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名人 文學名人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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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闖入"文壇□（二） 把心交給讀者□（三） 友情是盞長明燈 □（四）生命在於奉獻□（五） 配合治療的最好病員□走近巴金老人□往事重提說源頭□巴金自傳：文學生活五十年□世紀巴金與四季「收穫」□近百年文學長河中的大師形象□巴金簡歷□論巴金□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隨想錄》發表的前前後後□巴金的天真和真誠（8/8）

（一） "闖入"文壇1923年5月。19歲的巴金隨哥哥堯林離開四川老家，乘船順江而下，到達上海。4年後，一艘油輪又將他帶離上海，去往法國。出川、出國，巴金經歷了人生兩大轉折，從而「闖入」文壇。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是在巴黎寫成的。去巴黎，他本想是學經濟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卻改變了他的命運。一次，他一下獲得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契訶夫、左拉等文學大師的作品。他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如饑似渴地讀著。他深深地被感動了。那時，他蟄居在拉丁區一個充滿煤油氣和洋蔥味的小屋裡，寂寞難熬，心冷得很。於是，就試著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慮寫出來。關於這本書的寫作，巴金後來自己寫道：「每夜回到旅館裡，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巴黎聖母院的鐘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這樣的環境里過去的回憶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年輕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里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著聖母院的鐘聲，我一面在練習薄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里我寫成了《滅亡》前四章。」《滅亡》是一部中篇小說，從巴黎寄到上海後，第二年由葉聖陶先生推薦，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編者還在前一期上對這部小說作了介紹，說是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將來當更有受到熱烈評贊的機會。」巴金從此闖入文壇。巴金本名李堯棠，字芾甘 ，巴金這一筆名隨著《滅亡》的問世而走入社會的。這時，他也從巴黎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是巴金創作的旺盛期。《新生》、《霧》、《雨》、《電》、《家》、《春》、《秋》、《憩園》、《寒夜》等名作，都是這一時期寫下的。他多次回憶自己的創作情景：「我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抱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蜷伏在那裡激動地寫字、在這種情況下，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八九萬字的《新生》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裡面的十多個短篇。」「我寫作時差不多沒有停筆構思，字句從我的自來水筆下面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里冒出來那樣地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卻是別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個心靈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子裡活動起來，他們跟活人完全一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扎、歡笑、哭泣以及死亡。好像不是我在寫小說，而是他們借了我的筆在生活、在那三個星期裡面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只看見那一群人。他們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動，不讓我有片刻的安寧。」巴金的作品感動了許多人，為讀者喜愛。魯迅先生曾這樣讚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二） 把心交給讀者96年的生命航船，雖然充滿驚濤駭浪，但巴金的心始終與讀者貼在一起。為什麼寫作？巴金曾經這樣說：「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古今往來有數不清的作家，讀不完的作品，儘管生活環境各異，思想信仰不同，對人對事的看法不一樣，但是所有真誠的作家都向讀者交出自己的心。我們寫作只因為我們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吐，我們用文字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我寫作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對我生活其中的社會有所貢獻，對讀者盡一個同胞的責任。我從末中斷讀者的聯繫，一直把讀者的期望看成對我的鞭策。我常說，如果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來溫暖，在他們步履艱難的時候能夠做一根拐杖給他們加一點力，我就十分滿意了。」數年前，華東遭受特大洪災，作家們紛紛送上自己的簽名作品義賣賑災。巴金的《隨想錄》從1千元，一路上揚，最後拍到1萬2千元。購下這本書的是一位普通女工，巴金聞知後十分感動，他將女工請至家中，贈與她另一本書，並在其上寫下這樣一段感人文字：「我不是文學家。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無窮無盡的感情。」巴金一生中有相當長時間做編輯工作。30年代，他與友人在上海創辦了上海文化出版社。這是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出版社，總編輯巴金身先士卒，不取分文報酬。有人說他們傻，巴金卻說「能夠拿幾本新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事。每有讀者來信，巴金總是儘可能地答覆。他的一些朋友，有不少是讀者。他將讀者的信，作為自己的養料；將讀者的期望，當作對自己的鞭策。80年代後，巴金曾兩度摔斷腿，脊椎也骨折過，同時帕金森氏症又嚴重摺磨他。他數次想封筆，但總是食言。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對讀者的那份感情。他說：「腦子中想寫的東西沒有寫出來，就覺得對不起讀者，對不起下一代。」1998年年末，記者去醫院看望他，他對記者說：「我半夜睡不著覺，就胡思亂想。我想，我的前程很悲哀，再也不能寫作了，我是一個廢物，成為大家的包袱了。」並且，他還對醫護人員說：「我已經沒有用了，不能寫作了，就不要再用好葯了。」讀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作家最大的榮譽是讀者讀你的書。這是巴金一貫的觀點，也是他崇高境界的體現。他還自責「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作品，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它們能夠生存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沒有讀者，就沒有我的今天。離開了讀者我還能做些什麼呢。」所以，他一直覺得自己欠讀者許多許多，一想起讀者，他就覺得不能停息，要像士兵戰死在戰場一樣，拿著筆死去。（三） 友情是盞長明燈友情是巴金生命與創作中的一盞長明燈。《懷念老舍同志》、《悼念茅盾同志》、《懷念胡風》、《廖靜秋同志》、《紀念雪峰》、《懷念非英兄》、《憶沈從文》、《懷念曹禺》……晚年，他寫下眾多懷念友人的文章，筆底充滿感情。5年前，他脊椎骨折後來到杭州。其實，他並沒有好好休息，而是在校閱10卷本的《巴金譯作集》。撫摸書稿，那遠去的朋友、逝去的歲月，又一幕一幕地向他走來。他的心情如翻滾的西湖水，不能平靜。他不能自抑，又一次艱難地拿起了筆，顫抖著寫下那些往事，更向友人和讀者獻上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情感。他寫了10篇，放在每卷的篇首。巴金與冰心的友情，更是中國文壇可供後人大寫特寫的佳話。他們相識於30年初。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年輕的巴金隨靳以一起去見冰心。冰心雖只長巴金5歲，但涉足文壇很早，成名很早。巴金在離開老家的那年夏天，還在老屋寬敞的院子里，與弟弟們一起讀冰心的《繁星》。那時，他們每人還學著作了一首詩。這些稚嫩的詩句，巴金至今都還記得。巴金說，他年少時比較孤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讀到了冰心的作品，非常喜愛。他感到冰心作品中滲透著一種母愛，溫暖了他那顆孤獨的心。這次見面拉開了倆人長達60餘年的友情序幕。在冰心眼裡，巴金就是她的親弟弟。1984年，冰心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一直拿他（巴金）當弟弟看待。幾十年來，相知愈深。解放後，我們還一同參加過出國訪問。最後一次一同出國的機緣就是1980年春到日本訪問。那次出國，我的女兒吳青和他的女兒小林都參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吳青叫他舅舅，彷彿我們就是親姐弟似的。」有一次巴金在病後要訪問香港，冰心很不放心，特意寫來長長的信，關照他要好好注意休息。而這時，冰心自己已患了腦血栓病。巴金收信後十分激動，立即回信道：「您的友情是更好的藥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氣。」在巴金心目中，冰心不僅是大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今天，我們在巴金眾多文章和給冰心的信中讀到這樣的字句：「70年了，我還在跟著您前進！」「我常想，您好像一盞明亮的燈，看見燈光，我們就心安了。」「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盞明燈，照亮著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樂觀、燈亮著，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燈亮著，我不會感到孤獨。」不料，冰心這盞明燈卻在一年前熄滅了。這時，巴金正苦苦地與疾病抗衡，生命危在旦夕。沒有人將這一不幸消息透露給他。在搶救室度過幾十個不眠之夜以後，這一天巴金轉入監護病房。在醫生查完房後，久末開口的巴金突然嚅動著嘴唇，似乎在說著什麼。小林急忙探身前去，細細地辨聽，巴金終於費勁地說出3個字：「打電話。」小林問道「打給誰？」巴金說道：「給冰心。」小林一楞，在場的所有人都驚住了。稍傾，小林機智地回答：「醫院不能打長途，晚上回家打。」巴金固執道；「現在就打。「小林問道：」你要說什麼話。「巴金說：「告訴她，我沒事。」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巴金的第一願望就是給冰心打電話，告訴她自己沒事，讓她放心。可見冰心在巴金 心中的地位，可見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五） 配合治療的最好病員一個多月前，巴金病情穩定時，每天清晨，年輕的護士走進病房，總要握住巴金的手，柔柔地問一句：「巴老好，昨晚睡好了嗎？」巴老含笑點了下頭。這些年輕的姑娘們上小學時就讀巴金的作品了，因此十分敬仰巴金。她們說：「能夠為巴老服務是我們的幸運。社會上有許多人想見巴老一面都見不上，不要說握手了。所以，我們要多握握巴老的手。何況，巴老是我們這兒最隨和、最聽話的病員。」年近七旬的心內科崔主任和神經科邵主任，接觸過難以數計的病人，來到巴金身邊工作也有好多年了，她們多次對記者說：「巴老真是一個好人，他用他的人格力量感染每一位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記者還接觸過特別護理張護士長、譚護士長等人，只要一說起巴老，他們都充滿感情。有些醫護人員因病或其它事不能到病房來，總要一天來幾個電話，問問情況。他們說，人在外面，心在巴老這兒。巴金有一段時間因為手術，不能進水。一個正常的人，一天不喝水都難受，何況病人。也許一天二天不喝水還能挺下去，那麼十天八天就難受極了。巴金卻有十多天沒喝水了，嘴唇乾燥得都裂開了縫。護理人員，只得時常用海綿吸點水，在他嘴唇上擦幾下。巴金從來沒有嚷過一次。因為年老，加上幾乎天天要打吊針，巴金的血管早就硬化了。每次打針常常要戳幾次，這隻手打到那隻手。如此，放在別人那兒早就大叫大嚷，甚至火冒三丈：「怎麼搞的？叫你們領導來。」可是，巴金從來不言一聲，默默地自己忍受，不怪罪任何人。 病情穩定時，巴金每天都要坐起來，看當天的重要電視新聞，興緻好時，還看一段京劇，聽些著名樂曲。國家大事十分關心，工作人員還時常念些報刊文章，說些「熱點」問題給他聽。全國「兩會期間」，朱（金旁加容）基總理的現場記者招待會，他全部看完，露出舒心的笑容。巴金，中國文壇的一面旗幟。走近巴金老人在巴金先生96壽辰之際，陸正偉先生的《世紀巴金》不但是一份獻給老人的精美禮物，也是當代研究巴金老人思想和生平的重要成果。90年代的巴金先生因高齡和久病，已經平靜地退出文壇，他在被病魔擊倒之前，每年定期去杭州居住，在那兒養病、休息、讀書、編輯全集等，過著與世無爭的晚年生活。也正因為很少有新的文字發表，也沒有驚世駭俗的舉動出現，在充滿浮躁與喧囂的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他彷彿是消失了一樣。人們總是喜歡期待激情與戲劇性的場面出現，期待有明星色彩的文化人作秀表演，而對沉默的人生卻不屑一顧，反而生出了許多隔膜和猜測。陸正偉先生是當代少數幾位非巴金老人親屬而經常在老人身邊工作的成員之一，老人的日常起居和所思所言，他是直接的當事人和見證人。所以，他的文字與攝影的合集的出版，給讀者帶來了巴金老人晚年生活的真實信息。陸先生的文章集中記錄了巴金老人在杭州休息養病、安度晚年的生活情況，也許用《巴金在杭州》或者《巴金與西湖》作為這本讀物的書名更加確切。杭州是巴金一生喜歡的地方，從岳王廟到師復墓，我們似乎能探尋到一個人格發展的真實依據。巴金從小喜讀古典小說《說岳》，對英雄主義充滿景仰之心，1930年他第一次去杭州，與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們開會商討中國的革命與前途，那是個理想受挫但精神蓬勃的年代，西湖游舟與事業激情給青年巴金留下了極為美麗的印象。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小說里，一再暗示了西湖會議對他的鼓舞。中國無政府主義先驅師復的墓也是巴金與他的戰友經常光顧和瞻仰的精神聖地，那個地方給巴金留下的回憶真是太多了。到了晚年他經歷了「文革」的慘劇以後，更加想念那個純真激情的青年時代，西湖也成為「一個美麗的夢」而讓他長思念，不能忘。在《聽巴老談人生》一文中，陸正偉先生記錄了巴金在西子湖畔接受陳丹晨先生的採訪過程，巴老的談話雖然也是供陳丹晨先生做研究之用，但畢竟與他的公開寫作有別，因此也能夠比較坦率地說了自己的信仰追求。「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這是巴金先生對自己信仰的一種解釋，任何一種國際思潮傳入中國來必定要結合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發生變化，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國的經驗。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只能是他自己的獨特思想和實踐的結果。巴金的思想來源於俄國克魯泡特金的道德理想主義，即所謂「互助、正義和自我犧牲的道德三要素」。我第一次從陸正偉先生的文章里讀到了巴金從他自己的信仰出發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看法，這對了解老人晚年思想是彌足珍貴的材料。「我的看法社會主義總是要實現，實行社會主義總要物質豐富……以前有許多思想家主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也是這樣主張的。以前，克魯泡特金寫了《麵包與自由》，他提到東西要多（指物質豐富），中國也是落後的國家，現在正慢慢地發展，社會主義怎麼實現在試驗，但真正的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不及資本主義就不是社會主義。……」在今天所謂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下，如何走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更好地保護勞動階級的利益，正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問題，作為一名深諳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老人的發言，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嚴肅思考。陸正偉先生的文章所記錄的都是發生在巴金老人身邊的瑣碎小事，舉出來的例子也是游湖、賞月、會友、談話等等，也許不像歌德談話錄那樣富有哲理與詩情。巴金平時寡言，為了將巴金的思想刻畫得更豐富些，陸先生查閱了許多資料，包括巴金先生的私人通信，來說明巴金晚年思想。但更精彩的是他能夠在巴金先生身邊及時地抓住許多動人的細節，傳神地寫出巴金老人的心境。比如巴金與冰心、曹禺、夏衍、黃源、劉白羽等人終身不渝的友誼，讀之令人感動不已。書中有一個細節，寫張光年先生來到杭州，與巴金先生一起游湖賞月，這段文字寫得很美：「……船在緩緩地移動著，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畫面著實把光年給迷住了，他側過身問巴老："您在看嗎？』巴老說："我在看，在看。』光年接著幽默地說："這夜色真好，最合適青年情侶說悄悄話。』巴老聽了點頭微笑。……此情此景卻勾起了對老友的思念之情，上船後一直沒有說什麼話的巴老問起了曹禺的病情，光年說："前幾天我剛到北京醫院看望過曹禺，那天他正在床上打點滴，我同他還談起過您，現在冰心和曹禺的病情基本穩定。』巴老聽後放心地點了點頭。」熟悉巴老性格的人毫無疑問相信這段場景描寫是非常真實的，巴老的性格與形象鮮明地顯現出來，光年先生之所以會問巴老是否在看美景，是因為他發現巴老對著明月別有心事，而這個心事就是他在此時此刻對老友曹禺的思念，只有問到人事，才顯現出老人的晚年情懷。巴金先生對曹禺的深厚感情我曾經在別的文章里寫到過，而陸正偉先生的紀實體作品又一次確證了這一偉大情懷。我曾注意到有人批評巴金先生的《懷念曹禺》一文，對曹禺晚年的軟弱性格缺乏批評和反省，這樣的批評對一個狹隘的現實批判者來說也許很重要，但對巴金來說，還有什麼比幾十年不渝的患難友情更重要呢？一個真誠的人，面對良辰美景深深思念病中摯友，雖然表達的方式樸實無華，但在普遍缺乏真情與道德的功利社會中，難道這樣的友情反而不及你爭我斗、拿朋友的人頭來取悅世人的媚俗者嗎？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也喜歡以社會批判激情觀世界，喜歡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對待人事糾紛，明明是自己狹隘，還以為別人妥協與曖昧，但隨著多看了幾年世界，我的態度也有了變化，巴金以及其他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在為人處世方面為我樹立了榜樣，他們以特有的對苦難的經驗和寬厚的胸懷，顯示了悲天憫人的博大氣象。《世紀巴金》是一部圖文並茂的書，讀者打開書頁，不僅能夠讀到作者發自內心的燙人文字，還能直接看到巴金老人近年來的生活影集。圖畫也是有生命的。在圖片中，美麗的西湖風光與老人的高風亮節相映成趣，我們總能看到銀絲飄動的老人在翠綠成蔭的湖濱大道上的身影，身後是彎曲有致的小道，給人帶來悠長悠長的思緒。用圖文並茂的形式來體現巴金先生的精神世界，也是我長期所關注的一項工作，幾年以前，我曾經與袁銀昌、王曉陽兩位先生合作，編輯策划過《巴金對你說》和《隨想錄手稿錄》的大型畫冊，對於美術編輯的創造性構思與勞動有過深切的體會。一本圖文相宜的書，文字只是其中的一個構成部分，更直接與讀者的眼睛相遇的，卻是大量的精美圖片和圖案設計，它們與文字並列地構成一部書的思想與價值，而不僅僅起到插圖的輔助性作用。巴金先生不是傳媒中的熱點明星，不可能用流行的「寫真集」形式來體現其精神。因此，巴金的影集應該具有別開生面的藝術追求效果。陸正偉先生是個攝影愛好者，他對巴金老人所進行的長期跟蹤性的記錄，不僅用文字記錄其談話和思想，更有價值的是用攝影的圖像來反映美麗的人與湖，從中記錄了巴金老人晚年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文與圖的結合，再加上王震坤先生樸素而充滿思想的藝術構圖，使這本圖書的精神品質得到高層次的提升。像巴金這樣一位疾病纏身、行動不便的老人，不可能拍攝其鮮活生動的性格，但圖片卻以魅力誘人的西湖景色作襯景和插圖，象徵了老人身上永恆的美好青春。如那張夏衍與巴金兩位老人在西湖邊上的合影：兩輛老人車，兩張布滿風霜的臉，純真的笑，美麗的湖景，傳達出新文學傳統在這個世紀末的常青狀態。可以說，這是一張經典性的照片，是新文學歷史上的一個珍貴鏡頭。像這樣的鏡頭與構圖，成為《世紀巴金》的重要特點。也許關於巴金先生的精美畫冊與圖片集，以後還會陸續出版並得到讀者收藏者的喜愛，但這本以陸正偉先生個人的圖文創作為特色的《世紀巴金》將是其中一本有特色的讀物，而讓人們長期收藏與保存下去。2000年11月12日於黑水齋陳思和往事重提說源頭現在時間過得快，記不得是一年以前還是兩年以前，也記不得在《文匯讀書周報》還是《中華讀書報》上，我曾讀到韓石山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辯證關於巴金髮現《雷雨》的傳說。他說了一些很有見解的話，也似乎有些史料上的出入。當時讀後覺得有話要接著說，就把那篇文章留起來作參考，但後來手頭事情一多就耽擱下來，現在連要找韓先生的文章也已經很難了。今天從《文匯讀書周報》上又讀到柳葉先生的《往事重提》，提起了靳以的女兒章小冬為父親鳴不平的文章。文章轉述了三點內容：一、曹禺創作《雷雨》完稿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版的《文學季刊》上，所以說靳以將《雷雨》手稿放在抽屜里一年或更多時間的話，都是沒有根據的；二、靳以收到《雷雨》曾向其他編委推薦，由於意見不一致，靳以又不願退稿，才將手稿放進抽屜里。正好巴金去北京，靳以向他提起《雷雨》，巴金便要來看，那時巴金並不認識曹禺；三是那個對《雷雨》有不同看法的編委是李健吾，因為他看出了《雷雨》是脫胎於易卜生的《群鬼》。章小冬女士說明了第三點是引用了新加坡高楓的一篇文章的觀點和材料。巴金與《雷雨》的關係，曾有多種傳說，以致在時間和原因上多有出入，並被人一再引用時，傷害了另一位當事人的名譽。但有些資料上的問題，本來是因為時間相隔久遠而造成記憶上的出入，只要稍加辯正就無問題，但引用者往往不另思考地亂加發揮，才會造成以訛傳訛的後果。章女士能出來加以辯正是很好的事，但她所引用的材料似乎也有出入，需要作進一步的訂正。關於《雷雨》在靳以的抽屜里置放時間問題。章女士通過可靠的材料證明，《雷雨》從完稿到發表不到一年。如果扣除曹禺將稿子送到靳以手裡之前的時間和稿子編輯付印的時間，大約稿子放在靳以抽屜里的時間不會超過半年。因此說不上什麼「耽擱」。《文學季刊》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創刊，京派文人人才濟濟，一部無名青年的習作放在第三期發表是很正常的。事實上只是靳以在推薦稿子的時候遇到一點阻力，他藉助巴金的力量來說服其他編委採納這部稿子。事情就是這樣簡單。那麼，關於《雷雨》擱置抽屜，又被巴金髮現之說是怎樣傳出來的呢？在我的記憶中，這件事在「文革」前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裡沒有人公開提出過。但朋友圈子裡肯定是有所聞的。「文革」以後的第一個說出《雷雨》發表經過的是曹禺自己。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收穫》上發表曹禺的《簡談〈雷雨〉》，說了這樣一段話：「那時靳以和鄭振鐸在編輯《文學季刊》，他們擔任主編，巴金是個編委，還有冰心和別人。靳以也許覺得我和他太接近了，為了避嫌，把我的劇本暫時放在抽屜里。過了一段時間，他偶爾對巴金談起，巴金從抽屜里翻出這個劇本，看完之後，主張馬上發表。靳以當然同意。……我記得《雷雨》的稿子是巴金親自校對的。我知道靳以也做了極好的編輯工作。」那時候《收穫》剛復刊不久，巴金出任主編，曹禺寫稿捧場，自然而然提到了這件往事。但幾乎在同時，蕭乾在北京要寫回憶文章，也想起了這件往事（以此可以推測當時京派文藝圈裡有不少人知道這個掌故），寫信給巴金核實。巴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的回信中回憶了這件事：「關於《雷雨》，你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寫出事實就行了。事實是：我同靳以談起怎樣把《文學季刊》辦得更好，怎樣組織新的稿件。他說家寶寫了一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家寶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薦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來看看。我一口氣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的南屋裡讀完了《雷雨》，決定發表。」這是最初見諸文字的當事人的回憶，又因為巴金這段話雖然出於私人通信，但被蕭乾全部轉錄在《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發表於《文匯月刊》一九八二年一月。所以，以後旁人文章中論述此事基本是從這兩段文字里引發開去的。現在核對事實，這兩段回憶都有出入。巴金先生的回憶明顯是出於記憶上的錯誤，把《雷雨》被靳以擱置的時間說成「兩三年」，以致有些傳記著作里錯誤發揮。但巴金並不是擱置《雷雨》的人，他對這個時間的記憶來自於靳以的述說，也許當時靳以是告訴他曹禺寫了「兩三年」（因為曹禺對這個劇本從構思到寫作前後花五年時間，用「兩三年」時間寫作是可能的，作為好朋友的靳以不會不知道），因為《文學季刊》剛剛創刊，不存在「兩三年」的問題。但時間久了，就誤說成擱置「兩三年」了。曹禺先生的回憶里為了突出巴金的發現《雷雨》之功，只強調靳以為了避嫌把《雷雨》擱置在抽屜里，給人印象是靳以根本沒有推薦過這個作品。這也引起一些朋友對靳以的誤解。蕭乾向巴金證實了這件往事以後寫文章，原稿里就捎帶了批評靳以擱置《雷雨》的意思。但原稿給巴金看後，巴金很不滿意，就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寫信批評蕭乾，並說出了事情的真相：「關於《雷雨》，希望你不要用"開脫』和"積壓』的字眼。這事情不能怪靳以。他當時地位不同。他的確對我說過，他把稿子給另一個朋友看過，那位朋友說："寫得亂。』他就不敢用了。靳以有不少缺點，但也有不少好處。……你想，你寫文章表揚我，卻把靳以掃了一下，這樣……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因為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這段話直到一九九四年才收入《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公開出版，但讀者面不寬，知道的人不多。靳以一直沒有把擱置《雷雨》的責任往別人身上推，所以曹禺可能也不知道其中委曲，心裡有些責怪好朋友靳以擱置了他的處女作。靳以的厚道在此可見一斑。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誰說《雷雨》「寫得亂」？章小冬說靳以向編委會推薦而有人意見分歧，並引別人的文章假定此人是李健吾。但巴金的信卻說明了不是李健吾，因為這涉及靳以的「地位不同」的問題。當時靳以和鄭振鐸是主編，李健吾只是「編輯人」之一，巴金也是「編輯人」，大約類似現在的編委，並不構成「地位不同」的問題。我不了解《文學季刊》的每個編輯人是否都有決定刊物使用稿件的權力，但我知道巴金雖然身為編輯人，對刊物的影響甚大，他與靳以一起直接參加編輯工作。據朱自清日記記載，鄭振鐸告訴他，巴金和靳以擅自抽去季羨林、李長之的稿子，還不點名批評李長之，引起了李的攻擊。而李長之也是「編輯人」，可見巴金對刊物的影響力不是一般編輯人可比，至少也在李長之之上。而李健吾或許能對《雷雨》提出批評，卻沒有權力阻止靳以發表這個作品。當時能這麼決定稿子取用的，除了靳以只能是另一個主編鄭振鐸，他與靳以巴金的關係在師友之間，年齡資歷上也長了一輩。事實上，巴金信中說的那個批評《雷雨》「寫得亂」的朋友就是鄭振鐸。我曾讀過巴金先生這封信的原件，就是寫了鄭振鐸的名字，大約是公開出版時才改成「另一個朋友」。只有鄭振鐸認為《雷雨》「寫得亂」，才使靳以不敢用，怕有為好朋友「開後門」的嫌疑，所以才請出巴金來為曹禺說話。當時巴金也認識曹禺，只是沒有靳以與曹禺的關係那麼深。靳以在這件事上表現得頗費苦心，但他的謹慎、厚道，又有點膽小等品質也都表現出來。這件往事的最後敘事殃及李健吾也需要一辯。讀韓石山先生的《李健吾傳》，似乎暗示了李曹兩人有些矛盾，但也不大。當時李健吾已經負有盛名，在同期雜誌上李的劇本《這不過是春天》排在《雷雨》之前。李後來自我解嘲說：「靳以與家寶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更淡，做一個好編輯最怕有人說他徇私。」也可略知靳以的處境。李健吾當時沒有對《雷雨》發表意見，一年後《雷雨》在日本公演獲得大名，李健吾用劉西渭的筆名寫了評論文章，對《雷雨》作了讚揚，但也委婉指出曹禺在處理後母與前妻兒子的情節是否受了古希臘歐里庇得斯的《希波呂托斯》和拉辛的《費德爾》的暗示。曹禺在《雷雨》出版單行本的序里予以否定。