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時概念的早期演進

歲時概念的早期演進

考據訓詁之學重視歲時曆日,於上古文獻則尤為重要。 然而「春夏秋冬」之類的語義沿 革至今還不很清楚。如果判定:孔子時的四時概念才剛剛形成不久,二十四氣只起於漢初,則 不難想像許多古典的解讀會有新說法,特別是涉及諸如生態、農業、田獵、軍旅、朝貢、市 貿等事,會有更多的信息收穫。本文的探討或有所助於此,則筆者幸甚。

　

一.《尚書·堯典》「四仲中星」問題 正規史料記載天文曆法最早的還是儒經。《尚書》一開頭便是「堯命羲和……」是部署 天文工作;《春秋》是編年史,對曆日很重視,記錄了36次日食;為此書作補註的《左傳》除 有些曆日數和對曆日正誤的評議外,則更有一些天文星曆專家的事略;《禮記》有「夏小正」 和「月令」兩篇,所記是粗略的時令物候現象 ,限於黃河流域。秦始皇燒書,卻沒燒天文曆法 書,因為那是算命占卜所必需,為此連《易》也沒燒。《漢書·藝文志》所載劉歆《七略》的 有關書目不一定是真的舊作,可能大半是漢人偽作,然而就連那也多失傳了。考古學的所得也 不多。甲骨文只有片言隻語,且不能肯定其譯讀。例如以前被認為是有關超新星的卜辭,近年 又被否定了,因為其中的「星」字又被說成不是了。比較肯定的就是一份干支表,以及一些有 干支紀日的記事,若帶有月數, 就有用於推斷閏法的價值。晚些時候的青銅器銘文,以及隨縣 的漆畫二十八宿圖,馬王堆帛書中的《五星占》,張家山漢墓的算數書,銀雀山漢墓竹簡,武威 漢簡等等,屈指可數。 首先說《尚書·堯典》,這部古書在作過堯的簡介之後,就說: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 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這段文字可謂相當古老,傳流至今,難免錯訛,原初文字是什麼樣?含義如何? 那些文字 與被表示的史前口傳內容是否已有偏離?這些問題都很難回答。從漢儒解經以至現代,各家解 說可接受認可者不多。說是堯的史事,不可盡信。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所指的書就 是《尚書》。然而可以斷定,此文不是儒家的偽作。理由是: 以366日為年周期不晚於公元前 3世紀,而「日短星昴」必在公元前22世紀以前。此事尚須細說如下: 鳥、火、虛、昴,與二十八宿有關。其中昴最靠得住是現在指稱的昴星團;火是心宿二, 也有問題,待下文講;後世之虛在二十八宿中明確指稱兩顆星—寶瓶座β和小馬座α,堯時赤 經一樣,但非很亮,是否堯代即稱其為虛,不能肯定; 鳥在二十八宿中無其名, 但對應的十二 次的三個各名「鶉首、鶉火、鶉尾」,所佔赤經約90度。這是不可考據之文,也無法用於討 論。 「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仲是兄弟排序第二,長為孟,末為季,借用於四時各三個月 的別名,四仲是今用農曆的二、五、八、十一各月。但此文更可能是指春分、夏至、秋分、 冬至的日子。「日短星昴」等四個「星」字是可有多種解釋的文字。今人幾乎全都認為:這首 先是指「中星」,即位在正南的星, 因此而稱解釋這段古文的命題為「四仲中星」問題。此 外,還都認為這是用天黑後觀察中星而定節氣的方法。 後文談到的卜偃所說「火中成軍」可 為佐證。不好辦的是觀察測定的時刻,是定在天剛黑看得清星宿,還是定在日落後一小時或二 小時? 午夜0時的可能性很小,那對寒冷的冬季不合適, 而且需要較大的等待耐性。僅當昏 後雲陰不見才會等待雲開,那要用漏刻作修正。 既然一整夜都是觀察所應利用的時間,則以 剛入夜的觀察為最合古代實情事理。 這就是「天文昏影終」的時刻,是日落平西後五刻。 要問這種觀測的精度,首先要問二分和二至的概念建立的過程和時代。 與現代天文學一 樣的分至概念,即以太陽赤緯定分至,在立桿測影之初不會全有。但會先知道正午影長極大和 極小為冬至和夏至,至於二分則應較晚出現。其實,從古文獻綜合來看, 以午影極長定冬至是 最先被認識和運用的方法。這在上古是個最佳選擇, 黃河及其以北地區冬至陰天很少於夏至, 冬影比夏影長八九倍,測量精度高。長期記錄冬至間隔日數, 由此先知年周期日數365或366, 四等分一年之數即得一種簡定的但卻是精確的四仲時日。之所以還須每日觀測,是因為冬至 之日可能陰天。至於二分日, 太陽可提供的較直觀的數據,午影不在其內,那不是二至影長的 算數平均值;日出日沒方位為正東西是一項, 但觀測難度比看影長極值大了很多, 影長極值 是連計量都不必做的。加之精確的正東西出沒之日比四等分一年法所定之日又有差離,因為 太陽的視運行不是均勻的。 由以上分析可見:古人要定四仲分至之日,主要是冬至,其餘三個不要緊,所以《尚書》的 四仲中星之文不全具有足夠代表當時天文學水平的價值。所可注意者不過「日短星昴」和一 年366天二事而已。以往學者們的討論多流於煩瑣。 此事涉及歲差。所謂歲差是指:由於地球自轉軸像陀螺樣搖擺,周期約為25800年,所以 天北極是以黃極為中心,以23°.5為半徑在一個圓周上移動, 而冬至點則以72 年一度的速 率向秋分點方向移動。歲差現象最早是公元前二世紀由西人伊巴谷發現的, 中國晚五百年到 晉也被虞喜發現。晉以前人不知歲差,不可能偽造出比他們早一兩千年的天象。冬至日天黑 以後,昴在正南方的天象,只能發生在公元前22世紀以前, 按《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這正是堯的時代。對「日永星火」的天象,那時要在夏至晚上18 時40分出現,似乎嫌早,但考慮到心宿二亮度大,以及早期允許誤差,還是可以承認為堯代, 要十分準確,就要推後七百年到商初。按《中國天文學史》所說[1],甲骨文的信息說明: 商代 的曆法是陰陽曆,年有平閏,月有大小,有測定分至的知識,季節與月份關係基本固定了,但沒 有四季概念。 如此,《尚書·堯典》「日短星昴」四字可肯定是傳自堯的,而「四時」的概念則晚至春 秋。以「鳥」作一宿,當在西周之時,因為到東周時,就有二十八宿了。 所以這段古老文字實 際包含孔子以前史官積代相傳的東西,在傳述中逐步加進了一些新內容。 天文官羲和之事可 能是堯代,而羲和兩家四人分管四方四季,就不是真實的了。這些文獻傳到孔子之時,早有一 年366日的數據,以及閏月之法。但此時已是「日短星婁」,昴宿已經偏西二十幾度了,而史 官們並未改動歷代相傳的話,只是加進了一些新知識, 也許是為了對先王之言作些補正? 這 里看到的是中國上古史官傳統的一個生動實例, 他們對祖傳的說法雖疑不改。

