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革命為什麼不可輕言

金雁：革命為什麼不可輕言 ——從《路標文集》看俄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 (*北京時間2008年10月07日 轉載) 《南方周末》俄國知識分子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既狂熱又焦躁，過分熱衷於政治、過分崇尚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政治活動的目標與其說是將一種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說是消滅一種信仰的敵人，將世界強行納入自己的理念 。對《路標文集》，我們過去持簡單否定的態度，說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們與解放運動決裂」。但實際上它的內涵是很豐富的，反映了俄國現代化過程的兩次大轉折（1917、1991）中傳統文化的時代性尷尬，突顯出俄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深邃與自我反省等特點。正因為如此，該文集在劇變後的俄羅斯多次再版，被認為是從思想上和傳統文化根源上探討蘇聯體制形成的最權威的著作，甚至被譽為「俄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經典的代表作。 事實上，遠在1905年革命以後，別爾嘉耶夫等人就開始反思政治激進主義。總體而言他們認為，「革命」會造成人類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會震蕩減到最小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是上策。對於二十世紀三次俄國革命的反思，他們認為僅僅從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狹義的社會學」層面分析是不夠的，只有從俄國知識分子整體發展史進行梳理，上升到靈魂深處挖掘，才能找到俄國問題的根源。極端主義是俄國的文化傳統 別爾嘉耶夫等人認為，在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進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著密切聯繫。由於專制國家的農奴制壓迫形成的社會鴻溝，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 「社會責任感」和「力求極端」內在衝動的特點十分突出。17世紀宗教「分裂運動」後，民間出現了一批不認同官方思想的人，他們認為沙皇代表的俄國不是真正的東正教國家，而是一股玩弄權勢假宗教之名控制國家的惡勢力，因此作為分裂運動的傳人，「他們把不認同現存制度、質疑官方教義作為終身目標，就註定了必然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特有的「分裂」氣質與周圍的環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們往往持一種極端偏執的行為方式，在文學創作中流行極端的表達方式，激情既是創作的原動力，也是極端化的催化劑，當然也只有依賴于思想的狂熱和自我沉醉，他們才能經受住迫害，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生存下來。 這種絕對形式是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由於俄國的分裂運動和國家的專制主義壓迫，急躁、激進的情緒一直存在於文化階層的大多數人之中。19 世紀40年代以文學批評為主導的整個過程都過於政治化了，與沙皇政府相對立而產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義、無神論，充滿了絕對化的血腥和虛無主義的無根基性，他們把文化這種民族的精神支撐物，隨意地和統治階級話語霸權綁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為武器。文化激進主義典型的口號是「不要調和！」它與社會激進主義遙相呼應，爭相與溫和、中庸對立，從否定國家到否定一切秩序。於是俄國思想史上興起了「旋風效應」，向激進主義每邁出一步，就伴隨著更加嚴厲的批判與否定，否定過程導致文化連續性的中斷、裂變和不斷重組，使俄國的傳統文化缺乏穩定的連續性，進而導致思想界視野的縮小。統治階級對知識階層打壓和禁錮，賦予了思想家蒙難者聖徒般的光環與榮耀，進一步促使青年人對激進主義產生更大興趣，促成了革命黨情結。沙皇出於維護自己利益和對革命的懼怕，嚴酷鎮壓革命者，進一步導致革命情緒和行動的高漲，於是形成緊張對立的惡性循環。 正是這種極端化的思維模式，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專制管理形式，世俗化資產階級社會的難以獨立，以及自由資產階級軟弱無力等特點。因此，俄國歷史上西化與反西化、革命與反革命、改革與反改革，都是用激進方式進行的，對立雙方一直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雖說處於統治地位的沙皇政府要負主要責任，但文化激進主義無疑是民間的社會矛盾導火索。從此，妥協、讓步、協商、秩序、保守、溫和、法律這些原來的褒義詞，都成了罵人的話，使對立兩極再沒有迴旋餘地。民主化的優良品格：光明磊落、相互信任、善於妥協、寬容大度等等越發沒有用武之地，這些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特徵為社會所不容，經常遭到左、右兩端夾擊，陷入「兩頭茫茫不到岸」的境地。 激情導致的衝動可以產生很大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後又會造成蔓延社會的失望與頹廢。所以至今有人斷定由於極端主義傳統所致，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俄國一開始就是烏托邦式的，在很多情況下它只是一種形似而質異的假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只能是知識分子的小團體，而「俄國的群眾運動永遠都不會成為社會民主運動，哪怕是『帶有俄國特色的』。俄國左派若想成為有影響的力量，他們肯定是激進的。」