《雷雨》受過西方戲劇的影響恐怕是事實，只是後母亂倫的故事在中國舊式家庭里比比皆是，大約用不著去學西洋人，但李健吾憑著對西方戲劇知識的淵博作批評，引經據典也是常情。這時絲毫不涉及易卜生的《群鬼》。雖然劉西渭的批評中也說到了遺傳的因素，卻沒有提到易卜生。其實易劇對曹禺以致整個中國劇壇有影響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是當時戲劇革命的光榮，是毋須隱瞞的，但任何影響對曹禺這樣的大作家來說也只可能起到某種營養的作用，不能用來解釋他本人的創作的主體性。只有那種把影響等於抄襲，當做揭人隱私的暗器的人，才會念念不忘地去作那種無聊索引。章女士所引用的那篇新加坡高楓的文章，正是那種不負責任的小人之心的典型體現。學術研究如果不靠資料而靠道聽途說加小人之心的臆測，就會把本來很簡單的事情越搞越複雜。這是我對這件往事想說的話。(文匯讀書周報)艾 春巴金自傳：文學生活五十年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說，今天破例在這裡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里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說。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里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里，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里，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義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梭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裡，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Damede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裡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徵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裡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因此我今天還在收聽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日語講座，還不曾學好日語。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里放一錠墨，一枝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裡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裡寫起一直到在重慶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裡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種譯本，這小說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1952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彷彿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於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心的鬥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里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彷彿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後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爭的藝術。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而且分別了十七年之後我又有權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談了。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只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干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我卻只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寫什麼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歷作一個總結。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讓·雅克·盧梭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裡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但是我在那些「邪書」里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一九三五年小說《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妥協。」我因為這一段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實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家》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里長大的，我如實地描寫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個「我說了算」的專制家長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還有一些鉤心鬥角、互相傾軋、損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長輩們，還有那些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還有受苦、受壓迫的「奴隸」們。我寫這小說，彷彿挖開了我們家的墳墓，我讀這小說，仍然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輕時代的我，多麼幼稚。多麼單純。但是我記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明白青春是美麗的，我不願意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犧牲品。我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訴」。我寫完了《家》和它的續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擺脫了過去黑暗時代的陰影。今天，在我們新中國像高家那樣的封建家庭早已絕跡。但是經過十年浩劫，封建主義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高老太爺的鬼魂仍然到處「徘徊」，我雖然年過古息滿頭白髮，但是我還有青年高覺慧那樣的燃燒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熱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絕不放下手中的筆。我羅嗦地講了這許多話，都是講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們更關心的是中國文學界的情況。我該怎麼說呢？我說形勢大好，四個月前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的閉幕詞是我作的，裡面有一段我引用在這裡來結束我的講話：「今天出席這次大會，看到許多新生力量，許多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心、敢想、敢寫、創作力極其旺盛的，對祖國和人民充滿熱愛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我要同大家在一起，盡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家，就應當對人民、對歷史負責。我現在更加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絕不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趕快註冊成為本站會員吧！會員可在線通信等，是網上交友的好地方!☆百萬網址現開通對外登記功能，歡迎登記你的網站信息！可快速提高你的訪問量！自傳：文學生活五十年--------------------------------------------------------------------------------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說，今天破例在這裡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里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說。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里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里，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里，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義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梭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裡，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Damede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裡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徵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裡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因此我今天還在收聽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日語講座，還不曾學好日語。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里放一錠墨，一枝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裡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裡寫起一直到在重慶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裡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種譯本，這小說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1952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彷彿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於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心的鬥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里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彷彿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後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爭的藝術。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而且分別了十七年之後我又有權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談了。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只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干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我卻只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寫什麼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歷作一個總結。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讓·雅克·盧梭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裡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但是我在那些「邪書」里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一九三五年小說《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妥協。」我因為這一段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實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家》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里長大的，我如實地描寫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個「我說了算」的專制家長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還有一些鉤心鬥角、互相傾軋、損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長輩們，還有那些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還有受苦、受壓迫的「奴隸」們。我寫這小說，彷彿挖開了我們家的墳墓，我讀這小說，仍然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輕時代的我，多麼幼稚。多麼單純。但是我記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明白青春是美麗的，我不願意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犧牲品。我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訴」。我寫完了《家》和它的續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擺脫了過去黑暗時代的陰影。今天，在我們新中國像高家那樣的封建家庭早已絕跡。但是經過十年浩劫，封建主義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高老太爺的鬼魂仍然到處「徘徊」，我雖然年過古息滿頭白髮，但是我還有青年高覺慧那樣的燃燒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熱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絕不放下手中的筆。我羅嗦地講了這許多話，都是講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們更關心的是中國文學界的情況。我該怎麼說呢？我說形勢大好，四個月前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的閉幕詞是我作的，裡面有一段我引用在這裡來結束我的講話：「今天出席這次大會，看到許多新生力量，許多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心、敢想、敢寫、創作力極其旺盛的，對祖國和人民充滿熱愛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我要同大家在一起，盡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家，就應當對人民、對歷史負責。我現在更加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絕不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世紀巴金與四季「收穫」幾天前，我在《收穫》雜誌社看到副主編肖元敏伏在寫字檯前神情專註地翻看著一本厚厚的相冊。我饒有興趣地上前一看。哦！原來她在一幅幅老照片中追尋著《收穫》過去四十年中走過的蹤影。那是多麼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攤在我眼前的那本相冊雖不是一部直接用文字記載的《收穫》大事記、編年史。但這些多年積累起來的圖片會使人感觸到《收穫》是隨著國興我興、國衰我衰，歷經曲折坎坷走過來的。在風雲變幻的年代裡，它曾遭受過兩度停刊，又經歷過兩度復刊的艱辛歷程。回首往事，歷歷在目。經久不衰的《收穫》終於以全新的面目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它的發行量始終保持在十萬份以上，成了萬花叢中的一朵奇葩，它能走到今天是多麼不容易啊！我熟悉《收穫》中的每一位編輯。每當我置身於其中時，常常會被他們那淡泊而明志、寧靜而致遠的氛圍所深深地感染。只要一聚到小小的編輯部里，他們就圍繞著作者寄來的稿件忙碌開了，在一起看稿、編稿、談稿、校稿……每個人總是把弦上得滿滿的，都會把榮辱得失拋之腦後，就是這個還不到十個人的集體，上上下下自然而然地會朝著一個共同的方向去努力、奮起，那就是幾十年來始終不渝的辦刊宗旨："堅持文學格調，薈萃各種流派與風格的上乘之作。"他們齊心想把刊物搞好，多出人多出作品，一批又一批的文學新人從這裡走向輝煌。早時，這裡曾產生過聞名遐邇、過眼不忘的《茶館》、《創業史》、《山鄉巨變》、《不夜城》、《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風斗古城》、《平原槍聲》……這些優秀之作生長在同一塊土壤――《收穫》，它的名字如同在大地上滾過的一聲聲驚雷，響徹雲霄。我的腳步隨著翻動的照片緩緩地走進了1979年，就在這一年被停了十多年的《收穫》再一次獲得了新生，他們重整旗鼓加倍地工作，立誓要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在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中又使我看到了留下的一長串紮實的腳印，在復刊後不久的《收穫》上又發表了諸多擲地有聲、家喻戶曉的好作品：《人到中年》、《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牆下的紅玉蘭》、《三寸金蓮》、《美食家》、《蹉跎歲月》、《方舟》、《禍起蕭牆》、《人生》、《浮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把相冊翻到這年代時從中發現《收穫》在發展中形成了一個慣例，編輯部無論工作多忙，也會擠出時間匯聚到主編巴金的身邊拍一張年年如此的"全家福"，隨著時間老人的匆匆走過，一張張合影照也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他們所熟悉的前輩、副主編簫岱因病去世了。而後，老編輯孔柔、郭卓、楊友梅、盛毓安、鄔錫康也相繼地退離了工作崗位。同時，接班的年輕編輯逐漸地走向成熟。但我特別留意到《收穫》的主編始終不變，那就是在四十年中與《收穫》始終同行的巴金先生。巴老是《收穫》的見證人，看著它四十年前呱呱墜地，又看著它逐漸長大成人。他看到了當初同靳以在創刊時提出："多出人，多出作品"的辦刊宗旨在一代代編輯身上生根、發芽。使他備感欣慰的是復刊後的《收穫》仍走著"團結作者，為讀者服務"的道路，嚴肅而紮實地前進著。而且，路也越走越平坦，腳步也越走越踏實。每逢巴老喜度華誕時，也是《收穫》全體人員感到最放鬆、最愉快的一刻。他們對主編的最好祝願都化在了一朵朵鮮紅的玫瑰之中，把心中要向主編表達的話語都凝聚在精心製作的賀卡上了。他們在巴老面前有說有笑毫無拘謹之感。在一起合影，在一起吃著巴老的生日蛋糕，分享著快樂，其景融融溢於言表。高興之餘他們還要當面"考考"自己的老主編，年輕的編輯爭相點著自己的鼻子笑著問巴老："巴老，我叫什麼名字？"坐在輪椅上的巴老環顧圍在一起的小青年，一一地報著他們的名字："……程永新……李筱……鍾紅明……小王、小廖……"巴老為自己能順利地通過考試而笑得合不攏嘴，大家也為巴老能清晰地記住自己的名字而感到歡愉和榮幸。病中的巴老雖然說話感到十分吃力，但看到《收穫》的年輕人時，他還是想對他們說說自己心裡話的。我記得，在巴老九十歲生日那天，身穿米黃色茄克衫的巴老正接受著上海東方電視台的採訪。當他看到《收穫》的編輯們捧著祝壽的大花籃來到他面前時，巴老微笑著望著他們。然後對著話筒說："我要對讀者說的話，我在《巴金全集》最後、在《收穫》上，發表了《我最後的話》，就是希望讀者理解我，我這一生是靠讀者養活，……我是主張人要有理想、人要有未來，不僅要顧自己，還要顧子孫。讀者也需要理想，你要給他，他也會選擇的。"這情深意長的話語，這充滿希望的囑託，無不打動著在場的每位編輯的心。在八十年代中期，市場經濟的大潮沖刷著這塊熱土，許多純文學刊物因為生存的艱難，染上了濃濃的商業氣息。此時，自負盈虧的《收穫》也因紙張、印工、發行費的快速攀升，而陷入了窘境。是逐波而流，還是自找出路？編輯部內也微微起了波瀾。巴老聞知後，他只用了一句話："《收穫》是大有希望的。"它包容了事物的全部，同時也給《收穫》點明了發展方向。這時，巴金主編為編輯人員說過的話再一次在他們的耳邊響起："……刊物是為讀者服務的。用什麼來服務呢？當然是用作品。讀者購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發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編輯同志的功勞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來，這個刊物就會受到讀者的冷落，編輯同志也談不到為誰服務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樑……"這就是一位長期做過編輯、出版工作的文學老人――巴金摸索出的一條成功之路。四面八方雪片般的讀者來信和巴金有力的支持，使不刊商業廣告，沒有經濟後援，不搞有償報告文學，沒有撥款，不製造紛繁口號的《收穫》在變幻莫測的經濟大潮中處驚不變。他們感到，《收穫》是靠讀者養活的，物質生活固然重要，但對讀者來說更重要的是需要高雅的藝術和陶冶心靈的文學作品，而好的作品是通過編輯之手介紹給讀者的。於是，《收穫》為作家和讀者架起了一座友誼之橋。在編輯工作中，他們個個儼如工廠中的檢驗員，雙眼緊緊地把住每個環節的質量關，來稿的質量有了普遍的提高。作家也關注著《收穫》的發展，他們被《收穫》的編輯以心換心的真誠所深深地吸引，作家蘇童知遇知恩地說："就像梨園藝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場的舞台，在屢次投稿碰壁時，是《收穫》及時地發現和提攜，使我提前了兩年走上了文學的舞台。"所以，作者只要新作問世，都樂意將自己感到最滿意的作品交給《收穫》首先發表。這也是眾多作家留存在心底的多年願望和理想，作家王安憶說："……我一直有一個真實的想法，那便是要把自己最滿意的小說給《收穫》，否則，便會像是辱沒了自己少年時代的理想似的。"這不僅是她的個人感觸，這確實是道出了《收穫》作者的共同心聲。當百花凋零的"文革"結束不久，萬物逐漸復甦，它告知人們文藝的春天即將來臨。一批批被禁錮了多年的文學新人破土而出躍躍欲試，想在《收穫》上發表作品的慾望也油然而生，但又心存顧慮，擔心心有餘而力不足。正在這時，巴老給了他們有力的支持。他不僅爭分奪秒地為自己制定了創作計劃，還不斷地鼓勵青年作者要多寫，多出好作品。有一次，青年作家馬原在探望病中的巴老時，他深情地對巴老說："您一直支持著《收穫》，現在我們這一代人開始做《收穫》，小時候每當談起《收穫》時，很希望能在《收穫》上發表小說，但那時總覺得是一件遙遠又遙遠的事，可能性很小。"巴老聽後笑著對他說："你寫出來就不要緊了，小說寫出來就實現了。"這語重心長的話語，巴老不知給多少青年作家說過。張辛欣、張抗抗、張潔、馮驥才等青年作者就是聽了這同樣的話才跨出了喜人的一步，在《收穫》上圓了他們少年時的一個個文學之夢！在經濟大潮中找出了自己生存空間的《收穫》，此時又產生了一大批像《活著》、《妻妾成群》、《叔叔的故事》、《許三觀賣血記》、《九月寓言》、《務虛筆記》、《甲方乙方》、《動物的兇猛》、《丹青引》等深受讀者喜愛的中、長篇小說，有不少還被改變成影視劇本，它為電影、電視提供了出色的文學基礎。導演馮小剛、姜文執導電影《甲方乙方》、《陽光燦爛的日子》（即《動物的兇猛》）後都說："從《收穫》中改編的劇本品位高，電影上演後觀眾愛看。"所以，導演《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張藝謀深有感觸地說："真是文學馱著電影走啊！"《收穫》就是依靠著文學本身的力量，以文養文，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給純文學找到了一條通往民眾的出路。巴老一直十分關心《收穫》的發展，每回女兒小林在電話里同作者談稿或與編輯部商量工作時，他都會靜靜地坐在一邊聽著。擔任《收穫》副主編的李小林每期都要把有著四十餘萬字的稿子看上兩遍，每當她終審完全部樣稿時，就會感到頸椎疼痛，眼睛發花。她畢竟是一個步入中年的女性了，年紀不饒人啊！巴老見她總是長時間伏案工作，經常充滿父愛地對她說："你也要注意身體，不要搞得太疲勞了。"每當這時，小林會依偎在父親的身邊，給巴老講述著編輯部里發生的各種新鮮事，說著向老作家組到的好稿子，為新人發表了新作的經過……。巴老認真地聽著，雖然不發表什麼意見和看法，但他都默默地記在了心裡。每當此時，他似乎看到了老一代人的辦刊精神在年輕的一代身上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幾年前，當小林將隨《收穫》一同向巴老祝壽的青年作家馬原介紹給巴老時，巴老笑著對馬原說："你在西藏呆過，聽說上次你的小說出了點毛病。"坐在邊上的馬原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一篇有爭議的小說會受到巴老的觀注，他激動地連聲說："是，是，出了點小毛病。"過後巴老又接著對他說："我現在高興地看到《收穫》在發展，辦了35年了嘛。有兩個人對"收穫"有功，他們是靳以和簫岱，我什麼都沒做，對"收穫"沒有貢獻，但我支持它！"巴老是一位十分重情誼的人，他從不把《收穫》的功績歸於自己，他沒忘卻與他一起創辦《收穫》時的靳以。巴金和靳以既是創辦人，又同是《收穫》創刊時的主編，他同靳以彼此信任，他們憑著三十年代共同合編《文季月刊》時的熱情扶植著《收穫》，全身心地投入到《收穫》的創刊之中。經過了兩年多的努力，《收穫》順利地走上了軌道，誰也沒料到靳以卻在這時意外地閉上了眼睛，離開了與他同甘共苦多年的巴金，一副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巴金的肩上。每每憶起來，巴金心中是多麼的悲傷啊！他無論是作文還是與人談起《收穫》時，他首先會把已逝去多年的靳以介紹給讀者。冰心在為《收穫》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題詞中寫道："……因為《收穫》是我的好友巴金創辦的，我一看到《收穫》就想到巴金。"巴金見後，馬上用顫抖不已的手在自己的名字前兩次寫上靳以的名字。名字只不過是一個人的符號而已，但此時，這添加上的廖廖數筆無不浸潤著巴老對好友的厚義和真情啊！簫岱是一位集詩人、翻譯、編輯於一身的《收穫》老前輩了，他曾歷經過《收穫》的兩次復刊，一直主持著雜誌社的日常工作。第二次復刊不久，他患上了肝硬化，但他貫以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愛戴，他仍在為《收穫》的恢復和發展忘我的工作著。1985年底，到了年齡的簫岱辦完了離休手續。巴老聽說後對簫岱說："再留一留，小林還年輕，你幫一幫小林。"他接受了巴老的囑託。其實，簫岱此時跟巴老一樣著急，他看到老編輯都也快到退休年齡了。而這時，編輯部的新人還沒有完全接上班，自己怎能安下心來在家休息、養病呢？在後幾年中，他仍一如既往地關心著雜誌社的工作，身體力行地為青年編輯傳授著辦刊經驗，同大家一起規劃著《收穫》明天的藍圖，他一直操勞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所以，年輕的編輯在緬懷簫岱時常說："他為了《收穫》的發展和進步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啊！"巴老每次到杭州養病，編輯人員都知道巴老愛讀《收穫》上新發表的文章。所以，經常委託《收穫》編輯李國糅把剛出版的《收穫》帶給巴老。巴老在休息之餘喜歡叫身邊的工作人員讀報、讀書給他聽。但他聽得最多的還要數發表在《收穫》上的文章了。原來，近幾年《收穫》了解到隨著經濟大發展，生活節奏的加快，讀者偏向讀一些篇幅相對短一些的文章，於是《收穫》致力於對散文的耕耘，先後開闢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李輝的"滄桑看雲"專欄，它們開創了"文化大散文"的先河，這些文章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色彩，有著豐富的文化感悟，揭示了中國文化的巨大內涵，呈現出潛在的深邃的人文精神。其中確有不少文章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細地聽完一篇又一篇，近幾年，光我本人就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中的每篇文章。