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教師童慶炳

【寫在前面的話】

一篇遲到的通訊

2013年春節後，我因為一個小問題去採訪童慶炳先生。去之前，我就知道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的資深教授、文藝學泰斗，曾培養出羅鋼、王一川、陶東風等一大批學者，當今文壇最活躍的一批作家如莫言、劉震雲、余華、遲子建、畢淑敏、嚴歌苓等皆出自其門下，所編文藝學教材被500多所高校選用。

訪談結束後，順便聊起了家常。先生和藹可親，聽說我也是閩西老鄉，又是北師大學子，一見如故。

根據先生粗略講過的各個人生階段，我隨手在筆記本上簡單列了一個提綱給他，並建議可以先在《光明日報》人物版上刊發通訊，然後再做一部口述史。我負責訪談、錄音和整理。

先生愉快地應允了。

於是，前前後後持續了三個月，錄音長達四五十個小時，最後口述完畢。寫通訊的事，卻被我以口述史出版之後，通訊自然水到渠成為由，無限期拖延。

後來，在幾位幫手的協助下，2014年口述史初稿編成，當時截取了一小部分在北師大校報上發表，大概有幾萬字，效果很好。

原本想著將口述史作為先生的八十壽辰賀禮，於2016年前後出版。不料2015年6月14日，先生在外出登山途中突然去世。

書稿未出，通訊未成，傳主已歿，呼喊無門，遺憾之至，令人心傷。

如今，童先生八十壽辰臨近。口述史在童門子弟的幫助下即將出版，通訊也終於完成。

古人說：「事死者，如事生。」先生在那一邊，當不會把我視為食言之人吧。

2015年5月20日，離生命的謝幕還有25天，童慶炳教授最後一次登上講台。在電子樓階梯教室，他應邀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黨校進行了首場講座。此情此景，他想起了老師黃葯眠，想起了先生為他們上的最後一課。

那一次，黃先生步履蹣跚，堅持自己走到教二樓給研究生上課。平時，這些老派的先生們都一個風格，講課從不帶講稿，東西都裝在腦子裡。可這一回，他卻帶了一個書包，進了教室就從包里掏東西。

童慶炳當時以為先生年紀大了，怕記不住問題帶了講稿。不料，黃葯眠卻掏出三個藥盒，在講台上一字排開，然後把童慶炳叫過去說，當左胸疼要不行時，給他吃哪一種葯；當另外哪些情況要送醫院時，給他吃哪種葯。

後來，童慶炳在《教師的生命投入》一文中回顧了這一情節，他感嘆：「這最後一課，是他帶著犧牲的精神，帶著豁出命的精神，來給我們講的。」

在遠古中國，「師」承擔著某種神秘的「天命」，因而常常帶有一種強烈的「殉道」精神。童慶炳也常常追問，自己是否也做到了黃葯眠那種「豁出命」的精神狀態。

而在《教師的生命投入》一文中，童慶炳還提到了黃葯眠之外的兩位教師。

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卡西爾，德國人，這位漢堡大學原校長因反對納粹專政而顛沛流離，卻始終未離開過教席——

「1945年4月13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美麗的校園裡，一群學生圍著卡西爾提問，卡西爾耐心地回答著、回答著，就在這時他猝然而亡，死在學生的懷抱里。」

另一位則是國人熟悉的數學家華羅庚。1985年，75歲高齡的華羅庚赴日本講學——

「那年6月12日下午4時，他站在東京大學的講台上，講『在中國普及數學方法的若干問題』，精神矍鑠，先用漢語講，後徵得與會者的同意，改用英語講，會場立刻活躍起來。他的講演生動活潑、言簡意賅，博得陣陣掌聲。他越講情緒越高，脫下了上裝，解下了領帶。原定45分鐘的講演時間過去，又補充講了20分鐘。講完後，聽眾熱烈鼓掌，他準備從椅子上站起來表示謝意，突然，他倒下，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這些鏡頭不斷盤旋在童慶炳的腦海里。2008年，他得了胃癌將胃切除了三分之二，2012年又得了心臟病，安裝了支架。此後，每一次應邀登上講台，童慶炳都幻想著這樣一個獻身的結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講課，講得興高采烈，講得神采飛揚，講得出神入化，而這時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爾、華羅庚一樣倒在講台旁或學生溫暖的懷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沒有這種福分。」

這一次，坐在電子樓階梯教室里的是一群特殊的「學生」，他們都是北師大文學院的教師。童慶炳的講演題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師》。

2014年9月9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北師大，號召全國教師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紮實知識、有仁愛之心」的「四有」好教師，童慶炳深表認同，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四有』是對教師要求的樸實表述和精要概括。」

