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昭軍：晚清時期儒學的格局與譜系

晚清時期，佔據傳統學術主導地位的是程朱理學與漢學。這既是乾嘉年間學術格局的延續，又有所不同。乾嘉年間，漢學如日中天，而理學式微。這一時期，程朱理學一度出現中興，漢學則趨於衰落。今文經學的興起是晚清時期重要的學術現象，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前漢、宋對峙之勢，呈現出程朱理學、漢學、今文經學並立的局面。 　　一、程朱理學居於社會文化主流 　　晚清時期，在傳統學術格局中，程朱理學繼續作為官方哲學和社會意識形態而處於主流學說的位置。相對於清代中葉的衰弱而言，從道光末年至光緒初年，程朱理學一度出現所謂的「復興」。晚清理學的復興，不僅表現在清政府制定學術政策時，不斷強化和提高程朱理學的社會地位，而且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理學宗奉者人數眾多，出現了一些較為活躍的學術群體，理學的聲勢一度有所壯大。道光朝以後，伴隨漢學的式微，理學宗奉者活躍起來。尤其是在宋代理學家周、程、張、朱等人昔日講學的湖南、河南、陝西、安徽、福建等地區，宗理學者聲氣相通，結成群體，其規模和聲勢均非乾嘉年間可比。湖南地區在清代受漢學影響較小，理學陣營龐大，多數士大夫奉理學為尊，諸如陶澍、賀長齡、賀熙齡、唐鑒、胡達源、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學。河南地區以理學知名者有劉廷詔、蘇源生、李棠階、王檢心、王滌心等。關中地區自宋代以來就有講求理學的傳統，晚清時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賀瑞麟等人尊奉理學，又通過講課授徒，培養了大批理學後進。安徽地區以桐城為中堅，擁有方東樹、姚瑩、方宗誠、方潛等一批篤守程朱之道的學者，而霍山的吳廷棟、六安的塗宗瀛、當塗的夏郬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學聞名。繼清初理學家李光地、蔡世遠之後，福建的劉存仁、林春溥、鄭星駟等人在學術上也首重程朱理學。 　　從時間上講，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鑒「再官京師，倡導正學」，可視作理學振興的重要標誌。顧雲說：「道光之末世，儒講漢學者浸微，於是唐確慎公鑒、文端公倭仁、吳侍郎棟諸人起而講宋學，曾文正公國藩亦會焉。」這一年，唐鑒奉旨內轉太常寺卿，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吳廷棟、曾國藩、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從而在京師結成一個以唐鑒為核心、講究程朱理學的學術群體。道光末年這種崇尚正學的風氣，與乾嘉時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雖江浙文士之藪，其仕朝者無一人以理學著」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唐鑒是理學復興的宗主，倭仁、吳廷棟、曾國藩等則是理學復興的主將。同治年間，倭仁、吳廷棟、李棠階以正學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學的地位。方宗誠稱：吳廷棟「與倭公艮峰、文園李公同朝。時倭公以大學士為師傅，李公以尚書掌軍機，雖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義相契，可以密相贊襄，切磋德業，海內稱為三大賢。都中凡有志正學之士，皆以三公為依歸焉」。他們身邊聚集了一群講究程朱理學的人士。在地方，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集團也糾集了大批理學人士，除湘軍首領左宗棠、胡林翼外，羅澤南、劉蓉、李元度、郭嵩燾、劉長佑、丁善慶、王郮、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賀興范、鍾近衡、劉典、塗宗贏、方宗誠、楊德亨、程鴻詔、洪汝奎、倪文蔚、何慎修、甘紹盤等，或為湘軍成員，或一度為曾國藩幕僚，均有理學背景。從一定意義上說，湘軍集團就是一個理學大本營。 　　晚清時期，宗理學者為維護程朱道統，傳繼正學，還撰寫了一批學術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學的學術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學編》、何桂珍的《續理學正宗》、唐鑒的《國朝學案小識》、王郰的《台學統》、徐定文的《皖學編》、黃嗣東的《濂學編》和《道學淵源錄》等；捍衛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辨學著作有方東樹的《漢學商兌》、羅澤南的《姚江學辨》、劉廷詔的《理學宗傳辨似》等。此外，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記》、吳廷棟的《拙修集》等也是當時富有影響的理學作品。這些理學著作雖參差不齊，但從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學的學術地位，壯大了程朱理學的社會聲勢。 　　其次，晚清時期的理學復興很大程度上與理學宗奉者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以及「同治中興」過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樹有關。 　　學術不同於政治，但學術又與政治密切相關。集「道」、「學」、「政」於一體的儒家學說，與封建政治的關係尤為密切。程朱理學在晚清時期的復興，離不開理學宗奉者在政治上的表現。以曾國藩、倭仁為代表的理學人士政治地位的升遷具有某種象徵意義。