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課教師 李　普

另眼看世界——念慎之　　朱厚澤　攝

李慎之（前排左二）在《世界經濟與政治》創刊20周年紀念會上與朋友們合影李慎之走了。他4月14日報病危，24日去世。這是2003年，他剛剛八十歲。最初是何方告訴我，慎之報病危了，還不知道是不是「非典」。我把這個揪心的消息告訴了李銳、嚴秀，張宣三等幾位老朋友。大家在電話里都希望他能闖過這一關，慎之不能死！他國學基礎厚、讀過不少中國古書，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調動的資源多，這些都比我們強。所以他眼界寬闊，看問題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還很多。總之，他不能死，否則損失太大了，太可惜了，這樣的人才太少了！大家懷著十分不安的心情，後來只能盼望出現奇蹟。其間我還通報過一個錯誤的信息，是于光遠的秘書小胡聽錯了又經過李銳傳到我這裡的。最後，搶救無效，慎之終於過早地走了。他沒患「非典」，是感冒轉肺炎，這是老年人最要提防的，現在說不清他是不是在哪個環節被耽誤了。他比我們年輕好幾歲。現年六十二歲的學者楊繼繩說我國現在有一批「兩頭真」的人物。一頭是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一頭是離休以後大徹大悟，真誠地直面現實。李慎之是其中之一。這樣說是很對的。一在我們這些朋友中，可能數我跟他相識最早。1946年11月，內戰已經開始，新華日報已經不可能在上海出版，我們夫婦倆從上海到南京等美軍的飛機去解放區。慎之可能比我們先到南京，也是去等飛機的。日本投降之後，美國來調處國共兩黨內戰，三方面在北平設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我們夫婦在1946年1月離開重慶新華日報飛到北平。慎之是在我們走了以後才進新華日報的，因此直到這次在南京才相識。我們天天在一起閑談，但是相聚的日子不多，不記得談了些什麼，只覺得很談得來，一見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談，對自己的見解十分肯定，表現得自信心很強。侃侃而談可以改為夸夸其談，這是個貶義詞，不過我至今喜歡這種人。如果肚子里沒有一定的貨色，沒有見解或者要隱瞞自己的見解，他誇誇得起來嗎，特別是在我們這些人面前？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我作為接管新華社五人小組成員之一，到了新華總社，我們又相見了。他常來談天，說到新華社裡幾個他認為很有學識的人，他們後來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也談到他的住處太狹小，這方面我無能為力。有一次他說，中國社科院要他，好像是要他去當美國研究所所長。我贊成他走。他是所謂的「極右派」，我估計他在新華社很難再升得上去，這樣的人才窩在新華社太可惜。我想他對當官不會有太大的興趣，但是住房和醫療條件是年紀老起來不能不考慮的兩件大事，而這在當時是由職位決定的。我建議他要社科院來調他的時候說明白是請他去當美國所所長的，這樣我就好批准。那時我是新華社副社長之一，對幹部的調動有審批之權。這時，我在新華社任副社長，對幹部的調動有審批之權。他走了之後，我在黨組會議上提出：人們說新華社是藏龍卧虎之地，在新華社是條蟲，放出去是條龍。因此我建議，今後凡是有機會到別的單位去施展的，我們不要擋人家的路。沒人反對，算是通過了。因此我就更加放手有求必應，包括一位譯著等身的專家要求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工作，和剛進新華社又聯繫好了到美國留學的大學生。有人說怪話，說誰要想出國，去找李某人好了。我確實放出了一些龍，慎之是條特大的大龍。順便說說，那時新華社早已人滿為患，這是計劃經濟的惡果之一。國家計劃委員會每年要分配來六七十個大學畢業生，我們曾經要求停一年，讓我們先把去年新來的培訓一下。回答說那不行，你們不收，難道叫我們計委把他們養起來嗎？把人養起來就是給個鐵飯碗，它的另一面是把人管起來。要養起來才好管起來，因此各單位很自然地養成了一種習慣：只進不出，於是乎到處人浮於事。這鐵飯碗賽過孫猴子頭上的花帽子，每當孫猴子被認為不聽話，唐僧就念緊箍咒。好學深思、有獨到見解、又喜歡發表意見的李慎之，1957年被打成極右派，受苦20年，從此噤若寒蟬。經過毛老人家去世，四人幫倒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國出現了早春天氣，慎之還是心有餘悸，只敢動口、不敢動筆。直到九十年代初，他才開始寫文章。不很熟悉他的人一看，可能要認為此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二我說不出他開始寫的是什麼。我知道的是，從全球到中國、從文化到政治、從回顧歷史到瞻望將來，他議論的面很寬；不過大體上有一個中心，如他自己所說，「總是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呼號」。他當然十分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我看過他這方面的兩篇文章，都是在《改革》雜誌集會上的講話。第一篇在1997年11月，題目是《也要推動政治改革》。第二篇里他說：「事隔8個月，我已經從當時覺得『應當』變成覺得『必須』了，而且緊迫感也大大增加了。」他說促使他這樣想的是許多事實。他講到東亞經濟危機不斷深化，被世人目為東亞經濟火車頭的日本竟落到了自身難保的境地，突出的事件還有執政32年的印尼總統蘇哈托竟在學生運動的壓力下匆匆下台，持續幾十年的每年高達百分之八的輝煌增長率也保不了他的權位。他還說到，一個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時代的歷史上處於什麼地位，而我們不僅知道自己處在世紀的轉折點上，而且「也確切地知道是處在全球化的起點，處在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前進的門檻上。」我抄下這些話來，還有另一層用意，是想藉以說明他的眼界之寬闊和歷史感之深沉。他確實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這是他的特色，我讀他的文章常常感覺到這一點而自嘆不如。