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西方制度危機的三重解讀

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些「黑天鵝」事件，一下子將西方制度危機暴露無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高懸在西方政壇的兩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歐洲一體化的核心理念——商品、資本、勞務、人員自由流通的歐洲大市場建設遭遇史無前例的衝擊。其結果是，歐盟機構「不受待見」，只能走點菜式一體化道路，再國家化成為趨勢。美國則上演了兩個總統的鬧劇：特朗普上台前，就對奧巴馬的內政外交指手畫腳，擺出一副將美國政策推翻重來的架勢，讓世人困惑。 如果說前幾年的危機——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都在倒逼和加強歐洲一體化進程，那麼歐洲核心區選舉以及極右翼和反體制政黨的崛起，則正在終結歐洲多元文化社會，衝擊歐盟的核心價值觀，直接動搖歐洲現代政治文明成果。華爾街金融海嘯造成華盛頓政治海嘯，更讓美國失去西方和世界領袖的地位。 何以至此？本文從大歷史-中觀歷史-近歷史三大歷史維度，剖析西方制度危機的根源。 1、民主悖論折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危機 從大歷史看，人類進入大轉型、大風險時期，西方制度缺乏真正的革新，難以適應世界之變。英國國防部報告《2010～2040全球戰略趨勢》認為，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處於轉型期，未來數十年要面對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人口的快速增長、資源短缺、意識形態復甦等，以及權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 法治、民主、人權，這些西方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或不足、或過度、或異化，總體邊際效用日益遞減。精英脫離群眾，助長了民粹主義盛行，直接源頭在於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陷入窮途末路。民主悖論即是典型寫照。 丘吉爾曾斷言，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體現出西方政治的無奈。說自信，因為歐洲先於世界其他國家經歷了各種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之滌盪，最終選擇了民主制度，這是歐洲政治自信心與制度優越感的源泉。歐盟議會的資深議員菲利普·赫爾佐格（Philippe Herzog）早在1999年寫的《為了歐洲民主的宣言》一書中就指出，歐盟諸國各不相同，但由於「共同的價值觀」才走到一起。他說：「這些共同的價值觀首先是基督教，接著是文化啟蒙，尤其是對民主的發明。」說無奈，一是因為民主制度只能避免最壞，無法追求最好。二是因為時過境遷，這個世界不再是西方一枝獨秀了。歐洲目前的困境，對此做了再好不過的詮釋。 如今，由於全球化的澳大利亞飛鏢效應，以及中國的崛起及其承載的唯一沒有被西方殖民的連續性最強的古老文明的復興，民主越來越呈現「壞」的一面。歐洲的境況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個縮影。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只是因為有祖上留下的家產，還可以繼續揮霍，但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恐怕將越來越難以為繼。 美國的情形同樣如此，特朗普在獲得共和黨提名大會上直接喊出「不要政治正確性」的口號。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說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於「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西方應該好好考慮對自己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否則全面走衰的趨勢恐無法逆轉。 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說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其一，是人的素質，即領導和管理政黨機器的人，選出來進入議會和升任內閣職務的人，應該有足夠優秀的水平；其二，是民主自製，也就是自我剋制，而要做到這一點，選民和議會必須在智力和道德水平上有相當高度。今天，我們放眼歐美，不難發覺，真正具備這類條件的國家並不多。民主扭曲、錯亂的例子卻俯拾皆是。民主成為西方向外輸出政治休克療法、造成政治混亂的催化劑。 概括起來，西方民主存在三大悖論： 一是民主與生俱來的的悖論——三元悖論。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 二是民主運行過程中的悖論：名與實的悖論。