曾國藩集團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受到朝廷重用。咸豐末年，曾國藩得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權傾東南，隱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間，曾氏集團的毛鴻賓、駱秉章、彭玉麟、李續宜相繼被任命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撫，江西、浙江、福建、兩廣、陝西、雲貴等地區的督撫權力也一度為曾國藩集團所掌握，以至有「西至四川，東至海，皆用湘軍將帥，則皆倚國藩為重」之說。曾氏集團成為晚清時期最大的地方實力派。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載數遷，在短短8個月中，先後擢工部尚書、同治帝師傅、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大學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棠階、吳廷棟也於同治元年內召入京。李氏授大理寺卿，連擢禮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戶部尚書。吳氏於同治二年連遷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署戶部左侍郎等職。同治帝的其他幾位師傅如李鴻藻、徐桐、翁同和也好程朱理學。理學名儒同時榮登權要，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屬首次，在理學發展史上也不多見。 　　值得指出的是，理學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並非與學術無關，甚至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理學作為學術後盾，他們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換言之，他們的事功建樹、地位的提升與理學的復興是相輔相承的，他們的政治地位某種程度上可視作理學聲勢壯大的寫照或標誌。曾氏集團具有濃厚的理學色彩。曾國藩治軍並不全靠理學，但以理學經世、以理學治軍卻是他的特色，於是，政治成敗便直接影響到世人對於學術的看法，影響到學術的命運。正如梁啟超所說：「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後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後，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進一步講，社會危機引發了地主士紳和封建士大夫對倫常秩序的重視，推動了理學復興；而理學的復興，又強化了封建士紳和士大夫階層的封建性意識形態，增強了他們對封建王權的向心力，從而使這些「有血性」的「抱道君子」 最終成為清政府戰勝義軍的依賴性力量。從這裡說，湘軍集團的崛起也可視為宗理學人士衛道的結果。 　　　　倭仁等人政治上的升遷也不僅僅是清政府「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產物，它與理學宗奉者的主動努力密不可分。例如，吳廷棟早在咸豐初年就為倭仁的前途努力奔走。咸、同之替，吳廷棟更是與理學人士多方串通，力薦倭仁膺帝師之任。而倭仁、吳廷棟等榮登權要，以「正人立朝」，獲得了把正學推之於天下的機會，又孜孜於講求程朱理學，擴大了理學的社會影響。關於程朱理學與封建政治的這種結合，戊戌變法期間，力主守舊的曾廉曾說：「其在道光時，唐鑒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郮、李續宜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後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謂非正學之效也。」就晚清時期的「同治中興」與「理學中興」的關係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倭仁、曾國藩等理學人士的「文治」、「武功」，帶來了晚清時期所謂的「同治中興」；而宗理學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過來又提高了程朱理學的社會地位，成就了「理學中興」。 　　再者，程朱理學在晚清時期仍擁有龐大的社會基礎，在廣大中下層民眾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佔據統治地位。 　　晚清時期，儘管程朱理學不斷遭受來自各方面的衝擊，但就整體而言，作為封建社會後期的意識形態，它不僅為官方提倡和重視，而且在民間依然有眾多支持者和追奉者。科舉制度是清政府最為主要的選官制度，而科舉考試則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本，尊奉程朱理學是其宗旨。晚清時期，儘管批判和改革科舉制度的呼聲不絕於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文化傳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學的思想學說滲透到全國各地，幾乎沒有多少士人能夠避免。況且，在這一過程中，清政府的行為不是孤立的，可以說，絕大多數士子積极參与其中，熱衷其事。即使在清末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尊奉程朱理學的主張仍舊佔據上風，並被作為宗旨寫進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為一種思想信仰和道德學說，程朱理學在民間有廣泛基礎。