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道路

自覺地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明的融合

——編者的話

歷時一年時間，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國模式研究小組向編輯部提交了本報告。在「中國模式論」的各種討論之中，以中國論中國而非以西方論中國，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論述「中國模式」，以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作為「中國模式」論述的主線，這在學術界尚屬首次，無疑，它需要極大的理論勇氣和理論智慧。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和社會運動就深深地嵌入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進程之中，它深刻地改變和塑造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國家命運，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不斷與中國的現實與歷史文化相融合，產生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結晶——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理解中國30年改革、60年建國、近百年富國強兵的歷史道路，解釋中國崛起的內在緣由，討論「中國模式」的構成要素，不可能不面對中國共產黨90年的奮鬥，不可能不面對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也就不可能不面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不斷創新與變革——亦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項重大的理論工程，它不僅關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創新，也關乎當代中國30年乃至60年歷史的合理性的解釋，同時更關乎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發展道路及文明樣式的探索。中國能否對人類社會有較大的貢獻，不僅取決於財富創造的速度，更取決於它能否在發展模式、制度建設、倫理道德以及人文文化上示人類以楷模。這方面，充分吸納了中華傳統文明精髓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已經初步呈現了它的思想光芒。依此道路繼續前進，更自覺更全面地推動中華文明對馬克思主義的消融整合與發揚光大工程，中國就有可能建立起不同於西方的世界歷史敘事和人類文明樣式，就有可能引領人類社會踏上新的文明坦途。

本 文 摘 要

我們擬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模式的關鍵詞，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道路的關鍵詞確立為本報告的研究對象。

現代中國偉大實踐中包含著的指導性理論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理論流派能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那樣深刻而清晰地解釋中國的建設、發展與崛起，因為這些成就本來就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

在文明史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出現意味著西方文明的完成或終結，意味著西方文明所蘊含的鬥爭邏輯已走到了終點，意味著在一種新的基礎上的新的人類文明的出現已不可避免。

我們把中國歷史的特點概括為：學習-- 創新型文明、大一統國家、先進性團體。這三者是中國歷史的最根本線索，不可或缺。以上的三個特點是偉大的中華民族雄踞世界數千年而不墮的根本原因。其重中之重是以民族脊樑為傑出代表的、身系文明與政治命脈的志士仁人團體。

對立統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會通的關鍵點，是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哲學都把握到的物質運動與歷史活動的基本規律。西歐的馬克思主義由於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強調其對立、鬥爭的一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則自覺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在不忽視運動變化絕對性的前提下，重視事物統一、和諧的一面。

所謂中國模式的真正秘密，歸根結底是中華文明傳統的現代表現。中國模式概念的提出，意味著這一百餘年的中國現代化之路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從對外國的模仿、學習進展到了自信、自覺的環節。

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已經過去了。這是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十年，是我國國力迅猛增長的十年，也是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消長之勢對世界格局發生顯著影響的十年。這一點，即使對我們不那麼友好的人也難以否認了。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更是從這個十年的態勢敏銳地意識到，21世紀能夠留在未來歷史上的頭等大事，或許就是中國崛起。如何正確看待、合理解釋中國崛起，如何總結過去、前瞻未來、把握現在，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既不落後於發展形勢，又符合當前實際的理論綱領、國家戰略和實現路徑，這是擺在中國知識界、理論界面前的嚴峻課題。

一、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對當前形勢的若干認識

這十年中國的強勁發展差不多出乎所有海外中國研究學派的預料之外。那些從歐美以及俄國的發展道路提煉的理論框架及其衍生策略面對中國經驗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

冷戰結束之後，主宰西方國際關係學說的理論框架基本是 「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它們分別將國際關係理解為政治制度之間的鬥爭與文明之間的鬥爭。「歷史終結論」認為，在自由民主制度與其他政治制度的鬥爭中，自由民主終會勝利，人類的制度將終止在自由民主全面勝利的時刻。這個理論以西方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政體鬥爭為原型，總結美蘇冷戰頭頭是道，而在解釋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時即遭挫敗。

「文明衝突論」則相對悲觀，認為解釋國際關係的基本線索是以宗教信仰為陣營的文明之間的永恆衝突。宗教信仰之間非此即彼，是以文明衝突不可避免。該理論以西方中世紀以來經歷的宗教戰爭為原型，解釋歐美與伊斯蘭世界關係時得心應手，但在解釋中華文明與西方以及伊斯蘭關係時又面臨挑戰——中華文明根本不是一個僅用宗教就能界定的文明，也從來不把出於宗教征服欲的文明衝突視為理想或常態。

用「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解釋中國的發展及其對現代世界的影響都是失敗的。在20世紀美蘇兩大陣營發生政體冷戰之際，在21世紀美國與一些伊斯蘭國家發生正面的文明衝突之際，中國似乎都是有意識地站在第三方。這種以「鬥爭」、「衝突」為模型的理論很難處理一個要麼團結第三世界，要麼韜光養晦的第三方。

此外還有 「大國興衰論」以及比較傳統的「現實主義均衡論」。前者以西方近代以來西歐列強之間的爭霸戰略為原型，解釋西方霸權國家崛起的歷史也頗為有效，當一個低調崛起、韜光養晦的中國漸有與美國共管國際事務之勢時也不堪使用。後者以拿破崙帝國以來西歐民族國家之間折衝樽俎的和平努力為原型，當遭遇中國這樣幅員幾與全部歐洲相等，高速發展不斷趕超列強的例子，也無法套用。