童慶炳進一步解釋：「首先是培養道、傳道的問題，其次才是授業解惑。教育要以人為本，所以學校的問題是如何在道德的層面來解決問題。要培養好學生，我們首先要從道的層面來嚴格要求自己，給學生作出榜樣。」

確實，童先生無論往哪兒一站，都是「四有」好教師的最好例證。

青蘋果

1936年，童慶炳出生在閩西連城山區一個叫莒溪的村莊，那裡雖然山清水秀，但貧窮卻是一個可怕的敵人——

「現在想想，我能夠到北京來讀書，能夠留在北師大，成為教授，後來還給我評了個資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氣蓬勃的學生們一起談論學問，純粹是偶然。因為從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讓家裡人有五斤米下鍋。我們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黃不接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這時候父母就要吵架，因為第二天沒有東西下鍋。」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十二三歲起，童慶炳就開始挑柴、耕田、插秧、施肥、鋤草、割稻子、曬穀子，幾乎做到了那個小小年紀的極限。

然而，從村子裡零零散散搜羅來的書籍中，童慶炳慢慢知道了山外還有一個新世界，知道了在他之前，人類有很長很長的歷史，在他之後，還會有很長很長的歷史。書本播下的種子，讓一個追求「五斤米下鍋」的小莊稼漢，生髮出求學求知的理想。

1952年秋，童慶炳以優異的成績從連城中學考入龍岩師範，又於1955年從龍岩師範考入了中國師範院校的最高學府——北京師範大學，進入中文系學習。

當年的北師大中文系可謂群英薈萃，北師大共有6名一級教授，中文系獨佔三名：黎錦熙、黃葯眠、鍾敬文，並且流傳著中文系「十八羅漢」之說：除了上述三位一級教授外，還有古典文學的譚丕模、劉盼遂、王古魯、王汝弼、李長之、梁品如，古代漢語的陸宗達、蕭璋、葉蒼芩，現代文學的葉丁易，外國文學的彭慧，外國文學兒童文學兼攻的穆木天，以及還是副教授的啟功、俞敏、陳秋帆。

這些教授幾乎都給本科生上過課，童慶炳因此眼界大開。

回憶這些老師時，童慶炳動情地說——

「課上，老師們對作品的分析、問題的理解，以及他們提出的一些新鮮的觀點，乃至他們刻苦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都變成了一種學術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後無論是提起筆寫文章，還是走上講檯面對學生，都會想起他們。所以，他們的教學作為我的積澱，成為我人生歷史的一部分，成為我學術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進北師大中文系，接觸不到這些老師，我的學術會失去血色，我可能一無所成。」

1958年，童慶炳以優異的表現提前一年畢業並留校任教，沿著眾多前輩走過的道路繼續前行。

童慶炳說：「人這一輩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師就行。」這是他留校之後唯一的理想信念，那一年他23歲。

此後的近六十年間，無論是面對事業的挫折，還是面對職務的誘惑，童慶炳始終沒有放棄過講台，始終沒有「把學生給丟了」。他用一生的堅守，詮釋了如何成為一名「有理想信念」的好教師。

後來，每逢新生入學，童慶炳都會給文學院師生講一遍「手握青蘋果」的故事：一個年輕人獨自到沙漠去冒險，他丟失了全部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時慌了，翻遍了所有口袋，終於在一個褲子口袋裡發現了一個青蘋果。他聞了聞這個青蘋果，覺得這是一個水庫，是一個糧倉，且無比清香。他握著這青蘋果，朝一個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時，他就手握青蘋果看一看聞一聞，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黃昏時分，他驚喜地看到了綠樹紅花，原來已經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個人都應該手握這樣一個青蘋果，而教師手裡的那個，更應該握得緊，永不離手。

溪與石

一個人的道德情操，很大程度上，形成於家庭生活當中。早年的大家庭生活中，童慶炳受祖母的影響最大。他曾對筆者說——

「祖母身上最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善良，她的善良影響了我一輩子。在我印象中，早些時候，她就對某些方式不能理解，對階級鬥爭不能理解。她說，今天我們還是鄰居，還是親戚，怎麼能第二天就變成敵人了，要去批評、鬥爭，還有的就槍斃了呢？祖母完全無法接受。這一點對我來講，是影響極深、影響極大的。『文革』中，我沒有敵人，都是人家批判我。這正是受我祖母的影響。我常常想，按照祖母的邏輯，她就會這麼想：今天我們還是同學，還是我的老師或者學生，怎麼第二天就變成敵人，就要來鬥爭了呢？他或者她可能身上有種種矛盾或缺點，但怎麼可能會是敵人，要鬥爭、批判，甚至送到監獄裡去或者送去勞改了呢。」