在1995年初，我在病室的燈下給巴老讀著余秋雨發表在《收穫》100期上的《流放者的土地》文章，當我讀到康熙年間的詞人顧貞觀為了營救被清政府流放邊疆的老友、詩人吳兆騫，他不僅籌措了足夠的贖金，還拿出了兩首為思念吳兆騫的詞作給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看，這兩首膾炙人口表達人間至情的詞，終於感動了納蘭容若。當我念到《金縷曲》中的："……淚痕滴牛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時，只見因胸脊椎骨折而躺在病床上的巴老，隨著我的讀書聲，也念念有詞地背誦了起來，我驚嘆地問巴老："您的記憶力怎麼會那麼好？"巴老說："我十七、八歲在成都念書時熟讀的"，接著他又說："清政府的"文字獄"太殘酷了！"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沒過多久，我又給他讀了李輝的《滄桑看雲》中的《凝望雪峰》、《往事已然蒼老》等文章，每次讀文章時，我擔心時間太久會累著了他，幾番勸他躺下休息一會再聽，但他就是不願躺下，堅持著要我繼續把文章讀完。他靜靜地聽著，一邊深深地思考著馮雪峰、周揚、吳晗、鄧拓、廖沫沙、胡風等中國知識分子遭受苦難和不幸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當他聽到文章中那有理、有據，把造成歷史悲劇的根源剖析得淋漓盡致時他情不自禁地連聲說："好！寫得好！寫得深刻！"巴老看到一批批年輕的作家在成長，他打心眼裡高興，他一直認為新作家能趕超老作家是件好事。因此，《收穫》在各個歷史時期，始終把推介新人作為是自己的責任，在以馮驥才、諶容、路遙、葉辛、張抗抗、張辛欣、賈平凹、王安憶為代表的一代作家之後，接著又從《收穫》中走出的有餘華、莫言、蘇童、格非、閻連科、萬方等。就這樣一代又一代，後浪推著前浪滾滾向前，作家的辛勤勞動通過《收穫》介紹給了讀者，被讀者所接受，被社會所認可，受到了人們的尊重，在榮譽和鮮花面前，怎能輕易地忘記培育、扶植它們的這個搖籃呢？今年，《收穫》的老作者從維熙完成了新作《死亡遊戲》，當他把完稿的小說寄給《收穫》前夕，心中好似一團熊熊之火在燃燒，他總感到要向《收穫》和曾支持過他的巴老再說些什麼，他想起了雪萊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遙遠嗎！"他確是一位走出嚴寒、穿過冬季的人，只有經歷過嚴冬的人才倍感春的溫暖。20年前，從維熙從長期的勞改生涯中解脫了出來，出獄才不久，就在一間八平方米的小屋裡用親身經歷和感受寫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和《鋪花的歧路》，那時正處在乍暖還寒的1979年早春，寒氣還不時地侵襲著人們的心骨。《收穫》頂住了來自各方的種種壓力，不僅將從維熙的兩篇小說在同一期上發表，還把《大牆下的紅玉蘭》放在《收穫》的頭篇，把它作為重點作品介紹給了讀者。從維熙觸犯了"文革"的禁區，一時群起而攻之，在匿名信中把它稱之為是蘇聯"解凍文學"的翻版，某省勞改局認定它是"意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儘管此時從維熙的囚徒身份已得到了平反，但在上書北京時，他的名字仍被簡化為"從犯"。巴老看過小說後認為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他勉勵從維熙要多寫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包括揭露"文革"對人性摧殘的題材。就在這同時，從維熙收到了胡耀邦同志寫來的複信，信中也有與雪萊同樣的話："沒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在京召開的作者座談會上，主持會議的《收穫》負責人吳強還專門提到了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真金不怕火來煉，他受到了讀者熱情的支持，從維熙先後收到了上千封讀者的來信，極大地溫暖了他的心。此時他只用了一句話表達了對《收穫》的感激之情："育苗在春早，收穫在金秋。"在《收穫》中成名的作家諶容，她每回有事到上海，首先想到的是曾扶植過她的巴老。1995年11月27日，諶容率《懶得結婚》劇組來到了上海。雖然，劇組在時間上安排得十分緊張，但她還是帶著鮮花來到了醫院。這天上午，巴老看到諶容時，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她的"寶貝"兒子梁天，在電視喜劇《我愛我家》中那幽默發噱的表演。所以，當他看到諶容時總想笑，坐在巴老身邊的諶容同小林聊著。不一會，她對巴老說："我是四川人，與巴老是同鄉。我的小說《人到中年》就是在《收穫》發的。十年前寫了《懶得離婚》現在寫了《懶得結婚》共十集，將在年底播出。"她像小學生在向老師彙報功課一般，認認真真地說著。巴老聽後說："我在杭州時，天天看《我愛我家》，你們電視劇還沒有播，廣告已登出來了。"這下諶容可樂了，她笑著說："巴老真是個消息靈通人士啊！"邊上的人都跟著笑了起來。諶容每回見到巴老和《收穫》編輯部的編輯時，她總會首先提到《人到中年》這部小說。這發生在十多年前的往事諶容仍記憶猶新，恍如昨日。原來，諶容用多年的生活積累又花了幾年的心血寫成了發人深思的《人到中年》，在小說中揭示了以主人公陸文婷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他們用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一顆心勤奮地工作，為事業奮鬥著。可是，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都遭受著各種冷落，在業務上得不到提高，知識得不到尊重，各種待遇得不到保證。最後。陸文婷由於勞累過度而病倒在床。小說發表後不久，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人到中年》講了真話，刺痛了一些戴著有色眼鏡看人的神經。於是，他們便橫加干涉，甚至還要利用文藝刊物來批判它。他們指責作者不應該把陸文婷的遭遇寫得那樣凄慘，也不應該在"外流"的姜亞芬醫生的身上傾注太多的同情；更有甚者說，作者給"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他們不相信會這樣對待知識分子，他們懷疑外流的知識分子也會有愛國之心。種種責難向諶容襲來。使她陷入了深深的苦悶和迷惘之中，諶容感到自己把所見所聞用文學的樣式真實地反映生活，這難道也會錯？她百思不得其解。這時，巴老卻支持了這位素不相識的女作家，他認真地讀完了這部小說後說："……我喜歡這部小說。我有一種願望，想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這位已八十高齡的老人用自己滿腔熱情，向諶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委託女兒小林專程去諶容的家，探望因撰寫《人到中年》時過於勞累而得病的諶容。他在逆流中迎頭奮起，這要拿出多麼多麼大的勇氣和一往無前的精神啊！此時，他正在著手寫一部用真話、用真心奉獻給讀者的書――《隨想錄》，在150篇的"隨想"中已完成了49篇，為了不讓這部小說被無端的指責而夭折。他提筆在第50篇的"隨想"中寫下了題為《人到中年》的文章，它用正義的力量滌盪著污泥濁水，撥開遮在眼前的迷霧，他在文章中說道："……文學事業也是這樣，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員是大多數的讀者，而不是一兩位長官。作者在作品裡究竟是說真話還是販賣謊言，讀者們最清楚。"也正像巴老所預料到的那樣，《人到中年》非但沒有被扼殺，反而被越來越多的讀者多接受、所喜愛。它的單行本出了一版又一版，同時又被搬上了銀幕，它成了諶容的代表之作。一條艱難的成功之路引起了更多讀者的深思，它也引發了更多人的思考。因此，《收穫》編輯部還專門為諶容的《人到中年》召開了作品討論會。《收穫》就是這樣把一個個文學新人，一篇篇新作推向社會，把他們介紹給讀者，個中的甜酸苦辣唯有編輯人員心中最清楚。諶容也決不會忘記在這段曲折經歷中《收穫》所給她的幫助。她常常在自問：《收穫》靠什麼成功的呢？最終她還是找出了兩個最恰切的字，那就是"穩定"。她深有感嘆地說："《收穫》在執行"雙百"方針上是穩定的。在風格上，能兼容百家，是穩定的。在質量上，每一期都能讀到幾篇引人注目的作品，讓讀者覺得欣慰，更是穩定的。"其實，諶容只從作品反映出《收穫》的穩定性，我感到《收穫》更難能可貴的是作人上也是穩定的。他們每個人都在用一顆火熱的心真誠相待作者，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為讀者奉獻著，當別人遇到困難時會主動地伸出援助之手。前年，正當百年不遇的洪水肆虐著長江中下游，情勢十分地危急。此時前方將士正浴血奮戰在抗洪第一線，此情此景牽動著編輯部全體人員的心。以往每次只要一聽說發生地震、水災時，他們總會主動地捐出衣服、錢款和書籍，為災區的重建獻上他們的一份愛心。他們知道這次水災比以往更兇猛，損失更慘重，《收穫》沒等上級安排就從編輯部有限的經費中取出一筆數量相當可觀的錢交給了"上海市紅十字會"，托他們轉交給災區。當紅十字會的同志接到這筆捐款時問道："《收穫》，是不是巴金主編的那個《收穫》？"當得到肯定時，他就說："我們今天收到的是全上海第一筆以單位名義的捐款，我們一定儘早地把它送到災區。"當晚，在電視新聞中還口播了這條引人注目的消息。沒過多久，作家周梅森來到了杭州。原來，他自從在《收穫》上發表了長篇小說《人間正道》後，他又新創作了一部《中國製造》的小說交給了《收穫》。正在杭州照顧巴老的小林是約他來談稿子的。在客廳里，大家圍繞著《中國製造》這部稿子整整談了一個上午。午飯時，我跟周梅森說起全國上下關心著抗洪搶險中湧現的感人事情，當我說起這次《收穫》編輯人員個人捐款外，《收穫》編輯部也捐了錢時，講者無意，聽者卻有心。周梅森聽到後再也坐不住了，飯才吃了一半就起身讓我陪著他去找小林。路上他說："雖然我已捐過款，但《收穫》的義舉感動了我，我還想再捐。"當見到小林時他說："小林，你們把《中國製造》的稿費替我捐了吧。"小林聽了沒吱聲。這時，他真的有點急 了，漲紅了臉又繼續說："如果你不放心，我現在就立個字據，估計有二萬多元，把它都捐了。"小林聽明白了他的意思，笑著說："別這樣，稿費我們還是要給你，至於你要捐，那是另一回事情，反正捐到哪裡都一樣。"寥寥數語，暖了周梅森一顆激動的心。我默默地站在一邊，目睹了眼前發生的一幕，他使我看到了一種力量，又是一種榜樣，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收穫》就是依靠這種力量走到了今天，他們在園丁巴金的帶領下，在文藝的百花園中辛勤地培土、修剪、澆灌、耕耘，現今該到了收穫的季節了。它不僅是一件使《收穫》的歷代編輯感到光榮和自豪，也使作者、讀者值得慶幸的喜事。這來之不易的收穫證實了靳以在1957年6月24日在《收穫》發刊詞中所說的那樣："……我有意以"收穫"作為作家和讀者之間的橋樑，讓讀者表示對作品的意見，讓作者傾聽讀者對作品的意見，……使他的作品更成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我們希望"收穫"能貢獻給我們親愛的祖國以更多的香花和食糧。這是"收穫"的開端，我們期望一年年地更多采，更豐盛，結更多的果實。"陸正偉近百年文學長河中的大師形象一這一二年，在世紀之末和世紀之初，人們回顧和總結近百年文學時，文學大師成了引人注目、思考和爭議的重要話題。何謂文學大師？近百年文學長河中有沒有文學大師？或哪幾位大體上已被公認為是文學大師？這是一個誘人的話題，也是一個能進一步激活文學理論家、文學史家和作家智慧的話題。中外文學史證明，不是所有的時代都能產生文學大師的，沒有或不能產生文學大師的時代，正如沒有或不能產生哲學大師、史學大師、書畫大師、音樂大師等的時代一樣，是沒有精神火花的平庸的時代，是精神萎靡的、在生活和藝術領域黯然無光、無色、無聲和無趣的可悲的時代，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的文明進程都將滯後或陷入泥淖。因而近百年有無文學大師，以及文學大師智慧的高度和深度，就成了衡量這一時代文學甚至文化精神高低、優劣和深淺的關鍵。我們所說的文學大師，通常指在文學創作和研究領域，分別在特定的時代對文學長河有原創性的、傑出貢獻的作家、理論家（在同一大範疇的單個領域或兼及幾個領域卓有成就者）。由此綜觀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還很少以「文學大師」為題來評價作家的歷史地位的。就總體而論，並綜合以往和當前學術界眾多研究者相近於「文學大師」的觀點，研究者們對以下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都曾程度不同的論述和觸及過，他們是：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茅盾、郁達夫、林語堂、夏衍、田漢、徐志摩、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老舍、巴金、冰心、錢鍾書、胡風、曹禺、梁實秋、張愛玲、艾青、金庸等。很顯然，面對這一長串名單，爭論是必然的。在筆者看來，雖然上述作家和評論家對近百年文學都作出過自己獨特的貢獻，都在當時或當下產生過很大或一定的影響，有的也可在文學的單個領域評為大師，如散文大師朱自清，武俠小說大師金庸，詩歌大師艾青等，但文學的單個領域的大師更應指某種文體創作的大師，與涵蓋文學多個領域、作品中較為豐富的思想和藝術含量，以及作家的人格力量等近於兼備的文學大師的評價還是不同的。以上列出的在近百年文學長河上星光燦爛的名單中，絕大多數作家已經作古－－其中有的堪稱文學大師，基本上已有共識，如魯迅、胡適、沈從文等，有的尚待更充分、更深入的研究，如周作人、郁達夫等。我們一定已注意到，上列名單中，尚健在人世的，只剩下巴金和金庸了。如前所述，如將金庸定位為武俠小說大師，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庶幾無太大異議。那麼，巴金呢？在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能否將巴金以文學大師的桂冠來定位呢？－－在這裡，任何偏見、浮躁、激烈、迎合都是非科學的，我們仍然應對巴金作深入的、具體的學理性研究，通過評析巴金的全部作品、漫長的創作道路、創作思想，並將老作家置於中國近百年文學史和文化史大背景上去考察，－－著重考察和評析巴金在近一個世紀的文學活動中，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哪些原創性的傑出的貢獻，－－才可望接近真理，具有說服力。二說巴金在近百年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是基於如下一些事實。即巴金是中國劃時代的「五四」文化運動的產兒，他的創作活動從他發表第一篇文章的1921年算起，有七十餘年的漫長曆程，創作和譯作一千萬字左右，涉及的文學樣式有詩、散文、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他早年熱衷於多種激進的青年活動，留法回國後的一段較長時期內，譯介和編寫旨在宣傳自己信仰的「安那其」思想的書籍，並以空前的激情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主辦文化生活出版社，關注和投入革命的學生運動和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熱情謳歌新的社會生活的同時，也自覺不自覺地捲入了當時主流體制發動的幾次政治運動；在十年浩劫之後，又曾煥發了創作的青春，因而在八、九十年代，先後獲得了法、意、美、日等國家或文化學術團體授予的榮譽稱號。然而，在巴金漫長的一生中，又先後遭到極左思潮的衝擊，以及國家體制多次嚴酷的批判和批鬥，夫人蕭珊慘遭迫害，因病致死，家人受難，他本人身心亦遭傷害。綜觀巴金的一生及其創作，毀和譽、榮與辱、褒和貶貫串了老作家的一生。但巴金終以他幾部里程碑式的文學作品，以及「講真話」的人格、「永遠燃燒的心」的矢志精神而受世人敬仰。－－凡熟悉中國近百年歷史和文學史者都應知道，以上對巴金簡要的概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長河中，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以豐富、複雜、閃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為參照，巴金的原創性和突出貢獻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二、三十年代、茅盾、葉聖陶、冰心、郁達夫、沈從文、蔣光慈、丁玲等作家，都寫過一些青年或青年知識者的形象，而巴金在多部中、長篇小說中描繪的一長串系列青年形象，如杜大心，張為群、李靜淑、李冷、吳仁民、李佩珠、陳真、高志元，方亞丹，周如水、敏、惠、德等，是迥異於上述作家的，是巴金的獨創。巴金筆下的杜大心、李佩珠等青年，他們幾乎都是那個時代一群特殊的年輕「革命者」：熱情、執著、無畏、正義、而又偏激、憂鬱、狂熱、神經質，卻幾乎都有一顆為信仰而獻身的火熱的心。在遇到革命和戀愛的衝突時，他們又幾乎都是服從「第一需要」的「革命」；「革命」的方式是集會、散發傳單、爭論、演講和暗殺等，他們的命運歸宿多半是為了信仰而犧牲生活的幸福和愛情，並在恐怖活動中「壯烈殉情」－－他們幾乎都帶有虛無的「安那其主義」思想的色彩和性格基調。在二十世紀初葉，這種「色彩」和「基調」，與其時狂飆突進的時代，與「五四」前後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追求相合拍，所以，巴金的中篇小說處女作《滅亡》（1928年8月寫成，1929年連載於《小說月報》1－4期，1929年10月開明書店出版）一經問世，很快引起文壇矚目。葉聖陶稱其為是一部「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載《小說月報》1928年第二十卷「內容預告」）的書；剛果倫同時也指出了《滅亡》迥異於別的作家和作品的「特色」：「這是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的創作」。（《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的回顧》，《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三期）在以後陸續出版的小說《死去的太陽》、《新生》、《霧》、《雨》、《電》，甚至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長篇小說《家》等，其中的不少青年知識者的形象雖然與《滅亡》中的杜大心有別，但人物的思想淵源和性格基調都與《滅亡》有著或顯或隱的牽連。作者曾多次說過，他是「流了眼淚來寫」這些青年的，他「喜歡」他們（她們），因為「《愛情三步曲》裡面活動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巴金根據自己青少年時代沉浸的生活，以及一群熱血青少年朋友激進的活動和性格塑造的人物形象，豐富了二、三十年代文學人物畫廊－－為同時代的別個作家未曾創造和難以創造的獨特的一群；而巴金筆下的這些系列形象，不僅折射出中國特定時代社會生活的若干真實面貌，而且歷史已證明，那些含有虛無思想的青少年系列形象的人性描寫－－精神、感情、性格、心理等，在人類歷史以及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雖然年輕巴金當時的藝術筆力似嫌不足，但那些系列群像依然獲得了持久的認識價值和生命力。巴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原創性和突出貢獻還表現在，巴金的整個文學道路，就是長時期的堅持控訴和反抗封建專制、封建禮教的道路，而且具有相當的深刻性。這在新文學作家中也是很少見的。自然，反封建專制、封建禮教、封建傳統和宗法制，魯迅達到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以媲美的曠代罕見的尖銳性和深刻性，但魯迅不幸在三十年代中期（1936年）病逝。其他如茅盾、冰心、老舍、郁達夫、田漢、曹禺、沈從文、馮文炳、廬隱、張天翼、趙樹理等都寫過多寡不一、深淺有別的反封建的小說，但他們創作的主要成就不在此，如冰心以愛的哲學統攝一生，郁達夫以自傳體的私小說張揚個性，葉聖陶則以描寫「灰色卑瑣人生」見長，沈從文卻是以展示湘西人性風俗馳譽，張天翼擅長對卑瑣靈魂的諷刺，趙樹理的反封建又僅止於對封建婚姻的故事敘述。……而巴金的反封建不僅時間長，內容豐富，而且激烈，具有深度。尤其是從長篇《家》、《春》、《秋》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隨筆封筆之作《隨想錄》，間隔半個世紀左右，橫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面對時間的流逝，年齡的增長，社會的瞬息多變，萬千世相，以及個人及家庭的風雨坎坷、悲歡離合，巴金反封建專制、反封建禮教的「燃燒的心」始終如一，鬥志彌堅。三十年代，他對封建專制的罪惡多次發出「我控訴」的呼號，八十年代堅持說反封建的傑作「《家》沒有過時」。一些有影響的巴金研究者，曾一再論析巴金思想感情的熱烈、真誠等，卻往往迴避論述他的思想已達到的深度，甚至說「巴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是指巴金作品的暢銷、巴金的社會熱點「過去了」，也許不無道理；但如果指巴金作品已經過時、巴金的反封建思想已經過時，這顯然是一種淺見。一個很普通而又令人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巴金文學創作七十餘年，沒有停止過對封建專制、封建禮教、封建秩序、封建的宗法體制的揭露、控訴和批判呢？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對幾千年中國歷史本質的把握、對幾千年中國思想史的感悟、對自己生活的時代國情、民情以及現存秩序的耳聞目睹，這正是巴金一輩子堅持反封建專制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巴金反封建專制的思想具有深刻性的根本原因。在這裡，要列舉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封建現象，來論證巴金反封建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完全是多餘的。儘管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中國的封建主義的種種內容和形式也已隨之發生了複雜的變化，但封建因素還長期存在，特殊時期和特殊場合還相當猖獗，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僅此一端，即可見巴金的作品沒有過時，仍有生命力。巴金文學作品思想上的深刻性，還表現在，老作家多方位、多角度，層層剖析地反封建專制。毋需列舉巴金散文及短篇小說中的很多文字和細節，僅以《家》來看，巴金通過書中眾多的人物如高老太爺和覺新等，形象地解剖了封建制度的專制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麻醉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的殘酷性、腐朽性和虛偽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的頑固性等。對於巴金反封建思想的持久性和深刻性，似乎也是為一些巴金研究者所疏忽的，然而，這些，正是巴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又一個突出的貢獻。三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二十世紀初葉產生了劃時代的「五四」新文學。所謂「劃時代」－－不是割斷歷史，而是指具有承上啟下的里程碑的意義，－－主要指文學具有了新的思想意識、新的生活內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語言載體、新的表現形式以及新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多部文學作品和多位文學大師等。巴金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學的突出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以上論述之外，另有貫穿《激流三部曲》全書的唯一形象高覺新，這是一個在思想和藝術上具有很高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他自己明明身受封建禮教的壓迫和傷害，又以封建禮教去麻醉和傷害比他更年輕的一代；他一方面不滿封建禮教和封建規範，一方面又執行和維護這種禮教和規範；他對封建禮教的最高主宰百依百順，奉行「作揖主義」，又暗中同情和支持叛逆者去尋找「新的光明」、「新的路」。作家是以他熟悉的大哥為模特兒來塑造高覺新的，因而在覺新形象上傾注了很多心血和感情，藝術筆力飽滿而從容，深情而自然。這一人物的藝術價值已超越了文學作品藝術形象的範疇，獲得了思想層面和哲學層面上的超時空意義。那些為某種違背歷史和時代趨勢、違背人民大眾利益和違背人性、正義、公道的權威、霸權和專制體制而一邊「作揖」、一邊傳達「聖旨」的言行，那些身受其害卻又身獲其利，因而壓制、勸導或矇騙別人就範的言行……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複雜而深層的人性描寫。雖然在巴金全部作品中，具有類似覺新這樣的歷史感、哲學感和藝術上的立體感的形象僅此一個，但「這一個」在最完美的意義上，恰恰是黑格爾老人在理論上闡發的「這一個」的形象體現。－－高覺新，這是中外文學史上堪與高老頭、安娜·卡列尼娜、於連、浮士德、布魯姆（《尤利西斯》）、冉·阿讓（《悲慘世界》）、賈寶玉、阿Q等媲美的、不朽的藝術典型。自然，要把握覺新這樣的形象，僅從文本意義上去判斷，是難悟深髓的。這與真正深入把握和評論高老頭、安娜·卡列尼娜、布魯姆、浮士德、賈寶玉等豐富深邃的思想藝術內涵一樣，還必須了解和熟悉作品及其形象產生的歷史背景、文化思潮、民族特色、作者生活時代的人文環境，以及作者自身的思想演變等。巴金對高覺新形象的創造，是老作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又一突出貢獻。四雖然巴金不厭其煩地一再聲稱自己「不是文學家」，認為「寫作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但巴金依然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在文體創造、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不過，巴金的上述幾方面，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並沒有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惟有關於中長篇小說「三部曲」的形式，是巴金引進西方小說「三部曲」而運用於自己寫作實踐中的一種「創造」。據作家有意和無意為之及研究者的歸納，巴金計有《滅亡》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火》三部曲、《人生》三部曲。三、四十年代較多的運用「三部曲」形式創作的還有茅盾。他們的這一實踐，對二十世紀中後期中國文壇上長篇小說三部曲的湧現，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就以上簡約概括，不難看出巴金七十餘年文學道路上的基本實績。其中具有激烈的「安那其」色彩的青少年革命知識者的系列群像，作者對他們的人性描寫，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的意義，－－雖然，多半人物描寫的藝術功力不足，但這些群象屬巴金的首創，在文學史上就具有了原創性，為文學史提供了嶄新的人物形象。此外，巴金關於反封建制度的激烈、持久和深度，關於覺新藝術典型的塑造等，也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突出貢獻。－－巴金文學作品中的這些內容，在文學史上都具有一種經典性。如果再從另一側面繼續考察，巴金對鄉土和人民的深厚摯愛、宣洩情感的敘事筆調、對青年男女悲劇命運的描繪、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創作的精美，以及隨想錄中直面現實、直抒真情的隨筆的力度和老道的文筆，……這一些在文學史上雖不屬原創，但仍然體現了巴金文學創作的追求、才能和特色。通過對巴金「這一個」文學寫作的原創性和突出貢獻的概括的分析，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關於文學大師的評價標準呢？能否使我們對文學大師理論的探討豐富些、加深些？巴金已以自己千萬言的著、譯，七十餘年的社會活動，以及近百年的命運、人格和理想追求，為自己樹起了一座豐碑。正如五十年代初一位法國學者所說，「巴金的作品，是中國文藝復興和社會革命的動人的傳述，它好象我們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永遠要留在我們人間！它是我們新中國的讀物，等到這個時代過去後，雖然那時或者也許有比他更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出現，可是他的作品如同珍貴的文獻一樣，永遠要被後人保存著。」（法國明興禮著《巴金的生活和創作》，王繼文譯，上海文風出版社1950年5月出版）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導 唐金海

