自沉所表現出的狂狷之舉乃是為了彰顯儒家的道義精神。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興起、佛教傳入，學術思想的時代主流發生重大轉變。經學的藩籬被打破，人的自由精神增強，文學的自覺意識進一步發展。文學研究不再是經學的附庸，而是顯示出獨立的品格與綽約的風度。如果說漢代文人主要是以經學的眼光審視《楚辭》，那麼魏晉人便從更為廣泛的角度，主要是用文學藝術的眼光來欣賞《楚辭》。但是，南朝齊梁之際劉勰的《文心雕龍》對楚辭和屈原的立論還是沿襲了漢人的基本思路，即「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3]（第46頁）。同時，隨著玄學的昌熾，《楚辭》進一步融入時代文化的主流，成了名士風流的精神食糧。《世說新語·任誕篇》記載：「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可見，在名士的眼中，《楚辭》不再是儒教經典的「別體」，屈原任誕瀟洒的人格成為自由與藝術的展現，其超越世俗的行為方式成為當時人生風度的載體。

二、唐代：矛盾的屈原

在批判六朝玄虛、風氣萎靡的文化思潮的基礎上，唐代建立了多元文化並存互補的格局，不同的思想呈現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態勢。文人思想活躍，精神開放，注重心靈情感的抒發，對於思想理論保持寬容的態度。基於不同的文化視角，文人對於《楚辭》的評價則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他們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也呈現出多面並相互矛盾的品質。

初盛唐時期，學術視野開闊。屈原的精神品格及文學風采作為一種文學遺產受到廣泛的景仰，成為嘆賞及歌頌的對象。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說屈原之作「氣質高麗，雅緻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另一個朝廷大臣令狐德棻主持修撰的《周書·王褒與瘐信列傳》也說：「（屈原）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仰慕、追蹤屈原的文採風流，更是詩人們發自內心的歌詠。李白《江上吟》曰「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戲為六絕句》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可謂其中的代表。

安史之亂爆發，唐帝國迅速走向衰落及動亂。中晚唐朝廷政治腐敗，皇室衰微，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社會的變遷牽動文人紛亂的心緒，引起學術思想的轉變。中唐時期的文人更加看重《楚辭》的社會價值，更加強調屈原形象中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韓愈上承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提出「不平之鳴」說，將屈原列為善鳴之士。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太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韓愈在彰顯一個人面對人生苦難、產生怨情的必然性和抒發怨情的必要性的同時，將「不平之鳴」視為士人的一種社會責任，這也是韓愈一貫以明道為己任的表現。裴度《與李翱書》亦曰：「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這實際上是將指責昏佞、抒發「不平之鳴」解讀為屈原的創作動機，從而肯定屈原形象中的抗爭一面。

總的來看，熱情地讚美屈原的忠貞節操、高尚人格，由衷地景仰屈原筆下的超凡想像與卓越藝術成就，構成了唐代詮釋《楚辭》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少數文人對於屈原的創作提出嚴厲的批評。持此觀點者將「詩人」與「騷人」、「詞人」嚴加區分，以「詩人」為作者之正統，而以「騷人」、「詞人」為詩流之別調。屈原則被定位為「騷人」、「詞人」之祖。

三、宋代：聖賢的屈原

宋代興起的理學思潮，對於《楚辭》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在宋代學者看來，孔孟之後、荀子之前，是儒家倫理墮落的時期。《詩經》的諷刺之旨，《春秋》的微言大義，在這一時期都湮沒無聞，獨有屈原孤身一人擔當起君臣倫理的道德責任。於是，屈原被重新塑造成一個忠君愛國的聖賢形象。他眷顧楚國，繫心君王，在道義傾頹、倫理衰落時期不愧為儒家思想承前啟後的中流砥柱。

兩宋時期，晁補之、洪興祖、朱熹都是《楚辭》研究的大家，他們對屈原的形象皆作如是觀。晁補之在《雞肋集·變離騷序》中說：「《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蜂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絕之時。」可見，晁補之認為，《詩三百》諷刺之義，戰國時已經消散殆盡，至屈原出而得以振興，屈原的人格與作用相當於孟子。

洪興祖在《楚辭補註·離騷後序》中，則將屈原比作商代末年為國獻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說：「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洪興祖認為屈原之忠包括忠君和忠於宗族的兩層涵義，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愛國的精神，還將屈原的作用無限誇大，以為楚國興亡繫於屈原一身，從而將其行為高度政治倫理化。洪興祖將「以死諷諫」解讀為屈原自沉的動機，即「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所以，屈原「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於是，「諷諫」也就成為了屈原「忠君愛國」精神的核心。

