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佔領了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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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業經典》雜誌

佔領華爾街。資料圖

　　文/彭韌

　　一個月內席捲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從表面看訴求模糊令人難以捉摸，但對親臨現場的我來說，恰恰是這個運動的組織方式和運轉過程里包含和傳達了某種理想主義。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聲嘶力竭喊出那句「All Day，All Week,，Occupy Wall Street！」的口號，我會以為自己身處某個音樂節或者銳舞派對的現場。

　　這一幕與我在10月5日來到「佔領華爾街」現場之前所想像的場景完全不同。在美國主流媒體為數不少的報道中，這場始於9月17日的民眾示威運動看起來就像一場暴力革命的前兆。

　　10月1日，紐約警察在布魯克林大橋上用橙色隔離網和塑料手銬抓捕示威者，這個場面讓人直接聯想起之前發生在埃及開羅廣場的流血衝突。「阿拉伯的春天之後可能就是美國的秋天」，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的范瓊斯(Van Jones)當時接受電視台採訪時說。

　　可我第一眼看到的「佔領華爾街」現場，卻像一個不設圍牆的民權運動博物館，一場井然有序的民眾狂歡。

　　紐約秋夜寒意逼人，但在離華爾街一街之遙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里—示威者們從9月17日起便駐紮於此，並將其更名為「自由廣場」(Liberty Plaza)，隨著音樂舞動的人滿身大汗，包括幾個白頭皓首的白人老頭老太太。一個已經連續敲擊幾個小時的黑人鼓手累到接近虛脫，猛地把鼓槌扔下，一旁躍躍欲試的觀眾立刻替換上來。強勁的鼓點動人心魄，連一旁表情嚴肅的紐約警察也不自覺地用腳輕輕跟著節奏拍打。

　　「加入我們吧，有免費比薩吃」，一個年輕人舉起一盒比薩餅向一名黑人警察走過去，警察用力搖頭，同時用手扶住腰間的警棍表示年輕人不要再靠近。「我們也在為你們的福利而鬥爭，歡迎下班後加入我們。」年輕人這句話引來了陣陣歡呼。

　　「這些場面是真的嗎？」我指著一張警察從背後試圖反銬住示威者的照片問從9月17日就來到現場的新澤西示威者Mullen。9月26日，紐約警察局發言人布朗(Paul Browne)曾對外發布消息說，有大約80名示威者被捕，被捕的原因主要是阻撓車輛和行人通行，但也有些人是因為妨礙政府公務而被捕的。

　　「當然是真的，」Mullen說：「但在那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舉行走上汽車道的示威活動，警察也就不能再抓人了。」

　　在華爾街之外的地方，紐約看起來跟我2010年冬天來時沒有兩樣。紐約城市大學校園離華爾街只有兩個街區，在10月1日剛剛被示威者包圍過，現在也已恢復了平靜。一位正在這裡就讀的北大光華MBA交換學生告訴我，「電視台只挑衝突最激烈的畫面播，其實我本人感覺(衝突)沒那麼強烈。」

　　這位姓祝的男學生說：「大部分紐約市民對這個活動目前只是抱著看熱鬧的態度。」

　　1.「你想要什麼樣的美國？」

　　全長524米的華爾街位於紐約曼哈頓下城區，緊挨著被稱為「Ground Zero」的世貿大廈遺址，平均寬度只有11米的狹長街道被兩旁懸崖般的大廈緊緊壓迫，從街西頭往東頭走時，人常常會產生行走於縫隙間的錯覺。儘管這條街是美國金融業的代名詞，但實際上除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之外，在十幾年裡，多數大銀行或基金的總部都搬遷到了洛克菲勒中心、時代廣場或中央火車站周圍的繁華商業區，只有高盛和美林還堅守在離華爾街不遠的地方。華爾街早已經「從一個地理概念變成了心理概念」。

　　即使是在以行人走路匆忙而著稱的紐約，華爾街上行人的步速也稱得上數一數二。到了秋冬季，從哈德遜河上吹來的風陰冷無比，行人們總是緊緊護住 手中的熱咖啡朝著辦公室或者地鐵站方向狂奔。這條街上唯一引人駐足的地方就是那頭被認為是華爾街標誌的銅牛雕像。從9月17日示威者試圖佔領華爾街開始，紐約警方將整條華爾街和附近幾條交叉街道的街心地區，包括那隻6噸重的大銅牛都用金屬欄杆包圍了起來，不許任何人進入。只有幾步寬的人行道對行人開放，但人們必須隨時保持走動，路上每隔幾米就放置著醒目的「不準停留」標誌。