===============================================================================================《巴金簡歷》巴金（1904－－）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參加反封建的進步刊物《半月社》活動。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衝破封建家庭的樊籠，來到上海、南京，進東南大學附中，並參加了一些社會活動。1927年旅法在巴黎讀書，並開始了文學創作。次年回國從事文學活動，"九一八"事變後積极參加救亡工作。和魯迅有了交往。曾任《文學季刊》編委，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與靳以合編《文季月刊》。抗日戰爭爆發後，和茅盾創辦《烽火》，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文聯二至四屆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作協上海分會主席、名譽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收穫》和《上海文學》主編，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2年獲義大利國際但丁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軍團獎。198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85年獲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外國院士稱號。1990年獲蘇聯人民友誼勳章。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滅亡》、《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戰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說《春天裡的秋天》、《憩園》、《寒夜》，散文集《新聲集》、《讚歌集》、《隨想錄》（5集）。譯作有長篇小說《父與子》、《處女地》，回憶錄《往事與隨想》。論巴金在讀了前幾期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所發表巴金先生一封《給eg》底信後，我底眼淚頓時便不覺滲然地流下來了。於是又使我回想起兩年前一位朋友曾向我這樣問著過說：「在目前中國底許許多多底作家中，還有誰比巴金先生更偉大呢?」當時我卻躇躊了，沉默了，因為我實在找不出一個有比巴金先生這樣更偉大，更真摯，更激烈，更為正義而苦痛著的作家來。而且這問題擺在我底面前一直到了如今，如今我依然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解答來。巴金，在他自己底那一條路上的確是偉大的。他因為看到眼前許許多多不合理的事態，耳朵里聽不慣民眾底苦痛的呼聲，所以，他也要求著革命。而革命必會使一個偉大人物死亡的，所以他底杜大心死亡了(《滅亡》)，他底革命的人物毀滅了(《死去的太陽》)，以後他又為著正義而需要著《復仇》，為著一個民族底被踐踏而作著《海底夢》，為著大眾底不平而有著他底《沙丁》和《霧》。總之，他底一切的著作都是感著人間底罪惡而苦惱，為著全世界底人類底不幸的命運而痛哭。而且他底每一篇著作都可以給每一個青年人帶來一種偉大的心情，一種向光明走去的心情。自然，他底思想如何，當屬另一個問題。但可以保證的是：他絕沒有一般所謂普羅作家底臭味，尤其很少「口號」和「標語」，和等等色色的所謂「正義意識」。如象聽見別人談到民族，談到國家，便斥為是思想落伍，這一類的下流習氣，更可以說是絕對沒有。巴金，這麼樣一個偉大的作家，恐怕是誰也不敢加以否認而敬虔的吧?但，惟其因為是偉大，一般地，所以總是苦痛著的。但丁是這樣，杜斯杜夫斯基是這樣，而我們底巴金先生也是這樣。可是，我所說的關於他底苦痛，並不是物質的；在作為物質生活與發展中的巴金，他起先在東南大學附中出去，因以勤工儉學底名義到了法國後，便在一個平民底拉丁區內，嚼著冷硬的麵包，忍耐著苦痛，一直過了兩三年這樣下賤人底生活；就是回國後到了上海，也仍然在開明書店作過極不相干的外國文底校對職務。在這種境地里的巴金，當然為一般大人物們所不屑道及的。但，這樣看來在物質方面的巴金似乎也很苦痛的，可是實際上他底最苦痛的還是精神上的，譬如在《復仇》底序裡面他說：「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記了一切地大笑，因為我戴了假面具。「在黑夜裡我卸下了我底假面具，我看見了這世界底面目。我躺下來，我哭，為了我底無助而哭，為了看見人類底受苦而哭，……」又說：「……我底靈魂為著世間底不平而哭泣著。」這就是他底靈魂底自白，也就是他底苦痛的自白。而且由這些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位作家在精神上是怎樣的苦痛。在上海環龍路底一家花園底別墅底小屋裡，他整天價地，日也寫，夜也寫，忘記了飲食，忘記了苦痛，忘記了自由。在青島底一個朋友家裡，他底靈魂也是悲痛著，顫動著；在北平與沈從文同住一個屋子裡時，也還是一樣。他顯然地，沒有過著安定的生活，而把他底一切的生活，完全建築在信仰與理想上面。他說：「為了信仰，為了理想，我是可以來犧牲我底一切的。」但他並不是沒有享受的機會的，也並不是無享受的可能；然而，到現在為止，他還是在過著他底素樸的平簡的生活，而且還不見他有過戀愛的事情。雖然他也讚美女人底愛。而有著他底「初戀」，但人家總不相信他是會愛女人的。所以在《光明》底序裡面他說：「……不僅是一個階級，差不多全人類都要借我底筆來伸訴他們底苦痛了。他們是有這權利的。在這時候我還能夠絮絮地象說教者那樣說什麼愛人，祝福人底話么?」啊!你偉大的作家喲!這偉大的作家永未拋棄過他底指斥罪惡咒詛橫暴的筆，他永遠用他底苦痛的靈魂來使青年感動，教每個青年去怎樣愛人，救人；而且每個青年為了讀他底作品真不知流過多少的眼淚，痛哭過多少次，但這是同情的激感的。比方你談他底《滅亡》，看到《殺頭之盛典》，看到張為群底被殺的時候，那種凄涼的慘況，你能不流淚么?巴金，這個大腦大眼，長臉短腳的作家，現在還在中國生存著，健長著，工作著的。自然，一樣地也還是苦痛的。雖然在《給eg》信底最後他說：「現在天下太平，文章無用，以後決計擱筆。」然而這卻是他底絕望的哭泣。本來一個人不能發展他底信仰，散布他底思想時，這是多麼一場最苦痛，最悲哀的事情啊!何況我們底這個偉大的作家——巴金!巴金，總之在覺悟一民族底靈魂，而使之「向上」「奮鬥」這一意義上說，巴金是有著他底不可磨滅的功績的。自然，倘若對巴金先生有著興趣與敬愛的青年人，在讀了他底《寫給eg》底信後，至少是會象我一樣地關切的悲痛地，畢竟要流下幾點酸痛的淚來。但我們除掉希望我們底巴金先生能夠重複繼續來執筆寫他底偉大的作品，給我們帶來一點更多的光明，此外，還有什麼可說呢?啊啊!你偉大的作家喲!奮興吧!最後的勝利還是會屬於你底。我們是如何地在被你感動著啊!完了，完了，我們就此祝福吧!原載1935年7月16日天津《大公報》副刊《小公園》第1736號夏一粟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九十歲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廳里。客廳的面積雖然大，光線卻不怎麼好，有些陰暗滯悶，給人生出一種沉重的感覺。老人在客廳向南的門口置一張小桌子，坐在那兒慢慢的拆閱信件，整理舊稿，或者寫一些短札。他身體不好，動作相當遲緩，有時從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只有在天氣比較好的上午，老人才走到前面草坪上散一會步，或者來了客，他就坐到客廳前面由平台改建的朝南房裡，我不知道怎樣稱呼這種房間，德語叫做「der wintergarten」冬天的花園，這是個很好聽的名字，不過我不記得巴金的房裡養什麼花。從巴金的客廳聯想到北京冰心的客廳：它們在表面上真是完全不一樣。冰心老太太的客廳兼卧室小而明亮，充滿靈氣，盆花、字畫、窗明几淨，處處顯示了女主人公開朗、祥和的性情。冰心和巴金受到人們的崇敬不僅是因為他們年紀大，成了當今文壇上碩果僅存的少數幾位老壽星，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心靈青春依舊，在當今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影響。不過細細比較起來，老太太總有些天真、率性、心態自由，而巴金老人則更加沉重、疑慮，他的感情似乎總是陷在那一團噩夢中掙扎不開。巴金的疑慮來自於他對中國的政治鬥爭有過於豐富的經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論連同那種表達言語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處，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這是一種深諳中國社會，充滿東方人智慧的生存與鬥爭的藝術。讀過《隨想錄》的人們都說巴金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這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出國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歡悅，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輕鬆自如。但唯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他沉浸在噩夢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20年前的民族劫難。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可是在所謂「後現代型」的社會裡，卻變得多麼的不合時宜。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為一種杞人之優。老人終於放下了筆。1986年6月到8月，他一口氣寫下《官氣》、《文革博物館》、《二十年前》、《懷念葉非英兄》、《三說端端》、《老化》和《懷念胡風》七篇文章，心中一團火如岩漿噴發，滾滾而出。整整八年的自我清理一旦到了總算帳的時候，再也不必顧慮，憋在心中的真言終於傾吐出來。《隨想錄》最後完成過程也相當戲劇化，據說是因為「稿件傳達中的偶然失誤」，這些文章一時未能在香港《大公報》上刊出，而先由中新社記者對外發消息，公布了最後七篇隨想的題目，並宣布巴金將「擱筆小休」。似乎是老人在《隨想錄》推向高潮的同時傳達出另一個信息：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次發言了，讓我把話說完吧，我將與讀者告別，再也不給這個大歡喜的世界添加什麼不祥的預言了。也許，老人在這幾年中的被老病、噩夢、冷風折磨得夠疲倦了，他確實需要靜心調養，放開那些惹人心煩的念頭，做一個正常的人吧，一日三餐，平平安安，兒女繼承父業，寫小說編刊物都有口皆碑，更有第三代承歡膝下，說不盡的天倫之樂。老人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寫完《隨想錄》於今，七年過去。巴金主要的工作就是編他的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86年起出版《巴金全集》，彷彿是接著《隨想錄》而來的又一項大工程。起先幾年是根據過去十四卷文集本的作品修訂，任務還不大重。可是漸漸的，老人讀舊作生出了感慨，他用給責任編輯王樹基先生寫信的形式，逐卷地談論他重讀舊作的感受。依巴金自己的說法，他始終在矛盾中編印舊作。巴金是個真誠的人，他一向認為作家要拿自己的作品與讀者交流。七十年來，他寫下那麼多小說、散文、譯著、特寫、書館，以及各種議論文字，掏出自己的一顆心來，激勵讀者與他一起尋求光明。那一篇篇火一樣熱情的文字中貫穿著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戰鬥精神，讀這些文字不能不激起他對人生的熱愛。譬如，《愛情的三部曲》曾經是巴金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它描繪了30年代一群知識分子在信仰與理想的指導下與黑暗勢力搏鬥的故事。這些作品後來遭到了粗暴的批評，人們把小說中寫的故事硬要和歷史教科書里講的革命對照起來，指責巴金歪曲地描寫了革命。巴金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編造故事，而對它的真實性卻諱莫如深，這種陰影一直延續到「文革」以後，在《創作回憶錄》中，巴金一遍又一遍地談他創作各種作品的體會，獨獨對《愛情的三部曲》避而不談。我曾經猜想，這也許是老人要在心中保留一塊屬於自己的純潔的領地，不願意再違心地說一些話去獲求人們的理解吧。但在這次編印全集時，老人終於發言了，他在跋里承認小說中人物的原型來自他的一些同志，他稱他們為「理想主義者」，稱讚他們「忠於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誠地，不聲不響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老人甚至重申他當年說過的「我不怕……我有信仰」的話，並強調了這種對生活，對人民的「信仰」，他從未失去過。我無法猜測老人是否把他想說的話都已說出來了，字行間似乎仍有些閃爍其詞的味道，但他終究是為自己曾經走過的道路大聲地發出辯護，終究是四十年來第一次不用檢討的口吻來回顧往事了——這是一個方面。但在這些舊作中，老人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生命歷程中曾經有過一段曲折，這就是他為了迎合這個時代而不得不編造的一些大活空話假話，甚至是一些在政治運動中違心發表的批判性言論。對於這類文章，在有些人看來只是一份昨天的歷史，不該由老人來負責。聽說一位已故的作家，別人為他編著作目錄時收入了這一類文字的標題，作家的家屬就出來干涉，說這麼做是為這位作家「抹黑」。這位作家的家屬認識到這類文字不是什麼光彩的歷史，算是明智，但她沒有勇氣讓已故丈夫去承擔這個責任，她希望人們永遠忘掉這段不光彩的歷史，這又是多麼懦怯的行為。我想這種矛盾心理巴金也一定經歷過，但他終於掮著黑暗的閘門站立了起來，他同意把這些文字編入全集，為的是永遠讓後代看清一個人在歷史中的悲劇。為此，他在一篇跋里悲哀地說：「白紙上寫滿黑字，我就這樣浪費了60年的生命，現在才明白編印全集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懲罰」，這種心理，幾乎與《隨想錄》是一致的。說起巴金的全集，就不能不說一樁與我有關的事情。《全集》第十六卷是《隨想錄》，這以前收的是原來《文集》本十四卷的作品以及解放後出過集子的作品，第十七卷開始，收20年代到90年代的未收集作品，包括序跋、特寫、書信、日記以及未發表的手稿。巴老在60年代有兩部書稿未出版，一部是中篇小說《三同志》，這是寫志願軍的故事，1961年寫成，因巴金自己不滿意，一直未出版。「文革」後曾將其中一部分改寫成短篇小說《楊林同志》，這是巴金「文革」後唯一發表的一篇小說；另一部是寫於1965年末到1966年初的訪越散文集，書名是《炸不斷的橋》，連序跋共10篇，其中7篇均已發表，另有三篇因「文革」發生而未發表。這兩部手稿在巴老書櫥里置放多年，這次編印全集，他同意收入，因我與李存光兄在幫王樹基先生搜集巴老集外卷的文稿，老人便將兩部書稿交我影印。他認為《三同志》是一部失敗的著作，那天特意在小說書稿前寫下這麼一行字：「廢品《三同志》，1961年寫成，我寫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敗了，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巴金1990年1月8日」我將兩部書槁拿去影印後，發現紙張陳舊，印得很不清楚，所以一時未將原稿交還，想抽時間將影印稿重新校讀一遍。那些天我正在搬家，沒能及時處理，不料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搬家中遺失了兩包書稿，都是我收藏著最重要的書刊文稿。其中有我借閱的20～30年代舊刊物，賈植芳先生的回憶錄音，以及巴老的這兩部珍貴手稿。這遺失的情況比較複雜，以後我另外找機會作詳細敘述。總之，當我發現這一無法彌補的損失時，沮喪的心情可想而知。《三同志》的影印件還留在手邊，而《炸不斷的橋》里三篇未發表的散文永遠也找不見了。我確實辜負了巴老的一片信任，當時正是萬念俱灰。後來，我把這壞消息告訴李小林，小林說，爸爸還挺寶貝這兩部書稿，經常看他搬來搬去呢。不過她竭力安慰我，並答應找個機會由她來告訴父親。過了幾天，她來電話約我去，我硬著頭皮準備向巴老檢討，可是去了以後，巴老和藹地對我說：「這沒關係，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的。」一句話，就把我的心安定下來了。以後，他又寫信去四川，給正在整理他日記的親戚，從日記里把這三篇散文的篇目抄出來，作為全集的存目。現在《三同志》和《炸不斷的橋》收入全集第二十卷已經付型，但因為我無法原諒的疏忽而無法完整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已經全部編完付型，據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在1994年全部出齊。這是老人繼《隨想錄》以後又一個系列工程的完成。他把全集看成是自己一生寫作的收支總賬，過去被刪去的文章，一一都重新補回，過去在政治影響下修改的章節，也作為附錄給以保存，許多長期湮沒的論著、雜文、史話、附記，這次基本都收齊了，有成功之作，也有失敗之作，真正地給讀者保留了一份無偽無飾的精神遺產。待全集出版後，一個從20年代充滿生氣的精神戰士到90年代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良知的人格形象，將完整地突兀在人們的眼前。當然，由於種種原因，還有少數巴老早期作品未能收入全集，譬如巴金在20年代根據柏克曼的著作改編的《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譬如最近日本學者山口守在荷蘭新發現的巴金與國際無政府主義者的外文通信，等等。這隻能在以後適當的時候再補遺了。除了編全集，老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養病。他深居簡出，很少再有文字發表。1988年，老友沈從文去世，他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懷念文章，從批評國內新聞界沒有及時報道沈從文死訊開始，回顧了與死者40多年的深厚友情。近年來這種懷念故人之情一直纏綿於他的心間，他曾打算再寫一組懷念文章，頭一個就想寫寫鄭振鐸。記得在前年，老人這樣對我說：只要身體好，我會慢慢地寫出來。兩年過去了，我最近一次問老人寫鄭振鐸的事，他回答說：只開了一個頭，就寫不動了。他回答得那麼平靜，在政治強權下不曾甘心低頭的老人，現在也不得不用平靜的心情來對付自然規律的強權了。其實，老病的折磨，巴金已經承受了好幾年了。還在寫《隨想錄》的時候，一次，他告訴我，他寫作時思潮洶湧，可是右手拿著圓珠筆就是不聽使喚，筆劃不到紙上去。有時他急得用左手去推右手，這樣一筆一筆地寫出了《隨想錄》。近二年老人的手顫抖得更厲害，最近我看《新民晚報》上刊登了老人《沒有神》的手跡，一個個字似乎筆劃得很清晰，心裡暗暗高興，以為老人的帕金森氏症痊癒了。前兩天為寫本文而去採訪老人時順便帶去一本去年我策劃的畫冊請老人簽字，可是當我看到他將筆架在手指間艱難地在紙上划動時，心裡一陣難過。再想到報上刊登的那篇短文的手跡，這要花去老人多少精神。這哪兒是寫字，分明是老人用他生命一點一點的消耗來換取地思想的表達。還有噩夢。大約自「文革」開始，巴金就經常做噩夢，夢做得很古怪，一會兒是他與妖怪搏鬥，一會兒是他自己變成了野獸。「文革」以後，他還經常做這些噩夢，忍受著恐怖的折磨。在《隨想錄》里，巴金多次提到做噩夢的事，我起初讀這些文字，還以為是作家慣用的象徵手法，或可作為一個諷喻看。後來無意聽老人的兒媳陳曉明說起，老人是真的不斷受到噩夢的干擾。她還說，老人的神經太緊張了，目有所思，就夜有所夢。於是我才知道老人在文章里寫噩夢全是寫實手法，或可以說，這是一種精神受虐的癥狀。由於「文革」時代給老人留下了太深的刺激，這才會產生如此痛苦的《隨想錄》。不過，近十年來中國歷史經歷的風風雨雨，證明了老人的夢並不是無病呻吟。即使到了《隨想錄》已經出版，老人宣布擱筆以後，那些陰絲絲的冷風仍然沒有消除對老人的敵意。1991年，首都一家報紙上公開發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老人晚年用生命來呼喊的「講真話」口號，這篇奇文以「真話不等於真理」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頭上潑去，甚至把「說真話」與「自由化」聯繫在一起，誣陷「真話」是「投向黨和人民政權的石頭、槍彈」。很顯然，這種言論里包藏著當年姚文元式的禍心，老人不會不知道，幾年來他幾乎過著隱居生活，不再發表驚世之論，以求安全渡過晚年的平靜生活，可是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須捍衛這個經過幾十年慘痛教訓換來的人生格言。於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舉行的第二屆巴金學術研討會上，老人發表了一篇公開信，反駁那些文壇上的鬼魅們：「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老人真的火了，他憤怒地說下去：「因為病，我的確服老了……以後我很難發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後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我沒有參加那次會議，無法猜測會議代表是怎樣激動地聽到老人的聲音，當我從報上讀到這段文字時，捏著報紙的手就像捏著一團火，戰士終於又舉起了他的投槍。那一年，巴金87歲，風燭殘年中他依然一往無前。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一次去看望巴金老人。在那間光線黯淡的客廳里，老人安安靜靜地坐著。看上去瘦了一些，但臉上神色卻比前兩年要好得多。我計算一下，已經有一年多沒去看他了，平時雖也想著老人，但總是怕多打擾他，沒有要緊的事就不好意思去了。不過這回是老人在等我，他慢慢地站起身子，走到小桌子旁，用手索摸著一本筆記本，我連忙接過本子，翻到有標籤夾著的地方，原來那一頁上寫著老人的閱讀筆記：「告訴思和：1．《何謂財產》為什麼沒有出版；2．肖珊三次到桂林；3．誇張……」原來是巴金閱讀了我寫的《人格的發展》一書的記下的筆記，這些地方，正是我在寫巴金傳時沒有弄清楚的地方。這筆記顯然已經有好些時候了，但老人的記性極好，他開始一條一條地告訴我一些事情真相，又一次把我帶回了當時的年代。回顧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寫作道路，老人不無感慨地說：「我一生充滿矛盾，有時想去直接投身革命，有時也想妥協，當個作家算了。現在走成這條道路，並不是我的本意。」「那麼」我問，「您在年輕時想像自己到了90歲的時候，應該是怎樣的情況呢？」「我想搞事業呢，想給人類帶來更多的好處。」老人認真地說。「那麼」我繼續問，「您寫作，您用筆給了人們那麼多的溫暖和勇氣，難道不是給人類帶來好處嗎？您以為您如果投身到具體的革命行動中去，以您的個性而言，一定會比現在取得更大的發展嗎？」老人笑了，他說：「我說我充滿矛盾呢。不過我現在走的道路，倒是意外的順利。」寫於1993年8月2日此文章原載於陳思和學術隨筆集《黑水齋漫筆》陳思和《隨想錄》發表的前前後後作為《隨想錄》發表時的責任編輯，我經常會遇到有人問這樣的問題：你是怎麼約巴金寫《隨想錄》的。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談一談我與巴金半個世紀的交往。第一次見到巴金，是1946年，當時我從上海《大公報》要聞編輯轉任副刊《出版界》編輯，並料理其他幾個周刊編務。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蕭乾、辛笛、孫浩然等在洪長興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參加了，大家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很熱鬧，巴金卻一直很嚴肅地坐在那裡，只有偶爾插幾句話。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飛路(現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約稿，約的是什麼稿子呢?我已經記不清了。幸好手頭有一份友人為我提供的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報》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錢鍾書、沈從文等作家提了這樣幾個問題請他們回答：我的第一本書是什麼?它是怎樣出版呢?我的下一本書將是什麼?巴金的回答是這樣的：(一)我的第一本書是《麵包略取》，那是用另一個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魯泡特金，中譯本在1927年出版。我自己寫的第一本書是長篇小說《滅亡》。(二)我1928年夏天在法國一個小城裡寫完它，寄給在上海的朋友A.A，並請他替我打聽印價，我打算自己花錢印幾百本出來送給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們看。他沒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說月報去，後來他又接洽好由開明書店出版它，我記得《滅亡》在開明書店出版的日期是1929年11月。(三)也許是《滅亡》和《新生》的續編《黎明》，我想在這部小說里寫我的理想社會，或許會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放到2000年去。我還記得當時巴金很不喜歡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畫像代替登在報上。抗美援朝時，友人黃裳兄對我說，巴金有意請我和黃裳編一套適合新時代閱讀的叢書，由平明出版社來出。我和黃裳決定叢書名叫《新時代文叢》，巴金把自己的《華沙城的節日》一書給了我們，又代我們約了黃宗英的一本書稿，其餘他就不管了，放手讓我們年輕人來做。叢書內容非常廣泛，從文學、歷史、漫畫，直到國際法蘇聯式的介紹。其中有一本書得到巴金讚賞，那是從上海復旦大學剛畢業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報》國際版的編輯。有一天夜裡我去拜訪巴金，發現他正在揮汗看清樣，我問他是什麼書，他說：就是你們約來戴文葆的《麥克阿瑟傳記》。這套書前後三年共出了十來本，其中最暢銷的是郭根(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原為桂林大公報要聞版編輯)寫的《中國簡史》。從反胡風、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別是蕭珊的去世，巴金經歷了終生難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四人幫」垮台後他的反思如巨濤翻滾，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發泄出來。許多老作家都是這樣，我請黃裳寫稿，他說一旦寫了，就像自來水打開了龍頭，不知何時收回。巴老為我寫稿，最初說是寫兩篇試一試，誰知道越寫越認真對待了。他在香港的報紙上開專欄寫稿，我考慮有兩個意圖，一個是在香港發，海外的讀者能夠看到，影響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兒子都很喜歡看香港的報刊，比如《開卷》雜誌，他曾寫信說兒子喜歡看要我給寄一些，實際上他自己喜歡看。他還要我買過沈從文、胡適、周作人等當時在內地不好買的書，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從封閉多年的社會中走出來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還有歷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編《大公報》副刊的沈從文、蕭乾、楊剛、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與《大公報》還是有感情的。在《隨想錄》寫作八年中有幾件事值得一提：一件就是關於報紙編輯刪改巴金《懷念魯迅先生》一事。巴金文章被刪不是我值班，當時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清樣就轉寄副刊課主任，並請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穫》發表。可是回到香港後，我就收到巴金11月7日信，信上說：「貴同事刪改我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魯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會寫一篇雜感來"表揚』他。我的文章並非不可刪改，但總得徵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個人"說了算』，那我只好"不寫』，請原諒，後代的人會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後，我大吃一驚。隔了幾天社長把我找去，說他到北京開會，胡喬木的秘書特意打電話給他，說胡約他見面。一見面胡就說你們《大公報》為什麼要刪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刪，應該事先通知他一聲，否則就太沒道理了。聽了這話，我就用洋涇浜英語說了一句：you ask me,me ask who?天哪，這是怎麼回事兒，你問我，我問誰呢?後來我才弄清楚發生此事的原委。當時，總編輯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編輯說你們應當把巴金的文章縮短一些。編輯說隨便刪名家的文章說不過去吧?總編說：你們修改，我看看。刪改後總編認為是過關了，誰知，巴金很憤怒，毫不客氣地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就不寫了。這回最緊張的當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寫了，我怎麼向讀者交代?黃裳在上海，我對他說，一定要巴老寫下去，巴老說有一個條件，要寫必須把《鷹的歌》登出來作為抗議，我想了想接受了。結果這一篇發表時有題無文，只是「鷹的歌巴金」五個字，跟著是下一篇。朋友說你們這是變相「開天窗」。港版《隨想錄》單行本《真話集》與京版不一樣，也是有目無文，直到合訂本徵得作者同意後，才全文問世。另一件事是關於《隨想錄》第144至148篇在轉稿中遺失的事情。當時巴金把稿子寄給《大公報》在廣州的轉稿機構，可是他們並沒有轉給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分析當時報社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主張繼續登《隨想錄》的，因為巴老講的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呼聲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對登的，對巴老也不滿。這一點，巴老有所覺察，他一開始就受到各種壓力，就有人在嘰嘰喳喳，在給我的信中他也有所表露。還有一個問題也很有意思，當時我身體很好，他們突然提出讓我退休，我感到非常驚奇，但是說了一句：那我還有什麼說的?總編問這話是什麼意思，我說：你們要我退休，我可以接受，但有一個條件，我要發完巴金的全部稿件。這樣，我雖然退休了，還是照樣到報社看大樣，直到稿子發完。而那批稿子，我查問，他們說負責人出差了，我想出差了也應該交代給下面的人，究其實質恐怕跟一些人持不同意見有關。巴金對此也有所察覺，1986年8月20日在給我的信上，他說：「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會遺失，」可見老人頭腦是十分冷靜而清醒的。還有一件事是巴金對待榮譽的態度：《隨想錄》讀者大概會發現，1978—1986他抱病寫《隨想錄》期間，從不事先提到他將出國參加什麼會之說。