文化激進與「革命崇拜」 由於社會變革時期改革的「不公正性」，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與民眾本能的社會激進主義以驚人速度完成了嫁接，這是因為知識階層在上層改革需要糾偏的情況下缺位，以及民粹大潮湧起時草率的引導，促成了民眾的政治情緒和社會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會情緒「激進化」和「雅各賓化 」，政治緊張、民族緊張和社會緊張極大加劇，它像膿瘡一樣在俄國社會積存了數十年，等待著瘡口破裂的一天，給民粹主義化的激進黨派提供了趁亂而起的機會，因為他們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則不具備感染民眾的能力，「在革命風暴中，採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是永遠無法獲勝的」，民主原則對動蕩的革命時代不適用，民主本來就是妥協的產物。俄國卻以「革命崇拜」來辦一切事情，把「妥協」地相互退讓看作是最缺乏「革命性」的表現，在充滿不可調和的二元對抗中，寧肯同歸於盡也不求「雙贏」。鬥爭時代總是那些採取極端手段的人、熱衷於鐵腕的人可以獲勝，只有專制才能結束混亂和無政府狀態。 所有這一切，促使擁護激進變革的人紛紛走上街頭。戰爭失敗又加劇了社會結構的瓦解，動搖了政權的權威，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把同舊時代有關的規則當作嬉笑怒罵的對象，各種積怨都可以公開發泄。由於歷史色盲症的互相傳染，人們改變了對暴力的態度，通常認為刑事犯罪的事情現在都成了讚揚的對象，恐怖活動被賦予贖罪祭祀的職能。復仇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社會已不再區分死亡和謀殺的界限。在「不能戴著白手套幹革命」的口號下，可怕的無政府主義的普加喬夫效應全部被釋放出來。在這一系列鏈條當中，初始的文化激進主義負有一定的責任，因為它的先導宣傳與後來的社會動蕩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一個鏈條過程。 產生後來的巨變的歷史背景與理論支撐是複雜的，不能說它是文化激進主義的直接產物，但有一點很清楚，沒有19世紀後半葉起在所謂的「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中間培植起來的精神氛圍，政治激進主義就不能出現。正是在政治激進派中間，普遍讚賞法國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認為群眾對「壓迫者」和「革命的敵人」實行政治上的極刑是人民神聖的權利……國家的落後和拒絕改良在政治激進派那裡都變成了優勢，只要有助於社會矛盾的激發都是他們樂於看到的，甚至駭人聽聞的災禍——世界大戰都被看作天賜良機，政治激進主義是這些情緒的集大成者並成了毀壞過程的催化劑。廣場式的嘩眾取寵最能得到群眾 批判「道德虛無主義」是俄國文化保守主義要完成的第二個任務。他們發現長期以來的歷史總是教人學壞，在反對美學「暴動」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質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羅斯傳統的聖徒精神被拋棄，不擇手段的「小人」總能戰勝善良的「君子」，惡行能大行其道，良知與善的聲音總是那麼膽怯、那麼低啞、那麼不自信，愛遠遠退位於恨，誰要是熱愛上帝，即便他沒有妨礙任何人，他也會被認為是民眾的公敵，宗教成了反動勢力的必然延伸。誰要是熱衷真與愛，他就會被懷疑對民眾的幸福漠不關心，誰要是致力於創造性的純粹文化研究，他便會被歸類於不齒於人類的「反動學者」與「養尊處優者」，有教養、有文化則被譏諷為「脫離了人民 」，以至於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大文豪都認為，「俄國上層文化的主要錯誤在於脫離了人民」。他們一生都具有被底層拋棄的負罪感和孤獨感，竭力表現自己的親民形象。知識階層在「拜民主義」的社會氛圍內，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棄了做人的底線。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說從絕對主義中衍生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在俄國造成的影響，這種人格的變異和心靈扭曲一直沒有得到系統清理。 從民粹派開始一直在宣傳這樣一種理念：社會進步高於個人的自我完善，整體的利益、崇高的目的與個人道德操守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這二者是不同步的，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宏大敘事中被拋在一邊。從涅恰耶夫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達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礙，那麼「以惡達到善」是不會受到譴責的，因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的」。於是，政治上的輕率與摒棄道德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為放棄自我完善的道德淪喪找到一個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怪不得還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就稱涅恰耶夫「原來是個普遍的流氓」。 廣場式的嘩眾取寵的激進比賽，很容易造成更純樸、更敢作敢為的印象，對於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小人物來說，總是願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災難和外部的強力聯繫起來，對於現狀總是存在著一種絕對完整的觀點，這種心理習慣於推卸掉個人責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眾運動中快速翻身，於是「印象主義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離開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熱的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政治激進派，而這些人恰恰不是從民族國家的長遠發展著想。俄國為暴力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斷層是無法想像的，革命打碎了舊世界，同時也毀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積累，新世界只能在蠻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築。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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