晚清時期各地方志對此有詳實的記載。在編纂思想上，各地方志無不把表彰程朱理學及其道德倫理作為首要職責，實際上很好地說明了地方社會和基層民眾對理學的看法。而志中所錄忠、孝、節、烈人數的大幅增長，則從另一側面說明廣大普通民眾並未因社會危機的加劇就能在短時間內突破綱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對封建道德倫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種因素的複雜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機有時還強化了他們的思想信仰，不少人心甘情願為名教做出犧牲。儘管程朱理學並不等同於封建道德倫理學說，但卻是後者最為主要的理論來源。正如理學人士所說：「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中。」程朱理學與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倫理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這一層面上說，人們對封建綱常名教的維護實際上即是對程朱理學的維護。 　　不過，晚清時期的所謂「理學復興」主要體現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這段時間。同治朝以後，理學名儒相繼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啟蒙思潮的衝擊下，程朱理學迅速衰落下去。光緒、宣統年間，宗理學人士無視時代大潮，程朱理學沒有任何起色，篤守理學往往與頑固守舊聯繫在一起，為進步人士所唾棄。伴隨清王朝的滅亡，程朱理學結束了官方哲學的統治地位，對普通民眾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也日漸式微。二、漢學仍佔據學界相當勢力 　　與清代中葉相比，漢學在晚清時期有所衰落，「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漢學獨佔學界勢力的局面不復存在。這一方面是由於漢學自身的弊端所致。道光以後，社會危機四伏，亟需尋找解決方案，而漢學末流瑣碎拘執，專事考據，脫離現實，根本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另一方面，經世之學、程朱理學、今文經學的興起，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傳入，從不同方面削弱了古文經學的影響，降低了它的社會地位。但是，漢學盛極而後衰，流風餘韻在一定時間內猶然存在。在傳統學術格局中，它仍然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並在某些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又有緩慢的進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就地域而言，漢學繼續由中心向周邊輻射和傳播，涉及的範圍有所擴大。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社會文化發展很不平衡。乾隆年間，以蘇州、徽州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吳、皖兩派，惠棟、戴震及其弟子，把漢學研究推向高潮；而此時的邊遠省份，漢學名家卻較為少見。道光朝以後，漢學的中心蘇、皖地區的境況不如從前，而福建、湖南、廣東、貴州、四川等地則出現了兼采漢學的現象，甚至出現了一些專門研治漢學的學者。　　福建乃朱熹理學淵藪之地，自清初以來，朱子學一直在此佔有統治地位。清代中葉，紀昀、朱郹視學福建，漢學始為人知，至嘉道之際，閩省漸漸出現注重經史考據的學者。「老生宿儒雖未嘗不謹守朱子之法，然其議論則有加焉，見聞則有進焉，乃相與立為讀書榭。榭中名宿如梁九山宮詹、林樾亭大令、龔海峰太守十數公，皆讀書等身，著述等身。最後陳恭甫侍郎出，以沈博絕麗之才，專精許、鄭，建漢學之赤幟。」陳壽祺（1771-1834年），字恭甫，福建閩縣人。他早年潛心理學，嘉慶初年在京參加會試後從錢大昕、段玉裁、阮元等問學，轉治漢學，晚年主講福建清源、鰲峰書院十餘年，於理學之外，加課經史考據，促成閩省學風由尊崇朱子之學轉變為兼采漢學。 　　湖湘地區素有講究理學的傳統，晚清時期也出現了一些治行宗宋學、治經宗漢學的名儒。其中較為知名者有鄒漢勛、王先謙、葉德輝、羅汝懷等人。鄒漢勛治學尊漢學考據，於《易》、《詩》、《禮》、《春秋》、《論語》、《說文》等皆有著述，達20餘種。今存《讀書偶記》、《五韻論》等都是較為重要的漢學著作。羅汝懷長於樸學，喜訓詁考據，尤精許氏學，旁及金石學，著有《周易訓證大誼》等。王先謙治經宗漢學，著有《尚書孔子傳參正》36卷、《詩三家義集疏》28卷等，輯注、編校各類書籍達50餘種，光緒中期以後主講長沙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嶽麓書院，提倡樸學，造士眾多。葉德輝祖籍江蘇吳縣，生於湖南湘潭，自稱「半楚半吳人」，治學排斥今文，以考據見長，於經學、小學、版本目錄學皆有成就，刻有《觀古堂叢書》等多種。晚清時期，湖湘地區的經學達到歷史頂峰，儘管較他省遜色。嶺南地區的漢學在清代中葉並不發達，嘉慶以後，在阮元、郭嵩燾、張之洞等督撫的大力提倡下有長足進展。嘉道之際，阮元督兩廣，建學海堂，以經古之學課士，扭轉了當地不講漢學的風氣。同時，他薈萃全國人才，開局編纂《廣東通志》、《皇清經解》，很快使廣東成為全國漢學重鎮之一。從道光後期開始，由於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發生，廣東學術一度陷入低谷。咸豐末年，局勢大體穩定，廣東漢學事業出現復甦，補刻並完成《皇清經解》，重刊《廣東通志》，並在巡撫郭嵩燾主持下重開學海堂。