至少在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中不曾提到。事後說明卻是有的。他1984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也是如此。信中說：「我大約十月赴港，但至今還沒有順利動身的把握，我還是一個每天服藥的病人。」又說：「香港之行還定不下來，我很擔心身體吃不消。」我清楚地記得，他成行了，我們歡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飛機後在官方隆重接待下進入貴賓室，然後乘輪椅走出機場時，遇到眾多傳媒的記者，他卻一直說：「我不是一個作家，只是寫家，甚至連寫家也不是，是個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誠的而太過謙遜的話，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熱」更加熱烈。據我所知，負責在典禮儀式上宣讀的「讚詞」，是中大學者連夜趕寫的，愈寫愈覺巴金一生對文學界對社會的貢獻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寫了一份英文講稿。知道巴老這時一定很忙，所以我們每次有什麼事，先去找巴老的女兒小林商量。有一天，我對小林說，明天禮拜日，爸爸在上海愛看電影，這裡有的電影院，設備很好不可錯過，你去問問，我們準備買票一起看一場。好嗎?誰知，小林面有難色，告訴我們：爸爸說，星期天也要等待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訪問，我不能離開賓館。負責照料巴老的人也證實了這種說法。他告訴我，有天中午，有幾個青年人在巴金住室外面，想進來訪問，卻被他婉言謝絕，說，巴老在睡午覺，你們可不可以晚點來?雙方爭執不下，巴金聽到了，走出來親自歡迎這一批青年的來訪。在歡迎巴金的小型座談會上，八十歲老人表現了驚人的記憶力。馬蒙，他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的哥哥，而且是全國政協委員，他站起來說：「巴金先生：我30年代讀過您的《家》，我覺得《隨想錄》比《家》更好，可是我記不清在燕京見過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隨即答道：「1931年，我去燕京看鄭振鐸教授，他當時是燕京圖書館館長。」不久，又一個人站起來，他是以撰寫武俠小說著名的梁羽生，他說：「我拜訪過您，巴老，您記得是哪年嗎?」巴金隨即答道：「某某年。」梁點頭稱是。我為什麼只能說某某年?因為，當時記得，不久就忘記了。巴老離開香港返上海，在他登機之前，我們發現有幾位做清潔工作的阿嬸好像要走過來，又有點躊躇，一問之下，原來是粵語電影《家》的忠實觀眾，巴老隨即和她們一一握手告別。巴老在創作《隨想錄》過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難與壓力，在《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中他曾說過：「沒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篇，就有各種各類嘰嘰喳喳傳到我的耳里。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是的，他沒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了困難。作為一名編輯，我有時既感心酸，又有一種莫名的憤懣。但回顧與他幾十年的交往，我也為能夠得到巴老的關心而感到溫暖和榮幸。巴金的天真和真誠（8/8）巴金是一個對政治缺乏「敏感」的書生。1948至1949年初，當解放戰爭的炮聲已經震耳欲聾，他依然在唱著他那「詛咒舊時代」的老調，埋頭而盡心盡職地做他的文藝雜誌編輯。因此，他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婦在跟賣西瓜的人高聲論價，一個女性的帶病的聲音在乞討殘飯，一個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響他此時思想判斷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氣的確冷得可怕，我左手邊攤開的一張《大公報》上就有著"全天在零度以下，兩天來收路屍一百多具』的標題」；（《〈寒夜〉再版後記》）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國革命黨人和法國民主知識分子反抗王權與爭取個性自由的思想傳統。1948年前後的上海，為讀者攝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雜誌編輯和校對工作時的「身影」。他留在歷史鍵盤上的「聲音」，也是巴金所獨有的，帶有巴金式的姿態和氣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說：「現在上海很少有書店願意接印新稿（要是長篇，趙家壁還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書，難有賺錢希望。肯出適當價錢買版稅的，可說是沒有。」當年5月5日，致沙汀的書說：「您問起去年二月以後您的版稅結過沒有，這事情我已打電話到書店去查問過了。據說您的書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稅是舊版書的最後一次版稅。《淘金記》、《還鄉記》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書店會計部另有回信寄給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說：「據寄上，請查收。原稿收到，謝謝。要是方便，請您再寄一本刊載《懲戒室》的那期《文藝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稅這期有四十多萬，已囑書店通知重慶分店轉匯。」10月26日，又告訴敬之：「我已與會計科講好，預支版稅五十萬元，由渝轉來，今天同時寄一信給濟生，請他照辦。」12月21日，對來約稿的《文藝春秋》雜誌主編范泉「訴苦」道：「近日仍忙著看校樣，新春隨筆之類無法寫，請原諒。稿費當於見面時奉還。」12月29日，接著告知敬之：「版稅已囑書店早匯，大概仍由重慶分店劃付，不過書店辦事難免不拖幾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書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編輯」、「寫作」與「人事」方面的苦惱。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書：「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幾十頁待OK。房子問題弄得我頭痛。我實在無法寫信給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書：「我去北平前幾天朗西夫婦約了幾個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應回滬後辦交代。現在是康嗣群做總經理，朱洗做董書長。我無權請你回來了。」……「敬之」是此時作家沙汀在四川安縣家鄉隱居時的化名，他當時就用岳母黃敬之的名字與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稅。（《巴金書信集》）縱觀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難免給人「世俗」的、同時也非常真實的印象。那場決定著民族生死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對巴金好像沒有太大的觸動。當上海已經「城破」，濃厚、刺鼻的硝煙還在街道上到處瀰漫時，他關心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是「版稅」、「寫稿」、「人事糾紛」和其他一些看似瑣碎的編輯業務。然而，它們卻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1948年前後的巴金，仍然是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事實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個勤奮的「作家」和態度誠懇負責的「編輯」的形象，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厚厚的大書中的。這是他給自己、也是歷史給予他的「定位」———只不過在50至70年代暫時「偏離」了一段時間而已。當然這是後話。我們關心的仍然是：就這時巴金真實的心態和處境看，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是怎樣安排與籌劃自己的文化命運的？而這種「安排」與「籌劃」，他對現實所採取的應對態度，對一代作家未來的命運究竟會意味著什麼？巴金是自覺地投入大革命的懷抱，真心誠意地選擇了歷史的嗎？如果不是，那它又顯示了怎樣一種思想命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讓我們再把「鏡頭」搖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早給千百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歲。如果人生以百年計，無疑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齡」。而且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為人和作文都要「單純」得多。解放軍進入市區之前，就有人勸他移居海外。但當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來，無意之中卻調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靈的「天平」：「有個戴著眼鏡穿著解放軍制服的中年瘦個子來霞飛坊五十九號，他徑自跑到樓上巴金家中，用雙手緊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來他不是別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認識的在魯迅身邊工作過的黃源。」（徐開壘《巴金傳》）黃源是在抗戰中參加新四軍的，他現在的身份是上海軍管會文藝處的負責人。如果說巴金對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故爭、解放戰爭，從山溝里走出來的中國共產黨還比較陌生的話，那麼他卻非常熟悉老朋友黃源。在某種意義上，黃源對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他是一個既具體又親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個無形的「資信」。正如魯迅是通過瞿秋白、馮雪峰、胡風等左翼文人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一樣，巴金也通過文壇老友黃源認識了一個新的時代。翻讀巴金這一時期的文章，這一漸漸培養起來的「信任感」，給人留下了十分觸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稱那些黨員作家為「朋友」，他說：「我稱你們做朋友，你們也許不認識我」，「雖然我叫不出你們每個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們旁邊，我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他也學會了用這樣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感情：「我從中國的上海來。上海，這個國際聞名的城市，肩人稱它是罪惡的城市，有人稱它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裡小孩挨餓，婦女受辱」，「勞動力毫無原因地被浪費，被糟蹋。這就是帝國主義一百年來的成就。」（《巴金選集》第九卷）他甚至還勸老友與人談談自己的「思想問題」。（《巴金書信集》）顯然，在一個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作家和編輯身上發生的「轉變」，的確是「快」了一點，因為它中間缺少必要的「過渡」和「鋪墊」——然而，這就是巴金——一個「投之以李、報之以桃」的大好人。像他筆下的覺慧一樣，他胸無城府，心靈有如藍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沒有審視距離、也不懂得敘述遊戲的小說，他的愛和恨，對人從來都不設防。《中華讀書報》程光煒巴金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1904-1929）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誕生〔成都〕11月25日(農曆甲辰年10月19日)生於四川成都北門正通順街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堯棠、字芾甘，取自《詩經》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從1928年寫完《滅亡》時起，開始使用筆名「巴金」，沿用至今。原籍浙江嘉興。高祖李介庵作為「幕友」從浙江到四川定居。曾祖李王番，著有《醉墨山房僅存稿》。祖父李鏞(號皖雲)，也做過官，後閑居在家，為大家庭的家長，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鴻；女：李道沆)。他印過一冊《秋棠山館詩鈔》送人。父親李道河，曾任四川廣元縣知縣；母親陳淑芳。巴金有同胞兩兄、兩姊、兩弟、三妹：大哥李堯枚(1897——1931)，三哥李堯林(1903——1945)；二姐李堯楨(1898——1915)，三姐李堯彩(1899——1924)；十四弟李堯椽(1913——），十七弟李堯集(繼母生，1917——）；九妹李瓊如(1909——），十妹(1910——1917)，十二妹李瑞珏(繼母生，1916——）。(以上兄弟姊妹均按大排行)。整個大家庭有長輩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餘人，男女僕人四、五十人。１９０９年(清宣統元年)〔成都——廣元〕　五歲父親出任四川北部廣元縣知縣，隨父母前往。在廣元縣衙門內和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讀，先生姓劉。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誦《古文觀止》，並在晚間從母親學讀《白香詞譜》中的詞。在書房由六十歲的老書僮賈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楊嫂照料，十二、三歲的姑娘香兒陪伴玩耍。大妹(九妹)瓊如生。一九一年(清宣統二年)〔廣元〕　六歲夏　二妹(十妹)生。從母親房裡搬出，由女傭楊嫂照護。十二月　26日(農曆庚戌年11月25日)為慶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討厭禮節不肯磕頭，第一次挨母親的鞭子。約本年，對父親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後叩頭謝恩不解，對母親命人用皮鞭抽打在十妹出痘期間偷吃「發物」黃瓜的奶媽一事，亦產生不快。這期間，初步感覺到世上許多事情的不合理。約本年，留學日本的二叔李道溥、三叔李道洋回四川。二叔在家開辦「律師事務所」，三叔曾任南充縣知縣。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廣元——成都〕　七歲上半年，女傭楊嫂久病而死，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以她為原型創作了短篇小說《楊嫂》。父親辭官，隨父母回成都。繼續在家塾就讀，先生姓龍(或姓鄧)，具有「新黨」思想。六月　中旬，川漢鐵路「保路同志會」成立，四川掀起保路鬥爭高潮。至7月初，成都保路會開會十餘次，群眾愛國保路情緒高漲。8月25日起成都罷市，9月7日、8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製造成都血案，此後，四川各地紛紛發生武裝起義。十月　10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十一月　22日重慶獨立，建立蜀軍政府。27日，成都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家中製做大漢旗。十二月　8日(農曆10月18日)成都發生軍隊嘩變，城中秩序大亂。父親和大哥留家，母親帶其他兒女到外祖母家避難，翌日回家。22日趙爾豐被軍政府捕殺，這消息使龍(鄧?)先生高興，在家裡成為大人們許多天的話題。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辮子。29日，孫中山在南京當選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成都〕　八歲一月　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家中做五色旗。二月　12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父親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二叔、三叔頗感幻滅。本年，大哥進中學。約本年起，常參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們的聚會和遊戲，踢毽子、拍皮球、擲大觀園圖、行各種酒令。還和三哥堯林及其他兄弟組織新劇團，充任配角；他們自己編劇，複寫戲票贈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他還常到劇場或在家中看川劇、京劇。這一時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紅樓夢》中的人物和情節。約本年，二姐患病，母親曾請四聖祠醫院的外國女醫生來家治療。第一次見到外國人，印象頗深。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九歲大弟(十四弟)堯椽生。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　十歲〔成都〕七月(農曆)　母親病故，安葬於成都市郊磨盤山。此後，深深感到沒有母親的孩子的悲哀。母親「愛一切人」的教誨，對巴金有很大影響，後來稱母親為自己的「第一個先生」。在母親的允許下，返成都後，常與「下人」在一起，同他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離開成都。在這些人中，得到了近於原始的正義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轎夫老周教他真誠地做人，給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後來稱他為自己的「第二個先生」。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十一歲〔成都〕一月　15日(農曆甲寅年12月1日)二姐堯楨死於肺病。本年，父親娶繼母(鄧景遂)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十二歲〔成都〕大哥堯枚中學畢業，由家庭包辦完婚，併到成都商業場股份有限公司當職員。繼母生三妹(十二妹)瑞珏。約本年，六叔李道鴻、二哥李堯林、香表哥濮季雲合辦複寫的小說雜誌《十日》，三個月共出九期，巴金是第一個訂戶。他對其中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說感不到興趣，但佩服他們經營雜誌的苦心。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十三歲〔成都〕一月　4日陳蘊珍(肖珊)生於浙江鄞縣(寧波)迎鳳橋。春　成都發生巷戰，川軍、滇軍混戰七天。這期間，二叔的兩個兒子病死。巴金和三哥也患喉症。戰事剛停止，父親李道河病逝。父親死後，更感空虛，向書本尋找慰藉，讀了《說岳全傳》、《施公案》、《彭公案》、《水滸》等許多古典小說。父親死後，大哥挑起了長房的生活擔子，以忍受和讓步來應付其他各房的仇視、攻擊，大家庭內的矛盾加劇。繼母生二弟(十七弟)堯集(遺腹子)。三哥堯林進中學讀書。二妹(十妹)病死。從本年起，利用晚間跟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讀書的香表哥學習英文。香表哥是對巴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人。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　十四歲〔成都〕秋　進成都青年會英文補習學校，一月後因病輟止，繼續在家跟香表哥學習，持續兩年。這期間，第一次直接通過英文閱讀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和史蒂文森的《寶島》。這兩本書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使他受到教益。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十五歲〔成都〕「五四」運動爆發後，新思潮湧入四川。大哥從成都市內唯一的一家代售新書報的書鋪——「華陽書報流通處」買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後來在該處存放一百元專購新書報。巴金得以讀到《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許多新刊物，和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學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饑似渴地接受各種新的思想，並常和兄姊們聚在一起討論其中論及的各種問題。本年，曾向留學日本的兩個叔叔學過日語，並頗有興趣地聽他們講日本的一些情況。1920年(民國九年)　十六歲〔成都〕二月　19日(農曆已未年12月30日)祖父病故。因祖父逝世，大嫂搬至城外生產。祖父死後，大家庭內部的爭鬥和傾軋更加劇了，造成的悲劇更多了。下半年起，讀到克魯泡特金《告少年》中譯本，異常激動，給翻印此書的新青年社的陳獨秀寫信，尋求指導，未接到回信。後又讀到廖亢夫的劇本《夜未央》中譯本，深受感動。北京大學實社出版的《實社自由錄》第一集中刊登的流亡美國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富於煽動性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無政府主義的要義，開始有了獻身社會革命的明確信仰；後來，稱高德曼為「精神上的母親」。九月　同三哥堯林一道考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從補習班到預科、本科，在該校讀書兩年半。冬　成都學界為反對軍閥劉存厚開展請願活動和集體罷課，巴金亦參與，這是他第一次參與社會鬥爭。冬　大哥堯枚因在家庭中受刺激患神經病，時有發作。本年起，開始向成都師範學校學生、朝鮮人高自性學習世界語，不久輟止。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　十七歲〔成都〕二月　20日成都《半月》刊第14號出版，讀到該刊登載的《適社的旨趣和大綱》後，很感興趣，寫信給《半月》編輯部要求加入。三天後，編輯來訪，說明適社在重慶；此後便參與《半月》刊的工作。編輯部的青年朋友吳先憂以實行「自食其力」的行動，教給巴金「自我犧牲」精神，後來巴金稱他為自己的「第三個先生」。四月　1日出版的《半月》刊第17號刊載《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這是目前所見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半月》刊17號《本社社員錄》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五月　參加紀念「五一」活動，第一次上街散發鼓吹「社會革命」的傳單。參加組織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秘密團體「均社」，並發表《均社宣言》。他們辦刊物、通訊、散傳單、印書、開秘密會議。自此，開始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七月　《半月》第24號於15日出版，因發表文章反對軍閥政府禁止女子剪髮，被禁止發行。秋　參加《警群》月刊編輯工作，第一期出版後，因與《警群》原籌辦者發生爭執，原《半月》刊同人聯名發表聲明，集體脫離該刊，《警群》亦停刊。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十八歲〔成都〕上半年　參加創辦成都無政府主義者聯盟主辦的《平民之聲》周刊，主持編輯事務，通訊處設在自己家中，印一千份。第一期出版後即被警察廳禁止發售，但仍半公開地發行；此後用各種辦法對付警察廳檢查員的干涉和限制。該刊共出十期。在此期間，結識《學生潮》主編之一袁詩堯。袁當時也信仰無政府主義，後來成為共產黨員，1928年被四川軍閥殺害。七月　21日，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鄭振鐸編)第44期上發表新詩《被虐〔待〕者底哭聲》(共十二首)，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他最早發表的文學作品。本年及次年，先後在《文學旬刊》、《婦女雜誌》發表新詩九題二十首、散文一篇，這是他最早創作的一批文學作品。八月　23日，給《文學旬刊》編者寫信，對鴛鴦蝴蝶派文學表示不滿。該信署名李芾甘，載9月11日《文學旬刊》第49期「通信」欄，同欄還刊出編者的答覆，表示贊同他的意見。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　十九歲〔成都——上海——南京〕四月　三姐堯彩出嫁作繼室，參加婚禮。五月　和三哥堯林一起，離開成都乘木船去重慶，由重慶沿長江至上海。此時得到大哥的幫助和繼母的允許。離開四川的原因，是渴望衝破封建家庭的牢籠，投身到新的廣闊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無中學畢業文憑，被外專改為旁聽生，失去了獲得該校畢業文憑的資格。秋　進上海南洋中學。年底　去南京，住北門橋魚市街21號。進東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補習班學習。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　二十歲〔南京〕五月　在廣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發表詩作《悼橘宗一》和《偉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榮君之靈》。秋　結束東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補習班的半年補習，進入該校高中三年級。接大哥信，獲知三姐堯彩因難產而死。本年至1925年在課餘認真學習世界語，向上海世界語書店函購書籍自修，並開始據世界語翻譯文章。本年，兩次回原籍浙江嘉興，住在一位年過八十仍在家中作私塾老師的伯祖父家中。本年，發表譯文等近十篇。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　二十一歲〔南京——北京——上海〕年初　經友人秦抱朴介紹，開始給愛瑪·高德曼寫信，並收到複信。六月　五卅慘案在上海發生後，南京學生開展聲援活動，巴金亦參加。這段生活後來寫進了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八月　畢業於東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隨即前往北京，準備投考北京大學。在北京結識曾通信聯繫的朝鮮流亡青年沈茹秋等，經沈介紹住北河沿同興公寓。在北京住半月左右，因患肺結核未進考場，在寓中讀魯迅的《吶喊》，得到慰藉。下旬返回上海養病。三哥堯林進蘇州私立東吳大學念書。九月　參與發起創辦無政府主義刊物《民眾》半月刊。發起人共十六人，為：真恆、健民、仲九、三木、培心、惠林、芾甘、禪林、呂千、索非、一波、茹秋、種因、劍波、抱朴、不如。本年，發表各種譯文、論文約二十篇。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　二十二歲〔上海〕在上海住康悌路康益里，後遷法租界馬浪路和友人同住，直至次年一月離滬赴法。一月　為紀念被軍閥政府殺害的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撰寫《黃、龐死後的第四年》。一月至三月　在《時事新報·學燈》、《洪水》等報刊上撰文，就「國家消亡」等問題批評郭沫若。四月　《五一運動史》出版，這本小冊子是目前所見的第一本單行出版的書。上半年　曾和法國巴黎《新世紀》發行人、無政府主義者格拉佛通信。十一月　譯完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本年，向友人衛惠林學習日語。讀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羅斯》日譯本。本年，發表各種政論文二十餘篇。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二十三歲〔上海——巴黎——沙多——吉里〕一月　15日乘法國郵船「昂熱號」離滬赴法，衛惠林同行，先後同船的中國學生計九人。去法國是為了學習經濟學，進一步研究無政府主義理論，考察歐洲的社會運動。法國既是無政府主義的發源地，也是當時歐洲的政治流放者的庇護所。赴巴黎沿途寫《海行雜記》三十八則。二月　18日抵達馬賽。19日抵巴黎，住Blanville街五號旅館，後又搬至Tournefrt街的旅館。上午常到盧森堡公園散步，晚上去法國文化協會附設的夜校學習法文，不久，家裡破產的消息傳來，便停止了正式學習。三月　為排遣寂寞心情，寫下《滅亡》第一至第四章。四月　與君毅、惠林合寫的《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一書，由上海民鍾社出版。該書在法國寫成寄回上海印行，主要討論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1930年2月被國民黨政府以「煽惑軍隊」的罪名查禁。五月　用文言補譯李石曾譯《獄中與逃獄》(克魯泡特金著)由廣州革新書局出版。該書共52頁，後12頁原譯稿遺失，書局請巴金補譯。