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康之|面向未來的哲學社會科學

06-16

在社會科學研究上，中國正在走進一個全面創新的時代。一個人要想在這個時代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有所作為，就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之所以進入了一個全面創新的時代，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其一，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走過了30年的學習與借鑒路程，就如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每一個方面都如饑似渴地汲取國外的一切先進經驗一樣，社會科學研究也借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努力學著西方學者的樣子去開展科學活動。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歷程也是中國社會的縮影，甚至可以認為扮演了中國社會近30年發展道路上的急先鋒的角色。但是，今天看來，無論是在實踐中學習與借鑒而來的先進經驗，還是以科學研究的名義所進行的閱讀和移植，都只能解決「面上」的問題。也就是說，國外的先進經驗以及理論只有在解決那些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問題時才能顯現出效力，對於產生在中國實際中的特殊的、具體的問題來說，只有通過自主創新去加以解決。

其二，人類社會正走在全球化、後工業化的征程上，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全新歷史階段的開啟。雖然中國社會依然有著繁重的工業化任務，但後工業化的壓力也通過全球化運動而傳導到了中國社會，以至於中國社會的實踐和社會科學研究也必須承擔起如何走向後工業社會的課題。面對人類社會的一個全新歷史階段的到來，一切行動都應寄託於創新，或者說，創新是一切行動都應獲得的基本特徵。

上述兩個方面既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環境，也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從而使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開啟了一個創新的時代。其實，在全球化、後工業化的背景下，一切新出現的社會問題都不同於以往。這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引入全球化、後工業化的視角去認識問題並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傳統的理論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案都不再適用，而是需要基於全球化、後工業化的現實去進行新的理論建構和實踐方案設計。而且，我們明顯地感受到，全球化、後工業化顯現出來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徵就是，人類社會正在從自然演進、自在發展的進程轉變為自覺建構的進程。它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只有服務於這一社會自覺建構的需要才能有所作為。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當前應當承擔起來的任務。

鮑曼在評價亞里士多德的時候試圖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亞里士多德精神。在鮑曼看來，能夠稱得上亞里士多德精神的就是他能夠「作為一個敏銳的觀察者和勤奮的記錄者」去記錄著他的時代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活動。在談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時，在人文的意義上，也許亞里士多德思想有著永恆的價值，任何時候都能夠給人以啟發；而在科學的意義上，應當說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今天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而且其思想的許多方面都是與我們時代所擁有的那些基本信條相衝突的。但是，鮑曼所指出的亞里士多德那種孜孜不倦地觀察和記錄他那個時代的精神，無疑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永恆的榜樣。

其實，歷史上的任何一位能夠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的偉大思想家也都複製了亞里士多德的榜樣。我們今天所要學習和需要努力去做的，正是像他們一樣，觀察和記錄時代的現實，而不是像鸚鵡學舌那樣一遍又一遍地學說前人的名句典章。對於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個思想豐碑，我們禮敬，但更需要超越，任何希望躺在前人懷抱中去享用偉人思想恩惠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歷史上的任何一位偉大聖人都沒有提供解決我們時代特有問題的現成方案，所以，我們需要在思想上超越每一位值得我們敬仰的偉大思想家。事實上，歷史上每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也都是這樣做的，他們都通過自己的貢獻而超越了前人，他們令人崇敬的一切都是在對前人的超越中做出的，而這一點恰恰是需要我們學習的。

應當承認，在前人的思想中包含著一些具有永恆價值的智慧，這些智慧對於科學研究來說是必要的。在每一個時代，前人的智慧都會在科學研究中發揮巨大的啟迪作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總是帶著敬仰的態度去看前人的那些偉大思想。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如果需要在前人的智慧與我們所面對的既存社會現實之間去做出選擇的話，我們將把視線落在現實之上。我們所要研究和所要思考的是現實，或者說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而開展科學研究的。如果不是出於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我們也沒有必要去學習前人的思想和理論了。

