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儒家、基督教、自由主義：相互寬容或者衝突？

　　曲阜官方批准官方基督教會在曲阜興建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哥特式教堂，官方的儒家團體讚美這是文明對話的渠道，民間儒者對此強烈反彈，自由主義則對儒者提出批評。由此，形成了一個高度複雜的思想和政治混戰局面。

　　這是一起具有重大思想和政治史意義的事件。它觸及了中國精神秩序重建與現代國家構建之最核心問題。也許再過十年、百年，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才會完整地顯現出來。

　　下面我會先後扮演兩個角色：首先，我作為一個學者，對與此事的思想與政治背景略作分析。最後我會作為一個儒者，站在儒家立場上，對於儒家事業、對於政教關係，提出一些看法。

　　基督教、儒家的現狀

　　曲阜教堂事件的表層所涉及者為宗教之衝突——這裡姑且把儒家視為一種宗教——當下表示抗議的儒者也確實都具有宗教信徒的自我定位。而這樣的定位，也正是衝突發生的根源。

　　為此，首先需要觀察一下當代中國國民宗教生活的圖景。第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場偉大的宗教復興運動。在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變化的時候，人們的眼光過多地盯著經濟增長。有人地眼光略微寬廣一些，看到了社會領域發生的變化。但其實，宗教復興才使過去三十年最為重要的社會運動。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宗教復興運動的開端。

　　各種類型的新興宗教層出不窮，包括氣功熱，某某功，及偽裝成科學、裝點了宗教辭彙的各種心靈煉丹術。

　　本文要討論的是，所有正統宗教都在復興。比如，佛教在復興，本來形成於二十世紀上半期，成熟於台灣的人間佛教理念，迴流大陸，對大陸佛教界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正在發酵。

　　基督教在復興。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城市教會興起，接受過較好教育的人士進入教會。到最近十年，若干知名自由知識分子進入教會。

　　儒家同樣經歷了一場復興。其實，這一復興從八十年代初就開始，這就是具有儒家色彩的民間信仰的復興，比如家族制度的復興。可以說，儒家復興確實走的「禮失求諸野」之路，最早是在以溫州為中心的浙江、以潮汕為中心的廣東復興的。九十年代初，受到在台灣成熟之新儒家思想、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等影響，而有了儒學之復興。最後是世紀之交，蔣慶提出政治儒學概念，進而提出儒教概念，推動了儒教意識之形成。

　　第二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教會自身的分裂，以及艱難的生存。

　　基督教會分裂為官方教會和非官方的家庭教會。過去十年間，後者發展極為迅速，但收到打壓而無法正常生存。

　　儒家同樣分裂為官方儒家團體，學院儒學者，民間儒者。前者具有官方背景，得到官方支持。學院學者是一些不具有儒家信仰，而把儒家作為哲學、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民間儒者則大多把儒家之價值作為信仰，因而具有宗教氣質，這一次有一些人宣稱自己是儒教徒。

　　當然，在自稱「儒者」的人士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有些人是體制外的體制內學者，他們從威權主義的角度解讀儒家，從而讓儒家成為為現有統治體系辯護的工具。另一方面，這些他們的生存相當艱難，比如，他們就抱怨，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合法地位。

　　當局與基督教、儒家

　　當代中國宗教內部分裂，深層次看，固然因為教義，直接的原因則是政治。

　　當局本身是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是其正當性最為重要的源泉。這種意識形態是無神論的，也是反傳統的。最為重要的是，它是獨斷的。因為這一點，在八十年代之前，它禁止一切正統宗教，包括儒教。

　　八十年代之後，當局的這種宗教僵硬態度有所鬆動。正統宗教有所復活。

　　尤其是自九十年代以來，當局對儒家的態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當局試圖尋找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因而強調中華民族、炎黃文明、中國文化等民族主義符號。同時，它也意識到，用中國符號表示的某些文本、藝術，可以成為在全球化時代競爭的「軟實力」。

　　但是，它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由於這一意識形態約束，當局對於儒家始終若即若離。當局始終不能正面接受傳統中國的核心價值。

　　於是，當局對儒家採取了一種工具主義態度，其具體操作策略是，有限度地扶持官方儒家組織，並指揮其從事各種官方活動。政府為儒家官方團體提供很多支持。比如，在全球化時代，儒家被當成文化交流的一個工具，並讓他們作為代表，參與所謂「文明對話」。

