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途末路，新詩何去？(1)

　　一　　現在讀新詩的人有多少？一個公認的事實是，現在的新詩（不是歷史上的所有新詩）基本無人問津，已經成為最不受歡迎的文學體裁，除了新詩的作者和研究者（新詩是他們的飯碗）之外，沒有什麼人去碰這個不討人喜歡的東西。　　在我主持的中文系一年級大學生的一次課堂討論中意外發現，有一個學生宿舍共六個人，都是詩歌愛好者，熄燈後談詩是他們經常性的節目，但令人驚訝的是，六人中竟無人對現在的新詩表示好感，而是強烈地表示了他們的厭惡，這使我受到很大震動。　　新詩創作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了，我原本以為現在的新詩儘管受到大眾冷落，但是善於接受新事物的大學生可能會喜歡，沒想到在青年大學生中也沒有相應的接受群體，於是我開始考慮，這裡邊的確出了什麼問題，而且是比較嚴重的問題。連屬於未來文化發展中堅力量的大學生群體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學生都不喜歡，就憑少數新詩工作者在那裡搗騰，新詩將來還能夠生存和發展嗎？也許某些新詩工作者還是喜歡報喜不報憂，更願意採取一種鴕鳥的態度，但是無論如何，該是到了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當然，我們可以為新詩辯護：商業化的時代，讀者素質不高，庸俗的大眾文化佔據了廣闊的文化市場，影視藝術的強勁衝擊，等等。　　這些理由都是強有力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辯證法的一個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據，在最理想的外在條件下，石頭也孵化不出〖ΑＰ率彩欽庋頤遣環糧嗟卮有率隕砝醇右鑰悸牽皇羌虻サ毓榫逃諭庠詰畝鰨庋贍芏孕率姆⒄垢欣?br> 　　從歷史上來看，我們曾經是一個詩歌的大國。聞一多先生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中曾經講過，從《詩經》開始，以後的兩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類型"（１）。那個時候，讀書人寫詩，官員寫詩，甚至上至皇帝萬歲爺，下至草民百姓都寫詩，可謂全民皆詩。那是我國詩歌的鼎盛和黃金時代，《詩經》、《古詩十九首》直到唐詩宋詞元曲，都是我國文學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近代以來，出於"開民智"、"強中國"以擺脫民族危機的現實需要，小說戲劇取代詩歌，佔據了文學殿堂的中心位置。出於同樣的理由，通俗平易的新詩代替了晦澀難懂的古典詩歌（詞也是詩）。後來文學的中心位置又被電影、電視以及VCD光碟所取代。五四以來，我們的正統和主流文學刊物上通常只發表新詩（現在的《詩刊》、《星星詩刊》等許多詩歌刊物都是如此），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也只寫新詩（領袖人物的古典詩詞偶爾也能佔據一隅），古典詩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直到今天為止，國內的許多地方都有古典詩歌愛好者的自發組織和內部刊物，延安時期由朱德等人組織的著名的"懷安"詩社就是一例。這說明了古典詩歌至今尚有其藝術魅力，而新詩不過一百年已淪落至此，個中緣由令人深思。　　毛澤東是共和國開國領導人中詩歌的摯愛者之一，其詩歌創作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他的創作只限於舊體詩即按照古典詩詞格律寫成的詩歌。1957年毛澤東在接見詩人臧克家、袁水拍時說，魯迅的新體詩不流行，而舊體詩流行很廣，因為舊體詩容易背誦記憶。他在一次會上毫不掩飾地表明：現在的新詩不能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２）。這作為對新詩的整體評價可以說是不盡適當的，但這的確反映了五四以後相當一部分文化人及詩歌愛好者（更不必說一般民眾）對新詩的普遍看法，並且毛澤東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詩歌創作者，明顯觸及到了新詩在藝術形式上的致命弱點。比較曾經高度成熟的中國古典詩歌，同時考慮到這些古典詩歌所鑄就的我國詩歌愛好者的傳統審美心理，不能不承認，新詩確有許多不及之處。　　二　　從我國古典詩歌來看，儘管主題的種類繁多，但是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路子：一種和我國古代農業社會相適應，可以稱為農業詩或生態詩，"池塘生春草"，"白楊多悲風"，"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野曠沙岸凈，天高秋月明"，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這種自然山水清幽淡遠的的風神韻致，是未經工業污染和都市化進程之前的農業社會所特有的美。