　

二.從甲骨文到《春秋》《左傳》及《夏小正》的四季節氣概念 《夏小正》是一部講十二個月的物候天象和農事的書,據史料之言, 它是由西漢儒家戴 德編在《禮記》中的,後來被人們單獨抄出成書。人們看它的語言文字十分簡奧,便認為它是 真的傳自夏代的作品。若問《夏小正》的作成年代, 不能光從文字簡奧與否判定。秦統一以 前各地區發展不一致, 落後地區的文化典籍也可以表現與先進地區的古典一樣簡奧。何況還 有人會故意模仿古典風格造偽呢。可供作年代判斷的是書中的天文曆法內容。書中有恆星見 伏和晝夜長短的事,如:「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時有養日…」此文中的 「養」被訓為「永」,五月里有最長的白晝,也就是夏至。從參宿的見伏可知,太陽在參是四 月,是夏至前一月。於是夏至日在井,而冬至日在牛前斗末。這個天象卻是漢初的。 陳久金說《夏小正》原文只有十個月, 是屬於原始的「十月太陽曆」[2]。 此說之不能服 人,一是其書中的天象是漢初的,即便以十月曆計,加上離差,最早也到不了春秋。而在這段歷 史時期, 中原漢字文化區內決無十月太陽曆;二是自古以「月」為名的時間周期從來 附圖：相關的甲骨字

