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灣衚衕（一）

06-16

八道灣衚衕11號院和周氏三兄弟

當年北京叫八道灣的地方還真不少，到1965年整頓地名時至少有五條：鼓樓西大街中間的八道灣（現名小八道灣），西直門外的八道灣（現名北禮士路西頭條），天壇附近的八道灣（現東曉市一巷），景山附近的八道灣（現名道灣衚衕）等。

位於西直門內的八道灣衚衕是一條在前公用衚衕以北的不規則衚衕，西起趙登禹路，東接後公用衚衕，南臨前公用衚衕，全長190米，在清代時稱為八條灣，有人說這八道灣衚衕就是因為曲折多達八個彎兒，而因此得名。八道灣衚衕里可謂是大彎套小彎，寬的地方兩輛汽車可以並行，窄的地方自行車拐彎都得慢著點。

60年代的糧店在今天算是比較少見了，現在80後的年輕人能記得它的也已經不多了。那要說到彈棉花的，在今天就更是罕見了。可在咱這八道灣衚衕里這兩樣兒您都能瞧得見。雖然已經是半機械化作業了，但老闆仍然保留著老的手藝，這個小小的門市部已經在八道灣衚衕里開了20多年了，周圍的老主顧都熟悉這個店鋪。隨著社會的發展，棉被已經逐漸被羽絨的蓬鬆棉的氣孔棉所代替，近幾年老闆的生意也不如從前了，這門手藝會的人也不太多了。

二十世紀八道灣的聞名當然是與魯迅三兄弟的恩恩怨怨密不可分。

1919年周樹人（魯迅）和二弟周作人先後北京大學任教，8月19日在廣和居茶樓收契買下羅姓屋，是位於西城八道灣衚衕11號的大宅院，於是舉家12口從浙江紹興進京進行居住，這是在他兄弟倆在北京共同購買的惟一住宅，是一座具有「三進」四個院落的大宅院，鄰街是一溜院牆，進門樓見影壁，宅內分正院、後院和西跨院三進。初遷來時，魯迅的母親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後院北房的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後院中間的三間；東側三間是客房。魯迅把中院西廂房三間作為自己的書房和卧室，為的是便於照顧母親；後來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間一套三間里，為的是便於靜心寫作（這裡即是《阿Q正傳》的誕生地）。據說，魯迅看重這裡，是因為空地寬大，適合兒童遊玩。全家人在院內種了許多花木，不但使空氣清新，且顯得全家生活生機盎然。

家庭生活安定了，周樹人和周作人在五四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大潮中，雙雙站在新潮的前列，步入了輝煌的人生路程。在共同居住於此將近4年的歲月里：老大周樹人已經更名魯迅（見左圖）利用業餘時間寫作了舉世聞名的《阿Q正傳》以及《祝福》《葯》等佳作，還譯著了大量外國小說及文學作品；周作人也繼《人的文學》問世後，又撰寫了《平民的文學》、《兒童的文學》等力作，同時還創作小說、新詩、散文等。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曾對當時日本知識界創辦的「日向新村」十分賞識，並把「新村」的理想積極介紹到中國，使他名噪一時。八道灣的周宅，是蔡元培、郁達夫、錢玄同、胡適、沈伊默等許多文化名士頻頻造訪之地，毛澤東也曾登門專門拜訪過他。

但是到了1923年秋，周作人竟然聽信了其妻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辭和莫須有的謊言，不顧過去兄長對他的一往深情，給魯迅寫下絕情信，不許魯迅再到他住的後院來。於是魯迅於1923年8月攜夫人租居磚塔衚衕61號，後購買了在宮門口衚衕固定住房（現魯迅紀念館），將母親接去居住。周建人全家搬往上海。周作人前去宮門口看望母親，兄弟倆也不再講話。

七·七事變發生後，北平淪陷敵手，北京大學教員紛紛南下。而周作人不顧友人勸告，稱留在北平閉門譯著為生。但是，不久他即參加了日本軍方舉辦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開始邁出了與日軍合作的第一步。

