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德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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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德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現
發布時間: 2005-1-22 14:49:44 被閱覽數: 305 次 |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德述 內容提要:論文從人本、民本、仁愛、德教、官德、富民和德治的最終目標等七個方面,詳細論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進步性、它在歷史上的貢獻和它的普適性,著重闡明儒家德治思想是古代政治的最高表現,不能否定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從而為今天的「以德治國」提供歷史的借鑒。 關鍵詞:儒家,德治,政治文明,最高表現。 作者簡介:陳德述,男,1937年出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命題,它是孔子在總結西周以來的「敬德保民」思想基礎之上提出來的。孔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思想是當時政治理論上的創新,這種理論經過孟子、荀子以及歷代儒家傳人的不斷努力,其內容十分豐富,成了世界古代政治思想中最系統的、最進步的、最文明的政治思想體系。 一、以人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學前提 孔子首創了人本主義的哲學體系,否定了傳統的天命神學,把人從天帝、鬼神的統治中解放出來,肯定人「惟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為貴」的價值判斷,把人作為關心和研究的對象。儒家認為,人惟萬物之靈,人是宇宙中最寶貴的存在。《禮記·禮運》篇說:「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所謂「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天以覆蓋萬物為德,地以載負萬物為德,人感應天地之德而生,因而具有天地的覆載之德。所謂「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謂人秉父母之氣而生也。所謂「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即人是形體和靈魂的統一體。所謂「五行之秀氣」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說明宇宙萬物和人都同由五行之氣構成,但是,人所不同的是人所秉受的是五行之秀異之氣,由此而異於宇宙的其他生物,而具有特殊的靈性。換言之,人是來於自然而高於自然的具有特殊靈性的社會存在。 儒家認為,人在宇宙中處於中心的、特殊的地位。《禮記·禮運》還說:「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所謂「天地之心」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即人在宇宙中處於中心地位。所謂「五行之端」:「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即人與萬物的根本區別,有仁義禮智信之道德。「食味」指人食五行(食物由五行之元素構成)之味。「別聲」指人能分別五音(宮、商、角、徵、羽)之聲。「被色」指秉五行之色而生。味、聲、色為五行最顯著的特徵,人秉受這三種特性而生,所以處於五行之首位。這一點進一步充分說明了人高於宇宙萬物,是宇宙中最寶貴的社會存在。 「天地之性人為貴」的人本思想,否定殷商以來的神本思想,這是中華民族也是人類認識史上的很大的飛躍,是很重要的理論上的創新。這一嶄新的理論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神主宰世界命運的傳統,確立人在宇宙和社會中的位置,從而開啟了中華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優秀傳統。 從以上的思想觀點出發,對於國家的行政管理、經濟管理以及文化管理的重心不是依靠「天命」和「神靈」而是要依靠人。人的價值得到了肯定之後,就應該研究人,認識人,要了解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把教育人和改造人作為執政者的重要任務。古人曾有言:「知人則哲」;《老子》也講過:「知人者智」,說明認識人是一種高超的智慧,也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為了認識人,儒家的確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人的本性,企圖通過認識人的本性來認識人,所以出現了性相近、性善論、性惡論等等不同的人性論,其目的在於認識人,從而能更好地對人進行管理、控制與統治。不斷地探索人的本性,是重視人的表現;對人的管理與統治建立在對人性的認識上,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現。 二、民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 「人本」是對「神本」而言的,「民本」是對「官本」而言的。儒家在人本思想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民本的思想。所謂「民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推翻的。 《尚書·五子之歌》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社會真理;周武王借上天的口來闡明他的民本思想:「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說:「人無於水監,當以民監」,不但要把人民作為檢驗政績的鏡子,還要了解和關心民眾的疾苦,「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百姓內心和痛苦)」;「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孟子的「仁政」理論也是以民本為基礎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寶貴的,不能忽視人民的利益和疾苦。