　　因此，「佔領華爾街」運動其實一直沒有在這條地理意義上的華爾街上進行。在放棄了圍繞銅牛安營紮寨的計劃後，示威者們在自由廣場(祖科蒂公園)建起宿營地。起初，他們只停留在公園西南部，由於每天都有示威者攜帶著簡單的行李鋪蓋和各式各樣的主張加入這個運動，人們開始睡在所有能躺下的地方。當我10月5日趕到這裡時，到了夜裡，這個3100平方米左右的廣場已經睡滿了人，除了留出幾條狹窄的過道供人穿行外，幾乎沒地方下腳。

　　自由廣場上遍布美國歷史上歷次民權運動的縮影：鬢角佩戴著鮮花的年輕人在陳述20世紀60年代盛行的非暴力主張；嬉皮士們穿著五彩斑斕的服裝；瑜伽大師和西藏喇嘛打扮的白人教導人們通過尋找內心平靜來對抗外界喧囂；戴著紅袖章的左派人士則散發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材料。廣場中最常見的標誌是代表美國傳統的星條旗。一名示威者把開國元勛托馬斯？傑弗遜的名言搬了出來：「每一代人都需要一場新的革命」，另一名示威者則戴著美國首位總統華盛頓的面具告訴行人：「這不是我想要建立的美國」。

　　「你想要什麼樣的美國？」我問。

　　「它應該屬於99%的美國人，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華盛頓」說。

　　在來到紐約之前，我曾經試圖通過電子郵件聯繫這場運動的負責人，但沒有得到回復。到了現場我才明白，也許我的郵件還躺在郵箱里那成千上萬份未讀的郵件列表裡呢。「你可以去採訪廣場上的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的聲音都很重要。」一個忙著回復郵件的小夥子頭也不抬地說。「那麼有沒有能夠代表運動組織方的人？」我追問道。

　　「每個人都可以，如果願意的話，你也可以加入，成為我們的志願者。」

　　「為什麼要佔領華爾街？因為那裡屬於我們，因為我們能。」這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網站上所公布運動綱領的最後一句話，鏗鏘有力卻含義不清。這導致我向很多示威者詢問佔領(Occupy)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可以僅僅表示佔據這塊地方，也可以表示獲得掌管權，但不如接管(Taking Over)那麼強烈和清晰—當地的一個比薩餅店還適時地推出了一款名為「OccuPie」(與occupy同音)的比薩餅向示威者致敬。我的其他問題包括：佔領之後該做什麼，示威者們有哪些具體的政治訴求？但在廣場上逛了半天，我得到的答案令人莫衷一是。

　　顯然，不少人和我有同樣的感覺。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加普在他的專欄里評論說，這些示威者提出的政策要麼很瘋狂，要麼就很難獲得廣泛支持，比如一名抗議者在一段視頻中大喊著要求關閉美聯儲。在抗議者集資出版的小報《被佔領的華爾街日報》(The Occupied Wall Street Journal)里，他們要求政府採納的兩項政策是：社會化醫療和銀行國有化。我很快意識到，廣場中張貼的標語反映出的僅僅是美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矛盾和美國普通民眾對經濟低迷的失望情緒。有的標語上寫著「伊拉克戰爭。失業。阿富汗戰爭。誰在賺錢？華爾街的投機分子。」還有「銀行被拯救。我們被出賣。」人們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門：給窮人減稅、遏制大公司、從阿富汗撤軍、停止偏袒以色列、增加教育機會、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愛護環境、不歧視同性戀、不虐殺小動物……示威者滿腹怨氣，從金融家的貪婪、不斷膨脹的赤字到無所作為的政客都是他們的抨擊對象，但鮮有解決方案或者明確的目標被提出。

　　但約翰？加普也說，抗議者還不是唯一「貢獻」不解決問題的空談群體，現在的政策制定者們也在保持模稜兩可的態度，因為某些問題太過嚴重，政客們一致認為對解決方案最好還是不說為妙。「公平地說，華盛頓方面提出的某些構想同樣愚蠢。」

