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咱就理性地掰扯下「孟勤國事件」

06-16

作者賜稿，在此致謝！轉載請註明出處。

這幾日，孟勤國教授在《法學評論》發表的一篇文章，成為了法律圈最燙手的熱點。本公司及隔壁公司員工、乃至法院官方自媒體都參與其中，各表己情，各抒己見，大多感到憤慨，認為其違背了學術研究應有的道德規範。但在相對面，質疑之聲也頗大，有稱這是「情緒先於理性，急著表態」，有稱「孟文所言有何錯誤？所謂情緒無非是不平則鳴罷了」，有稱「群眾都可以監督、批評，此系權利；專業的教授理性分析更應當推崇、鼓勵」。也有較為中立者希望法官群「不是靠以『情緒化的吐槽』對抗『情緒化的論文』」。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坐下來，儘力文質彬彬、慢條斯理地把這事「理性」掰扯下。

其實，雖然吵得火熱，但究其本質而言，法官和學者卻有個相同點：都擁有著某種「特權」。法官的，顯而易見，是司法裁判權，也即對所負責個案的判斷權。學者的，較為隱秘，姑且名之為「學術話語權」，乃是一種對社會認知的影響力。而有權必有責，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規律。但是，之所以稱這兩種權力為「特權」，乃是因為它們自身有些地方「不便約束」。以司法裁判權而言，法官對案件只能依證據裁判，達至法律真實，而非事實真實，若非上帝，無人敢保證自己不會錯判。以「學術話語權」而言，學術研究，其生命力正在於創新，發前人之未所發，因而，常會引致當時大眾的不解、甚至厭恨，在歷史上，伽利略被審判過，布魯諾被燒死了。

正是出於上述緣由，公共社會對於法官、學者，往往都「網開一面」。法官斷案，享有合理的司法豁免權，否則，沒人敢於下判。學者發聲，社會一般也對其保持相當的容忍（「言論豁免權」），甚至提供「廣場」以擴音，否則，新思想可能會被扼殺。

但是，須知，這一切都是無奈之舉，也即俗稱的「必要之惡」。大眾之所以容許這兩種「豁免權」存在，乃是出於對人類智識有限性的肯認。法官，在紛爭繁雜中尋求真相；學者，在曖昧難明處探求真理。但真相與真理，人類註定難以百分百把握，否則，大家就可以立即進入「共產主義」了，所以要適當「容錯」。然而，「權責對應」的規律，依然在這當中起著作用，只是較為隱秘。那就是：法官和學者，在享有「特權」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特責」：相較於常人，他們必須踐行外在「形式正義」的高標準道德要求。

在美國，對於法官言行有著嚴格規制：「法官的所有行為都必須避免不當或看起來不當」，也即不可引起對法官自身司法品格、能力的「合理懷疑」，對於州法官，一次吃請、打說情電話、乃至醉酒都可能導致法官職位被剝奪。而在我國，按照規定，法官不僅不能與當事人、律師等私下接觸，在庭上不得與訴訟各方隨意打招呼、不得與一方有特別親密的言行，即使下班了，也要約束業外言行，杜絕與法官形象不相稱的、可能影響公正履行職責的不良嗜好和行為，甚至連與他人發生矛盾都須注意維護法官形象。可以說，當了法官，時刻要「端著架子」，真是累乎哉也！但我們也能理解，這些規定，乃是出於一種衡平：既然無法對法官判斷權進行全面的內在規制，那就只能通過外在形式上的嚴格約束確保其品格良好，盡量減少權力失范的可能性。

而就學者來說，由於「學術話語權」並非公權力，對其言行，也就沒有如法官般的制度化硬性約束。但依通理而言，學者的「學術話語權」，因為其不便約束，所以，公眾給予了更多自由，故而，也更應自慎自省自審，強化道德規範，確保「形式正義」，即使不能如法官一樣規制「所有行為」，但最起碼在學術研究上要儘力做到「避免不當或看起來不當」，從而防止公眾對其學術研究的品格和能力產生「合理懷疑」。具體而言，借鑒法官行為道德規範，最低限度也需保持「不做自己案件的裁判者」，也就是說，避免產生利害衝突。這當然是最低標準，按照理想狀態，學者應當嚴謹客觀理智、唯以真理為準則等等，但正如前言，人類智識有限，這些沒法強求。然而，即使按照這一「形式正義「的最低要求，孟教授似乎也未做到。咱們在這「理性」地掰扯下：一個法學學者，評析自己代理的案子，以為學術研究，此其一；而且這篇論文乃是刊發在本校的核心期刊上，此其二；更巧的是，這篇文章的責任編輯，正是自己的弟子，此其三；甚至於，在文中直稱代理的案件是「顛倒黑白的典型案例」，「法官通過對證據的擺弄」如何如何、「法官們理性良心逐漸消褪」，這樣嚴重喪失客觀理性立場的言論，難道還算是嚴格的學術研究？此其四。請問：根據以上四點，我們說對孟教授產生了「合理懷疑」，這算過分嗎？