在以上這些西方學界的解釋體系中，「歷史終結論」破產得最徹底。正是中國持續、強勁的發展使得這個以美式民主為人類終極社會的歷史神話信譽徹底掃地。「歷史終結論」以及「大國興衰論」、「國際體系均衡論」都是以西方歷史為基本材料的。後兩者還懂得從事實和史料出發，尊重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邏輯，而「歷史終結論」則完全是將唯心主義邏輯與自由主義理想強加給史料的結果。這樣的理論，崩潰是必然的。

在其餘的諸派理論中，「文明衝突論」的基本關懷當然仍是西方中心論的，其解釋邏輯也體現了西方文明固有的特點，不過其問題視野與敏銳意識則超越了單純的西方歷史，值得中國的理論家們借鑒。但對之也不能依賴與套用。所有這些理論都是從外部看中國，用西學解釋中國，無法深切地體會中國的一切，無法把中國的事情真正解釋清楚。而無法解釋中國也就無法解釋這個世界，無法胸有成竹地對待未來。

我國的理論界與戰略思想界面臨著同樣的考驗。對於中國的巨大發展及其蘊藏的各種機遇與問題，最具解釋與對策能力的本應是我國理論界。但由於近30年來知識界受制於西方學術思潮，理論上的自主創新嚴重匱乏，其解釋體系基本受制於西方某個流派，要麼把中國道路當成西方學說不那麼完美的例子，要麼當成更糟糕的例外。由於對中國經驗缺乏真正的尊重，因而也就無法給予深刻的體認與解釋。其衍生的國家戰略同樣是可疑的。

與海外理論流派相比，國內知識界主流甚至更少正面地解釋這30年的發展成就，而是將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視為主要認知對象。

知識界為中國發展給出的藥方不外乎如下三種：追求自由民主社會的普世主義、追求徹底平等的激進主義以及回歸中國傳統的保守主義。其中在知識界或隱或顯地受到主流認同的是第一種。後兩種思潮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第一種的回應。自由民主的普世主義藥方與上述的歷史終結論共享了同樣的理論前提和政治理想，即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經濟改革的深入與市場經濟的成熟，應該採取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走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

西式的自由民主道路既無法說明中國這30年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更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出路。它甚至無法完全解釋歐美資本主義強國的崛起，也無法解決當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與行政效率等一系列發展成就，都是在中國現有體制的基本框架下取得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基本體制，就沒有中國的發展，也沒有在發展中進一步調整、解決問題的根本保證。

國內的另外兩種思潮，是看到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消極現象，主要是社會不平等加劇、文明認同感削弱和道德價值觀滑坡。它們對於這些消極現象的認識和解釋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兩者給出的應對策略全都是倒退：一種是倒退到改革開放之前，另一種甚至要照搬古代儒家，倒退到近代之前。它們實質上是要以消滅生命的方法來治療疾病，在否定中國發展道路的前提下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以上三種思潮有個共同之處，就是對中國的文明、制度或者發展道路採取部分或者全盤否定的態度。激進主義否定了30年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否定了60年乃至5000年以來的中國，保守主義否定了100年以來的中國。

（二）應該如何看待與研究「中國模式」？

為了系統解釋中國經濟與社會這30年的發展成就，國際學界近年提出了「中國模式論」。該理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解釋模式中隱含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從國外的有關討論看，這個框架主要僅從這30年的表面經驗入手來解釋中國的發展，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中華文明的特有精神，也無法從根本上同情地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制度，這導致它對中國的解釋仍不無隔靴搔癢之憾。雖然如此，這個藍圖還是提供了進一步深化討論的廣闊空間，所以逐漸在我國學界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回應。

從當前國內外的討論看，這個理論仍然處在爭論、摸索階段，尚未出現一種可被各方面共同接受的解釋體系。中國模式的主題是認識當代中國，而其依據的幾乎所有討論框架都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的各種學說，其參考經驗也主要產生於西方世界中心或邊緣的歷史。在這樣的學術傳統之中，「中國模式」概念的提出已是對於主流學說的一大突破，但要把這個概念深入為系統的論述，則有待於進一步突破用西學傳統解釋中國經驗必然帶來的隔膜、生硬與歪曲。由於學術界幾乎所有的學科都以西學為楷模與標準，這一突破是極難完成的。這也就意味著，要準確、親切、深刻地描述和解釋中國經驗，既必須以學術討論為前提，又不能完全受制於當前任何一個具體學科。這正是當前中國研究的麻煩所在。

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又應當如何看待「中國模式」的提法？對此，本文的回答是：自信、自覺、自知之明。

中國這30年的發展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其崛起道路既沒有遵循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邏輯，也不盡符合經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一般而言，社會發展的學說與理論都有一定的經驗支撐，中國的崛起是走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也就沒有任何教條可以援引。對於這一點，學術界有人表現出了極大的不自信，總覺得我們走了歧路，要麼此路終將不通，要麼在走完這段歧路之後總會走到「普世文明」（冷戰結束之後這特指西方文明）的康庄大道上來。這就完全把事情搞顛倒了。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了60年的高速發展，超速走完了西歐國家花200多年時間走出的工業化道路，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面對這樣的歷史成就仍然妄自菲薄，以為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實在應該好好擦擦他們的眼睛，補補他們的骨氣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對此首先應當拿出充分的自信加以肯定。而中國的發展秘密正在於沒有照搬西方或者前蘇聯的建設模式，走出了切合自己傳統與現實的新路。

「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遵循著自己的邏輯。其中包含的自信與自覺是應當肯定的。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模式論的瓶頸。大體而言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中國的總體發展仍在進行之中，所有關於中國模式的概括應該是小結性的，而非總結性的。中國的發展具有獨特的摸索、試驗、及時糾正與有力推進的開放的學習機制。這本身就屬於中國模式重要的內涵。因此，任何對中國模式的概括不應當成為束縛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教條，而應該像它的研究對象那樣保持著對實踐的最大程度的開放性。