經過幾百年來的運作，西方民主遊戲化，甚至異化了，以民主之名背離民主之實。西方民主異化有三種形式：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民主功利主義。 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時代的悖論：多元一體的悖論。全球化解構了西方中心論，導致西方的民主話語權旁落，只是出於政治正確性而高喊民主，而實際上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因為過去西方民主的成功是在白人、精英、理性至上的時代，簡單說來，是在西方中心的時代里運作的。如今在開放體系下，不是民主解構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構民主，以至於西方領導人紛紛感慨——多元社會已經失敗，多元與一體無法合一。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對歐洲民主的解構弱化平等，導致自由之濫觴，且美國熱衷於民主輸出，是造成民主悖論的罪魁禍首。歐洲為此遭受阿拉伯之春、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等不可承受之重。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寫道：「民主是城裡人的世界觀要求農民也具有同一世界觀的一種政治形式。」因為，「農民是無歷史的。農村處在世界歷史以外。」「民主政治是金錢與政治力量的完成了的平等。」美國的民主悖論，尤其表現於基督教悖論，秉承民主—專制的二分法思維，行自以為是的民主霸權。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對此做了很好的闡述，他寫道：「（美國人）認定美國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國現實或潛在的敵人看成誤入歧途或胸懷惡意的麻煩製造者。」 今天，歐美債務危機重重，就與民主的副作用脫不了干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大衛·布魯克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今天的民主已經扭曲，領袖不再像過去那樣，小心抑制和平衡人性的自私慾求，而是不斷地去迎合和滿足人們無窮的慾望。而民眾也把慾望當成是應得的權益，失去了應有的自我剋制。當領袖無法滿足他們的欲求時，他們便會怒火中燒，要求從政者給他們種種免費的利益。如今，這種領袖和選民的變質，造成了惡性的循環，政府做出了無法履行的承諾，決策機器隨之失靈。在歐洲，工人們要生活得舒舒服服，但不願意付出辛勞，要資本主義的同時又要各種社會保障，福利國試圖做這種不可能的事，最終走向破產。 西方人的自我省視，確實一針見血。任何政府要有效治理國家，必須具備治國的能力，並掌握足夠的政策工具。治國的首要能力是領導能力，而不是取悅民眾的能力。一言以蔽之，西方民主的一大弊端是民粹和平庸，民選政府以民調治國，無法再擔負領導的角色。一味迎合民眾欲求的結果，是國家福利主義的重擔最終壓垮了國家財政。 今天，民主仍然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可是被「寵壞」了，怎麼辦？ 西方民主民粹化的一個典型的例證是西方政客動輒威脅搞全民公投，這是制度無能和領導人不負責任的表現。英國首相卡梅倫為推動英國與歐盟關係而舉行全民公投，本來想「一了百了」，沒想到「玩砸了」：英國人選擇了脫歐。脫歐公投也讓英國年輕人和老人、城市居民和鄉村人口之間產生了深刻的、持久的裂痕，簡而言之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分別站隊了。更為糟糕的是，它可能會導致蘇格蘭尋求獨立。更深層的問題是，否決機制會開始流行，社會碰到危機時，大眾會更容易聯起手來懲罰本國的領導人。 歐洲民主的功利化典型體現在歐洲的政黨政治長期在「左中右」間輪迴，政客不斷在玩政治花招，破壞了經濟社會自身發展邏輯。秦暉教授曾說過，西方國家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歐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家在選舉時，一般會迎合選民的短期需要，許諾給公民更多的福利，故空口許諾的政治家和政黨就容易執政。所以，這次的歐洲陷於財政和金融危機，和他們的民情有很大關係。「大範圍的民主，往往意味著多數選民缺乏成本和收益相關的意識，他們願意讓別人多支付成本，而自己多獲得收益」。 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記者採訪時發表了意味深長的見解。他說：「民主制度已變成了一種不真實的、依靠傳媒出名且毫無自信的、完全變成短期的制度。」 2、西方金融海嘯演變為西方政治海嘯 從中觀歷史看，世界迄今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普遍出現反全球化、反一體化現象，制度危機的經濟基礎在動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所帶來的影響和歐盟隨後採取的大範圍財政緊縮政策，進一步加深了普通大眾對精英決策層的不滿，間接給予了民粹主義者更大的政治空間。 