孟子強調得民心的重要性,他說:「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矣。」荀子引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儒家還強調:「國以民為,社稷為民而立」。漢代著名思想家賈誼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價值。這一思想認定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在歷史上凡是重視以民為本的統治者,他都獲得了好的政績,社會就會相對的平衡,社會矛盾就不那麼尖銳,相反則會引起社會極大的動蕩。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現出它極大的進步性和人民性。雖然民本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它有著很大的社會歷史意義。 三、「仁愛」是儒家德治的出發點 「仁愛」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在《論語》中出現了109次。《說文》解釋:「仁,親也,從人從二」。即「仁」是表示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範疇,人與之間的基本關係是「相愛」,而不是「相賊」「相害」;人與人之間是合作的關係,而不是利害衝突的關係,儒家的德治思想正是以此為出發點。 「仁」的內涵非常豐富,但是,它的基本內涵是「愛人」。孔子的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什麼是「仁」時,孔子回答說:「愛人」。(《論語·顏淵》)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也」。「仁者,愛人。」「惻隱之心」即是同情心、憐愛心。孟子強調「仁」的內涵是「愛人」。孟子還把仁愛之心稱之為「不忍人之心」。在《大學》的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講的是使人的天賦的善良的美德達到最完善的境界,講的是「善」,它講的是「仁愛」。 在《中庸》中不但用「誠」來代替「仁愛」、「善良」,還把「誠」這個範疇提高到了宇宙本體的高度。它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天下至誠的人,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 《周易》的乾坤之德亦是至善之德。「乾,元、亨、利、貞」。元,善也。亨,美也。利,利物也。貞,正也。天有善、美、利物、貞正之德。《彖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謂大哉天德之善,萬物賴之而始生。坤卦的《彖辭》也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謂至哉地德之善,萬物賴之以生長。天地之德是至仁至善的,天無私而覆,地無私而載。乾卦《文言》說:「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合也;貞者,事之干也」。即「元善」為「元、亨、利、貞」四德之首或統帥。「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君子實踐了仁德,就能足以成為君長、成為管理者;「嘉會足以合禮」,君子有亨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君子利人(利物指利人)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有堅持正道之德足以辦好事情。如果君子能實行「仁、禮、義、正」這四德,就合於天道了。坤卦的《彖辭》說:「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地之德施及於萬物而沒有邊際。《象辭》還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善必有好報。仁愛和善良也是《周易》提倡的道德行為準則。 「博愛之謂仁」,唐代韓愈如是說。儒家把「仁民愛物」,「民吾同胞,物吾與(朋友)也」的「博愛」思想施之於政,則就主張「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這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治理國家的路線是完全不相同的。儒家強調治理國家的要領是「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者,敬也。」把仁愛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人本特徵和人文精神的突出表現。對民眾的統治方法是柔性的,先要教育而後罰之,提倡寬猛相濟,反對以暴虐的手段對待民眾的暴政或苛政,這是古代是最為文明的治理國家的手段。 四、道德教育是儒家德治的核心 儒家十分重視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來擔當愛人濟世的使命,所以把德行一科,放在政治、語言、文學等科之首,但是在智育方面也沒有輕視放鬆的傾向。」儒家強調,建設國家,治理人民,要以「教學為先」,而教育應該把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人的素質最核心的是人的道德素質,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是培養人的道德素質的關鍵。對人的教育首先應該教育人怎樣做人,只有學會了怎樣做人,才能有益於社會,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因此他的教育內容的核心也是「仁」,要把人培養成為有仁德的人,成為志士仁人。所以,孔子強調對人要用道德加以教化,要導之以德,使其學會怎樣做人,進而成為「仁人」。學會怎樣做人,是培養人,改造人和自我修養的根本問題。儒家強調首先要「己立」、「己達」、「成己」,要「明德」,要「止於至善」。這是「修身」「明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結一個人自我價值肯定。只有「己立」才能「立人」,只有「己達」才能達人,只有「成己」才能「成物」。