其二，由於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觀念等一系列複雜領域的整體性過程，當前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不可避免地處在盲人摸象的局部研究階段，尚未抓住這些複雜面相中的主導方面。用學術界的話說，這就是尚未找到「中國模式的關鍵詞」。[1]中國模式論其實尚未破題。這是中國模式論當前最大的欠缺所在。

其三，毫無疑問，中國模式論的主要動力，來自對改革開放30年輝煌成就的解釋興趣。但在解釋這30年時，卻不能畫地為牢，只就這個時段進行解釋。如要探索中國崛起式發展的最深根據，就既不能割裂新中國的前後兩個30年，也不能割裂新中國的60年與辛亥革命以來的另外40年，更不能割裂辛亥革命以來的共和國100年與中華文明的整個5000年。

基於上述考慮，我們擬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模式的關鍵詞，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道路的關鍵詞確立為本報告的研究對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里已經包含克服割裂歷史的傾向、建立改革開放30年與之前的中國現當代史的連續性的意蘊。本報告將更進一步從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徵出發，勾勒理解「中國模式」的完整歷史視野。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文明史意義：本報告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我們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模式論破題，又用文明史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立論。可以預料，這樣的研究思路會引起學界的疑慮：為何要用一個出自「主流意識形態」的概念去回應學術界的問題？這裡要交代一下我們在方法論上的考慮。

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新事物，中國發展中的問題是一些新問題。要認識這個新事物，解決這些新問題，非得有真正的理論創新不可。要更好地發展中國，就要研究、認識她；要深刻親切地解釋中國，就要正視、肯定她，而不是像一個旁觀者那樣冷漠地審視她。肯定中國、解釋中國、發展中國，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更具體地說，我們強調以中國解釋中國，就是以中國的理論解釋中國的現象，以中國的戰略解決中國的問題，以中國的自覺指引中國的道路。

這些理論、戰略、自覺並不是知識分子在書齋里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是現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中已經包含著的。沒有理論指導的盲目實踐根本無法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天地之間但凡心智人格健全者均當承認，現代中國的偉大建設成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現代中國偉大實踐中包含著的指導性理論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理論流派能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那樣深刻而清晰地解釋中國的建設、發展與崛起，因為這些成就本來就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現代中國的偉大實踐還將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繼續推進。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現代中國偉大實踐的自覺環節，代表了中國經驗的自我概括、中國道路的內在指引和中國模式的真正藍圖。研究中國建設、發展、崛起之路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總結、解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應對當前挑戰、解決未來問題最有指導意義的做法就是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建設。這就是本報告的兩個基本任務。

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勝利高潮有一個從西方到東方的遞進過程。馬克思主義脫胎於西方文明，發展於東西方文明的結合處，大成於東方文明，這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在文明史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出現意味著西方文明的完成或終結，意味著西方文明所蘊含的鬥爭邏輯已走到了終點，意味著在一種新的基礎上的新的人類文明的出現已不可避免。馬克思主義在俄國與中國的發展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新形態，意味著西方文明歷史地位的終結與東方文明的復興。

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深化，我們需要更加自覺地認同中國文明的積極意義，吸納中國文明的豐富智慧。為此，我們必須對中國的文明、社會與政治的特點有新的認識。

首先，中華文明對於中國和世界同樣具有普遍意義。中國文明既有具體性、特殊性，又有其普遍性，從來不存在脫離普遍的具體，中國文明和馬克思主義一樣都包含著普遍真理。只有通過對這兩種普遍真理的「創造性綜合」，才能產生創新性理論。

其次，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是儒法互補、儒道釋三教交融的文明。它肯定此世、不薄來世、剛健進取、唯時為大。「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2]，中國文明有教化四方、天下歸一的遠大理想，其內部有很大的張力、彈性和包容性，有應對各種挑戰的豐富資源，特別是在學習、消化和吸收外來文化上能持一種折中損益、不斷創新的辯證思維，使中國順利回應了很多外來文化的挑戰，並把它們化為自己的東西，包括把馬克思主義化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極大地增加了中國文明自身的活力。

第三，中國文明賴以延續和發展的社會結構與西歐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封建社會有很大不同。從秦朝開始，中國就取消了封建制，而實行郡縣制，並逐步確立起士農工商四民流動的社會機制。中國古代自秦以後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封建貴族階級或階層，而是一個通過文明紐帶統合起來的鄉土社會。這種社會中所孕育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協和萬邦」的宏大抱負、「民為邦本」的親民理念、「均貧富、等貴賤」的平等意識、「利用厚生」的民生主義、「實事求是」的生活態度、「生生不息」的辯證思維，都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別是為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堅實的文明基礎。在此意義上，中國文明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具有極強的親和性。

最後，中華文明是人類唯一不間斷延續至今的文明體。中國文明自秦至清兩千多年，雖歷經改朝換代，但維護傳統文明的正統政權是有其內在連續性的。中國的文明史與政治史彼此支撐，均無斷裂。文明的綱常名教或核心價值系統沒有發生根本性動搖，這種超穩定的社會文化結構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它既保證了中國文明生命綿長，也保證了中國文明始終將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為載體與護衛，始終將強有力的統一國家當作維護與發展文明的必要條件。這就是中華文明至今綿延不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中華文明體的連續性是與政治體的統一性高度結合在一起的。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割裂文明與國家，從來沒有割斷道統與政統。文明實體要依靠政治實體來保衛，政治實體要靠文明實體來支撐。沒有政權護衛的文明是脆弱的，沒有文明支撐的政權是非正統的，無合法性的。

