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與北大傳統

06-16

梁小民 上海書評

九十年代初，我們的改革目標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北大推倒南牆迎合市場經濟大潮。大約從北大熱鬧非凡的百年校慶起，就有不少人在質疑：北大傳統還在嗎？北大還是思想文化的凈土、聖地嗎？錢理群先生在《精神夢鄉：北大與學者篇》中引用景風的《聖土之上的北大》的一段話（第3-5頁）正代表了這種聲音。這種聲音直至今日仍然在民間流傳。這就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北大的傳統是什麼？現在我們是否失去了這種傳統？

最近引起我思考這一問題，是因為讀了「錢理群作品精選」中的四本書：《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世紀新路：現代作家篇》和《精神夢鄉：北大與學者篇》（三聯書店，2014年10月），尤其是《精神夢鄉》。我與錢先生都是「文革」後第一屆（1978年）研究生，同校而不同系。不過當年都住在同一樓層，有時一起上「公共課」。畢業後都留校任教，且我也頗喜文學，曾去錢先生斗室中侃過大山。以後我離開了北大，但仍愛讀錢先生的書，除這四本外，還讀過《1948：天地玄黃》《我的精神自傳》，以及他在聯經出版社出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上冊，沒讀下冊），和報刊上的一些文章。

我與錢先生有一面之交，套用民國的話語模式也可以說「我的朋友錢理群」。在我內心深處，對錢先生一向敬佩有加。他長我四歲，我們有大體相同的經歷。在貴州的艱難時世里，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讀書，研究魯迅，考上研究生回歸學術之路時已人到中年了。我敬佩他無論在多麼艱苦的條件下，都持之以恆地讀書、思考、做學問，且學有所成，終成大師級學者。我更敬佩他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獃子，而是始終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關心社會。讀他的書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心靈的呼喚。錢先生是老北大，深受北大傳統的熏陶。他的為人與治學都體現出了北大傳統。我正是要從他的書中來尋找北大傳統。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說百年北大正是由此算起。但我始終認為，北大的起點應該是蔡元培先生任校長的1917年，北大的真正百年校慶應該在2017年。京師大學堂其實算不上大學，只是清政府培訓官員的「國家行政學院」。自從蔡先生來北大後，北大才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開始形成自己的傳統。

大學以做學問、傳承文化、創造新思想為己任。這正是蔡先生所說的：「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要做學問，必須有自由的探尋，有思想的交鋒。蔡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正體現了大學精神的實質，這成為北大傳統的基石。蔡先生把這種思想變為行動。在他任職期間，既請了有新思想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諸君，又請了保守而有學問的辜鴻銘、黃侃、劉師培諸先生。北大既是新思想的發源地，又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真正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正是北大在諸多百年老校中獨樹一幟的原因。錢先生由此引申出北大的精神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精神夢鄉》，183頁），這與蔡先生的思想完全一致。

高度概括的傳統與精神畢竟是抽象的，必須體現在行為上。在北大，這種傳統首先體現在做學問上。錢先生認為大學的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學術精神傳統的傳遞的堅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的創造」（《精神夢鄉》，「前言」）。作為一個大學，總要有一批學者以獨立、自由的精神作學問，北大的傳統就體現在北大傳統的學問中。百年間，北大出了一大批影響甚大的學者，正說明北大傳統綿延不絕。但百年中國並不平靜，中國的先行者仍不屈不撓地追求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探尋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在這種情況下，學者不能平靜地在書齋中做學問，他們深切體會到，只有國家獨立才有學者人格、思想的獨立，只有國家富強才有學術的繁榮。因此，北大傳統還體現在對民族、國家的關心上。錢先生正是從這兩個方向來解釋北大傳統，而且我們從錢先生身上也看到了這種傳統。

錢先生是學者，他幾十年的學術研究體現了北大的學風，即北大的學術傳統。

錢先生1962年寫下第一篇有關魯迅的讀書筆記，應該是他進入學術研究的起點。不過從這時到1978年，整個社會處於「文革」的動亂之中，連偏僻的貴州安順也放不下張平靜的書桌，錢先生的研究也沒有成果問世。不過這一段的讀書、思考，為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錢先生稱為「入世前的準備」。1978年錢先生又一次考入北大，師從王瑤先生，這才是學術研究的正式開始。錢先生遵從王瑤先生的教誨，不急於出成果，先打下紮實的基礎，直至1985年才有研究魯迅的《心靈的探尋》問世。錢先生從研究魯迅、周作人入手，然後擴大到整個現代文學，終成一代學術大師。

我認為錢先生的研究體現了北大的傳統，首先在於學術研究水平高。如何評價人文學科的學術成果，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不過我認為學術研究水平高，起碼應該是突破了前人的傳統觀點，有新見解，且這種觀點論據充分，使人耳目一新。我想就錢先生對二周和現代文學研究講一點體會。

