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史上「娼」海和「性」服務由來

這首《望江南》，表達的是一個妓女的心聲。然而，在不願踏雪尋梅，只想臨池折柳的中國人中間，這種聲音卻顯得多麼微弱啊！

茫茫「娼海」，源於何處，迄今尚未探明。在外國歷史上，一般認為「娼」或「妓女」起源於宗教。如希羅多德即有這方面的論述。在中國，亦曾長期流行中國妓女起源於殷商女巫的觀點，並將那個時代稱為「巫娼時代」。這一觀點近年已遭人質疑。理由是：在中國史書和宗教典籍中，找不到一條關於殷商女巫賣淫的此材料。但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娼法」洲遠流長，卻無可爭辯。據史書記載，西方的「國營」妓院由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倫發軔，而在中國，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即已設「女閭」，至少比梭倫早了五十年。自那以後，「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史記·貨殖列傳》）的妓女，在茫茫「娼海」中暢遊了兩千多年，為中國性文化增添了引人注目的色彩。

中國的妓女屢有變遷，棲身過各種「樂園」。從「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的營妓到色藝超群的家妓、私妓、官妓、宮妓……從「女閭」、「教坊」、「青樓」到「瓦舍」、「勾欄」……她們倍嘗屈辱困苦，以自身唯一的生存資本——肉體，將風流的旗幟遍樹圜衢。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或銀燭留髡，或金觴勸客，或吟詠春風，或悲嘆冬雪。靈與肉分離的巨大代價，換得的只是苟延於人世的微薄權利。道貌岸然的男子，在從她們身上偷得片刻歡愉的同時，又厲聲指斥其淫邪墮落。妓女遭人厭惡，但又令人同情。

戰國時代，妓女方興未艾，至秦漢和魏晉南北朝，更是續有發展。特別是在六朝時代，中國繁華之地江南一帶城市經濟發展，繁榮「娼」盛。對此，《玉台新詠》，《樂府詩集》等均有描述。如一首<潯陽樂>中這樣寫道：「雞亭故人去，九里新人還，送一卻迎兩，無有暫時閑。」而且，不僅一般嫖客之多，令妓女應接不暇，甚至連當時的帝王亦有留宿娼家的記錄。如梁簡帝在<鳥樓曲》中就曾這樣寫道：「青牛丹轂上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樹鳥欲樓，羅帷翠被任君低。」唐代中國，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繁榮發展，「娼海」亦一瀉千里，奔流不息。在當時，倚翠偎紅，憐香惜玉的場所，上達京畿，下至商埠，幾乎遍布全國各地，無論宰相牧守，還是商賈市民，熱衷冶遊成風。清人趙甄北在<題白香山集後詩>中曾這樣寫道：「風流太守復魂消，到處春翹有時游。想見當時疏禁綱，尚無官吏宿娼條。」至於文人墨客，更是在「唐人尚文好狎」的世風中風流倜儻。無論是高吟「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的李白，還是低嘆「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杜牧，莫不如此。而中國才貌俱佳的妓女亦多出於唐代，如薛濤、關盼盼、魚玄機皆留下佳作。尤其是魚玄機<贈鄰女>中的「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已成千古絕唱。繁榮「娼」盛。信哉斯言。

到了宋代，理學日熾，吏議漸嚴，虛弱、卑瑣，缺乏自信並顯得疲憊不堪的北宋王朝開始明令禁止官吏狎妓，違者嚴處。然而，這種禁令形同一紙空文。上自皇帝，下至臣僚，依然流連忘返於煙花柳巷，行走出入於教坊青樓。據《貴耳集》記載：「道君幸李師師家，偶遇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匿於床下。」道君即宋徽宗，因信仰道教，所以起了這麼個名。君臨娼家。臣下床底藏身，此種荒唐令人啼笑皆非。皇帝縱情聲色，眾臣狎妓遊樂，這種淫靡之風，從衰頹的北宋一直延續到僅存半壁江山的南宋。當權者驕奢淫逸，社稷如何能保？元朝續將程朱理學奉為官方的唯一哲學，統治者淫樂腐化，亦與前朝無殊。不僅帖木兒秉國專權時挾震主之威，肆意妄為，「後房充斥，不能盡識」，而且「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史·順帝紀》）至於民間，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曾經寫道：元朝僅京師，娼妓就有二·五萬人。此數字確切與否雖難肯定，但娼妓人數眾多，當不必懷疑。