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遺憾地指出：歐盟現在散發出的歷史氣息，正如一個已過正午、即將進入漫長的相對停滯的帝國。好在歐洲並沒有外部威脅，這要歸功於西方上一代人在冷戰中取得的勝利。出生率、國防開支、債券價格、福利開支對比財富創造，所有這些歷史學家用以衡量帝國運數的數據都顯示：歐洲氣數已盡。 的確，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以自我享受為中心的生活習氣、高昂的失業率，導致歐盟各國人口再生產普遍不足。只有不斷擴展，才能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社會和政治問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抵消了經濟一體化進程帶來的好處。 問題首先出在經濟。歐央行日前發布的調查顯示，2010～2014年間，歐元區家庭財富下降了10%，其中資產價格下滑是財富下降的主要原因。2014年，歐元區中位家庭凈資產為104100歐元，比2010年低10%；最富的10%的家庭凈資產為496000歐元，最窮的5%的家庭因債務而資產為負。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強化了財富「不平等」信息，為民粹主義者提供了相應的攻擊口實。世貿組織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指出：「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近來導致了更多（國家）兩極分化。贏家贏得更多了，輸家輸得更多了。這就為民粹主義論述開啟了空間。」 邱吉爾曾這樣定義民主：「什麼是民主？民主意味著當有人在早上六點敲你門的時候，你知道這是送奶人。」換言之，民主意味著確定性和小康。如今，生活在不確定性世界，西方民主不得不受牽連。尤根·哈貝馬斯曾警告：「如果歐洲一體化計劃失敗，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多久之後才能再次實現今天的狀態。回想一下1848年的德國革命：當失敗時，我們花了100年時間才恢復到同之前一樣的民主水平。」的確，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卻有共同的貨幣政策，這是歐債危機產生的重要體制性根源。為何不能統一呢？原因就是歐洲一體化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妥協產物，不能一步到位。這與美國一開始就通過制度的頂層設計——一部憲法運作至今，大相徑庭。這也解釋了美歐債務危機演繹迥異的制度根源。 全球化的雙刃劍對經濟競爭力萎靡不振的歐洲表現尤為明顯，青年失業率一直停留在四分之一的高位（西班牙、義大利、希臘更高），即是明證。全球化助推了歐洲人的失落感。許多勞動者眼睜睜看著就業崗位流向海外，在沃爾瑪和家得寶的所有外國採購產品上看到「製造」標籤時，通常覺得好像自由貿易新世界對有些人來說是大好事，但對他們來說不是。他們受夠了，也許他們並不直接受到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的影響，但他們對下一代的生活持悲觀態度。據皮尤中心調查，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60%以上的選民認為其子女的處境會比他們更糟。在日漸崛起的民粹主義政治家看來，解決辦法是改弦易轍。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等人堅稱，現行體制服務於少數人。在前不久接受《外交》雜誌記者採訪時，這位保守的法國政治家稱全球化是「一種極權形式」，並主張停用歐元和加大政府干預大公司事務的力度。德國選擇黨甚至聲稱：「你若討厭主流政黨，就來選我！」 冷戰結束後形成的西式全球化和美國主導的國際自由秩序走向終結。精英政治的無能和不負責任，導致全民公投濫觴於世，加上新媒體的廣泛運用，人們對經濟停滯、債務危機、銀行搖搖欲墜、青年就業困難的種種不滿，造就了一個個「憤青」，成就了義大利五星運動黨等政治怪胎。 當歐洲民眾被剝奪感強烈——國家主權被剝奪，自身權利被剝奪，再國家化就成為流行口號，歐洲化就成為眾矢之的 ,於是出現「三反五反」現象：反精英政治、反穆斯林、反移民、反歐洲一體化、反全球化。 數十年來，老牌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在一些西方國家分享權力，並保持了歐洲穩定。如今，來自各個陣營、難以捉摸的新政黨把他們推到了一邊。越來越多的政界人士在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和人們對經濟剝奪的憂慮，而對歐盟的敵意與這種感受恰恰是一致的。 歐洲政壇的版圖和政治生態，正在經歷激烈變動。荷蘭候選人維爾德斯是荷蘭最受歡迎的政界人士之一。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說過：「左派—右派鬥爭的格局不復存在。」他認為：「我們的目標是討回自己的價值觀、身份、文化和資金，重新開始促進國家利益。」看來，歐洲國家的政治不再是左派與右派的對立，而是對全球化敞開大門的自由主義與主張社會封閉的反自由主義的對立，即在戰後已經達到和解的兩種原理的對立。