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自主化與民主化

06-16

科學的自主化與民主化

蔣勁松

中國科學院日前向社會發布了「關於加強科研行為規範建設的意見」和「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這是有利於中國科學發展，促進科學以人為本的重要舉措，值得讚賞。然而，如何能落到實處？我認為必須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科學事業的自主性和民主化。

科學規範不是抽象的理論，不僅是成文的規則，是科學家在科學研究實踐中自然形成的實踐性規範。通過集體互動，科學共同體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可以有效地熏陶、教育和培訓科學家掌握科學規範，有效地監督和矯正不端行為。中國科學院這樣的高級學術機構原本不必再來提倡這樣基本的科學規範。

然而，由於現代科學不是在我國的固有文化中自然成長起來的，又由於近代以來我國多經磨難，科學共同體的自主性不足。如改革開放前，數理邏輯、共振論、基因論、相對論、量子力學、宇宙學等等重要科學成就乃至研究領域，就曾多次受到了偏激的政治批判。這嚴重地阻礙了科學事業的健康發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這自然已經成為過去。然而，科學管理行政化的現象卻依然嚴重。如在職稱評定、課題審批、學術評獎、院士選舉乃至高校合併和評估等活動中，有關部門不尊重學術機構的歷史與榮譽，不尊重學術發展的自然規律，急於求成，好大喜功，盲目追求規模，客觀上鼓勵學者和機構做表面文章，投機取巧，敗壞了學術風氣。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應該是將科學研究的自主權還給科學共同體，盡量減少行政部門的過多干預。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科學共同體有能力自我管理。

責任必須要以行動的自主性為前提。因此，今天提倡科學家要強化社會責任，也必須要以科學共同體充分獲得自主性為前提，否則就成了自上而下的額外要求。例如，最近頒布的《關於科研機構和大學向社會開放開展科普活動的若干意見》，要求科學研究機構應該主動積極從事科學傳播，這無疑是好事。然而，效果如何，令人懷疑。在現有的體制和考核標準下，科學共同體沒有科學傳播的內在自覺性，往往會應付了事，良好的願望很可能變成形式主義。

而美國航天航空局，花了許多精力來宣傳他們的工作和相關知識。原因很簡單，他們要是不把科普工作做到位，國會撥款就可能會削減他們的經費。今天，如果中國普通民眾對於相關科學研究的撥款有較大的影響力，不用有關機構號召，科學家們也不會再抱怨時間不夠，他們自然會努力從事科學傳播。所以，有關科學決策和撥款的體制必須進一步反映民眾的聲音。這樣，科學傳播會成為科學家的自覺行為。

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認為，民主時代一切社會事業的合法性，均應該最終訴諸每一個自由的個體。如果科學最終不能與自由的個人相關聯，其合法性就會成問題。通過訴諸純粹理性、自然規律、宇宙公理，並不能為科學的合法性辯護。交往、商談、主體間性的概念需要引進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之中。按照他的觀點，科學傳播本質上是科學與社會互動的關鍵，是科學在民主社會中自我辯護的必要手段。

如此看來，現行《科普法》的毛病不少。最近熱炒的「反對偽科學」，問題倒不大，因為本來就不具備任何的可操作性。北京大學劉華傑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王淇，都曾指出，科學普及本應該是廣大普通民眾的權利。可是，現行《科普法》除了一大堆空話和套話之外，很少有保障公民享受科學普及和傳播權利的具體規定，紙面上的權利主體直接面臨著客體化的危險，本來應該提供服務的科普事業的各級推動人，卻因為法律的授權取得了管理的權力及其利益（如第12條）。這種權力一旦異化，《科普法》將是典型的惡法。

劉華傑認為，《科普法》應當重寫並改名為《科學傳播法》。他提議，應該加入諸如保障公民參與科技政策制訂的權利，了解科學技術的進展及其影響（尤其是科技的風險）的權利，個體或團體從事科學傳播的權利，信息訪問權利，享受科技成果的權利，國家必須保護傳統技術和地方性知識的內容等。我認為，這些提議是有利於科學家強化社會責任的。只有從制度上保障普通公民對於科學事務的民主參與和決策權利，科學家們才會積極從事科學傳播。科學傳播才是科學家與公眾的雙向交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單方恩賜。

《宣言》除承諾要努力傳播科學外，還列舉了科學家的其他社會責任，如珍惜與尊重自然和生命，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自覺地規避科學技術的負面影響，避免把科學知識凌駕其他知識之上，避免科學知識的不恰當運用，避免科技資源的浪費和濫用等等。這是中國科學共同體克服長期流行的科學主義影響，首次面向公眾的莊嚴承諾。但如果沒有公民對科學事務的參與和決策權，缺乏社會監督，這些承諾同樣很難落實。

因此，保障科學事業的自主化和民主化，不僅是「五四」精神「科學」與「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更是中國科學事業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