明代律令雖禁止官吏狎妓，違者重罰，但又「網開一面」，允許官吏將娼妓召至家中「陪酒」，致使「長海橫流」。至明代中葉，按謝肇浙《五雜俎》中所述，已是「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與此同時，「花榜」（選美）和《嫖經》（嫖妓指南）亦開始盛行。在「凄涼之霧，遍布華林」的滿清，雖有幾位皇帝勵精圖治，整肅娼妓，嚴禁官吏狎妓，逼良為娼；但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官場禁令一再鬆弛，使晚清的狎妓之風又盛。慈禧當權後，隨著律法中「拿獲窩娼者照例治罪」條文的刪除，實際上默認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進入民國時代，奔流不息的「娼海」更是融入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史悠久的中國娼妓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公開的娼妓才完全絕跡。

然而，正如一位先人在<白門新柳記題詞>中因感慨娼妓死而復甦所寫的：「何頓風流久寂寞，青春無復柳千條，誰知幾劫紅羊後，又見春風舞細腰。」改革開放後，包括娼妓在內的「許多社會醜惡現象，又死灰復燃。」在「聲色具備」的KTV包房，在不為女子「菊花掛頂，瀑布留肩」，但為男子「噴香抹蠟，舒筋揉骨」的「理髮店」，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吧」，在「蒸發」是假，「發泄」是真的「桑拿（三溫暖）浴室」，在……精於此道，樂此不疲的人「性」招迭出，不斷推出「性」的服務項目。雖然警方一再「嚴打」，一再「掃黃」，然而，漫遊娼海者似乎始終「任憑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真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實際上，如何對待娼妓，是個世界性的難題，為解決這一難題，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了各種對策。V·布洛和B·布洛在《婦女和賣淫》一書中將其概括為3種：①使賣淫完全非法化，即國家採取一切手段，為杜絕賣淫而反覆開展法制運動。②由於「浪漫」的愛情和「勾引」在界定、鑒別上的困難，以及法律原則有可能遭到踐踏，權利遭到濫用，非法化難以施行。③在認識到難以使賣淫非法化的前提下，為了防止性病蔓延，應使賣淫合法化並予以管理。但他們同時又指出：「很難斷言對一切形式的賣淫均嚴加非難的社會，比對賣淫採取一種寬容態度的社會更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確實，中國也沒有「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究其原因，大概正應了一句古訓：「溫飽思淫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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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歷史上，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它對我們了解娼妓在日本的發展及其「獨特」功能，了解日本人的獨特功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在炸彈摧殘下，幾乎已成一片荒野的東京市中心，僥倖遺存下來的國會議事堂未免顯得十分孤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它後面的永田町首相官邸的一間密室里，正舉行極其重要的內閣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首相東久邇稔彥，國務相近衛文麿，外相兼大東亞相重光葵等內閣要員。他們正在聽取剛從馬尼拉趕回來的陸軍中將河邊虎四郎關於盟軍「終戰處理」的各項要求的報告。塞了滿滿一皮包，每一個均須嚴格履行的要求，令與會者長吁短嘆。然而，就在這時，面色蒼白的近衛文麿卻提出了一個盟軍方面未提出的要求：「為了使日本婦女免遭處於性饑渴狀態的盟軍士兵的蹂躪，必須緊急商討一個對策。」於是，圍繞這個問題，與會者立刻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雖然河邊虎四郎樂觀地提出：「他們的軍規相當嚴格。據說，在沖繩，有的士兵因強姦婦女而被判了十年徒刑。而且，在歐洲登陸，去向不明的軍人中，約有半數是因凌辱婦女而被就地處死的。」並在舉了一些例子後認為：「或許，我們主動提出建立這種慰安設施，美軍也不會接受。」但是，內閣會議最終還是採納了近衛文麿的意見。於是，戰後第一個由國家操持，為佔領軍服務的賣淫組織「國際親善協會」（英文名稱為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即「休閑娛樂協會」，略寫為R. A. A）應運而生。

根據這一旨意，內務省警保局局長還立即通過無線電，向全國個警察署署長發出了如下的秘令——

各警察署署長須對以下營業進行積極指導並迅速充實設備。

記

性的慰安設施·飲食設施·娛樂場所（咖啡館、舞廳等）。營業所必須的女子，首先以藝妓、公娼、女招待、陪酒女 、私自賣淫慣犯充實。

以上所述，就是戰後日本內閣制定「女子床上作戰」計劃的基本過程，而制定這項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構築保護四千萬大和撫子（外表柔弱，內心堅強的女子）純潔的防波堤」。

關於賣淫問題，歷史學、性學、社會學、心理學和女性學的專家已做了大量研究，並對「賣淫」的定義，大致取得了相同的意見：所謂「賣春」，應具有三項要素——①以金錢為目的。②亂交。③無真情實感。可是，日本以「防波堤」論為思想基礎的「國家賣淫」卻無法歸入上述定義。由此可見日本「娼海」的一個特徵。

