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茶文化中的茶道
《詩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集，其中收有多首與茶有關的詩句。如：「採茶新樗，食我農夫」《樗音出，椿葉)「誰謂茶苦，其甘如薺。」晉代詩人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中贊茶為「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被後人作為絕妙的茶聯，流傳至今。
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飲茶成為一種高雅的風尚，也成為陶冶情操和友誼交流的一種主要方式。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和盧仝等著名詩人都寫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詩。
李白聽說荊州玉泉真公，因常飲一種名叫《仙人掌》的茶，雖已年過八旬，仍面如桃花。他在得到玉泉寺為僧的侄兒贈送的《仙人掌》茶後寫道：「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白如鴉，倒懸深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這首詩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寫成一個神話。
杜甫在一首詩中寫道：「落日平台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詩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悅，環境之幽美，寫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圖》。
白居易流傳下來的茶詩有50多首。他曾在廬山結草堂而居，過著「架岩結茅屋，斷壑開茶園」的隱居生活，使他成為對茶葉生產、採制、煎煮與鑒別樣樣精通的行家，並以此自豪。他在《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詩中說：「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詩人自稱是鑒別茶葉的行家是當之無愧的；詩人還在另一首詩中「無由持一盞，寄與愛茶人」創造了一個「愛茶人」的名詞。
唐人元稹寫的一首茶詩：茶香葉嫩芽 慕詩客僧家碾雕白玉 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 碗轉麴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至醉後豈堪誇短短的55個字從茶的自然性狀，茶碾茶羅、煎煮過程、飲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詠唱。尤其是「慕詩客，愛僧家」更是將茶擬人化了。「愛僧家」道出了茶與禪宗的密切淵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禪功，正如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中所寫的「僧言靈味宜幽寂」那樣，僧人坐禪以茶驅睡意，有助於提高禪功，達到進入幽寂的境界。隨著茶文化的對外傳播，「寂」字已被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引為日本茶道精神之一。
唐詩人韋應物認為茶是高雅聖潔的仙草。他在《喜園中茶生》詩中寫道：「潔性不可污，為飲滌煩塵，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喜隨眾草長，得與幽人言」。
借茶抒懷把飲茶升華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即後人稱的《七碗茶歌》。詩人在抒發了品嘗到友人贈送的「天子未飲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的《陽羨茶》喜悅心情之後，詠唱道：「……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飛去……」。
盧仝詩作不多，在唐代名聲不大，但他的這首《七碗茶歌》卻以其富有哲理性，為歷代愛茶的詩人廣為傳頌，如：「莫誇李白仙人掌，且作盧仝走筆章」(宋·梅堯臣)；「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蘇軾，魏帝指魏文帝曹丕)；「盧仝七碗詩難得，念老三甌夢亦賒」(元代大臣耶律楚材，「念老」指唐代趙州高僧從念禪師，以「吃茶去」作為機鋒語)；「山中日日試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明陳繼儒)。現代文人、佛學家、中國佛教學會會長趙朴初先生也有詩曰：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偈ji佛經中的唱詞，梵語Gatha)。
詩言志，這些茶詩，實際上是中國茶道思想在文學上的表現。
《茶經》，中國茶道的經典著述在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備茶品飲之道，即備茶的技藝、規範和品飲方法；二是思想內涵。即通過飲茶陶冶情操、修身養性，把思想升華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說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把當時所倡導的道德和行為規範寓於飲茶的活動之中。這兩個基本點，在唐人陸羽《茶經》中都明顯得到體現。
《茶經》共十章。除四章是講茶的性狀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產區分布外，其餘六章全部或主要是講煮茶技藝、要領與規範的。「四之器」詳細描述了茶道所需的24種器皿，包括規格、質地、結構、造型、紋飾、用途和使用方法；「五之煮」講烤茶要領，選用燃料，鑒別水質，怎樣掌握火候和培育茶的精華技巧；「六之飲」詳細規定了飲茶應該注意的9個問題，還提出品名貴之茶每次不要超過三盞以及三人飲茶、五人飲茶和七人飲茶各應如何進行；「七之事」例舉歷史上飲茶典故與名人逸事；「九之略」講述在野外松間石上、清泉流水處和登山時在山洞裡等不同場所進行茶道哪些器皿可以省略；「十之圖」要求把《茶經》所寫的茶事活動繪成圖，掛在茶席一角，使參加者能在場看明白對於茶道的思想內涵，《茶經》寫道：「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作者這裡提出了「精行儉德」作為茶道思想內涵。也就是說，通過飲茶活動，陶冶情操，使自己成為具有美好的行為〖和儉樸、高尚道德的人。
與陸羽忘年交的釋皎然在題為《飲茶歌誚崔石使君》寫到：「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一首詩中兩次提到了茶道一詞。
此後，唐御史中丞封演在《封氏聞見記》「飲茶」一章又寫道：「有常伯熊者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從上述文獻可知：是《茶經》確立了茶道的表現形式與富有哲理的茶道精神；而釋皎然和封演賦予了「茶道」名稱。
《茶經》問世之後，相繼出現了多種茶文化專著，形成流派紛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唐代蘇廙的《十六湯品》專門評論茶湯優劣；唐代張又新的《煎茶水記》和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的《大明水記》《浮槎山水記》(槎音茶)則是評論煎茶用水優劣的專著；宋·蔡襄的《茶錄》和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記述了宋代茶道的發展情況和特點。從《大觀茶論》中可以看出，宋代不再用釜煎茶，而是將碾磨好的茶葉粉末直接放在碗內，把煮沸適度的水先灌進湯瓶，然後沖入茶碗，再用一種狀如小炊帚的竹製「茶筅」攪拌均勻，稱為「點茶」。《大觀茶論》對點茶技法做了精闢而詳盡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趙佶還把茶道精神概括為「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八個字。這些內容豐富深刻的茶道專著同明清時代的茶文獻一起，構成了舉世無雙的中華茶文化寶庫。
古代眾多的茶道專著，儘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飲技藝上卻有一個共同點，即一切外部表現形式都是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鮮香甘醇」，絕非為表演而表演。因此中國茶道要求：(一)茶具必須清洗潔凈；(二)主張用輕清之水煎茶，有條件時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講求水沸適度。劉禹錫在一首煎茶詩中說：「驟雨松風入鼎來，白雲滿盞花徘徊」。茶便煎好了蘇東坡則更加形象地寫道：「蟹眼已過魚眼生，嗖嗖欲作松風鳴」(蟹眼形容水沸時的小氣泡，魚眼指隨後出現的大些的氣泡)；(四)要求使用名貴優質茶具，並規定首先要將茶碗燙熱或烤熱，以便於茶湯香氣充分升揚。
為繼承和發揚中國茶文化中的優良傳統，北京茶葉學會和北京茶葉總公司在學習傳統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組建了供內部進行茶文化交流的《北京茶道館》，以「儉、和、敬、美」為本館精神。「儉」儉樸，返樸歸真，提倡清茶一杯；「和」和平，祥和安定，和睦相處；「敬」尊敬，互敬互愛；「美」美好，提倡真善美。使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寓於茶道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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