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史 | 有人說中國文物流失國外反被精心呵護，純屬放屁！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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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勤龍原創

近日，國家文物局證實，日本某拍賣公司原計劃10月底拍賣數件中國流失文物一事，已被國家文物局發函叫停。這是國家文物局首次成功叫停海外中國流失文物拍賣。這一新聞使得我們聯想到幾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佳士得拍賣中國流失文物的事件。近代以來，中國文物所遭受的多次浩劫，一直是我們內心深處無法掩蓋的傷痕。由於種種原因，大量文物「被迫」陸續流落異國他鄉，一直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

一般而言，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近代列強和帝國主義的掠奪和騙購。鴉片戰爭以來，國勢衰弱，列強在戰亂中直接劫掠，外國團體和個人的非法挖掘、破壞、盜竊、低價騙購併且販運文物的現象極為普遍。

第二種，文物走私。

第三種，文化交流，中國和國外從古至今都有著長時間的文化交流，比如來中國學佛學的日本僧人，回國時就會帶走當時一些知名僧人和藝術家的作品。第三種途徑無可厚非，為世人譴責的是前兩者途徑。

晚清時期文物流失

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城，圓明園大量珍貴文物被洗劫一空，「遇珍貴可攜者，則攫而爭奪，遇珍貴不可攜，則以棒擊毀，必至粉碎而後快」，萬園之園在大火之中徹底化為廢墟。庚子之亂後，八國聯軍又從圓明園、紫禁城和頤和園中搶走了大量珍寶，《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底本，大部被損毀，少數流失于海外。

在列強打開國門之後，來自國外的探險家也開始加入到了對中國文物的洗劫破壞當中。1898年-1899年，俄國人DA.克列緬茨在吐魯番盜竊挖掘文物，1900年後敦煌石窟存有大量文物的藏經洞，先後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日本人橘瑞超等人破壞、掠走了大量珍貴文物。

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其實，當一個弱小國家面對強權時，失去的又何止是外交方面的主動性。在面對著列強的侵略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著國內不穩定的局勢。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晚清政府將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和外國列強的周旋以及對內部人民的鎮壓上，無論從主觀或者客觀，清政府都沒有進行文物保護的想法和能力。

民國時期文物流失

民國時期，日本取代歐美列強，成為了中國文物的最大破壞者，也是中國文物流失的最大流失地，其主要途徑如下：

一是戰爭當中的破壞，山西境內的純陽宮、大佛寺、三清殿、大禹廟、關帝廟，山東高密、章丘、鄒平等地寺廟古塔遭到了損毀。

二是在佔領區的非法挖掘。日本學者在中國境內的非法考古調查和盜掘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時期，其中比較重大的盜掘活動有：1935年對吉林吉安高句麗古墓的盜掘，1937年對雲岡石窟，北魏佛寺遺址和陽高漢墓的盜掘，1943年對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陵寢的盜掘等。

三是民國時期政壇長期的不穩定，國內局勢動蕩，西方國家及個人團體在國內的盜掘破壞活動依舊持續。而一些古玩商也在利益的驅使下參與到文物的走私當中，甚至還出現了海關等部門和古董商串通使用非法手段降低文物出口稅的現象。

老古玩店裡的文物

民國政府時期，是各種文物保護法規草創時期，法律的制定完善和頒布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在法規的執行方面尚且面臨著重重困難。政府雖然意識到文物流失的問題，進行了相應的工作，但是效果不佳，更是由於之後的戰爭等原因使得文物保護陷入了停滯。

盧吳公司（古董商）要求購辦佛祖雕刻頭像

文物流失後的損毀

對於流失文物而言，危險可不僅來自於「被流失」。近代以來，外國列強與探險者，以及部分非法古董商，並非是抱著「保護文物」的心態去掠奪、走私文物的。對於侵略者而言，文物更多的是戰利品的象徵，是用來宣洩情緒（例如對於圓明園的焚毀，對不可攜文物的破壞）、變賣兌換錢財、變造或者當做家庭陳設；

對於探險者和非法古董商而言，文物是財富的象徵，是可以通過盜掘、走私等方式用來交易的商品。不同於小心翼翼的考古，盜掘和走私對於文物的破壞是巨大的。唐代昭陵六駿浮雕共有六個被外國人盜走，所幸的有四個浮雕截了下來，但都是破碎的。原因在於浮雕太大不好搬，於是竊賊就將浮雕打碎後裝箱。

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女史箴圖》

即使是「幸運」被藏於博物館，也不代表可以安然無恙。《女史箴圖》，相傳是顧愷之所作，被英國一名騎兵上尉賣給了大英博物館。博物館按照西方油畫的習慣，用日本的裝裱方法將完整的畫卷割裂為四個部分，並且造成了畫幅表面的開裂、掉粉等一系列不可逆的損傷。這種現象不止大英博物館一家，其他博物館對於中國捲軸畫的處理也有同樣的現象。

流失海外的廣勝寺壁畫，在美國不同博物館中保存，在經過多次修復後，藝術風格上居然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尼爾森-阿特金斯博物館收藏的壁畫的黑色輪廓被加深過，並且塗了一層發光樹脂；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青銅器銹跡斑斑。當然，大英博物館對於掠奪來的文物的不屑也是有歷史的，一戰前後，為了迎合流行於歐洲的白種人優秀論，將從希臘掠奪來的埃爾金石雕外層磨去，露出白色的內層，以此暗示古希臘人也是優秀的白種人。

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青銅器銹跡斑斑

我們黨在開始建立地方政權的時候，就把文物保護放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

1932年江西省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文化教育工作會議》中規定：各地方遇有新舊書籍，標本儀器，古物及革命遺址應由當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處理和保管。

1938年，為防止大生產運動展開後文物可能遭受到破壞，中共中央宣傳部及時發出《關於保護歷史文獻及古迹古物的報告》。抗戰時期，八路軍太岳軍分區為了安全轉移廣德寺的珍貴經卷，和侵佔山西趙城的日軍展開激戰。

1949年解放北平的時候，攻城部隊就十分注意避免城內文物古迹的毀傷，後來北平的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後，華北人民政府頒布禁止文物出口的法令，還印發了《全國建築文物間目》，以便於解放軍將士南下時注意保護。

南海一號的發掘

新中國成立之後，得益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對於文物的保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例如為了保護南海一號及其運載的文物，採取了整體打撈的方案，並且將其安全遷移到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當中。沒有一定的經濟、科技實力和穩定的內部環境，這樣的打撈與保護是難以進行的。

誠然，由於時代的背景，在階級、封建和革命等因素的影響下，文物保護事業在某些特殊時期受到了挫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文物保護工作一直在不斷進行著，而且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許多被損壞的文物得到了修復。特別是最近幾年社會的快速發展，對於追回海外流失文物的工作也在展開之中，此次的叫停海外流失文物的拍賣事件，可以說為我們對海外流失文物的維權和追討的工作開了一個好頭。願那些在風雨漂泊中不幸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可以早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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