同治年間，先是仿學海堂創建菊坡精舍，擴大了漢學陣地，又開廣東書局，大量刊刻經史著作，其中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註疏》、《通志堂經解》、《古經解匯函》，均為重要的漢學書籍。光緒中葉，張之洞督粵，開廣雅書院，創廣雅書局，講學、刻書仍以漢學為主。在此期間，廣東地區湧現出林伯桐、侯康、陳澧、桂文燦、曾釗等一批較為優秀的漢學學者。 　　四川、貴州等地，素重科舉制藝，理學獨盛，道光朝以後，這種狀況有了變化。在貴州地區，莫與儔是較早研治漢學的學者。他在京城為官時受紀昀、阮元、王引之等人的影響，開始接觸漢學，道光初年，任遵義府學教授，以倡導漢學為己任，於當地學風影響較大。其學傳門人鄭珍與五子莫友芝。鄭珍師從莫與儔、程恩澤，精研《說文》，博綜三《禮》，著有《儀禮私箋》8卷、《巢經巢經說》1卷等7種經學著作。莫友芝治學興趣廣泛，尤長於漢學與版本目錄學，著有《韻學源流》4卷、《過庭碎錄》12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3卷等。曾國藩稱此二人在莫與儔的教導下，「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四川地區在同治朝以前言漢學者極為少見，張之洞等創建尊經書院開啟講漢學之風。同治十二年（1873年），張之洞出任四川鄉試副考官，試後，簡放四川學政，建成尊經書院。尊經書院一改當地書院只講八股制藝的做法， 不設時文課、《四書》課，而以經古之學為主。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稱：「天下人才出於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先求諸漢學，其勢然，其序然也。」為引導學生入門，他還撰寫了《書目答問》、《?軒語》二書，並親自講授。受張之洞的影響，楊銳、廖平、張祥齡等一批士子很快由宋學轉向漢學。尊經書院的學生乃從全省優秀士子中選拔而出，書院的尊經之風，進而引起全省學風丕變。 　　作為清代漢學的發祥地，安徽、江蘇等地區在晚清時期雖趨衰落，但漢學人才眾多，仍舊是全國的中堅。段玉裁的弟子有龔麗正、沈濤、馬壽齡、陳奐等。陳奐還曾從江沅、王念孫父子問學，治學專攻《毛傳》。陳奐又培育了一批漢學人才，其中知名者有陳倬、馬釗、戴望、李善蘭等。戴震高弟盧文郺傳弟子臧庸、丁履恆、李兆洛等。李兆洛有弟子蔣彤、薛子衡、夏煒如等。績溪胡培餈承祖父胡匡衷之學，又師從凌廷堪，長於治《禮》。惠棟的再傳弟子朱駿聲、雷浚長於小學，於《說文》多有發明。揚州地區的漢學研究異常活躍。儀征劉文淇、劉毓崧、劉壽曾、劉師培祖孫四代，在《春秋左氏傳》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寶應劉氏亦以漢學傳家，繼乾嘉時期劉台拱、劉履恂之後，劉寶樹、劉寶楠兄弟及寶楠次子劉恭冕精研經訓，《論語》研究集前人之大成。浙江地區則湧現出黃式三、黃以周父子，錢儀吉、錢泰吉兄弟，以及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一批著名學者。其中，俞樾承戴、段、二王正宗，成果等身，著有《群經平議》35卷、《古書疑義舉例》7卷、《曲園雜纂》50卷、《俞樓雜纂》50卷、《茶香樓經說》16卷等。同時，他主講杭州詁經精舍達30餘年，從學問道者數以百計，如戴望、黃以周、朱一新、袁昶、章太炎等皆學有所成。孫詒讓越20年之功成《周禮正義》86卷，「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博採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周禮正義》彌補了清代治《周禮》無新疏的缺憾，同時又以中國儒家經典註疏中篇幅最長、詮釋精當為人稱道。梁啟超說：「這部書可算清代經學家最後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清末，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光大漢學精義，又援經論治，使古文經學有所振興。 　　蘇、皖、浙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學者一起，承接乾嘉漢學的薪火，在一些學術領域取得了新的成就，甚至不乏與乾嘉時期相媲美的著作。在《詩經》研究方面，繼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胡承珙《毛詩後箋》之後，馬瑞辰、陳奐等人又取得新的進展。馬瑞辰承家學之風，於道光十五年（1835年）完成《毛詩傳箋通釋》32卷。該書漢、宋兼收，剖析《毛傳》、《鄭箋》異同，於《毛詩》聚訟難通之處詳加裁正。陳奐著有《詩毛氏傳疏》30卷、《毛詩說》1卷、《毛詩音》4卷、《詩語助義》30卷等系列作品，其中《詩毛氏傳疏》為其代表作。該書一反唐代孔穎達《詩經正義》合《毛傳》、《鄭箋》於一書的做法，獨取《毛傳》，勾稽詳實，言出有據。這兩部書受到後人重視，被收入《十三經清人註疏》。此外，黃以周的弟子、鹽城陳玉樹所著《毛詩異文箋》10卷，雲南方玉潤於同治後期完成的《詩經原始》，也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　　《禮》經研究成果眾多，茲舉要者。胡培餈治學不分漢宋門戶，所著《儀禮正義》40卷，宗鄭注而兼采宋學，就《儀禮》的經文及其中的禮俗儀規作了較為全面的整理和考訂。鄭珍《儀禮私箋》8卷，以鄭玄為主，兼采宋學，推進了《儀禮》研究。黃以周承繼父業，著有《禮書通故》49卷、《禮說略》6卷，博採眾長，成一家之言，倡為「禮學即理學」之說。俞樾評價《禮書通故》說：「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為此書，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14］章太炎也稱：「《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揉比眾甫，本支敕備，無餉不班，蓋與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異義過之，諸先儒不決之義，盡明之矣。」 　　