在中國歷史上，使得文明與政治始終保持這個高度一致性的秘密在於統治團體。秦漢以來，中國正統王朝的統治團體成員——只要它還沒有喪失執政的德性和能力——基本都是按照傳統核心價值觀以不同的方式從社會中選拔出來的優秀分子。他們既是文明的傳承者，也是政治的擔當者。他們的德性和才幹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學習得到的。他們的地位不是世襲的，而是被選拔的。他們來自人民，又具有一般群眾沒有的先進性。他們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在時代巨變時與時損益。他們是按照志士仁人的標準培養和選拔的。他們應該是，而且往往是中國歷史的中堅力量。歸根結底，這樣一個在其他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類似特徵的先進團體的存在，才是中華文明—國家既綿延不絕又不斷更新的社會政治基礎。

綜上所述，我們把中國歷史的特點概括為，學習—創新型文明、大一統國家、先進性團體。這三者是中國歷史的最根本線索，不可或缺。沒有學習與創新的能力，中華文明就不可能化外為內，將一切外來文明因素化為滋養、壯大自身的力量。沒有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中華民族就沒有一個保衛自己文明的強大政權，就會喪失抵禦和消化外來挑戰的現實基礎。沒有一個執政的先進分子團體，政治就是一家一姓的事務，就不可能制度性地、成規模地選拔民眾中的優秀分子去治理廣闊的疆域和不同的民族。大一統的國家就不會有相稱的擔綱者。掌握中華文明精髓的人就會與世俗政治生活分離，中華文明就無法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體現出來。中國就會像其他文明形態那樣政教分裂、封建割據、上下隔絕。

以上的三個特點是偉大的中華民族雄踞世界數千年而不墮的根本原因。其重中之重是以民族脊樑為傑出代表的、身系文明與政治命脈的志士仁人團體。有了這樣的民族先進，即使在國家分裂淪亡、文明受挫衰弱的危難關頭，總能一陽來複，更始建國。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遭受了多次重大挑戰，其中任何一次都足以切斷其他任何文明或者國家的延續。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一次次頑強地重新站立起來，中國還是中國。

中華民族同樣憑藉這三個特點應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在模仿東西方各種現代化方案的基礎上，消化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大發展。中國共產黨和歷史上的志士仁人先進團體一樣，是中華民族的道統和國運之所在。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正是在現代西方文明激發之下，中華文明傳統的延續和再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中華文明傳統的現代體現。

這30年的中國崛起，必須放到晚清以降中華民族曲折的現代化道路中來考察。所謂中國模式的真正秘密，歸根結底是中華文明傳統的現代表現。中國模式概念的提出，意味著這一百餘年的中國現代化之路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從對外國的模仿、學習進展到了自信、自覺的環節。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模式的內在自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建設也就是中國模式的自我解釋。概括中華民族現代化道路的最好標尺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本文按照中國文明與國家的命運，把這條道路劃分為革命建國、改革發展與崛起複興三個歷史時期，其理論成果也相應劃分為三種歷史形態。萬丈高樓平地起，所謂中國模式，不僅包括崛起發展的模式，也必然包含了作為歷史前提的革命模式與建設模式。

二、中華現代文明--國家之建立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道路

（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一期：毛澤東思想的建立

鴉片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在發展因資本主義列強的侵凌而難以為繼。正如上文指出的，大一統政權的危機在一定條件下能轉化為中華文明本身的危機，這在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得到了最鮮明的表現——不但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與社會制度受到嚴重的威脅，傳統中國面對外來文明之信心與從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動搖，甚至中國文明自身存在的正當性也遭遇了史無前例的質疑。在此種「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傳統中國建立在文明認同基礎上的國家—社會形態呈現出全方位的危機。這一全面危機體現為：

1. 國家危機。以文明而非族裔為根本紐帶統合而成的傳統中國，在必須進行全民動員與外來強敵生死相搏時呈現出的「一盤散沙」之狀態，這直接威脅到中國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

2. 社會危機。傳統中國用以維繫社會關係的綱常名教、宗族制度乃至「親親尊尊」之基本價值，均受外來文明之嚴重衝擊，社會經濟制度也伴隨著中國進入半殖民地狀態而發生劇疾之變遷，無法繼續成為傳統綱紀之依憑，這又進一步促使綱紀之說趨於衰微；

3. 政治危機。在國家危亡、世道澆漓之際，非但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動搖，政權所對應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理念也被根本性地質疑。由於外來勢力的不斷侵入，大一統國家所憑藉的中央集權不復維繫，列強通過扶植其代言人實現對中國分而治之，從而形成了事實上的地方割據之政治格局；

4. 民族危機。由於滿清政權始終堅持以少數族群作為國家的主導，面對列強的侵凌，非但無法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進行全民動員組織抵抗，且對於民間自發的救亡運動多行阻撓壓制，甚至在最危難關頭有「寧與友人，不與家奴」之說，這直接引發了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之反滿革命的爆發並最終導致清政權的瓦解。

近代中國所遭際的這種全局性危機，是一切非西方民族被西方列強攝納到其主導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體系之世界歷史的縮影，也是作為整體性的東方文明在領先西方長達千餘年後被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新興形態所超越和侵迫的共同命運之一部分。如何徹底終結這樣的亂局，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是中國近代史所提出的最重要也最迫切的問題。

要完成救亡與新生，首要之任務在於選擇切實可行的道路。縱觀整部中國近現代史，除中國共產黨人所選擇的道路外，一直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各種以「救國」為目標或口號的思潮。歸納起來，不外以下幾種：1. 抽離具體政治內涵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2. 以尊孔讀經立教的方式重建中國傳統的復古論；3. 主張完全無條件地接受西方之價值理念的「全盤西化論」；4. 類法西斯主義的極端國家主義；5. 作為國民黨理論核心的三民主義；6. 以改造農村作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之根本的鄉村建設理論；7. 試圖調和「英美之政治民主」與「蘇俄之經濟民主」的第三條道路。