實際上，近衛文麿並非始作俑者，日本的「娼海」並非第一次駛入美國軍艦。在培理叩關，迫使日本人開國並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的一八五八年，幕府立即著手的工作之一就是建造約50萬平方公尺的花街柳巷——港崎游廓。且從破土動工至建成，僅花了一年時間。「橫濱開港的最初工作，首先是從建造游廓開始的。」「這條花街柳巷，首先成為橫濱開港的象徵。」「女子床上作戰」計劃只不過是歷史經過一輪循環後，又回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但是，美國人似乎不太「領情」。一九四六年一月，盟軍佔領日本不久，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即發布命令，指出：「日本公娼的存續有悖於民主理想，且有悖於全國國民的個人自由發達。」斷然廢除了日本歷史悠久的公娼制度。這道命令使當時聚集於三一六五家妓院中約一O四OO個妓女「失業」。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了養家活口，只能徘徊街頭，私自「營業」，成為日本娼妓史上著名的「伴伴女郎」。有些「伴伴女郎」在被捕受審時，振振有詞地為自己的行為作了如下的辯護：「正因為我們築起了犧牲的『防波堤』，才使得良家女子免遭佔領軍官兵的蹂躪。」這是詭辯，但也是事實。

綜觀歷史，日本的「娼海」同樣洲遠流長，其最原始的形態也兼有「巫女兼妓女」的兩重性。如果說這種妓女尚不「正宗」，那至少在奈良時代初期的天平年間，即距今一二四O多年前，已經有了賣淫也賣笑的「遊行女」。《萬葉集》中就有關於她們的記述。由於當時的「遊行女」主要為顯貴縉紳服務，因此數量有限。但是，時隔不久，隨著「游女」、「白拍子」，以及專為庶民階層服務的「傀儡女」等的出現，整個日本社會頓時呈現出柳暗花明的「性」氣象。到了鎌倉幕府時代，各種娼妓的名稱全部統一為「游女」，並由官吏管理，儘管日本公娼制度和「傾城屋」的設立要到十六世紀初室町幕府時代。

江戶幕府時代，「游廓」興旺，游女如織。當時，江戶（東京）的吉原、京都的島原、大阪的新地、長崎的丸山等，均是聞名全國的游廓。據《色道大鏡》所記，江戶時代初期，日本約有二十五所游廓。隨後不久，即遍布全國。同時，「飯盛女」、「宿場女郎」、「出女」等私娼和散娼亦與日俱增。造成這種狀況的，首先是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城鄉貧富差距的拉大，性的商品化和享樂風潮的蔓延。初代將軍德川家康有鑒於此，所以在施政大綱《成憲百條》中即明確宣布：「設游廓雖非良策，但若加以嚴禁，則不義之大失將日顯。」於是，隨著「春潮逐浪」，「妓女文學」也迎來了黃金時代。從狎妓導讀《令子洞房》到描寫嫖客妓女雲雨銷魂，爾虞我詐的《客眾肝照子》、《傾城賣四十八手》，從揭露游廓內幕的《通說離》到描寫戀愛人情的《傾城女二筋道》，題材甚為廣泛。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明治政府當權伊始，即頒布了「賣淫女取締令」禁止私自賣淫，但對公娼，仍予以認可。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為了顯示正義人道，頒布了「娼妓解放令」。但是，被解放的娼妓因無所適從，以致投河自盡、去向不明、重操舊業、為人偏房等事件頻發，釀成社會問題，迫使政府另立新規，收回成命，「娼妓解放令」遂成一紙空文。而且，據史書記載，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維新元勛沉湎於「娼海」，「醉枕美人膝，醒悟天下權」。上行下效，富賈豪紳更是拈花惹草，狎妓成風。如此等等，社會怎不「娼盛」？

在麥克阿瑟下令「廢娼」十年後，一九五六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賣春防止法」。但是「娼海」橫流，已是防不勝防，「性」招迭出，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不僅「床上的藝妓」繼續保留了歷史傳統，而且，一九八五年九月，新宿歌舞伎町創立了世界第一家「電話俱樂部」之後，這一「新生事物」即風靡全國，八九年十月底達到八二八家。至一九九七年，日本「電話俱樂部」之多，已不可勝數。

一九九二年，橋爪大三郎和瀨地山角分別發表了《賣春有何不是》及《面向更好的性的商品化》，使繼繼續續關於娼妓存廢的爭論再起波瀾。但是，爭論歸爭論，日本「娼海」橫流，似乎已難以阻擋。確實，在日本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既然政府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組織賣淫，那民眾搞點「個體經營」又有何不可？Z自《日中大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