不久，在八道灣發生了「遇刺事件」。刺客的子彈打在周作人的棉衣扣子上擦傷了皮膚，他捂著肚子從客廳跑回後院，倒在信子身上大喊「救人！」他的軀體雖未受大傷，但已嚇破了膽，事後欣然接受由警署派三名便衣警衛進駐院內。為了避免再次發生危險，他辭去了前往郊外的燕京大學的教席，接任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之職。1941年，汪精衛政府又委任他為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終於完全下水，成為依附日本侵略軍的御用工具。他開始大興土木，翻蓋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卧室，供他夫婦享用；把魯迅最早居住過的西廂房改為他的客廳「苦雨齋」；東廂房改為他的藏書庫……但值得慶幸的是，家中的前院和後院沒有被他改動，魯迅撰寫《阿Q正傳》的書房以及後院曾經接待過中外名人、烈士遺孤的客房，至今仍以原貌保存，它們成為至今中外友人尋訪這座故家的重要瞻仰地點。

周作人除了翻蓋房屋，他又購買了大門對面的一塊公地修建車庫，購置了左鄰的兩座小住宅。從此，凡家中的傢具、什物都去日本人開的商店買，家中不論大小生病都要請日本醫生治，過生日、過滿月都要慶賀，終日車水馬龍宴席不斷，好一番高官厚祿的政客生活！

只是好景不長，他任偽教育督辦兩年後，即被罷了官，只保留一個國府委員的閑職。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全國聞名的前十號大漢奸）將他逮捕，被解往南京關押，成為階下囚。其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其家屬被趕到後院北房居住，其他大部分房屋被國民黨政府軍隊佔用。

1949年北平解放後，即將倒台的南京政府將周作人取保釋放，輾轉返回北京（後經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其政治權利終生）。由於一家生活無著，周作人開始以筆名在報刊上發表小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以及編著關於紀念魯迅的書籍；出版總署為了用其所長，邀他翻譯希臘文學作品，每月預支他部分稿費以維持生活。後因其妻信子患病，醫藥費大增，他不得已將自己記載了68年的日記賣給國家（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

八道灣舊住址自解放後，原國民黨軍隊住房北解放軍接管，有一個連隊戰士進駐。許廣平從上海遷居北京後不久，曾邀周建人同往察看。在後院的大槐樹下，許廣平向住在院里的人們說：「這所住宅中原屬周作人的房產已沒收歸公，屬於魯迅和周建人的房產，已捐獻給國家。」

梁實秋先生曾這樣描寫過周作人的書房：「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原名『苦雨齋』，後改名為『苦茶庵』，不離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橫額是沈尹默寫的。是北平式的平房，書房佔據了里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裡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几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的文房四寶井然有序。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這院子里「即使是在嚴熱的夏天，它也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周作人在這裡住了48年之久。

1949年周作人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出來後，一直居住在這裡。後來房管部門接管這所院子，解放軍退出，陸續搬來許多住戶，從此形成了一個居民大雜院。周作人一家也同一般住戶一樣，每月交納住房租金。周作人開始翻譯希臘作家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這是一部比較深奧的作品，譯起來比較費力，終於在80歲高齡之時完成了這一心愿，全書共20篇、計48萬字。

魯迅博物館研究員葉淑穗回憶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作人受到的衝擊是慘重的。開始是院里的紅衛兵，後來又串聯外面的紅衛兵，一連抄了幾次家，家裡的東西差不多被洗劫一空，就連他們的塌塌米也被砸成許多窟窿。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趕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鬥，手持皮帶的紅衛兵邊打邊審，迫他老實交待罪行，打得他鮮血粼粼。紅衛兵們為了製造聲勢，擴大「戰果」，又把其他「專政」對象也集合起來遊街示眾。遊街時的周作人已無人色，脖子上掛著沉重的大牌子，更無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邊呻吟邊爬行……」幸運地是，現場有懂得文物價值的紅衛兵，給魯迅博物館打電話，讓他們來搶救這批文物。後來，「紅衛兵」抄了半屋子周作人的舊稿和舊信，送到了博物館暫存。在這批舊物中，除了周作人的舊稿外，還有「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徐志摩等近百人的信札。

1966年8月，八道灣衚衕11號被抄之後，周作人就被攆到一個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張淑珍照料著他。當年，葉淑穗和同事去看望周作人時，眼前的一切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而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地抽打著他，叫他起來。

1967年5月6日，82歲的周作人在後院東屋裡去世，苦雨齋也失去了它唯一的主人。此刻無一人在其身邊，當人發現他死後通知其家屬（周建人和周作人的兒子）前去收屍送火化場，連骨灰也沒有準許收取。

後世聞名世界的周樹人（魯迅）只活了54歲。1984年7月29日，周氏三兄弟中年齡最小的96歲的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活的歲數最大、做官做到最高的。他自己說解放後是「身不由己」地當過：出版總署副署長、高教部副部長、浙江省省長、四屆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主席等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