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新女性 易中天

的確，20世紀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時代，而其中變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過於女性。20世紀前的六七百年間，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國婦女生活最黑暗的幾個世紀，其中又以明清兩代婦女受壓迫最重。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婦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經「登峰造極」，「蔑已加矣」。（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換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革命是在中國婦女毫無思想準備的時候突然發生的。到19世紀中葉以前，封建禮教對中國婦女的限制、歧視、壓迫、禁錮，早已從一般性「賢妻良母」「三從四德」「授受不親」的要求，發展到「守貞守節」「無才是德」「足不出戶」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嚴重的壓抑和扭曲，婦女的身體早已喪失自由。然而，歷史上所謂近代、現代、當代這一個半世紀，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情，卻又太具有突變性和戲劇性：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八國聯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井岡烽火、萬里長征、八年抗戰、解放戰爭、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一系列的活劇紛紛上演，其內容、形式、情節、主題、宗旨、導向又不盡相同甚至相悖，讓人目不暇接，就連反應稍慢的男人都難免落伍掉隊，更遑論久受禁錮的女性了。然而，革命給中國婦女帶來的好處，也是她們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纏足」解放了她們的身，「興女學」解放了她們的心，「廢除包辦婚姻」還其戀愛自由，「實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們的經濟地位，「婦女參政議政」提高了她們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則更從法律上保證了她們成為和男子一樣，有著公民權利與義務的獨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這是幾千年來連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卻幾乎在一夜之間實現了。那些千百年來強加於婦女之身、想掙又掙不脫的鐵鎖鏈，也幾乎在一夜之間就由革命給粉碎了。中國婦女不能不感謝革命、擁護革命、熱愛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們和廣大工人、貧下中農一樣，也同時是中國革命最熱忱的擁護者和最堅定的支持者。中國革命隊伍中有那麼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於此。也許正是這個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為20世紀中國女性，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學習的楷模。這樣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幾乎是每個新中國女性都耳熟能詳的：秋瑾、宋慶齡、何香凝、向警予、劉和珍、楊開慧、趙一曼、江姐、劉胡蘭、向秀麗……她們不僅是中國女性的驕傲，也是中國女性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正是在榜樣的帶動和鼓舞下，新中國女性表現和建立了與傳統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們包括：一、愛國主義精神。愛國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但在傳統社會，女性似乎又沒有多少資格愛國。除花木蘭、穆桂英、梁紅玉等屈指可數的少數女英雄能夠以身報國外，其他女子大多報國無門。只有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中國婦女的愛國熱情才有機會得到表現。新中國成立後，女性有了參政議政的權利，也不再被束縛在家庭的小圈子裡，便變得關心起國家大事來。天下興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責」，而是「男女都有責」了。當然，對國家大事的關心，主要還體現在城市婦女（尤其是北京）、職業婦女（尤其是幹部和知識婦女）和學生身上，但畢竟已開始成為一種新的時代風尚。二、英雄主義精神。這主要表現在對傳統男性職業的挑戰和對女性生理極限的超越。因為「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照樣能幹才行。於是，女拖拉機手、女司機、女飛行員、女子高空帶電作業等英雄形象便層出不窮。這實際上是女性英雄主義的一種表現。它甚至超過了「男女都一樣」的要求，而向「女子勝過男子」的目標進軍，並戰果輝煌。比如在體育方面，繼中國女排的崛起之後，女子足球、女子摔跤、女子舉重、女子柔道、女子競走、女子中長跑等項目都令她們的男性同行汗顏。女子在體格體力上原本不如男子，那麼，體育界的「陰盛陽衰」，還不足以證明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精神嗎？三、積極向上精神。這主要表現在學習上。有資料證明，新中國女性的學習熱情要普遍高於男性。其原因有三：一是學習機會來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二是意識到舊社會婦女地位低下與不識字有關；三是前述女革命家多為知識婦女。這種精神從建國初期一直貫穿到現在。近幾年頻頻出現的女生高考平均分數高於男生，或「女狀元」多於「男狀元」的現象，便是證明。