　　當局也支持學院化的儒學研究，比如，允許各地高校成立「國學院」。這種研究不會產生什麼實質性社會價值與政治後果。

　　但是，對於民間儒者，當局則採取一種隱秘的防範態度。因為這種民間儒者具有真正的儒家信仰，而任何一個真誠的非官方信仰在當局看來都是危險的。

　　孔子學院最為經典地表現了當局對儒家的矛盾心態。政府支持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學院。奇怪地是，這個孔子學院只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教學機構，並不准備傳播孔子的任何實體性價值理念。在國內，也沒有孔子學院。由此可以看出，在當局眼裡，孔子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文化符號，一個統戰工具。

　　對於基督教，當局採取大體相同的策略，有條件地利用官方教會，同時限制家庭教會。當然，當局對基督教的這種限制更為公開而嚴厲。就在政府批准建造這座宏偉教堂的時候，很多家庭教會的聚會遭到政府騷擾。

　　如此看來，其實，從當局的角度看，正統基督教和儒家都是危險的。當然，很有可能，當局以為，儒家比基督教可利用得成分更多一些。而正是這一點，讓儒家遭到了當代中國另外一個主流力量的敵視：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與基督教、儒家

　　在當代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和政治語境中，自由主義與基督教、儒家之間呈現出極為複雜的關係。

　　首先需要說明，這裡所說的自由主義是指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現代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傳統的重要教條之一就是反傳統、反宗教，尤其是反對儒家。

　　今天，這樣的自由主義仍然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經過新文化運動思想傳統的訓練，抨擊儒家已經成為這些自由主義者的文化與知識本能。他們把中國未能實現現代轉型的責任歸咎於儒家，對於任何儒家活動給予不假思索的抨擊。他們以理性自居，但在這個問題，本能支配著他們的話語。他們活躍在各種媒體中，包括重要的政論性網路論壇。

　　九十年代以來儒家呈現出的復興跡象，招來這些自由主義的強烈批評。這一次，在一些論壇上，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士也在強烈地批評儒家。

　　自由主義持續了一百年的激進態度，激起了儒者的反彈。新一輪政治儒學和儒教思潮具有較為強烈的信仰，因而反彈也就更為強烈，他們對自由、民主這樣的理念明確地表示了懷疑，甚至直率批評。

　　而這樣的批評讓頭腦簡單的自由主義者更加確信自己對儒家的警惕地先見之間，他們抨擊儒家的態度更為堅定。

　　與對儒家態度的連續性相比，到了九十年代，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對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極大變化。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產物，二十年代，自由主義曾經參與、推動發了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非基運動」。這場運動把啟蒙反宗教的清香與反帝的政治意識捆綁在一起，從而為未來中國從國家精神上走向徹底的無神論打開了通路。而這一工作的始作俑者正是啟蒙自由主義者。

　　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後，自由主義的宗教立場逐漸發生了變化。基於對自由主義命運和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反思，很多自由主義者變成了基督徒。這固然基於個體對生命意義之追尋，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們發現，現代自由憲政制度形成與歐美，歐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於這樣的歷史考察，他們從知識上相信，現代自由憲政制度與基督教之間，一定存在著直接關係。據此他們得出一個轉型政策結論：中國要成為一個憲政國家，就必須經歷一個基督教化過程。已故楊小凱教授曾經公開提出過這樣的理論，他是知識分子皈依基督教的典範。

　　還有一些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士，儘管沒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於對西方制度的羨慕，相比於儒家，他們對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識性論辯過程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基督教當成宗教的真理，宗教的最高形態。他們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選擇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憲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礎，那就只能是基督教。從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基督教的候補皈依者。

　　這樣，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上成為儒家的敵人。首先，這個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法國式啟蒙主義，這種啟蒙主義本身就是反傳統的，因而也是反儒家的。其次，一些自由主義者直接成為基督徒，而基督教在儒家眼裡是異教。

　　於是，在當下的中國，形成了自由主義聯合基督教為一方，而儒家孤獨地作為一方的思想與宗教對抗陣營。

　　當然，過去若干年來，也有若干自由主義者經過蛻變，放棄了現代自由主義教條，而成為憲政主義者，從而親近或者接受儒家。筆者就是其中一員。但是，與自由主義者加入基督教陣營的宏大氣勢相比，自由主義之儒者化，顯然不成氣候。這樣的儒者化已被指控為背叛。