本月　參加救援凡宰地、薩珂的活動，給獄中的凡宰地寫信。凡、薩是流亡美國的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被美國當局誣陷犯搶劫、殺人罪判死刑。這件事當時成為轟動歐美的大事件，法朗士、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都參加救援，形成國際性援救活動。七月　上旬收到凡宰地的回信和一包書，11日給凡寫第二封信，並在此後幾天內，激動地寫下《滅亡》第十一章「立誓獻身的一瞬間」。夏初　因健康惡化遷至巴黎以東約一百公里馬倫河畔的小城沙多椉?又譯作蒂埃里堡)休養，住在拉封丹中學，並學法文，同時根據英文本(參照內山賢次的日譯本)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在翻譯過程中，閱讀了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斯賓諾莎、叔本華等人的著作和《聖經》等。這時，還系統地研究法國大革命，閱讀了大量史料和著作，如《吉隆特的黨史》(拉馬丁著)、《法國革命》(L馬德楞著)、《四個法國婦人》(道布生著)、《大革命史》(J米席勒著)、《1789?804年的法國革命》(W布洛斯著)等。對民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十分重視，對馬拉等資產階級革命家亦極推崇。開始撰寫俄國民粹派女革命者蘇菲亞、妃格念爾等的傳記，後來編成《俄羅斯十女傑》一書。這期間獲悉一些關於國內「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就國內政局在《平等》月刊(美國舊金山華僑工人鍾時主編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上發表一些短論，批評國民黨和其他反動政客，並宣布同贊成「清黨」的無政府主義刊物《革命周報》(系李石曾出資創辦)斷絕關係。八月　上旬在沙多椉鍤盞椒蒼椎?月23日寫的回信。24日，下午從報紙上得知凡宰地、薩珂兩人已於22日午夜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查理斯頓監獄中被電椅燒死，整天激動地寫信寄往各處，探訴美國政府。此後幾天內，連續寫下《滅亡》中的若干片斷。十一月　8日，譯完凡宰地的自傳。譯作《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書店出版，這是他單行出版的第一本譯著。本年，還發表各種政論文章二十餘篇。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　二十四歲〔沙多——吉里——巴黎——馬賽——上海〕一月　翻譯高德曼的《易卜生的四大社會劇》和《斯特林堡的三本婦女問題劇》。二月　5日收到美國倫敦《自由》雜誌主編T.H.Keel寄來的赫爾岑《往事與隨想》英譯本(康·嘉爾納特夫人譯)。參與編譯的《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柏克曼等著)由上海自由書店出版。三月　參與翻譯的《蘇俄革命慘史》(柏克曼著)由上海自由書店出版。四月　參與翻譯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書店出版。譯完克魯泡特金《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上冊，同年九月以《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為題出版。五月　由於《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中涉及與國民黨合作問題，「四·一二」政變後受到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的誤解和攻擊，因而寫《答誣我者書》作自我辯護。夏　收到大哥來信，更深切地意識到自己與大哥在思想上的嚴重分歧，決定完成《滅亡》，使大哥更了解自己要走的路。八月　經過半個月時間，於月初整理和補寫完《滅亡》全書二十一章，並抄寫在五大本硬紙面練習簿上。將書稿寄給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周索非，打算自費印刷。在該書稿上第一次署筆名巴金。寄出書稿後從沙多——吉里回到巴黎。九月　翻譯托洛茨基的論文《托爾斯泰論》，亦署名巴金，寄回上海，載於10月18日《東方雜誌》第25卷第19號。由於該文發表較《滅亡》早將近三個月，因而，是以馬金的署名最早披露於報刊的一篇文章。十月　17日辦理回國手續。18日到馬賽，因海員工人罷工，滯留十二天，住馬賽海濱的美景旅館，此期間讀左拉的《盧貢一馬加爾家族》。30日乘船離馬賽回國。在船上產生創作描寫自己家庭生活的小說的想法，並擬題《春夢》。本年，在巴黎翻譯廖亢夫的劇本《前夜》(即《夜未央》)，譯稿在寄回上海的郵途中丟失。在法國期間，常用世界語與朋友通信。在法國期間，曾與高德曼和柏克曼見面。柏克曼是流亡西歐後加入美國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十二月　月初回到上海。應友人索非之邀，在鴻興坊七十五號上海世界語學會住半個月。本月　譯作《一個賣魚者的生涯》(凡宰地自傳)出版。本年，寫研究俄國社會運動及革命人物的一些文章，1935年整理後收入《俄國社會運動史話》一書。本年，還發表論文、譯文二十餘篇。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二十五歲〔上海〕一月　從鴻興坊搬至閘北寶山路寶光里十四號，與索非同住一樓。直至1932年1月下旬離開，共住三年。在這裡創作了《家》、《霧》、《新生》(第一稿)，翻譯了《秋天裡的春天》等作品。本月　中篇小說《滅亡》開始在《小說月報》連載，至四月載完，在文壇引起反響。決定發表《滅亡》的是當時《小說月報》的編者葉聖陶。《滅亡》的發表使巴金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本月　加入上海世界語學會(號數為317)，並任上海世界語函授學校教員，後當選為上海世界語學會執行委員(理事)，直至1932年初才離開世界語運動。先後據世界語翻譯過許多文章和作品，比較重要的有劇本《過客之花》(義大利亞米契斯著)、《丹東之死》(蘇聯阿·托爾斯泰著)、《骷髏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著)，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等。本月　譯著《斷頭台上》出版。本月　開始參加無政府主義者創辦的自由書店的編輯工作，以「馬拉」之名編輯五期《自由月刊》。自由書店主要出版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因書店負責人朱永邦與巴金等意見不合，加之朱賭博造成經濟虧空，書店於次年停辦。四月　在本月出版的《自由月刊》一卷四期發表文章，就托爾斯泰的評價問題批評錢杏屯。五月　譯著《蒲魯東底人生哲學》(克魯泡特金著)出版。本月譯完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下冊。春夏之際，在寶光里索非家結識翻譯家馬宗融，九月下旬見到其未婚妻羅世彌(羅淑)。六月　14日寫《克氏〈人生哲學〉之解說》，系統論述克魯泡特金的道德觀。七月　大哥堯枚從成都來上海，住一月左右，閑談中，巴金提到寫《春夢》的想法，得到大哥支持。三哥堯林是時在北平燕京大學念書。本月　譯作《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下篇)出版。八月　譯作《地底下的俄羅斯》(斯捷普尼雅克著)出版。十月　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單行本由微明學社編、開明書店出版。此書1934年被國民黨當局禁止發賣。年底，創作第一個短篇小說《房東太太》。本年，譯完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托索非請豐子愷題寫書名。本年，還發表各種譯作、文章四十餘篇。其中《〈工女馬德蘭〉之考察》、《〈黨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勢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藝評論文章。李　輝　陳思和　李存光巴金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1930-1949）1930年(民國十九年)　二十六歲〔上海——杭州——泉州——上海〕一月　根據世界語翻譯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話劇《過客之花》,重譯《夜未央》(廖亢夫著)。二月　參考《世界語史》及其它材料寫成的《世界語創作文壇概況》，連載於《綠光》第7卷1月號至3月號。三月　29日代表上海世界語學會接待來訪的日本世界語者長崎。30日出席上海世界語學會第五次會員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譯作《骷髏的跳舞》(秋田雨雀著)出版。春　寫作《死去的太陽》(原名《新生》)，寄《小說月報》，被退回。四月　2日(農曆3月4日)大哥堯枚從成都來信，十分贊成他寫「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的小說《春夢》。本月，《俄羅斯十女傑》出版。譯作《一個革命者的回憶》(即《克魯泡特金自傳》)出版。重譯本《前夜》(即《夜未央》)出版。七月　據柏克曼的《安那其主義ABC》編寫的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託名美國三藩市平社出版。譯作《丹東之死》出版。同月修改《死去的太陽》。本月的一天，突然半夜中醒來，寫成短篇小說《洛伯爾先生》。本月　據有關材料寫成的《世界語文學論》連載於《綠光》第7卷第7月號至10月號。夏　與友人到杭州游西湖，並商量無政府主義宣傳工作。參加者有衛惠林、盧劍波、鄭佩剛等十餘人。會後決定由巴金、衛惠林編輯《時代前》雜誌(共出六期五冊)。八月——九月　乘船由上海到福建泉州。途中在鼓浪嶼廈門酒店住三天，與作家、世界語學者王魯彥結識。在泉州(晉江)住黎明高級中學。黎明高級中學是當時福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的活動據點，創辦於1928年秋，共辦了五年左右。巴金的一些朋友如吳克剛、衛惠林、陳范予等均在這所學校里教過書。這次旅行，和林憾廬、麗尼(郭安仁)等結識。在學校住學生宿舍，有時到辦公室幫忙處理校務。還在陳范予的指點下學習生物知識。在泉州還為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了愛羅先珂的童話集《幸福的船》。本年，大哥李堯枚到上海，住一個月，兄弟之間的友愛仍如舊，但思想差異卻更為顯著。本年，為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世界語雜誌《綠光》。本年，創作短篇小說十二篇。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　二十七歲〔上海—杭州—上海—蘇州—上海—無錫—上海—浙江長興—上海〕一月　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出版，此書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國民黨當局以「鼓吹革命」的罪名查禁。年初，到杭州，曾和友人一起游西湖。春　開始為《時報》寫連載小說。初擬名《春夢》，寫好「小引」(即「總序」)後決定改名為《激流》(後易名為《家》)，寫三四章送報館一次。同時還寫作《新生》(第一稿)、《霧》。四月13日　下午出席上海世界語學會第六次會員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18日　《時報》開始連載長篇小說《激流》，同一天大哥堯枚在成都服毒自殺，19日接到電報。本月　譯作《草原故事》(高爾基著)由上海馬來亞書店出版。五月　中旬與毛一波等友人游蘇州。六月　大哥遺書寄到。本月到杭州一次。八月　中篇小說《新生》(第一稿)結稿。第一短篇小說集《復仇》由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九月　游無錫。十月　中篇小說《霧》開始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十二月登完。初冬　應在浙江長興煤礦任科長的朋友李少陵邀請，乘車到煤礦作客，住一周左右，並冒險下井觀看，體驗生活，為後來創作中篇小說《雪》積累了素材。年底，《激流》結稿。譯完世界語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匈牙利巴基著)。開始創作中篇小說《雨》，至翌年5月完成。本年，與復旦大學學生章靳以結識，日後成為編輯工作的最好合作者和關係密切的朋友。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　二十八歲〔上海-南京-上海-泉州-上海-青島-北平-天津-上海〕一月　和繆崇群相識，結下友誼。中篇小說《雨》開始在南京《文藝月刊》上連載，至六月載完。約24、25日，應在南京的友人陳范予的邀請，由上海去南京。是時，友人吳克剛已從河南到南京，衛惠林在南京研究院工作。此次去寧，主要是友人相聚。赴南京之前，開始構思中篇小說《海的夢》，並寫三頁。28日　乘車由南京回上海，行至丹陽，因「一·二八」事變再返南京。日軍炮轟閘北，商務印書館焚於戰火，《新生》原稿連同刊載該稿的《小說月報》均化為灰燼。二月　3日乘「武昌號」輪離南京回上海，4日出南京港，5日到達上海外灘。住陝西南路步高里五十二號友人家約一個月。本月　上旬在《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上簽名，在該宣言上簽名的還有丁玲、戈公振、陳望道等一百二十九人。三月　2日閘北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幾天手，執通行證到閘北家中取書籍、用具，憤慨地目睹日軍暴行。住法租界環龍路花園別墅舅父家的二樓，直至次年春天。月底，《海底夢》結稿，同年5月至7月在《現代》雜誌上連載。四月　和友人第二次到福建旅行。在船上寫《雨》第五章前半部分。途中游鼓浪嶼。到泉州住平民中學友人家中，寫《雨》第五章後半部分。在泉州住三周，曾訪問盛產荔枝和龍眼的延陵鄉和青蒙鄉，還在友人沈一葉陪同下，訪問一位被封建婚姻制度逼迫發瘋的姑娘。五月　回上海，一周內創作中篇小說《春天裡的秋天》。23日起在《時報》連載。《霧》出版。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光明》出版。六月　中篇小說《砂丁》結稿。七月　以「我要來試驗我底精力究竟是否會被那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克服」的決心，兩個星期內把在「一·二八」中被燒掉的《新生》重新寫出，增加約一萬字。《砂丁》開始在《申報月刊》上發表。八月　《海的夢》出版。夏　到青島。在山東大學國文系任教的沈從文家住一個星期，在這裡創作了短篇小說《愛》。九月　到北平，曾住繆崇群家。回上海途中，去天津看望在南開中學任教的三哥堯林。十月　中篇小說《春天裡的秋天》和譯作《秋天裡的春天》出版。本月，開始整理一九二七年赴法途中寫的日記，結集為第六本散文集《海行》，12月出版。十二月　9日，應《讀書》雜誌約，寫《我的寫作生活》一文，回顧自己1927年以來的生活、思想和寫作狀況。1935年10月改作，題為《寫作生活的回顧》。本年，和何其芳初識。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　二十九歲〔上海-台州-上海-杭州-南京-上海-廣州-泉州-上海-普陀-上海-天津-北平〕一月　年初隨生物學家朱洗去台州，住朱洗家四、五天。本月初，開始創作中篇小說《萌芽》，隨即在《大中國周報》上連載。本月　《砂丁》、《雨》出版。二月　短篇小說集《電椅》出版。《新生》(第二稿)開始在《東方雜誌》發表，至六月登完。春　三哥堯林從天津來滬看望。兄弟倆同去杭州。然後送堯林到南京浦口乘車回津。四月　短篇小說集《抹布》出版。五月《家》由開明書店出版。中篇小說《萌芽》結稿。本月，和友人一同乘「濟南」號輪南下旅行，到廈門後曾去泉州住一周左右，在黎明高中和陸蠡相識，這是第三次到泉州。再乘「太原號」輪經香港至廣州。六月——七月　在廣州。這期間曾到廣東一個鄉村學校住了五天。開始寫《旅途隨筆》中的一些散文，10日到18日陸續寫出《機器的詩》、《朋友》、《捐稅的故事》、《鳥的天堂》等。七月　離開廣州回上海。返滬後又與朱洗偕游普陀一周，經舟山回上海。八月　月初，出席傅東華舉辦的慶祝《文學》創刊的宴會。在席上，第一次同魯迅、茅盾見面。16日，與魯迅、胡愈之、茅盾等一百零五人聯合發表《中國著作家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啟事》，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北四省，擁護九月初即將在上海召開的世界反戰會議。本月《萌芽》由現代書局出版。隨即被國民黨當局查禁。改名為《雪》載於1934年1月出版的《文學》月刊，旋被檢查機關抽去；同年八月將書中人物姓名改換，易書名為《煤》，但仍不準印行。1935年9月又改題為《雪》，自費印刷，託名為美國舊金山平社出版，秘密發行，直到1936年11月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公開出版。九月　去天津、北平，在北平住沈從文家。《新生》出版。初冬　應燕京大學心理學講師夏斧心邀請，到燕京大學住了一個時期。十二月　4日，在北平圖書館和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石川三四郎相遇。本月，曾在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家住三周時間。本月　中篇小說《電》結稿。本月　和靳以、鄭振鐸創辦《文學季刊》，任編委。本月　經靳以介紹，和曹禺相識，不久看到《雷雨》原稿，推薦在《文學季刊》1卷3期(1934年7月1日)上發表。本年，與黎烈文相識，1936年後半年相熟到無話不談。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　三十歲〔北平——上海——日本橫濱〕一月　年初回上海。本月　國民黨正式實行圖書檢查，《文學》2卷1號早在1933年底即被檢查，抽去巴金的《電》，以及歐陽山、夏征農等的短篇小說，同期《新年試筆》中巴金的名字被勒令改署為比金。約三月　到北平，先住沈從文家，後應章靳以之邀，搬至《文學季刊》編輯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在編輯部和李健吾、曹葆華、蹇先艾、卞之琳、曹禺、肖乾等常常見面。四月　《電》改名為《龍眼花開的時候一九二五年南國的春天》，署名歐陽鏡蓉，在《文學季刊》上開始連載。七月　從北京回上海。八月　散文集《旅途隨筆》和短篇小說集《將軍》出版。這期間經友人吳郎西、伍禪等相勸，決定前往日本，想進一步學好日語。十月　6日晚上，《文學》社友人在南京飯店設宴為巴金餞行，魯迅亦參加。本月　《水星》在北平創刊，和卞之琳任主編，具體編務由卞之琳負責。該刊只發表創作，不發表論文和譯作。本月　短篇小說集《沉默》出版。十一月　《巴金自傳》由第一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說《利娜》始連載於《水星》。21日，乘「淺間丸」輪前往日本，24日到橫濱，經友人吳朗西、張曉天介紹，住橫濱牧町小山上一個高等商業學校教漢語的副教授武田博家，化名黎德瑞。武田博是個信佛教的人，巴金據此創作了短篇小說《神》、《鬼》。本年，魯迅、茅盾應伊羅生之託，編選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選入巴金的《將軍》，在魯迅、茅盾商定，由茅盾執筆寫的作者簡介中說：「《將軍》作者巴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可是近來他的作品漸少安那其主義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　三十一歲〔橫濱——東京——葉山——橫濱——上海——北平——天津——上海〕二月　由橫濱到東京，住神田路中華青年會宿舍，白天學日語。這期間觀看留日學生排練曹禺的話劇《雷雨》。三月　中篇小說《電》、散文集《點滴》出版。春　赴葉山看望作家梁宗岱、沉櫻夫婦。四月　5日夜，日方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房，被帶往警察所關押至翌日。事後寫散文《東京獄中一日記》，未能發表，後據此改為短篇小說《人》。月底，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觀看中國旅日青年正式演出和話劇《雷雨》，觀後寫了談該劇及其演出的書信和文章。到東京郊外千壽村看望石川三四郎。五月　吳朗西、伍禪、麗尼等人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巴金的名義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八月　由東京到橫濱，乘「加拿大皇后」輪歸國。回上海後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九月　9日，和吳朗西一起同黃源商量出版《譯文叢書》事務。15日出席黃源在南京飯店舉辦的宴會，同席有魯迅、許廣平、茅盾、胡風、黎烈文、吳朗西、傅東華等人。席上向魯迅約稿。下旬，將《俄國社會運動史話》、《獄中記》托黃源轉贈給魯迅。十月　收到魯迅的《故事新編》稿，編入《文學叢刊》第一集。十一月　去北平住三周，幫靳以辦理《文學季刊》停刊工作。30日離北平，在天津下車看望三哥堯林，住兩天。本月　短篇小說集《神·鬼·人》出版。十二月　4日，回上海，住狄思威路麥加里友人索非家中。本月　重新修改《海的夢》，增加《給一個女孩的童話》，次年1月出版。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　三十二歲〔上海〕二月　《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出版。三月　短篇小說集《沉落》、散文集《生之懺悔》出版。春　光乾自天津赴上海，籌辦《大公報》滬版。初抵上海時，由巴金介紹，與魯迅會晤。四月　《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二集)、《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出版。26日，贈魯迅《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第二集兩冊。五月　譯作《門檻》(屠格涅夫等著)出版。六月　與靳以一起創辦《文季月刊》。是時上海福州路436號三樓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址，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公司為《文季月刊》編輯室，每日往返兩地，主持編輯事務。15日，和魯迅、曹禺、靳以、黎烈文等七十七人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在《作家》、《譯文》、《文季月刊》、《文學叢報》、《現實文學》等刊同時發表)。該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分頭起草，由黎烈文在魯迅家中合併成一份。本月，開始創作《春》。七月　1日，蔡元培、孫科、柳亞子、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等一百四十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學的意見》，巴金也簽了名。八月　散文集《憶》、譯作《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斯捷普尼雅克著，即為《地底下的俄羅斯》改版本)出版。九月　《大公報》舉行全國性徵文，巴金和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聖陶、靳以、李健吾、林徽音、沈從文、凌淑華等十位作家應邀為裁判委員。15日，發表《答徐懋庸並談西班牙的聯合戰線》。十月　1日，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二十一人簽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救國。19日，魯迅逝世。20日到魯迅家參加治喪事務。21日守靈，22日參加葬禮，為抬棺者之一。十二月　20日由趙家璧編輯的《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出版，內收巴金所選短篇小說三篇：肖紅的《手》、蘆焚的《迷茫》、丁玲的《團聚》。十二月　《文季月刊》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短篇小說集《發的故事》出版。冬　搬至拉都路敦和里21號，為去廣西的馬宗融、羅世彌夫婦看家。繼續寫《春》。收到杭州一位姓王的陌生姑娘請求援助的長信，約王魯彥、靳以同往杭州。這位姑娘是巴金作品的讀者，因失戀帶髮修行，陷入虎口，巴金冒充「舅父」，幫助她脫離了危難。年底，在王魯彥家初識馮雪峰，留下鯁直、真誠、善良的印象。本年，與上海愛國女學校學生陳蘊珍(肖珊)結識。陳是巴金作品的喜愛者，由通信討論作品開始認識。本年，增訂《支加哥的慘劇》並易名《自由血》出版。是年下半年或次年上半年，日本橫濱的武田博來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以「黎德瑞」之名相見。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　三十三歲〔上海——杭州——上海〕一月　重新校改廖亢夫的《夜未央》，次月出版。三月　和靳以編輯《文叢》月刊(自二捲起改為半月刊)，共出兩卷十二期。童話集《長生塔》出版。四月　在《中流》、《大公報》等報刊上撰文就「眼淚文學」和翻譯等問題與朱光潛論爭。七月　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　3日參加上海文藝界歡迎回國的郭沫若等人大會。8日，發表《只有抗戰這一條路》。13日淞滬抗戰爆發，文化生活出版社業務停止，工作人員繼續撤走。22日，由《文學》、《譯文》、《中流》、《作家》四家刊物聯合出版的《吶喊》周刊(第三期改名為《烽火》)在上海出版。茅盾、靳以為編輯，巴金為發行人，不久因茅盾離開上海由巴金編輯。24日，《救亡日報》創刊，編委名單中列入巴金。十月　19日，《魯迅先生紀念集》出版，攜十冊趕送到當天舉行的上海文藝界「魯迅先生周年紀念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郭沫若、胡愈之、王統照、汪馥泉等，大會決定組織「文藝界救亡協會」，巴金和郭沫若、陳望道、汪馥泉、歐陽予倩等十一人被選入臨時執行委員會。21日，《烽火》出至12期，被上海租界當局禁止，被迫停刊(後遷廣州繼續出版)。23日，文藝界救亡協會舉行第一次臨時執委會，決定由巴金起草對前方將士慰勞書。譯作《西班牙的鬥爭》(洛克爾著)，託名美國舊金山平社出版。十一月　雜文集《控訴》出版。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　三十四歲〔上海-廣州-上海-香港-廣州-漢口-廣州-梧州-柳州-桂林〕年初　住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一個朋友家裡，寫《春》後半部。一月　譯作《告青年》(克魯泡特金著)出版。二月　譯作《叛逆者之歌》(普希金等著)出版。三月　長篇小說《春》由開明書店出版。同月與靳以一起經香港到廣州。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選出理事四十五人。巴金不在漢口，但仍被選為理事，並被推為桂林分會籌備員之一。本月　月初在廣州得知友人羅淑於二月底在成都去世的消息，四月寫紀念文章，六月編成羅淑的短篇小說集《生人妻》，並作《後記》。五月　1日，經全力籌措，《烽火》改為旬刊在廣州復刊，編輯者巴金，發行人茅盾。本月，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火》第一部。六月　23日夜離開廣州回上海。七月　月初到滬，住約兩個星期，修改《愛情三部曲》。16日乘「太古號」輪赴廣州。月末，肖珊高中畢業後也來到廣州。八月　住廣州惠新東街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廣州分社，負責出版事務。這期間茅盾常從香港來廣州，住愛群旅社，巴金前往看望多次，商量《烽火》等事宜。自本月起，至次年春，先後編選、編譯多種關於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的畫冊、書籍，如《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黎明》和《戰士杜魯底》、《一個國際志願兵的日記》等。本月　在香港為田濤編小說集《荒》並作《後記》。九月　月初到漢口。10日左右出席《自由中國》社同人舉行的招待會，月底返廣州。本月　散文集《夢與醉》出版。十月　11日，《烽火》出至二十期，在日軍炮火轟炸下，難以保證正常出版，被迫停刊。20日，日軍飛機轟炸廣州，在廣州陷落前夕，與肖珊一起乘木船離廣州，26日到達梧州，和林憾廬等《宇宙風》雜誌社同人相遇，是時林為《宇宙風》主編。在梧州住五日，即和林憾廬、肖珊等十人乘船到不龍轉往柳州，住三日，改乘汽車前往桂林。十一月　10日左右到桂林，寄住灕江東岸福隆街林憾廬處。在桂林與艾蕪、麗尼等人相遇。應邀到廣西大學講演。28日，廣西臨時參議會議長李任仁等招等來桂文化界著名人士，巴金和鹿地亘夫婦、胡愈之、陶行知等出席。30日，從廣州、漢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幾十名文藝工作者，匯聚於倚虹樓開座談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巴金、夏衍等人被推選為分會理事。十二月　29日，桂林受到日寇第四次大轟炸，市區大火延至深夜。轟炸時，到月牙山七星岩避難。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　三十五歲〔桂林——金華、溫州——上海〕三月　散文集《旅途通訊》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三月——四月　同肖珊離開桂林返上海，經金華、溫州返滬後，住霞飛路霞飛坊，在巨籟達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部工作。編艾蕪的短篇小說集《逃荒》，並作《後記》。五月　編畢奐午的短篇小說集《雨夕》，並作《後記》。修改校訂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六月　編選羅淑短篇小說集《地上的一角》，並作《後記》。夏　肖珊赴昆明上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學習。