看來，女性不但在體力方面大出風頭，而且在智力方面也要壓倒鬚眉了。這些現象確實很能令人鼓舞。因為它們證明中國婦女確實成了國家的主人，證明中國女性的內在潛力確實得到了開發，優良品質確實得到了體現，自身素質確實得到了提高，同時也證明「婦女的解放」確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事情。然而憂慮也不是沒有的。最令人憂慮的，就是與此而同時產生的女性的「無性化」和「男性化」傾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婦女是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條件下迎來自己的解放的。她們並不知道解放以後的自己，該是個什麼模樣（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人知道），於是，她們就只能為自己的形象塑造設定兩個榜樣和一個標準。這兩個榜樣分別是女英雄和男同志，而這一個標準則是革命化。新中國女性以革命化為標準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沒有革命就沒有婦女的解放。然而革命本身是沒有性別的。它關心的主要不是兩性之間的關係和男女各自性別角色之類的問題，而是社會政治問題。在這些問題上，革命對男人和女人都一視同仁。它要講的，只是社會性、人民性、階級性和黨性。也就是說，它只區分階級、敵我、黨派等等，不區分男女。所以，在革命鬥爭中，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往往會被抹平而變得無性化起來。其次，革命畢竟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它更多地需要男性的陽剛之氣，而不是女性的陰柔之美。事實上，在革命隊伍中，也總是男同志的人數大幅度地多於女同志。而且為了革命的勝利，又總是要求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齊，而女同志也樂意這樣，因為這才能體現「男女都一樣」的婦女解放精神。如前所說，這確能給女性帶來不少好處，比如增強自信心，提高戰鬥力，變得有進取精神和會做社會工作等，但女性的某些性別特徵的無意流失甚至男性化，也是一個事實。因此，當一場被標榜為「革命」的動亂席捲全國時，一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女性形象也就登上了歷史的舞台，這就是「文革」中的女紅衛兵。女紅衛兵是以這樣一種形象登台亮相的：剪短髮，著軍裝，兩眼圓瞪，雙腳叉開，一手卡腰，一手揮舞著武裝帶，一開口就是「他媽的」。這副模樣很能代表她們的性格特徵：尚武、好鬥、粗野、蠻橫，沒有一條是一個女孩子該有的。這類形象以北京的女紅衛兵最為典型和標準，而其始作俑者則是所謂「聯動」。「聯動」的女紅衛兵們原本是生活在大院里的「假小子」和「瘋丫頭」。她們的童年不乏集體主義、革命英雄主義、鬥爭精神和造反精神的熏陶，卻少有所謂「女性養成」的教育。因此，一旦尚武成為當時社會所要提倡的精神，便不難得風氣之先，在當時那種普遍的男性傾向中脫穎而出，以一種走在時代潮流前列的姿態，作為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形象而領袖群倫。在60年代末，這種形象一時間風靡全國，在各地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出現了一大批造老師和老子的反、自以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風頭之健，真可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連南方的嗲妹妹們，也一個個自慚形穢，爭相摹仿，儘管學得不像。從歷史的角度看，女紅衛兵形象不過曇花一現。其所領風騷，大約也就兩三年光景，正所謂「彈指一揮間」，但其意義卻不因時間的短暫而微小。從某種意義上講，女紅衛兵是對傳統女性形象的徹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個個兒，確實能讓人痛快一陣子的。可惜，這種痛快的背景，卻是一個民族歷史性的時代悲劇，其形象本身也明顯地帶有做戲和表演的性質（而且是中國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於讓後人看來未免滑稽。當然，公平地說，這些表演者在自己的內心深處，是真心熱愛革命嚮往革命的。她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紅衛兵在武鬥中「壯烈犧牲」或「從容就義」，就是證明。這是一種真實的悲劇、嚴肅的荒謬和瘋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課題，至今還值得深思。但不管怎麼說，女紅衛兵的形象實在並不可愛。起先是冷靜下來的男同學們不覺得有什麼可愛，後來是她們自己也覺得索然無味，最後是全國人民宣布與之告別。其過程大體如此：開始是隨著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這種表演性極強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廣大貧下中農不需要也不欣賞這種形象）。後來，則是「四人幫」控制下的上海，「小資產階級情調」開始抬頭，「奇裝異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俏（這曾使「四人幫」大為惱怒，並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鄧小平的一條「罪狀」）。最後，隨著「四人幫」的一朝覆滅，也幾乎在一夜之間，女紅衛兵形象便永久地銷聲匿跡了。接踵而來的是一個多樣化的年代。20世紀最後二十幾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開放和活躍的時期。在這個百花齊放的年代，各類女性形象的紛紛粉墨登場，可以說是不足為奇。最先讓人耳目一新並引起愉悅的，是那些全無紅衛兵尚武好鬥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惱人的笑》《甜蜜的事業》《小街》《大橋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張瑜、龔雪、殷亭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開始展示女性獨有的美而大受觀眾的歡迎，其中又尤以龔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動人而招人疼愛，而這幾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劉曉慶雖然「辣」了一點，卻也還有川妹子的可人之處。