所以,孔子在教育實踐中,把「德行、語言、政事、文學」這四科中的「德行」一科,放在教育的首位,當然也不忽視文化知識的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孔子用歷代文獻,社會生活實踐,對待別人的忠心,與人交際的信實等四個方面的內容教育學生。「文」是文化知識,「行、忠、信」都屬於道德教育的範圍。孔子的德教強調「據於德,依於仁」,要培養人的高尚道德和仁愛之心,使人具有孝悌、忠恕、誠信、剛毅、勇敢、自強、進取、勤勞、節儉、謙遜等品德。 孔子還用「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來教育學生,《論語》中說的「游於藝」者指此。所謂「六藝」,指禮儀、音樂、射箭、馭車、書法、算術等方面的內容,它既包括了為人處世的教育,又包括了文化知識和實用技能的教育。孔子的三千弟子中,通曉六藝者,七十二人。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專用儒家的六部經典來教育學生,《六經》即:《禮》、《樂》、《書》、《詩》、《易》、《春秋》,這六部經典又稱為「六藝」。 《史記·滑稽列傳》載:「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即孔子認為,這六部經典的教育功能是:《禮》用來調節人的言語和行為,所謂「立於禮」是也;《樂》用來抒發人的感情,使之達到和諧協調,所謂「成於樂」是也;《書》即是《尚書》,用來進行歷史教育,使人們知曉歷史;《詩》用來表達人們的善良思想感情,或者說《詩》以道和是也;《易》用來教導人們懂得並掌握事物變化的神秘莫測規律,或者說《易》以道陰陽是也;《春秋》用來教導人們通曉大義,或者說《春秋》以道名分是也。 《六藝》或《六經》雖然各自的內容有所不同,但都包含著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和社會技能的教育,其用以治世、管理國家的宗旨卻是一致的。 儒家的德治的核心是通過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對社會的法律、社會倫理和家庭倫理都有自律性,自覺遵守社會的各種規範。儒家認為,要使社會成員遵守社會規範的基本道德是「孝悌」,有孝順父母和敬愛兄長這樣的德行,就能具有仁義之德了,有了仁義之德的人就能遵守社會法律的、道德的規範。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也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孝順父母,有義德的人必然能忠於國君、忠於國家。儒家這種通過道德教育來培養成員的道德自律意識,使之自覺遵守社會規範的自律方法,比起通過他律的、強制的、暴力的手段來治理和統治人民要進步得多,這是對人的價值的一種肯定,也是對人這種特殊的存在的尊重,也是人本思想引伸出來的必然結論。 五、儒家通過育人來育官,培養官德 一個社會的政治是否清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級國家行政機構的官吏或官員的道德。官員廉政勤政,遵紀守法,關心大眾的疾苦,社會就能清明與諧和;相反,官員貪污腐敗,寡廉鮮恥,社會就「無道」而不穩定,所以在儒家的德治政治理論中十分重視官德的培養。 儒家認為,為政者的關鍵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如果為政者自己身正,其所管轄下的各級管理人員以及民眾就沒有不正的。所謂「身正」就是指為政者的道德人格,它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勿從。」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影響力就能達及於下級和民眾中去,他們就能夠自覺地遵守社會規範,而不需要命令他們去做什麼,才去做什麼;相反,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強制他們做什麼,他們也不會服從。孔子還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國家就沒有什麼困難,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麼資格去教育別人、端正別人呢?所以孔子說,只要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象北極星那樣眾星拱護在它的周圍,得到民眾的擁護。孔子在《論語·為政》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朱熹注釋說:「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按照朱熹的解釋,「為政以德」就是無為而治。孔子也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論語·衛靈公》)這裡說的「無為」是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它與道家講的「無為」是有很大不同的。為政者用他們的道德人格力來實施管理,發揮其人格的示範作用和榜樣的功能,就像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樣一種勢態。就是說統治者、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質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響力,就象風一樣所向披靡,無不折服。 在儒家看來,官德最基本的是「忠」和「孝」。古代「忠」的核心是「忠君」。當時的君就是國家,所謂「聯即國家」。為此就要求各級官員要忠於國君、忠於自己的職責、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對工作要盡心盡責,為忠於國君願意肝腦塗地等。「孝」是忠的基礎,對父母盡孝,對君對國家盡忠。移孝以盡忠是歷來的統治者推行德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盡孝盡忠就是要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黎民百姓的疾苦。「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礎,「孝」的核心是對父母的愛,對父母都不愛的人不可能去愛別人,也不可能愛集體和愛國家。把對父母的愛推廣出去,就是儒家的「推恩原則」,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用仁愛的德治方法來治理社會,就能達到好的效果。 任何社會各級官吏都是國家機關的具體管理者,是管理的主體,黎民百姓是被管理者,是管理的客體。