《春秋》研究方面，儀征劉氏蔚為治《左傳》世家。劉文淇為辨正孔穎達《春秋左氏傳正義》與杜預註疏之關係，著有《左傳舊疏考證》。其子劉毓崧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孫劉壽曾一生致力於完成文淇遺稿《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編至「襄公五年」而卒，成80卷。曾孫劉師培於清末著有《春秋古經箋》、《春秋古經舊註疏證零稿》、《讀左札記》、《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等。一家四代，歷晚清五朝而治《左傳》不輟。劉氏之外，丁晏著《左傳杜解集正》，章太炎在清末著《春秋左傳讀》、《春秋左傳讀敘錄》、《駁箴膏肓評》，亦受人重視。 　　此外，《周易》研究方面，有朱駿聲的《六十四卦經解》、丁晏的《周易述傳》及其子丁壽昌的《讀〈易〉會通》等。其中，《六十四卦經解》又名《周易匯通》，不喜宋儒說《易》，力求會通漢代《易》學與清代《易》學；方法上注重「尋象觀意」，不惟古人是從，具有批判意識。《尚書》研究方面，有陳壽祺的《尚書大傳輯校》、孫詒讓的《尚書駢枝》、簡朝亮的《尚書集注述疏》等。《論語》研究方面，有劉寶楠、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論語正義補》，黃以周的《論語後案》等。小學研究方面，王筠的《說文釋例》和《說文句讀》、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丁履恆的《說文形聲類編》、江有誥的《詩經韻讀》等音學十書、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以及章太炎的《小學答問》、《文始》、《國故論衡》等，都具有較大學術影響。 　　這一時期，繼阮元《皇清經解》之後，時任江蘇學政的王先謙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輯成大型經學叢書《皇清經解續編》。《續編》凡1430卷，共計收入111家209部經學著作。儘管其中有的著作學術質量較《皇清經解》有所下降，但仍不失一部為清代學術尤其是晚清經學作總結的巨帙。《續編》集中體現了晚清時期漢學在乾嘉學術的基礎上所取得的進展和成績，並從一定程度上張揚了漢學旗幟。 　　晚清時期，漢學之所以能夠延續，並有所發展，主要是沿襲和繼承了乾嘉漢學的學術傳統和學術成果。除此之外，與以下因素也有關係。第一，漢學擁有廣泛的學術基礎。邵懿辰在抨擊漢學時曾說：「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學也，士大夫必用《四書》義進其身，程、朱之傳注，童而習之，既長而畔焉。」從中不難看出，以程朱理學進身的士人並不完全以理學「問學」，相當多的士人轉而以漢學做為名山事業。而晚清時期科舉制度的衰落，一定意義上增強了漢學的吸引力。第二，嘉慶以後，出現了一批不課制藝、專事經古之學的書院，拓寬了漢學的傳播渠道。如浙江的詁經精舍，廣東的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四川的尊經書院等，均不好帖括之學，而以漢學為主。這些書院為晚清漢學培養了學術後勁，注入了新生力量。第三，嘉、道之後，經世之學興起，漢學家開始反思乾嘉學術的弊端，注重吸收宋學善於說理的長處，兼采宋學，從而有利於豐富漢學的思想內容，推動漢學的發展。此外，清朝末年，甲骨卜辭、敦煌遺書等地下文獻相繼出土，開闊了漢學研究門徑，有助於新學問萌發。 　　與宋學相類似，漢學在晚清時期雖仍有重要學術地位，但又不可避免地處於頹勢。咸豐元年（1851年），陳澧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論及漢學狀況時曾說：「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澧前在江南問陳石甫江南學人，答雲無有。在浙江問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語或太過，然大略可知，蓋淺嘗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漢學由於過分書齋化，遠離現實，面對百棘叢生的社會矛盾少有作為，不斷遭到有識之士的批評。尤其是在光緒中葉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在西學的強勁衝擊下，漢學淪為新學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伴隨清王朝的滅亡，它與理學一起退出了官方意識形態領域。三、今文經學趨向活躍 　　道光朝以後，漢學走向衰落，而今文經學與程朱理學作為清代重要的學術派別，均有所「復興」。但二者的情況又有所不同。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官方哲學，雖然乾嘉時期受漢學衝擊趨於式微，但其官方哲學的統治地位並沒有動搖，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程朱理學在晚清的復興只不過是相對於其在清代中葉的狀況而言。而清代今文經學則是今文經學自漢代以降歷經千年沉寂之後的再次興復。 　　論清代今文經學，當以常州為大宗，而常州今文學派在道光朝以前並不為人稱道，甚至鮮為人知。可參見阮元、魏源分別為庄存與《味經齋遺書》所作的序言。晚清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異常激烈，今文經學因緣際會，得以較快發展，出現了幾位較有影響的思想家，但其學術隊伍、社會基礎、影響地域都不可與漢學、程朱理學相比。進而言之，如果沒有康有為等借用今文經學宣傳變法維新，僅憑其學術實力，其社會影響面將又有一定程度的縮小。