說起曾經的那些運動或鬥爭，童慶炳很痛心。中國人最常講的是「忠厚」，做人要厚道，不能翻臉不認人，更不能整人害人。

而從祖母身上，童慶炳把這種觀念融入到了血液和秉性之中，化作了信仰之石、價值之基。而這種善良和厚道，也正是所謂「道德情操」的根基。

因為這種善良和厚道的守護，一向看起來柔弱和善的童慶炳，平添了一種難得的剛毅。這種剛毅，常常被人命名為正義感。

「文革」前後，作為「紅五類」出身兼老黨員的童慶炳，不時被要求去揭露或者整某某老師或學生。為此，他不惜和校領導拍桌子，拒絕整「黑材料」。

因為這種剛毅，童慶炳保護了身邊的許多人，他這種高尚的道德情操，被同行和同事所敬佩。

尊重別人，容忍乃至欣賞不同風格和意見。正是因為這種包容和大度，童慶炳才一生廣交朋友，帶領「童家軍」闖出改革開放以來文藝學的新天地。

童慶炳自己編了一則「小溪和石頭的對話」。意思是小溪旁有一塊巨石，千百年來巋然不動，永遠站在那裡。無論颳風下雨，無論水漲水落，它總是蹲在那裡，用冷眼觀看著世界的變遷。小溪則流動不止，無論日升日落，無論白天黑夜，用它嘩嘩的流水和浪花唱著歌。水主動，石主靜。水的理想是奔騰向前，石的理想堅定不移。沒有理由貶責石頭而獨尊小溪，也沒有理由獨尊石頭而貶責水流。每個人的健康選擇，都有可貴之處。

童慶炳告誡身邊的每一位人，我們一生都要學會尊重別人，儘管別人與你那樣不同。

聾青蛙

童慶炳的學生蔣原倫教授曾經在《童老師》一文中透露，「童老師的健身秘訣之一是每周登香山一次」。其實，童門早些年的學生幾乎都陪老師爬過香山。

在蔣原倫眼中，「他登山的節奏是勻速的、不間斷的，且心無旁騖，一步一步地邁向高處。我想，這登山的境界就是童老師為人和做學問的境界。」

童慶炳自己則表示，他性格的一部分，是由彎彎的山路塑造的。

少年的童慶炳，一度輟學在家，每天要走遙遠的山路，進山砍柴，然後挑九十斤柴火回家。閩西的山路狹窄陡峭，一邊是陡峭山坡，另一邊是萬丈懸崖，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溪水。所以，在柴路上每一步都要走得穩，要很小心，不然會掉下去。「特別是雨天，上面下雨，我們頭上卻冒汗，全身的衣服都濕透了。等腳踩上了平地，那麼這一天的危險才算結束。」

長大以後，童慶炳明白的第一道理就是天上不會掉餡餅，你想獲得成果，就要有那種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山路挑柴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總是艱苦而又危險。「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堅定、堅持、堅韌，要拿出這種不倦的精神，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

來自農村的童慶炳，從不認為自己有多高天賦。上大學時，他甚至有點兒自卑，認為很多地方都比不上那些有基礎的好學生。留校工作之後，他也一度被懷疑業務有問題，被迫從教學崗轉到行政崗。

然而，就是靠著身上這麼一股「挑柴」的勁兒，1963年，童慶炳發表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學術論文——《論高鶚續〈紅樓夢〉的功過》，發表在當年的《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三期上。

在那一組六篇關於《紅樓夢》的論文中，郭預衡、鍾敬文、啟功等名家大作赫然在列，而童慶炳與鍾敬文的文章篇幅並列最長。

據童慶炳回憶，那時他住在二龍路，從北師大東門坐22路，到西單站下車，但當時他的腦海里總是浮現《紅樓夢》的圖景，總是坐過站，到了終點站前門，下來回去，發現又坐過了，又要重新上車。

改革開放之後，童慶炳的學術生涯迎來了春天。據百年校慶時北師大中文系編的教師著作論文目錄統計，童慶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2年的十多年間，發表各類文章300多篇，還有十多種著述。

童慶炳說：「知識一定要積累。力量靠厚積才能薄發。不厚積，靠爆發是爆不出來的。」童門弟子也回憶道：「童老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學生不讀書、不研究、不努力，這也可以看成他的倫理底線和價值標準。他一以貫之的教導就是，讀書！讀書！讀書！」