三他寄給我的文章里有一篇《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___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文末用鉛筆寫了兩行，請我閱後給他打個電話或者寫封信。我沒有立即答覆，因為幾天以後就見面了。我說我贊成他的意見。他文章中提出的「中國專制主義」就是大家說慣了的「封建主義」。這個問題我們談過多次，雖然每次不過三言兩語。我的文章里曾經用過「封建主義」，後來不用了，改用「專制主義"，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響，不過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說「封建主義」一詞對中國不適合，那是日本人從歐洲翻譯過來的，只適合歐洲的情況。秦始皇改封建製為郡縣制，中國兩千年來一以貫之的是專制主義。但是最近從《同舟共進》今年第4期看到理釗的文章，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我認為很有道理，不知道慎之以為如何，可惜再不能聽到他的高見了。理釗說：「李慎之先生等專家學者對自秦至民國前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命名進行了質疑，指出中國歷史中只有西周時期才能稱得上是名符其實的封建社會。」理釗肯定這個質疑有理，也認為「所謂『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確是個不倫不類的謚號」。接著筆鋒一轉，寫道：「然而，從思想精神或文化傳統上講，這貌似不倫不類的封建社會，卻又是由純粹的『封建精神』來支撐的。」他的根據是：由「分封建衛」的封建制度可以看出，它是典型的「家長制」，「天子」是老子，受封諸侯是兒子，兒子聽命於老子。一級級封下去，梯次明顯，當然是等級制。「個人崇拜」更好理解，不將自己樹成「天子下凡」、「半人半神」，其他人怎麼會甘心做奴才，不生異心謀不軌呢？所以，「家長制，終身制，等級制，特殊化，特權和個人崇拜等既是封建制度的要求，也是其應有的表現。」理釗的許多話很有說服力。他是在讀了那篇塵封了二十多年的有名的《訪談錄》——訪李維漢談他建議鄧小平講反對封建主義一文以後寫這篇文章的。他希望隨著這篇《訪談錄》的解封，使對「封建」的解析也深入下去。這是我所贊成的，雖然我不是專家，更不是學者。我想慎之提出這個問題來，用意也在於此。我現在還有所保留的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確實等級森嚴，如理釗所說「梯次明顯」。但是秦漢以來，郡縣長官都是由中央派遣，而不是「一級級封下去」的。理釗說：為了掃掉「封建」，「首要的是必須仔細地看清它是一件何樣的東西。」我真誠地希望大家繼續探討。四慎之可能是在現代中國從政治範疇重新提出自由主義的第一人。胡適是中國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我們談到胡適，也就談到魯迅，他們都是「五四」時代的名人，又是兩個相互對立的人物。2002年8月19晚李慎之來電話，稱讚湖南《書屋》雜誌第八期邵建的《事出劉文典》很好很好，很值得看。第二天黃永厚也來電話稱讚這篇文章，說他讀了好幾遍。文章很長，主要是評論魯迅與胡適，通過胡適等人反對蔣介石對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的非法行為，比較魯胡兩人截然不同的態度。1929年，蔣介石國民黨「北伐」成功，加上東北三省「易幟」、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表示歸屬南京中央政府，從而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局面。蔣介石國民黨便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所謂訓政就是由國民黨來訓老百姓，等到訓好了，經過國民黨還政於民而進入憲政時期，那是將來的事。訓政時期只允許存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胡適、羅隆基這些自由主義者便在《新月》月刊上公開表示反對，主張實行民主，保障人權。胡適開了第一炮，借劉文典一事寫了《人權與約法》一文問難蔣介石國民黨。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識分子發起的人權運動，是中國的政治自由主義與國民黨專制政府的第一次衝突、面對面的衝突。胡適說他不用匿名方式寫文章，他說「我們所爭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傳單的自由，乃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結果是這些「人權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腹背受敵。正面是國民黨政府的打壓。胡適被國民黨政府警告。羅隆基先是被抓、關了一天，後來又被敲掉了光華大學教授的飯碗。在北平的新月書店被查封、千多份雜誌被沒收。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魯迅。魯迅本來應當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卻站在這些人權派背後放冷箭，客觀上站到蔣介石國民黨那邊去了。我再三讀了邵建這篇好文章，心情很不平靜。幾天以後我說，問題還在於我們這些「時代精英」、三八式（1938年參加革命的人）及其兩頭的三七式三九式，甚至還可以伸遠一點的「這個時代的精英們」，何以毫無例外都那麼崇拜魯迅、都那麼看不起胡適呢？是不是起碼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當時的世界潮流、是革命而不是改良，這是主要的。第二是不是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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