以上諸種理論及其實踐的失敗，最根本的原因皆在它們無法解決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化：這一轉化必須是全面根本的，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全面的社會改造，而不可能只著眼於某一局部；這一轉化是在外力裹挾逼迫下發生並伴隨著危機不斷深化的，故而必然體現為極巨大的歷史斷裂，無視這種斷裂而認為傳統自身可自然地過渡到現代之設想，只能流於虛誕；這一轉化發生於外敵侵凌民族處於生死危亡之際，必須號召動員組織最廣泛之民眾參與方可成就，這絕非移植西方的理念與模式可以達成，而必然要藉助植根於中國傳統與現實的自有資源；而欲達到萬眾一心之局面，必須有強大統一的領導核心以作擔當。要言之，要實現中華傳統文明的現代復興，實現新一輪的學習和創新，必須首先克服政治危機，在大一統國家的基礎上實現文明從學習創新到自信自覺的發展。而這個歷史任務必須落在一個既能秉持傳統操守和使命，又有現代政治智慧和建國綱領，更能最大規模地動員民眾，並將之組織為現代主權國家的人民主體的先進分子團體肩上。這個團體必須對近現代中國面臨的總問題給予一個完整的理論說明和實踐解決。

正是在與上述各種思想流派不斷接觸和鬥爭的過程中，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路線指引的毛澤東思想應運而生。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創造性地貫徹運用於中國革命與建設之實踐，使其每一體現中均帶有中國之特性，適合於中國之特定的歷史與現實，並使之上升為帶有普遍性的理論高度，從而實現了具體與抽象、特殊與普遍、中國與世界元素的圓融統一。

這一革命路線的提出和付諸實踐並最終取得勝利，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主體性的成熟與主體意識的升華，從中國現實出發獨立思考和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有意識地將中國傳統的政治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加以結合，開啟了在落後的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東方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世界歷史新路向。

這種黨的主體性的關鍵體現，即在它始終通過思想和政治建設，教育和改造黨員的思想，使之統一到正確的路線方針之下並形成堅定的集體意志。中國共產黨儘管在構成上長期以來並非以工人為主，卻始終保持為最堅定團結的工人階級政黨，又能自覺地反映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心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既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的雙重先鋒隊身份及其思想建設在其黨建過程中的優先地位，使其保持著對於學習的持久熱情和興趣，並不斷地通過向人民學習與向經典學習這兩種途徑充實發展自我，從而得以保持對於現實問題的高度敏感和自我完善的勃勃生機。如同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樣，「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3]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學習風格、實踐與機制，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質的體現，更是中國政教文化傳統的延續與發揚。在此基礎上的黨建，既是作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領導核心的政治主體建設，也是作為中華道統之承繼者的文明主體建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革命建國實踐，既是中華政治共同體的重構，也同時是中華文明的重建。

建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然堅持以我為主、實事求是的原則，沒有照搬蘇聯式的中央主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純之又純的全民所有制體制，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共和國前30年的毛澤東時代，通過成功地塑造社會主義的新型人格典範、道德理想與價值觀，極大地調動了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主人翁意識，實現了新中國的跨越式發展：用30年時間基本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長達百餘年的工業化進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社會保障制度和遍布全國的交通運輸網路，進行了針對江河湖海的大規模治理，在全國範圍大力興修農田水利和農村基礎設施，完成了人類迄今為止最大規模和最迅速有效的掃盲和文化普及，培養了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高素質科技隊伍。針對冷戰時代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壘局面，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建立了世界意義的統一戰線，極大地拓展了新中國的政治與外交空間。這一切都為改革開放後國力的持續快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沒有人民共和國前30年在政治、經濟、科技、倫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整體成就，中國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在此期間，新中國的建設始終是在敵對勢力的全面封鎖與武力威脅下進行的，嚴酷的生存環境使得「鬥爭」這一主題體現得異常充分。鬥爭邏輯在這一時期居於主導地位，既是思想認識的問題，也是國際政治鬥爭的客觀情勢所致，同時也是中國在進行跨越性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新舊矛盾集中爆發的體現。「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在當時語境下被著重強調，所針對的不但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提出的「全民黨」的概念，也是對於國民黨政權以全民黨自居最終導致徹底失敗的歷史教訓的深刻記憶。儘管這一系列理論與實踐造成了許多嚴重的錯誤與沉重的歷史後果，但對於在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已確立情況下自身之階級代表性日益模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如何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的過程中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戰鬥力和領導核心地位，始終是一個必須嚴肅回應的重大問題。在此意義上，毛澤東時代的有關探索，無論中間出現了怎樣重大的曲折，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均具有普遍意義。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典範指導下實現的革命建國，突破了主要建立在歐洲經驗基礎上的民族國家構建模式，塑造了作為56個民族統一體之中華民族的集體自我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既是古老歷史的延續展開，又是全新的歷史開端與起點；既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同時又是對民族國家的超越。在此意義上，毛澤東思想本身即參與構成了新時代中華民族自我身份認同的內在依據。

毛澤東思想所開創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明乃至東方文明走向全面復興的標誌。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引下，通過中國革命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建設使得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現實性。中華文明的復興將為人類展示某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與發展道路，從而開啟人類文明的新紀元。

（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二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構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階段，是在國家內部震蕩和外部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對毛澤東思想的深化與發展，其代表成果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二期成果：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成果的取得同步於改革開放的深入展開與中國重回世界之巔、復興中華文明的偉大歷史進程。