　　本次事件將刺激儒教大發展

　　總結上述觀察，一幅全面宗教緊張的景象展現在人們面前——我們寧願相信，這種緊張還沒有演變到衝突的地步：

　　第一，中國的宗教復興，基本上體現為體制外教會的擴張。因此，宗教復興引發了當局與教會的緊張。

　　第二，體制外教會的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教會內部的緊張。

　　第三，宗教復興帶來了更為純潔的信仰，因而也就自然地引發了不同宗教之間的緊張。當教會都在權力控制之下時，宗教本身就趨向世俗化，而權力可以有效地抑制宗教之間的緊張。但信仰純潔的信徒會具有更強的排他性。比如，新興而規模不斷擴大的儒教徒，就對基督教的擴張相當焦慮。

　　第四，宗教、主要是儒教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張不見緩解，事實上，伴隨著儒教意識的覺醒，這種緊張甚至可能演變為更為情緒化的衝突。

　　綜合起來看，儒者的被包圍意識、被迫害意識必然最為強烈：它自認為，自己被官方儒學排斥，不被當局接受，又遭到基督教的擠壓，遭到自由主義近乎本能的批判。

　　另一方面，儒教目前正處於上升階段，具有真誠信仰的儒者具有強烈的使命感。這樣，它所感受到的壓力反而可能推動儒者更為地積極地團結、組織起來，抗擊其它宗教、與自由主義者。

　　本次曲阜教堂事件就發揮了動員儒者的作用。這次事件是一次信徒的自我揀選程序：過去二十年中，有很多人在談論與「儒」相關的話題。但其中很多人，乃是把儒學當作飯碗的人。這一次站出來支持儒家的人，則具有明確的儒家信仰，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自己的這一身份。他們是為儒家而生的人。

　　在這次事件中，人們也突然發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若干儒家組織。原來他們不為人知，相互間也不知曉彼此的存在，從而普遍地具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這次事件，則讓他們相互發現了彼此。一個出人意料的事件讓儒者動員起來。一個隱形的網路已經出現。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儒者的孤獨感將不復存在，他們的無力感和恐懼感也會被部分地解除。也就處說，他們會更為大膽地活動。

　　曲阜教堂事件從兩個方面將極大地推動儒家事業的成長：第一，它讓儒者強化了自己的危機感。基督教堂進入孔廟視野，這被儒者解讀為最為嚴重而緊迫的危機，儒者相信，這是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主體性喪失的結果，在當下的中國，儒家面臨最嚴重危機，中國文化也面臨最為嚴重的危機。

　　第二，鑒於危機如此嚴重，他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和後退了。他們具有了行動的意識。

　　第三，經過這一次的動員，儒者的恐懼感大大減輕。可以預料，其組織的發育將會加速。

　　因而，可以說，曲阜教堂事件，由此引起的十學者意見書及隨後的簽名活動，其意義差可比擬於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運動的狂瀾中標舉中國文化，相當於1958年新儒家四大賢發表《為中國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

　　因而，這次事件將是當代儒家事業發展史的轉折點。從目前的事態中，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比如，黃玉順、干春松都沒有在意見書上簽名，但前者要求儒者反求諸己，後者對儒者提問，除了簽名之外儒者還可以做些什麼。更有人大膽地呼籲，儒教協會的組織該加快了。

　　可以預料，在未來歲月中，儒者將會趨向活躍，儒者的進攻意識將會逐漸增強。而這可能攪動目前中國的宗教場域。在諸多宗教中，儒者很有可能成為宗教緊張的引發者，面對基督教、面對自由主義者，面對當局，它會更有勇氣。

　　宗教寬容與儒家使命

　　這樣一種前景，是相關各方都不能不審慎面對的，包括儒家事業的領袖們。否則，可能會出大問題。

　　我早就不再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我對自由的追求毫無鬆懈。也正因為此，我還有自由主義朋友。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基督教徒。我理解這兩群朋友的價值和信仰，並與他們在很多事情上密切合作。而我坦率地承認，我是儒者。這樣一個特殊身份，讓我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價值、信仰緊張局面，心懷憂懼。但當然，我也相信，只要相關各方足夠審慎，那麼，緊張是可以避免的。

　　我之所以把宗教復興視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象，乃是因為，我認為，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精神、文化毀滅之後，中國需要精神、文化重建，而精神、文化之根在宗教信仰。