我國古代文論關於文藝起源的"物感說"認為，文藝起源於外界景物對詩人心靈的感動激發，詩歌創作出於情與景的偶然觸發，自然結合。陸機《文賦》講："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劉勰《文心雕龍》講："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王世貞《藝苑卮言》講："神與境合，忽然而來，渾然而就"。這種睹物興情，心物交感，追求意境與韻味之美的詩歌理論模式，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　　另外一種可以稱為政治抒情詩。對照西方詩歌《伊利亞特》、《奧德賽》、《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不難發現，中國古代詩歌基本上都是抒情短制（少數敘事詩如《孔雀東南飛》和《長恨歌》在數量和規模上也無法和西方詩歌相比），而政治抒情是我們早已有之的重要傳統。儒家詩教歷來倡導的風雅美刺，要求詩歌要儘可能為現實政治服務。"詩言志"這個古老的詩學命題，早已包含了中國古代政治抒情的傳統。北京大學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中指出，這個"志"在當時不是泛指一般的思想感情，而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抱負，這對後來的中國詩歌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毛詩序》的"美刺"說，其實也就是我們長期爭論不休的"歌頌與暴露"、"歌德與缺德"，所以這也是我們的古老傳統。只不過當時除歌頌外，還可以"刺"即批評，還不限於"寫光明"、"寫主流"，當時文藝政策尚嫌粗疏，為"對現實不滿者"留有漏洞，對於歌頌誰和暴露誰也還想不到作出明確的理論規定。白居易《與元九書》中要求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要求詩歌能夠"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稍聞於上"，等等，都是如此，即要求詩歌能夠發揮當下積極有效的政治效能，這既有狹隘的現實政治功利要求的束縛，又有要求詩人高揚主體意識，發揮詩歌改造變革非人道現實的積極因素。從《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到白居易的"賣碳翁，伐薪燒碳南山中"和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莫不如此，傳統的"宮怨詩"也可劃入此類。這個傳統現在幾乎被全盤否定，其實這樣做是不妥當的，這其實是我國古代經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文學領域的投影。　　新詩沒法走前一種路子。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一樣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而生態環境和古典建築的保護遠不及西方。即使就全球範圍而眼，環境污染已成人類公害，在這方面中國遠較西方為甚。灰濛濛的城市裡千篇一律，到處是高樓大廈所組成的水泥森林，高層、高密度的建築物成為中國都市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徵。由於大規模地實施破壞性建設，真正的古迹被成片拆除，消失殆盡，拙劣的仿古建築卻不斷地拔地而起。花園成了高樓下狹窄的綠化帶，森林成了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園藝只存在於字典里。極端的例子是，在重慶市最繁華的商業區解放碑，偌大的廣場甚至沒有一棵樹，市區部分地區綠化率為零，以重慶夏天常達攝氏四十度的高溫，簡直無法想像這一切。在我們絕大多數詩人居住的所謂現代化的都市裡，沒有春天的草木豐盛，也沒有秋天的黃葉飄零，沒有花開花落（除非自己陽台上零星地養上幾盆），看不到月圓月缺（早已被都市的霓虹燈所遮沒），一年四季景色幾乎毫無變化。鍾嶸《詩品序》中講："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我們的詩人對此還有感覺嗎？要想再寫"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之類的生態詩，可以說是連一丁點感覺都找不到了。　　新詩曾經走過後一種路子，在"列強環顧，瓜分豆剖"的日子裡，新詩曾奮力擂出了戰鬥的鼓點，充作了保種衛國的刀槍，田間是著名的實例。田間因其響亮而沉重、簡短而堅實的鼓點詩歌創作而被聞一多譽為"時代的鼓手"。流風所及，加之主流意識形態的大力倡導，政治抒情詩曾在本世紀中國盛極一時，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政治抒情詩是在當代詩人手中才最後完成的。