也許是受時代影響吧，我也一直愛讀魯迅的作品。「文革」中發配到東北深山老林時，帶了一套1963年出的《魯迅全集》（十卷），每晚無聊時就在昏暗的燈光下一本一本讀下去。當時對魯迅許多深刻的觀點、語言頗為讚賞，崇拜之至。到九十年代再讀魯迅的書時，頗感魯迅此人太極端、偏激，崇拜之心消失了，甚至覺得他不如胡適，他的文章也不如林語堂、梁實秋。對魯迅甚至有點反感。從崇拜到反感，這說明我沒有讀懂魯迅。研究魯迅的傳記、回憶、評論我也陸續讀過一些。但真正觸動我，使我認識魯迅的還是《心靈的探尋》。我認為，在許多魯迅研究中，這是一本有獨立見解、高水平的著作。

這首先在於錢先生「平視魯迅」。過去不少人研究魯迅，把魯迅放在崇高的地位，仰視魯迅，這就難免溢美。以後又有人把魯迅放在「怪人」的地位，俯視魯迅，這就難免貶低。當八十年代初，錢先生研究魯迅時，就以平等的眼光看魯迅。

儘管這種看法當時引起眾多責難，但王瑤先生是贊同的，並為之辯護。以平等的眼光看魯迅，這就使錢先生擺脫了溢美與貶低的偏見，公正、客觀、冷靜地探尋魯迅的精神世界。錢先生把《野草》這本書作為理解魯迅精神的鑰匙，我感到抓住了關鍵。錢先生認為魯迅的可貴之處在於對舊社會的懷疑與批判精神，「五四」正體現了這種精神。不過「五四」之後，後來的啟蒙者走上了不同的路，只有魯迅等少數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批判舊世界，用馬克思主義尋找新世界。儘管魯迅並沒有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鬥爭觀點，對馬克思依靠無產階級建立共產主義的思想是完全接受，並作為自己與舊社會鬥爭的武器。

錢先生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來解釋魯迅的思想，對我這個讀過魯迅著作但並不懂魯迅的人就頗有啟發。這就是優秀學術著作對一個普通人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再談魯迅先生的著作就有了新的體會、新的收穫。錢先生研究魯迅不是寫傳記，也不是做考證（當然，也需要有人從事這些工作），而是從思想層次上分析魯迅的「思維」、「心境」、「情感」和「藝術」觀。讀過這些深入的分析我的確有「醍醐灌頂」的感覺。高深的學術研究，我這樣的普通人都能讀懂，且有所獲，這就是學術水平高。

錢先生從對魯迅的研究又進入周作人的研究，「二周」是他研究的中心。我對周作人了解不多，僅讀過《周作人散文》（四集）、回憶錄《苦茶》、陳子善先生編的《知堂集外文》和雷啟立先生寫的《苦境故事·周作人傳》。周先生的文章風格樸實而清新，正是我喜歡的文章風格。但對他當漢奸，以及在1959-1961年困難時期向境外友人「乞食」（他當時的苦難比一般人小很多）頗為不屑，總覺得如此軟骨頭，充其量一個無聊文人而已。讀了錢先生的《周作人論》才知道自己不求甚解地讀了一些周作人的書，其實根本不了解周作人。錢先生不像有些人那樣為贊周而為其當漢奸辯解。他並不認為周當漢奸可以原諒，但也不因為周當漢奸而否定他的一切，這就是錢先生研究周作人的基本立場，也是錢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中深入而有許多精闢見解的原因。周作人原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巨人，對新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即使在以後，他在許多方面的研究，對今天仍然有意義。他是一個失足文人，我們不能因為他的「失足」而否定他的成就，也不能因為他的貢獻而否認他「失足」。錢先生的獨到分析使我才能真正進入周作人世界。學術成果不是要束之高閣供奉起來的，而是要啟示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

錢先生從二周的研究進入了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他和黃子平先生、陳平原先生提出了「二十世紀文學」的概念，並深入進行研究。《世紀心路》就是這種研究的成果。在這本書中，我認為最獨特的是對曹禺的研究（《曹禺的生命歷程》）。在解放後極「左」路線的影響下，過去那些追求革命或獻身革命的知識分子都被作為「改造」對象。割掉他們思想、精神的自由，改造成當政者需要的人。舊社會來的文人改造過程不同，結果也不同。老舍、馮友蘭是改造甚為自覺，也較為容易、徹底的人。陳寅恪先生是拒絕改造的人。曹禺也自覺改造，且相當徹底（直至八十年代他還痛批《苦戀》，且痛斥「自由化」），但這個過程相當痛苦。錢先生對曹禺先生的這個痛苦、掙扎過程的分析相當真實而客觀。如此真實、冷靜、客觀分析一個作家的痛苦「自宮」的文章我讀得很少。我覺得錢先生對曹禺的分析有樣本的價值，當然並不是「頂峰」，但能啟示他人。錢先生的《1948：天地玄黃》是寫解放後文學史的開端，其中分析曹禺先生的文章應該是這種研究的繼續。

北大的學術傳統不僅表現在學術成果上，而且體現在學術態度上。應該說學術態度比學術成果更根本，只有那種學術態度，才能產生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所以，錢先生繼承了北大學術的傳統，更為基本的，還在於他的學術態度上。這也是他學術成果數量與質量都頗豐的原因。