所以官員的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十分重要。以德治官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十分重要的內容。 六、「富民」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最高價值 「富民」也是儒家德治政治的重要內容之一。孔子不但主張對民要「教之」,還要「富之」。孔子強調要「利民」「惠民」,「養民」,說「所重民食」,要「因民之利而利之」,使百姓「足食」;強調減輕賦稅和徭役,反對重賦,使百姓富裕起來。 孟子強調「制民之產」,使黎民百姓有衣穿有飯吃,衣食溫飽,不受凍餒;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總而言之,要使百姓「不飢不寒」,過著豐衣足食的日子。 荀子不但主張「利民」、「裕民」、「富民」、還主張富國。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多欲的,國家的政策就是要滿足人民的這種慾望。當然人的慾望不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要加以節制,但是必須要滿足人的基本的需求和慾望。所以,他提倡利民和富民,他說:「不富無以養民情」,因此,執政者必須要在奉行「裕民」的政策。他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彼節用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治理),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還說:「輕田野之賦,平關市之徵,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在荀子看來,統治者必須要在裕民政策的指導下,發展生產,提倡節用;減輕賦稅和徭役,這樣民眾才能富裕起來 作為儒家核心價值之一的富民思想,也是儒家一以貫之的思想,他們的後繼者也不斷堅持和發展了這一思想。如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家唐甄的富民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唐甄指出,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只有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富裕,國家的政權才能鞏固。為此,唐甄認為,治國為政的根本任務,就是使人民富裕起來。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唐甄在探討了歷來造民眾貧困原因之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富民的具體政策。首先,要使民富裕,國家必須以「富民」為宗旨。第二,要使民富有裕,必須「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第三,要使民富裕,還必須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唐甄適應社會的發展,提出了農商並重的主張,否定了傳統的「農本商末」的經濟思想,也否定了「古者言富,唯在五穀」的片面認識。要使人民富裕起來,不只是要發展農業,還要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他說:「為政之道,必先田市」。認為「養民之善政」,最首要的是要「勤農豐谷,土地不荒蕪」,「桑肥棉茂,麻薴勃鬱」,「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使農、林、牧、漁全面發展,才能保證人民豐衣足食的需要。第四,要使民富裕,還必須改革貨幣,廢除銀幣,用銅錢取而代之。以「白銀」作為貨幣弊病很多,因為白銀是價值實體,不只是價值符號。改革貨幣利於商品流通。 富民思想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德治的人本性徵,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閃光點之一。儒家的富民思想有它永恆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七、儒家德治思想的最終目標是要想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 孔子從仁愛的觀點出發,想建立一個和諧的人與人之間互愛的社會,因而主張「克己復禮」,追求「安人、安百姓」,使「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的這樣一個理想社會。孟子把孔子的德治發展成為「仁政」,不但主張要制民之產,使百姓「不飢不寒」,使鰥寡孤獨都有所養;還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實行寬柔的政策;還主張與百姓同樂,使百姓的基本生存條件得到保證的同時,還要使他們有精神上的愉悅。他認為,只有百姓不飢不寒,「與民同樂」的社會,才是理想的社會。荀子提倡「王道」,也旨在建立一個有道德的、有法制的理想社會。 在儒家學說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關於儒家「大同」的學說。《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所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盜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儒家的這一政治理想,一直影響到近代的改良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政治觀點。 以上七個方面的內容,是我們對儒家德治思想所作出的最基本的審視,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現。儒家的德治思想雖然是古代的政治思想體系,但它確實具有許多普適性的和超時代性的內容,我們應該批判繼承,吸取其精華,在今天「以德治國」的現代政治文明的建設中,發揮它應該有的作用。文章出處:中國孔子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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