郭小川的《將軍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曾經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我們對著高山喊：周總理，你在哪裡？山谷迴音：他剛離去，他剛離去"，賀敬之、柯岩的這些詩句，至今回蕩在我們的耳畔。朦朧詩其實並不朦朧，而是我國政治抒情詩的最後一輪強勁衝擊波。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曾經感動過一代青年。　　但是近二十年來，由於我們飽受多年來偽崇高的戕害所造成的嚴重消極後果，這些飽滿的政治熱情已經一點一點地消失殆盡，賀敬之、郭小川、柯岩等人今天已經被人嗤之以鼻，詩壇為此正鬧得沸沸揚揚。不管是我們如何呼喚理想與崇高，無論是詩人還是讀者都不需要它們了。對道德主義的任何批評哪怕是充滿知識性謬誤的簡單化批評也能不斷地喚起陣陣喝彩，而道德、政治等辭彙則和僵化、保守、面目可憎具有了某種內在關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整個社會固有的特別是傳統的價值信仰系統開始崩潰，我們逐漸進入了一個沒有激情、沒有理想、沒有聖潔與崇高，只有對於物質利益的孜孜不倦的追逐的時代。恩格斯曾經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寫道："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貪吃、酗酒、娛目、肉慾、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機，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３）。而我們歷來批判的"唯心主義"在西文（idealism）中則有"理想主義"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現在許多人確乎是進入了一個真正"唯物主義"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誰還需要、誰還會去寫那些政治抒情詩呢？有時候聽到《漁光曲》："船兒小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爺爺留下的破魚網，縫縫補補又過一冬"，真是不勝感概。面對我們當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腐敗與消極現象，象我們的先輩這樣創作出有著強烈現實責任感和變革不人道現實慾望的動人詩歌，現在的新詩里還有嗎？　　古典詩歌還有一條路子，即抒寫男女之情的"寄內"、"贈內"、"春怨詩"或"閨怨詩"，儘管由於儒家傳統中"男女授受不親"，這些詩歌嚴格限於已婚夫婦之間，沒有滾燙的激情，也缺少外貌美的刻畫，和西方騎士文學中的破曉歌和音樂中的小夜曲相比，可能會在情感的表現幅度方面感到某種不足。但是這裡面畢竟含蓄而委婉地寫出了男女之間的真情實意，其中尤以悼亡詩最為動人，蘇軾的悼亡詩"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還是相當感人的。五四以後汪靜之、馮雪峰等人的"湖畔詩社"，詩作純凈率真，專一深沉，曾被朱自清譽為"專心致志做情詩的一夥"，汪靜之凄婉純真的情詩曾轟動一時。徐志摩、何其芳等人都寫過很好的情詩，"誰黑黑的眼睛／象牧童的笛音／呼喚著馴服的羊群／我可憐的心"是何等的真摯感人。　　後來愛情逐漸被籠罩和消失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以至"文革"後劉心武寫過的一篇小說《愛情的位置》，探討愛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是否應該享有自己的位置，從題目聽上去象是一篇論文，當時一個北京青年由於害羞，偷偷地趴在被窩裡用耳機收聽了這篇小說。再到後來我們可以寫愛情了，卻又寫不出愛情，因為在這樣一個高度商業化和肉慾化的時代，愛情早已成為一個古老的神話，無人相信了，我們的詩人和作家一樣不會相信。前些年，一首"通往卧室的門開著，你不來與我同居"的詩作曾引起軒然大波。現在，人們早已見慣不驚，具有麥當娜脫星風格的詩人作家在詩壇文壇頻頻走俏，越寫越露，越寫越肉，越寫越紅，靈被肉所淹沒，因為這是當前文藝中最為走紅的看點和賣點。愛情，早已成為一種多餘的奢侈，如同傳統的其他詩歌主題一樣，早已告別文學漸漸遠去。　　過去我們的詩歌如同整個文學一樣，曾經長期處於超重狀態，文學承擔了許多東西，如"春天寫抗旱，秋天寫防澇"，甚至要宣傳計劃生育等等，超重運行當然是不好的。但是現在明顯處於失重狀態，一些青年詩人、作家與批評家沒有社會責任與道德感，常常發表一些夢囈般的毫無意義、讓人感到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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