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

01

西方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等人在風險社會

研究領域有過許多精彩的研究和論述。貝克認為現代社會的風險與傳統社會的風險有本質的不同，它主要是由科技文明與人為因素造成的，是由於人類知識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引起的不確定性造成的，是工業現代化發展模式引起的現代性危機。貝克認為，現代性已經使我們的社會由工業社會轉向於風險社會，社會問題的核心議題和焦點也從財富分配轉移到了風險分配，「不平等」的社會價值體系已為「不安全」的社會價值體系所取代。

02

現代社會中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啟蒙時代以來的進步觀念推漲了人類對理性的自信；二是確定性知識圖景在不確定性的社會中凸顯自身知識的困境。就第一個方面說，儘管19世紀以來已經對現代性進行了顛覆性批判和否思，但是並未能徹底抽離理性的根基，目標、發展、增長、進步、改造這些突出理性自信的辭彙依舊頻繁出現在很多國家的政策中。在國際競爭體系中，為了贏得某種優勢，常常不知不覺地在經濟科技發展領域放縱政府理性，致使人類社會一度生活在核戰爭、生態與糧食危機等不安全因素中。

第二個方面是第一個方面的認識論基礎。正如普利高津、沃勒斯坦等學者所指出的，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劇和科學理論本身的自我突破，人類所依賴的知識也陷入了危機。經典物理學所奠定的現代知識體系是一種機械的、線性的認識論範式和確定性知識體系，而相對論、概率論、熱力學等科學理論的出現顛覆了牛頓經典物理學範式和知識大廈。

03

就行政管理來說，

政府一直習慣於在確定性思維的引導下從事目標明確、以效率為主要追求的管理行為，政府的外部社會評價、內部績效考核都是以目標、效果為主要內容，政府本身的官僚理性在持續的合法性支持之下也容易被放縱。近些年被大量引進政府管理的量化管理，將行政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管理統統納入「科學管理」的範疇，實際是一種極致的確定性管理行為。政府一直極為確定地認為自身是行政管理的唯一權力中心，認為只有政府才能解決管理問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幫助市民實現最大幸福。對於其他社會主體極不信任，也採取制度措施排斥社會主體的參與。

04

然而，20世紀以來，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體制的政府

在政府管理上都或多或少地犯過錯誤，有些錯誤給國民帶來非常嚴重的災難後果。這些錯誤也多少都能看到某些政府在決策中被放縱的個人意志、對科學管理的狂熱崇拜、對國民權利與苦難的冷漠、對非政府主體的壓制與排斥，體現了不同形態的官僚理性和官僚做派。人類也只有在經歷許多的磨難之後才徹底認識到政府絕對理性的危險性，開始從理論上和體制上進行反思和重建。

新的公共行政理論論證了政府不應只是追求效率和目標的行政機器，而應當是促進社會公平的公共行政；政府不再是行政管理的惟一權力中心，而是應當容納多種社會主體參與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架構；政府不僅要從企業學習如何更好地服務，也應夯實基層社區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實現公民為公民服務的自治機制；政府決策應引進更為綜合的決策機制，使技術性決策受制於倫理性討論，使政府重大決策更為慎重、穩妥。

05

如果說人類在預測和防範自然風險方面的確能力有限，

那麼人類在面對人為製造的風險時也同樣力有不逮，對人類知識、技術、智慧的考驗也越加沉重。著名的災難片《後天》所展現的就是人類行為對地球大氣環境造成破壞之後產生的嚴重氣候異常和天氣災害，電影的言外之意很明確，即在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繁榮景象的背後，潛藏著隨時可能爆發的風險。這種現代風險不僅對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示人類應適當約束自身的行為(尤其是政府行為)以免環境繼續惡化風險累積。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長期的一體化領導體系和計劃經濟思維的確應該對政府過度的理性自信有所警醒，應從這些安全事故中汲取深刻的教訓。至少在公共管理學者看來，當前我國政府的安全管理體系存在不少問題，應及時更新行政人員的公共管理知識，重建安全管理體系。

作者系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