這種潮流今後或將持續。 3、穆斯林移民考驗西方認同 從短期看或近歷史看，移民、宗教、一體化交織在一起，考驗著歐洲的身份認同。自2014年中東、北非的穆斯林難民大舉湧進歐洲以來，歐盟沒有迅速拿出系統的解決方案和行動，坐失良機，任由難民問題發展成難民危機；再加上近年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頻繁發生的恐怖襲擊和移民犯罪事件在歐洲公眾中引發了不安全感，民粹主義因此獲得了更強的號召力。就連在近年來接受了超過100萬尋求避難者的德國，絕非民粹主義者的默克爾總理現在也表示，穆斯林全臉面紗「在凡是法律上可行的地方」都應該禁止，伊斯蘭教法永遠不能取代德國正義。 歐洲越來越多地將問題歸咎於移民，但事實恰恰相反。如果不考慮改變人口趨勢以及目前全歐洲對待移民的態度，歐洲就將走向慢性自殺，因為以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歐洲能夠勞動的年輕人口將越來越少，為了維持沒有勞動能力和日益老齡化人口的社會開支將越來越大。 為何外來移民（或移民後裔）難以融入西方主流社會？ 首先要說穆斯林移民為何大規模湧入西方？根本原因在於婦女革命、工業化等帶來的低生育率，造成對外來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而強烈的個人主義，又導致家庭易於解體。在今天的法國，離婚率超過50%，非婚生子女數量竟然超過了婚生子女。總統奧朗德本人，就是未婚父親。普遍的晚婚、低結婚率、同性戀婚姻的合法、養育孩子成本過高，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少子化現象十分嚴重。西方的福利政策與自由開放，又鼓勵了使用同一語言的前殖民國家的人民前來。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等法語國家穆斯林通過合法或非法的途徑進入歐洲，在法國、比利時法語區生活，填補了歐洲人生育率低下而社會福利奇高的漏洞，分享了歐洲的自由、平等、博愛，然而也給社會認同造成極大衝擊，釀成「殖民孽債」。當歐洲國家在享受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現代文明成果時，穆斯林婦女則在歐洲大量生孩子，通過領取生育補助金維持生活，並轉正自己的身份。今天的法國是歐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有500萬穆斯林，幾乎佔6600萬人口的1/10。如果單看大城市，可能比例還要高，禁止穿遮面罩袍，禁止在街邊公開祈禱，更激發了宗教隔閡。 那麼，大量外來移民為何無法融入西方社會呢？近年來，從馬德里鐵路「3·11」爆炸事件、倫敦地鐵「7·7」爆炸案，到丹麥漫畫風波、挪威槍擊事件和《查理周刊》事件，這一系列於近期接連發生的暴力事件證明，伊斯蘭激進思想已經在歐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認為歐洲正在被伊斯蘭化，伊斯蘭激進勢力正在從內部摧毀西方。美國學者布魯斯·巴韋爾在其專著《當歐洲入睡時：伊斯蘭激進勢力是如何從內部摧毀西方的》中指出，二戰後的歐洲過於沉迷於文化多元主義、寬容精神和政治正確原則，致使其內部的伊斯蘭激進勢力日益坐大，終於釀成了今天的苦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苦苦奉行這些原則的歐洲各國政府和知識階層其實正是伊斯蘭激進勢力摧毀歐洲的共犯。 鑒於穆斯林移民大幅增加，歐洲多元性造成的社會問題比比皆是，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時任首相卡梅倫先後斷言，「建立多元社會的努力失敗了」。「歐洲之父」讓·莫內也曾感慨：「假如重新開始，我會從文化入手。」的確，與美國相比，歐洲一體化缺乏多元文化的「大熔爐」，未能做到社會政治層面的「合眾為一」。 可以說，歐洲的穆斯林問題已成為歐洲多元社會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方面，穆斯林對當地生活方式的「侵佔性」傾向令人不滿；另一方面，按照西方人權、自由的原則，穆斯林有權按照自己的宗教傳統行事。改造穆斯林，使之符合歐洲文化，這大概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這要求穆斯林放棄一些基本原則，那麼所謂的穆斯林就不再是穆斯林了。但不改造，聽之任之，隨著穆斯林人口比例增加，文明衝突的問題更大。歐洲穆斯林「主流社會」是一盤散沙，沒有成形的組織。如果有一天，歐洲穆斯林在壓力下抱團了，並組織一場跨國、泛歐洲的穆斯林政治運動，那時該怎麼辦？ 劍橋大學學者斯蒂芬·哈爾珀曾感慨，「正如全球化讓世界變小。中國讓西方——其價值觀、原則和標準——變小」。在如今的開放體系下，滿足於最不壞的制度已經不夠，而應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應拋開傲慢與偏見，與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平等合作，共同應對人類的挑戰，並在解決全人類共同問題的過程中讓實踐檢驗各自政治制度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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