當然，也許有人會問：你說這樣做違反了學術道德規範，條文在哪裡？拿來看看。那麼，不好意思，我只好說：並沒有。如果提問者寬宏大量點，再問：那你找幾本核心期刊，拿出個權威通說來，也行嘛。我還是要很抱歉地說：也沒有。

究竟為什麼會沒有呢？

正如前文所言，學術研究，既非公權力，而且由於其自身特性，也更不便約束，是故，很難出台什麼硬性規範。但是，為什麼連「權威通說」也沒有呢？答案也在前面，因為「學術話語權」在學者手裡。尤其是在中國，由於法院人員歷史構成以及實用主義傳統，我們還無法產生卡多佐、漢德、波斯納這樣「一言九鼎」的專家型法官，在中國，學者才是法學研究領域的壟斷者，才是「一言九鼎」的議題設定者。因而，關於法官如何自我約束、如何慎言慎行等等，你可以看到連篇滿牘的論文、著述，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道德基本準則》、《法官法》、《法官行為規範》和「五個嚴禁」等一系列規範文件。然而，倘若你想看看，法學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應當如何自我規制，在評析司法裁判時，應當自覺遵守何種道德規範，那可就難於上青天了。所以，有人大聲疾呼：「這個跟道德沒關係，而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確實，自我道德規範未確立，自然處處都是自由。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畢竟自利是人的天性，在自己獨掌的領域，誰願意沒事把自己裝進籠子里啊？

於是乎，便出現了這樣的場景：學者教法官上庭如何判案、下班如何做人，而若自己代理的案子敗訴了，法官竟然不按自己的指導去裁判，還可以在核心期刊上發文痛罵法官，美其名曰：學術自由。甚至於徐昕教授還說自己作為訴訟代理人，「有時殺法官的心都有」，但是，被指責後，又馬上轉臉「痛惜」地哀嘆道：冒風險為法院利益吶喊，但「法院又堅決不要」，頗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在這裡，我想說，很多法學學者，作為理論工作者，秉持正義之心，為法治發聲，我們對此內心深懷敬佩甚至感愧之情。高校，雖然也有江湖，但相比外面的職場，還算是凈土，眾多學者無私地為維護司法權威而奔走，尤其是在缺乏尚法傳統的社會大環境下，這種支持彌足珍貴，我們雖不能及，景行行止，也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點滴推動、努力共行。即使在此次事件，這也有所體現，作為圈內人的張新寶教授發表了《法律人的職業道德與法學期刊論文的審稿》，可謂仗義直言不顧情。但是，如果少數人，只是拉著虎皮騙我們，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判決順遂己意，就是「死磕出了法治」，而己方敗訴了，就是司法不公，要求法院「挺直腰桿」，但同時卻又惱怒到想「殺了法官」，這樣的「吶喊」，我們還真弄不明白、承受不起。

而身為期刊總編的秦前紅教授，畢竟有一定的氣度，聲明中稱「凡屬對本刊及孟文的嚴肅理性批評，本刊持歡迎態度並且會認真對待」，但幾句話後，馬上又說「若批評不自由，學術無進步」，而當事人孟教授則巋然不動無迴響，似乎都將此事當作「學術自由受難記」了，自己則是默默苦修的受難者。本來說，作為埋頭案卷的司法小兵們，只有被學者教判案、教做人的份兒，哪裡敢想反過來提意見，教他們如何做學術、哪怕是在「學者評論司法裁判的尺度」這個話題上，但這次，既然被打上門了，我們也就不得不出門見客，獻醜了。法學在評價司法裁判時，如何做好前置的自我審查、針對何種裁判採取何種對應的評價方式等等，這些我們還真想好好說說。當然，真心來說，和我們比起來，孟教授的學術水平「不知高到哪裡去了」，我們的學術討論會，人家能做評委，而就算我們發過法學核心，和人家寫篇隨筆也能發比起來，差距也難以道里計。但是，這次好在：一方面，學者評論司法裁判，對此該如何「立規矩」，這似乎還是塊「處女地」，彷彿都不太「忍心」開墾，讓我們少了點畏高情緒；另一方面，作為利益攸關的代理人，孟教授為了說服、或說罵服我們，把他的水平自覺拉低了，讓我們終於可以站到同一個擂台平面上來。於是，此刻，立在這裡，我只想問一句：

請問：這樣的批評還算得上「嚴肅理性」嗎？如果能勉強夠得上的話，那麼，為了防止「學術無進步」，別忍著，我們靜待「自由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