1. 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的民本之路

文革之後，鄧小平恢復並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捍衛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連續性，發揚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智慧結合起來的優良傳統。鄧小平理論相當強調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原則，推崇傳統實踐智慧的中道思想，以此打破改革開放初期的各種思維局限和教條束縛。諸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讓一部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等論斷，都是鄧小平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汲取「允執厥中」、「執兩用中」的中道智慧所作的理論判斷和創新。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理論還發揚了儒家的治國智慧，彌補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經驗和理論的不足，將儒家治國的「民本主義」、「養民、安民、教民」思想貫徹到「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論述中，用來自儒家歷史觀的小康—大同關係的學說化解了蘇式唯物史觀中僵硬的歷史進化論。

鄧小平理論在大一統國家和民族精英——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上，引入了市場經濟。面對文革後期的困境，他果斷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如何發展？怎麼發展？他給出的答案是引入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注重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唯物史觀，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明中民本主義的精神，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從而賦予了中國現代化新的活力。

最後，鄧小平理論堅持並發展了當代先進性團體——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本原則。無論從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對強有力中央權威內在需要的角度來看，或者從中國士大夫精英政治傳統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獲得成功和中華文明發揚光大的根本保證。對此，鄧小平認識深刻，他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在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黨的領導是核心。同時，汲取傳統朝貢智慧，提出一國兩制，重新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且力爭以和平方式統一台灣。鄧小平深刻地理解到，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是大一統國家存在與富強的前提。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教訓反覆證明，每當執政黨理解和堅持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特性，並進而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有機地相互結合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取得成績，否則，現代化建設就會遭遇重大挫折。

2. 三個代表——先進性團體建設的新階段

如果說鄧小平理論為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富強而堅持治國者團體先進性的話，那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為治國者的主體地位帶來了自覺，並且深入探索了保持治國者先進性的方式，更是把這些在鄧小平理論中的政治戰略提升到文明復興的歷史高度加以理解，從而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首次重建了大一統國家、先進性團體與學習—創新型文明的整體聯繫。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一個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新型社會逐漸形成。這為國家治理和政黨建設帶來了新的課題。為此，中國共產黨自覺到，要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歷史轉換，必須全面推進黨的自我建設，探索政黨國家關係的新模式。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根本上回答了在新時期如何重建先進性團體的重要問題。

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要求中國共產黨繼續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方式。

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要求中國共產黨要「立足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著眼於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4]。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就為單純的發展主義重設了文明復興的歷史正當性基礎。

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繼承了鄧小平理論所體現的傳統民本思想，並在此基礎上一方面要求黨吸收新生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另一方面要求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使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就既繼承了「七大」的黨建路線，更繼承了中華民族選拔先進性團體治理國家、擔綱文明的偉大傳統。

一個強調自我建設、自我提高的政黨，在治國實踐中機敏堅定地學習探索，這既是中華政治文明傳統的當代體現，也是中國模式得以確立的關鍵因素。[5]

歷史地看，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正當性是由作為進步主義的一種形態的發展主義來支撐的，即「發展就是硬道理」。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則超越了單純的經濟進步主義富強敘事，澄清了發展的歷史目的，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綱領性表述，這是對發展本身正當性論證的歷史性突破，是當代的先進性團體對政治經濟任務之上的文明使命的自信。這種自信正是中華文明血脈里包含的元素。「復興」一詞昭示了中國在重建國家實力之後，將更始重興文明傳統。中國的崛起則不僅是政治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更具有世界文明體系興衰輪轉之宏義。這是上文總結的中華政治文明三大整體特點重建之機，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中國模式的決定性貢獻之一。

3. 科學發展——現代化的新道路及其與優秀傳統的自覺結合

如果說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高度的文明自信提出了發展的歷史目標，那麼第四代則開始以文明自覺進一步充實了這個目標，並同時歷史性地提出了發展方式問題。

從總體上來看，改革開放成就巨大。但中國的國際處境和國內形勢仍有不少不容樂觀之處，一方面，西方列強數百年來在世界秩序中享有的支配權和優越感被中國的發展所撼動，將崛起的中國視作挑戰的國家已開始對中國實施戰略上的遏制。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無約束的市場經濟所含有或導致的各種問題漸次顯現，例如貧富分化、民生艱難、吏治敗壞、勞資衝突、環境污染、道德秩序瓦解、基層矛盾尖銳、政治認同削弱、社會衝突加劇等等。

面對種種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系統總結和繼承了前人的有關觀點和思路，以文明自覺的態度，以中華文明中「和諧」的概念為基礎，提出了與西方文明不同的發展圖景—— 「科學發展觀」。使執政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式有了更加全面、深刻和成熟的認識。

科學發展觀最終涉及的決不僅是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的問題，它蘊含了更為重要的目的關懷。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思想基礎上，第四代領導集體進一步具體強調了中國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以人為本」、推動建立和諧社會乃至和諧世界。這就將文明自信推進到了文明自覺。

在歷代領導人中，第四代領導人首次明確提出黨在綱領上也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6]同時，不是從傳統文化的寶庫中擷取個別片斷，而是通過自覺、整體的反思，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提煉出來，作為執政綱領的主要來源之一。這主要體現在第四代人的「和諧觀」上。

胡錦濤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挖掘出和諧的理念，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將「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追求的理想秩序。「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等「和諧」思想注重從整體來考察、處理社會關係。在尊重彼此內在價值、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同時，強調彼此間的共同一致、相互依賴和有序穩定的關係。這就提出了一個與注重從個體出發，強調衝突、鬥爭的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理念。這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賦予了具體內容，也為整個東方文明在世界尺度上的復興指出了方向。

