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迦牟尼佛投胎成了一個地道的中國人，他就是………

慧能是釋迦牟尼佛投胎到了中國

——在廣東佛協主辦《六祖慧能與佛教中國化》論壇上的主題發言

站在這個講台上，我的心情可以用四個字表達——誠惶誠恐。我對佛學、對禪宗、對《六祖壇經》都相當無知，在三位大法師和各位高僧專家面前，我完全是一個小學生。接到邀請後，圍繞這個主題，我真正像小學生那樣做了一點作業，今天是來交作業的，敬請老師們指正。我談幾點認識。

一、佛教補中國傳統文化之缺失

佛教對中國文化有巨大的貢獻，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王國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兩個嚴重的缺失，一是純粹哲學即形而上學，對宇宙和人生終極真理的追問，二是本土宗教。陳寅恪也指出：佛教於形而上學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佛教傳入中國，推動了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思考，先後出現了兩個高潮，一是魏晉時期與玄學相結合的般若學研究，二是宋明理學。

中國缺乏本土宗教。馮友蘭解釋，儒教的「教」是教育、教化，不是宗教，孔子是導師，不是教主。宗教的要件，在形式上有教義、教主、教團、教規，在內容上一有超越性，超越世俗生活，二有終極性，是對人生問題的究竟解決。儒道二學無前者，後者較弱。道教有前者，無後者。佛教傳入中國並且生根，為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傳播廣泛而且長久的宗教信仰，至今仍在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發生著重大作用。

二、禪宗在佛教中國化中的作用

中國之所以缺乏形而上學和宗教，與重實際的國民性有關，其特點一是非思辨，二是入世。佛教的特點恰好相反，一是極具思辨性，正如人們所形容的，佛法博大精深，佛典浩如煙海，二是在本質上是出世的，以解脫為終極目的。這無疑造成了接受的困難，而禪宗解決了這兩個困難，因此成為佛教中國化的成功典範。

針對非思辨的國民性，禪宗把佛教簡易化，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拋開佛教經典，掃除煩瑣哲學，把立足點放在開發生命本身的覺悟上。

針對入世的國民性，禪宗把佛教生活化，主張「佛法在世間」，廢除印度佛教複雜的修行次第體系，把重心放在調整心態上，解除入世中的苦惱，提倡平常心是道、觸類是道、即事而真等緊密結合日常生活的證悟方法。

三、《壇經》核心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契合點是心性理論

禪宗得以成功的更重要原因是找到了佛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契合點，這就是心性相通的觀念，因此而把佛教人本化了，上述簡易化、生活化其實是人本化的一種效果。

中國哲學的基本觀念是天人相通，認為人心與宇宙是相通的，這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宇宙觀。人心與宇宙為什麼能夠相通？因為宇宙本根派了一個代表住在人心中，這個代表名字叫「性」。「性」指的是人的最深刻本性，其實就是宇宙本根在人心中的存在，它藏在人心亦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至深處，它一旦覺醒，天人就相通了。

《壇經》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代表：「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成佛的根據在自心之中，無需外求，明心就能見性，自心頓現即是真如本性。這比心性相通還進了一步，可以說是心性合一，心是宇宙的心，性是宇宙的本性，二者並無區別。所以，只要回歸自心，就能頓悟成佛。

《壇經》中有兩個偈。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慧能的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或：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這兩個偈的區別在於：在神秀那裡，心是個體的心，所以會有塵埃，佛性是修鍊成的；在慧能這裡，心是宇宙的心，所以不可能有塵埃，佛性是本來具有的。因此而有了漸修和頓悟的分歧。

四、《壇經》是佛教中國化完成的標誌

中國化的佛教要符合三個條件：一、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二、融入中國人的生活，成為國民精神的有機部分；三、具有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慧能創立的禪宗便是這樣。

佛教中國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漢末和魏晉時期，格義階段，釋迦牟尼佛是外國人，來到中國，穿上了漢服或魏晉名士服，說著漢梵夾雜的洋涇浜中國話；二、慧能之前隋唐時期，教門階段，中國佛教八大教派已建立，各有自己重點信奉的佛典，釋迦牟尼佛入了中國籍，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但仍是老外在說中國話；三、從慧能創立南宗開始，宗門階段，釋迦牟尼佛重新投胎成為了一個地道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就是慧能，他說地道的中國話，不是老外說中國話，中國話是他的母語。

五、宋明新儒學是禪宗結出的碩果

陳寅恪指出：「宋儒采佛理之精粹，註解四書五經，產生新儒學。故佛教實有功於中國甚大。自得佛教之裨益，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禪宗催生宋明新儒學，宋明新儒學開創中國哲學新格局，這是王國維、胡適、馮友蘭、方立天等學者的共同見解。

禪宗醒目地把心性問題提到首位，是推動儒學轉型的關鍵因素。圍繞心性問題，宋明新儒學建構了體系化的本體論和人生論哲學。新儒學分兩派：程朱理學強調心不即是性，格物才能窮理，與神秀近；陸王心學強調心即是性，明心即可見理，與慧能近。

六、禪宗成為中國佛教主流也有負面影響

有長必有短，優點的另一面是缺點。禪宗把佛教簡易化生活化，就難免削弱了印度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論內涵，把佛教世間化人本化，就難免削弱了印度佛教緣起空性的核心信仰。

我是學西方哲學的。據我所見，西方哲學走了兩千多年，終於走到了佛法門前。西方哲學一直致力於尋求無常的現象世界背後那個常住的本體世界，康德以後終於得出共識，現象背後沒有常住的本體，用佛教的語言表達就是無自性，於是反本質主義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主流。西方哲學家還發現，語言和概念在本體的虛構中起了重要作用，於是名言批判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熱門，而這也是佛教般若學早就做了的事情。

我本人認為，般若學是佛學中極具哲學深度的一個領域。魏晉時期，般若學盛行一時，產生了像僧肇這樣的大哲學家。禪宗佔據主流以後，般若學衰微，中國佛教在哲學深度上有所退步。總的來說，我覺得中國佛教受儒道之影響遠大於中國哲學受佛教之影響，因此，即使是堪稱中國哲學之高峰的宋明新儒學，其所建構的本體論仍然是道德本體論，尚未達到本來意義本體論應有的深度和高度。

2016年11月21日上午，由廣東省佛教協會主辦的「2016廣東禪宗六祖文化節」在中山紀念堂開幕，近3000人與會。開幕式後舉辦「六祖惠能與佛教中國化」論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廣東省佛教協會會長明生法師，香港寶蓮寺方丈凈因法師，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蘇省佛教協會會長心澄法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周國平，先後發表主題演講，並與現場聽眾進行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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