　　「是否有明確的領導者」，「是否有明確的綱領」—這原本是評價一場抗議活動是否值得人們關注的重要指標。但是由於對銀行家的厭惡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幻滅感幾乎席捲了所有的人，因此即使這次活動訴求模糊，目前也還無傷大雅。這場運動的內里實際上蘊藏著大量潛流：它的目標初看與白宮的目標一致，人們所稱的「那1%」的富裕美國人，正是奧巴馬總統的增稅對象，後者希望用增稅所得為他的促進就業方案提供資金。但民主黨人也擔心長此以往，這個吵吵鬧鬧尚處於萌芽期的運動可能會疏遠明年大選時民主黨需要的獨立選民。國際金融「大鱷」、量子基金創始人喬治？索羅斯公開表示理解這一運動，但也有人說，他其實只是不想讓銀行的主管領取高額紅利獎金而已。

　　也有一派觀點認為，保持這一活 動難以捉摸的特點挺明智，「沒有訴求的力量令人迷惑，媒體會發了瘋似地想把這件事弄清楚。」

　　2.「這場運動有多好玩兒！」

　　這個活動是由加拿大的反消費主義雜誌《Adbusters》於7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引發的，文中號召2萬人在9月17日佔領華爾街，通過和平靜坐等形式聲討華爾街金融業者。之所以選擇9月17日，是因為當天是美國憲法日。隨後，以US Day of Rage為代表的各種美國社會組織在網路上反覆商討了操作細節。9月17日，當計劃真正付諸實施時，示威者已經超過了一千人，他們大都是社會活動家、失業者和學生。我到紐約的這一天，10月5日，恰逢紐約市教師聯合工會、運輸工人聯合會和紐約市立大學教職員工也參加了遊行示威，人數據說過萬，是該運動開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這還沒算上美國其他城市的聲援：從西海岸到東海岸，洛杉磯、舊金山、丹佛、芝加哥、華盛頓、波士頓、西雅圖等城市都有「佔領華爾街」的翻版抗議活動。歐洲也不消停，10月2日的英國執政黨保守黨年會是在3.5萬名示威人群的抗議聲中開幕的，遊行者要求卡梅倫政府停止緊縮預算政策。10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第二大城市波爾圖有13萬人遊行示威。10月中旬，我的一個朋友去芬蘭的赫爾辛基出差，他在那裡也遇到了類似的抗議活動。

　　在紐約的華人留學生朱蕭木一直通過微博(http://weibo.com)上向中國網友介紹這場運動，不過他本人是茶黨的擁護者，並不同意大多數示威者的主張。他最為反對的是示威者試圖通過影響政府政策來增加福利。朱的這一立場是典型的茶黨主張，和很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擴張信貸來提高底層人民的生活恰恰是「養懶人」，也是導致次貸危機的原因，而不是解決方案。但朱蕭木也承認，跟這場活動至今不明確的主旨相比，它的組織堪稱井然有序。

　　從示威者第一天入駐開始，面積大約3100平方米的自由廣場就被井井有條地分為了幾個功能區：廣場的東北角因為有幾排階梯而成為了天然的議事廳(General Assembly)，旁邊是人們可以隨意取閱的人民圖書館(The People』s Library)，往西一點是問訊處(Info)和媒體區(Media)，廣場正中間是廚房(Kitchen)，西頭的開闊地作為展示標語和創作的區域(Art/Signs)，以及表演音樂、舞蹈和戲劇的演出區，往南一點是醫療和安慰區(Medical/Comfort)，還有專門的殘障人士區和西班牙語接待處。

　　這就使得這次抗議活動的優勢與其說在於其目的，不如說在於其形式—它採取了非暴力的形式，並且一直堅持運轉低效的大眾民主原則。儘管沒有明確的領導者，但這次運動的真正主力是由紐約一班社會活躍分子、藝術家與學生組成的「紐約市人民大會」。「人民大會」中的每一個人，不但在每一項決策中被詢問意見，還可以否決那些他或她不喜歡的決定。「佔領華爾街」藉助非暴力主張建立了威信—它迄今為止最具「破壞力」的舉動就是10月1日的布魯克林大橋靜坐。對於身在自由廣場現場的我來說，恰恰是這個運動的組織方式和運轉過程里包含和傳達了某種理想主義。