她和陳冲聯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為不少人所津津樂道。「妹妹找哥淚花流」的歌曲，當然也風行一時。後來則是「北地胭脂」鞏俐等的走紅，而銀幕上的形象也越來越「不像話」：不是歌女、舞女、吧女，便是女匪、女諜、女賊，連妓女也不甘寂寞，捲土重來，頻頻亮相。甚至連「性感明星」這樣的頭銜，也居然被啟用，而且頗為看好。與之相對應，90年代女孩子們的言談舉止和社會交往也越來越「膽大妄為」。出入舞場已不足為奇，衣著入時更不在話下；笑不露齒固然早成歷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飯。尤其令人不解的是，90年代的女孩子們，對於性、愛情、婚姻等問題似乎都不大當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們羞於啟齒的那些詞，比如「戀愛」「結婚」等，她們都能滿不在乎地脫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中像說吃飯喝水洗衣服一樣說到諸如「做愛」這樣的詞，令老一輩人瞠目結舌大搖其頭。問題並不在於她們說了什麼，而在於她們在說這些時的那種無所謂和不動聲色，那種坦然、淡然、超然和隨意。看來，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於前，而近一二十年的變化也絕不小於世紀之初。隨便舉個例，據說，有一種觀點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們之間頗為流行：最好找兩個男人，一個當丈夫，給自己做飯；一個當情人，和自己做愛。這可真是「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了，只不過其內容與形式都和女紅衛兵大相徑庭罷了。然而傳統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個人們似乎不大有思想準備的夜晚，凱麗扮演的劉慧芳忽然大爆冷門，又幾乎在一夜之間佔領了全國的電視頻道。人們這才驚訝地發現，弄了半天，似乎還是咱們中國那些賢惠、溫柔、善良、忍讓的傳統女性好。幾乎與此同時或稍後不久，一股「女紅熱」也在大學校園裡悄然興起，並成為當前討論的一個熱點。歷史轉了一個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這才真讓人哭笑不得吶！看來，要對這一系列的風雲變幻作結論，顯然還為時太早。的確，要描述和評說這將近一百年間中國婦女的變化，無疑是太複雜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說，當然也難免粗疏和偏漏，甚或有荒謬錯誤之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畢竟是一個婦女解放的世紀，也畢竟是一個充滿著艱難困苦、反覆曲折，因而風波迭起、險象環生的世紀。在這樣一個世紀探索前行，什麼問題都可能遇到，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因此一切現象都屬正常，一切變化都有道理，既毋庸大驚小怪，也不必「覺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對此持一種客觀、冷靜、理智、科學的態度，則對於我們今後的事業，必有所裨益。更何況，我們還應該看到，較之舊中國，新中國的男人和女人，應該說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們無論在體格上，還是在心理上，較之「東亞病夫」和「王朝順民」，都有了質的變化和飛躍，尤其是有了對自身進行認識和反思的能力，這才提出了「女人越來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來越不像男人」的問題。要言之，這些問題的提出，並非意味著我們的狀況有多麼糟糕，而只意味著我們對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來越高，這才表現出對現狀的不滿。無疑，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同樣的，要展望中國女性的未來，也是一個太複雜的問題，我們將留到本書的最後再去講它。這裡要說的是，「女人越來越不像女人」，絕不單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來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單方面的事一樣。作為矛盾對立統一的雙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賴於自己，也有賴於對方。沒有健全的男性，就沒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沒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會有健全的男性。當然，沒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沒有健全的人性，而沒有健全的人性，就不會有健全的社會。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這無疑又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課題。問題看來已經比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對方那裡才能展現自己的特徵，也只有在對方那裡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麼，我們就有必要先來考查一下中國社會的男女關係，考查一下它的歷史及其得失。顯然，這就必須談到中國社會中曾經有過的種種男女關係。當然，也就不能不談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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