可以認為，任何智慧以及智慧的物化形態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成果，而不是普遍適用於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歷史階段的。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如果我們打算舉步前行的話，就只有揚棄和否定既有成果。而且，也只有這樣做才是有智慧的行動。其實，「智慧」一詞本身是空洞的，它看似高深莫測，而實際上卻是捉摸不定的。我們在面對當下的社會現實採取行動的時候，是不能滿足於前人的智慧的，我們也決不追求那種在與前人的比較中而顯得更有智慧的境界。或者說，我們不應去考慮能否在社會行動的問題上比前人做得更好。我們所應追求的，僅僅限於能夠解決當下的問題。在今天，我們的追求就是，能夠建構起適應全球化、後工業化要求的共同行動模式，能夠應對社會的高度複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對我們的生存提出的挑戰，能夠扭轉人類在風險社會中陷得越來越深的局面。

儘管人類是從古老的文明歷史中走來的，但是，社會進步的軌跡所呈現給我們的一直是這樣一個經驗，永遠都是把那些曾經輝煌的文明成就拋在後面。我們應當為了前人的偉大思想和所創造的文明成就而驕傲，但我們卻不能複製前人的行為及其經驗。比如，儒家思想曾經為中國農業社會締造了諸多令人景仰的盛世，卻不意味著能夠解決全球化條件下的哪怕最微小的一個問題。在規範網路行為還是倡導網路言論自由的問題上，所有古聖先賢的作品中都沒有隻言片語可以成為依據；面對一個匿名的世界，仁、義、禮、智、信失去了承載者。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能夠依據它們去開展社會治理呢？顯然，儒家思想是農業社會這一歷史階段中最偉大的文化成就，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所取得的輝煌農業文明自不待言。然而，當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後，儒家思想就不可能再引導人類文明的進步，反而成了一個沉重的壓得人無法喘息的包袱。中國清末在「守制」與「維新」之間的爭論本身，就反映出一個沉重的包袱是如何壓垮了一個民族。

在一段時期內，一些亞洲國家曾津津樂道儒家思想對工業化的積極意義，這其中，有些人是出於對那些不適應工業文明的落後因素進行情感辯護的目的，而更多真誠和盲信的人則是因為對工業文明中消極方面的不滿而表達出了一種懷舊情緒，也不排除在全球化凱歌行進的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過分渲染儒家思想的文字之中包含著某些狹隘民族主義心理。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也存在著出於意識形態宣教的需要去談論儒家思想的，是希望用儒家思想中那些支持權威的教義去證明政治控制的合法性。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儒家思想曾經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阻礙了民族前進的腳步，如果不是簡單地借用「儒」的名義的話，它的任何一個方面的內容都不可能轉生為適應工業化要求的文化體系，也不可能成為引導社會進步的動力。

不用說儒家思想史上從來也沒有一位思想家看到過互聯網是什麼東西和如何通過微信去與朋友交流，更不用說儒家學說的創建者不可能看到過一群裝扮成「斯巴達勇士」的外國人在北京的王府井街頭遊行了。所以，既使儒家思想在現實的社會秩序建構方面能夠發揮一些作用，也是在思想控制之中實現的，而在向社會設置的轉化方面，可以說是根本就無路可走。所以，我們認為，儒家思想所代表的是農業文明的頂峰。在工業社會，發揮主導性積極作用的則是另一種思想體系，是可以轉化為民主和法治等社會設置的思想體系。同樣道理，當人類走進後工業社會時，工業社會中的思想文化體系也將會為一種新型的思想文化體系所取代。