朱熹也極力表彰屈原忠君愛國的人格。他說：「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個忠誠惻怛愛君的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儘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覆，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偏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朱熹極力扭轉漢儒對於屈原狂狷的指責，他說：「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合於中庸矣，何尚說哉！」朱熹繞開屈原行為合不合乎中庸的問題，而是從其所謂狂狷行為中解讀出忠君、愛國的動機：「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於是，朱熹將屈原進一步倫理化、儒家化，最終扭轉了對屈原的評價，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明代前期。

如果說漢唐時代，在屈原身上或多或少地還保留著詩人作為自然人的狷介之氣、怨尤之感、憤懣之情，那麼到了兩宋時期，在理學思想的映照下，屈原個性中此類「雜質」便被淘洗乾淨。宋人心目中的屈原，既是儒家倫理的承當者和傳承者，又是儒家儘力推崇的忠君愛國之士。屈原被重新定位成一個標準的忠臣聖賢的形象。然而，屈原形象在被凈化的同時，也被悄悄地異化了。

宋代詩詞作品中的屈原，更加顯得光影純粹、熠熠生輝。司馬光在詩中稱讚屈原有著白玉般的純潔，有著幽蘭一樣的馨香。儘管屈原一生屢遭挫折，然而責任全在「令尹」身上，屈子被疏仍然不怨懷王。詩人自沉而死，冤骨銷於寒水之中，他的「忠魂」卻回到了故鄉。他的《楚辭》流傳於世，依然與日爭光！詩中屈原的形象，明顯經過了理學思潮的重新詮釋與改塑。

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

明末清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一個正統的漢民族王朝被推翻，一個在馬背上興起的少數民族新王朝迅速崛起，席捲並統治了全中國。這在歷來自認為處於世界中央、強調夷夏之辨的中土學者心裡，是難以接受而又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實。嚴酷的現實令人別無選擇，學者只能在著述中寄託民族氣節與孤憤情懷。於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發生了奇妙的疊合，學者從屈原時代朝廷的紛爭中彷彿看到了晚明朝廷黨爭的影子，從屈原力主抗秦中彷彿聽到了抵禦異族、保衛家國的戰鬥號角。學者在歷史的想像中與現實相遇，在對文本的詮釋中譜入了當下的情感。屈原由此而成了富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者，成了一個夙志抗敵的英雄，成了滿懷孤憤的志士。

《楚辭箋注》的作者李陳玉崇禎年間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後披髮入山，隱逸不仕，以著述終身。與他同時代的魏學渠在《楚辭箋注序》中說：「（明亡之後）先生慷慨棄家入山，往來楚粵間，行吟澤畔，憔悴躑躅，猶屈子之志也。……有《離騷箋注》數卷，其詞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憂患、寓哀愁，猶屈子之志也。」錢繼章在《楚辭箋注後序》中則形象地描寫道：「先生北望陵闕，流涕泛濫，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繼而遁跡空山，寒林弔影，亂峰幾簇，寒猿四號，抱膝擁書，燈昏路斷，屈平之《抽思》而《惜誦》也。先生之志，非猶屈平之志乎！」儘管就歷史的內容而言，戰國時代與明末清初的歷史情景絕不相似，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們心靈感會的異代相通。

王夫之《楚辭通釋》寫成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這時，他已經是一個歲月垂暮的老人了。清兵入關時，年輕的王夫之曾經與人組織衡山起義，抗擊清軍，失敗之後投奔南明桂王政權。桂林陷落後，他才逃回家鄉，知事不可為，退而著書，但仍然無法忘懷故國之戚，在《楚辭通釋》中，隱然以屈原自命。他在書前《序例》中說，自己所處與屈原「時地相疑，孤心尚相彷彿」。在《九昭序》中又說：「有明王夫之，生於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於屈者。」

從時局看，屈原生活於楚國將亡之前，而王夫之生活於明清易代之際。從身世經歷看，屈原與王夫之都曾致力於挽救國家危亡的抗爭，都曾深切地感受到朝廷「黨爭」之禍。王夫之參與永曆政權時，曾被讒毀，險遭不測。這一段經歷在王夫之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隱痛。他在《離騷》注釋中說：「李杜（指東漢名士李膺、杜密）戮而黨錮興，趙朱（指南宋的趙汝愚、朱熹）斥而道學禁，蓋古今之通恨也。」在這裡，王夫之假借漢末「黨錮之禍」中遇難的李膺、杜密以及宋代「慶元黨禁」中的受誣者趙汝愚、朱熹來抒發自己的感慨。他認為，讒邪小人盤踞要徑，上下勾結，黨同伐異，使貞人君子不得進取，這在古今沒有兩樣。他還結合自己的心理感受，又道：「忠貞之士，處無可如何之世，置心淡定，以隱伏自處。而一念忽從中起，思古悲今，孤憤不能自已。」這裡所抒發的貞士失志、隱伏山林、孤憤難平的心情，明顯吐露的是王夫之內心的鬱勃不平之氣。