「和諧社會」視野中的「和諧」，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心與身四個方面的關係，基本涵蓋了社會主義建設乃至人類文明建設的方方面面。科學發展觀與和諧觀的提出，表明執政黨作為政統的擔當者開始體現道統關懷，並試圖從中華文明出發來建立政權的正當性。這就進一步自覺繼承了中國政治史中既擔當國家治理，也擁有天下關懷的先進性團體的文明位置。

最能體現出文明秩序關懷的，當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任務。不僅這個體系的綱目，而且這個任務目標本身所體現的執政黨的行動邏輯也表明它超越了西方一般意義上的政黨，而更多地屬於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先進性團體傳統。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中國模式進入了從自我建設到自我意識的階段。海內外的中國模式論也正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出現並得到熱烈討論的。用中國模式的內在語言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探索之路進入了第三期。這個指向未來的維度必將進一步改善和明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道路，深化中國模式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解釋。

三、推進中國道路、深化中國模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的理論使命與戰略任務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的主要任務是秉承前兩期探索的精神和成果，進一步發掘中華文明的寶貴資源，探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成果，進而形成一種成熟的、與西方文明不同的現代化模式——中國模式。雖然目前無法確知這一理論成果和具體實踐究竟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展開，但是，我們至少可以預測未來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果必須要指導我們在社會建設、長期執政、大國崛起和文明復興四個方面進行成功的社會主義實踐，其中很重要的一條進路就是要自覺構建「和諧文明」，尤其具體化為「和諧的」物質、精神、政治文明建設與「學習型」政黨建設。

（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的四大戰略任務

第一，社會建設。推進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意味著在持續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道德風氣建設、環境保護與人文傳承。全面小康社會的本質是社會和諧，是一種包括共同富裕在內的，涉及文化繁榮、政治清廉、社會公正、人際關係融洽、環境優美的全方位和諧。

第二，長期執政。中國社會正在實施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建設方略，建設期至少必須持續一二百年。這樣的百年大進軍不只是一兩代人的事情，因此，一定要保證代際之間的接力棒遞交順利，保證每一代跑在同一個跑道上，否則就會失敗。這也是中華文明傳承幾千年給我們的啟示：一個優秀的、有著持續價值追求的精英團體是我們中華民族強大、中華文明延續的根本保證。因此，黨的領導必須貫穿中國社會發展、國家崛起與文明復興的整個戰略時期。

第三，大國崛起。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崛起必然會對國際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涉及到和諧的國際政治秩序的建設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提升自己的綜合國力，通過硬實力爭取更多的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同時又要向其他國家展示我們與西方國家的鬥爭哲學不同的和諧文化，通過和平發展、和諧發展、和平崛起來塑造一種不同的世界政治文化，通過軟實力來親和、吸引其他國家，增強我們的影響力。

第四，文明復興。從文明史的視野看，在人類歷史上文明從來就不是一元的，今後的人類文明也應該是多樣性的。文明沒有優劣貴賤之分，以鬥爭哲學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並不是普世文明，它甚至包含著對其他文明乃至整個人類的威脅。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創造出了強大的鬥爭能力，試圖征服自然、征服其他文明。中國崛起、中華文明復興可以從根本上挽救西方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全面性的危機，以和諧文化為底蘊的中華民族可以與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其他文明和平相處、共同發展，與其他文明一道建設世界文明的新樣態。這是人類歷史賦予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完成這一使命，將是現代中國為全人類所作的最大貢獻。

上述四大戰略任務是相互依賴的。世界文明格局的調整有賴於中華文明的復興，中華文明復興離不開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文明的使命一定要有政治上的擔當者，締造與治理大一統國家是先進性團體的天職。那種割裂文化與政治、割裂文明正統與政治正統的觀點是錯誤的，那種割裂黨和國家的觀點是極其有害的，也是不符合中華傳統政治規律的。

（二）和諧型文明建設

復興中華文明傳統的歷史任務，歸根結底將落在不斷發展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身上。這個體系的建立，正在於創造性地結合了在古今中西各大優秀傳統，特別是其中最偉大的兩個——代表西方思想最優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代表中國思想最優秀傳統的儒家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階段，我們的根本任務就是要自覺構建和諧文明，回應四大戰略任務，並最終推動中華文明的整體復興。

首先，要建立「均衡發展」的和諧的物質文明。具體地說，就是以可持續的、均衡的科學發展為物質文明的主要內容。既要從自然那裡獲取經濟發展與社會前進的物質資源，也要擔負起人類作為萬物靈長對於自然環境的守護職責；既包括了傳統意義的物質文明概念，也包括了最新的「生態文明」概念，它體現了中華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文明、西方資本主義在自然觀與物質觀上的根本區別。

其次，要建立「道德本位」的和諧的精神文明。這裡的精神文明指道德風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基本社會規範，它既包括普通群眾的社會倫理，也包括社會精英應當擔負的社會責任，應當引領的倫理風尚，更包括先進人物、黨員幹部也就是政治精英必須體現的政治倫理，應當起到的道德表率作用。在此，尤其要注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它是道德風氣得以形成的基礎，既要注重一般社會風氣的基礎性道德風氣建設，更要注重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應當具備的先進性道德風氣建設。

最後，要建立「人民共和」的和諧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目標不是泛而言之的「民主」，而是和諧的民主，也就是黨內民主、協商民主、人民民主這些不同的民主領域之間的相互促進、協同的和諧關係。我們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來命名與之相應的政體，把「和諧的民主」稱為「人民共和」，其要義在於：以民為本、選賢與能、協商共存。