歷史的軸線是分階段的，每一個階段的社會構成方式以及存在形態都是不一樣的。在農業社會，人類是生活在家元共同體中的，而在工業社會，人類則生活在族閾共同體中。這兩種共同體無論在性質上還是在運行方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當然，家元共同體與族閾共同體都會為共同體確立起邊界。但家元共同體的邊界更多地根源於自然的原因，如地理特徵、風俗習慣、血緣標識等，這些都是家元共同體確立邊界的基本依據。與之不同，族閾共同體的邊界是由人建構起來的，取決於控制力的強弱、文化以及意識形態認同、財產擁有狀況、專業化的行為偏好等因素。邊界意味著隔離，隔斷了邊界兩邊的交往和互動。如謝爾頓·S. 法沃林所看到的，「不管是起到包容的作用還是排斥的作用，邊界都有助於形成一種封閉性領域的觀念，在這種領域中佔主導的是相似性——本地人之間的相似性，本鄉人之間的相似性，本民族之間的相似性，或者擁有同等權利的公民之間的相似性等。人們之所以重視相似性，是因為它看起來是團結的首要要素。而團結則被認為是集體權力的首要因素。然而，在19世紀，邊界被歷史的文化意義上的集體認同聯繫在一起，並以民族的形式出現。民族主義過去和今天都是邊界的主要擴散因素。民族主義把政治引向追求同質認同的方向，有時候，這種追求可以通過類如種族清洗或者強加正統宗教的方式加速進行。」

然而，隨著全球化、後工業化運動的興起，各種各樣的邊界都正在被突破。在「全球化」一詞的本來含義中，民族國家的邊界正在越來越多關切全球事務的人們所突破。在後工業化的意義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眾間的邊界因非政府組織的迅速成長而變得越來越模糊，各專業領域的邊界正在因新技術的廣泛運用和「傻瓜」技術的推廣而變得名存實亡，學科間的邊界正在被交叉學科的迅速湧現而踏平……「現代社會存在大量的避開或者超越邊界的現象，比如電子交流，它經常被用來證明後現代社會的實際存在。如果情況屬實的話，這將不僅對國家的未來、國家的政治觀念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對後現代思想中的民主與非民主傾向也將產生重要影響。」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是如此之不同，我們如何能夠把某個歷史階段的某種思想、某種行為模式、某種社會治理經驗看作是普遍有效的呢？

即便是在對工業社會思想成就和科學成果的反思之中，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批判意見。我們看到，昂格爾面對貫穿於整個近代以來的社會並長期處於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就表達了這樣一種意見：「當代各種社會科學已經與自由主義諸觀念漸行漸遠。每一個學科都以不依賴於其先驅者的形而上學偏見為榮。」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中國社會的發展處於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初期，也不應以自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姿態出現，更何況我們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並不擁有市場經濟自由成長的環境。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經濟甚至政治的運行都是如此緊密地與國際因素關聯在一起，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這與西方社會近代早期社會發展和市場成長的條件迥然不同，用自由主義的觀念來框定當前一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道路，必然會造成非常嚴重的消極後果。因而，基於自由主義觀念而建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也顯然不具有複製的意義，即便這種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制度和運行機制，也不會因為某些學者宣布其是「普世價值」而能夠適應中國社會治理的要求。其實，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無論你如何激情肆溢，也不管你如何慷慨激昂，只要你是在宣揚或表達捍衛某個陳舊的教條，都是缺乏創新勇氣的人。在科學追求的意義上，是個懦夫。

我們看到，當組織制度主義思考官僚制的生成原因時指出，官僚制組織「是由社會中的理性神話的擴散而導致的，這反過來又影響了整個現代制度系統的演化。」學者們認為，在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高歌理性的時候是要打破人類歷史上的一切神話，特別是要打破在中世紀被制度化的神話體系，因而運用理性之火去將所有的神話焚毀。可是，啟蒙思想家們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們祛除了一種神話的時候，其實是製造了另一種神話。在啟蒙思想所開創的世俗國度中，「當社會中的關係網路變得密集和相互聯接時，越來越多的理性神話就出現了。其中，一些神話的涵蓋面相當廣泛。例如，普遍主義價值觀原則、自由契約原則，以及現代官僚組織中的專家意見原則，對於各種職業、組織程序和組織實踐，都是高度適用的。其他神話則規定了組織具體的結構要素。這些神話可能來自範圍較小的情景，卻被運用於各種不同的情景中。」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就存在著兩類神話，一類是來自於中國古代文明體系的；而另一類則是來自於西方近代早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宣示和捍衛自己的神話時往往把另一類神話的講述者看作對手甚至敵人，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的辯駁，甚至希望求助於某種權威而將對手置於死地。其實，他們都是缺乏創新勇氣的人。

