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叢林隱士與城市隱士

中國早有隱士。傳說堯時有隱士善卷，居洞庭有善卷洞；商周時有隱士匡廬，居廬山，故廬山又名匡廬。

古人之所以會採取隱居方式，除了追求生活的自由外，也往往與為了全身避害有關。當他們一旦感到政局紛亂、社會動蕩、世道險惡、人情詭詐時，就會萌發隱逸之想，於是匿跡林泉便成了一種選擇。

然而隱與見，出與入，並不是絕然對立，互不相容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教導，他們的兼及正反兩面的處世方法顯得比其他哲學更有智慧，更靈活，更全面。

由於提倡積極入世、有所作為，儒學是傾向於世用，講究兼善天下的。對於讀書人、知識分子和士大夫來說，學以致用，畢竟是積極的人生態度，當儒學被漢武帝奉為正統的哲學以後，求取功名更成了一般學人士子的奮鬥目標。隱遁高卧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對大多數出仕者來說，為了養家糊口，為了建功立業，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會走上這條道路的。

那麼，充滿了功利性目的的世用不是「物役」、「塵勞」嗎?那些一向自鳴清高的士大夫又是如何身居朝市，卻能勘破囂崖利藪，出淤世而不染，保持清白的名節的呢?原來，他們對這一現實的矛盾想出了解決的辦法，即居官而少問事，任職而多偷閑，這就是魚與熊掌兼得的兩全妙法——朝隱。

西漢已有朝隱的概念，揚雄《法言·淵騫》說:「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稱春秋時魯國大夫展禽(即柳下惠)為「朝隱者」。

事實上，漢武帝時身為朝官的司馬相如曾稱病不問事，既可獲俸祿名聲之利，又可得林泉逍遙之趣，便是朝隱的典型例子。

晉人隱逸之風大盛，晉王康琚作《反招隱》說，「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認為隱居在山野僻壤的高人不過是小隱士而已，居於朝廷與市肆的高人，尤其難得，那才稱得上是大隱士。此論得到了鄧粲的響應，他進一步肯定:「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晉書·鄧粲傳》)

這些說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對那些棲身於官場而又追慕高邈氣度的士大夫階層。

但是朝市喧囂如何清虛隱逸，說說容易做起來卻難。像採用漢人司馬相如以病相推、晉人嵇康唯酒是耽等方法，終非長策。所以，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提出了一個改良的方案，他說：

大隱住朝市， 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 隱在留司官。

似出復似處， 非忙亦非閑。

不勞心與力， 又免飢與寒。

終歲無公事， 隨月有俸錢。

……

人生處一世， 其道難兩全：

賤即苦凍餒， 貴則多優患。

惟此中隱士， 致身吉且安。

窮通與豐約， 正在四者間。

遁跡于山野，做名副其實的隱士，冷落太過，凍餒無時;混形於京官，又囂喧難熬，心力耗磨，最理想的方式是介於大隱和小隱的中間，即他所謂的「中隱」，在地方上(他在這首詩中舉例說如陪都洛陽)當個閑官，這樣便可避勞免飢，優遊卒歲了。他另有一首《閑居》詩，內雲「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恰可作中隱之說的註腳。

可見，與世用相對者，並非惟隱遁一途，燕閑也是方法之一。對那些難脫宦海的士大夫來說，莊子之游既高且玄，只可艷羨，無從附著，而古代人想出來的「朝隱」、「中隱」的實踐，卻拓出一片天地，從而將那逍遙的遊歷降到能真實感受的生活層面上來，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只要你能散漫而疏放，心凝而形釋，身邊的花木泉石、琴棋書畫，都可成為精神上擢拔高蹈的憑藉。