以民為本是指人民是政治的起源與最終目的——主權在民。在治理國家，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政治實踐中，應當保護那些弱勢群眾與大多數人的利益；選賢與能是指從群眾中選拔具有良好素質的人才，在實踐中加以培養，將這些先進分子組織為人民群眾的先鋒隊，治理國家、教化群眾、引導社會，這也就是黨在我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制度性地位——治權、教權在黨；協商共存在狹義上指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參政黨（各民主黨派與社會賢達）以政治協商的方式共同管理國家事務，在廣義上泛指在處理人民內部的各類矛盾時，無論矛盾涉及的是哪些社會與政治團體，都以體現協商精神的方式，從全局出發，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導向，加以協調與解決。避免矛盾激化，爭取雙方克服分歧，共同發展。

（三）學習型政黨建設

學習--創新型文明的先進性團體，一定是富於學習--創新精神的學習型執政團體。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諧文明的建設，尤其是以「人民共和」理念為指向的政治文明建設，關鍵也在於代表選賢因素的黨；在當前嚴峻的內外挑戰下，肩負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任務的先進性團體——中國共產黨，如何能夠保持先進性，如何能夠永續自身的執政資格，既是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三期戰略任務的關鍵，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體系中必然的組成內容。我們認為，唯有發揚中華文明的「學習傳統」，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品格，努力建立「學習型政黨」，才有可能達至上述目標。

世界上的各大政治思想流派里，沒有比儒家更加強調學習的，只有儒家把學習視為政治（而不是科技或者宗教）的關鍵。「學習」本來就源自儒家的經典。《論語》第一句話講的就是「學而時習之」。儒家經典里講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書卻叫《大學》。古往今來，執政黨或者執政團體世界上多的是，但認為執政資格有賴於不斷學習的，只有儒家和中國共產黨。

學習型政黨建設是為著和諧文明建設服務。黨員幹部學習的首要內容是培養政治家的道德人格，這即是和諧精神文明要求的「先進價值觀」。它的出發點是家庭親情，但其核心是把親情推廣到國家乃至天下的公心。也就是說，人民群眾首先關心自己與小家庭是自然的，但黨員幹部首先關切的不應該是個人及其小家庭，而是人民、國家、黨以及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這些既符合共產主義道德的要求，也是對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發展。

其次，政治家要學習政治智慧。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黨員幹部的私德再好，也可能在決策與治理上出現失誤，出現好心辦壞事的局面。政治是入世做事的，因此政治智慧的第一要義是認識世界大勢、國家大事、地方民情，顧大局、通民意，理解黨的指導思想、理解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政治不是單打獨鬥，是團結人一起做事的，因此政治智慧的第二要義是善於識人、勇於用人、能夠團結人。

再次，黨員幹部要學習有關的專業知識，例如了解與管理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以及一些前沿的科學技術。但政治家不是專業技術人員，這是一個優點而非缺點，要警惕專家至上主義與技術中心主義。政治家不必善於將兵，而應善於將將。應該首先把合適的人擺到合適的位置上。要正確地識人、用人、團結人，則需要政治家的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領導幹部專業知識上的缺陷。

第四，學習的方式，取決於學習對象和學習內容。向聖賢學習，可讀經、體悟；向人民學習，則非接觸群眾、深入基層不可。這兩點都不可偏廢。

第五，學習型政黨與以德為先的幹部選拔標準應當統一起來。幹部選拔是講選賢用賢，是偏向「學而優則仕」；黨的建設是講培賢育賢，是偏向「仕而優則學」。兩者的統一就是學習型政黨的建設。應當把黨辦成一個學習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的學校。應該把大學辦成學習道德人格和通識科學的學校。這兩個目標實現了，建設和諧政治文明這個戰略任務就成功了一大半。

四、從國家富強到文明復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學說的歷史地位

中國模式的深化必然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的探索與建設為準衡。這一理論體系的歷史使命在於通過完善中國模式達到中華文明的現代自覺，從而完成從國家富強到文明復興的偉大歷史進程。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既全面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更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真正繼承者和發展者。對立統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會通的關鍵點，是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哲學都把握到的物質運動與歷史活動的基本規律。西歐的馬克思主義由於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強調其對立、鬥爭的一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則自覺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在不忽視運動變化絕對性的前提下，重視事物統一、和諧的一面。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不僅僅要讓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實際，還應當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傳統與中華文明傳統的結合，把論證與闡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任務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

歷史地看，在戰略高度明確而自覺地提出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這將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三期的一個鮮明特點。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前兩期有所不同，第三期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傳統的運用與認識並不限於局部與片段，而是在本質與精髓方面下功夫。整體意義上的辯證「和諧」觀就是傳統的精髓。

在把這個本質性把握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目標進行戰略對接之後，就可以真正自覺地啟動中華文明對馬克思主義的消融整合與發揚光大工程，給出自己的世界歷史敘事。中華文明作為學習—創新型文明曾經消融整合和發揚光大一切偉大的外來文化。這就是說，辯證的「和諧」觀非但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質特徵，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從西到東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內在追求。只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自覺地、深刻地、全面地結合起來，才能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具體內涵和世界意義，才體現了文明自覺而非單純的愛國情懷。馬克思主義本身會隨著這個結合走向深化和升華，真正地走向東方、走向世界，逐步擺脫西方鬥爭型文明給形成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帶來的不良影響。復興了的中華文明會隨著這個結合接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使命，擔負起為人類文明與世界秩序謀求未來的天賦職責。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國模式研究小組）

[1] 參見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2頁。

[2]《尚書.堯典》孔穎達疏

[3]《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2頁。

[4]《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59頁。

[5] 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第278頁。

[6]胡錦濤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念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在「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也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200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