都是朔望月,而「月」這個字,從甲骨文以來,含義就是作為天體的月亮,同時又是紀時的月份。 把一年分為10等份的曆法何以用「月」之名? 質疑的重點還在四季概念的形成和演變。《尚書·堯典》有春夏秋冬, 如果我們能證明 商代還沒有四時概念,「冬」字的含義也與今不同,那說明此書的著作年代不早於西周。請看 甲骨文字形(附圖摹自《漢語大字典》《中文大辭典》《簡明甲骨文詞典》等書)。 甲骨文這幾個「春」字,各有差異。1和2含太陽形象和兩棵植物。注意「暮」「朝」二 字,可以說這兩個「春」字是與「暮」和「朝」共一「偏旁」,意為日近地平在樹中。旁邊部 份被後人說成「屯」,意當取「道路停頓處」。先儒解為「難生」,是引用《易》屯卦 辭,不足為訓。3象口吐寒氣,4象晷端行跡正中。故甲骨文「春」皆指今之冬。甲骨文的「冬」 以前釋為絲之端,意為「終」。然與絲有關的甲骨字,表現絲形都是成串的兩三個圈圈,這「冬」 字與絲無關,是雙枝掛果之象,表示收穫。故甲骨文「冬」實指現在的秋。至於「秋」的甲骨 文,字1也含日之形,不過在表示太陽的圓圈上頭加了兩件 ,其形如翼,表示高飛,下面是彎 牛角形,可能是表示土圭的立柱和地影。旁側的十字形指標表示影長很短。另一說為蟋蟀之 象。字2在日下畫的是蜷伏的動物,這大概是今言盛暑為「伏」的起源;而字3則在某物下面 畫火以象盛暑,這個字被後人繼承, 先還用「龜」代替那個物,用「禾」代替那兩個翅膀,後 來簡化為只有「禾」和「火」,這倒是維持古義的。故甲骨文「秋」指今之夏。至於「夏」 字,在甲骨文中不用為季節名,只是族名國名。此足證明當時沒有「四時」概念。後之以夏為 季名,當與夏曆創始有關。 從殷人文字所見其春的概念,是單純天文意義的。其秋的概念也是以天文為主。這是以 春為歲首的原始理由,中國古曆法從頭是以午影測量為基準的。造字寫字的人就是作占卜的 人,大概也就是作天文測量的人。他們把與時節有關的字造成那樣,合情合理。到了周代,王 廷頒布的曆日仍是冬至之月為正月。孔子作《春秋》遵沿這一傳統,對其書的曆日必須這樣 理解。書中多次用「春王正月」的話,那是明示:所用的曆日是周王朝正式頒布的曆日。但周 的正月當夏曆十一月,即冬至之月,所謂的春是夏曆的冬, 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如多次記 「春無冰」,意謂氣候不正常,正常是該有冰的, 這是夏曆的冬令;很多水旱蟲災記錄的月份 也符合這個原則。 然而孔子說過「行夏之時」的意見,主張不用周曆和魯歷(周魯本是孔子要尊奉的君主政 治中心),也不要什麼殷歷 (當時也許沒有後稱殷歷的曆法)。 理由則可能是月序與四時次序 搭配合理,春為歲首,當一二三月。《論語》記曾點述志:「莫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則暮春三月的氣候應是夏曆樣的。可見,孔子時的四時定義已非固定一致,日常說話已 取夏曆,夏曆已經流行了,而孔子作史仍用周正。大概是,春秋後期各諸侯國開始自定曆法, 有的就把冬至過兩月定為正月歲首, 仍以正二三月為春,是用草木發生為歲首的定義,這是 個生態學的定義。如下文所說,這種曆法可能出於秦晉等國, 自命為「夏曆」。孔子贊成以農 事為重的曆法原則,便說願「行夏之時」,他並不保守於政治立場。然而如下文所說,如果一 歲只分三季,則「暮春」可以是四五月,於周曆也可。 《左傳·桓六》有「季梁諫追楚師」一段(編入於《古文觀止》)季梁說: 「夫民,神之主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政,親其九族,以致其祥祀,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前儒解文中「三時」為四時之三,略冬而不言,非。說那話時是公元前706年,還沒有四 時概念,三時是全年—春秋冬。若說以四季而僅言三時,行文就太反常了。 再過三十年而有《管子》之文,其書有「四時」之篇,但多處用「春秋冬夏」之語, 次序 不合自然,而今則說「春夏秋冬」。蓋新出詞語,以「夏」附加於舊三時之末也。 《左傳·桓六》: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蟄而蒸。過則書。」 這裡的「啟蟄」不應混同於二十四氣的驚蟄,而是所謂「分至啟閉」的啟,閉是「閉蟄」。 「龍見」指東方蒼龍,而取《夏小正》見伏之義,實指當時秋分前後天象, 於周曆為冬。 《左傳·僖五》: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台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為備故也。」 