王夫之注《楚辭》時，抗清的武裝力量已經被掃平，清王朝已經統一天下，所以，王夫之只能在注釋中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感情。他在《九昭序》中自稱「有明王夫之」，也就是不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在《九昭·盪憤》中，他甚至設想了一段興師討秦的次第經過，即「誅鳳皇於西母，詰懷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詐，必偽請和以誘我。叱風伯使勿遲回，不聽其甘言而決於致死」，繼之「以誓死之氣，與秦爭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奪武關，臨渭水，秦且西潰。逮懷王之未死，迎之以歸」，又雲「秦人積怨於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誅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禍，如滌陰翳而睹青天，迄於西極而後已。」在《盪憤》題下注中王夫之總結道：「楚之誓不兩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奪者，秦也。懷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放竄之餘，念大仇之未復、夙志之不舒，西望秦關，與爭一旦之命，豈須臾忘哉！」這裡所描寫的情景，更多的只是表達王夫之反抗清廷統治的現實幻想而已。

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變

20世紀以來，西方的社會學說、學術思想與文藝作品潮水般地湧入中國，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蕩、大整合、大融匯。傳統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面前發生深刻的裂變，新的屈原形象帶著新的時代氣息不斷地湧現出來。

清末王闓運在《楚辭釋》中，將屈原塑造為縱橫捭闔的策士。關於屈原的生平遭遇，本來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以及《新序·節士》中皆有記述，細節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是一致的。王闓運卻對此作了一番獨特的描述，稱屈原在朝名高德盛、專權用事，主張聯合齊國、通款於秦。在楚懷王入秦後，他先是積極謀使懷王歸國，後來又密謀廢掉頃襄王，另外尋求楚宗室中的賢者以立為王。一部《楚辭》，被王闓運解讀成了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式的宮廷政變的秘錄，而詩人屈原則成了一個縱橫家式的人物。

「五四運動」以後，在現代學術的背景下，《楚辭》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內蘊更加紛紜、色彩更加斑駁。在不同學者的筆下，屈原被分別描寫為一個有潔癖的單相思的「殉情者」、一個文學弄臣、一個以宗教為職業的巫官等。甚至還有學者認為屈原只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連其存在與否也彷彿成了問題。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佔據學術主流的是說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反映了新興階級的政治要求」、「詩人一生的歷史就是同舊貴族腐朽勢力作鬥爭的歷史」，還認定「他的悲劇也就是楚國和楚國人民的悲劇」。顯然，這一時期屈原的形象塑造，適應現實政治的需要，被高度意識形態化與政治倫理化了。在70年代初「評法批儒」運動中，又有人把屈原說成是與儒家相對立的「法家詩人」。80年代以來，隨著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輸入，有人則試圖從心理分析的層面透視屈原，說屈原是一個有著幻視、幻聽、幻覺、孤獨症、自戀症、易裝癖的病態狂人。

總之，自從「楚辭」誕生以來，其傳播與接受中，屈原的形象隨著時代、學術思潮的流轉而處在不斷的變遷之中。從一個悲劇的人物、一個矛盾的形象、一個忠臣的楷模、一個志士的榜樣，到一個縱橫家、一個殉情者、一個職業巫官、一個孤獨的自戀者等等，對屈原形象的詮釋可謂極盡其變。可以肯定，這種對於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將永遠不會停止，未來新的時代、新的學術思潮，還將會催生出新的屈原形象。

歷代接受者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以作為自己修鍊和實踐的榜樣和目標。這同時也是對其所在群體精神品格的重新確認，他們明屈原之志，感屈原之遇，也是明自己之志，感自己之遇。對屈原的詮釋於是成為接受者探求理想、釋放焦慮、自我確證和自我批判的心理歷程，屈原接受史實際上成為接受者的個人心史，同時也是他所在群體的政治、文化心態的折射與反映。

（本文選自《武漢大學學報》，作者：李中華 鄒福清）

分享到：6、閱讀默讀是最好的紀念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路漫漫其修遠兮

編者按：著名詩人西川曾說過，默誦兩句屈原的詩是對屈原最好的紀念。是的，每年端午，都不會缺少各種祭祀屈原的活動，但是，狂歡並不是目的，真正的紀念只有讀屈原的詩，將屈原詩歌中的人性光輝一代代發揚光大。

屈原名句欣賞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離騷》）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離騷》）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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