七月　有關抗戰的雜文集《感想》由烽火社出版。八月　編屈曲夫的短篇小說集《三月天》，並作《後記》。本月　三哥堯林由天津來上海養病。十月　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秋》。並翻譯赫爾岑回憶錄片斷。本月　散文集《黑土》出版。1930年(民國二十九年)　三十六歲〔上海——昆明——重慶——江安——重慶〕三月　改譯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易名為《麵包與自由》，8月出版。五月　《秋》結稿，未在報刊發表，邊寫邊發排，7月由開明書店出書。六月　修改克魯泡金的《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易名為《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1941年6月出版。七月　月初，乘「怡生」輪離開上海去海防，三哥、陸蠡到碼頭送行。中途因風在福州灣停留一天。到海防後往河內，乘滇越路火車經老街、河口抵昆明，與肖珊見面。由開明書店昆明分社負責人盧芷芬安排，寄住在武成路開明書店的一所棧房裡。八月　譯作《一個家庭的戲劇》(赫爾岑著)、短篇小說集《利娜》出版。九月　凡宰地自傳《我的生活的故事》(即《一個賣魚者的生涯》重譯本)出版。本月　《火》第一部結稿。九月——十一月　吳天將《家》改編為五幕話劇。該劇於次年二月由上海劇藝社在上海辣斐劇場首次演出。十月　開始譯屠格涅夫的《處女地》。下旬乘飛機前往重慶，在重慶住沙坪壩友人吳朗西夫婦辦的互生書店裡。十二月　7日，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行的歡迎來渝作家茶會，出席的還有茅盾、冰心、老舍、郭沫若、田漢、艾青等七十餘人，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茶會，這是巴金首次見到周恩來。中旬，由重慶至江安和曹禺見面，是時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任教。在江安住一周左右。16日為曹禺的劇本《蛻變》寫後記。本月　《火》第一部出版。月底回重慶。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　三十七歲〔重慶——成都——重慶——昆明——桂林〕一月　月初回成都住五十天，掃羅淑墓。本月，五叔死。重回故鄉的感觸促使巴金後來創作了《憩園》，書中楊老三即以五叔為原型而創造的。二月　下旬回到重慶，仍住沙坪壩互生書店內，同友人田一文等住一起。從田一文那兒了解前線情況，特別是戰地文工團的工作，據此構思《火》第二部。三月　編羅淑小說、散文集《魚兒坳》，並作《後記》。29日，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火》第二部。春　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辦的歡迎周恩來大會，聽周講話，並握手致意。五月　23日《火》第二部結稿。六月　友人陳范予死，17日撰文悼念。本月　雜文集《無題》出版。七月　從重慶到昆明，與肖珊見面，住肖珊和同學所租房子的三樓。八月　編《龍·虎·狗》集，寄給留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負責人陸蠡。九月　8日和肖珊、友人王文濤一起由昆明到桂林，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辦事處。住桂林東江路福隆街，與王魯彥相鄰。月底，肖珊返回昆明上課。十二月　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舉行第二屆年會，出席者五十餘人，巴金等十五人當選為分會理事。12日，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三屆一次理事會。15日，桂林漢民中學在本校圖書館舉辦「文藝寫作展覽」，有巴金手書的文稿展出。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八歲〔桂林——貴陽——重慶——成都——重慶——桂林〕一月　散文集《龍·虎·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重慶、上海同時出版。《火》第二部出版。本月　王西彥主編的大型文藝刊物《文藝雜誌》在桂林創刊，巴金在此刊上發表不少作品。一月——二月　寫《還魂草》和《廢園外》。三月　從桂林途經河地到貴陽。開始翻譯王爾德的童話。在貴陽逗留六天，月底返渝。四月　由重慶至成都。本月　短篇小說集《還魂草》出版。本月　「五四」時期在成都一起辦刊物的朋友施居甫病死，撰文紀念。六月　散文集《廢園外》和《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三集)出版。七月　由成都至重慶，住民國路三號三樓。夏　曹禺將改編劇本《家》送來過目。十月　14日由重慶至桂林，仍住東江路福隆街與林憾廬相鄰。十二月　3日，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召開第四屆會員大會上再次當選為理事。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九歲〔桂林〕二月　林憾廬因肺炎在桂林去世，參加葬禮。三月　譯完屠格涅夫《父與子》，同年7月出版。四月　月初，始創作長篇小說《火》第三部，至九月結稿。本月　散文、小說集《小人小事》出版。九月　譯完德國作家史托姆的短篇小說集《遲開的薔薇》，11月出版。十月　20日《廣西日報》副刊《灕水》讀書俱樂部聯合「自學雜誌社」召開座談會，座談茅盾《霜葉紅於二月花》，巴金出席。十一月　譯完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年底至翌年初在《廣西日報》副刊《灕水》上與賴詒恩神甫就中國人的道德和生活問題展開論爭。寫《一個中國人的疑問》、《什麼是較好的世界質賴詒恩神甫》、《談談兩個標準》等文。參加論爭的還有其他人。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　四十歲〔桂林——貴陽——重慶〕春　在桂林遇美國歸來的林語堂。靳以由福建回重慶途經桂林時在巴金處住數天。四月　《火》第三部第三章以《田惠世》為題發表。五月　月初，與肖珊從桂林出發至貴陽。8日在貴陽郊外的「花溪小憩」結婚。中旬，送肖珊到四川旅行。開始創作中篇小說《憩園》。下旬，住進貴陽中央醫院三等病室，作矯正鼻中隔等手術，共住院十幾天。據這段時間對醫院生活的觀察和感受，後來創作了中篇小說《第六病室》。六月　上旬出院。住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十多天後住郊外花溪對外營業招待所。離開貴陽到達重慶，住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部，與馮雪峰鄰近，經常來往。本月　譯作《處女地》(屠格涅夫著)出版。七月　《憩園》結稿。八月　獲知王魯彥去世，作《寫給彥兄》。夏　何其芳自延安來渝，偕巴金至曾家岩「周公館」拜訪周恩來同志。十月　《憩園》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初冬　開始創作《寒夜》，不久輟止。十二月　月底，出席重慶文藝界座談會，周恩來參加並講話。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　四十一歲〔重慶——上海——重慶〕一月　18日獲知友人繆崇群於14日去世，急至北培墓前弔唁，4月作《紀念一個善良的友人》。二月　和老舍、茅盾等三百人在重慶《新華日報》聯名發表《文化界時局進言》。五月　4日，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曹家巷文化會堂舉行的抗協成立七周年暨第一屆文藝節紀念會，郭沫若、胡風、老舍、邵力子、王平陵等百餘人到會。本月　開始創作《第四病室》。譯作《散文詩》(屠格涅夫著)出版。六月　24日，郭沫若、老舍、葉聖陶、洪深、陳白塵、巴金等二十四人發起的沈雁冰五十壽辰慶祝會在重慶西南實業大廈舉行。29日，柳州克複。七月　27日，桂林克複。本月　《火》第三部出版。八月　15日，日本宣布投降。打電報到上海與三哥堯林聯繫。28日，毛澤東到重慶，初次見到毛澤東。抗戰勝利初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附逆文化人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由老舍、夏衍、巴金等18人組成，任務是負責調查背叛祖國，投靠日偽的漢奸文人的罪行。十月　10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簡稱「文協」)。21日，文協在重慶張家花園會所舉行會員聯歡晚會，和郭沫若、胡風、葉聖陶、馮雪峰等人出席。周恩來應邀參加，宣講毛澤東關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介紹延安的文藝活動情況。初冬　重新開始創作《寒夜》，寫一部分。十一月　1日，由重慶到上海，開始籌備恢復文化生活出版社。肖珊因懷孕留在重慶。在上海和生病的三哥堯林與索非同住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十二月　8日，和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聯名致電昆明各校師生，悼念因國民黨特務和軍隊襲擊搗毀學校而遇害的師生。三哥堯林病故，親自安排入殮、安葬。三天後回重慶。16日，長女李小林生於重慶。17日，上海文藝界聚會，成立文協上海分會，巴金雖未出席，仍被選為分會理事。本月　建國前的最後一個短篇小說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　四十二歲〔重慶——上海〕一月　20日，和茅盾等21人聯名發表「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委員書」，信中呼籲廢止文化政策，確立民主的文化建設政策。本月　中篇小說《第四病室》由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出版。四月　10日，散文集《旅途雜記》出版。月底，肖珊和女兒返上海。本月　和張瀾、沈鈞儒、郭沫若等聯名發表《致美國國會爭取和平委員會書》。五月　5日，出席全國文協在張家花園召開的慶祝文藝節大會。11日，出席文聯社發起的文藝座談會。21日，離開重慶到上海。六月　和馬敘倫等上海各界人士上書蔣介石、馬歇爾及各黨派，呼籲永久和平。這期間負責文化生活出版社全部社務，並開始編輯《文學叢刊》第八、九、十集。七月　16日，與茅盾、葉聖陶等二百六十人聯名發表《中國文化界反內戰、爭自由宣言》。八月　《寒夜》開始在「文協」上海分會的刊物《文藝復興》上連載，在這之前曾在《環球》畫報上刊載一些章節。十二月　31日，長篇小說《寒夜》結稿。這是建國前創作的最後一部小說。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　四十三歲〔上海——台灣——上海〕三月　《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六月　為亡友魯彥編輯《魯彥短篇小說集》，並作《後記》。七月　19日，和郭沫若、茅盾、葉聖陶、胡風等十三人致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訴國民黨特務暗殺李公朴、聞一多的罪行。下旬，到台灣旅行，住台北黎烈文家。八月　從台北到基隆，乘船回上海。本月　散文集《懷念》出版。九月　編輯自選集《巴金文集》，次年由春風書店出版。十一月　參加編輯「文協」主辦的《中國作家》雜誌。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　四十四歲〔上海〕三月　譯作《快樂王子集》(英國王爾德著)出版。四月　開始翻譯妃格念爾的回憶錄。五月　31日寫信給法國學者明興禮，談及自己所接受的西歐政治思想和文學的影響。六月　譯作《笑》(奈米洛夫等著)出版。七月　為亡友繆崇群編輯出版散文集《碑下隨筆》，並作《後記》。八月　改訂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的黎明》，易名為《西班牙的曙光》，於次年1月出版。九月　譯完妃格念爾的回憶錄中的第二卷《獄中二十年》，次年2月出版。繼續翻譯第一卷，但未能出版。本月　散文集《靜夜的悲劇》出版。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　四十五歲〔上海——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三月　開始譯魯多夫·洛克爾的《六人》，10月出版。四月　上旬參加馬宗融公葬儀式。五月　25日，上海解放。下午與黃裳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察看，然後走到南京路上看解放軍入城。夏　文化生活出版社協商增加董監事人數，提名巴金、朱洗、吳朗西、畢修勺、章靳以為常務董事，朱洗為董事長，康嗣群為總經理，巴金為總編輯。六月　從上海到北平。七月　2日，參加在北平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寫《我是來學習的》。19日大會閉幕，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當選為該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八月　月初回上海。九月　1日起將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務交康嗣群。本月　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中旬前往北京參加第一屆全體會議。十月　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十一月　譯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蒲寧與巴布林》，12月出版。十二月　譯完高爾基的《回憶契訶夫》，次年1月出版。巴金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1950-1982）1950年　四十六歲〔上海——北京——蘇聯、波蘭——北京——上海〕一月　4日，出席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的討論柳青《種穀記》的座談會。二月　譯完高爾基的《回憶托爾斯泰》，4月出版。三月　辭去文化生活出版社常務董事職。四月　24日，辭去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職。五月　譯完高爾基的《回憶布羅克》，7月出版。七月　24日，在上海解放劇場參加上海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大會歷時六天，29日閉幕，當選為上海文聯副主席。28日，兒子小棠生。八月　25日辭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職務。本月　譯完巴甫羅夫斯基的《回憶屠格涅夫》，同月出版。九月　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篇，連同舊譯稿一篇，新編為《草原集》，11月出版。十月　30日參加以郭沫若為團長的第二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代表團，前往波蘭、蘇聯訪問。臨行前，代表團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本月　譯完迦爾洵的短篇小說集《紅花》。11月出版。十一月　9日到達莫斯科，13日到達華沙，16日第二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開幕，22日閉幕。這期間訪問了奧斯威辛和克拉科城。29日參加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從華沙到莫斯科，先後訪問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西伯利亞等地。十二月　18日離開蘇聯的奧特波爾回國，21日返抵北京。24日出席北京各界慶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勝利，歡迎和大代表團返國大會，朱德、宋慶齡、李濟琛、沈鈞儒等出席。本月　返回上海一九五一年　四十七歲〔上海——山東、江蘇——上海〕二月　編選散文集《華沙城的節日波蘭雜記》，3月出版。編譯《納粹殺人工廠奧斯威辛》。將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苦難》二書合編改名為《西班牙的血》。均於3月出版。三月　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成立，當選為理事。本月　譯完迦爾洵的《一件意外的事》，6月出版。六月　散文集《慰問信及其他》結集，7月出版。七月　《巴金選集》由開明書店出版。25日參加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任副團長。同行的還有靳以、方令孺等。在一個多月里，訪問了濟南、沂南、鎮江、揚州、鹽城、興化等城鎮，八月底結束。十一月　譯完迦爾洵的《癩蝦蟆和玫瑰花》，次年1月出版。一九五二年　四十八歲〔上海——北京——朝鮮——北京——上海〕一月　譯完屠格涅夫的《木木》，5月出版。二月　在北京籌備全國文聯組織的「朝鮮戰地訪問團」，任團長。該團有文學、藝術工作者十八人。自10日起開始進行入朝前學習。三月　7日啟程離京，15日到達安東，16日過鴨綠江，20日到達朝鮮前線，22日會見彭德懷司令員。25日寫完《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28日彭德懷看過文章後複信巴金，提出修改意見。31日到達平壤。四月　1日和其他二十位作家聯名發表控訴書，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4日受到金日成接見，並參加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舉行的座談會，然後去開城前線。十月　1日在開城附近和志願軍一同過國慶節。本月　從朝鮮回國。一九五三年　四十九歲〔上海——北京——朝鮮——北京——上海〕一月　1日參加華東話劇工作者新年聯歡。二月　關於朝鮮的第一本散文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出版。三月　24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茅盾、周揚、柯仲平、老舍、巴金等二十一人為全國文協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三月——七月　《新生》、《海的夢》、《霧·雨·電》、《家》、《憩園》、《旅途隨筆》、《還魂草》以及《父與子》（新譯本)陸續重新修訂出版。上半年　在上海寫《英雄的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說，9月出版。八月　再度入朝訪問。15日，在沙里院市參加黃海道五萬四千人的群眾大會，紀念朝鮮解放八周年。九月　2日，在開城。23日到10月6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因在朝鮮未能出席，寫了《衷心的祝賀》一文。十月　1日，在開城前線前沿陣地和志願軍一起慶祝國慶。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同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改組為中國作家協會，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副主席。這期間，在朝鮮寫成《保衛和平的人們》集中的散文、特寫。十一月　6日，華東作家協會在上海成立，巴金未能出席大會，當選為理事。十二月　離開朝鮮回國。26日，由巴金等十五人組成華東作協創作委員會，組織委員學習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等。一九五四年　五十歲〔上海——北京——莫斯科——北京——華沙——北京——上海〕一月　14日在北京參加中國文聯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第二次擴大會議，討論1954年工作計劃。六月　譯著《家庭的戲劇》(赫爾岑著)修改本出版。七月　13日到達莫斯科，應邀參加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活動。14日參加契訶夫紀念館的開幕典禮，法國小說家勃賴德爾、羅馬尼亞詩人別紐克同車前去。與蘇聯作家費定第一次見面。15日上午到「新聖母修道院」公墓為契訶夫掃墓；晚，在工會大廈出席「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作《向安東·契訶夫學習》的發言。16日晚在莫斯科文化藝術劇院看《萬尼亞舅舅》。17日下午，在高爾基公園露天劇院參加「紀念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晚會。18日在瓦赫坦坷夫劇院看《海鷗》。21日起前往雅爾達、羅士托夫城、大岡羅格、斯大林格勒等地訪問參觀。八月　4日，離開莫斯科回國。九月　4日，當選為第一屆人大代表(四川代表)。15日至29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參加大會。本月　編選《巴金短篇小說選集》並寫《自序》，次年3月出版。編選《巴金散文選》並寫《前記》，次年5月出版。散文集《保衛和平的人們》出版。一九五五年　五十一歲〔上海——北京——新德里——北京——上海——南京——上海〕二月　《春》、《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三月　11日，在全國各人民團體負責人的聯席會議上被推選為出席亞洲作家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郭沫若任團長。四月　前往印度新德里參加亞洲作家會議。5日，出席印度文化界舉行的歡迎會，在會上致詞。6日大會開幕，10日閉幕。本月　經昆明回國。五月　隨筆集《談契訶夫》出版。25日，在北京參加中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討論反胡風問題。同月寫書評《談別有用心的〈窪地上的戰役〉》。六——七月　在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八月　1日，參加全國文聯、作協主席團舉行的聯席會議，在會上介紹上海文藝界反胡風的情況。十月　9日，與孔羅蓀等歡迎法國作家薩特和德·波伏瓦來上海訪問，並在寓所接待。十一月　6日，參加上海市慶祝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八周年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參加在南京舉行的授軍銜、授勳章的典禮。十二月　2日出席上海紀念《草葉集》出版一百周年和《堂·吉訶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談會，並在會上作了《永遠屬於人民的兩部巨著》的報告。18日?4日，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一九五六年　五十二歲〔上海-北京-柏林-上海-成都-上海-新德里-北京〕一月　5日，偕周立波從北京啟程前往柏林參加第四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家大會。9日抵達柏林，10日——14日開會，16日閉幕，當晚參加文化部部長貝歇爾舉行的宴會。本月回國。二月　本月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會議期間與茅盾、老舍、曹禺受毛澤東主席接見。周揚在會議報告中指出：「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趙樹理都是當代語言藝術的大師」。五月　1日，參加上海市人民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為大會主席團成員。16日至20日參加作協上海分會二次會員大會，在會上作《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報告。本月，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市視察工作。六月　15日——30日，在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七月　寫《「鳴」起來吧》、《「獨立思考」》等雜文，均署名餘一。八月　編成散文集《大歡樂的日子》，次年3月出版。十月　14日，參加魯迅新墓遷葬儀式，和金仲華一起把複製的「民族魂」旗幟獻蓋在靈柩上。十一月　與文化界人士一道在龍華機場迎接中日友協理事長內山完造。十二月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到成都視察。這是解放後第一次回故鄉。10日，出席四川省文學創作會議並作有關創作的報告。在成都，見到青年時的朋友吳先憂，併到正通順街的老家觀看。下旬，去印度新德里參加亞洲作家會議。23日開幕，28日閉幕。一九五七年　五十三歲〔上海——北京——上海——北京——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上海〕三月　在北京參加作協創作規劃會議。與趙丹、方紀等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毛澤東主席說，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說，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寫文章都是以理服人，現在有些人寫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這些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四月　27日，會見《文匯報》記者，批評上海有關部門不重視話劇。五月　16日，參加上海市委召開的第二次作家座談會，在會上發言，對文藝界出版工作提出意見。本月　開始編《巴金文集》。六月26日——七月26日　在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返滬前一天與馮雪峰長談一次。七月　1日，大型刊物《收穫》創刊，巴金、靳以任主編。八月16日——九月3日，參加上海市二屆人大二次會議。大會以反右為中心。會上與周而復、柯靈、靳以、郭紹虞等人作聯合發言，批判孫大雨等。九月16日——17日，在北京參加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最後一次會議，會上與靳以聯合發言，批判馮雪峰、丁玲、艾青。十一月　3日，參加去蘇聯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動的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受周總理接見。4日啟程赴莫斯科，7日參加慶祝觀禮。12日到列寧格勒訪問。15日返莫斯科。20日到基輔。28日回國。十二月　7日，在上海作協舉行的全體會員大會上，傳達周恩來總理對下鄉、下廠的作家所作的報告。29日下午，在上海作協舉行的大會上，代表主席團宣布第一批深入生活的作家名字，並致賀詞。一九五八年　五十四歲〔上海——北京——蘇聯——上海——成都——上海〕一月　主持作協上海分會舉行的會議並作報告，介紹1957年上海分會創作概況。二月　1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為主席團成員。26日下午，主持上海作協召開的創作座談會。這期間還同三十多位作家一道訪問上海機床廠。三月　《巴金文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13日，寫《法斯特的悲劇》，發表於《文藝報》第11期，引起指責和批評。5月19日給《文藝報》編輯部寫信，表示接受批評。20日，參加上海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四月　《巴金文集》第三卷出版。五月　《巴金文集》第四卷出版。八月　5日去醫院看望因公燒傷的邱財康同志，8日修改完成報告文學《一場挽救生命的戰鬥》。本月　《巴金文集》第五卷出版。十月　4日到蘇聯塔什干參加亞非作家會議。會議7日在納沃伊劇場開幕，12日閉幕。住郊外杜爾明別墅。14日搬進城裡住塔什干旅館。15日乘飛機去撒馬爾汗訪問，並參加烏茲別克作家代表大會。16日到費爾剛納，安集匹等地訪問。18日回塔什干。19日乘飛機到莫斯科，下旬回國。17日，友人鄭振鐸因飛機失事遇難。返上海後撰文悼念。本月開始，《中國青年》、《文學知識》、《讀書》等雜誌開展對巴金建國前作品的批判和討論。本月　《巴金文集》第六卷出版。十一月　在成都觀看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教養院課餘演出隊的演出。十二月　月底返回上海。一九五九年　五十五歲〔上海——新安江——北京——上海〕三月　月底，到上海郊區公社參觀。四月　編完散文集《新聲集》，9月出版。五月　編完散文集《友誼集》，9月出版。六月　去浙江新安江水庫工地訪問四天，肖珊同行。《巴金文集》第七卷、第八卷出版。25日，在北京與周揚等參加首都詩人座談會。八月　在上海。去郊區公社參觀。九月　與肖珊合譯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出版。十月　《巴金文集》第十卷出版。十一月　7日靳以逝世，巴金為治喪委員會成員。同日參加上海各界人民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二周年大會。10日，參加公祭靳以大會，致悼詞。1960年　五十六歲〔上海-昆明-箇舊-上海-杭州-上海-北京-北戴河-上海-成都〕二月　13日，出席上海市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十周年酒會。14日晚出席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舉行的慶祝會。17日擔任上海市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五十周年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日，到機場迎接蘇中友好協會代表團，當晚參加會見代表團的活動。25日，參加作協上海分會會員大會，致開幕詞。三月　中旬，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身份到昆明及錫城箇舊視察訪問。