這種心無旁騖和一以貫之，童慶炳常常用「青蛙爬塔」的故事來比喻：一群青蛙要爬一個高塔。他們爭先恐後往上爬，過路人看見這群青蛙的愚蠢行為，就大聲喊：哎，塔這樣高，你們是爬不上去的。於是，有一些青蛙停止了爬塔，退下來了，可還有青蛙繼續往上爬。人們又叫喊：哎，你們是絕對爬不上去的，趕快下來吧。於是，又有一些青蛙退了下來。經過人們幾次喊叫後，幾乎所有的青蛙都退下來了。但還有一隻青蛙繼續往上爬，不管人們怎樣喊，那隻青蛙都不聽。最後，這隻青蛙終於爬上塔頂。待這隻青蛙從塔頂下來後，人們問它：你憑什麼精神爬到塔頂？青蛙搖搖頭。原來，這是一隻耳朵全聾的青蛙，它根本沒有聽見人們的喊聲，絲毫沒有受到別人的干擾，憑藉自己的專註和毅力爬上了頂峰。

童慶炳說：「多少人來勸我，向我喊話，可我沒有聽見，我是那隻聾青蛙。」如今，北師大文藝學中心已經根深葉茂，童慶炳的文集也即將出版，十卷本摞在一起，沒有一絲水分，紮實！厚實！

嚴與慈

很少有人能把「嚴師」和「慈父」兩個詞兼具於一身，但童慶炳做到了。

季羨林曾將自己的一個學生推薦到童慶炳門下讀博，這個學生私下裡向季先生說童慶炳挺厲害的，有些怕他。但季羨林卻對童慶炳大加讚賞，認為只有嚴格的導師，才能帶出優秀的學生，能在嚴師指導下學習是一種福分。

在一篇《寬嚴相濟》的文章中，童慶炳談及自己三十多年指導研究生的經驗：寬嚴須相濟，所謂嚴，就是對學生的學業一定要嚴格要求，絲毫不能放鬆。

童慶炳說：「學生來學校，願意做你的學生，就是希望得到導師的指導，學習到真知識、真能力、真功夫。學生既然想學習到真知識、真能力、真功夫，那麼，老師的嚴格要求就是符合學生願望的。」

童慶炳講述過一個故事——

「有這樣一位學生，他的論文初稿寫得很差，完全不能令我滿意。我在別的學生面前當眾批評他，一直呵斥到他哭了起來，流下了眼淚。當然，他很皮實，沒有去尋死覓活，他認真地接受了我的批評，聽取了我的指導，最後經過修改的論文很優秀，順利通過。後來，他把論文拆開，連續在國內的刊物發表，畢業後還當上了某高校的教師，並很快評上了教授。每年春天新茶下來時，我都會收到從南方某地寄來的一盒茶葉。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他寄來的。我從來不把這盒新茶僅僅看成是一盒茶葉，這是我獲得的一枚獎章。我把這枚獎章看得比任何獎章都重要，因為這是我執教成功的一個證明。」

然而，當學生遇到困難時，諸如生病、失戀、家人出事、窮得揭不開鍋、找不到工作等等，童慶炳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像一位父親那樣去幫助他們。

童慶炳曾說過：「是的，我對自己的事情常常是聽其自然，很少去爭什麼。我為自己的事，決不走後門，決不踩領導的門檻，決不託人做什麼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但為了學生，為了解決學生的困難，為了幫助學生，我可能去走後門，可能會踩領導的門檻，可能會託人為我的學生辦事。」

除了「慈父」，還有誰能這麼做呢？

有一位韓國博士生，「非典」期間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辯，童慶炳毅然應允。於是，一場在科技樓天井裡的特殊答辯產生了，答辯人和答辯委員人人頭頂驕陽，戴著厚厚的口罩，一絲不苟地完成了答辯。

嚴師成人，慈父愛人，仁愛之心，莫過於此。

「教室的講台旁，通常總放著一把椅子，你千萬不可坐下。」近六十年的講台生涯中，童慶炳從來都是站著、走著講課。

這一次文學院黨校的首場講座，年近80歲的童慶炳依然站著講到了最後。文學院的新聞報道這樣寫道：「報告會持續了近兩個小時，童先生在報告中結合自身的從教經歷，以幽默風趣的語言闡釋對『四有』好老師的理解。童先生的報告真誠又親切，娓娓道來，讓在場的所有老師和同學都深受感染，場內數次響起熱烈的掌聲。作為一位有著60年黨齡的老黨員，童先生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為『四有』好老師做了最生動的註解。」

童慶炳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最後一次講演。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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