任何神話得以產生並能得到人們的接受和信服，都有著特定的歷史條件來提供支持，甚至需要在特定的具體場景中去理解那些神話。在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或者說，在工業化、城市化、脫域化的場景中，造就了理性的神話。而在今天全球化、後工業化的場景中，理性神話的破滅則是必然的。我們沒有必要為了維護工業社會的理性神話而拒斥全球化、後工業化的歷史運動，更不應當受到工業社會理性神話的蠱惑而放棄迎接後工業化的挑戰。其實，在所謂「普世價值」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如果把近代以來在西方形成的工業文明當作一個文化價值體系來看的話，它在西方的成功並不意味著致力於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後發展國家可以模仿和複製，「……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類文化特徵，這些文化特徵在其最初產生的國家裡業已喪失功用……牧場那邊的青草並不是更綠，情況就是這樣，即使其色彩引人注目，即使對於這種色彩的研究會令人獲益。」更何況我們已經被置於全球化、後工業化運動之中，作為工業文明典範的文化價值體系在最初產生它的國家裡已經敷之不靈，也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拋之不去的包袱，為什麼我們卻要硬把它視作為某種「普世價值」呢？這不僅是我們無法理解的，也是許多西方學者不予認同的做法。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說中國還有學者樂意於去宣布他發現了什麼「普世價值」的話，那就不是缺乏創新勇氣的問題了，而是需要對他的智力進行一番檢查。

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是從歷史上所創造的成果出發認識其發展過程的。然而，當我們構想未來的時候，則需要把著眼點放在走向未來的過程上，需要在對這個過程的構思、規劃中去推測結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而是首先構想未來社會的藍圖，然後再尋找實現路徑，就會陷入空想主義。所以，研究歷史與構想未來的方法是不同的，或者說思維邏輯恰恰是相反的。我們都知道，歷史研究並不是出於純粹的學術興趣，而是服務於現實的，特別是服務於我們根據歷史軌跡去規劃未來的目的。我們對歷史發展軌跡的把握，往往只能求助於已經凝固下來的歷史發展成果，透過這些已經靜止的歷史發展成果去復現歷史的動態過程。但是，當我們面向未來時，尚無成果呈現，在很大程度上，未來社會是什麼樣子和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取決於我們的選擇和創造。當我們基於歷史經驗去做出選擇和基於既有資源去進行創造時，有可能發現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的未來。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歷史的經驗和現實中的資源必須得到良好的結合。在某種意義上，現實中的資源更具有決定性，它是從歷史上去發現有價值的和有現實意義的經驗時所應依靠的根據。

我們的選擇和創造首先是一個向未來伸展開來的運動，我們全部思維的重心，都應放置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上。這才是我們面向未來應取的態度和方法。在全球化、後工業化背景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傳統的科學研究往往較為注重對已經發生的事件作出解釋，靜態地去把握事件背後的原因。在行動上，人們往往囿於傳統的霸權主義思路，總以為採取單邊行動就可以實現對世界的控制。但是，在全球化、後工業化的條件下，在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愈來愈強的時候，由於任一事件的結果都可能有著更廣泛的全球性影響。這就決定了科學研究必須更多地關注事件的未來，即動態地去考察可能發生的事件以及未來走向，而不是去首先描述一個未來，然而再去發現走向未來的道路。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從現實出發。（來源張康之《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