　　這樣的破壞者，在過去一個世紀來，層出不窮。從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到同樣邊緣化的革命者。這些支配了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邊緣人，對於構造秩序的科學是無知的，又鄙視傳統智慧。因而，他們從事了最為大膽的破壞行動。當局最初堅持無神論的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在這一努力失靈後，則有意無意地鼓勵物質主義。當代中國社會之物質主義，縱向地看是史無前例的，也許只有商末、明末可以類比；橫向地看，也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物質主義與它之前的意識形態一樣，已經讓中國人跌入虛無主義的深淵，中國的社會秩序因此而處於逐漸解體過程中。

　　只有精神、文化重建能夠阻止這一秩序解體趨勢。只有正統宗教信仰，或者像儒家這樣的准宗教信仰，可以治療人們的心靈，進而重建健全的精神和人格，而唯有這樣的人，才意願、有能力重建社會，重建秩序。

　　我對於所有正統宗教的復興，持樂觀其成的態度。當然，作為儒者，我相信，作為中國之主流傳統，儒家的復興對於中國人的精神重建，以及中國文化、社會秩序的重建，具有決定性意義。

　　如果自由主義者堅持邏輯的連貫性，那麼，他們就應當對儒家德復興持一種寬容態度。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總是批評儒家，因為他們把儒家與專制捆綁在一起。但是，稍微認真地梳理歷史就會發現，其實，儒家與皇權專制具有不同的源頭，雙方的訴求也完全不同。儘管雙方有合作的時候，但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儒家，向來是被迫害者。

　　今天，自由主義者擔心儒家成為當局利用的工具。然而，當自由主義在這樣抨擊儒家的時候，政府也在提防甚至打壓具有真正儒家信仰的儒者。儒家與當局的關係是高度複雜的，簡單化地處理只會為自己樹立敵人。而對於瞄準憲政目標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多一個敵人就多了一份阻力，多一個朋友則多一份力量。

　　對自由主義來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在當代語境中，儒家也是公民社會的構造主體之一。舉例來說，那些民間舉辦的讀經班甚至私塾，難道不是對官方教育壟斷的一種衝擊？

　　最為重要的是，在我看來，自由主義者應當關心自由秩序，而自由主要關乎法律、制度。糾纏於貌似深刻的文化批判，其實是一種文化專制主義心態，而與自由背道而馳。

　　令人可喜的是，在這一次事件中，具有堅定信仰的基督徒保持了明智的沉默。此一事件或許可以令那些具有楊小凱情結的基督教，對於基督教與中國、與儒家的關係進行反思。

　　很顯然，所有的宗教信徒，應當達成一個共識：在這樣的時代，應當從一開始就承認和確立宗教寬容的理念與制度。

　　宗教寬容當然首先是一種憲法性安排，但是，宗教寬容制度能夠運轉的前提是各教會的自我節制。

　　為此，在宗教復興的過程中，每一個宗教都應當思考治理的技藝。宗教首先是一種實體性價值，信仰者投身於其中。但是，一旦一群人聚集到一起，成立教會，就具有了公共治理的性質，就不得不從公共治理的角度思考自身，思考其他宗教，思考憲法安排。

　　對於這個問題，儒者似應予以高度重視。受到基督教和自由主義的雙重刺激，當代儒教復興似乎表現出製造和強化與他者對立的傾向。弱者必須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但這樣的傾向可能讓儒家偏離自己的本性。

　　其實，儒家公共治理方面具有某些先天優勢。傳統上，儒家並無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一神教教會組織，如基督教會。它沒有在一般社會治理體系之外另行建立一個自足的信仰體系，它沒有排他性的神。它發展出了一套信仰系統，但終究，它內嵌於社會治理體系之中。毋寧說，它是秀才教，君子教。

　　也正因為此，儒家雖然曾經享受「獨尊」地位，但在中國歷史上，佛教相當流行，對於庶民來說，民間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實際上，大量儒生也同時信奉佛教或者民間宗教。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具有宗教寬容的傳統，寬容內在於儒家的義理結構中。對於基督教，儒者也大體持一種寬容態度。

　　當代儒者應當秉承這一傳統。儒者的真正理想是按照儒家的信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麼，儒者就需要訓練治理的技藝，包括教育、社會自治、政治參與的技藝。透過這類活動，擴展儒家事業，構造合理社會秩序，其中包括安頓各種有神的宗教。

　　也正是基於這一理由，我一直對儒教概念持保留態度，而主張「儒家事業」概念。儒家不是要讓人們信某個神，而是要讓人們生活在一種健全的狀態中，成為君子，成為真正的人。

　　（寫作於2010年歲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