道光朝以後，今文經學傳播開來，社會影響有所擴大，不再限於常州等個別地區。宋翔鳳、龔自珍、魏源雖非常州（武進）人，但系直接承續清中葉庄存與、劉逢祿的學脈而來。 　　宋翔鳳為庄存與外甥，其學術源出外家，著有《論語說義》10卷、《論語鄭注》2卷、《孟子趙注補正》6卷、《孟子劉熙注》1卷、《小爾雅訓纂》6卷、《周易考異》2卷、《尚書略說》1卷、《大學古義》2卷、《四書釋地辨證》2卷、《過庭錄》16卷等，統名為《浮溪精舍叢書》。較之劉逢祿，宋翔鳳為老壽，《論語說義》、《過庭錄》等重要今文經學著作多成於道光中期以後。儘管他也重視漢學考據的治學方法，但由於世易時移，觀點較前人有所不同，更為關注世道人心的變化，具有經世色彩。宋翔鳳有弟子戴望，以公羊學注《論語》，成《論語注》20卷。　　龔自珍、魏源為劉逢祿門生。他們「以經術作政論」，把經學研究與討論時務結合起來，救裨當世，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從而使他們的經學研究與前人區分開來，把清代學術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龔、魏開啟的新學風，是晚清時期今文經學最為突出的學術特點之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龔自珍識劉逢祿後，由漢學改習今文經學。與前人不同的是，龔自珍並未曾對《公羊春秋》本身加以註疏或條例，而是直接發揮前輩所提出的微言大義，作為建言的理論基礎，應用於實際政治。如他的《乙丙之際著議》將「三世」 解釋為「治世、亂世、衰世」，並把歷史的治亂與人才問題結合在一起；《五經大義終始論》、《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則徑直將「三世」說等《公羊傳》的觀點附會擴大為《五經》的大義，以《公羊春秋》來統攝《五經》，並將「三世」說上升為一種史觀。論學方面，龔自珍缺乏系統探討經學問題的大部頭專著，但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出了有影響的學術觀點，如《大誓答問第二十四》提出以音讀來解釋今、古文的不同，《說中古文》駁斥古文經學的中古文之說。這些說法，不僅加固了今文經學的壁壘，方便了他援經論政，而且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皮錫瑞等人的學術思想。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稱：龔自珍「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之開拓，實自龔氏」。 　　魏源早年究心理學、漢學，後受劉逢祿影響，致力於今文經學研究，著有《詩古微》、《書古微》、《董子春秋髮微》等。魏源治經除繼承了前人借今文「三統」說以言變革的傳統外，還明顯表現了自己的特點。他不滿意劉逢祿等人止於為東漢何休等拾遺補缺的做法，主張擺脫傳注，直求經文，並將研究的重點，由東漢的典章制度之學，進於西漢的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為此，他專作《春秋繁露注》12卷、《董子春秋髮微》7卷，標舉董仲舒，發揮西漢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同時，他不滿足於此前今文經學者辨析今、古文家法異同的做法，轉而變為猛烈攻擊古文經之偽，造成了今、古文經學的鮮明對壘。他的《詩古微》、《書古微》就是這方面的作品，曾被收入《皇清經解續編》。前者重在「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後者意在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義，而辟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這樣，古文經學推崇的《毛詩》，東漢馬、鄭的古文學說，受到了嚴重置疑。 　　稍後於龔、魏而治今文經學者，有陳立、陳喬樅、邵懿辰等。他們的學風與常州學派有別，長於論學，短於議政，不好發揮微言大義。陳立治經遵循師法，疏於義例而偏於對資料的徵集與考據，重點從禮制、訓詁方面註解《春秋公羊傳》，繼其師凌曙《春秋繁露注》、《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公羊答問》後，成《公羊義疏》76卷、《白虎通疏證》12卷。《清儒學案》稱：《公羊義疏》「集公羊之大成」，「凡唐以前公羊大義及有清諸儒說公羊者，左右採獲」，整齊排比，超過前人。陳喬樅治經守家法，秉承父親壽祺遺訓，完成《禮記鄭讀考》6卷，《魯詩遺說考》20卷及《敘錄》1卷、《齊詩遺說考》12卷及《敘錄》1卷、《韓詩遺說考》18卷及《敘錄》1卷、《今文尚書遺說考》34卷及《敘錄》1卷、《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1卷，還著有《齊詩翼氏學疏證》2卷、《詩緯集證》4卷、《詩經四家異文考》5卷、《毛詩鄭箋改字說》4卷、《禮堂經說》2卷。陳立、陳喬樅等人治學重在輯佚今文，辨析今、古文之異同，持論較為平和，不喜附會，治經方法近於漢學考據，章太炎稱，他們的學問「與吳派專主漢學者當為一類」。 　　邵懿辰以治《禮經》聞名，著有《禮經通論》等。《禮經通論》不相信古文經學的《逸禮》39篇之說，認為《儀禮》並非殘經，今存17篇為完經，即《禮經》，大戴本編次可據，而古文學派所崇奉的《周禮》則為「後王所附益」。該書還指出，與《禮》相併提的《樂》本無經。這些觀點，對當時古文經學派盛行的經秦火後《禮經》殘闕、《樂經》亡佚之說形成了有力衝擊。廖平稱：「邵氏《禮經通論》以經本為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後，為二千年未有之奇書。」有論者稱：「邵氏此說，犁然有當於人心，以十七篇為孔子所定，足正後世疑《儀禮》為闕略不全之誤；以《儀禮》為《經禮》，足正後世以《周禮》為《經禮》、《禮儀》為《曲禮》之誤。