此言「分至啟閉」應即是二分二至加上啟蟄和閉蟄。二分二至四個日子已平分一年為四 等份,則閉蟄當在立冬,啟蟄當在立春。而一年的四次祭禮—郊雩嘗蒸應各當四立之日,後世 歷代皇朝考定的郊祀之禮大致也是定在這些時日。「始殺」當解為開始收穫,殺的是禾麥,不 是動物,更不是人。而「嘗」為嘗食新谷,前儒之解為是。 《左傳·僖五》記晉滅虢,晉的星占家卜偃說: 「童謠雲『丙之晨,龍尾伏辰,取虢之旌,鶉之賁賁,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接著作者說: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丑奔京師。」 童謠文亦見於《國語》,可證不是漢儒偽造,但卻可能是卜偃編造的, 這不害於我們的討 論。「九月十月之交」是卜偃之言,而「冬十二月」是左氏之言,兩者說的是同一件事,卜偃用 的是夏曆,左氏則依《春秋》而用周曆。由此可見,公元前655年之前, 晉人已用夏曆。「龍 尾伏辰」是說日在尾宿而尾「伏」,「辰」用「日月相會」之義,「天策」是傅說星,也在尾 旁。「火中成軍」之語尤當注意,這個「火」不是大火—心宿二, 而是十二次的鶉火,是柳星 張幾宿。《詩經》「七月流火」到底是哪個火? 再有「十月之交」與這裡的含義有何異同? 這 都要考慮本文所研討的歲時概念沿革而後來作決定。 但是後來出現了所謂「三正論」。三正之說最早見於《左傳》, 《史記·曆書》繼之, 說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文中正月,十二月, 十一月皆用夏曆序 數。日本人新城新藏認為三正論是對古代曆法的曲解,他是對的[3]。至於與夏曆並立的殷歷, 如其真是傳承或發展了殷人曆法,那也應該是與周曆和魯歷一樣的, 以冬至之月為正月。如 果像以前學者們判斷的, 所謂「顓頊歷」「黃帝歷」也和夏曆一樣規定正月,則歷史上從來就 沒有過所謂「殷正」。至於《尚書》四仲,則與夏曆同義, 是否其文出自秦晉?(下文有論)這 里可向讀者推薦陳美東和陳久金1975年的論文[4], 文中提及的殷歷也與夏曆一樣,有冬至, 有立春……,以冬至為十一月,顯然是夏曆之屬。 正月的「正」字,應從《墨經》求解。該書有:「日中正,南也」之語,這「正」是動詞, 意謂瞄準操作,射而中亦為正。「日中」是時間(或條件)狀語。今人讀《墨經》, 逕以今日習 用之「正南」為一個詞,把信息丟了一大份兒。「日南至」的測定就是「正」,故命是月為「正 月」。至於夏曆正月不正,是承襲舊名,不管其原意了。《漢書·律曆志》評說《左傳·昭二十》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之文說:「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 南至。」「弗正」是沒測或沒測准日影, 但說「不曰冬至」的理由是「不履端於始」卻不對。 左氏僖公五年之文亦稱冬至為「日南至」, 卻是「禮也」。不用「冬」字,是因為日南至原本 在「春」,那時並無「冬至」之名。可見東漢人不知四時概念演變。 與三正論同時,還有鄒衍的「五德論」。必須重視鄒衍這個歷史大人物,他被近現代天文 史學忽視了。司馬遷曆書提到的前代天文曆法大家,除了荒渺難求的重和黎,就「獨有鄒衍」 了。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以陰陽家序於首位,蓋因司馬氏乃疇人世家,也是陰陽家,而陰陽家之 首席為鄒衍。他的大九洲說實為平天宇宙論,而其曆法著作雖載於漢志,今已不見。鄒衍首倡 五德循環更始之論,秦始皇曾依據這理論認定自己是「獲水德」,又按三正說給自己排為第一 （或第四）,把正月定在夏曆十月（或二月），把三正變成了「四正」。現尚不知三正五德孰 先孰後,兩者必有關聯。這又涉及《左傳》成書年代。無論如何,三正論和五德論都很快成了 歷史陳跡,我們關心的是更精緻的季節制度—二十四氣產生的歷史。 作為歲首的春,從天文的冬至變到農事的開始,這反映了人們對人事和生產活動的重視 壓過了純天文興趣。《漢書·律曆志》述劉歆之言:三正各應天地人,「人統受之於寅初」, 是夏正之統。《夏小正》內容主要是生態和農事,劈頭四字「正月啟蟄」就是生態現象。其書 名用「小」字,意或取其為夏代「大正」之回歸傳承。若此,則書名已表示其為周正之後續, 非夏代古典明矣。 舊的三時概念可能在日常語言中向後延續了很長時間。《莊子·秋水》不早於戰國，其 文開頭一句是「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時至就是按時而至，是符合正常季節的意思， 而依夏曆的四季卻應該是「夏水時至」才是。

