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轉專制：宋人的政治闡釋學

標籤： 雜談 2015-05-08 12:58 閱讀(16663)評論(21) 逆轉專制：宋人的政治闡釋學

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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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君臣各有義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人硬是認為，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之義。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制的話，經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專制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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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人詬病的儒家話語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看袁偉時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字面來看，所謂「君為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君對臣的絕對權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有什麼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於漢朝儒生整理的經書《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書實際上已經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專制主義的成分。余英時先生便認為，「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於 三綱 說。但事實上， 三綱 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 三綱 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為自漢之後，「三綱」之說確實成為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麼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為臣綱」，並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裡的「綱」，並非指「權威」，而是指「模範」：君有責任成為臣之模範。你看，經真德秀這麼一闡釋，「君為臣綱」哪有半點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含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檢索文獻，就會發現，歷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為臣綱」時，都不是為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中便說：「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系而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眾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權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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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 洪範》中有一句「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一般將其理解為「只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專制的意味是非常濃郁的。

《尚書》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均為漢儒整理，人們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作。不過，《尚書》一直被漢後儒家奉為經典，不管「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造，它都已經成為儒家義理了。關鍵是，後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

宋代已有士大夫對「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之說提出質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庵語錄》上說：「惟闢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徳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過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 惟闢作福，惟闢作威。 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闢作福，惟闢作威」確實是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闢作福，惟闢作威」，則應當舍己從眾，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為「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贊成者，君主遵從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威就不會被一二權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闢作福，惟闢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專制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麼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為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不但毫無專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當然不是民主政體，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 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當宋寧宗稍露出一點專制的苗頭時，朱熹馬上便毫不客氣地向寧宗提出抗議：「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在朱熹看來，政事若任由皇帝專斷，即使皇帝天縱英明，決斷皆合事理，也不是「為治之體」。

如此說來，蘇軾從「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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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意思是說，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不必否認漢代復興的儒家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wrong）」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閣制的法理基礎，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徵，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託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在的問題是，這裡面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與「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相近。司馬光這麼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君主，那麼，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麼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徵化，無為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功名」（「善皆歸於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惡皆歸於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內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專權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為什麼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為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 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的好。

我們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君不名惡」推出「虛君制」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麼說的：「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再經宰相蓋章副署，才可以發佈於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

通過前面敘述，我們會發現，宋人心儀的政體，是君主統而不治，作為道德、禮儀的象徵垂範天下（因而需要強調「君為臣綱」），以宰相為首的執政大臣負責具體施政，並承擔行政責任。這樣的政體，雖然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閣制」的雛形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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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為臣綱」、「惟闢作福，惟闢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專制的觀感。但經宋人一解釋，其專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變成了強調君主責任、限制君主專權的意思。而且，整個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 這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我堅持認為，闡釋比原典更重要，原典只是凝固的思想史，闡釋才是活的、動態的思想史。闡釋使原典不斷獲得新意義，使原典的思想與時俱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著生命力，就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允許質疑，允許爭鳴，允許闡釋，允許推陳出新。

（原載5月7日《南方周末》。插圖：向春。歡迎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