訂正《禮運》兩處『射御』當為『射鄉』，尤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覆。學者治禮，當知此義。」 　　至此，清代今文經學的風格、局面基本奠定：由東漢古文經學的名物訓詁、典章制度，進而求西漢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由重點比較今、古文家法的異同，發展到對古文群經的全面辨偽。皮錫瑞總結說：「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義並及諸經。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尚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凌曙、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樅父子，各以心得，著為專書。二千餘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傳，不至中絕。」　　同、光年間，相對漢學的衰頹而言，今文經學則取得較大進展，於光緒朝中後期達到高峰。當時，今文經學對年輕士人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不少人鑒於國事日下，不滿漢學、宋學現狀，轉向今文經學尋找出路。葉德輝稱：「曩者光緒中葉，海內風尚公羊之學，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指龔自珍——引者注）書一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之洞在詩注中稱：「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在闡述潘祖蔭對近代學風的影響時也說：「同、光間，承龔、魏餘風，今文經學盛行，許、鄭之誼遂微。公益從而左右之。元和江標出其門，視學湘中，創設時務學堂，益務張『新周改制』之說，固清季學術變遷之一大關鍵也。」受潘祖蔭這樣喜好公羊學的官員的影響，科場中出現公羊學試題，一些書院也轉而講習今文經學。今文經學在這一時期的狀況從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也可看出。回顧道光年間，阮元編《皇清經解》，所錄今文經學著作不過庄、孔、劉、宋四人者而已，且擇取標準側重於漢學考據。而《續編》收錄今文經學著作則明顯增多，這固然與王先謙個人學術好尚有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今文經學勢力的消長變化。其中，王郿運、廖平、皮錫瑞、康有為是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人物。王郿運主要經學著作有《周易說》11篇、《今古文尚書箋》29篇，《尚書大傳補註》7卷、《詩補箋》20卷、《周官箋》6卷、《禮經箋》46篇、《春秋公羊何氏箋》11篇、《春秋例表》38篇、《穀梁申義》1卷、《論語集解訓》20篇。他治經尊今文，長於《公羊春秋》、《禮記》、《尚書》，好談經世。他對個人的學術成就頗為自負，認為「《春秋公羊傳箋》，《詩》、《禮》、《尚書箋》，皆唐突古人，自成一家。」實際上，他的經學側重於註疏，於經義的發揮並無特色。他在經學史上的地位與講學有一定關係。光緒初年，王郿運主講四川尊經書院，「終日為諸生講說，多發明《公羊春秋》之義例」，此為川省講今文經學之始。光緒十三年（1887年），王郿運又應郭嵩燾等人之請，先後在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講授今文經學，促進了今文經學在湖湘地區的傳播。王郿運弟子眾多，受其今文經學思想影響者有廖平、楊度等。 　　廖平著述豐富，輯有《六譯館叢書》。他一生治經前後六變，晚清時期完成四變，即「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小統大統」、「天學人學」。其中，前兩變影響較大。廖平第一變為由「混合古今」變為「平分今古」，代表作是《今古學考》。《今古學考》提出：《王制》惟今文而無古文，祖孔子，《周禮》主古文而無今文，宗周公；今為改制，古為從周；古為孔子壯年之學，今則晚年素王之制；今以《春秋》為正宗，古以《周禮》為正宗；今經皆孔子所創作，古經成於燕趙之人。他提出的以禮制來劃定今、古界限，學術價值為後來治經者所認可。第二變以《辟劉篇》、《知聖篇》為代表，「尊今抑古」，以今學為孔子嫡派，疑《周官》為劉歆偽書，提出古文經起於劉歆作偽的論點。此說上承龔、魏，下啟康有為，在晚清思想界影響廣泛。此後「四變」，不分古今中外，無視時代大勢，愈變愈附會。 　　皮錫瑞因景仰西漢今文經學大師伏勝，顏其居曰「師伏堂」，人稱「師伏先生」。光緒中葉，公羊學行於科場，為迎合考試，皮錫瑞開始留意今文經學，後屢試不第，遂潛心著述講學，曾主湖南桂陽龍潭書院、江西南昌經訓書院講席。江右崇尚宋學，喜言性理，皮錫瑞在南昌宣講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前後達7年之久，於當地學風有所改變。戊戌年間，他參加南學會，宣傳變法，遭受黨禁。著有《尚書大傳疏證》7卷、《今文尚書考證》30卷、《古文尚書疏證辨正》1卷、《王制箋》1卷、《春秋講義》2卷、《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10餘種，刊有《師伏堂叢書》。其中影響較大者，當推《王制箋》、《經學歷史》、《經學通論》3種。《王制箋》發揮今文經說微言大義，以《王制》為素王改制之書。《王制》與《公羊》的結合，豐富了公羊學說的內容，彌補了公羊學說在禮制方面的不足。《經學歷史》以經學家的立場，就中國經學的歷史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總結，深受後來治經者重視。