　　我發現，經過了三周的演練，示威者們已經形成了一套極為有效的溝通手勢。每次聽到「Mic Check」的呼喊聲，就意味著有人希望公開發言。因為紐約市區和公園裡禁止使用喇叭、擴音器等擴音工具，示威者們形成了一套手語：在傾聽發言者說話時，人們伸手晃動五指來表示贊成；耷拉著手不晃表示反對；舉起一隻手指表示有問題，然後等待輪到自己發言。如果要舉行更大規模的集會，發起者會向周圍提出聚會要求，然後四周就會有人組織回聲測試，聽到「Mic Check」號令的人重複呼喊一遍，在傳聲範圍內的示威者便會席地而坐。一般這樣做上兩三次測試後，演講者就能在原地開講。雖然廣場上聲浪起伏，但在有人公開發言時卻只有一個聲音。

　　這也是這次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政府、警察和大多數示威者都還是在儘力保持克制，以免踩過界引發大規模暴力衝突，徹底改變其性質。紐約州州長庫莫(Andrew Cuomo)的態度是擁護美國第一修正案賦予抗議者的權利。紐約警方的抓捕活動都援引了法律條文，比如他們聲稱自己是根據一部1845年的法律才在9月19日逮捕了7名戴面具的示威者。在10月1日，紐約警察逮捕示威者的理由是他們造成了布魯克林大橋機動車道被封閉。紐約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儘管未必贊成「佔領華爾街」對銀行家的指責，但他也表態說，市政當局允許反對大公司的抗議活動繼續，不過前提是示威者必須遵守法律。

　　另外一個有趣的特色是，「佔領 華爾街」是一場全球同步直播的抗議活動，它和互聯網技術結合得天衣無縫。如果無法來到現場，你可以在各種網站觀看視頻直播，在Facebook和Twitter里隨時刷新跟進活動進展，加入論壇參與討論，甚至在蘋果和安卓平台的App Store里下載相關應用。一些在衝突中被逮捕的人在被捕數小時後還在不斷通過Twitter發信息。來自全球網友的支持和評論也會被即時輸出到媒體區旁一台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小組討論的議題可以隨之調整。外界的互動反饋推動了這個運動像生物一樣緩慢地「進化」。比如，示威者已經意識到外界認為他們的觀點空泛，其中一些人開始集中討論如何將他們的主張變為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綱領。

　　10月6日，當我在廣場遊逛時，接近下午五點，兩名女子無聲地在公園中心花壇的台階上舉起兩塊寫著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hin)名字的紙牌，人們開始朝著紙牌下聚集。娜奧米？克萊恩是著名記者和暢銷書作家，以對全球化的批判聞名於世。她的兩本書《No Logo》和《休克主義》在廣場上的「人民圖書館」里可以借閱，在示威者中很有市場。因此，這一天演講聚集的觀眾人數很多。

　　娜奧米？克萊恩在五點準時地站在了台階上，作為一個以反消費主義而著 稱的女性來說，她的穿著看起來時尚而幹練。她的出現引起了台下一片示愛的喊聲，見慣了群眾集會場面的娜奧米也忍不住笑了。跟公開發言一樣，在自由廣場演講時，人們用集體呼喊來代替麥克風。娜奧米每講一句，她周圍的人便一起高聲重複一次，隨著人群越集聚越多，外圍的人群又會再高聲重複一次，這樣廣場上的幾乎每個人都能聽到。經過兩次重複，娜奧米的輕言細語變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喊，重複也讓略顯平淡的演講具有了詩歌一般的韻律。

　　「作為個體，我們如何才能將這場運動的影響推廣到最大？」一個示威者在演講結束提問道。

　　「告訴你的朋友們—這場運動有多麼好玩兒，」娜奧米笑著回答。

　　「告訴你的朋友們—這場運動有多麼好玩兒—」內圈的人們朝外圈呼喊。

　　「告訴你的朋友們—這場運動有多麼好玩兒—」外圈的人們高聲呼喊。

　　呼喊和笑聲在廣場上空回蕩。

　　3. 我的廣場之夜

　　娜奧米？克萊恩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在自由廣場露面的公共知識分子。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製作了《華氏911》的獨立導演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s)和奧斯卡獎影后蘇珊？薩蘭登(Susan Sarandon)都曾來過自由廣場發表講話。在我離開美國之後，據說歌手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和音樂人拉塞爾？西蒙斯(Russell Simmons)也跑到自由廣場去發表了演說。