錢先生作為老北大深受北大先輩學者治學方法與態度的熏陶。他師從王瑤先生，王先生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影響了他。解放前北大的王牌系是地質系和中文系，解放後許多文理大師轉到北大，北大的王牌系是物理系和中文系。能在北大這樣的大學稱為王牌，就是有許多大師級學者，有優良的學術傳統。北大中文系的許多大師級學者如吳組緗、林庚、楊晦等對錢先生都有重大影響。在《我的精神自傳》和《精神夢鄉》中，錢先生都說明了這一點。

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一是厚積薄發，這其中的含義一是先要打好基礎，不要急於出成果。只有學術成果紮實，才有以後的成果。二是知識面要廣博。儘管每個人的學術專長都在某一專業，甚至某一專業的某個問題上，但應該有廣泛的各專業知識。錢先生在發表《心靈的探尋》之前有二十多年的積累，而且從其著作中看，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社會學、哲學等均有廣博的知識，這才有深入獨到的分析。大師級學者都是跨學科的。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二是要有創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不拘於巨人之結論。錢先生的著作達一千三四百萬字，但許多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絕非平庸之作。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三是以學術為業，不以學術為工具去追求名利。錢先生極為有名，但並非自己追逐而來，而是學術研究之果。而且錢先生淡泊名利，不以名人自居，也不為利而去寫暢銷書。

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區別之一在於大學有傳承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要教書育人。一個好的研究人員不一定要會講課，但一個大學的學者必須講課好，能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學生。錢先生的講課在北大，甚至全國都是極有名的。聽過錢先生課的學生告訴我，錢先生講課充滿激情，自己動情也感動了學生。錢先生有點禿頂，講課時頭上冒汗，他用一大手帕擦去。吸引學生的不僅是激情，還有錢先生講課的內容，不時有新觀點跳出，且廣徵博引。學生聽錢先生的課是極大的享受，我也曾想去聽錢先生的課，但找到教室時已無立錐之地，只好作罷。我想錢先生講得好，首先在於他的學術功底，給學生一杯水，自己不止有一桶。其次在於他的教學態度。他把講課作為傳承文化的方式之一。他曾對我說，學生稱你為師，你就要對得起師的稱號，講好每一堂課。動情的講課的確累，但你看到學術認真的神情，累就變成了樂。錢先生是把教學生作為自己的生命的。

任何一所有影響的大學都不可能閉門只讀聖賢書，而是與社會息息相關，並以自己的文化和知識影響社會。北大的另一個傳統就是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關心社會。這就是「文革」中流傳的某人所說的「廟小神靈大」的原因吧。

北大出名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既是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也是先進知識分子在思想界的啟蒙運動。自此以後北大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是以後三十年代反抗軍閥的學生運動、「一二·九」的抗日愛國運動，還是解放前的反蔣運動，都是北大師生作為急先鋒和主力軍。也有許多北大學生投奔延安，參加革命隊伍。解放了，新中國建立了，這標誌著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紀元。但共和國的建立並不意味著一切都盡善盡美了。北大師生沒有沉醉於勝利之中，成為新時代的歌德派。他們仍然要作為啄木鳥找出新時代的缺點，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盡責儘力。這才是真正的愛國。錢先生在《精神夢鄉》中介紹的1957年「右派」學生的建言建策，八十年代初學生競選運動中的觀點，都是北大學生關心國家、關心民族傳統的表現。儘管北大師生有片面之處，有幼稚之處，所提的觀點和主張也不盡正確，但這種愛國精神是可貴的。記得八十年代的一位校領導曾說：我不怕學生鬧事，就怕學生沉醉於自己個人的小天地，不關心國家。1957年「右派」學生觀點的正確與否已在歷史中得到證明，並在改革中得以實現。如今北大學者對改革的關注，建言建策正是這種愛國情懷的延伸。

錢先生不僅繼承了北大的學術傳統，也繼承了北大的愛國主義傳統。他不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而是一位與國家、民族、社會休戚相關的學者。他非常重視北大的這種傳統，他在《精神夢鄉》中對1957年反右、八十年代競選的研究，體現了這種關懷。錢先生的研究還有許多對諸多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對北大傳統的總結，對當前教育中諸多問題的揭示和批評，都滲透著北大傳統。他自己不僅言，還付諸行。他在退休之後到貴州等偏遠地區進行中學語文教育改革活動，到各大學和中學做講座，與各地大中學生座談對話，都是對社會的人文關注。如今他早已年逾七十，但仍從事這些活動，孜孜不倦。這些活動對他不會有什麼經濟收益，也不會給他增添什麼光環，但他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不會放棄。他與魯迅一樣堅信未來會比今天好，並為此而奮鬥。

北大的傳統既有學術的也有愛國的。錢先生正是這種傳統的傳承者。也許市場經濟的衝擊會有礙這種傳統的傳承，但我相信，北大不倒，這種傳統就不會亡。今天有錢先生這樣的人，以後還會有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