《經學通論》於五經大義條分縷析，尤其是就上千年來圍繞五經所產生的爭議問題展開論述，集中體現了他的治經宗旨：「一當知經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為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旨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藝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為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著名學者周予同稱，皮錫瑞治經雖宗今文，「但持論平允，沒有康有為那樣的武斷，也沒有廖平那樣的怪誕」。楊向奎也認為，康有為、廖平、皮錫瑞三人治經互有影響，又各有特點，其中「康氏說恣肆，廖說善變，皮氏說較謹嚴」。 　　在今文經學派內，如果說皮錫瑞是從學術上做了很好的總結，那麼，康有為則把「微言大義」發揮到了極端，甚至越出了經學的限制。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參加順天鄉試，並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維新，遭到拒絕。兩年後，他晤見廖平，正式接受今文經學觀點，著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藉以宣傳變法維新。《新學偽經考》初刊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主要是論證東漢以來的經學多出自劉歆偽造：「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此書之要點，其弟子梁啟超總結為六：「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偽作。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三、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偽之跡，故校中秘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羼亂。五、劉歆所以作偽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從經學史角度看，該書可謂集清代今文經學派辨偽之大成，不僅繼承發揮了自劉逢祿以來駁難古文經學的觀點，而且登峰造極，將東漢以來古文經學的絕大部分典籍予以否定，為此，甚至不惜抹殺或曲解證據。《孔子改制考》刊行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不拘於公羊學說的書法義例之小節，專求微言大義，發揮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以孔子為神明聖王、改制教主，《六經》為孔子製作，《春秋》為孔子改制之書，「三統」「三世」說寓孔子創教改制大義，並把「三世」說與維新變法、進化理論、民主學說等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學說糅合在一起。當然，這兩部書的價值主要不在學術方面，它超出了經學的範圍，在思想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空前的震蕩。《新學偽經考》直斥漢、宋以來人們奉為正統的經書為「偽經」，沉重打擊了占學界統治地位的漢學與宋學，有利於破除人們對於經學的迷信，推動思想解放。《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改造為托古改制的聖王，目的是藉助於孔子的權威，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梁啟超把這兩部書分別比作思想界的「大颶風」、「火山大噴火」，足見其在當時的影響力。除這兩部書外，康有為還著有《春秋董氏學》、《禮運注》、《中庸注》、《論語注》、《孟子微》、《大同書》等系列著作，力圖把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與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學說結合起來，建構一套新的理論體系，但並未像上述兩部著作那樣引人重視。 　　光緒年間，主張或傾向於維新的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陳千秋、徐仁鑄、樊錐等都曾一度贊同過今文經學的觀點。他們也主要是發揮微言大義，借今文經學為變法作宣傳，附會的成分較多，於學理上無大進展。　　自清初以來一直低靡的陸王心學在晚清時期也稍稍有所起色。道光朝以後，一些王學著作得以重新刊行，並出現了像宗稷辰、吳嘉賓、李棠階、胡泉、劉光養這樣幾位較知名的陸王心學提倡者。不過，他們講王學的同時，十分強調與程朱理學的調和，而他們所講的王學與本來意義上的王學存有較大出入，某種程度上已淪為程朱理學的附庸。因此，晚清時期的心學不僅與宋明時期相去霄壤，而且在晚清時期的學壇上也並不引人注意。 　　最後要說明的是，上述僅是晚清時期學術格局的大體狀況。實際上，當時的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地條塊分割，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織，錯綜複雜。其間，不僅有中學與西學的此消與彼長、衝突與會通，而且儒學內部各派別之間也時有爭鬥與融合，並在總體傾向上趨於兼采會通。——來源:原載《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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