　

三.《呂氏春秋》與二十四氣 以往說二十四氣制的發明全是源於農業生產之需, 恐又是「勞動至上」論的簡化思維, 值得商榷。《管子》有「幼官」之篇,其中以十二日為單位,分配春八夏七秋八冬七,共30個 單位360日,各有說詞,似有名又似非名,如「小卯」「中卯」即重複使用於春秋二季。主十月 太陽曆者以此為證,然則四季不等長,且每季皆不得整數月。實則《管子》之文不是曆法,只 不過是一年行事的計劃表而已。但這卻可資證明,當時還沒有二十四氣的概念,若有,管子不 會另立30單位分割之數。如果單從農業之需而言,30分法既已有之,也就無須再立什麼24 分法了。但無論如何,秦漢之際,以夏曆和二十四氣的通行為標誌, 天文的周期,包括月亮的 運行,已被儘可能精確地與農事調合,得使今人稱夏曆為「農曆」。 二十四氣之法,從歷學而言,有絕妙甚巧之處。它是調和回歸年與朔望月數序相關的置閏 法的極好設計。把一年按時間等分為12份,命為「月」,則與月亮盈虧不協。其數為30.44 日,比朔望月29.53日大了0.91日。漢代歷家拿這12個等分節點命為「中氣」,凡遇某一朔 望月中無中氣,就不給這個月獨立編序,而命之為上月的閏月,於是12 個中氣就總對應一個 固定的朔望月序號,如冬至常為十一月。如果再間隔插入12 個「節氣」即成二十四氣,則保 證每月必有其氣,一般有一個中氣和一個節氣,閏月則只有一個節氣。有這樣功能的二十四氣 制是保得陰陽合曆延續兩千多年至今不廢的關鍵, 其發明之功不可謂不大。可是這發明人是 誰? 完備的二十四氣始見於《淮南子》之「天文訓」篇, 這是漢初之作。但當時所行曆法是 《顓頊歷》,據前引陳美東文,此曆始用於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在《呂氏春秋》問世 之次年,這是鄒衍或其後幾十年間的事。那無疑是天文曆法之學發生飛躍的一個時代。陳文 認定《顓頊歷》置閏為歲末,即「後九月」,雖與《左傳》「歸餘於終」之法相合,然而「閏」 字自《春秋》即已行用,此何用「後」字?再說,秦始皇既定下夏曆十月為歲首,而月序之數仍 用夏曆之制,那也不通,「正月」不是一月,豈不與通用語義不合?漢代史官用夏正去改寫舊曆 的「秦正」紀年紀月,難免疏忽差錯，大可細考。 存在一種可能性，即秦歷是以夏曆二月為正月，冬至在十月，恆閏九月。後人說的「秦 以十月為歲首」不是把夏曆的十月當正月，而只是冬至月。如此則秦代和「襲秦正朔」的漢 初史料紀年紀月原本與夏曆僅差一個月，後人作史也就很難辨別了。此說有一旁證[6]：雲南 傣族古歷也是閏九月，今人用漢字音譯其月名，正月為「登景」，二月為「登甘」，其它各月 用數為名,一年分三季。推測傣歷起源當遠紹周秦，其三季制源於西周，秦始皇開邊又把秦 歷推了過去，而有閏九月之法，且以二月為正月(壯族二月過年)。登與正二字古音同，「登 甘」者「正竿」也。到公元638年，又改從夏曆，稱正月為「正景」月，而二月之名「正竿」 依舊。沈括《夢溪筆談》說正月神將為「登明」，其來源可能相同。這雖屬推測，但可備一 說，有待深入細緻地考證。 必須重視《呂氏春秋》所首創的月令之文,其義似《夏小正》而更精密。《淮南子》和《大 戴禮記》都抄襲它的月令之文。東漢末蔡邕專作《月令章句》, 可見其受儒者重視。其書分 「十二紀」「八覽」「六論」三大部。「十二紀」即以十二月各為一紀, 用「孟、仲、季」和 「春、夏、秋、冬」組合為月名。第一個月是「孟春」, 第一句話是天文之事:「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下段說:「是月也,以立春……」。如此樣式,每月之紀開頭講 天文,凡孟月是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仲春和仲秋是「日夜分」,仲夏是 「日長至」,仲冬是「日短至」。四仲氣名皆不用「春夏秋冬」字樣。這大概是因為前此歷學 已有的這四個天文時節之名本不用那四個字, 改變通行術語不是隨隨便便的事。