四月　散文集《讚歌集》出版。五——六月　去杭州，住金湖賓館。此行主要準備在第三次文代會上的發言稿。七月　下旬赴北京，參加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題為《文學要走在時代的前頭》的發言。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八月　13日，第三次文代會閉幕。同期參加全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繼續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會後曾游北戴河。本月　返回上海。十月　從上海到成都，由成都市市長李宗林安排在學道街省委招待所住了四個月。這期間修改《寒夜》等小說。在成都見到少年時期教自己學英語的香表哥(濮季雲)，不久濮因患肺結核病逝。一九六一年　五十七歲〔成都-上海-東京-杭州-黃山-上海-廣州、海南島-上海〕二月　從成都回上海。三月　任參加在東京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委員會緊急會議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18日啟程，24日到達東京。27日大會開幕，30日閉幕。在日本約一個月時間，訪問了東京、京都、鎌倉、箱根等地。結識了中島健藏、青野吉季、木下順二等作家。回國前一天，在告別酒會上見到《骷髏的跳舞》的作者秋田雨雀。四月　中旬回國。六月　到杭州，住花港招待所，寫訪日的散文。七月　20日創作短篇小說《團圓》。這篇小說1963年由毛峰、武兆堤改編為電影《英雄兒女》。八月，到黃山。在這裡編成短篇小說集《李大海》，12月出版。九月　返回上海。25日參加上海各界紀念魯迅誕生八十周年大會，作《魯迅仍然和我們在一起》的講話。十月　《巴金文集》第十、十一卷出版。十一月　《巴金文集》第十二卷出版。十二月　《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出版。年底　去廣州和海南島海口市，游海瑞墓。一九六二年　五十八歲〔上海——東京——上海〕年初　香港一出版社擬出《巴金選集》，複信表示同意，同時表示不要版稅或稿費。偕肖珊及孩子到廣州過春節。五月　8日，上海第二次文代會召開，致開幕詞《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紅旗》。幾天後，在會上作《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講話。七月　月底，率領中國代表團赴東京出席第八屆禁止氫彈、原子彈世界大會，會期為兩個星期。八月　11日，參加在東京舉行的告別會，15日回到北京。本月　《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出版。至此，彙集建國前文學創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齊。十二月　24日，李　人逝世。25日致唁電，26日列名於治喪委員會。一九六三年　五十九歲〔上海——北京——越南——上海——東京——上海〕四月　去北京參加全國文聯第三次擴大會議。六月　10日，和李束為到越南訪問，為期五個星期。本月　訪日散文集《傾吐不盡的感情》出版。七月　月初，從海防到達下龍灣，住五天，返回河內，又訪問義安市、賢良江等地，在緊靠十七度線的永靈住了三天。15日左右回國。十二月　5日，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到達東京訪問，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藏原惟人曾接見。本月回國。一九六四年　六十歲〔上海——大寨——上海——北京〕六月　編選訪越散文集《賢良橋畔》，9月出版。八月　去大寨參觀訪問，回上海後寫報告文學《大寨行》。十二月　21日，在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一九六五年　六十一歲〔北京——上海——越南——上海〕一月　繼續在北京參加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4日閉幕。六月　8日，以上海文聯主席身份觀看日本話劇團在上海舉行的告別演出，並會見話劇團成員。10日到車站歡送日本話劇團。七月　15日，被迫發表批判電影《不夜城》的文章。訪越前與肖珊一起去看望該電影的編劇柯靈。本月　第二次訪越。訪問了奠邊府、海防市等地，20日受胡志明主席接見。十二月　在上海參加周恩來總理為斯特朗八十歲生日舉行的宴會。一九六六年　六十二歲〔上海——北京——上海〕六月　在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任中國作家代表團副團長。七月　10日，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在會上見到老舍，這是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同月在武漢、杭州，繼續參加亞非作家會議，月底去杭州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八月　1日，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上海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晚上出席盛大歡送會。2日下午，出席亞非作家常設局秘書長希普里耶·森納亞克和夫人舉行的招待會；晚，到機場歡送部分外賓。本月　受到上海市文聯「造反派」批判，開始了靠邊、檢查、被批鬥和強迫勞動的生活。被關在上海文聯資料室的「牛棚」里。下旬　感到大禍臨頭，將保存了四十幾年的大哥堯枚的信件全部燒掉，共一百多封。包括1923——1931年之間的來信及大哥自殺前寫的絕命書的抄本等。九月　10日，上海作協「造反派」抄家。這期間，肖珊也頻遭批鬥。一九六七年　六十三歲〔上海〕一月　上海「一月革命」後，外地來滬的造反派增多，挨斗更頻。與魏金枝、王西彥等六人被遷出資料室，關到樓下一處不滿五平方米的煤氣灶間，稱為「小牛棚」。五月　10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巴金。九月　18日，被「紅衛兵」帶到復旦大學，關在學生宿舍六號樓近一個月。26日開批判會。十月　「造反派」在上海作協舊址批鬥前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被拉去陪斗。本年，上海市紅代(籌)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上海市文藝界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等，先後編印多種巴金批判專輯。一九六八年　六十四歲〔上海〕一月　下旬，批鬥陳丕顯、石西民時被帶去陪斗。二月　26日，《文匯報》發表長篇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六月　18日——21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分別以《鬥倒批臭文藝界反動「權威」巴金》和《徹底鬥倒批臭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棗巴金》為通欄標題發表多篇批判文章。20日，被押至人民雜技場參加上海文化系統召開的「鬥爭巴金電視大會」。九月　隨作協遷移到石門路一座大樓，受監督略為放鬆。不久工宣隊、軍宣隊進駐作協。本月　到松江縣辰山公社參加「三秋」勞動，挨過幾次「田頭批判」。十月　回到石門路「大牛棚」。一九六九年　六十五歲〔上海——松江〕二月　隨作協遷回鉅鹿路舊址。不久被允許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會」。五月　又去松江辰山公社參加「三夏」勞動，一直延續到次年春節。這期間常受批判。八月　《文匯報》發表《批臭巴金，批臭無政府主義》、《徹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本年，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神曲·地獄篇》，至1972年7月抄到第九曲。1970年　六十六歲〔松江——奉賢〕一月二月　繼續留在辰山勞動。二月　春節後被編入上海文化系統某團第四連，到奉賢縣「五七」幹校從事搬運稻草、抬糞水、種菜、餵豬、搓繩等勞動。其間經常被押回上海，到工廠、學校游斗。一九七二年　六十八歲〔奉賢——上海〕六月　月初，從幹校回家度假。肖珊病重，請假回家看護不批准，只得重返幹校。本月　參加市、區召開的「寬嚴大會」。七月　中旬允許留在家中，肖珊已住進中山醫院，將近二十天里，每天在醫院陪著肖珊。八月　13日，肖珊病故。此後留在上海作協。一九七三年　六十九歲〔上海〕本年　在鉅鹿路作協上班，讀書學習，寫筆記。七月　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馮國柱、金祖敏六人作出決定，對巴金的問題處理是：「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可以搞點翻譯。」這期間埋頭重譯屠格涅夫的《處女地》。一九七四年　七十歲〔上海〕九月　抄完《處女地》重譯稿。開始譯赫爾岑的多卷本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一九七六年　七十二歲〔上海〕十月「四人幫」被粉碎，去淮海路襄陽公園附近看大字報。一九七七年　七十三歲〔上海〕四月　《往事與隨想》第一、二卷譯成。五月　18日寫《一封信》，恢復了寫作的權利。23日，出席上海文藝界的座談會。25日，《一封信》在《文匯報》上發表。27日寫《第二次的解放》，發表於6月11日《解放日報》。這兩篇文章發表後，到本年底為止，《文匯報》收到一百五十餘封要求轉交巴金的讀者來信。本月　何其芳寫信給巴金，表示看到他的文章後，自己一定要多學一種外文。八月　為《家》重印本寫《後記》，認為「我的作品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該版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九月　接待來訪的日本朋友中島健藏夫婦、井上靖等。26日，為法譯本《家》寫序。十月　《上海文學》復刊，短篇小說《楊林同志》在該期發表。十二月　25日至30日，上海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協上海市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同時舉行。參加會議。本月　在《人民日報》編輯部舉辦的座談會上，作《除惡務盡》的書面發言。本年，沙汀專程從四川到上海相會。葉聖陶從北京寄贈詩一首：「誦君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曰壯，佇看新作涌如泉。」一九七八年　七十四歲〔上海——北京——上海〕二月　25日在北京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同月，《處女地》新譯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三月　5日，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回上海。四月　審定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訪問紀錄稿《〈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它》。五月　27日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聯第三屆第三次(擴大)會議。六月　3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老舍的追悼會。5日，文聯三屆三次(擴大)會議結束，在會上作《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的發言，提出「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口號，會後回上海。18日在北京參加郭沫若的追悼大會。七月　開始寫創作回憶錄。八月　13日開始寫《懷念肖珊》。本月《巴金近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十月　譯作《文學寫照》(高爾基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十一月　散文集《爝火集》編成，收錄了建國以來各個階段的散文。16日在序中說：「去年八月我寫的《家》重印後記，我說這部小說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今天我知道自己錯了」。一九七九年　七十五歲〔上海——北京——法國——北京——上海〕一月　16日，寫完《懷念肖珊》。三月　12、13日參加作協上海分會召開的座談會，22日參加《人民日報》文藝部在滬召開的座談會，在會上發言。本月　在北京茅盾寓所看望茅盾，談話近一小時。四月　24日，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抵達巴黎訪問，這是自1928年離開法國後的第一次重訪。在法國訪問了尼斯、馬賽、里昂、沙多棗吉里等城。並參加多次座談會、問答會。五月　13日離法回國。六月18日——七月1日　在北京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和五屆政協二次會議。七月　彙集巴金反映抗美援朝鬥爭生活的小說散文集《英雄的故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八月　8日，寫《紀念雪峰》，對反右作深刻檢討。十月　14日在上海寓所會見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編委李黎。本月　譯作《往事與隨想》(赫爾岑著)第一冊出版。31日，在北京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十一月　16日，在文代會上被選為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7日被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第一副主席。是日大會閉幕。周揚在報告中指出，巴金是現代文藝史上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巨匠之一。十二月　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致閉幕詞。本月　《隨想錄》(第一集)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爝火集》出版。1980年　七十六歲〔上海——北京——日本——上海——瑞典——上海〕二月　被《小說月報》聘為該刊名譽顧問之一。三月　下旬抵北京，參加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22日，在中國作協會見義大利留學生、義大利文本《家》的譯者瑪爾格麗達·彼阿斯科，回答了她提出的問題。本月　《巴金選集》(上下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四月　1日，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東京訪問。2日，受大平首相接見。4日，在東京朝日講堂講演會上作《文學生活五十年》的講話。11日在京都「文化講演會」上作《我和文學》的講話。18日返滬。在日本期間，還訪問了廣島、京都、奈良、德島、長崎等地。17日，中國筆會中心在北京成立，當選為主席。五月　16日，劉少奇同志治喪委員會組成，為委員之一。22日，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夫婦到家作客。六月　《巴金中篇小說選》上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七月　月初生病住華東醫院，趙丹亦在此住院。八月　《巴金中篇小說選》(下卷)出版。4日至10日，率領中國世界語代表團去瑞典參加第六十五屆世界語大會。12日會見瑞典科學院秘書拉爾斯·居倫斯頓，下午回國，17日返抵上海。八月30日——九月10日　在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十月　10日趙丹去世。11日至13日寫紀念文章《趙丹同志》。十一月　下旬在上海寓所帶病會見以義大利作家工會總書記德·雅科等六位義大利作家、漢學家。十二月　10日在上海寓所會見訪華的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27日，在《關於〈激流〉》一文的末尾提出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議，表示「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28日，又在《〈創作回憶錄〉後記》中再次表示：希望現代文學資料館「早日建立起來」。本月，《創作回憶錄》結稿。《巴金近作》第二集出版。一九八一年　七十七歲〔上海-北京-上海-莫干山-上海-北京-里昂-上海-北京-上海〕一月　由孫道臨、葉丹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滅亡》發表。三月　12日，《人民日報》發表《〈創作回憶錄〉後記》並附編者《後記》，十分重視巴金關於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巴金的倡議得到茅盾、葉聖陶、夏衍、冰心、丁玲等的贊成和支持。羅蓀、臧克家、曹禺、周而復等撰文表示響應。該館籌備委員會於本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巴金、謝冰心、曹禺等九人為委員。四月　月初在杭州小住六天，9日由上海赴北京，1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參加茅盾追悼大會。13日出席《收穫》編輯部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以主編身份作了即席發言。20日，出席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當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會議決定成立茅盾文學獎金委員會，由巴金任主任委員。會議討論了籌建現代文學館的問題，巴金提出，他準備獻出稿費十五萬元作建館基金，並願捐出自己的全部手稿和有關資料。21日，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委員會在北京成立，鄧穎超，巴金等九人任副主任委員。春　寫信給泉州原黎明高中、平明中學等學校的舊同事，表示贊成創建「黎明學園」。本月　黎明學園董事會成立，被選為名譽董事長。本月　《隨想錄》第二集《探索集》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五月　5日，在上海寓所會見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團團長伊萬·伊瓦尼，伊瓦尼贈巴金一隻珍貴的南斯拉夫民間樂器的模型。25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中篇小說、報告文學、新詩優秀作品發獎大會」上以中國作協代主席的身份作書面發言。29日，宋慶齡逝世，為治喪委員會委員。本月　在上海接受日本《朝日新聞》駐上海特派員的採訪。五月至八月　編選《序跋集》，次年3月出版。該書稿費全部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六月　19日，參加上海市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七月　24日，出席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文聯等舉行的座談會，交流學習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重要文獻的體會，在會上作《學好〈決議〉，繼續清"左』的流毒》的發言。八月　到莫干山療養。九月　11日，在北京主持中國筆會中心會員大會。15日，率中國筆會中心、中國上海筆會中心、中國廣州筆會中心代表團(一行九人)啟程赴法國，參加第四十五屆國際筆會大會。大會21日在里昂開幕，25日在巴黎閉幕。在會上講話。29日在巴黎中國城飯店和其他先行回國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告別。30日前往瑞士訪問。本月《創作回憶錄》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十月　7日結束對瑞士的訪問，離開蘇黎世回國。11日在上海會見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團。13日在北京主持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年內舉行第二次中國作協理事會全會；恢復胡風的作協會藉；確定「茅盾文學獎」首屆評獎的範圍；聽取籌備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報告。本月　擔任全國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委員。十一月　1日參加上海市五屆政協第十一次常委會，擔任上海市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去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十二月　決定將自己多年苦心搜集、珍藏的大量外文書刊，在六年內分批捐贈給北京圖書館。第一批619冊本月由上海運抵北京。6日，「世界語之友會」在北京成立，出席成立大會。該會由楚圖南、胡愈之、巴金、趙朴初、謝冰心等十人發起。本月　在北京會見南斯拉夫作家勃朗科·潘道夫斯基等，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18日——22日，出席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在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22日會議一致選舉巴金為中國作協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指出：「巴金同志在文學界的聲望和貢獻，是中外公認的。幾十年來，他的作品就以其歌頌光明、揭露黑暗的力量，引導著許多人走向革命。他忠誠於人民，忠誠於黨和人民的文學事業。」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會見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言而無文，肯定是沒有多少生命力的。大家看中國近代的大文豪，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趙樹理，等等，哪一位不是語言藝術的大師?」一九八二年　七十八歲〔上海——杭州——上海〕一月　1日，在《光明日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別發表短文，祝新的一年文學創作取得新的成就，向從事創作實踐的中青年作家致意。13日，編選畢紀念亡故的親人、友人的散文集《懷念集》，同年12月出版。二月　15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因故未出席。三月　15日，義大利駐華大使塔馬尼到上海寓所宣布：1982年「但丁國際獎」將授與巴金。義大利「但丁·亞利基里學會」會員費爾南多代表學會，贈送新印的《神曲》精裝本四冊，巴金轉贈自己的《家》、《春》、《秋》和《隨想錄》一、二集。四月　2日，在佛羅倫薩舉行「但丁國際獎」授獎儀式，委託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公使楊清華代為領獎。上海和全國各地文藝界人士紛紛致電、致信、撰文表示祝賀。8日，捐贈北京圖書館第二批外文書刊，計二千餘冊。19日，由中國作協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召開的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未能到會，寫書面發言由馮牧代讀。本月　下旬，在寓所熱情接待來訪的旅美女作家沉櫻。本月　《巴金近作》第三集《探索與回憶》出版。五月　下旬，右背患囊腫，動小手術。31日，上海文藝出版社為建社三十周年召開紀念座談會，因病未出席，寫紀念文章由黃宗英代讀。六月　9日，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陽友鶴到寓所拜訪。七月　23日，在寓所會見旅美學者董鼎山兄弟。本月　經巴金審定的《巴金散文選》上下冊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月　自己選編的十卷本《巴金選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次出版，該集收入1927年至1981年的主要作品，是繼《巴金文集》之後規模最大的選集。本書的稿費全部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八月　25日，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日本筆會會長井上靖致信；9月2日複信。雙方共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十月　初，右背脊囊腫再次動手術，到杭州養病半月。15日，與北京通話，對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的成立表示高興。16，該處在北京西郊萬壽寺西院正式成立。下旬，電視片《奔騰的激流——記作家巴金》攝製組從四川來到上海，到家中錄像。本月　給瑞士女作家德蘭·桑契複信，回答她訪問上海時留下的信，談中國文壇近幾年的變化，以及如何看待西方作品的影響等問題。本月　《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十一月　7日，因連日整理藏書過累，晚上在家中二樓書房裡跌跤，造成左股骨粗隆間骨折。住上海市華東醫院治療。得到黨和政府領導人，全國文聯、作協以及各地作家、廣大讀者的深切關心。20日，在醫院委託女兒打電話祝賀郭紹虞執教著述七十周年。23日，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到醫院看望。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因病未出席。為主席團成員、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十二月　12日，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武兆堤等到醫院看望，並徵求對《寒夜》改編為電影的意見。15日，「茅盾文學獎」首屆授獎儀式在北京舉行，在病榻上寫來書面發言《祝賀與希望》，由馮牧代讀。25 日，在病房會見日本作家野間宏。李　輝　陳思和　李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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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散文、短篇小說》□ 做大哥的人□ 懷念蕭珊□ 「重進羅馬」的精神□ 愛爾克的燈光□ 作一個戰士□ 繁星□ 廢園外□ 狗□ 桂林的受難□ 海上的日出□ 火□ 機器的詩□ 紀念友人世彌 □ 靜寂的園子□ 木匠老陳□ 鳥的天堂□ 星□ 一個車夫□ 日□ 憶魯迅先生□ 永遠不能忘記的事情《巴金長篇小說》□ 巴金自傳□ 霧雷電□ 春□ 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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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在哀婉的悲愴交響曲中遠行 □萬人送別巴金 哀思驚心動魄 □第八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嘉興舉行 在懷念中傳承大師精神□上海文藝出版人深情追憶巴金——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奮鬥隨便說說□從《團圓》改編為《英雄兒女》看大師人格魅力□含淚的紅玫瑰 □王蒙:永遠的巴金 □陳丹晨:再也聽不到您的聲音了 □鄒嘉驪:巴老給我溫暖 □趙麗宏:巴金，高舉著燃燒的心 □文藝界著名人士追思文學巨匠巴金:他所做的是路標,他未做的是方向□趙蘭英:送巴金 □巴老平靜走了，他要和蕭珊去大海 □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人民作家」巴金逝世 □上海文藝界著名人士追思文學巨匠巴金 □李長春代表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在上海看望巴金先生 □趙蘭英再說巴金的故事 □國務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榮譽稱號□祁鳴陸正偉談巴金□解放日報評論員:發揚巴金精神 繁榮先進文化 ———慶賀人民作家巴金百歲華誕□今天：巴金百歲誕辰 □趙蘭英:百歲巴金 □巴金20世紀80年代舊作《文學生活五十年》 □文壇巨匠巴金十年未竟之作《懷念振鐸》公開發表 　　 □巴金親臨現代文學館 □李舒細談生活中的巴金 □他的存在是一種力量——與《巴金傳》作者暢談巴金的百年歲月□蔣以任代表市政協到華東醫院看望祝賀巴金百歲華誕 □「巴金在上海」圖片文獻展開幕 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成立□熱點追蹤:還原巴金 □真誠的祝福獻給巴金 □慶賀巴金先生99華誕 □巴老的心與讀者相通 □巴老，祝您生日快樂！□聽離巴金最近的人說他的事　□百歲巴金的最近十年 □夕陽唱晚——賀巴金九九重陽 □巴金九八華誕圖片展傳出文壇佳話□懷念曹禺□巴金和他永遠的「家」 □巴金出版物成書界熱點 　　 　　□巴金迎來"世紀"生日 □張瑞芳、孫道臨憶巴金 □巴金研究的細化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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