　　「你應該來廣場待一晚，這樣你才會真正了解這裡在發生什麼」，一位脖子上掛著寫有「我有家有工作，沒中年危機，但我也來了」標語紙牌的女士對我說。我猶豫了一下，覺得這個建議聽上去有點不太現實，但仔細想想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漂亮的西班牙女孩坦率地說，她就是來紐約旅遊的，這裡管吃管喝還有音樂，所以她搬過來了，「這兒比名聲不佳的紐約青年旅社可強多了」。

　　廣場的廚房為所有人免費提供比薩、土豆泥、水果沙拉和各種小食品，你所需要的只是排隊等候，如果願意也可以為示威者捐款—美國第三大冰激凌品牌Ben&Jerry是第一個贊助此次運動的企業。當我10月11日決定留在廣場過夜時，忽然發現食物中出現了一盆廣東燒鵝，我在心裡盤算著燒鵝塊數與排在我前面人數的比例—這盆非常規的菜可能來自於某位華裔市民的捐贈。可惜的是，在我排到之前它被瓜分一空，連盤底的醬汁都被颳得乾乾淨淨。不過我還是獲得了一份相當不錯的免費晚餐—在紐約，好食物和好服務都售價不菲。

　　在廣場轉了兩三圈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放下整張防潮墊的地方，「天氣預報說今晚會下雨，祝你好運。」30多歲的紐約人Abbie對我說。他畢業於紐約的私立高中，擁有一家小型建築師事務所，看起來，他並不屬於大部分示威者所屬的階層，但「站在哪個階層是可以自己選擇的」，他告訴我，「這場運動即使是在美國也不屬於主流現象，我想這些人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夠表達自己」。他曾在復旦大學待過一年，懂一些中文。因為擔心下雨，原本打算在廣場過夜的他決定回家，就把之前領到的鋪蓋借給了我。

　　剛安頓下來不久，我就目睹了一次辯論。

　　「你們到底想要什麼，佔領華爾街到底意味著什麼？」晚上9點多，一個剛剛從華爾街下班身穿高級定製成衣的男人走進了示威者中。通常，那些從華爾街走出的人只會掏出iPhone朝著自由廣場方向拍照，真正走進廣場的並不多。

　　「我跟你們一樣辛苦工作，不知怎麼就成了你們這些人憎恨的目標，」「華爾街男士」很快就跟躺在地上的示威者們展開了辯論。一個參加露營的小夥子直截了當地說：「你們擁有你們根本用不完的資源，難道不應該拿出來一點嗎？」

　　「我來自前蘇聯，相信我，這種想法不是什麼好主意，最終你的那一份也會被拿走。」「華爾街男士」一邊回答一邊抽身離開。

　　「謝謝你跟我們對話，這是個好的開始，不是嗎？」年輕人沖著他離去的背影喊道。

　　在自由廣場露宿除了要應對天氣突變外，其實還有個隱含的法律問題。自由廣場是一塊屬於紐約Brookfield房地產公司的私有財產，這家公司在法律上有權要求示威者撤離。即使沒有法律阻礙，紐約戶外的寒冷天氣也確實是個現實問題，十月初的紐約夜晚已經寒意逼人，再過一兩個月就會天寒地凍，何況還會遇到雨雪。不過，組織者們已經成立了「冬季委員會」，以便為將來的寒冷天氣做準備。

　　「兄弟，你的被子太薄了，今晚挺冷的」，黑人鼓手Xieti路過我的「床位」時，不由分說地把他的鴨絨睡袋放到了我的鋪蓋上，「明天早上再還給我」。

　　一小時前，我還在擔心晚上沒有鋪蓋，但現在我已經有了兩床被子，我決定墊一床蓋一床。跟我並排入睡的是一個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小夥子，他的老師允許他請一個月的假來到這裡，「我第一次來紐約，但這不是我參加的第一次示威了，學校是不賴，但是我能在這裡學到更多」。

　　第二天早晨7點多鐘，我醒了，對面街上的華爾街人正以衝刺的速度跑向辦公室，開始他們忙碌的一天，廣場上的人則大部分還在酣睡。

　　預報中的陣雨最終沒下，倒是有人在輕聲吟唱鮑勃？迪倫的《暴雨將至》。儘管這一天紐約氣溫驟降了幾度，有了真正秋天的感覺，不過Abbie和Xieti借給我的兩床被子讓我感到很暖和—我的佔領華爾街之夜除了安穩地睡了一覺之外，什麼也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