這裡已有了 後來的二十四氣中的八個。注意一年的第一個節氣是「立春」。 順便說,《尚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與《呂氏春秋》:「季秋之月,日 在房」比較,二文太過相似。如果以「季秋」為命月之詞只出於春秋中後期,且此月當呂氏之 時而日在房,則《尚書·胤征》之文何可信耶? 其文之「辰」只能是引用《左傳》「日月之會」 之義,「弗」字或為錯訛,或有別解。抑或指羲和失職,誤報為「弗集」,其「乃」字語氣也合 適作此解。 後來,歷家有了區別「歲」和「年」的說法。紀史用「年、月、日」 ,月是朔望月,一年 當然是從正月初一起始。而天文學的「歲首」卻是冬至。如果按舊法, 冬至月為正月,也就 不必區分了。說到這裡,就聯繫上前文「中氣」和「節氣」之別,冬至是中氣,立春是節氣。 究其源,或在二十四氣之前。如僅有《呂氏春秋》的八氣,則凡「四仲」之氣(二分和二至) 皆在一季當中;「四立」之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若以月分季,則皆在一季初或上季末, 若以氣分季則正當兩季之節,其名用「立」也是一季開始之義。是則呂氏時乃每季二氣,各分 中節,若以中氣不在仲月而置閏,則閏皆在孟。進一步,為要把置閏更精確到每個月,就還得在 這八個氣之外加十六個氣,即得二十四氣置閏法。而這外加的十六個氣也被依其在置閏法中 的地位功能,與四仲和四立異同,分命為「中氣」和「節氣」。 依此分析推度,則《呂氏春秋》 暗示了「八氣閏法」, 二十四氣法之產生也只是其後不久的事。 與《顓頊歷》之始相關,還有個「甲寅元」的問題[5]。從秦王政九年改歷就顯示歷家偏 愛用甲寅作曆元的傾向。對此,有兩大事實可作解釋:第一是太陽所在, 以冬至點為「子正」, 則立春為「寅初」;第二是立春日斗柄指地平之寅, 柄體也在天空子午線東側寅區。可見, 甲寅元之興,是作《顓頊歷》者依天象特徵改「甲子」為「甲寅」, 以此強調其相對於舊周 正制的革命性。莫紹揆說[5]:那是秦始皇改歷之初「一時很難找到子年子月子日子時冬至的 曆元,但碰巧有寅年寅月寅日寅時立春的曆元,具體說來是:(秦始皇前120年的)甲寅年甲寅 月甲寅日甲寅時立春的曆元, 這就是顓頊歷所以採用立春標準歷的原因。」 他把原屬涉及 面大得多的夏正與周正沿革問題歸之於秦歷初建的偶然性事件,況此所謂「碰巧」也難說是 真,更解釋不了他說的「當時甲寅元的聲望非常大」。 我們說,夏曆是曆法史上對殷周古歷學的一次科學革命。 其思想動因是追求天地人和 諧。這次革命過程較長,上溯到孔子已見肇始 ,完成於秦漢間二十四氣置閏法之確立,延續近 四百年。三正說和《夏小正》是這些新曆家托古之作,是給新曆法造輿論的。 從四仲到四立, 以至二十四氣,還有甲寅元之倡導,都是為完成歷學新範式努力的成果。

參 考 文 獻

[1]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 《中國天文學史》 科學出版社 1981年 15頁 [2] 陳久金 《陳久金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3 3-30頁 [3] 新城新藏 《東洋天文學史研究》(沈璇 譯) 中華學藝社 民國廿一年 11頁 [4] 《中國天文學史文集》 科學出版社 1978年 95頁,亦載於[2] 之133頁 [5] 莫紹揆 「從《五星占》看我國的干支紀年的演變」 自然科學史研究 17卷1期 [6] 李曉岑 朱霞 《科學和技藝的歷程—雲南民族科技》 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報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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